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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1 【周有光著《晚年所思2》部分赏析】
晚年所思第一辑：闲谈过往
百岁忆
我们这一代青年
我们这一代青年有几个特点：当时并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但思想倾向
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都是宣传民主的。抗战时
期，周恩来在重庆，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之一。
他常常说：我们共产党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青年一代就是讨厌国民党的专制。我们这一
代都是这样的思想。
蔡元培在坏的时代能做好事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提出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
友。在苏州的时候，我见到蔡先生面。
晚清下来是军阀时代。后来是国民党、共产党。最自由的是军阀时代。军阀时代做
了很多好事情。军阀怎么会做好事情呢？那时候是民主制度，国会育，请蔡元培做教育
部长，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军阀时代提出来的。
军阀不垄断整个政府。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让进步的人来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
最坏的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适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
胡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国民党时期，他批评蒋介石。他劝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两个党就可以互相监督。
我的老伴张允和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与我丈人都是安徽人。
我的丈人办教育，请他提意见。
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
我认识爱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绍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何廉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
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对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吗？
”我说：“当然愿意。”于是，我就去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
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
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
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
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
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卜舫济校长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
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
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
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
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卜舫济担任校长已经近四十年了，大家对他很尊重。但是，这一次(“五卅惨案”)，我
们学生去游行的时候，他阻拦我们，不让我们出校去。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宣
布永远脱离圣约翰。学生的行动得到中国老师们的支持。中国老师们和学生，排好队，
拿了铺盖就离开学校。社会各界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后来办了一个光华大
学。
与邹韬奋百乐门跳舞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同学。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
。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抗战前夜，我们
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
，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
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
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
徐志摩家一层楼一个样
徐志摩是光华大学聘请来教文学的。他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所以经常在北京、上海
飞来飞去，结果飞机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里我去过。他住在一个很普通的三层楼房上。第一层布置英国式，第二层布置
中国式，第三层布置日本式。一层楼一个样子。
中国的白话文诗歌到徐志摩成熟了，小说到沈从文成熟了。他们两个标志着白话文的成
熟。徐志摩了不起。
赵元任来信四年后才收到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
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
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
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
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
，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
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
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老舍喜欢讲乌龟王八的趣事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国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爱讲笑话，每个礼拜天到我家
吃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喜欢吃中国菜，我的老伴买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欢讲乌龟故事，他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
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吧，你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
小丁的“左倾幼稚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笼络许多党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
庆参加政协，长驻重庆。周恩来每月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
事。他的秘书许涤新是经济学家。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所以周恩来一早跟我相
熟了。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
，所以知识分子向左转。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抗日战争时期，漫画家丁聪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
他小丁。我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
。我的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
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70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
小丁。”
陈毅的几句话，我一直记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
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他很好，很看重我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在上海，与
陈毅常常见面开会。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
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
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几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
，摩洛哥国王请他吃饭。一个客人后面站一个人，叫调味师。国王讲笑话：我们每个人
前面都有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调味，各人不一样。
与林汉达看守高梁地
五七干校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种了一大片高梁，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我和林汉达两
人奉命看守高梁。
林汉达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年龄比我大。他七十多岁，我六十多岁。我们两人得
到的命令是：要不停地到处去走，不允许我们站着不动，不允许聚在一起。连看守三天
后，没有一个人影。十几里路以外都没有人家，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什么人管我们两个
。所以，第四天，我们就聚在一起，还躺下来聊天。
我们聊的是语文大众化的问题，聊得很开心。
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我开玩笑：“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他大笑起来！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回
