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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06 | 1 前 言
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动乱，继而在北京演变成为一场暴乱。这是一场关系到 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在
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
乱。15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今后的历史必将更加证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和
必要的。
发生这场动乱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小气候所决定
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要发生的，而且早来比晚来要好。
所谓国际大气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
，“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妄图在世界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出现过它的辉煌，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像。“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斗争席卷全球，新老殖民主义者
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好景不长，进入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由于
内外政策的失误，致使 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而在一些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加上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全 使社
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力有明显的提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上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给 西方实行“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
。
所谓中国的小气候，是指在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泛滥。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
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 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
致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致使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制度
丧失了信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把经济建设作
为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中心，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开放 ，都已经取得明显的成绩。但
是面对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国共产党的两任总书记都采取支持和纵容的态度，没有做到
“两手都要硬”，而是改 革开放一手比较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比较软。在经济
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如物价上涨过快、官员中出现腐败现象等，引起广大 群
众的不满。这些都为这次动乱的产生制造了温床。
动乱是从北京发生学潮引发的，继而发展到全国。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
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为什么能从学潮发展到
动乱，进而发展到暴乱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动乱采取了纵容和支
持的态度，破坏了党的团 结，造成思想混乱，使党丧失了战斗力，并使一些不明真相
的人卷了进来，以致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这国家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邓小
平同志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和伟大政治家的气魄指出动乱 的实质，支持中央采取果断决
策。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等同志，在平息这场动乱中起
到关键性的作用，为国家 的存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
安民警为平乱和平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一些朋友多次 提
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政府可否用和平的方式，通过与学生对话来达成谅解，以避免使用
武力？的确，中国政府在学潮乃至动乱发生后相当长 的时间内，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和冷静的处理方式，表示接受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试图通过对话来平息动乱。但动乱
的幕后指挥着不允许学 生这样做。他们希望把事态弄得越大越好，局势越乱越好，甚
至不惜以发生流血牺牲来扩大冲突。西方的敌对势力，竭尽造谣煽动之能事，对 事态
的扩大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人问，在平乱中是否可以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党和政府
确实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即使在天安门广 场完全被戒严部队控制的情况下，
还同意让滞留在广场的2000多人和平撤退，尽管其中有许多搞动乱的头目，政府也都给
他们放了一条生路。 事实上，流血事件是发生在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过程中
，遭到暴徒的袭击，戒严部队官兵和武警战士的生命安全遭受到严重损害情况 下，才
被迫自卫还击的。带头向戒严部队袭击、放火、烧车、开枪杀人的，大都是一些社会渣
子、地痞流氓、刑满释放分子，以及从外地进京 不明身份的人，真正的学生只占极少
数。
由于在这场动乱中卷进去的人很多，有党员、干部、学生和市民，大都是不明真相，上
当受骗的。动乱平息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严格区分两 类不同性质矛盾、以教育为主
的政策，团结了大多数人，使他们能够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场动乱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
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高 层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错误态
度和错误决策。其次，对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任其扩大，以至
于难以收拾的地步。再其 次，要善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党是执政党
，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及 时
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人民群众相信党和人民政府，始终站在党和人民政府一边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 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
