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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 朝圣之旅
逃出武汉后，我们并不敢回到北京，而是继续南下到了长沙。
从重庆到武汉时我们乘坐的东方红轮船并不十分拥挤，这大概是因为学生们还没有
被高涨的革命热情烧糊涂，还能明白超载会导致沉船，会葬身鱼腹。
从武汉到长沙的路上，我们见识了红卫兵大串联时火车上难以想象的拥挤程度。
火车是不会因为人多而下沉的。
整个车箱成了“立体仓库”、沙丁鱼罐头，行李架上、座位下 面全都躺满了人。
座位的靠背也成为“上座”被人占领。至于小小的厕所更是绝佳的“包箱”，可以塞进
五、六个人。行驶途中，请君自爱，放弃任何同“排泄”有关的活动。但车厢里的异味
显示，难免有人偷偷地“自行了断”。
最拥挤的是过道，几乎人人都被挤成为“阿扁”。我不幸而成为其中一个“阿扁”
式的人物。在途中，我腿麻难忍，将麻木的左腿稍稍提起，略作休息。当我再想放下时
，居然已无插足之处，周围的脚乘机抢占了这珍贵的空间。
我以“金鸡独立”的姿势一直站到长沙。
其实，最省力的姿势应当是双脚腾空，在这样拥挤的空间中绝无倒下的可能。我又
忽发奇想，觉得这拥挤的车箱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使有想抓捕我的红卫兵在车上，也只
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而动弹不得。
几千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阿扁”和“阿圆”忍受着饥饿、疲劳和异味，乘着同一列
火车，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长沙和韶山朝圣。
当年的青年学生对毛泽东的虔诚程度决不亚于那些到麦加去朝圣的穆斯林。
我和姚永宁决定，为了安全，一路上不再参与任何现实的“革命活动”，而是去参
观各地的革命遗址，天南地北地走进中国的历史。
我们的逃亡从“南下串联”演变成了“文化苦旅”。
前几年，余秋雨出了《借我一生》这本书。我有趣地发现，他也在书中称自己的文
化苦旅起因于逃避追杀，一种“令人窒息的虚假文化”的追杀。
撇开文坛上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余秋雨这本无序无跋，记叙文革岁月的书倒还
是值得一读的，书中有他对文革时期人生百态和是非恩怨独特的观察和见解。
“咬嚼”或“逗”余秋雨已成时尚，我又有趣地发现，在这本对文革大戏裁剪得体
的书中居然找不到我们这位同代人对大串联片字只语的叙述。
是青年时代的大师还没有后来的文史功底，或大串联路上的所见所闻乏善可陈？还
是大师受上海人恋家情结的影响竟没有走出去，几十年后以文化苦旅来补大串联这一课？
长沙，这座留着青年毛泽东足迹的古城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但我们来此并非是
为了那些千年一叹的古迹。吸引我们的是寒秋中的桔子洲头，岳簏山上的爱晚亭；是长
沙第一师范，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居住过的清水塘。
无论是在桔子洲头，还是在岳簏山上，我都徘徊良久，留连忘返。一代伟人也有过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携来百侣曾游的浪漫，这让人暂时忘却了他作为神的地位。
秀丽的江景和浓绿的山色让我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在岳簏山顶，秋日高照，三湘大地尽收眼底。诺大山头，不见人迹，但我们在山顶
意外地发现了黄兴和蔡锷的墓地。
恰好是五十年前的深秋，这两位民国元勋相继病逝于上海和日本，因而同时魂归故
里。下葬时，章太炎致黄公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一时传颂。
人都是崇拜英雄的，更何况如黄兴和蔡锷这样的传奇人物，那是我心仪已久的。当
世人因一场注定会失败的荒唐革命而将革命先驱冷落在旁时，我们无意中来此作五十周
年祭，又何其幸耶！
苍松翠柏，秋风习习，当我躺在他们的墓旁，仰望苍天时，我觉得和历史如此贴近
，而世事的纷扰和个人的命运是何等渺小。
对毛泽东的崇敬当然也来自于那种对历史的感受。
且不说毛泽东后来的雄才大略，他青年时代在湘江冬泳时抒发的豪情：“自信人生
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便已迷倒当年无数青年学子。
他晚年时发动文革，使得民不聊生，但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或游泳池旁富有哲理和
幽默的谈话又让他成为高深莫测的先哲和精神领袖，不仅让中国人痴迷，也让美国总统
尼克松一类洋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谈话时引经据典，唐诗宋词信手拈来，又恰到妙处
，让我们回味无穷，绝非后来那些东施效颦的人会让人浑身鸡皮疙瘩。
如今，在毛泽东被人们批得体无完肤时，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当年追随毛泽东的行
为都成了“愚忠”。
阿斗当了皇帝，大智如诸葛亮者受其掣肘，听命于昏君的胡话，最终出师未捷身先
死，那算得上是一种愚忠。
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愚忠”大概还达不到诸葛亮的水准。我们并非像诸葛亮那
样在追随一个阿斗式的领袖，而是臣服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我们的悲剧在于，因为幼