答：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
他就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
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汉达笑着补充：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我问：“你查过词典了吗？”
他肯定地告诉我：“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多年后才加入。)他提倡语文大
众化的认真态度，很令人钦佩！
我们聊了很多，很尽兴。傍晚了，我们走回去。林汉达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在
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关于张允和的生平和写作，亲戚们、朋友们经常有许多谈论。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的笔墨，别具风格。浅显而活泼，家常而睿智，读来顺溜而愉
快。你不停地阅读下去，有如对面闲聊，不知不觉忘掉自己是读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
读者诉说心曲，读者和作者融合一体、不分你我了。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不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她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
的思想朝气蓬勃，充满现代意识。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花时节”，写成欢
悦的“丰收佳节”；秋高气爽应当精神焕发，为何“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参加大学生
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
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当时把女职员说成“花瓶”。
一位朋友说：张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闺秀，又是五四后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
启蒙，继承传统，追求现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张暴戾。一代知识精英惨被摧残。
无可奈何，以退为进，岂止是她一人？
政治运动像海啸一样滚滚卷来。张允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不得不避乱家居，自称
家庭妇女。她研究昆曲，帮助俞平伯先生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她八十六岁学电脑，利
用电脑编辑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来出版集刊《浪花集》。她九十三岁去世
那天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来客给她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
沟观涧台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
张允和受到人们爱护，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
的一个平凡典型。
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
张允和呈献俞平伯先生伉俪的贺寿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就是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
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经济学的，我们学经济的时候，也是一阵风。1955年，中国举行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要我到这个新
机构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专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
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上。
我在欧洲的时候，看到欧洲人很重视字母学，就买了很多字母学的书，自己看，觉
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许多年有用处。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学是不行的，
而当时这个学问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导大家
对于字母学有一点了解。想不到这本小书出来以后，很风行，一下子印了几版。这项工
作在今天发挥了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机，发短信都是用拼音嘛，所以，拼音推广了手
机，手机也推广了拼音。我买了个手机，现在耳朵不灵了，眼睛也不灵了，用手机也不
方便了。我跟外面联络还是用电脑。我是最早用电脑写文章的，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大家用电脑。我一早就提倡用电脑来处理汉字，当时有的人不赞成，后来大家都用
电脑了，也用不着我提倡了。
电脑当然是好东西了，可是好东西都是有坏处的，坏处就是小孩子现在不会写字了
。外国也有这个问题。外国人原来也讲究字写漂亮嘛，现在无所谓了，现在连美国总统
都不会写字了，你看奥巴马，都是随便写的，这就是电脑的坏处。天下的事情，有好处
，就都有坏处。网上有人写文章骂我，我看了，骂我的文章我最喜欢看，好玩得很。讲
得对我就改正，讲得不对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说“世界观没有阶级性，说世界观有阶
级性是错误的”，有人就写文章骂我了：“社会有阶级，人当然是有阶级性，世界观当
然有阶级性。”我觉得他的话不对，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辩论，很好对付的。
我不是新潮。因为我长期在美国，受美国的坏影响太多，美国的坏影响当中有一个，就
是喜欢新的。美国没有“新潮”这个词，因为大家都是新潮；在中国，就反对新的，要
保留老的，所以就有“新潮”这个名词了。我无所谓新潮，我觉得生活要发展嘛，信息
化跟电脑是分不开的，每个国家都要进入信息化，所以每个人都要新潮，这样才行。
不是很好玩吗？
我下放宁夏的时候，有一天通知说：明天清早5点要开会，重大的会。因为宁夏那
个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热，我一看天气很好，中午一定很热，就戴了一个大草帽。
开会开到10点钟，大雁飞来了，不是几千只，是几万只，像乌云一样过来了。千千万万
的大雁，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有一只大雁突然发命令，一声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
像雨一样下来，我戴了大草帽，没有多大问题，人家是满头大雁的大便，狼狈不堪。他
们说这是一万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国的，然后30年跟国外不往来。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领导来
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礼拜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带回来
的，用了30年的西装，都穿破了。领导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
都做新的带去，开了会回来，一概交给国家。开了会回来，我仍旧穿破衣服——不是很
好玩吗？
更有趣的，是上飞机的时候。领导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飞机旁边，他告诉我：你是
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就不给你美元了，还有，你的皮夹子要拿出
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国外去。我把皮夹子交给他，联合国给我的钱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
，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人家后来问我：你怎么敢上飞机的？
人已经到了飞机门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为真正没有办法，我在国外还
是有点关系的。上飞机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不是很好玩吗？
我的生活的确是经历了大风大浪，最困难就是八年抗战、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给你讲个
笑话，那个时候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姐姐，有孩子。家里的粮票不够用，我就同老伴到
政协楼去吃饭，不在家里吃饭。到政协吃饭，每天都碰到一个人，什么人呢？溥仪！皇
帝的粮票也不够用——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
我是乐观主义者。古书中有两句话，一句叫“猝然临之而不惊”，一句叫“无故加
之而不怒”，这两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我用处很大。什么叫“猝然临之而不惊”呢
？人家来打击你，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无故加之而不怒”，人家
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都是瞎讲的，毫无道理的，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惊慌，我又不
生气，那么我就可以渡过这个艰难了。我认为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好的事情一定会来
的。
我跟沈从文的交往非常多，我们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家都是乐观
主义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吗，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宫博物馆的解说员，人家以为
他很不高兴，但是他一点也没有不高兴。他说，本来我要看故宫的古董很不容易，现在
我不是方便了吗？他这一点跟我一样，坏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
我们常常在一起，考古的东西我不懂就问他，外国的东西他不懂就问我。我们经常
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云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个庙里面，收拾
得很干净，年轻的和尚来给我们冲茶，我们就问他：你年纪轻轻怎么做和尚呢？他说：