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措施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在平息动乱和暴乱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三届四中全会。全
会批准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了赵紫
阳的总书记和其他职务，选举组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其中最重要的一
件大事就是，全会一致 选举江泽民同志为党的总书记。从此，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诞生了。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
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任总理。我直接参与了处理这次动乱和暴
乱的全过程，并且坚决站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正确路线 一边。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
有关这次动乱的事实写出来，作为最重要的历史见证，留给我们的党和人民，特别是留
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 级领导干部，以供参考。
我这本书暂定名为《关键时刻》，副名为《李鹏日记》。这本书是以我1989年4月15日
至6月24日71天的日记（文中每节黑体字部分）为主线， 并参考我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
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成的。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还
有若干动乱期间的照片， 一并载于本书，面向广大读者，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这段历史
的了解。
李 鹏
2003年12月6日初稿 | m********y
发帖数: 21909 | 2 第一章：从学潮到动乱
（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
【内容提要】
第一章记述了从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在北京乃至全国所发生的事件。4月15日，中
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病去世，在北京高校引发了 学潮，学潮很快发展到破坏社
会正常秩序的混乱局面，并波及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4月25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
出：这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
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由于邓小平同志讲话在领导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
巨大威慑力量，也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学生采取了 极为克制的态度和耐心的说服
教育工作，同学们开展了多次对话，使得学潮和动乱开始缓和并可能逐渐平息下去。尽
管在5月4日中国青年节， 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再次举行了游行，但是游行组织者迫于当
时的形势，已感到坚持罢课、上街游行对他们不利，所以，就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宣 布
：“从5月5日起北京市高校全部复课。”这个宣告就是这次学潮即将告一段落的重要标
志。
胡耀邦逝世
4月15日
上午，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然后出席冈山县的仓山市政府为我们举行的宴
会。席间，李肇星向我报告，胡耀邦在今天清晨病逝。 我让外交部向北京何时，胡去
世消息得到证实。
我和钱其琛、郑拓彬等商量，访日已近尾声，不必中断。在答复记者提问时，我说“感
到十分悲痛”。
我虽然不赞成胡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甚为密切。胡是一个品德高
尚、守纪律的人，他对干部年轻化做了不少工作。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应日本国首相竹下登的邀请，从1989年4月12日开
始对日本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行的除我的夫人朱琳同 志外，还有钱其琛外长、郑
拓彬外贸部长等重要官员。
今天，我们结束了在东京访问的日程后，由日中经济协会最高顾问冈崎加平先生陪同，
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冈崎先生是大桥西岸 高松县人，4月16日是他92岁生
日。他不顾高龄，热情陪同我们到外地访问，诚挚之心实在令人深为感动。
参观大桥后，我们出席冈山县知事为我们一行举行的午宴。席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
肇星向我报告，说日本新闻社接到北京来的消息，胡耀邦同志已在今天清晨病逝。这个
消息来得太突然，实在令人意外，难以相信。
胡耀邦是4月8日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北京医院的。那天上午9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
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 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
》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决定稿的说明。大约10时
左右，李铁映的说明尚未结 束，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匀，双手发抖。耀邦很吃
力地站起来，对赵紫阳说，我很不舒服，请允许我退席。赵紫阳当即点头，说“你回
去吧”。耀邦离开座位，慢步向门厅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耀邦有心脏
病，这很可能是心绞痛的表现。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 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
同志从随身带的保健盒中拿出两粒硝酸甘油，由在场的工作人员给他服了。这时，中央
保健处的牛康处长和医生 们已赶到，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症状，病情十分危急。随后
，北京最著名的几位心脏病科专家：协和医院的方圻，阜外医院的陶寿琪、陈新正和北
京医院的钱贻简均先后赶到。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妨碍医生们的抢救工作，也退出怀仁
堂，改到勤政殿去开会。待胡耀邦的病情稍为平 静一点后，于下午2时用救护车把他送
到北京医院。
4月9日上午，我到北京医院去探望耀邦同志。主治医生钱贻简告诉我，耀邦的病情已趋
于稳定，但他的心肌坏死面积过大，一种判断心肌梗塞 程度的指标－－血液中的肌激
酶CPK，正常值在50以下，而耀邦的CPK已高达3000之多，仍处在危险期。在医生的允许
下，我进入病房探望了耀 邦同志，看上去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他
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当总理后办事稳当，各方面反映不错。”我劝他要安心治病 ，
一定要与医生配合好，不会有危险的。他的夫人李昭同志还特地嘱托我劝劝耀邦同志，
要按医生的要求，在病床上小便和大便，不要下床。 耀邦对此很不习惯，执意要下床
大小便。这在心肌梗塞危险期，特别是前七天是绝对不允许的。这话我也向耀邦说了，
当时他口头上也答应了 。
时候我得知，事情就话到北京核实。十多分钟后，李肇星来报告，耀邦去世消息得到证
实。当他在宴会上公布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一时间，在宴会厅内中日双方人士都沉浸
在悲痛之中出在七天之后。第八天早晨，耀邦开始执意要下床大便，医生不同意，仍在
