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i*****g
发帖数: 11893 | 1 任志强曾经说了，中国人民最恨的第一是小泉纯一郎，其次是任志强
：）） | i*****g
发帖数: 11893 | 2 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
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任志强口述，采写：徐绥之、齐馨，编辑：墨诞、米鹤
都，主编米鹤都。编者授权共识网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任志强 山东掖县人，1951年3月生于丹东。文革前为北京第三十五中学 1967届初中毕
业生。1969年先后赴陕北、黑龙江插队。同年参军，1975年提干，曾任排长、参谋。
1980年参与北京怡达公司的创立，次年正式复员，受聘于该公司副经理。1984年后任北
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华远总公司副
总经理。1991年后任华远总公司总经理、华远集团总裁、华润(香港)北京置地有限公司
总经理等职。他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曾当选北京市劳动模
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
政协委员。
我的家庭
我老家在山东掖县，过去是出武状元的地方，有好些黄马褂和武状元的牌匾。我家
那个村，将近一半儿都是一个大家族。祖上没有家谱，我搞不清楚这些，但村里人都能
记住辈份。我女儿有次回老家，她当时只有七八岁，但很多人管她叫姑姑，农村老规矩
叫姑姑就得给钱。我爷爷应该是富农，家里大伯还在，一直在农村当校长，有90多岁了
，起码退休有30多年了。当地风俗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大伯是那里年纪最长，而且威望
最高的。
我父亲叫任泉生，好像是“七·七事变”之前参加革命的，1938年入了党。他属于
知识分子，后来又在“抗大”四分校毕业。参加新四军后，他没当过兵，一直做的是类
似后勤部长或者什么专员的财经工作。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五师李先念所在的中共豫
鄂边区工作。1946年，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的时候被打散了，我父亲就去了东北
。他在东北时曾出任过“东北六省”之一的省长[1]。那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是毛泽
东签署的委任状。这张委任状现在算是我们家最值钱的文物了。
越南建国的时候，中央曾任命我父亲出任第一任驻越南大使，我父亲刚到北京还没
来得及赴任，就被李先念留下来了，分配到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工作。1964年，也就
是第三届人大后，提了商业部的副部长。我父亲长期在商业部、供销总社系统工作，属
于“财贸系统”的干部。
“文革”开始前后，我家从商业部机关大院搬出来，住到中央音乐学院旁边的一个
特大的四合院里。大院子里面又分成了七个院子，当时住了一百多户。我家住后面一个
小院。搬家没几天，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就把我们家里的电话撤了。当时商业部部长是
姚依林，他们几个主要领导都靠边站了，主要是我父亲在管业务。电话被撤的第二天，
正巧总理、李先念他们要召集会议，让我父亲去国务院开会。因我们家没有电话，于是
，国务院只好打电话到部里，部里再派人通知我父亲。我父亲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去了。
到中南海门口，警卫还不让进。等他到了会场就挨骂了：怎么回事？会都开了一个小时
你还没到？我父亲赶紧解释，没电话了，没及时接到通知，再加上也没汽车了，是骑自
行车来的。于是，会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家里就又装上电话了。
我父亲在商业部主管供应，这是万万不能中断的。当时，造反派正准备抄我们家呢
，就赶上这次国务院开会。这以后，机关造反派就不大敢惹我父亲了。所以他在文化大
革命中基本上没受到很大冲击。我印象中，在那时候的供应体制下，比如，全运会、抗
震救灾什么的大活动，我父亲都是“副主席”、“副主任”。因为什么服装、布票、粮
食、油、蛋，都得商业部供应。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救灾领导小组就是华国峰当主
任，我父亲当副主任。
文革中，我父亲也下了一段儿干校。文化大革命唯一上调了工资的就是上海。因为
王洪文要求中央给上海增加供应，提高工资。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不是不给，因为确实
紧缺，就跟王洪文吵起来了。于是，王洪文跑到总理那儿去告状。总理对我父亲说，你
干脆去干校好了。就这样，我父亲就去东北盘锦的干校了。过了两年，他又被“解放”
了，先是被任命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还是太原市的革委会主任。那年还到山西去看过
房子，让他准备先搬到宾馆。但是我父亲又没去成，还是让李先念给留下来了。当时商
业部要恢复供应嘛。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父亲在第一时间和苏振华、倪志福等四个人坐了一架飞机去了
上海，去接收“四人帮”的地盘。因为我父亲是被“上海帮”弄倒的，当然不会与上海
帮有勾结，所以就选上我父亲了。他在上海还是管财贸。后来商业部人手不够，而且我
父亲也不愿意在上海呆着，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身体老出毛病，于是就又回到商业部
。这样，一直到他退休。
刚记事就赶上文化革命
我是抗美援朝时在丹东出生的。我母亲叫李秀亨，也是搞物资供应的。我父母不是
同时调到北京来的，所以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是陆陆续续到的北京。我兄弟姐妹四人：
哥哥、姐姐、我、妹妹，名副其实的是“兄、弟、姐、妹”。
当时国务院机关总共有五十几个部委，有四十多个部委都在西城区。商业部也在西
边。我到北京后住在商业部机关宿舍的大院里，好像是在西城棉花胡同，是个四合院。
后来又搬到部里的宿舍楼。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父母总是出差，家里老没人。我上的
那个小学，原来叫培英小学，是财贸系统的几个部委子弟为主的一个小学，后来交地方
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几个孩子都分别在学校寄宿，父母基本都不在家，礼拜天
就把我们搁在阿姨家，由阿姨带着我们。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有时干脆连礼拜天都
不回家。所以，我们从小相对都比较独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作文很不好，我母亲就要求我多读书。但是，那时候家里没
什么书，就是《三侠五义》、《儒林外史》、《三国演义》、《水浒》这些东西。我印
象深的是，我四年级就读《牡丹亭》、《红楼梦》了。小学毕业考试的时候，是全市统
考的。我写的作文好像是《我的父亲》，作文要求写800字，最后时间到了，还没写完
。那次语文考试得了86分。考35中的分数线是184分，我考了个186分，于是就上了35中
。35中那时候是西城区重点中学。
我真正记事儿，实际上到了中学。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初二（2）班，高二（2）
班的学生对口当我们的辅导员。开始的辅导员要出国去越南留学，就改由王岐山当我们
班的辅导员。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学校主要是高中的学生闹得比较红火，我们就是跟着
瞎胡闹。串联以后，我们学校初中的一帮人结伙，坐着火车到全国各地跑了很多地方。
实际上是“假串联”，没干什么事，就是见识多了点儿。
我哥哥任志刚，“文革”前是北航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后来上大学了。文化大革命
初期，他是“一司”[2]的副司令。上天安门啊这些活动，他都参加。当时，北航附中
红卫兵的活动啊，搞什么东西啊，一大帮干部子弟老聚在我们家，成为他们的“据点”
。比如讨论什么“巴黎公社”原则呀，比如“北航红旗”开始打“联动”后研究对策啊
，等等。我哥哥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小学六年级就跟他们一块儿出去玩，跟大
孩子在一块儿，接受他们影响比较大。
“文革”中印象最深的应该说是“联动”在北展开的那次会。那次，我们都去了。
北航附中也是主力嘛。几派在会场就开始打起来了，谁说的都有道理，就是没自己的思
想。这边说这个，那边说那个。我姐姐嗓门特别大，会上人家都抢喇叭，我姐姐就自己
冲到台上，在那儿扯着嗓门喊。当时，不用麦克风的就是我姐姐。对“文革”，我们刚
一开始完全都是盲从，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以为就是共产主义了，毛主席怎么伟大。
从“联动”事件开始，怀疑就开始了。1966年底时我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认识到很多
东西都是假的，不能盲从了。开始知道要自己动脑子，不是说谁说的一定就是对的。从
那时起，我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那时候，我哥哥、翁永曦他们那几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我忘了叫什么了，他眼睛不
好，但可以把《资本论》倒背如流。那时候看《资本论》，就是那样看的。感觉到别人
说得不对，于是就开始学马列。那时候是一堆一堆的马列书籍。另外，那段时间我们也
像电视剧《血色浪漫》描写的那样：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打架……我们
还去北海滑冰。去玉渊潭八一湖滑冰、游泳的时候比较多，那里没人管，也不要票。这
种日子到了毛主席说“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时候就结束了。
共产党对延安没做多少贡献
1968年底，我们学校有一批人去山西插队了，我跟着他们去山西转了一圈。第二年
，我跟着王岐山他们一块儿去延安插队的。我本来没想去插队，后来学校的红卫兵啊，
学校的老师啊，军代表啊，到我家里去“逼”我父母，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名。我
是被逼着稀里糊涂地去插队的。
我是春节前的1月9号走的。在火车上，就跟学校另一派的同学开打了，打了一路，
打得都动刀子了。到了插队的地方后还打。我们35中是男校，全是男生。所以，插队的
时候搭配的女校是女10中。每个地方都有一拨男知青，一拨女知青。我们学校是先去的
，女10中的同学比我们到的晚。我们大队共四个小队，有三个小队在山里头。我们开始