稚，因为狂热，在文革初期竟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伟人会有犯错误的时候。
仅仅两年的时间，文革初被捧杀的青年学子又被棒杀。文革十年中，他们更多的时
间是在为“愚忠”赎罪，在受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因此更早地从现代迷信中走了出来
，或腹诽，或冷眼旁观。个别如王醒民者，仅仅因为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嘻笑怒
骂而坠入深渊（拙著：《煤油灯下的报告及其它》）。
我的觉醒更多地是出于崇尚思想自由，因而在文革时期不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是一
种罪行，就像现在我也不认为有人对毛泽东表示崇敬是一种愚昧。
如今，我也会同众人一样，在下笔时对毛泽东的那些倒行逆施嘻笑怒骂，但他依旧
是我心目中的一位伟人。
列宁在评价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时引用过一句格言：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却
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这句在文革中流传甚广的格言大概适用于所有有污点的伟人。
毛泽东曾自嘲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孤岛上去了，一件
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我也始终愚昧地钦佩毛泽东与此相关的两件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和他对共产党
、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
当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带着一支如同流寇一样的部队在崇山峻岭中逃避蒋介石
五十万大军的追击时，谁能想到毛泽东日后依靠这不足一万人的残余兵力会把蒋介石赶
到一群孤岛上去了呢？
这绝对是一部世代相传的史诗，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张戎和她的洋老公，
当然也是我们许多人无法身临其境地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经历过的一场大灾难，也是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
一个大悲剧。
文化大革命固然失败了，但毛泽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却悲剧般地被应
验了。
四十多年前，当我在清华学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毛
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和前苏联亡党亡国的论述和预言，因为我当时完全无法相信在列宁
的故乡，一个如此强大的党和国家会亡党亡国。仅仅二十多年，就像《红楼梦》里说的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个曾经打败过不可一世的希特勒的社会主义
大国竟然从地图上消失了，苏联共产党也差一点成了非法组织被取缔。
不仅前苏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寿终正寝，或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这不得不令人对毛泽东的预见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对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有所理解。
我们曾毫不动摇地相信，马克思已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现在看来
，“走资派还在走”已成全球的大趋势，人类依旧得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道路。一九六
五年，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对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从现在起一千
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这又是伟人的天才般的预见，只是时间的跨度恐怕需要大大地压缩。
毛泽东如此高瞻远瞩，难怪从长沙开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长途车站挤满了前去朝
圣的青年学生。
面对黑压压毫无秩序的人群，负责发车票的一个中年汉子束手无策，连售票口的小
窗门也不敢打开。姚永宁灵机一动，亮出“南下一小撮”的旗号，迅速地由“清华一条
虫”进化成一条“龙”。在龙的号令下，乱轰轰的人群很快变成了一字长蛇。
我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两张当天去韶山的车票。
在快开车时，突然来了五个女孩子。她们没排队，但七嘴八舌，硬挤进车门，无须
变成龙也在朝圣的车上占了一席之地。
八月中旬，湖南大学土木系几百名大学生到长沙市委大院造反，造反的理由很简单
，不过是市委大院里没有挂毛主席语录。