床上大便，但因用力过 猛，造成心脏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亡。去世时间是8时25分，家
属、医护、警卫人员都在场。耀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随我访问日本共同社记者 传来
的，我还不大相信。我立即让外交部新闻司长李肇星打电。耀邦当总书记时访问过日本
，平时为中日友好事业做过许多事，有许多日本朋 友，知名度比较高。我当即和钱其
琛、郑拓彬以及朱琳等同志商量，是否要中止对日访问，立即回国？大家都认为，明天
是我访日的最后一天 ，还是有始有终为好，不必因耀邦去世而中断访问。宴会结束后
，一出大厅，我被一大群中外记者包围，记者问我对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评论。
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忧伤，说了一句话：“感到非常悲痛。”
4月16日
下午4时，从福冈登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访日观感。
6时29分回到北京，姚依林和吴学谦同志来接。因耀邦同志的去世，北京有的大学不安
宁，主要是北大。
下午4时，我结束了对日正式友好访问，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来福岗机场送行
。
下午6时20分，我们乘专机回到北京，姚依林副总理和吴学谦副总理到机场来迎接。依
林同志告诉我，因为耀邦同志去世，北京有几所大学不太 平静，一些学生张贴了小字
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矛头直接指向邓
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学中， 北京大学这种现要多一些。
中共中央已发表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讣告，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 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
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和耀邦同志工作
关系甚好。在他担任总书 记期间，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国各地视察。1986年夏天我陪
同他访问过欧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思想敏锐，办事雷厉 风
行，对同志热情，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也发现，他有些想法脱离实
际，感情容易冲动。他早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建国 以后长期主持青年团工作，因此
不太熟悉经济工作，但又经常对经济工作作出批示，这也许是他致命的一个弱点。他从
组织上和思想上对“文 化大革命”拨乱发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
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1986年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文件时
，耀邦对是否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不明朗，受到邓小平同志批评。由于
他对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够坚定，导致 1987年初学潮的发生而犯了错误。同年1
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
。
4月17日
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听取对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决定的意见。
有五位同志发言，有些话说的比较尖锐。有的对在大学 开设思想教育课不以为然，有
的谈了经济和教育的位置问题，也说要认真总结40年教育经验与教训，本质上是教育救
国论。
下午5时半，秘书送来一些简报。看来北大闹得比较凶，政法学院也有200余人到天安门
送花圈。
经过五天的对日访问，日程很紧张，我虽然已经相当疲劳，但仍决定去参加中共中央召
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
定》草案稿的意见。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周谷城、丁石孙、雷洁
琼、孙起孟和陈明绍在会 上相继发了言。发言都是围绕小平同志在最近一次就教育问
题的谈话，讨论对教育工作看法和意见。小平同志在今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穆 塞
韦尼时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
对小平同志讲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言的人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强
调要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党和政府要加强对教育的领导；有的人激烈呼吁要解决
教师待遇偏低，增加 对教育的投入；有的人谈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主张教育优先，
认为只有教育上去了，经济才能上去；还有的人提出对大学政治课内容要进行 改革，
不必专门开设中共党史课，只要在中国近代史中设一章中共史即可。我认为，他们的发
言不乏好的意见，但是，都没有抓住小平同志讲 话的要害。而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
误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学生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的照片，花
圈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心里顿生疑 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人民
日报要鼓励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这使我想起1976年“‘四•五’天
安门事件”，广大军民为悼念周 恩来总理逝世自发送花圈。那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
命”的错误，针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来的。现在党中央和政府执行的是邓小平同志
制 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与“四人帮”所作所为
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党报为什么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 于煽动更多的学生去天安
门广场，其后果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下午，秘书送来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简报，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师生对耀邦逝
世的态度。
北大有的学生反应相当强烈，政法学院有200余人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说是看
了人民日报才来的。10余名外国驻华记者前来拍照、录像 和采访。“美国之音”对学
生游行迅速作了报道。在北京已大有再度发生学潮之萌芽。
冲击新华门
4月18日
上午9时，去紫阳同志处，谈学生上街问题。我主张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紫阳同志认
为，目前只能正面引导和劝说，只要不搞打砸抢，就不激 化矛盾。
中午，还找了杨尚昆同志。他认为在开追悼会前只好如此（不能不允许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灵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将灵
堂开放两天，让群众瞻仰遗容。可不开追悼会，理由是 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开
追悼会已昭告天下，如果不开恐怕造成更坏的影响。