去的时候，有八九个人，全是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住在沟底下那个村儿，没到山上去。
女十中的来了以后，也分到我们这个小队。别的队都是男女生掺和着过的。而我们是男
的在一起过，女的在一起过，是分开的。后来北京干部来了，把这个知青点给解散了，
我们这一伙子人也被打散了，分到不同的村子。
我实际上在那儿插队也就半年多。有次，我扛个东西从山上摔下来了，胳膊断了。
我就回北京到积水潭医院治胳膊，实际上也没完全治好。从那以后，我就没回延安，去
我妹妹所在的莫力达瓦了。莫力达瓦在嫩江旁边的讷河市。那地方现在属内蒙，当时属
黑龙江。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跟翁永曦在一个屯。
我在农村虽然没有多久，但是农村的生活让我知道了中国真穷。像我们去的延安那
个村里的地主，就是因为有30亩地，儿子当时有个童养媳，所以被划成了地主。解放前
，那地方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食，一家人吃都不富裕。30年后我再回去，那个村已经是
地主的儿子当了书记，地主的孙子当队长了。毕竟他们有点儿文化，所以比一般农民思
想还是开放些。有些老农还觉得挺委屈，怎么地主儿子能当书记？
1970年代，周总理回了一趟延安，延安的老百姓是百里长街，依依不舍。可毛主席
是坚决不回去的，因为过黄河的时候老和尚给他算了命，说你过了黄河就不能再回来。
所以，他在黄河边上晃了很长时间，敌人离他就三五里地了，他就不过去，就是因为老
和尚说的那句话。后来他也再没过黄河。所以，他真是对不起延安人民。周总理回去那
次才知道，延安1970年代的生产总值和1946年差不多，粮食产量还不如1940年代“延安
大生产运动”的时候。等于说这么多年，共产党对延安没有做多少贡献。
我是1969年冬天去当兵的。那时候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儿子正好负责到山东招兵。
当时有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把消息一传，地方干部的这些孩子因父母被打倒，挺困
难，就到山东当兵去了。
我就这样到了济南，然后去省军区司令部。一进屋，一百多号人谁也不认识谁。我
们这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们都是分别住在父母老战友的家里，当时跟我一块儿的，有
后来基建工程兵司令李人林的孩子，铁道兵政委宋维栻的孩子，还有毛主席的外甥……
光中央委员的孩子就有四五个。一般正常招兵，新兵都是提前穿着军装、打上背包什么
的。我们这一大帮孩子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呼噜呼噜当兵了。上了火车一看，车厢里有
一半人连军装都没有。我们是到部队以后才穿上的军装，连填表都是后来在部队填的，
检查身体也是走过场。我眼睛不好，也稀里糊涂混过去了。
1970年的时候，北京赴延安的干部带着延安本地的干部，曾到我们家去抓我。他们
说我脱离“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多了，老不回去，所以到我们家要接我回去。我妹妹
说，我哥哥当兵了。哪些干部说：什么什么？当兵了？任志强户口还在我们那儿呢！其
实，我的户口现在还在那儿呢。我妹妹就拿出我的“五好战士”证书，证明我已经是解
放军了。这样他们才拉倒了，不了了之了。
三次入党
我当兵的第一年就被评为“五好战士”，说明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一遇上入党、
提干的事，几乎每次都有挫折。我是在38军的337团。团里干部子弟比较多，都是走后
门去的。干部子弟当中，军队的子弟提得比较快，地方干部的子弟提拔得比较慢。我在
部队入党、提干都挺晚的。
我前后填了三次党员表。第一次填表是1971年。当时部队都知道我父亲的位置，所
以经常让我回北京来采购一些东西。部队除了买车——130汽车啊，还办理三产、搞副
业，这些都不算部队编制的。春节还要给领导买烟啊、酒啊之类的东西。那时候控制集
团购买力，物资很紧张。我母亲正好在北京市二商局工作，还是管供应。所以，我当兵
的时候，经常借这些关系给部队采购一些物资。1971年那次我去买了一辆汽车，可还没
等开回部队，就被我们团长的弟弟开出去玩给撞了。结果，连累我那年没入成党。
1972年的时候，我第二次填表，正赶上铁路文工团在我们团锻炼。他们的歌舞团就
住在我们连。歌舞团里有一个我姐姐的同学，我当时在炊事班，她让我给她偷点儿吃的
什么的，改善一下生活。我回家的时候也去她家里送过东西。后来就有人告状，说我跟
她谈恋爱什么的。当兵的有纪律，是不能谈恋爱的。其实，她比我大两岁，而且，我那
会儿还处于懵懂之中，对这些还不懂呢。但因为这事又没入成党。我本来在二营的步兵
连，因为我姐的那个同学还住在我们连。于是，上级就决定给我换个连队，把我调到团
直去了。这样，我就到了团直特务连工兵排。直到1973年年初，第三次填表才入党。
特务连有三个排，一个是勤务排，就是警卫排；一个侦察排；再一个就是工兵排，
工兵排就是搞爆破。工兵排的编制最大，别的排都是三十多个人，我们排是五十四个人
。我当时是班长。后来我当了工兵排的代理排长，那时在军区都是有名的，搞演习、搞
爆破、烟火，效果都是最好的。他们那时候拍电影弄什么烟火都是假的，我都是用真东
西弄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很多人还是跟我学的，我搞得早呀。像八一厂拍的《朝鲜战争
》，也叫《虎虎虎》，一部军事科教片，是讲我们团在朝鲜战争的一个战例。所以我们
团跟着去参与拍摄，那部影片的场景，我们弄的比八一厂更专业化，好多硝烟效果都是
真的。但那部电影后来没公演。
“802演习”（编者注：1981年夏季华北大演习），我不在部队，没有参加，但是
整个“802演习”的爆破方案是我做的。我以前带的一个兵，在我走了以后接我当了工
兵参谋，曾找我让我帮他弄一套爆破方案。我就给他做了套方案，让他改改用。我们团
是主席台前面的主攻，结果，他们把炸药量给弄大了，把周围五公里村子的玻璃都震碎
了。当然，不光是因为爆破，还包括演习中炮兵的实弹、坦克的实弹，反正老远的玻璃
都碎了。不过没死人就不算事故，给人家赔点儿钱吧。其实当时要是贴上第二防震纸条
儿就没事儿了，或者药量小一点儿也没事。我当时没在现场，这些事都是他们后来跟我
说的。
三次提干
我入党填表填了三次，我提干也是提名三次。第一次要提我当排长时，说我岁数大
了，超过23岁了——那时候士兵要23岁以下才可以提干。第二次要提我当连长，为什么
呢？那时候团里的这些干部要买电视机、自行车什么的，都是我去买的。那年头里像“
飞鸽”、“永久”牌的自行车是买不着的，要凭票供给。当时，从我们团驻地到保定市
大概有20公里，有很长一段没有公交车。团里领导的孩子都在保定上学，没有自行车，
怎么去上学呀？当年不是“全国学习解放军”吗？我就到北京市，跟人家说是支援野战
军部队的，找个借口就弄到了。那时候，我一弄就是十辆八辆的。所以，我们团总是要
提我干，但是，也没批。1976年我们团去内蒙给前方哨所打坑道。那次一共去了四个连
队，我们侦察连去配合。我当时是工兵排代理排长，但还是战士。团里又上报要提我副
营职，上级答复说不能直接提副营职，又给拦回去了。团里三次给我打申请提干报告，
三次都被驳回了。
其实，我那会儿已经立了七次功了，三等功一大堆。在内蒙打坑道时，我又立了二
等功。有一个连队在山的两头分开打，由于测量不准，把坑道打歪了，上下对不上，差
了两米多。可我们连是自己设计的，修改了军区原来的很多设计，弄得非常好，成为军
区的优秀工程，所以给我了个二等功。
我在工兵排就自学军事工程了。虽然当时学得很浅，但应该说我有点灵气吧。我那
会不学原理，只学操作。比如说架桥、工事、碉堡什么的，钢筋网都是六层以上，都画
在一张图上，你要是看不懂图纸，闹不好就排成一层钢筋了。六层钢筋已经很复杂了，
现在的一般建筑都是四层的。这些对我后来搞房地产多少都有点儿用吧。当时，我们修
工事的时候，计算圆弧、根号之类的，没有计算机，连计算器那时候都没有，全得自己
算出来。我们在内蒙，什么都买不着，全是自己拿笔算。根号怎么求？初中学的那些东
西，文化大革命一“扫荡”，全忘光了。我们几个人就“倒着算”，一点一点往回“对
”，才把那个公式给弄出来。然后再求半径、求弧形、求椭圆形，什么都是生掰呀。甚
至连纸都没有，就在地上，拿个棍儿划来划去，划来划去，最后弄出来了。要不然，连
打坑道、建工事的那个模板，都弄不出来。
炮兵给我们派来了4个观察兵，专门负责测量。我们几个人就攒在一起，天天在那
儿算，在地上写那么一大片。那个山大概有个四五百米，不是太高。部队住在山下，白
天上山打坑道。帐篷都设在山坳里，要不然会被大风给刮跑。那儿的大风能把帐篷刮出
20多公里去。有时候，我们三天都不下山，因为担心一下山，坑道就打歪了。
我们是春节前去的，去的时候那里正在下雪。这雪一直下到什么时候？一直下到5
月29号！“六一”前停的。到了9月5号，又开始下雪。中间就那么一段儿时间没有下雪
。我们干的还是重体力活，打坑道、堆渣土、放炮什么的，又累又脏。累就不说了，那
里根本就没法洗澡，一个是没地儿洗澡，再则也冻得够呛。我们等到老天爷终于不下雪
了，弄个大池子，把雪化在里头，就在那个里头洗澡。后来，副师长去的时候，带了辆
防化连的消毒喷洒车，我们就在那里头洗澡。这期间，我们住在帐篷里，烧牛粪，到草
原上一车一车地拣牛粪，平时吃的是罐头和压缩饼干。罐头还好，压缩饼干就没法吃了
。吃一次勉强，第二次就恶心。罐头刚开始吃，还不错，什么胡萝卜啊，肉罐头啊。吃
几次就完蛋。天天吃那玩意儿，恶心得够戗。宁愿去套那个旱獭，把旱獭杀了，烧烧，
煮着吃。我们连老鹰、乌鸦什么的都吃过。等到地上的植物终于出了芽以后，什么野葱
、野草，也想办法弄来吃。这些总比没有菜吃强啊！
我们那个地方是中国和苏联、外蒙交界的三角点，就在中国地图的那个“鸡冠子”
的界碑那个点上。边境上界碑与界碑之间隔着好远，我们这边的哨所那时候属于内蒙的
地界，那边那个哨所在黑龙江的地界，两边哨所的人对着走，对接上了再往回走，来回
要走一个月的时间。这就算查了边防了。我们打坑道正式开工是三月份，到半年多坑道
就打完了。最后，把哨所的工事全给弄好了。接着就是工事啊、混凝土碉堡啊。碉堡必
须要连续灌注，不能灌一半儿停了再灌，所以，用卡车运水泥过去，再一袋一袋地扛上
山。我们再把搅拌机拉上山。这时，边境对面的苏联坦克就排上了。当然，边界中间还
有防火道，虽然隔得老远，但我们有40倍的望远镜，能看见他们的坦克都排上了。因为
晚上灯光一照，搅拌机那大家伙再往那儿一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为我们这边
要采取什么行动呢。
在任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副师长来慰问前线了。于是，当地部队经过军区提出来
，要把我留在军区当参谋，说，反正你们又不用这个人，这个人是懂工程管理的，说了
一大堆。我们那时候修改图纸，都是直接跟军区通话，所以当地军区都知道这些事儿。
这下，我们那副师长急了，说：哎，人家要留这个人当干部，咱们多没脸啊。不行！然
后问，他为什么没提干？干部部门说了半天，最后说是因为岁数大了什么的。师领导说
，不管岁数大小，先给他弄个位置安上。紧接着，他们就下任命了。
要提干的时候，我正休假准备复员了。这时就接到部队的通知，让我回去。我一回
部队就接到命令，从特务连调到二连当排长。由于是师里下来的指示，团里也巴不得呢
，所以，审批很容易就通过了。我当排长也就五六个月，就当了连职参谋。
思想升华
从1970年、1971年开始，我周边的几个人，就开始读书了。我们连有七八个。他们
比我小一点儿，可以说当时都没什么文化。我们这帮人在部队学了几本书，给我的印象