我是考上来的啊，考上来做和尚，工资比外面加一倍。我问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说：
当然吃啊，每天回家，可以结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来上班。这叫“工资和尚”，现
在的和尚都是这样了。本来和尚是靠庙宇的独有财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庙宇财产都归
公了，和尚没有财产，不就没有饭吃了吗？就靠工资了。现在的和尚都是假的。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不仅动物在进化，作为动物的人在进化，同时人的社会也在进
化。假如你相信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还是落后的，明天会
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么你就能变得乐观。
周有光答问
问：能说说你和妻子张允和的感情吗？
答：我们是结婚以后，共同生活70年，家庭生活非常愉快。我们只根据一个原则：
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相互尊重就不会吵架了，这个是中国古代的教训
，现在许多青年一吵架就离婚，其实离了婚，精神生活并不愉快。他们之间只有“爱”
，没有“敬”。不尊重对方，所以离婚了。
问：听说你们从来不吵架？
答：许多人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其实我们也有矛盾的时候，但是我们吵架两三句就吵完
了，不会吵几个小时，哇啦哇啦讲话的。一同生活有意思，她喜欢昆曲，我喜欢西洋音
乐，所以她要听昆曲，我跟着她走，我要听西洋音乐，她跟着我走。这叫互补，互相补
充，就不矛盾了。
变阴暗为光明
当我无力改变环境的时候，我就改变我自己，去适应环境。
如果既不能改变环境，又不能适应环境，我就不可能愉快。虽然不能改变环婉，可
是能够适应环境，我也就愉快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从1955年到1985年，在长长的30年中间，我住在两间情朝建筑、年久失修的破旧房
屋中。屋陋墙裂，难邀瓦雨。有地板，轻轻走，地板就跳舞，重重走，地板耽唱歌。这
是坏是好呢？是坏，也是好。客人踏进前间的门槛，地板就立刻通知在后间的我：客人
来了。地板有自动化的通报功能，不是有趣的事情吗？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终于乔迁，搬进新造的简易楼，有屋子4小间之多。我的书架多，而房间都很小
，只能把书架拆开，分散塞进每一间房子里。查看一本书，要行走串门，来回寻找，很
不方便。这是坏是好呢？是坏，也是好。我伏案过多，运动太少。串门找书，是一种工
间运动，大有益于健康。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下放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只许劳动，不许看书。我的长期失眠症就此不治
自愈了。这更明显地证明：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人患其弊，我乐其利。
这种生活方式，古人说是“知足常乐”，今人叫它“阿Q精神”，我称之为“变阴
暗为光明”。事物都有阴暗和光明两面，好比一张纸有正反两面。避开阴暗面，迎向光
明面，我就有勇气“知难而进”了。
十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新陋室铭》，表白我的生活方式，曾用笔名刊登在某刊物
上，现在抄录如下：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徊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钓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
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我的离休生活
离开办公室
我85岁离开办公室。
我这个人糊涂得不得了，我不知道哪一年退休。我们单位人事处送给我一个离休证
，我一看，前几年我就应当离开了。他们说，我们不好意思送给你，送给你不就等于要
把你赶走嘛。
离开以后，我就不做专门问题的研究了。到家里后，有什么看什么。香港的、美国
的朋友，来的时候就买书给我。我能够看到很多很新的图书，看史问题的书，文化问题
的书。他们拿来什么我就看什么。
现在都是手机、电脑。手机要保姆打，电脑屏幕我看不清楚。保姆代我到电脑上查。
199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儒学百科全书》。我自修儒学，目的是
想知道儒学在21世纪有点什么用处。我觉得孔子、孟子都是真正了不起的。
恬静的晚年
离开办公室，我就回到家里，在这间小书房看报、看书。这个房间只有九平方米，
放上书架后，再放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余下的空间就很少了。两椅一几
，我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就这样度过我们恬静的晚年。
从来北京开始，我和老伴都是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时也喝咖啡。喝茶的时候，我
们“举杯齐眉”，这是互相尊重的一种表达，当然也是好玩的。记者来了，见到我们这
样，觉得有趣得不得了。
张允和的眼晴不好，看不见了。她是中国第一批换晶体的。我后来也患了白内障，也换
了晶体。
残酷的自然规律
张允和享年93岁。她在2002年8月14日忽然去世，去世前一天晚上还有朋友来拍照
，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
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的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张允和的
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
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有位哲学家说过：“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会进化
。”残酷的进化论！
我在100岁以后，耳朵听不见了。记忆力会突然断掉。就像电流一样忽然会断掉。
我的作息饮食跟普通人一样。7点左右起身，下午要睡觉。晚上10点、11点、12点
睡觉。牙不太好，吃一些软的东西。每天都吃水果。这两天吃草莓。这两天草莓好得很。
编者按：2006年11月，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行人晋京采录“常州吟诵”的音
像资料，于24日下午拜访了年逾百岁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面对
乡亲，周老充满睿智和风趣地侃侃而谈，不仅对于吟诵艺术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还涉及
文化与其家史等较宽泛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现经秦德祥老师据周老谈话
录音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吟诵·文化·家史
一
我对于吟诵是这样一个看法：语言变成音乐，是一步一步上升的，大概可以分四五
层，吟诵是初步的音乐，和尚念经也是音乐，它的水平比吟诵要高一点，最高层是新式
的音乐。
古代人很早就会吟诵，例如唱山歌。男的女的在山上唱歌，有的时候是抒发某种情
绪，不是恋爱，恋爱的时候就唱情歌。山歌主要是恋爱的，古代人在野外的时间多，在
房间里的时间少，唱山歌远远可以听到，男的女的就慢慢走近了。现在少数民族还有这
种风俗。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银行里面工作，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日本人压过来，重庆
也有点害怕守不住，局面越来越紧张，需要开辟新的战区。当时的后方，实际上主要只
是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日本人没有去西北，为了开发西北，扩大后方，要派人去调
查，最重要的是调查那里的金融、经济，就组成了一个五人专家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
。最后到河西走廊，今天的河西走廊放宽了，当时没有这么宽，一面是山，一面是蒙古
人的牧场。我们的汽车慢慢地开过去，我向牧场那边看去，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男的女的
在放羊。一群羊通常是一个人放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互相距离很远。他们的恋爱
怎么办呢？就唱歌。他们的眼睛比我们好，男的能看到那边是男的还是女的，假如远远
看到一群羊是一个女的放的，他就唱歌，慢慢地把羊赶过去……很有趣味。后来我在四
川西康，也听到他们本地人唱山歌。
唱歌是很天然的，所有的民族都会唱歌。现在的许多歌唱家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
歌唱得比我们好。
读书自然就会产生一种音乐感，没有人教的，从小听到大人唱，也就跟着念、吟，
的确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
吟诵一方面跟文学有关系，另外一方面跟音乐有关系，它是文学的一个表达方法，
同时又走向音乐。今天读书都跟讲话差不多，旧时代读书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比如读古
文、有韵的文章，像讲话这样就不能表达感情。吟诵的时候，特别是有韵的文章，就可
以把感情表达出来。吟诵的事情，不一定是许多人在一起，一个人读书也总是吟诵的，
自己吟诵自己听，这是一种愉悦、享受，比今天默默看小说更有意思。
吟诵可以增加文学的气氛，另外它可以说是一种“原始音乐”。这个“原始”不是
坏的意义，是好的意义。它是一种最天真的、最自然的音乐，是音乐发展的初始状态，
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现在的确是慢慢地要消失掉了。
电影《红楼梦》里的诗词，是用朗诵的方法念的。朗诵的方法声音小，里面是听不
到的。古代人一定是吟诵的，因为吟诵跟唱歌一样，很远就能够听到。所以，当时我就
跟他们讲，你们这个地方不对。不但是古代，就是解放前，也是这样子么，清朝当然更
是这样子了，《红楼梦》里的诗词肯定是吟诵的。
吟诵很有趣味，它是每一个地方有一个调子，大体相同，可是各地都有变化，那时
没有五线谱的记录。我大概十岁左右就到苏州去住了，苏州也有吟诵。苏州的吟诵跟常
州的吟诵，调子差一点点，差不多的。江南好几个地方，我比较熟悉的几个县，都是差
不多的。
我因为离开常州太久，已经有90年了，所以常州话也就不纯粹了，我的讲话叫“南
腔北调”。我给你们讲个笑话，我的老伴是安徽人，合肥人，我呢，是常州人，我们两
个人都住在苏州，后来我们结婚了，她的普通话叫做“半精(京)半肥”，一半是北京，
一半是合肥，我的普通话叫“南腔北调”，呵呵……听常州话我能懂，但是我讲就不自
然了。今天这个嗓子又不行，声音要提高提不起来，所以今天这个录音的效果一定很不
好。
以前录过一个录音带，不知道放哪里去了，那是十年之前，那个时候喉咙好，上次
有一个学会也录过音。我不会整理东西，老伴去世以后，找东西很困难，假如找到了，
我可以给你们。不是一下子能找出来的，因为东西很乱。
我想，吟诵在今天还是可以有用处的。文言是从古代的语言来的，现在的白话跟古
代的语言，语音里面的变化很大。吟诵能不能用在今天白话文的诗呢？我想是可以的，
可是它要求这种诗在韵律上面要有点讲究，有的时候我也琢磨今天白话文的押韵。白话
诗的时代比较短，它要慢慢地发展。
二
现在因为年纪大，出去听唱歌不行，在电视里面听唱歌，我觉得这个味道都是从美
国来的，“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本来，艺术都是上层分子、知识分子的事