学生开会的口号矛头针对邓，也涉及赵、李，中心是对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结论。
数千人深夜冲击新华门，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上午9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赵紫阳同志办公室，讨论对学生上街游行，悼念耀邦
同志的问题。我主张中央应该对这类活动有一个明确的态 度，应该通过加强思想工作
，引导和制止学生这种自发的悼念活动，以避免出现社会的动荡。我特别强调，现在中
国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经 济上有困难，群众也有不满情绪，学生问题如果处理不当
，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矛盾。赵紫阳通知说，中央已决定耀邦治丧办公室由乔石、温
家宝主持。我提出，由于治丧活动与高校学生有关，建议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也参加治
丧工作，以便统一协调有关悼念活动的事宜。赵紫阳同 意李铁映同志参加治丧工作，
但是对于学生自发的悼念活动加以引导和制止的问题，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赵紫阳说
：“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 ，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赵紫阳大有放任其自流
的味道。这就表明，从悼念活动一开始，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游行的问题上就存 在
分歧。
开完会后，我到姚依林副总理办公室，向他了解在我访问日本期间国务院工作情况。我
们还对由于耀邦同志逝世所产生的问题和形势交换了意 见。我们两人的看法一致，认
为学生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大规模学潮。
我找李铁映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来谈话，要求他们密切注视悼念活动中社会上特别是高
校学生的动态。
我还到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商量如何才能处理好学生上街游行
问题。杨尚昆说，对学生的行动要提高警惕，但为了缓 和矛盾，在开追悼会前，允许
学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在小灵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忆往事，历
历在目，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我不禁热泪泣下，向耀 邦同志遗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
悼。耀邦夫人李昭对我说：希望把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这是他五十年代担任青年团
中央书记时期，亲自倡导 、亲子培植，在鄱阳湖畔建设的一座农垦城市。他对这片土
地和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昭又代表家属提出，希望把耀邦同志的遗体公开 开
放两天，供人民群众瞻仰。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
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我思量，这不是一个 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
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人以可乘之
机。耀邦一生忠于党， 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
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4月15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布，在人民大会堂 为耀
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通知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
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 央已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
以改变。
李昭同志与我在北京共事多年，她担任纺织局长，我担任电力局长，经常在一起开会、
议事，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段困难的岁月。她 是一位忠厚、善良，又讲原则
的老大姐。此时此刻她悲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她提出瞻仰遗体这样的要求，却
又令人不可理解。
今天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学生不断增加，已达到3000余人。学生喊的口号矛头
针对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到赵紫阳和我。中心一条是要 求中央对1986年反自由化决定
导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有的学生头头公开提出要为耀邦平反。悼念游行活动
的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到晚上23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涌
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
次日清晨零时20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
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凌 晨4时2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
新华门发布了通告，说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广播后，聚集在新华门前
的人群逐渐散去。这是一 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新华门
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
击新华门。
4月19日
温家宝来电话，说李昭表态，治丧事宜一切按中央安排进行，就是不再坚持“只搞告别
，不搞追悼会”的意见。
贾春旺说，学生一面游行，一面嘻嘻哈哈，高唱“红高粱”，看不出悲痛之情。
入晚，形势又紧张起来。去天安门的人比昨天还多。新华门前聚集有两三万人。北京市
李锡铭来电话，希望中央有一个明确态度，对闹事分子 态度应硬起来。晚11时半，我
和紫阳同志通了话。我说性质已起了变化，应该马上研究。他说明天研究。至于对新华
门前闹事情况，他说不了 解，只要不打砸抢烧，我们就不采取行动。
各大城市（17个）都有学生骚动，已成为全国性事件，矛头直接对邓。
上午，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李昭同志已向
治丧办明确表示，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一切听从中央 安排。这就是说，她撤回了昨
晚对我讲的要求公开瞻仰耀邦遗容的建议，同意开追悼会。这说明，李昭同志还是顾全
大局，深明大义的人。
安全部长贾春旺来反映北京学生的动态。他亲自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去观察，学生一面游
行，一面互相打闹，开玩笑，高唱电影《红高粱》插曲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莫
回头“，看不出学生对耀邦
去世有什么悲痛之情。这引起我的警惕，说明学生游行悼念胡耀邦是在做戏，与当年人
民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发自内心悲痛的心情，不可同日而 语。
到晚上，形势又紧张起来。今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政府的三条通告，单曲天安门
广场的人比昨天还多。到晚上，新华门前聚集约有2万多 人。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警
戒线，在新华门前喊出”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等等口号，并散布大量反对党和政