特别深：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伦》、《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哲学的终结》等所谓毛主席要高级干部通读的“六本书”，[3]这些书对我们的影响都
挺大，比如“否定之否定”、“量变质变”等理论，应该说直到现在还有影响。以及范
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那时候我们能找到的书并不多。到1973年以后，新华书店
的内部书店对高级干部开放了，开始设在朝阳门那里。那时我经常去，里面的服务员都
认识我。有了内部书店后，我们读的书就比较多了，那时候读书，是一摞一摞地读。
换句话说，我的思想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几年的过程：从1966年底到当兵，再到1973
年这六七年，逐渐发生了变化，很难说具体是哪一个点完成的，而是几年凑成了这些变
化。毕竟那时候小，思想不成形。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当兵这一段时间，相对来讲就比较
成型了。我们这几个人的性格培养，实际上跟部队是有关系的。
人家说我这个人善诡辩。这主要是当兵的时候学出来，练出来的。斯大林就善于诡
辩，列宁也是善于诡辩的人。包括我那时候看的《怎么办》，甚至《反杜林论》，其实
也是诡辩。我们那个思想成型过程，其实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例如：范文澜是跟
郭沫若对着的，这两个人的历史观相互矛盾，他们俩都有点儿诡辩。因此，在我们思想
成型的这个过程中，起码学会了不管遇到什么，都要问“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想法。
1976年总理逝世时，我们在山上，包括以后“四五”天安门广场这些事儿，我们都
没参与。但是，情况都知道。我哥哥他们给我寄相片，说总理死了，发生了乱七八糟这
些事儿。总理死的时候，我们团里这些干部子弟，在大礼堂放哀乐，组织人去悼念，是
我挑的头。团长、政委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怕犯错误。那时候谁弄得清楚啊？主席逝
世的时候，我已经是参谋了，我们一帮人带着枪、炸药什么的，回了北京。当时以为中
国要大乱了，准备上山“打游击”去。在打倒“四人帮”之前，我们曾经两次准备“武
装斗争”。其实，所谓准备就是大家在一起瞎聊天。
“鸡肋”
之后，我上了石家庄步兵学校，是参谋队的学员。我们38军去了一堆人：什么刺杀
冠军、战术冠军的，都到那里去学习，我们团就有四五个。石家庄步校是干部学校，学
员都是干部。我们是第二期，学制一年半。我原来在部队当过“军事教员”，因为我是
个爆破专家，所以，那时候训练打坦克，炸药包、地雷这些，都是我去讲课，到各个团
里讲。工兵学有四本书，包括爆破、架桥什么的。我要把这些书里符合我们专业的部分
摘出来，教给连队战士们。给部队讲课的那套教材，就是我自己编的。我在石家庄步校
也就上了几个月的课。当时我们团抽去八个人去当教员。我不是教员，是学员。他们说
，你学这些破玩意儿干嘛？在团里都是你教我们，现在让我们教你？后来，我找了个理
由，就申请回部队了。
当然，我在步校也学了一些东西。我当参谋的时候，军委要考核，我负责修靶场，
什么设计呀，画个图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弄的。例如：轨道、跑靶……这些东西学起来
你看着挺简单，其实也有不少技术呢。照葫芦画瓢这一套东西，很容易就学会了。比如
画作战图这一套，是有规范标准的。但每次画的内容都不一样，要有自己的东西，因为
敌情不一样，是有变化的。
在部队十来年，对我的锻炼很大。一个是在意志上。38军的传统是只能胜，不能败
；这场败了，下次也得弄回来。解放战争打四平时候的那一仗，前三次都打败了，第四
次才彻底打下来。这是38军这支英雄部队的传统。我们裴副军长当年当师长的时候，在
射击场训练他就站在靶子旁边，连一米都不到，还告诉你这靶打得“偏左了、偏右了”
，就这么训练。当然，打靶的都是好手，肯定不会打得太歪。但是也没人敢这么干。这
样的部队训练出来，真要说打仗，是没问题的。不但意志没问题，军事技术也没问题。
1970年代中期，全军刺杀比赛的前十名中，我们军占了九个。第一名是谁？让给了另外
一个军的选手，因为他是代表战士当选的中共“十大”代表，上面要求得让他当冠军。
我复员后，部队的这个传统作风对我还是在起作用。再一个，就是在部队当参谋的时候
，搞作战计划什么的，这是一个系统指挥的管理，其中有各兵种的配合。这使我在计划
和指挥能力方面获得很大锻炼，对后来搞集团公司，还是很有用的。脑子里想的问题比
较多，就很少在指挥上出现单兵作战或顾东不顾西的问题。
在部队有件事让我出了名。那年，我在部队修靶场。副团长带着一个连队来了，要
打靶。我说，不行！我这儿正干活呢。他让我们先停两个小时。我没同意，我说到时候
完不成任务谁负责？把副团长都给轰回去了。于是，团里“哗”地传开了：嘿，他一个
小参谋，副团长带一个连队都在那儿站着，没打上靶，又带回来了。那个连队的人后来
到处乱传：“参谋把副团长给轰走了”。所以，我们团长说我是“鸡肋”。他叫我“鸡
肋”是因为我老提反对意见，其实就是爱说实话，部队里可不爱听这些。可是这次是他
自己下的死命令，要我按期把靶场弄完。我们是白天晚上加班，打一次靶，没四个小时
是完不了的。大白天的，我怎么干活啊？后来，“鸡肋”就叫开了。 | i*****g
发帖数: 11893 | 3 改革弄潮
我当兵的时候，团里敲锣打鼓给我们家送喜报，说我立功了。我回到家，想让老头
夸我几句，老头不但没夸，还说：我们这个年龄，早就当多大官了，你这算什么玩意儿
啊。我一气之下，说，去他妈的，不干了。1980年，我就提出复员算了。我在北京晃了
一年，没回部队。那时候部队已经给我提官儿了，任命我为作战股长。但是我没回去，
所以命令被取消了。我最后是按连职参谋复员的。
从部队回来，我连户口都上不上。后来找了个警察，证明我是从西城区走的，于是
，在西城区落了户口。当兵反正有当兵的那套手续，不再管以前了。我原来的户口其实
还在延安，等于我重新设了个户口。当时转业分派工作是去公检法系统，我不愿意去再
受约束，所以我是主动要求按复员办的。
北京当时有吃饭难、做衣难……这么“五难”。北京市就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
和“联社”这两个重要机构，集中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和北京市城市服务的“五难
”问题。国家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其实就是发展小商业。北京市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
个发展过程。当时，我姐夫的一个堂兄曾小凡办了一个公司，那时候号称是两大私人公
司之一嘛。北京最早的两大私营企业，钟家仑是第一个，我们这个号称是第二个。曾小
凡家是曾国藩的后人，我姐夫家是曾国荃的后人。
公司一开始叫“北京市青年服务社”，后来改名叫“怡达”，就是在“北京市联社
”之下办的。搞北京青年服务社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租了个小破民房。那时，我还没
复员，不过他们一成立，我就去给他们帮忙了，但没拿他们的工资。他们也不太懂怎么
做生意，就借我这社会关系，从农村收购兔皮，然后出口。我就帮着跑到广州去，通过
外贸公司办理出口，办理许可证这些事。我的同学、朋友比较多，所以，到处乱跑帮帮
忙。这第一单生意因为汇率一变化，结果还赔了。
我复员以后，就在怡达干，想干点儿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动力就是想自己闯出一
番天下来。我们是集体所有制，一开始什么都干。这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院长提出
来，你们来帮助我们成立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把院里一些孩子的就业问题给解决了吧。
于是，由曾小凡牵头，我出面跟农科院签了一个协议。我为什么愿意去农科院，因为事
先我跟院里说得很清楚：做事得我说了算，反正你就给我这么多钱，说好到时候给你上
交多少钱就完事，我自己决定用在哪里。我们后来干了一大堆事：开了个小商店，还有
洗衣部、冰箱修理、做模型什么的，见缝插针，可以说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时在农
科院门口还盖了个“天天饭馆”，早上四点钟起来炸油饼，我也跟着干。晚上11点钟算
账、数钱。那时候，商店卖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儿，收的都是一分钱、一分钱的钢镚儿，
一摞一摞地数，数着数着就睡着了。这算好的，有天中午一个战友找我说事，我们俩就
在那个小饭店里说着话，我就睡着了。累到这种程度。这期间，我们还卖过服装、水果
什么的。那时候，我还看过摊，白天卖葡萄、卖香蕉，晚上就睡在摊儿上，蚊子是飞来
飞去。
那几年我干得还不错，收入也不错，一个月可以拿到300多块钱，算很多了。农科
院前前后后大概投了30万元，我每年还他们10万块钱，都是按期还的。有钱挣，大家都
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10万块钱就很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些孩子、家长满意，有
了工作，有钱挣了。1984年的时候，员工差不多有60块钱工资了，已经超过普通人的收
入了。那会儿，农科院决定要把我调过去，让我当处长，专管这些服务公司。
1983年3月整党，把我从农科院调回“怡达”参加整党。“联社”派了一个工作组
来专门查我们，查了七八个月。最后，没查出什么，就派了几个人来重新弄这个企业，
把我当时弄的商店都给收走了，由他们接管了。我在怡达是副总，业务是我在主管。我
当时本来还在犹豫，是不是继续在怡达干下去。这么一整，促使我去了华远。
1984年年初的时候，华远公司在招兵买马。华远的总经理戴晓明原来跟我并不熟，
有天他找我了解一个情况，我请他们在便宜坊吃饭。这样，我们就侃上了，侃完以后，
他说，干脆你到我这儿来算了。我记得他开的是辆小破汽车，还得摇，不摇打不着。他
是从西城区的机关下来的，不太懂办营业执照什么的这些事情。我当时都开了十几家企
业了，这方面比他熟。怡达的事使我下了决心。
“投机倒把”罪
我过去以后，给了我一个营业执照，任“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编制有3
个名额，让我在1984年一年内完成70万元的利润。我实际上没完成那个数，当年也就挣
了60多万元利润。当时在华远，经营上是没多少人能与我们比的。从南方往北方倒什么
录音机、录像机这些东西，最开始就是我们干的。我们直接到当时号称国内“四小龙”
的南海、中山、东莞、番禺这些地方买东西，然后再倒腾这些东西。我也是第一个用军
用飞机倒“走私品”的。因为当时从南方进的这些商品实际上就是走私品，我们等于是
在替人家“销赃”。
我们曾经被广州公安局抓了一次，扣了货，连飞机一块儿扣的。可军用飞机人家可
不管这个，你地方凭什么扣我？第二天我们的货就放了。关键还在于这当中我们没有什
么责任，货虽然在我这里，但对方是有经销权的公司，我是正常买货。前面那一段我们
管不了，但我们不承认是走私品。因为我和国内这些公司签的合同，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不做走私品；所有税款由他们去补。如果说他偷漏税，和我也没关系。最后，对方公
