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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hx.cnd.org/?p=141444
庄秋水
1755年9月，大清帝国江苏山阳县发生了一起案件，令大小官员们战战兢兢、备感压力。
江南河道总督富勒的奏折勾勒出了事件的原委。本年九月初六，一位名叫赵永德的旗人
到县衙出首，状告盐商、原任刑部郎中程某写“反诗”。赵永德的证据是程某所著的《
秋水诗钞》抄本，其中不少诗歌语涉诽谤污蔑当朝。事涉造作逆诗，当事人又是致仕官
员，山阳县令胡昕耀不敢含糊，先将抄本存案，不作声张，即刻赶到程某查家找原版《
秋水诗钞》。
在程家找到的诗歌刻板，却并没有支持赵永德抄呈的“逆诗”证据。有些诗有出入，有
些“逆诗”如《避世吟》、《大人先生歌》则根本没有出现。涉案人程某反戈一击，上
呈赵永德给他的四封书信，指控赵伙同他人改换字句伪造逆诗，在敲诈他未遂后这才出
首诬告。胡县令于是捕捉赵永德同伙到案，该人供认赵永德是旗人，且来自京城，奉命
来地方办大事。
然而经过胡县令逐级上报，河道总督、江西巡抚、漕运总督等一方大吏皆投身其中，抓
捕案件牵涉到每一个人，陆续向皇帝上奏折，报告此事的处理进程。
我们如今难以想像，如此一个看起来事实明确的诬告案，居然引发地方大吏如临大敌过
度处理。这是因为就在这年二月，乾隆利用一桩文字案，整肃朝廷日益严重的朋党之争
，对地方大臣形成了一个颇大的“压力场”。
到十八世纪中期，大清入主中原已逾百年。除了康熙初年三藩叛乱，大多数时候可谓是
太平年月。乾隆的统治一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奢侈的时期。财政改革带来收入增加，国
库存银长期保持在六千万两以上。1755年至1792年，清朝陆续平定准噶尔、大小金川、
缅甸、安南等，历史上没有一位中国皇帝拥有如此大的疆域。这样的“硬实力”让这位
本就个性浮华的皇帝更为骄傲和自信。他认为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皥”远超汉、唐
、宋、明。道路和制度上的自信又令他有了确立理论自信的野心。
于是，这位皇帝亲自操刀，塑造他“千古一帝”伟大光荣正确的形像。圣王、孝子、诗
人、学者、军事天才等等，按照这些模式，他精心营造自己的历史记录。他从十八世纪
中叶开始扩建皇家园林圆明园，以彰显个人品德的圆满无缺和政治业绩的完美超越。
与此同时，以暴力和野蛮获取天下，征服者对于任何反对的声音，或者危及皇权的力量
都异常警惕。从康熙朝开始接连不断的文字狱，便是以异族入主中原的皇权对汉族精英
猜忌打击的集中呈现。
乾隆即位以来，两位顾命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俨然双峰峙立，为朝中满汉枢首。大臣
们各自站队，门生同年互为援引，托庇同党，同时不遗余力攻击对方阵营。大清的皇帝
们一向极为警惕朋党。乾隆之父、雍正皇帝即位第二年，便作《朋党论》以儆效尤，其
核心理念便是，作为臣子，除了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不能有别的主子和其他标准。六
年前，乾隆则借上谕发出警告：“大臣等分别门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我
大清朝乾纲坐揽，朕临御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朕衷独断？”
然而，党争之势依然无法遏止。因为“乾纲独断”正是朋党孳生的温床。二水分流、抑
扬平衡，从中获利，从来就是帝王的驭下之术。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管理术很有效，但
其负面效应亦可能很严重——朋党势力膨胀以致失控。这是自诩极高的乾隆所无法容忍
的。
皇帝选中了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作为靶子。鄂尔泰此时虽已去世，鄂党仍然极有势力，
其中既有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也有沾沾自喜于“记出西林第一门”（鄂尔泰
字“西林”）的内阁学士胡中藻。
在读了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之后，皇帝等待已久的时机出现了。他打破了乾隆六年
“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自我标榜，指责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
”，用文字恶毒进攻伟大的圣朝和无比正确的皇帝。
汉语中有一个词“深文周纳”，便是形容这种罗织罪名之道。比如，他质问胡中藻有句
诗“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浊”字置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担任广西学
政时，曾出一取自《易经》的试题《乾三爻不像龙说》，亦被乾隆痛斥，乾隆乃是皇帝
年号，龙隆同音，这是严重诋毁。
诸如此类的文字指斥，居然成为定罪的罪证。同时，乾隆发动各地官员，举报搜缴胡中
藻任期所出试题，与人唱和的诗文，尤其是与鄂昌往来书信。对于皇帝的用心，办案官
员领会于心，江西巡抚胡宝瑔上奏，曾任江西按察使的范廷楷包庇纵容胡中藻，此外尚
有地方官数人与胡借诗文往来互为党援。
此案最终牵涉颇广，在数月之后方才结案。与其他文字狱案相比，此案处理结果尚称“
宽大”：主犯胡中藻免凌迟，改为斩立决，家属免连坐；李蕴芳与胡中藻有结党之嫌，
而且收受贿赂，亦处斩。鄂尔泰则被取消死后的“高干待遇”，撤出了贤良祠，不准入
祀。鄂昌因与胡中藻互有唱和，自然也被查出有怨恨之辞，亦被从宽，赐自尽。
道光朝宗室学者昭梿总结此案，曾说：“胡阁学（指胡中藻）为西林得意士，以张党为
寇仇，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言，非以言语文字责任也。”（《啸亭杂录》
）可谓一针见血指出胡中藻案是乾隆整治朝争所树的一个典型。
一方面，在此种文字罪人的恐慑之下，帝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唯恐留有口实。
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在办理文字案时，又唯恐不够严厉，以致自身被牵涉其中，一旦有
违圣心，不止顶上花翎不保，且有性命之尤。于是，我们便能理解总督、巡抚一级的封
疆大吏何以对《秋水诗钞》案如此上心。
然而此种非常规治理手段却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此案发生后，协办大学士梁诗正说了
一段话，颇能体现当时官员们心理：“向在内廷之时，唯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
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之后，乾隆朝的文字狱迭出，获罪文字也更加荒诞不经。掌国者顾盼自雄，贱视文人，
以残酷和蛮横压制血性和士风，逐渐剥落了朝野读书人的内在动力——他们久受儒学浸
润，以天下家国为精神感召。虽一时维稳有方，然长期来看，文网严密造成民族精神上
的矮化，既令帝国的人物、学术日趋委靡，其历史因果还报应在中国人的子孙后代身上。
而《秋水诗钞》案的进展亦暴露出“胡案”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原来主使者与程某有过
节，在胡中藻事发后，发觉可以借机报复仇家。而赵永德也不是什么正黄旗旗人，不过
是顺天府宛平县城的一个古董商人。
虽然乾隆在谕旨中声明，他出于世道人心惩治胡中藻，若因此“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
苛求，则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诬诈”，地方官员“辄以上闻”，那么“告讦纷繁，何所不
至”，此等“刁风”断不可长。然而，所谓上行下效，他已经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皇帝
用子虚乌有之事惩治臣下，官员们一则万马齐喑，一则学会了藉此打击政敌，民众也看
到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的“好处”。
检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出首之人出于私仇报复或敲诈钱财不在少数。于世道人心的崩
毁，清朝皇帝可谓居功至伟。而人性的恶一旦释放，经百多年熔铸，便成为公众情感的
DNA，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支配彷徨四顾中的大多数，成为鼓荡人心的时潮。
来源：《南华早报》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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