府的言论。北大学生王丹 向全国人大递交请愿书，公开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
非等七条要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给我来电话，要求中央对学生上街游行有一个明
确态度。新华门前混乱情况愈演（此处可能有几行未扫 描到）事的行动口号和纲领。
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全文发表座谈会上的发言，并抓紧印刷，要赶在胡耀邦追悼大会
前发至北京。
4月20日
上午，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赵说，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
评价。赵提议悼词中增加“胡对干部年轻化的贡献”。 我提出增加“胡耀邦坚持青年
运动正确方向”。
昨天晚上学生冲新华门。许多同志认为性质正在变化。冲中南海，攻击领导人已超过悼
念胡的范围。决定在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戒严。乔石说 ，要把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
态。赵说，中国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得到世界好评。
我说，性质正发生变化，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党要旗帜鲜明指出真相，把广大群众争
取到党的一面来。我的意见并没有为赵重视。
上午，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并讨论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
会谈的方针。赵紫阳说，耀邦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 对他一生的评价。这个观点我
赞成。我提出在悼词中增加一段话，肯定耀邦关于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的观点，他主
张青年知识分子应与工农 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都是正确的。我的意见被采纳。常
委会通过了这一悼词草案。
常委会还讨论了昨天晚上学生冲击新华门的事件。与会的许多同志认为学潮的性质正发
生变化。
冲击中南海，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同志，已超过正常悼念
活动的范围。为防止学生再次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 等党政要害部门，常委会决定
，今晚开始对西长安街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把闹事学生和群众栏在府右街口之外，追悼
会期间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乔石同志提出，要把学生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常委
会正式确定由乔石、温家宝、李铁映负责追悼会前后的学潮，维护社会正式秩序。 赵
紫阳说：处理学生闹事方针定了，第一线同志全权负责，难免有不周之处，除了问题，
集体负责。赵在常委会上再次提出处理学生闹事的方 针是：“只要不高打砸抢，就不
采取行动。”我针锋相对地指出，学生悼念耀邦活动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目前大多数
学生尚处于中间状态， 但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党中央要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
的真相，把学生、工农和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很遗憾，我的意见没有为 赵紫
阳所重视和采纳。这是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而且是在常委
的正式会议上。
常委会在讨论中苏高级会晤问题时，赵紫阳提出把建立国际新次序作为会谈的重要内容
。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已明确是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 乔夫之间进行。虽然去年字啊
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小平同志亲自定了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是由两位总书记，即赵紫阳和
戈尔巴乔夫进行正式会谈 ，小平同志和我与戈的会晤都叫会见。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
待方案中作了改变，明确提出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为正式会谈，而赵与戈尔巴乔夫 之
间由会谈改为会见。
下午，我找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来谈话。我提出在制定“八五”发展计划和十年规划时
，要同时制定改革的长远计划。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 ，赵紫阳同志对改革无长远打
算，政策多变。国务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老师跟不上赵紫阳的变化，感到十分为难。干
部和群众中流传着1988年 赵紫阳在主持经济工作中唱的“四季歌”：一季度“国际大
循环”；二季度“闯过物价关”；三季度“物价翻一番”；四季度“治理整顿”。
邓小平同志3月下旬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萨维尼时就不点名地流露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
作的不满。邓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 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
带来了困难。这个五难题在三年前就出现了苗头。如果把现在客服困难的措施放到三年
前，问题就不会这么大，解 决起来会好办得多。”
4月21日
晚7时，召开常委碰头会，讨论悼词。
晚8时许，5万学生集中到天安门广场，使原来交通管制计划无法进行。次日晨3时，预
订的清场也无法进行，只能与学生谈判，要他们向东移动 ，空出天安门东侧的汽车通
道。学生答应了。为防止万一，军委调38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共调来两个师，都是老
兵，不带武器，以免发生流 血。
今晚7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耀邦同志的悼词。中央的悼词对耀邦同志的
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根据小平同志意见，没有给予 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
义者”的称号。
晚上8时，5万学生以参加耀邦追悼会为名，提前涌入天安门广场，使原来定的明天追悼
会时要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无法实施。晚上，我一直在 中南海办公室里，观察天安门
的动态。乔石同志在现场直接指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无法进行。
次日凌晨3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为了保证追悼会顺利进行，
要求学生队伍向东移动，空出大会堂东门外的汽车通道， 以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
。学生（此行没有被完整扫描到）
为了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从北京军区调兵力进驻北京，
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1500名 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
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
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 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一名学生告诉记者，这次示威，不过是借吊祭胡耀邦，来表
达他们的不满”，“就是想搞一场民主运动，已有较长 时间的酝酿，胡耀邦逝世只是
一个诱发因素”。