司同意补税了，因为我们和他的合同上有这个条款，跟我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们绝对是北京市的大头儿。连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买什么摄像机、
买设备，都到我这儿来，包括教育电视台的第一套设备，都是我们给他们买的。那时候
大3/4的、1/2的[4]编辑机什么的，都是我们用飞机拉过来的。到1984年10月份，我正
式办了调到华远的手续。不过，离开农科院以后，他们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好。农科院刚
开始成立“老头队”，也就是退休人员组成的施工队，盖西单广场、百花市场、老地安
门商场改造，他们接了很多活，都是我帮他们联系的。在建筑行业一说“老头儿队”，
都知道，一直到现在还在给我们干活。
1984那一年，我们挣的利润，和华远按约定一九分成，也就是说90％上交，10％归
我们发奖金。我就把奖金发了。我们当时一共就五个人，给我3个编制，还有俩待业青
年。待业青年每人给几百块钱奖金就不错了，那个干部给两三千，剩下我们两个主要人
员，当时拿了大概是一万六、七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我
这个人比较特殊。我的复员费有两千多块钱，回来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1984年我又从
市一商局买了辆淘汰的报废汽车，是国外使馆淘汰下来的，花了9千块钱。当时9千多块
钱已经很多了。用9千多块钱买辆车？人家都说“可能是贪污的”，认为不贪污怎么能
有私人汽车、摩托车什么的？
抓我那天是1985年9月30号。上午西城区纪委通知我去谈话，我没去，我说我正谈
判呢，下午去。结果，中午检察院就来了。纪委看我不去，以为我要跑呢，让检察院直
接把我抓起来了。检察院是以贪污罪抓我的。实际上，这事儿啊，纪委完全是瞎胡闹。
1985 年初的时候搞企业自查，《北京日报》还说我们自查得比较好。5月7号，由西城
区副区长马凯在我们这儿做的总结。对于我们自查的情况，对工商局说我们超营业执照
范围经营的事情，以及其它一些事儿，马凯都代表区里作了结论。但是，纪委不干。纪
委到9月份还在查。其实，关于奖金发放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主动申报的，不是他们
查出来的。我们主动申报完了以后，就把我抓起来了。
当时我没问题，但人才公司的副总有点问题。他把利润的一部分倒出去了，相当于
中介费似的。不过案发之前，这些钱都还了，其实也没多大事儿。但是，当时是第一次
经济“严打”，还是被认为有事儿。而且，认为他跟我相互勾结。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
都不是华远的人，来华远之前就签了一个销售录像机的合同。他当时在晓峰公司，晓峰
公司是国家科委的吧。实际上是晓峰公司要的回扣。几百台录像机，我们都没见到货，
就倒给晓峰公司了。他们也不是再卖，是给军队用的，等于是为军队采购。但是，他们
买了以后，要了一部分回扣。我们当年完成的利润，其中有30多万是这部分钱。另外，
还转了一部分钱到南海的一家家具厂，再将家具加点儿利润卖给了晓峰公司做办公室用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正式调到华远来，但资金走的是华远的账
号，没有揣个人腰包，但还是以“挪用公款”的罪名给那个副总判了个无期徒刑。后来
他们自己可能也觉得不太对，又改判成7年半。这确实没什么道理，挪用公款是以挪用
超过三个月论处的，而他占用的这部分资金已经还了。
现在也说不清楚是否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反正当时有那么点儿意思。我做的这些事
其实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事一查跟我没关系。而奖金的事，我的所有手续、华远的手续
，都是全的，“一九分成”也有会议纪要。我的奖金是该拿的。那时候也不用上个人所
得税什么的，所以，一切都是按规定做的，一点儿违法的事也没有。抓我的时候正好是
中秋，检察院通知我妹妹去退钱，说我贪污，要把钱顶上。我妹妹就把我的摩托车卖了
，凑了一万块钱还是多少。到第二年2、3月份的时候，检察院已经把钱退给我妹妹了，
要放我出来了。可是，市里有人不干了，3月份就把我的案子调到市里管了。这样我就
进了半步桥监狱。
他们已经抓了我，没法放啊，就给我定了个“投机倒把罪”。这个投机倒把罪是怎
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在盖华威大厦时，钢材不是要有指标吗，就让大家想办法去找钢材
。于是，我就通过农科院倒了一批钢材过来，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华远总公司的经
营范围是允许做钢材的，我要是直接从总公司做呢，就没事了。我当时为了把利润搁在
我这儿，就用我们人才公司的名义做的，然后再转给总公司。后来总公司说钢材型号不
对，我就把这批钢材给卖了，大概卖的利润超过了六万块钱。当时规定“不当利润”超
过五万块钱以上算投机倒把。但是，5月7号的时候，马凯他们已经把这件事作为“超营
业范围经营”做了结论，因为总公司营业范围是可以经营钢材的，我们是子公司，所以
不算完全违法。可检察院还是算我是“投机倒把罪”。
我是1985年9月按“贪污罪”抓的，到第二年9月法院才第一次开庭，中间隔了整整
一年。我说，晓峰公司的事跟我没有关系，这事儿我不知道嘛。于是，法院就退回检察
院重新审理。本来我跟我那副总是同案，他们看实在扯不上，就给我改为“投机倒把罪
”单独起诉了。这样，法院就给我判了个“判二缓三”，就是判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三
年。不过，我很快就上诉了。我1986年12月4号被放出来，半年以后，检察院才给我下
了裁定书，说我“无罪”。可“无罪”吧，还不直接写你无罪，写的是“可不认为犯罪
”。其实就是他们下不来台嘛。
狱中一年
我在狱中一年零两个月，主要在半步桥监狱。
监狱里犯人只能看些什么《法学概论》这些书。我在监狱里倒是学了好多法律，那
时候没事干，天天就在那儿念。应该说已经学得很不错了，恨不能都背熟了，哪条法律
在书里多少页都知道。那时我还替别人写状子呢。我大概看一下那个起诉书，就知道是
“缓刑”啊、是“无罪”啊，是“死刑”啊，还是会判“多少年”啊，基本上都懂，而
且估计得还倍儿准。什么“严重”，或者“特大”，这些词儿一用，就知道该判多少年
了。这对我以后学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倒是很有帮助。
我们二十多人关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说来也很怪的，那时是第一次“严打
”，抓了一大堆处级干部。我们屋里就有七名党员。所以，那些刑事犯也不敢惹我们。
我们七个人联合起来，也不管有罪没罪，组织个“党小组”什么的，互相保护。后来，
我们中间有四个人是无罪释放的。一个是北京市冷冻机械厂的厂长，那时候不是有“星
期天工程师”[5]吗，但他们说“星期天工程师”可以拿钱，厂长星期天兼职不能拿钱
，因为厂长算行政职务。其实是有人想整他。实在瞎胡闹，但不能白抓啊，后来判了半
年徒刑，又缓期了两年，实际上就是无罪释放。另一个是中资机构的老总，外贸部前部
长李强是董事长，他是总经理。检察院说他私人倒腾两千万在香港设立境外公司。实际
上是李强、国务院都批准了的事。最后也无罪释放了。还有一个是哪个部委普查办公室
的主任，他呢，是为了省钱，把全国普查的那个钱办了个小印刷厂，印刷的全部都是全
国普查用的那些资料、表格什么的。他个人没拿钱，印的又全是应该印的，自己弄个小
厂子，省了钱，还可以安排单位多余人员搞第三产业。那时候国家机关不允许搞第三产
业，说他把全国普查的钱拿去私营了。一开始判了他十年，等他申诉完了就放了。那时
候就是可笑，很多界限说不清楚。
放我的时候才有意思呢：检察院的先是跟我们的书记、经理谈，说，任志强不能去
告我们，这是第一个条件。我说我能有精力去告他们吗？第二件事是要安排一个检察院
的家属到我们公司工作。戴晓明他们同意了以后，才放了我。不然，他们就不给你发裁
定书。这都是什么事？那个西城区的检察员，说我无罪，但市里不干。他真是比较正直
，认为无罪就是无罪，最后这个检察员就要求辞职。检察员是由人大批准的，不是随便
可以辞的。上面先是不同意他辞。他就跑到北京站卖了两个月汽水、冰棍，意思就是我
不干了。最后区里没办法，同意他辞去了检察员。他现在还在给华远当律师呢。这说明
什么？说明我就是无罪，人家很清楚。市里其实也清楚，但最后裁定书里还不写你“无
罪”，写他妈的“可不认为有罪”。什么玩意儿？
当时这个事，政治斗争不政治斗争的，没人明说，都是暗的。上面有人可能不只对
华远公司不满意，但是想从华远这里找点儿茬。他们折腾了半天也没折腾出东西来，我
最后还是无罪释放。但是，区里还非得要给我处分，于是给了我个党内警告处分，到现
在这个党内警告处分也没法取消。党员大会讨论的时候，戴晓明第一个说：“反对的举
手”。他先表决“反对”，并第一个举手。一帮人在党员大会上都反对给我处分，结果
就没通过。我本来就没事嘛。最后用什么借口呢？是以“管理不善”的名义给我的处分
。我的副总不是被判了刑嘛？其实，他的事和我没关系。
后来，提我当华远的副总，区里就因为我的这件事不肯认账。戴晓明说，我们集团
决定了，就算任命了，不管区里认不认。政府的副处级干部，就由组织部管了。这样，
过了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区里看我确实没有什么问题，才给我正式任命。1990年戴晓
明离开华远、我接任总经理的时候，还是这样。区里一开始也是不给任命，还要我代理
工作。这当中，公司要换法人代表，企业没法人代表不行啊，最后他们同意我当法人代
表，但还是不同意任命。又过了一年半，到1992年才任命。再往后，区里看我们公司发
展得越来越好，他们有点儿过意不去，而我又老提旧事。最后他们说，“我们也不能取
消党员处分，你就当个人大代表吧，就算没什么问题了”。可我当人大代表时，人家又
说我老投反对票，还是弄个政协委员吧，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你没有投票权了。
所以后来又让我当了市政协委员。我这个政协委员，就是因为这件事。区政府以这种方
式算是给我“平反”了，你再说别的也没用。
上市前夜
我这人遇到的热闹事儿其实挺多的。像我们这个合资公司----“华润置地”在香港
联交所上市就挺曲折。
我们最初合资的时候，开始是与光大合作。那是1994年8月31号，我跟光大签的合
资协议。紧接着，9月4号我就跟北京市签了京通公路的协议，约定由我出钱修路，市里
把京通公路旁边的地给我。刚签完字，光大就不干了。这下麻烦大了，没有他们的钱，
我可拿不出资金去付北京市的钱。在此之前，我曾经与华润谈起过合作。他们也说过，
干！项目合作还不如公司合作。这时，我就正好让华润把光大的股权接了。如果光大干
了，他们就发大财了。
就在华润置地挂牌的前一天，出了两个插曲。一个状况是：香港联交所1996年11月
通过我们上市。上市的前一天，11月7号晚上，证监会突然说不同意我们上市，非说我
们没有经过他们的批准。第二天就要“敲钟”了，真急呀！在那之前，我们也到证监会
跑了好几趟。但是华远只是把52％的外资部分上市了，中资部分没上市。证监会说，你
们的资产没出去，这事跟你们华远没关系。搞得我们还没办法。后来，吴仪老太太自己
跑到朱熔基的办公室吵吵半天，说华润享受外资待遇啊，它用不着跟你证监会报批呀。
最后，还是朱鎔基表态了，说：这事要有问题是我的问题，不能让上市公司对外的影响
搞坏了。证监会也没就脾气了，但还是要处理我们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说要