情。美国的这种新式唱歌、跳舞，都是从黑人、美洲土人、太平洋里面的人那里来的，
起初上层人是看不起的，认为太粗俗，是很低级的，或者是野蛮的。人们的音乐欣赏水
平不一样，古代就有“阳春白雪”跟“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的人是看不起“下里
巴人”的。可是，时代不一样，情况不对了，社会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
人民、下层社会、下层群众也需要文化。“下里巴人”的人数多，水平也提高了，他们
起来了，对于文化提出了跟上层人不一样的要求，慢慢地，高层的人就去研究它，帮助
它。
帮助很重要。我们唱的那些歌，有的文句，拿白话的角度来看也太差了一点。什么
道理呢？我们的文学家没有去帮助他们。古代的诗和词，也是从群众里面发展起来的么
。所以我想，要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唱歌的文学水平能够慢慢地提高，当然不是文言的
文学，是白话的文学。
白话文学大有发展余地，今天白话文学的水平，我看应当说是初步的。你看，今天
搞来搞去还是搞的《红楼梦》，还没有一部书能超过《红楼梦》，这表明我们的努力不
够。后代应当超过前代，假如永远超不过《红楼梦》，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进步
了。当然，一方面它会自然发展，整个社会在变，全球化时代的变化非常大。
我起初不是挺注意文化问题，我是搞语言学的，大概改革开放以后，开头好像是《
光明日报》，它搞一个栏目，叫做《龙吟》，目的是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要我写稿，
我起初没有工夫写。有好些人写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人写的我看看不对，什么道理呢，
因为文化也是一门学问。中国没有“文化学”，我在国外看到许多有关文化学的书，就
照新的观点来写，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就是全世界的文化不是分西方文化、东方文化，
这样来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是因为从前我们不了解国际的情况。
文化发展到今天，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不仅有地区的分别，还有层次的分别。主
要是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我叫它“国际现代文化”，是国际性的，还有地区性的，是传
统文化。传统文化有四个区域，不是东方西方。西方起初是西欧，后来扩大到美洲，特
别是美国，这是西方文化。东方有东亚，这是以中国为中心；有南亚，以印度为中心。
印度文化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的文化许多都是从印度来的；还有西亚，主要是阿拉伯、
伊斯兰教的文化。所以，东方文化有三种。
文化的两个层次，国际现代文化，是高层的文化，第二层是传统文化。国际现代文
化哪里来的呢？起初，各个文化区大概来往很少，相互影响很少，后来影响越来越大，
全世界从古到今所有文化的精华、优秀的文化，都在国际现代文化里边。这个“文化”
是广义的，不但是艺术，也包括科学。国际现代文化里最重要的是科学，当然也有各地
的文化。国际现代文化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可能不接受的，譬如说电灯是美国人发明
的，你假如反对，你不点电灯行吗，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因为今天的电灯不是美国
的，是世界的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当然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音乐，吟诵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项
目。每一个地方都有传统文化，不是说国际现代文化发展了，传统文化就没有了，不是
这回事。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好的东西会发展，会保留下来，不好的东西慢慢地会
被淘汰。
其他的方面，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各方面，我们现在吸收得比
较快。西方的社会科学也比较发达，很多好东西我们还没有吸收。社会科学发展得晚，
各方面吸收得慢。
我退休很晚，85岁才离开办公室。退休以后不写学术论文了，就写那种杂文，每月
至少发表一篇文章。上海最近给我出了一本书，他们选了我有关文化的一些文章，搞成
一本书，书名叫做《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我说，我是不搞文化学的，这些东西
是写着玩儿的，不成东西的，他们说虽然是随便写的，但是里面有些新的东西，中国还
不大了解。这个书出来，很快就卖完了，现在买不到了。最近我叫他们买几十本来，他
们说一本都没有了，后来只搞来七本，要等到重新印就慢了。既然你们谈到文化，我就
送一本给你们。
三
我们这个家，原来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我的曾祖父他做了官，回到常州，就办工
厂。那是太平天国之前，他办的什么工厂呢？是纱厂，织布厂，还有当铺。那个时候没
有银行，当铺就是银行。他非常有钱，太平天国长毛打来了，常州守城的军费主要是他
一个人拿出来的。我只是小时候听说过这个故事。太平天国打常州，打不进来，就撂开
常州打南京，打下来了，在南京成立了政府，回过来又打常州，城破以后，我的曾祖父
就投河而死，我听说在常州府志里有这个记载，可是我没有看见过。
由于这个关系，太平天国平了以后，清朝政府认为我的曾祖父是有功的，就封了我
们一个世袭的官，叫“世袭云骑尉”。这“云骑尉”三个字怎么写，起初我弄不清楚，
后来问了历史学家才知道的。“云骑尉”是跟军队有关系的一种官，世袭的，因为我的
曾祖父是支持守城而死的，跟军队有关系，所以得了这个官。
我的曾祖父死了，我的祖父逃在外面，太平天国平了以后，他回来了，当铺、工厂
都被打光了，没有了，我的祖父很灰心，觉得太平天国动乱，家破人亡，可是住的房子
还基本上保留着。“世袭云骑尉”，皇帝是要给我们家钱的，每年给的钱相当多，可以
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我很小的时候在常州，家里面已经穷了，可是这个架子还有，还
维持着从前封建绅士家庭的那种生活，荒唐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单是为了送礼，要
用一个男工，这个男工有一个里面放帖子的“拜盒”，每天拿着它出去送礼。
后来辛亥革命，这个“云骑尉”的钱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家就很困难了。怎么办呢
，当铺、工厂、房子没有了，土地还有，就把地卖掉，可以用几年，用掉了，就再卖一
块地，后来地都卖光，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家原来在青果巷，大概靠西头，是叫“礼和堂”，坐南朝北，是靠在河旁边的
，街的对面有一个叫“贞和堂”，比我们的房子大，可能姓张，我记不清楚了，还有“
八桂堂”。“贞和堂”和“八桂堂”都在青果巷的北面，是坐北朝南的，他们两家都是
清朝造的房子，比较讲究。因为是历史传统，“礼和堂”这个堂名跟做官有关系，认为
住在这里边是光荣的。我们的房子比较老，是明朝的，大门里面有个空地，就在那里造
了新房子，跟老房子接在一起，新房子外面看不出来，进到里面去才看得出来，我们住
的是新房子。
过年的时候，家里挂着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的像，人像很大。大厅、里厅
，还有我妈妈住的一个小楼，旁边有一个大房间，也等于是一个厅，接待客人的。这种
地方都要把人像挂起来，曾祖父、曾祖母的一辈是挂在大厅的，祖父、祖母是挂在里厅
上面，还有挂在小厅里面的。我们只知道祖父、曾祖父的号，不知道大名。因为小的时
候不许讲大人的名字，要避讳的。我记得我的曾祖父叫润之，叫润之公，我的祖父叫逢
吉公，怎么知道的呢？过了年，要把人像卷起来，上面要写号的，不然你找不到的。
我的父亲在中学里面教书，那个时候是没有大学的。我小的时候，家里就发生了矛
盾：我的父亲有姨太太，姨太太有孩子。我的母亲说常州的亲戚太多，过的都是封建的
奢侈生活，受不了，我们是坐吃山空，再多也要吃光的，所以搬到苏州去了。在常州我
们是大家，在苏州完全不一样，只有一所房子，破破烂烂的，就把房子卖掉，我们租房
子住，变成了小户人家。开头我母亲用各种办法维持这个家庭，后来我的姊姊从学校出
来工作了，工资可以补贴家里。我的父亲和姨太太留在常州，从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分开
了。
我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在常州中学，有一个碑。我读常州中学的时候，我的家已经
搬到苏州了，可是那时候觉得常州中学办得比旁的中学好，所以还在常州读书。那时候
都住在学校里面，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不许出去，只有礼拜天可以出去。所以，虽然在常
州读书，学校的一些事情我知道，学校外面我不知道。有许多亲戚，我都不知道他们的
名字，因为我很小的时候，都是按号叫什么伯伯、什么叔叔的，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我的父亲和姨太太家里的情况，我也不了解。抗日战争，我跟我母亲逃难到四川重
庆，听说我的父亲跟姨太太逃到乡下，消息都完全隔断了。我是1949年回国的，回国以
后，才慢慢地知道有个弟弟在上海，这个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后来找到了弟弟，联络上
了。我的弟弟前两年去世了，弟媳妇还在上海，他有几个孩子，有的在上海，有的在香
港。
因为我们走出去了，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国外，越走越远，没有机会到常
州去，我跟常州很隔膜，记忆很少，就是这个道理。一直到纪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在
常州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呆了三天，我去看看青果巷还有没有，去一看，找不
到了。怎么找不到呢？青果巷原来很小，现在路放宽了，把前边的房子拆掉了。后来我
就打听了，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就是从前周家的老房子，大门都被拆掉了，我就去
问问这里住的是什么人家，他们说这里住了十几家人家。后来就没有机会再回家乡。
对于我们家庭，太平天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辛亥革命又改变了它，还有不断的革
命……
我的健康。其他方面都很好，就是耳朵背得不得了，看人要戴眼镜，看书要戴看字的眼
镜，老了，就麻烦在这些地方。人过了90岁，什么都退化，我80岁一点没有老的感觉，
90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注：本文由秦德祥记录整理，并于2009年2月4日经周有光先生
亲自审读过。
巧遇空军英雄杜立德
汽笛长鸣
二次大战时候，1942年春天，我路过浙江金华，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待长途汽车
回重庆。一天晚上，汽笛长鸣，警告敌机来轰炸了。电灯全部熄灭。可是等了一晚，没
有听到炸弹声。
隔了一天，我的同事的女婿，一位驻金华的青年军官，匆匆忙忙地来看我。他的丈
人托他帮助我设法购买长途汽车票。他原来说，此事没有十分把握。这时候他告诉我：
“好了，准备行李吧，明天你大致可以动身了。”我喜出望外！可是他说：“要请你帮
一个忙。”“帮什么忙呢？”我等待他的下文。
他说：“前晚，来的不是敌机，而是美国飞机。轰炸东京之后，飞来中国的轰炸机
。这一批美国飞行员，今晚我们要宴请。没有合适的翻译，不得已想请你当个临时翻译