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经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
上午，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顺利进行，杨尚昆同志主持，赵紫阳同志致悼
词。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
治家。”小平同志亲自参加了会议，并向李昭同志表达亲切慰问。追悼会约40分钟就结
束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仍有几万名学生和群众聚集在一起，滞留不走，不知他们呢
字啊等候什么。
追悼会结束后，我从大会堂上车时，碰到赵紫阳同志。我对赵紫阳同志讲，你很快就要
出访朝鲜了，应该再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 学潮的方针。赵紫阳说，常委
都译过了，不必再开会了。他又说，对学潮的方针，一条是追悼会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一条是党和政府与学生 开展对话；一条是谁搞打砸抢，就依法处置。我针对当前学
潮中已发生的几个月则问题要求紫阳同志有个明确表态。我说有些学生要求西方式 的
自由、民主呢，他说这不能答应。我又说，对正在成立的非法学生组织呢，他说那也不
能承认。我试图再次说服他召开常委会，他已不愿再 听我讲什么，匆匆上车离去。
我从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密切注视耀邦同志的灵车一路行动情况。当得知灵车一
路安全通过长安街，到达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遗体火 化后，我才放下心来。
今天上午，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不法分子冲击了省政府大院、省检察院和法
院。防火点燃了汽车、车库和油库，将大街上一家服装 店洗劫一空。陕西省委来电报
告中央称,山西警力不够,要求中央支援.经中央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西安,维
持社会秩序.
今天,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作为历次学生运动的教训,有必要建立新的学生组织”,”朝
着’全国团结学生会’方向发展”.
赵紫阳出访朝鲜
4月23日
11时,铁映来电话,说北京各学校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他希望紫阳主持听汇报.
锡铭也给紫阳打电话,要他推迟访问.紫阳告铁映,已委托 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你们向他
汇报吧.
下午一时半,我请乔石，启立，铁映等听汇报。锡铭，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
的校长或书记也来了。学生不满集中到一点，即追悼会结 束后，有三个学生跪在大会
堂东门外要李鹏总理出来接见，有人说，李鹏答应了，却迟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
奋。治丧小组澄清事实，却 没有任何人说过李鹏答应出来。
下午4时20分，去车站送紫阳。他说，不是简化礼宾吗，你来破格了。我说，破一次值
得，不是说我们不团结吗，送送可现实团结。
晚8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
我要他同去，他同意。
晚上12时，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谣言的问答，我发现一些文字和描述事实上
的漏洞。
我与李锡铭共同商量，问答不发了。发表澄清谣言的问答等于把矛盾引向中央，既然是
利用谣言搞人身攻击，不必上圈套。
昨天晚上7时至今天凌晨，在长沙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在繁华闹市区捣毁了一
批商店，大肆抢劫财物，维持秩序的民警被打伤，数辆汽 车被掀翻或劫走，闹得乌烟
瘴气。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所未闻的一次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学潮伴随着打砸
抢事件，大有蔓延全国之势 。
上午11时，李铁映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
总理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学生代表 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东门
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3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
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 ，以示抗议。由于我在追悼会后就离开大会堂，对那里所
发生的事并不知道。我请铁映同志把这件事经过查清楚，再商量对策。铁映说，他刚
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志，形势紧迫，希望赵
紫阳同志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 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
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
烂摊子”，推给我了，不 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
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也只好挑起重担了。
李希明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
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应推迟出 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
绝。锡铭与我在电力系统共事多年，对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
如何能应付如此错综复杂 的政治局面。我从内行李十分赞成惜命的建议，但他也说服
不了赵紫阳。
下午1时半，锡铭把背景五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带来了，他们是清华，北大，
师大，人大和钢院的领导。我请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 志一起听汇报。他们反映学
生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李鹏总理为什么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呈交请愿
书？据汇报，请愿书共有七 条要求，中心一条是要为耀邦平反。学生代表称，治丧办
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学生，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出来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
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
经过核实，事情是这样的：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
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受学生的请 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
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
理答应出来见学生。
在会上，这件事已澄清了，我要求各校领导回去给学生做工作。几位学校领导认为他们
回校可以对学生做工作，但由他们去讲缺乏说服力。因 此，他们提出要在报上公开发
表一个消息澄清这一谣传。我同意由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出面，发表一个谈话对这件事加
以澄清。李锡铭讲，现在 有点像“文革”开始的样子，市委和学校领导心中都没有底
，有人传说中央有黑手，想借学生闹事打倒谁，现在看，目标可能集中到李鹏总理 身
上。
汇报会结束后，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
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 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