罚款100万，并取消三年资格。最后，证监会在开听证会时也把给他们的处理决定给抹
了。
另一个状况是：那天11点多钟，香港八大报纸和联交所都接到一份举报，说任志强
是犯罪分子，是“欺骗股民”，不能当上市公司董事长。公司上市之前，我们都是要签
确认书、律师函的，要说清楚有没有犯罪记录这些事情。当时香港还没回归嘛，我们的
书记是在英国大使馆宣的誓。宣完誓了，突然说我有“犯罪记录”，这不是造假吗？所
以，下午1点钟，各大报纸、联交所都打电话来问我。我回答说，我是人大代表啊，人
大代表本身就已经证实我没有犯罪记录了。可这么说不行，得有相关证明。于是，香港
联交所通知公司，公司通知我，我们的书记为这事跑了一下午，各级都得去请示。请示
完了以后，又跑到检察院去折腾半天，本来答应下午五点钟以前一定弄出来。结果，一
直拖到五点半多，检察员再经过各级请示后，终于给出了个证明，说经过审查，证明我
无罪，没有犯罪记录。检察院直接把这个证明发到了香港，给香港联交所确认。然后，
我们的律师即刻给所有的报馆发函，说任何报纸都不能登这个消息，因为没有这事儿，
如果哪个报纸登了，我们将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不过，后来还是有一家报纸登了，
那报上说：前几天我们曾接到匿名举报信，说什么什么，后来经联交所核实，说没有这
件事。其他的报都没登。这才保证了第二天顺利挂牌上市。
这件事儿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匿名信，发了十几封。
为这事，我们书记跟区里说过多少遍，区里说，这事没办法重新弄了，党内处分按
照规定也没法给你取消。可你当了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就已经证明你没罪了。但是，人
家联交所、香港人不理你那套，所以，最后还是由检察院出了证明。但是，以后像这样
的事儿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冒出来呢。
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
我当人大代表是很认真的。我们总公司当时是在新街口选区。跟我一个选区的另一
位代表是个当居委会主任的老太太。我们俩还一起到她们居委会那一片儿，挨家走访，
到单位去走访，征求意见。她都六十多岁了，还跟我挨着家走，告诉我：这家最穷，去
这家，那家最穷，去那家。记得第一次走访时，那儿什么都没有，穷得不得了，得走出
老远才能找到公用电话，太不方便了。公用电话对老百姓还是很有用的。于是，我就给
她们那里安了两部公用电话。那时候，安部电话要五千多块钱吧，反正很贵的，还得拉
电话线。我跟她们说，我出安装公用电话的钱，再收钱就是你们的事儿了。
还有件事儿，那时老百姓在大街上跳舞健身，我给买了收录机、磁带、喇叭。小区
组织各种活动，就等于有音响了。那时候，音响设备不如现在这么好，有个收录机，再
接个大喇叭就行了。这两件事儿，都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选民们高兴得够呛，以后老
想选我，还说，可找到个“财主”了，能帮选区干点事儿。后来，我们公司改为阜外这
个选区了。有点什么事儿，居委会也跑来找。那时候居委会真穷，没钱。作为人民代表
，当然可以向区政府反映，让区政府解决。可是小小不然的事儿，报区里，还有好几道
关，一般来说，我们公司或者个人能解决了也就算了。
像我这种人大代表，企业的代表，大部分都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因为选区是你这
个企业所在地呀，周围选民共同选的你嘛。我们集团人多，基本上我们能得半数以上选
票，但是你不能不照顾周围选民啊，你不能刚过半数就当选吧？一般都希望票数高点儿
啊。所以，街道就出来做周围居民的工作。居委会主任就跟居民说，哎，我们选谁谁啊
，他帮我们办了什么什么事儿。
人民代表是必须管本选区的事，比如，我是西城区人民代表，是西城区选的，我得
为西城区说话，这是必然的。你要是新街口街道的，就得为新街口说话。人民代表是一
层一层选上来的，代表只为选区服务，一个选区里，老百姓或者工厂、单位有什么意见
，例如弄个公共厕所啊，弄个什么东西，遇到这些生活中的事儿，他们就把人民代表当
真了。
政协委员则不固定区域， 没有区域限制。政协老组织“专题考察”什么的，一般
都是大事儿。当然，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政协委员，也有人来反映具体的问题。而且，你
涉及哪个区的事儿都行。政协委员不是按票选的，是按“界别”划分的。
我的感觉，人民代表的水平、素质是低的，是在大平均数以下的。人民代表里头，
水平、素质是高的高、低的低。很多现任的官员在人大里，像区长、副区长、书记、副
书记，都是人民代表。但是，它底下还得有最基层的代表。人民代表选举有规定，必须
有最基层的代表。最基层代表素质就很低了。你说，居委会主任，她除了要个公用电话
或者什么，能想多少国家大事儿？西城区的规划，她能看懂吗？再比如，从工人中间选
上来的，像什么清洁工啊，你再让他提高也提不高了。这种人比例占多大？很大，可能
有三分之一。
政协委员，则大都是知名人士。不管他在哪个行业里头，他都是知名人士。即使他
大的方面再不行，但在他那个行业里头还行。比如某个唱戏的，在他行业里也要有点儿
名气。政协都是这种人。退休干部也很多，他们退下来以后，什么都不怕，反正最多混
几年，所以敢说话。在人大代表里头，没人敢说，因为他还得继续当官儿嘛。这是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典型差别。你看政协提案，提什么的都有，才不管你那套呢。而且学
术界的很多教授也是政协委员。这样一平均，文化层次高得很。层次偏低的是那些个体
户，可能捐个钱什么的就当个政协委员，也为了要有代表性嘛。但是他占的比例低，当
然有些小老板什么的，跟我们这些人混在一起以后，也有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而人大代
表里那些低素质的人，有些是再怎么也提高不了的。但是它规定了必须要有这么高的比
例。
人大政协内部的比例，大致是这样的：政协委员里共产党占三分之一、统战的三分
之一、社会群体三分之一。人大代表呢，是基层的三分之一，管理的大概三分之一，中
间的那块，就是像企业、学校这些。基本上是这样分的。所以，人大代表里总有三分之
一左右是层次比较低的。 | i*****g
发帖数: 11893 | 4 上市与退出
我去华远时，提的条件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你要让我到华远来，我就要
自己干，自己说了算。我在华远集团当副总的时候，不仅仅是集团副总，还是地产公司
总经理，在地产公司还是我说了算。我们那时候叫“各路诸侯”吧，我这个诸侯是最大
的一个诸侯。我经常不听集团总经理的。
华远在1995年3月才取消董事会，在这之前，董事长是陈元，马凯是副董事长。成
立华远的初衷，实际上是要突破体制的。虽然对我们还是有体制控制，但是我们叫“计
划外全民所有制”。区政府开始就是这么批的。“计划外”，就是不管你，给你个“全
民所有制”牌子，让你好办事。客观上，当时还突破不了体制。我们到1992年才列入编
制，华远成立快十年我们才列编。1992年前，我们一直以为华远是处级单位，因为在区
里是按处级单位管的。那会儿不是有“控办”吗，买汽车得通过“控办”。我们在申办
购置车辆时，发现没有我们的“编制”啊，也就没有我们的“指标”，这才给我们补办
。然后，进行国有资产登记，我们也登记不上。因为我们没有国有资产投资，最早华远
是从区联社借的20万贷款，早就连本带息还掉了。而国有资产登记有一项是“资金来源
”，有一项“国有资产投资”。那一栏不填，就根本列不进去西城区的国有资产表。名
义上我们叫“国有资产”，可实际上列不进去，又不算是国有资产。最后，区里没办法
，到1998年，才用“返税”的方式，给我们退税7％，相当于6800万，把这个作为一部
分国有资产资本金，华远才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国有资产。但这么一转化，等于好几十个
亿全归了区政府了。
华远一开始是“跑马占地”。不过，在1985年以经营为主的同时，我们就开始向“
资源”转化了。我们当时认为有两个资源：第一个是银行，可以参加金融市场；第二个
是土地，要参与房地产。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转变。等到1988年、1989年时，我们就
已经提出“三化”了：国际化、股份化和集团化，开始改变计划经济为主的这些东西了。
我们真正走向正轨，应该是从房地产公司成立以后开始的。过去华远集团和华远房
地产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87年底才把人马分开，牌子分开，1988年3月正式注册了
华远房地产。1992年股份制改造，半年后正式获批，这是第一个大飞跃；1994年开始合
资， 1996年底在香港上市，前前后后从境外一共拿到5亿多美元，有了第二个大飞跃，
我们的地位一下子就蹦上去了。在1997年、1998年资产规模就是全国第一了。万科那时
候大概只有我们的1/3，2000年我们用华润置地收购万科以后，万科才发展起来。
宁高宁当时是华润创业的总经理，他完全是靠自己干出来的。他也当过兵，当年考
中美联合培训，在大学生里他考了第九名吧？他到华润以后就说：凭本事干。我觉得，
在中国商界里头，我认为他是水平最高的之一。后来他提出分手以后，我们才分开的。
要说当时分手的直接原因，首先应该是资本金问题。1998年朱鎔基上台开记者招待
会那天，香港股市暴涨。这之后第三天，我们增发了一次股，拿到八个多亿人民币，折
合一亿多美元。按照合约，所有在境外的扩股融资，应该把钱给我用。但是亚洲金融危
机以后，我们发行的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可换股债，价格跌了下来，还不上账了。宁高宁
就要华润置地先还这个钱，没把资金给我。当时，我已经铺了一批项目，需要付钱啊。
由于资金不到位，他想让我把一个大项目先放下。这个项目一期工程已经付了八千多万
元了，我当然不干，坚持把一期工程干下来了。因为违约，又增加了两亿四才把合同拿
下来。另外又赶上北京市1998年出台一个改“实物拆迁”为“货币拆迁”的政策。我们
正要拆迁一个有1700多户的小区，有三十多万平米的拆迁房。等房子盖了，钱也扔进去
了，那边股东不给钱，我们没有了流动资金；这边的拆迁户要搬走，突然变成要给他们
付货币了。当时的局面是，那边亏损了一笔钱，这边又要支付钱。我的资金流断了。所
以，房子得亏损着卖，当年利润就下降到只有九千多万元了。而前两年都是三个亿、六
个亿的利润，这一下“砰”就掉下来了。于是，股民就开始不干了。如果有那八个多亿
资金，我们马上就能起来了。因此，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和华润创业开始发生争执。这是
第一个分歧。
第二个分歧是他们进行财务重组。原本我的股权是在华润置地里，可他们自己内部
做一系列调整之后，把很多东西，例如华润大厦什么的，都装进了这个上市公司。根据
合约，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能做股权转让。宁高宁实际上是把华远股权从分公司持有变为
集团持有了，本来也没什么大错，对他来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他们认为
这不是“变动”。但实际这是“变动”。
华润是1946年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它算是财政部“001号国有资产”，每年要给财
政部上缴利润，但是它又算“外资”。这个变动的结果是什么呢？华润集团直接控股以