。明天他们坐吉普车去桂林。你可以乘车同去，一路上为他们当临时翻译。可以吗？”
他深恐我不肯。我呢，觉得机会好极了。当天晚上我坐在贵宾的旁边，担任翻译，
吃了一餐意外的晚餐。主人欢迎，客人答谢，都由我翻译。这时候，我弄清楚了，美军
的领头人叫杜立德。第二天，我和杜立德一同坐一辆吉普车，一路担任翻译，开向桂林。
五十年后
这件事，过去了刚好五十年。那天第一次轰炸东京是1942年4月18日。最近，《人
民日报·海外版》连续报道：“昔日营救结厚谊，今朝异地喜重逢，五位中国老人在美
受热烈欢迎”；“布什总统祝贺中国老人和美飞行员重逢”；“美国防部长会见五位中
国老人”。五位老人是当时曾营救跳伞落地的美国飞行员的中国老百姓。这些新闻使我
想起五十年前我跟杜立德和美国飞行员巧遇的往事，依稀似梦。
我记得，杜立德告诉我，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身体强壮。像小孩一样，他当我
的面，蹦了两蹦，证明他的身体健康。我们一起拍了照片，在“文革”中遗失。
我记得，敞篷的吉普车，在崎岖的道路上奔驰，风沙很大。我吹了风，咳嗽起来了
。杜立德脱下他身上的皮夹克给我反穿，以便挡风。
我记得，车队一路走了大约三天，经过的尽是小城镇，只有一个地方有小规模的招
待所。其他地方都借住在天主教堂里。
他们告诉我：美国一艘小型航空母舰，载十六架轰炸机，每机五人，偷偷地开进东
京湾。飞机起飞后，航空母舰就开走了，飞机不复飞回航空母舰。事前同中国约好，对
东京轰炸后，飞到金华，降落机场，把轰炸机全部送给中国。不幸中国方面把“时差”
算错了。友机当做敌机。灯火管制，无法降落。不得已放弃飞机，人员用降落伞下地。
所幸人员全部安全，只有极少几个人降落时受点轻伤。(当时是这样说的。)
杜立德的全名是James H.Doolittle，现在报纸翻译为“杜利特尔”。我曾同他开
玩笑说：你的名字叫“做得少”(do little)，可是你却“做得很多”(doing much)。
一到桂林，好像长夜漫漫，忽然天亮，什么都不成问题了。他们乘军用飞机去重庆
(然后回美国，去欧洲)。我这个临时翻译也就向他们辞别，另乘长途汽车回重庆。
纽约重逢
战争胜利结束后，我到纽约。杜立德复员后在纽约壳牌石油公司当董事长。我打电
话给他。他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叙旧，热情招待我。他的办公室用软木装饰墙壁，气派
豪华。他对我说：“时间真快，你见到的那些小伙子们，现在都秃顶了。”
第一次成功地轰炸东京，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不久，他晋升为地中海联军空
军总司令。五十年后的今天，他以九十五岁的高龄，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我向他遥祝
：万寿无疆！
三老闲谈窗外事
两位老友来京旅游，同我三人共作一夕谈；野老放言，定多乖谬，姑妄摘记如下。
谈金融
甲：金融大海啸，去年有人预言美帝即将像苏联那样瓦解成为几个碎片，最近新闻
忽然改变口气：只是大病一场，即将九死回生。这是什么一回事？
乙：资本主义像“破车走上戈壁滩”，一路颠簸晃荡，不足为奇，上一次经济大恐
慌(1929—1931)，梁启超在欧洲看到惨状，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末日。可是罗斯福实行“
新政”，挽狂澜于既倒，风波过去，资本主义居然“更上一层楼”。这次金融大海啸是
又一次周期性的危机爆发，经过急救手术，就会转危为安，而且再次会出现“更上一层
楼”。
丙：一位美国学者说：资本主义没有完结，可是经济学完结了。美国至少有一万五
千职业经济学家，这次能预见金融大海啸的不过十几人，或许只有两三人。经济学破产
了，需要从头重建。
甲：马克思不是一早就预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可救药的死症吗？
乙：可惜马克思没有预言资本主义在危机过后还能“更上一层楼”。
谈世贸
甲：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世贸”)，被说成“入世”。中国“入世”，谈判
了15年之久，那时中国离开世界有多远呵！这15年，中国“委屈地”接受了“世贸”的
启蒙教育，于是一只脚试探踏进世界市场，居然成为“世界工厂”。
乙：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WTO只有一个。外国人问，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丙：你可以告诉他，这是中国的礼貌语言，不必“打破砂锅问到底”。
甲：苏联时期，把世界分为两个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实物交换，资本主义市场货币
交易。社会主义反对货币，我百思不得其解！
乙：俄罗斯至今还没有“入世”呢！
丙：叶利钦宣称：“结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的统治”。普京重建伟大强国，
需要借助斯大林的威望，不怕再—次冷战。“入世”好处不大，俄国有石油和天然气，
何必委屈求全。
甲：俄罗斯的变化最难捉摸，请你读点历史，看看地图，或许会多一点儿明白。毛
泽东“一边倒”，结局如何？
乙：我们的国家名称来自老大哥呀！
丙：中国有“特色”，“特色”就是“不同”，请你等待“特色”的发展吧。
甲：“世贸”是全球化的重要措施，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无视“世贸”，不利
于世界，也不利于本国，这点不能糊涂。
乙：“世贸”对经济危机也有责任吗？
丙：“世贸”应当研究“危机预警”，协助供需调和，防止危机出现。
谈外包
甲：据说，俄罗斯曾警告中国，“外包”(outsourcing)就是剥削，中国得到利润
少，国外和境外得到利润多，不公平。
乙：“外包”的利润按照劳力质量和技术精度来分配。你贡献的劳力或技术水平低
，你就拿到较少份额；我贡献的劳力或技术水平高，我就拿到较多的份额。劳力或技术
，在你处价格低，在我处价格高，这个“差价”就是“外包”的基础。“外包”不是“
等价交换”，而是“差价交换”。“外包”不是慈善事业，实际是“剥削性的合作”。
“双赢”吗，你方落后，应当“少赢”，我方先进，应当“多赢”。你能接受这个“不
平等的双赢”吗？
丙：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吗？
甲：有一点不同：过去“我赢、你不赢”，现在“我多赢、你少赢”。
乙：谁愿意接受这种剥削？
丙：劳力多余的国家，都愿意接受。中国体力多余，接受体力“外包”，成为“世
界工厂”，清末洋务运动的工业化梦想初步实现了。印度脑力多余，接受脑力(软件)“
外包”，成为“世界办公室”，班加罗尔等软件城市一举成名！
甲：“外包”其实早已广泛推广，只是到了最近，两个人口大国接受了“外包”，
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11亿人口的种姓制度大国印度成为“
世界办公室”，这才引起全世界的惊奇！
乙：中国和印度一早都想工业化，可是缺少起动力量，无法起飞。“外包”提供了
起动力量，两个大国一齐起飞了。
丙：“外包”是不断转移的，由工资较高地区转移到工资较低地区。美国是产棉大
国，纺织工业从美国转移到工资较低的欧洲，又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亚洲。玩具工业原来
美国是名牌，从美国转移到日本，转移到台湾，转移到香港，转移到广州，转移到东莞
。“外包”提高了后进地区的生活水平，“外包”不断转移使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不断
上升。“外包”的确是剥削，但是这个剥削又的确提高了后进地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
充满矛盾的全球化！
谈世界观
甲：常常看到“世界观”三字，不懂什么意思。查看《现代汉语辞典》：世界观是
“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
成不同的世界观，也叫宇宙观”。啊！人人观点不同，一人一个世界观，那不成“万花
筒”了吗？
乙：另有说法，世界观分为：1自然世界观，人对天体构造的理解，古代认为天体
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类；现代科学证明天体的客观存在和宇宙的物理运行规律。2
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统治制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
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不变的；现代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统治制度的逐步
演进。
丙：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要求理性化，客观化，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
界。两次世界大战，你爱你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哪能不打得落花流水？在全球化时
代，狭隘的爱国主义变成了人类的公害，不再是崇高的道德；人类需要爱人类，不需要
爱国，必须开创切实可行的和平保障制度，否则另一场世界大战就在眼前。
甲：新闻说，近来波兰等二战受害深重的国家，把苏联红军的纪念碑，从市中心移到红
军墓地，引起俄罗斯的抗议：“无视红军的解放功勋”！波兰等国说：在二战中，德国
是侵略者，苏联红军也是侵略者，德苏两国不是订有瓜分波兰的密约吗？波兰等国，正
在重新编写二战历史，纠正过去的歪曲记述，这又引起俄罗斯的抗议：“严重的不友好
行为”！全球化时代，人类要求有一部客观的世界史。这是奢侈的希望吗？
谈阵营
甲：原来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有38国，现在只剩6国。“社会主义阵营”盛极
而衰了。
乙：哪有38国？
甲：苏联集团23国：包括苏联加盟共和国15国、华沙条约国7国，起初有阿尔巴尼
亚；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1国。南斯拉夫7国(包科索沃)。东亚6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柬埔寨红色高
棉、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包括蒙古)。拉美1国：古巴。北非1国：大阿拉伯利比
亚人民社会主义群众国。不是38国吗？
丙：剩下6国(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利比亚)，还成什么“阵营”？
甲：“福利”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共同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
名词使用了100年，“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使用时期更短，这两个“冷战名词”还要使
用下去吗？
乙：现在明白，社会发展，不是两营对敌，而是多国竞赛。世界跑道，既不姓社，
也不姓资，只有一条。
谈发展
甲：苏联瓦解，俄罗斯从社会主义进入资本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要重新研究了。
乙：有一种“三面三层”说：经济：1农业化(田地、石油、天然气)，2工业化(体
力、机械化、电气化)；3信息化(脑力、电子化、智能化)。政治：A神权(宗教、封闭)
；B君权(专制、垄断)；C民权(竞争、开放)。思维：1神学(天意、迷信)；2玄学(经典
、推理)；3科学(实证、创造)。此说方便自己编码定位。例如，伊朗1A1；俄国1B2；英
国3C3。
丙：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国家建设的一面镜子，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编码定位吧！