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
为。
下午4时20分，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赵紫阳出访。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
，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 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
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他听后
也未知可否。
形式在不断变化，紫阳一走，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对目前发生的事很警惕。“文
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 整整乱了十年，人民吃尽了苦
头，国家遭受灾难，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
法。在这时，尚昆同志建 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12时，锡铭同志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总理据见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
”谣传的谈话稿。但是锡铭认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权威 不够，要求由新华社发通稿。
锡铭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追悼会是中央主持的，谣传学生是向总理请愿，有北京市来
做说明显然不合适。何况 这篇谈话稿就事论事，也缺乏说服力，可能产生相反效果。
我和锡铭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发了。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
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12时。 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仅向自
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折不扣加以执行，为什
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3月4日，邓小 平和赵紫阳谈话说：“我们搞
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
，什么事也不要干了”， “中国不允许乱”。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
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中国西藏拉 萨
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
抱以纵容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学生请愿书的中
心意思是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为自由平反，这本来 应向总书记提的有关党务方面
的问题，耀邦在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为什么向政府总理提出。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
交请愿书，事前是有预谋 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文化
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
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总的力量把2领导人搞臭
。
上海市委对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一事十分重视，江泽民同志深夜找钦本立谈话，进行了严
肃的批评，要求将这期鼓吹自由（？）
4月24日
早上听“美国之音”，说中国学生抗议警察施暴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民主
自由。今天有34所大学6万余学生罢课。有的占领广
播室，有的夺学生会的权，有的要搞大串联，成立团结学生会，街上也出现了小字报。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谈了形势。他们都同意我们昨天电报采取的三条措施
。万里同意找北京市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工 作。
下午5时，万打电话来，说北京市反映，形势非常严峻，对中央态度不明朗，很有意见
。他建议开常委会。
晚8时，常委碰头会是关键的一次会议。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认为局势严峻，是一场
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 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
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北京市委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我们就
能发动群众，挽回局势。组 织上，通过由乔、胡、李铁映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第一线
处理学潮。接小平同志处电话，明天上午10时去见他。
据可靠消息反映，追悼会结束后，赵下午去打高尔夫球，真是放得下心。
“美国之音”不厌其烦地反复广播北京学生为抗议警察“施暴”而举行罢课，目的是给
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民主自由的消息，大有给学生打气之意。日本产经新闻也为之呐喊
，说什么这是“群众性反体制运动”，在东欧捷克、匈牙利发生过，在中国尚属首次。
在国内也有一些新闻媒 体大加渲染，如科技日报登载《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群行
》，赞扬学生在追悼会前后，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长篇报道。
中央给各地党委的电报已于昨天发出，人民日报也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化悲
痛为力量》，其中指出“如果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就 会给少数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以
可乘之机，危害四化建设的大局”。今天北京有34所大学6万余学生举行罢课。有的学
生占领学校广播室，有的学 生夺了学生会的权，有的学生搞大串联，仿照波兰“团结
工会”那样，成立“团结学生会”，街上也出现了大批的小字报。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同志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征求他们对处理学潮的
意见。他们都同意昨天中央采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 是老北京，曾长期担任北京市
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他主动表示愿意找北京市领导同志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
大胆向学生做工作。
下午5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
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语也是遵照这个集团的指示。后来才知道，发现这个指
示就是方励之、李淑娴，他们给学生头头王丹带话，“明天游行口号要变。”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学生是把悼念胡耀邦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借口而已。美国国务院公开
出面干涉中国内政，在今天的一项声明中说：“新闻自 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如果世界