后，就是要按他“国有资产”的管理办法来进行管理。华远集团虽然也是国有资产，不
过在香港那边儿是按上市公司办法办理。我们的分歧虽然核心是资产争议，但在管理上
也出现了一些矛盾。结果意味着我连发奖金都必须经过华润集团批准。董事会里他们占
有六个代表席位，我们只占有五个。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董事会表示意见，通过董事会批
准就可以了。但是董事会通过的东西还让我上报？我是上市公司，我凭什么给华润集团
上报，凭什么要华润集团批准啊？这违反上市公司的规定啊。虽然华润和华远都是国有
资产，都持有香港上市公司华润置地的股权，但是，对上市公司的管理，还是应当按照
上市公司的规定办才行。其实，我要在香港告他，他是没道理的。同时由于改为集团控
股，集团不了解公司原来的情况，于是就要来审计等等，这样就出现了一大堆问题。
第三个分歧是“万科”的事情。收购万科公司，本来应该是我直接收购的。早在
1997年第一次收购万科，是由华远收购，但没成功。后来，宁高宁用华润置地来收购，
等于一个上市公司持有两个公司的股权。万科提出要发二十亿的债，证监会提出存在关
联交易没批准。于是，他们就写了一个关于不存在“竞争性交易”的说明，说：万科是
全国性的，华远是北京市的，不能出北京，所以没有竞争；然后又说，都在北京，万科
仍有优先权。上市公告就是这么登的。这些他们事前都没告诉我们。于是，我就不同意
了。我召开董事会，写了个董事会决议。港方的董事当时也签字了，在职的人都同意，
等于是七票同意。因为在职的人都觉得，万科这么欺负我们，不行。我说，我要到证监
会告你们。你们起码应该跟我们董事会商量。涉及我的事儿，你不跟我商量还行？华远
怎么就不能出北京？而且为什么华远在北京拿地，万科还要优先？于是就开始闹起来。
大概是2001年1月，我们几个华润置地的股东、董事在香港一起开会，从晚上九点钟一
直吵到早上四点多，后来还是决定各干各的算了。我没意见，于是回来就做区里的工作
，等区里批下来以后，我们就和他们签了分手的协议。2001年9月6号，我们两家正式协
议分手。
分手前那一段时间，我确实栽啊，因为1999年利润大幅下降，没完成指标。宁高宁
跟我说，有两种办法解决：一个是你们自己换总经理，一个是我们给你另请一个。我说
，你们要换总经理就换，我没关系。我还把区委书记叫去一块儿吃饭，直接对宁高宁说
，你把这个事儿跟区政府说清楚，要不然我辞职了，区政府还不知道。后来就这么定了
，我就辞职了。2000年4月，华远就换了总经理。
当时宁高宁是想把万科和华远这两个公司合并以后，让我“升格”管两个全国性的
房地产公司——万科、华远，但不再兼华远的总经理，实际上就变成华润的人了，在华
润置地当总经理。其实，我本来就是华润置地的董事总经理，只是要我脱离华远，交给
别人就行了。当时，宁高宁给我开出很高的工资，对这个建议，我没同意。我说：那不
行，我不干。我宁愿要华远，我不拿华润的钱。后来，就这样分手了。宁高宁最后给我
保留了个董事席位，说：你是华润置地的终身董事，给你顾问费，这边有什么事儿，你
来帮忙。于是，我就签了个顾问合同，帮着他们选地啊、决策啊。这样大概拿了两年顾
问费。2003年的时候，土地实行招标化了，我说：我不能拿你的钱了，我们之间老有竞
争，投标啊、土地竞争，有很多项目，我们都同时去投标，让我怎么说啊？于是，我就
辞了华润置地的董事，不拿这钱了。
大部分的合资企业，面临分家都会吵得一塌糊涂，其结果是两败俱伤。主要问题是
有些人不接受“契约精神”。我认为，既然签了合约，怎样签的就应该怎样执行。就分
手而言，我们跟华润创业是遵守合约的。我们也算是国内企业目前最成功的一个进入合
资——进入上市——又把公司和平地卖掉——再把品牌收回来的企业。很多合资企业，
合资以后被人家灭了，品牌也没了，大多是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分的家。我们是友好协
商，和平分手的。当时，我们的股票价格并不高，但是对方给我的价格，超过净资产百
分之十，符合国有资产转让规定。而且，我们的企业现在还叫“华远”，把品牌收回来
了。现在，两个企业都发展得不错。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合资、吵架，然后又分手，而且
各自都干得挺好的企业，基本上是鲜有另例的。
十年一轮回
华远从1992年开始股份制，1994年和华润合资，1996年操作华润置地上市，到2001
年，又重新回到二次创业华远，整个儿转了一个圈。所以，号称“十年画圆”。
这十年给我的教训就是，无论合资不合资，你都得控股。他们实际上是有点儿违约
的。合约上明确规定，第一届董事会不能换人。因为上市的缘故，为了稳定，他们就把
合约延长到2000年了。也就是说，实际按照合约，在2000年之前，他们是没有权利换我
的领导班子，也不能换总经理。
我们十年画这一个圆，对华远来说，第一个，不管怎么样，通过资本运作、上市，
原来我们的个人股呢，基本上都用三块多钱回购了。所有的私人股权，大家都赚了一笔
钱。第二个，公司也赚了一大笔钱。当初入资的时候，评估只评了八千多万人民币，后
来搞增资扩股，又装一些东西进去。等到把所有股权都卖了，差不多卖了一亿美元吧，
还是赚了一大笔。所以，我二次起家的时候，根本不缺钱，起始资本比较高。对于我本
人来讲，也获得了一些和外资啊、基金谈判的经验。为我们以后再进入上市程序，建立
了很多渠道，也学会了资本市场的一些东西，包括西方的会计制度什么的。我们的财务
，经过锻炼以后，东西方的会计制度都已经运用得融会贯通。
华远“二次创业”时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部都是重新开始。公司中间有段时
间叫“华远新时代”，因为工商局不同意只用“华远”这个词儿，必须加几个字，因为
怕新旧之间有财务纠纷，有法律问题。一年内如果没有任何纠葛，才能重新恢复“华远
地产”这个名字。第二年，工商规定的期限一过，我们就改回叫“华远地产”了。
新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就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融资、个人股、公司股，这些都搞了
，都是经过区里批准的。但是，国有股现在还是最大，占百分之六十。我说的是“区属
”国有股。其实，我最不愿意国有控股了，因为我得说了算呀。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国
有控股。公司现在有好几个股东，包括“首创”、“北控啊，都是我们的股东，华远集
团公司的国有股仍然是最大的。下一步，等完成上市后，华远集团可能还会持有百分之
四十四的股份。因此，要想说了算，就得有一个“股东控股率”。否则，人家在董事会
占多数，你就不能做到说了算。
我要控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按我对市场的判断做决策。比如对中国市场的分析
，我们很正确，他们并不正确，但是人家说了算就没办法。我认为中国市场好得很，你
就豁着干吧。例如1998年开始“房改”，本来只要呼呼地卖房子就行了。可是，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他们不干，非让我停了，后来他们也承认错了。现在，他们不能
不承认，华远仍然是个好公司。不管怎么样，这两年，我们利润一点儿不比它少啊，增
长速度一点不比它弱啊，营业额也比它高——如果这次上市以后，可能也不会弱于他们。
这些年的市场经验，从宏观上讲，我觉得是离不开资本市场，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
。新华远地产前三年，没有太多利润，因为项目都还没竣工呢。但到2004年就开始有收
获了。2004、2005、2006这三年，利润都是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速度增长。有了三年业
绩之后，我们就开始倒腾上市的事了。
现在的地产行业，最重要的是产业集中度不够，每一个企业的规模都很小。这两年
上市的，都是在迅速扩张。所以，利用资本市场这条路，一定要走。我们过去就认识到
这个问题，现在还是这样认识。别人进入资本市场以后，发展很快，很快就把你扔到一
边了。当年万科的总资产才二十六亿，而我们是八十多亿。华润当了万科大股东后，有
了扩资能力。现在，发股、发债，华润都跟着买。只有这样，华润才能保持它的控股地
位。我跟华润分手以后，万科就呼呼往上涨。现在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七百亿了，弄不好
今年能超过一千二百亿。我们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我们如果完成上市，市值也还到不
了二百亿，而现在我们才三四十个亿。所以，差远了！我们上市后，再扩股几次，很可
能也就“噌噌”翻着番地往上上了。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追赶能力，几年时间就被人甩
到后头了。2001年，我们还比它大那么多呢，但是我们很快就掉下来了。所以，一定要
利用资本市场。
再一个，国家实行拍卖土地制度，你没有资本市场支持，拿不到更多的土地储备，
根本做不了项目。目前，我们的土地储备只有五、六块，可人家恨不得有几千亩地，差
远了。所以，没有资本市场支持，根本就不行。
全国现在六万多家地产公司，已经上市的不超过一百五十家。凡是上市的地产公司
，都是第一团队。我们公司还是在地产公司中的第一团队中。我们上市以后，就有了追
赶的可能了。现在，我在规模上可能永远追不上万科，但是，我的效率高，因为我单位
平方米的利润高，管理成本低。
以天下为己任
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让我们明白了不能盲从，特别是政治立场方面。
就说“六四风波”吧，我们的感觉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坚决反对跟着那些学生
乱跑，当时公司党委专门做过决定：谁去参加这个活动，就开除谁。那次的学生运动有
什么政治主张吗？其实没有。我们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没有任何意义，对中国的进
步没有任何好处。你自由了，但你限制别人自由了。当时，戒严部队进入北京的第一个
团，就是我们团。我当工兵排长的时候的侦察排长，那时候已经当团长了；我当参谋的
时候的绘图员，也已经是团参谋长了。还有好几个营长都和我很熟。部队开进天安门广
场，推倒那个“自由女神”像的就是他们。我们团是第一个冲进去的，后来驻扎在六部
口。还救了别的军的好几个被扒了衣服的军长、师长。338团来接防我们团的时候，就
住在中国大剧院工地的那个大坑里。
我们团的人说：过木樨地桥的时候，他们的子弹和枪根本不在一起，除了干部枪里
有子弹以外，战士枪里都没子弹。当通知可以开枪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到天安门了。参
谋长命令冲的时候，用的全是棒子、木枪什么的。他们把所有的自行车全都推到了，让
老百姓过不来。后来，我们团两千多人进了天安门以后，木樨地那里才开的枪。具体情
况到底怎样，这段历史啊，可能永远说不清楚。我们一个营长脑袋上戴了钢盔，都被打
得头破血流，但愣是打进来了，那战斗能力是真强。后来，我们团下来休整，338团上
。他们没有部队的车，我还送了北京吉普给他们，蔬菜什么的也是我们送的。
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学生，他们以为又要“整顿”了。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也得用
和平的办法解决。共产党有错误，虽然有巨多的错误，错误犯得不得了，但是，还是能
