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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版 - 宋朝商贩如何过得起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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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传》中,武大郎是宋朝卖炊饼(馒头)的小贩,每日挑两筐馒头沿街贩卖
过上了小康生活:租得起临街两层小楼,平时酒肉不愁。
可能有人说,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在宋代史料中,并不难找到案例。南
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中便讲述了一位小贩的发迹史:“吴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
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县,初以织草履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
殆且巨万。”一个小贩靠织草鞋和卖油,才几年时间,就家财巨万,暴富之迅速,令人
瞠目。宋人笔记中,南宋初期临安著名的小贩宋五嫂、李婆婆等也都是靠着经营饮食摊
发家致富的。
宋朝社会商业发达,在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各种各样的摊贩,无论桥头、城
墙边还是街道旁,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叫卖各种小吃的,应有尽有。那么在宋
朝,一个做小买卖沿街摆摊叫卖的小贩,如何能过起幸福的生活呢?
宋朝的城市管理
在唐代及以前,商人只能在规定的地点即设有围墙的坊市内从事交易活动。坊市闭
门以后及开门之前,无故行走者将受到被打20鞭子的处罚。
到了宋朝,由于商业活动增加,城市布局已打破了唐代坊市界限,城镇和乡村集市
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不受限制。政府不但不予干涉,甚至明令保护。
乾德三年,宋太祖就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由于朝廷的
保护,城市小贩更加活跃,“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同样会遭遇今天相同的问题:商贩侵街,影响市容交通。为此,
宋朝政府设立了相当于现在城管的“街道司”。街道司有维持城市的卫生、整修与日常
秩序的职责。
虽然小贩侵街占道问题屡禁不止,但朝廷为顾及小贩的生计,一般不主张轻率粗暴
地惩处小贩。如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者,上以劳扰
不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集思广益,绞尽脑汁,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在街道两旁适当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占道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
、开店,侵出红线之外就要受罚。
《清明上河图》里的虹桥两头就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
,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又不
至于妨碍公共交通。
宋代小贩利润率
在宋人的笔记中,有经营为“逐什一之利”、“逐什百之利”的记载,所以一般认
为宋代商业的平均利润率为10%左右。
但是,这只是平均利润率,很多商品的利润率远不止于此。让我们看看东京笼饼的
价格轨迹。
据《春渚纪闻》记载,宗泽在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出任东京留守时,让
自己的厨师按照市面上的规格制作了一批笼饼,经过测算,得出每枚笼饼的成本为6文
钱,而根据宗泽的回忆,他在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初到东京时,每枚笼饼卖
7文钱。
初看元祐六年每枚笼饼利润仅1文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北宋后期开封粮价一
路上涨,相隔几十年后,建炎元年的粮食已是天价。因此,元祐六年的粮价应远低于建
炎年间的水平。结合物价上涨幅度,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元祐六年一枚笼饼的成
本可能不到建炎元年的一半,也就是说,成本不足3文钱,其毛利率超过了60%。
这还不算利润最高的生意。南宋初期,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欲得官,杀
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这里的“行在”就是临安(杭州)。由于
开酒店最赚钱,因而临安酒店林立,时人有“青楼酒旗三百家”之说,其中不乏小贩经
营的小酒店。
宋朝商税较低
宋代的商税有两种:对经过收税点的过往商贩收取的税称“过税”,税率2%;对店
铺与城镇摊贩收取的税为“住税”,税率3%。表面上看,过税税率较低,但由于相同货
物可以在不同关卡重复收税,因此实际过税往往高于住税。各项加起来,商税有时超过
了商品价值的10%。
不过,宋代发生重大灾害时,政府对商税的征收都要加以斟酌,视情况减免特定商
品的税率,如宋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3月4日,因临安府大火,烧毁房屋无数,
急需竹木建房,朝廷下旨:凡官民与贩及收买竹木等免收税两个月。
宋室南渡后,对于米谷、茶盐、柴炭等生活必需品,不论常时与非常时都免除商税
。日本著名学者加藤繁认为:“在宋代的商税政策中,应该承认有着不威胁人民生活的
精神和重农主义。”
像武大郎这样的小贩,不大会去经营那些抽税商品,并且由于本钱小,很少有能力
承接长途贩运的业务,一般只在市镇内或相距不远的几个市镇。而《庆元条法事类》明
确规定,不得无故在离城五里外向过往商人收税,违者杖责八十。所以,小贩所能承担
的过税微乎其微,3%的住税和少量过税负担对他们的收入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宋朝的商业政策,也影响到后世,明代的商税税率就极低,仅“三十而取一”,多
收即属违令。
到16世纪后期,很多地方更是停止征收商税,像我们金华县这样的地方,明万历六
年(公元1578年)全县仅象征性地征收了不足白银7两的商税。
在这样的政策氛围中,元明清时期的小贩不乏成功的例子。明朝温纯写的一篇墓志
铭中就描述了一位明代小贩一步步发家成为大富豪的经历:“伯子事三原一良贾也……
稍长,小贾邑市,已贾吴鬻布,有天幸,家日起,已贾淮扬,治盐策。”
宋朝政府立法保护商贩权益
从宋太祖开始,就曾多次下令,“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搜
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
朝廷规定:“诸税务监官买商税人物者徒一年,若为人买及托买者各杖一百。”同
时,还对因税务监官购买商人物品致其亏损的行为按“致饶减税钱,各计所亏,准盗论
”,从而避免了税务官员以权压人,侵夺商人利益。
为了避免官府勒索商人,王安石变法在推行市易法时,朝廷又颁布《免行条贯》,
规定免除各商行对官府的供应,各行按获利多少,分三等按月或季度交纳免行钱之后,
官府所需物资不再向各商行摊派。
这样,官员无法利用特权强索商人财物。而获利润多的商人多交免行钱,又限制和
削弱了大商人勾结权贵垄断市场的意愿和能力,从而保护了中小商人的利益。
随着宋朝政府保护商业活动和商贩利益的各项措施的实施,小贩的社会地位也得到
了相应提高,他们开始有了做官的机会。
《夷坚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忠训郎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初为细民,负担
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一位小贩竟靠着卖油使一家人过上了小康
生活,还进入官场,位列三班。这在宋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宋代以来的小贩生活也并非全是阳光普照,由于他们中多数人是失地进城的
农民,本钱微薄,在创业过程中难免会饱尝艰辛。《金瓶梅》里就描绘了武大郎在经商
之初的惨淡经营。
但至少在宋代,从政策面上,给了沿街串巷的小贩们相对宽松的商业环境。至于你
做不做得成买卖,就要看个人能力了。
(参考文献 黄勇《宋朝小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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