经济导报因行使这项权利而受处罚，那是令人遗憾的。”
总的来看，由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上
已向稳定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要把事 态一下平息下来也是不
可能的。从今天的游行，也可以看出， 闹事学生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纵和指挥。我
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讲了今天 学生游行的经过。他说小平同志认为，中央态度明
朗，又避免了流血，处理是好的。
晚9时后，我和朱琳乘车由中南海返回万寿路家里。临出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腾藤来
了一个电话，说有一群学生企图在我回家的路上拦截我的 汽车。果不其然，当我的座
车行至复兴门时，一群学生堵在车队前吵吵嚷嚷，企图拦车。警卫参谋留江和杨晓东下
车观察情况，司机刘继宗灵 机一动，调转车头绕道南行，顺利返回万寿路。
4月28日
9时半，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没有什么好主意。11时，去尚昆处，他也
不主张撤回军队。
下午3时，我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总的，肯定《社论》的作用，方针仍然
是稳定北京，争取中间群众。估计学会僧呢个“五•四” 要游行。仍然采取层层
劝阻，但避免流血。决定由袁木出面对话。
今天我搬到中南海里202室。
阎明复送来一份陶斯亮与北大一学生头头谈话记录。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李鹏拱下去。
对李本人也不是多恨，而是恨支持他的老人。
上午，我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对下一步处理动乱的意见
。我又去尚昆同志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 京的38军部分武装力量还不能
撤回。
下午3时，我再次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大家充分肯定“四&
#8226;二六”社论的作用。准备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北京，继 而稳定全国，团结党的
骨干力量，争取中间群众”。有信息反映，闹事学生可能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向中央
施压。他们准备利用“五•一” 节，派小分队到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制造舆论
。继而在“五•四”青年节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闹事学生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
要求。常委会议决定由袁木 同志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名义出面与学生对话。常委很明
确，对话是一场斗争，不能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寄托到对话上面来，双方都是通过对话
，争取中间群众。
今天，新华社发表一篇通稿，题为《北京近日出现一些似是而非传闻，有关方面知情人
士披露事实真相》，刊登在今日首都和全国各大报刊上 。消息例举了所谓李鹏总理拒
见学生代表的那件事，说明这件事纯属造谣。现在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来澄清
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闹事 学生的口号已经改变，那时口号是“为耀邦平反”，现在口
号是“反腐败，反官倒”。
事后得知，改变口号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出的主意，通过王丹传到学生中去的。一位学生
头头回忆：“我们都被‘4•26’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 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
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会上定下了改变口号的
决定”。看来，在学生后面有长 胡子的人在操纵，已是千真万确的事。
李先念同志很关心我的安全。中央警卫局研究后，让我们一家搬到中南海。我们住的是
二〇二号房子的配房，朝南朝东。宽大的正房仍然留作 中央开会和接待外宾使用。
晚上，李铁映来，他认为中央应该对动乱有一个大的战略布置，我认为坚决制止动乱就
是大战略。
统战部部长阎明复送来一份材料，是陶斯亮与一个自称是“北大温和派学生领袖”的谈
话记录。
陶斯亮是陶铸同志的女儿，统战部一位副局长，与学生界有交往。这位学生头头对她说
，学生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学潮把李鹏从总理的位子上 拉下去，否则邓小平之后大权
就会落到他的手中。又说，学生对李鹏本人也不是有多么的恨，而是恨那些支持他的老
人。
煽动学潮和动乱的非法学生组织“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
称“高自联”。
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称，布什总统对中国学生游行的看法是：“相信言论自由，和
平集会的权利”。
4月29日
上午，去乔石、胡启立处，商量“五•四”游行对策。北京市提出组织游行方案
，启立提出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下午3时，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讲话。他只一般提
安定团结，但没有讲学潮和动乱。
北京负责同志来说，这次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可真要亡党亡国。下面最担心的就
是这件事。
袁木、何东昌、袁立本与陆宇澄与各界学生举行长达三小时的对话。据反映，效果尚好
，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作用。
东昌来谈了彭真的三条意见：一、中央方针和决策是正确的。二、27日战术上失败，学
生提出口号，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
上午，我和乔石、启立同志商量，即将来到的“五•四”青年节，可能出现更大
游行，中央应采取什么对策。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党和政府 出面主动组织群众大游
行，把主动权拿到党的手里。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
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我和乔石在 权衡利弊后，认为这两个方案都欠妥当，可能引发“
群众斗群众”。但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准备再议一次。下午3时，我出席了总工会召
集的 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代表中央讲话，他只一般提出安定团结问题
，但对有针对当前的动乱讲几句话，这显然是不够的。
我要求北京市针对“五•四”学生搞游行的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李锡
铭等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们说， 中央反动乱方针不能再
变。再变，北京市也无能为力了。我认为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而北京市委制止动乱虽
然决心很大，但措施往往不够有 力。
今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和
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举行长达3小时的对话， 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
廉政建设、学生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袁木在对话中特别向学生代表转达我的意见，
说“四•二六”社论说的 否定党、
否定社会主义，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这样，就把少数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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