我的生死观(2009-06-12，时年104岁)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张允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岁。半年后，2003
年2月16日，三妹张兆和，沈从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岁。93岁，
是人生的一个难关吗？
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她
的身体虽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却很旺盛，那么富有活力，如今走得这么突然，谁也没
想到。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
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
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后来，我走出了这次打击和阴影，是因为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
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
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很多事就是这样，你往伤心处想，越想越伤心
，我和允和结婚70年，婚前做朋友8年，一共78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书房里，一个桌
子，两把椅子，两个人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大家都说我们是“两老无猜”，多好。现
在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受得了？但是换一个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对人生，对世
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事物总有正反两面，同时存在。
盛极必衰，否极泰来。道路崎岖，但前面一定有出路。我妈妈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
孩子的天真，就是告诉我们，未来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凄凄苦苦呢？
“四朝元老”
允和火化那天，我听从了晚辈们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没有去送葬，我只是吩咐
孩子们，天气太热，不要惊动高龄亲友，简单处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
对张允和最好的纪念，是出版她的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我编辑好了她的书
，又用两年的时间，使两本书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对亲人的死如此，对自己的生命我也用这样的态度：一切顺应自然。85岁那年，我
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读报、写杂文为消遣。常听老年
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说：“老不老
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
我92岁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道：“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过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1949年后
的新中国时期，被有人戏称为“四朝元老”。这一百多年，我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其中
最长的风浪、也是最艰难的时候，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20年。
但不都过去了吗？我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健康不佳，得过肺结核，也患过忧郁症。结
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们婚姻不到头，我活不过35岁。我不信，结果早就活过两个
35了。可见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着就好。
回眸百年
吕叔湘
吕叔湘是我的中学同学，我的好朋友。他比我大一岁。
吕叔湘的哥哥吕凤子，是有名的画家，也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两个姐姐的老师，我
在认识吕叔湘之前，先认识凤子先生。
在常州中学时，吕叔湘比我高一班。我发现那时候他能背《诗经》，很是钦佩他。
上大学后，我在上海，他去南京。
后来吕叔湘成了语言学家，我们在北京合作得很好。1955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文
改会，因为工作的缘故，有机会跟吕叔湘经常接触。在语文观点上，我跟他完全一致，
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师。我常常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几乎每次都表示同意，并补充我的
不足。
圣约翰大学
中学毕业，我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
学校。两个大学都考取了。
为什么考圣约翰大学？几个比我大的同学都劝我去考，说那是个很好的大学。我就
到上海去考。我家当时很穷，圣约翰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
们家交不起。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于是我就准备到南京去。
我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知道了我的情况，对我三姐说：“考圣
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
。”她妈妈很喜欢我，对我很好，就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皮箱里放了很多嫁妆
，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它是一座横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桥梁。第一次到学
校，我是从上海静安寺坐独轮车去的。一路上，吱嘎吱嘎，独轮车在田埂上慢慢地前进
。回头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独轮车的工艺水平，与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相
似。中国900年前就有了。它代表的是古代文化，圣约翰大学代表现代文化。
我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900年的文化时间奔向现代。
校园很美，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原来校园的一部分。校园的人行道以外全
是绿色草坪，有许多参天大树。当时这个校园，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优美校园媲美。在两
座楼房之间，学生抄近路不顾规定，践踏草坪来去。校方因势利导，在这踏坏的草坪上
铺上石板，使不合法的过道变成合法的过道，而且显得更加优美。
圣约翰大学注重基础教育，教学效果很好。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
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专业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
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
业。这是欧美式教育。欧美式教育，称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学能力；知识
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
学文科
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老师希望我选择数学为专业，我的同学一致反对。他们说，
圣约翰的长处在文科，来圣约翰而不读文科，等于放弃了极好的机会，于是我选择文科。
圣约翰大学以英文为校园语言。入学第一件事是付费注册。首先领取一张姓名卡片
，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我的姓名罗马字拼写法。学校规定，一切作业和文件，都要按照这
样拼法打上我的姓名。学校档案都用这种字母顺序来处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
学管理。这种管理，方便得不得了。我就觉得：我们要用一种字母帮助汉字。
《不列颠百科全书》
在圣约翰大学，老师讲了一课，要指定课外读物。首先要看百科全书。这样子，《
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成为我大半生的知识伴侣。里面的文章，叙述全面、扼要，常使我
茅塞顿开。
解放初期，我从国外回来，身边就带了一部《不列颠百科全书》。我的屋子小，无
处放书，但还是把百科全书放在身边。写文章的时候，遇到问题，我翻阅百科全书。想
自学新的课题，也是首先查阅百科全书上的有关介绍。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工资减少到一月只有35元。不得已，家里卖掉了《不列颠百科
全书》，补贴生活。事有凑巧，后来我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
员会中方编审和顾问，参与了百科全书译本的编译出版工作。
我一生受益于百科全书，所以我总是不断宣传百科全书的功用和好处，建议中国的
大学和中学都把百科全书当作首选藏书。
看报有门道
老师还教我们看报。
我课余常到阅报室看报。一位年轻的英国老师问我和另两位同学：“你们怎么看报
的？”他说：“看报有门道。第一，看完报，要问自己，今天的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
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
？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不列颠百科全书》。”
我按照老师的吩咐去做，看报兴趣马上就提高了，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
独立思考。
圣约翰的校友们
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很受社会欢迎，都在好的行业里工作。
我的许多校友在外交界工作。我去意大利的米兰旅游，到领事馆登记，出来的领事
是我的同班同学。外交是圣约翰校友的拿手好戏。
很多校友在海关、邮局、银行、盐务等事业中就业。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汉口的民生轮船公司售票处买票，要去重庆。售票处挤得不得
了，无法插足。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圣约翰的同学童少生。他问我来干吗。我说来买票
，去重庆。他说你跟我来，给我一张大菜间的票，还说你一家在这个小房间里挤一挤吧