今天来看，这些学生幼稚和愚忠得可以，但在文革初期，不能做到“语录不离手，
万岁不离口”倒是一件可以上纲上线的罪状。在市委大院门口，学生和前来保卫市委的
几千名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学生被打，多人受伤，舆论哗然。八月底，人民日报火上浇
油，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指责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民由此
分成两派，长沙市和湖南全省开始大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无意不战而降，随即在大
会上号召抓“黑鬼”，迫使湖南大学学生的造反行动陷入低潮。
在武汉是抓“一小撮”，到了长沙是抓“黑鬼”。因为毛泽东讲过“一个游鱼三个
浪”，在北京就成了抓“游鱼”。
大家都回避抓“反革命”这一过于敏感且容易引起法律纠纷的词语。
谁能说中国的领导干部不够幽默？
这几个七嘴八舌的女孩子正是最初去长沙市委大院造反的湖南大学学生，一个个眉
清目秀，并无“黑鬼”模样，说是“游鱼”，倒有几分传神。刚才在车门口，她们已经
一显游鱼的本领。
开车师傅对她们强行上车的行为无可柰何，但我猜想，市委大院门口那些不善言词
的工人一定被她们的伶牙俐齿所激怒，仗着人多势众动起手来。文革中很多“事端”的
起因大概和街上群殴的起因相差无几。
当其中一个看上起比较文静的女学生向我和姚永宁叙述她潜往北京告“御状”一事
后，我领悟到“一个游鱼三个浪”所言非虚。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惊动毛主席他老人家。长沙市的公安人员穿着便衣，密布在湖
南大学和车站四周，不准学生离开学校。这个文静女学生被同学推荐为突破封锁线进京
告状的代表之一。
在武汉，北京的学生南下造反。
在长沙，湖南的学生进京告状。
南来北往，熙熙攘攘，成为文革初期的一道风景线。这南来北往的学生虽然方向不
同，但目的却是相同的：要落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让天下大乱。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至十一月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先后共八次接见了来自全
国的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伟人挥手之间，涌向金水桥的青年学生热泪盈眶
，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坐镇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接见各地
来京告状的学生代表，要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转化成物质力量。
大员们颐指气使，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各地的封疆大吏，兴致所至，便送上一顶“叛徒
”或“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除了几个战功赫赫的老帅敢于对这些文革新贵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拍得手指断掉
，青年学生哪里能在文革初期分清中央文革小组和党中央之间的差异。各地学生的状纸
统统送到了中央文革的手里，而且一告一个准。
难怪湖南省等地的党政领导要阻挠学生进京告状。
话说文静女学生摘掉校徽，挎着篮子，手牵小孩，化装成家庭妇女走出了校门。几
个男学生大摇大摆在前面作掩护，吸引便衣的注意。
那都是从当时风靡全国的小说《红岩》或《青春之歌》中学来的。
她成功地走到了桔子洲头，却在渡口被一个便衣拦住。当她否认自己是湖大学生时
，便衣指着她的胸口说：“你将校徽摘了，可戴校徽的痕迹还在。”她看着胸口的两个
针眼暗暗叫苦，只得低头不语。
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放单的便衣居然站在学生一边。在他的提醒下，女学生摘下小
孩身上的毛泽东像章别在胸口后又混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戒备森严，在渡口漏网的学生都功败垂成，被赶下火车。情急之中，女学生
异想天开，直奔机场。
我的记忆在这关键时候出了点故障，我不记得这个女学生是如何上了飞机，那一定
是很戏剧性的。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坐飞机如同今天的太空行走一样不可思议。正因为
如此，公安人员没有在机场设防，被她钻了空子。
她到了北京，告准了御状，今天又来韶山烧香还愿了。
舜帝携娥皇、女英南巡至此，奏韶乐，引来凤凰起舞、百鸟来仪。这“千里来龙，
此处结穴”的风水宝地从此便被称为韶山。几千年后，韶山冲的山凹里奏出“东方红，
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乐曲，引来无数虔诚的百姓闻曲起舞，鞠躬如仪。我和
女学生们都躬逢其盛。
不知道这几个女学生如今身处何方，曾经的英勇行为肯定已成为她们痛悔或笑谈的
往事。
我后来没有再去过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那已逝去的苦难的文革岁月和韶山
冲的旭日青松交织在一起，是我们这一代学子永远的依稀别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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