改进的，还是在逐渐改进嘛。我们虽然总是自认为在以“天下为己任”，但绝不会去盲
目跟从社会上的风向，我们有自己的思想、立场，这一点，还是得益于经历过文化大革
命。
中国历史上是最看不起经商。但是，我一辈子受“商”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一直搞
供应工作，他对我不能说是没有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我产生了一个理念：就是这个供
应体系呀，一定要变成民间供应体系，而不能再以国家统制供应体系为主。我复员时，
不想受体制约束，想自己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儿，就是想干这些事。
我在文革中、在部队看的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写朱可夫的书就很有意思。朱可夫的
风格对我影响很大。朱可夫就有点儿像“鸡肋”似的：我就坚持自己的意见，你让我干
我就干，不让我干我就撤，但是，我得做我自己。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我在部队，就
是坚持我自己的意见。后来发现，在坚持自己意见的情况下，是不能进体制内，一定要
到体制外去。所以，我复员以后，宁愿在体制外做这些事。那时，我觉得受体制管制，
比如部队这一套东西，让你有很多想法实现不了。我为什么被视为“鸡肋”呢？就是因
为我提了很多好主意，有些他们会采纳，但是，得以他们的方式采纳，而且他要不同意
的话，你的想法就不能实现。
我们这代人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条底线。现在年轻人常常搞不清楚你的“底线”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实际上最有条件以权谋私了，但是我们能守得住“道德底线”。
对我们来讲，就是社会责任感。我最近写个东西，还没写完。没人约稿，就是我自己写
。写的是改革不能倒退，改革不能走回头路。我看了看，已经100多页了，不是一篇文
章了，都快成本书了，还没写完，刹不住了。想要写的还有一堆话呢！我们这代人，可
能比较愿意思考问题。这一代人考虑社会责任感，老是“以天下为己任”。当然，“以
天下为己任”之下，也有可能是错的。比如毛主席老说“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就是他
说了算，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但即使如此，我们实际上今天还是改不了这种“以天下为
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我说，真正的社会责任感，并不是简单地为穷人说说话就行
了，而是从整个社会的变革问题来看问题。
我现在宁愿自己写博客。媒体要发表，摘我的博客文章就行了。如果采访，他们老
断章取义。对这个，我很有意见，可也没办法，人家媒体是为了要夺人“眼球”嘛。从
网上看，过去反对我的人占多数，现在也有很多，但是已经不占多数了。有人写到：“
过去觉得你不好，现在看来，觉得你有点儿道理”。慢慢地转变的人很多。避免断章取
义，这很重要。
要说舆论影响，实际上，我们不仅是想取得“效益”，我们还坚持要能影响政府、
影响政策。我们的各种研究报告，应该说是全国第一的。这都是学术，我们是五个单位
共同出钱，请各个方面的专家做的。我们已经坚持好几年了，每季出一个专题，每年出
一本。现在，在国内，像中办、国办，建设部、央行，都点名要我们这个报告。大量的
研究机构也在用，可气的是，有的单位用我们的报告，连出处都不注明。有些人反对我
，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报告确实是最好的报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定期报告，像
英文缩写版就八万多字，已经进入哈佛大学档案馆。国外的研究机构、很多图书馆，也
收藏我们的报告。
我们任何一份报告，在第一页都写上“本人负责”、“学术论文”、“严肃精神”
这些，报告者得承担责任。虽然是利益群体出的钱，但是我们的报告是精神独立的，并
不按照商家的意见做。每年四个报告：三个季度的，第四季度的就变成年度报告了。然
后还有四个专题或者五个专题。写报告的也不是一拨人，东南西北，哪儿的都有。谁撰
稿，谁负责任。这就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这个东西必须是真实的。我随便引用这些报告
中的数字，基本都有把握，因为错了一定会有人负责任。
我看房地产
今后十年、二十年，中国地产业的发展？
我们判断，2020年以前是高峰期，以后开始趋于下降或趋于平缓。2020年之前是不
会下降的，一直会是个上升的过程。这主要是跟人口有关系。一个最基本的情况是，
1950年代，我们是第一个婴儿潮，这些人到1970年代、1980年代开始生第二代。1970年
代和1980年代，是人口的第二个“婴儿潮”。两个婴儿潮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住房角度
看，从结婚到生子，是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结婚阶段，后一个是生子和改善阶段。我们
现在的一般规律是，三十岁以下是结婚阶段，住小房子；三十岁以后呢，有孩子了，开
始换三居室或者大一点儿面积，进入大房子。这两个阶段的情况，能维持到2020年。以
后，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适龄人口，就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人口总数下降。
在国外，要分析地产，用一个什么概念呢：“家庭分裂速度”。“分裂”，不是离
婚，而是说你从一个家庭变成两个家庭。从这个分裂速度来衡量住宅需求量。在我们国
家来说，一直到2020年以后，这个速度才会开始下降，也就是前十年分裂速度都是上升
的。不过，这还没算城市化，没算农民进城这一块儿。
从写字楼、办公楼，可以看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我们现
在转移的速度快，因此，商用写字楼的发展速度也很快。这两个是一致的。看第三产业
的比重就知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需要多少栋办公楼是很清楚的，商用办公楼是据此
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分析指标很重要，但是，我们国家却不常用。
另外，我们国家有个“代际帮助”。就是年龄越大，房子的私有化率越高。比如那
些老干部啊，或者是老的家庭，享受福利分房的，他们已经不用再在房子上有过多支出
了，所以，他们的这一块儿支出就转移给了子女。这个转移程度是很大的，或者是把旧
房子给子女，或者是买新房子给子女。在国外是没有代际帮助这一说的，基本上都是满
十八岁后自己独立，连上学都是自己办理助学贷款，父母不管。他们为什么没有代际帮
助呢？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遗产税的问题。我这个家产，儿女不能继承，也没
法儿继承。像日本，他的遗产税是百分之六十二。用百分之六十多去缴税，还不如去拿
按揭买个新房子呢。遗产税是没法儿按揭的，一次要缴齐。
还一个是土地资源问题，我根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但是，国家认为呢，老是“假
想敌”，总觉得要打世界大战，这没有任何道理。我觉得，今后不会打世界大战，永远
都不会。国际的谴责力量和核威慑力量，是多数国家共同产生的，不是就对你中国搞的
。我觉得，中国现在就老是在考虑战争问题、“十八亿亩”这些问题。错了。我赞成茅
于轼的观点：拿出五十亿美元，轻轻松松地去进口粮食，可以减少好几亿亩耕地。我们
现在百分之零点三、零点四的土地利用量，拿出百分之一的土地给中国人住，不行吗？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现在的城市用地，还不到四万平方公里。这四万平方公里比九
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你算算，只有百分之零点四左右吧？太少了！你拿出点儿来嘛！农
民的土地私有化如果实现不了，这个地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农村一点六万平方公里的宅
基地，住的人没有城市人多，可面积却大多啦。其实，有五千万亩就够了！能腾出几亿
亩地来。当然，这是农村、农业政策问题了。
我的管理
对于企业内部决策，实际上我是靠“感性”。管理上呢？实际上是靠企业文化。我
们华远的企业文化，基本上已经成熟了。基本上除了我们要开除的，或者是我们认为是
不太行的以外，没有人会跑。离开公司的人平均还不到百分之五。这个百分比是低的。
从管理学上来说，能有百分之十左右的流动是最好的，有新人进来，有竞争性，可以保
持新鲜劲儿。我们这几年还好，因为是在扩大的过程当中，项目增加得多。因此，企业
骨干在表现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有机会往上爬。如果企业没有扩张，就不会有这种机
会。传统的增长型企业就很难有机会。上面的这个人不走，下面的人就爬不上去。扩张
型的企业，年轻人愿意干。他自己知道，再干两年儿，再干个什么新的项目啊，就能当
个什么官儿啊什么的。
华远有好几个内部刊物：《华远》杂志，是集团内部的；我们有《华远地产》；其
他企业也都有自己的内部刊物，几乎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小报、杂志。这就是企业文化
。主要是为内部职工办的，当然还有对外宣传的媒体刊物。例如《新远见》，后来被灭
了。我们先是租了人家一个科技刊号，可老是通过它谈政治，最后被停刊了。
华远的制度、规范，最开始都是我弄，后来连工资表都是我弄。我对我的干部主要
看做事儿的能力。有几个人，我们是专门送出去培训。所有的干部我们都培训。我们组
织六十多人的班儿，上MBA。北航为我们开办的是MBA和研究生班。这七八年里，光培训
我们就花了一千多万元。有次仅北大一家，就是五百万，共培训六十六人，学习了两年
半。另外，我们还派到日本去了四个人；派到美国去四个人；连澳大利亚也去了。
我的员工受到比较正规的教育。我也上过几个正规学校，但都没上完。我在部队上
的步校算中专学历。1984年，我上了北京商学院会计系，都是单科、单科地上的。我上
了一年多，学习很认真，后来出了次车祸，骑摩托车撞倒了人，自己把腿也摔断了。从
那以后，我就没再去上课，没毕业。不过，通过这段学习，我看财务报表什么的，就没
问题了，财务是糊弄不了我的。我1998年上了人大法律系的在职研究生。现在学历填的
就是研究生。没有硕士学位，只有毕业证书，是在职研究生，但是，相当于硕士水平。
其实，我在人大根本没怎么去上课，断断续续总共就上了四堂课。我认为如果这功课不
太重要，找别人替考，就无所谓。说句实话，那时候我英文确实不行。而且学法律，英
文也不太重要。所以英文是别人替考的。如果这门课很重要，就不能让别人代替了。最
后的论文是我自己写的。到后来考高级工程师的时候，也有人说找人替考，但我没找，
因为对高级工程师来讲，英文是很重要的了。所以我就没通过，现在只有工程师的职称。
我觉得，公司的发展建立在几个基础上：
一是公司实行制度化管理。通过制度把这个企业的人员、队伍，都给管住了。原来
我一直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要上市，我不能一人兼两职，现在只做董事长。现在的