。这在逃难的当时，是天大的奇遇。
名作家林语堂就是我的同学，比我早几班。他研究新型的汉字机械打字机。林语堂
长住在美国。我到了他家，他的女儿表演给我看。可是很快电子打字机就出来了。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同学。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
。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
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
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
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
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王志
莘还按照黄炎培先生的计划，创办一个刊物叫《生活周刊》。北京一家私营的新华银行
倒闭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共同集资把它买下来，彻底改造，重新开张，改名为“新
华商业信托储蓄银行”，简称“新华银行”。黄炎培先生推荐熟悉银行业务的王志莘担
任总经理。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办成影响巨大的启蒙刊物，唤醒了一代青年。生
活书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华银行担任信用后勤。我后来任职新华银行，直至
新中国成立。
我的恋爱三阶段
我老伴张允和出生在一个大家族。她的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朝大官，做过两广总督、
两江总督。她父亲张武龄受了新思想的影响，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乐益女子中学
。他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别人办学都是想办法找捐款，他有
捐款也不要。他的本家就嘲笑他：“你这个人笨得要死，自己的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
上，却花给别人。”他的钱用来办学校，不给儿女。他对下一代，只给儿女教育。
张允和的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当时比较好的教育
。张允和很小的时候就读古书，《孟子》能背出来。叶圣陶先生在我岳父的学校教书，
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我和张允和从认识到恋爱，长达八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苏州。
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跟张允和同班。张允和常到我家里玩，我们
很早就认得。苏州最好玩的地方是从阊门到虎丘，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好多人一块去
玩。
第二阶段在上海。
我在光华大学读书时，她考上中国公学。我的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我写了一封
信给张允和，内容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问她收到了没有。很
普通的一封信。可是她收到第一封信，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
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
第三阶段在杭州。
那时候我在杭州的民众教育学院教书；她呢，也因为战争的缘故不能到上海读书，
转到之江大学借读。我们常在一起，感情自然发展，是“流水式”的恋爱。杭州风景好
，是恋爱最好的地方，我们周末到西湖去玩。那个时候恋爱，路上走，要离开一尺，不
能搀手。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
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有一个老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
，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
，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
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
”和尚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幸福靠自己
我给张允和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
要靠自己创造的。女人要独立，不能依靠男人。张允和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是中国
第一批进大学的女子。
1933年，我们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结婚。仪式很简单，我们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
我和张允和，结婚70年。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
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结束了，不会大声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
的事。我认为，夫妇既要爱又要敬。
沈从文与张兆和
在张家四姐妹中，张允和是最早披上婚纱的。我们结婚刚3个月，沈从文与三妹张
兆和也结婚了。
我跟张允和的恋爱是流水式的。沈从文不一样，他是冲击式的。
沈从文是张兆和的老师。沈从文写信追求张兆和。张兆和就拿着信向校长胡适告状
：“你看他还是我的老师呢，写这样的信！”没想到胡适说：“沈从文没有结婚，他追
求你很自然的。”胡适另外还讲了一句：“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讲
。”张兆和气得不得了，站起来转身就走。
沈从文本事大，你不理我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地写。后来，他们
到了山东大学才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哈哈。
新华银行派我去美国
农本局之后，我到新华银行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我被新华银行派往纽约。
我是1946年去美国的。我没有钱去美国读书，银行派我到美国是工作的。
当时中美之间只有军用飞行，还没有民用航空。我从上海到旧金山是坐轮船去的。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4天。很有趣味的是，过子午线后要重复一天，前一天是我的生日，
后一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接连过了两个生日。
到美国后，我业余读了很多书。工作很轻松，我一面工作，一面读书。主要是读经
济学和语言文字学。我在美国非常用功。
美国的教育条件好得不得了。在美国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太多了。许多大学都有公
开的讲座。谁都能听讲座。要付点钱，很少，象征性的。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课程。我
没有取得学位。因为我是业余读书。图书馆也是很好的学习地方。图书馆好得不得了。
纽约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是老百姓办的，不是政府办的。
图书馆的人看我常去，他问，你是做研究工作？我说是。他给我一个房间。图书馆
有很多小房间，分上午、下午、晚上。他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下午、晚上。我借多
少书都可以。他给我两个书架。一个书架放我看过的，有人拿走。一个书架放我正在看
的。
这些都不要钱。他们就是给你读书方便。根本不要什么证件。图书馆也经常开讲座
。名人讲座。实际上是最好的大学了。还有许多博物馆，为青年读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纽约大学也经常有讲座，我经常去听。在美国的工作也很轻松。我上午是要办公的。
下午晚上我都是空的。
张允和在美国，经常到图书馆帮助我整理抄写资料。我写的《汉字改革概论》中的
部分资料就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收集的。
读书按比例
在美国，我看到报纸上的新书广告分为“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就问美国朋友
：“为什么要这样分？”朋友回答：“‘虚构类’是文学类，‘非虚构类’是知识读物
类。”美国教育家提倡：既要读文学方面的书，培养形象思维；又要读知识理性的书，
培养逻辑思维。偏食病不利于保护健康，偏读病不利于发展思维。这就是“读书按比例
”。
往来好朋友
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
我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的时候，罗常培在耶鲁大学讲学。耶鲁所在的新港跟纽约交通
方便，我们不时往来。当时老舍也在纽约。他们二人是从小同学，经常一起到我家。
有一次，罗常培和老舍来到我家。吃完饭后，罗先生无意看到我书桌上放着一叠手
稿，就问这是什么。我说：“闲来无事，以玩弄速记为消遣。”他问：“谁的设计？”
我告诉他，我想用同一种Gregg式的速记符号，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不
一定有实用，只是作为消遣而已。
他一听，来了兴趣，告诉我，他年轻时候从事速记，做过国会的速记员，是速记引
起他研究语言学的兴趣，后来走上了语言学专业的道路。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聊
天题目。
我告诉他：“还有一件事，我害怕贻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诉你。我有一个洋人朋友
，要我教他一点儿中文，只要一点儿，不要多。为了教他一点儿中文，我编了一本微型
讲义《中文十课》。用简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块字。读了五课以后，才开始学几
个方块字。这也是闲暇无事的玩意儿。”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机打的以英文解
释中文的讲义，补充一句：“这是洋涂鸦！”没想到，罗先生认真地说：“让我拿回去
看看。”
不久，他把讲义还给我，在我错误的地方，详细地用铅笔作了改正，并对我说：“
有一点意见：不标声调，不好。”他的诚挚态度，给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这样一
位国际有名的语言学者，竟对我的消遣的玩意儿毫无轻视之意，反而主动给我帮助。
我听了他的话，不再赞成当时“拉丁化运动”反对标调的主张。从此，我对中文的
拼音化问题，继续作一些业余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
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
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
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
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
，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
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
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在纽约，我认识了刘尊棋。一天晚上，杨刚女士同一位朋友来到我家。她介绍说：
“这是刘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来到我家，他是“宾至如归”，我是“一
见如故”。
略事寒暄之后，杨刚和我就向他请教许多国际局势问题。他对当时的世界变化了如指掌
，细细分析，娓娓道来，我们静静倾听，把思虑伸展到世界和中国的明天。那一晚成为
“难忘之夜”。后来，我去欧洲，跟刘尊棋失去了联系。再次见面，是在香港。
漫游世界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环游世界很重要。到世界各国，眼界开阔了，了解到与外界传
说不一样的真实情况，这很重要。
银行不断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况，主要是经济情况，经济情况与政治、历史背景
分不开。
1948年，我在美国的工作结束了，就和张允和一起绕世界一周。出发时，我们乘坐
的是当时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我们的路线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埃及—缅甸—香港—上海。
到英国火车站的时候，有件有趣味的事情。我把行李交给行李房，对方连收据、条
子都不给我。我就问：“条子呢？”他说：“什么条子？”我说：“我的行李怎么拿？
”他说：“你不是告诉我你到哪个旅馆了吗？”路上，我很不放心，东西丢了怎么办？
可是等我到了旅馆后，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了。
在香港
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我回到香港，等待机会重回上海。在香港，我见到了章乃器
。我还意外地与刘尊棋相遇了。他在香港办一个小型的英文刊物《远东公报》，新闻报
道几乎全是刘尊棋一人所写，把远东和欧美所发生的时事，用简单而明了的文笔，一针
见血地说明原委。
我常在晚上去看他，他总是在他的小得可怜的办公桌边，一直工作到深夜。见到他
，我同样是开口就问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几乎没有谈过生活和家常。
有一次，他忽然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他曾经被关在监牢里，他的一条右腿跟一位有名
人物的左腿用链条锁在一起。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默默相对了几分钟，不知道说什么
才好。
回到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报》租用一艘轮船，名叫盛京轮，专门运送
留港人员回上海。我由许涤新介绍乘坐这艘船，于6月3日回到上海。临行匆匆，没有跟
任何亲友打招呼。这艘轮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锁。一下轮船，看到久别了的
上海，心中的感触无法形容。
我看到许多在香港的熟人。杨刚女士，她是我下了码头看到的第一个熟人。但是，我想
找章乃器，没有找到。我也想看看刘尊棋有没有同船回来，也没有看到他。
在上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
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我在上海复旦大
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他很好，很看重我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
不久之后，金融业就开始了全面的公私合营，我供职的新华银行也并入了公私合营
银行。
建国初期，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资本家最多。
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我觉得陈毅很好。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
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陈毅很幽默，
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的家庭
建国初期，张允和在上海光华附中教书。她教历史课。全国的历史教科书都用范文
澜的《中国通史》。她发现了一些问题，就很认真地写了两万字的文章寄到人民教育出
版社，阐述自己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回答各界人士对教科书
的质询，有五次提到张允和的名字，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她到北京工作。那
时候我们家在上海，孩子由保姆来管，她就到了北京，我留在上海。
张允和到北京不久，就碰上了“三反”、“五反”。她乖乖地把我和她的私人信件
交了出去。信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有个男性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
现在都老了。其实我从前很爱你，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
张允和就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让我猜这个人是谁。我就回信，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
能是L吧，可能是D吧。这是有趣的事情，可是搞运动的人看了后，就觉得不得了，觉得
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把她打成了“大老虎”。她以前没经过这种运动，就很紧张，
生病发烧，得了“牙周神经炎”。当时我还在上海，她就跟领导讲好回上海治病。没想
到治这个病要几个月时间，她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想继续治。结果出版社给她回信
：你就不要回来了。
这样子，张允和就很受打击。不过，张允和的情况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对建设中
国还是抱有信心的。
我调到北京后，张允和也来了。当时文化部的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知
道张允和有能力，单位正缺少这样的人，就要安排她工作。我们研究了好久，没敢让她
去。后来，她就一边搞她喜欢的昆曲，一边读书。
俞平伯搞昆曲，组织北京昆曲研习社。俞平伯当社长，张允和参加。俞平伯不当社长后
，让张允和当。俞平伯跟我们非常好。
张充和与傅汉思
1978年，四妹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与另外几个大学的教授组成访问团来到中国。
余英时是访问团的团长，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傅汉思是副团长，代表耶鲁大学。他们
来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来了以后，他们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我和张允和就去看傅汉思
。以后我们就又可以来往了。
张家四姐妹，由大到小，依次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张元和与顾传
结婚；张允和与我结婚；张兆和与沈从文结婚；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后来，大姐张元
和、四妹张充和，她们都去了美国。
傅汉思出生在德国，他到中国讲学，与张充和认识了。他和张充和在一起，与沈从
文有关系。沈从文、傅汉思都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很佩服沈从文，经常去找他。张
充和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找沈从文的时候，经常能见到张充和，后来两个人就
在一起了。解放前他们去了美国。
有一次，我与张允和一起去了美国，张允和先到旧金山的大姐家住，几天后又到四
妹家住。我要到几个大学讲课，讲完后就到耶鲁大学旁边四妹的家中。胡适到美国讲学
时也住在四妹家。胡适跟傅汉思是老朋友，我在这儿看到很多重要的书，了解到很多我
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四妹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傅汉思在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现在傅
汉思已经去世了，四妹仍在美国，100岁了。
张元和与顾传玠
张家四姐妹都喜欢昆曲。大姐张元和还与顾传玠结婚。顾传玠是昆曲演员，演小生
风度很好。在他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但是昆曲演员还是不被看重
。张元和嫁给顾传玠，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他们在报纸上用大标题写上“张元
和下嫁顾传玠”。他们是在抗战后期结婚的，他们在上海，我们在四川。解放后，他们
去了台湾，顾传玠得了急性肺炎去世了，大姐就到了美国。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大姐一个人住在旧金山。她入了美国籍，有养老金，待遇挺好。她
一个人在公寓里太孤独，于是住在一个朋友家，帮着照顾朋友的孩子。大姐与四妹一起
出演过昆曲《游园惊梦》，大姐演的是小生，四妹演的是旦角。
国际标准化组织
1979年，领导忽然来通知我，下个礼拜你要到巴黎去开会。巴黎开一个国际标准化
组织会议(ISO)，讨论把中国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花了
三年时间，汉语拼音方案才变成国际标准。
原来中国运动员跑到外国去打球，到一个国家一个拼法，人家以为是好多个人，不
是一个人。一个鲁迅就有二十多个拼法，外国人以为有二十多个人。英文有英文的拼法
、法文有法文的拼法、德文有德文的拼法、西班牙文有西班牙文的拼法。还有其他的拼
法。开会开了三年哪。开了好多次会，大都在外国开的，只有一次在中国南京开。最后
，要由全世界投票，要四分之三通过才算，成为国际标准。
中国的人名地名等等原来都是乱搞的。到这个时候有了国际标准，那就方便了。否
则航空就不好办嘛。航空地名乱写是不行的，要出事情的。ISO是世界组织，规模大得
不得了。1982年，国际投票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开会的时候，
也很有趣味。法国人、日本人是支持我们的，旁的国家都不支持我们。日本人要我们支
持他，他支持我。法国人，他们懂一些中国的情况。开头只有两个国家支持我们，其他
国家提出许多问题，我要说服他们，给他们讲道理。
英国、美国另外有一个用了100年的方案，用得很广。他们说，我们要改不方便。
美国说，我们单是一个国会图书馆改一改就要花2000万美元。我们没有钱。我说，你没
有钱，你就慢慢改。后来他们改了，花了三年工夫，花了2000万美元。法国是一早就用
了，其他国家也是慢慢有了条件再用。大概经过了三年时间，全世界都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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