总经理，过去都是以副总经理的名义在管理公司。我早已经把职权都放出去了，具体事
儿由他管。现在除了重大决策找我以外，我可以不管了。他们自己已经很成熟。我们的
制度啊，自动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了。我通过网络，每个管理环节都能看到。
二是我对市场的判断能力很强。一个公司的技术成熟性是很重要的。这行业所有的
技术我一个人都可以掌握。做酒店、做办公楼、做高档公寓等等，我的眼光比较准，毕
竟我在这里头扑腾了有二十多年，这些经验是别人没有的。
三是我们华远有诚信度。我们已经让所有跟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放心。很多人愿意主
动找我们，还有好些人是通过人家介绍来找我们合作。我们的品牌意识啊、内部管理啊
、市场声誉啊，都很高。我们能把一个坏项目变成好项目，这是别人做不到的。
表面上看，我的个性很强，但是，在公司内部管理上，很少看见我批评谁。尤其是
在商业合作上，我非常讲商业态度。以前我跟潘石屹合作，只谈一个小时，就解决“战
斗”。八个多亿、十个多亿的交易，很简单，谈成后，就在烟盒的纸上或破信封上，大
家写个东西，然后给下面人签字。因为我的诚信程度已经到这儿了。另外，有很多法律
问题，别人解决不了。像我收购的好几个项目，都是三方、四方打官司的那种，大家一
听说是我出面，都笑了。我“咣、咣、咣”把三笔钱搁这儿：你们都别打了，钱都搁你
们账上，给账号，谈条件吧。谈好了以后，钱，你们拿走。这种事儿，别人做不了。
这样，有很多人愿意听我的。比如说，一块地，三家打架要抢，都要去投标。我说
，别投标了，我做中间协调：你要是要这地，你掏钱：给这家多少钱、给那家多少钱，
你们商量好。然后，其他两家撤出，拿钱走人。这种事儿，只有我能干。好几块地都是
我协调的。这种事连房管局都协调不好。房管局只能偷偷摸摸地搞“暗标”，就让某一
家能中标，那是瞎搞。我是在事先就协调好了。在这上头，我真可以说是“江湖大哥”
。大家商量商量原则，这事儿就办了。
我要求我的员工，必须按规范办事，当然我也有很多变通的地方。比如施工，准备
要挖坑，但没有开工证，正式砌砖、砌瓦，得有开工证，挖坑、挖土，坑大点儿小点儿
，差不多就行了呗，先挖了再说。这种事儿是有的，但是你不能违反根本原则。这是起
码的。现在我们谈合资、谈上市，大家都很放心。就是我们的信誉、我们的市场能力这
些，都没的说。起码跟着你干放心，你不会干坏事儿。
企业权力和声望，实际上靠个人魅力。就是人家信任你是个有能力的人，你说了，
大家愿意听你的。所以你能带领一帮人，跟着你走。另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不管
别人说我说的是不是真话，但我说话算数，就是说不光是说真话，而且是说话算数。我
说到，基本就能做到。这样，大家就信任你。起码大家看得见你在做这个事情，也认为
你能做成。每年任务基本上都能完成，还超额完成。董事会现在对我信任极了，我说什
么就算什么。为什么？本来给我定的任务才八千多万，我却完成了两个多亿。而且，每
次都翻番地完成任务。
我个人的业余爱好是打高尔夫和桥牌。桥牌打的年头很长了，我是北京市“桥协”
副主席。今年，我准备当全国桥牌协会的副主席了。虽然现在打得少了，但我一直支持
桥牌运动，每年都给钱。北京女队一直是由我们赞助，她们曾经拿过全国冠军和远东冠
军。
注释：
[1] 1947年4月东北所辖六省为辽西、辽东、黑龙江、松江、吉林、热河。
[2]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
[3] “六本书”，指“文革”后期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的马、恩、列著作，即马、
恩合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反杜林
论》，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国家与革命》。
[4] 指录像带的两种不同规格型号。
[5] 指当时的政策开始允许技术人员周末兼职。
编者的话
感谢“北京传奇”王波明、葛明、朱德淼等同仁的动议和参与，使《回忆与反思—
—口述历史丛书》能够呈现于读者面前。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历程中，共和国同龄人的蹉跎岁月，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命
运而跌宕起伏。古人云：“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当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今天，回头看，他们有太多的倾诉和感慨。
可以说，这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也是为改革事
业做了铺垫和牺牲的一代。前者，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憧憬中奉献出了青春，结果是除了
“试错”之外几乎一无所获；后者，他们的大多数也和三十年改革的丰厚“红利”无缘
，而在社会利益的洗牌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现实的社会需要稳定、和谐，在某种意义
上需要遗忘掉他们，同时也在遗忘掉与他们血肉相连的那一段段无人理清、也无人承担
责任的历史。然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历史难以割裂。他们青春的惨痛教训尚未理清
，更重要的是当年那场“大革命”产生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枉，甚至被作为了“
中国特色”在继续发扬光大。当今天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时候，我们依稀记
得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不仅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自已的反
思留给社会。
参与本丛书创意、策划、采访、编辑、资料整理的同仁们，撇下时尚，拨开蒺藜，
与那些丰富历史素材的承载者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寻找他们依稀的足迹，聆听他
们内心的独白。大家期冀以一种担当的精神，以一己绵薄之力，从这些个体的视角去了
解：他们是谁？他们怎样长大？他们如何走过动荡的六十年？他们青春换取的教训是什
么？以及他们今天对生命的反思。或许从他们各异的人生角度和思索中，可以或浓或淡
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从而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失忆弥补于万一。这就是《回忆
与反思》丛书的由来和同仁们的心愿。
《回忆与反思》丛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六十年，丛
书以这代人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段主要经历为线索，以“老三届”为
主要代表并兼顾上下，以北京为主要采访地亦涵盖各地，以那些深度参与历史事件以及
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具体的访谈对象。
《回忆与反思》丛书采取口述史的基本形式。为保持文体的连贯性，丛书采取了第
一人称的自述体裁，需要强调的是，其中显然包含着众多采访者研究的成果和思想的结
晶。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这种形式的认识尚不一致，编者所做的也只能是一种探
索。由于无法拉开与历史的距离，当代人完全客观地撰写当代史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更何况口述历史。古罗马哲人马克？奥利略这样说过：“我们之所闻，仅仅是一种观
念而非事实本身；我们之所见，只能是一个视角并不代表真理。”编者认为，用这句话
为口述史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
不等同于“信史”，即便通过研究者的加工整理，也只能是受访者认识水平上的个人观
察。相对于历史全貌和真实，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口述，都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
和“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因此，敬请读者留意该种历史读物的特点。
《回忆与反思》丛书在对口述史的采写、编辑过程中，编者参照当年周恩来先生在
人民政协征集编辑《文史资料选集》的“三亲”原则，即以访谈对象“亲闻、亲历、亲
见”的历史片段为依据。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倡导传统治史的直笔精神，倡导不溢美、
不掩恶，实事求是地陈述所闻、所历、所见。另外，丛书也参照《文史资料选集》当年
“百花齐放”的方针，尊重不同个人的立场视角、思想水平和意识形态，可以“各存其
是”，可以“百家争鸣”，不求全求同。需要特别声明，我们在编辑工作中采取“言无
不尽、文责自负”的原则。受访者口述的内容，除文字修饰整理外，编者对其观点、认
识不做修正，对庞杂的史实原则上不考据订正，最后定稿均经过受访者本人的修改和认
可，其内容由受访者“文责自负”。难以避免的是，受访者的某些表述可能与事实存在
着出入，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更可能存在着偏激、错误的观点。但这些并不代表得
到编者的认同。正因为如此，读者对某些史实和观点产生异议均属正常，作为丛书编者
，欢迎争鸣和投稿，也有义务、有选择地刊登不同意见，以求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
另外，由于我们所从事的仅仅是民间的、业余的工作，所能征集到的口述史难能面
面俱到。在实际征集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许多有着重要经历的当事人、有过重大过错
的当事人以及受过严酷迫害的当事人，由于移居国外、由于身处官场、由于“宣传有纪
律”、由于缺乏当众忏悔的勇气、由于恐遭非议、由于不愿再揭开伤疤、由于保护隐私
等等，尽管原因不一，结果是相当多的重要当事人并不愿参与口述历史的征集。譬如当
年北京中学红卫兵三大派别之一的“四三派”的许多领军人物，大多都回绝了我们的采
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因此，我们也借此呼吁更多的重要历史素材的承载者
加入到《口述历史》的行列中，丛书同时依据前述标准，向社会广泛征集这代人各方面
传奇人物有价值的口述史。
第一册书后，附有主编米鹤都撰写的《我看第三代人》，对于本丛书着眼的这一代
人的概念界定、共同经历和历史特点予以概述，供读者参考。另外编写有《北京地区红
卫兵运动大事记及名词注释》，以便于读者、特别是不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把握历史的
脉络。对于口述史中大量出现的一些专用名词、政治术语和简称，每篇均加注释的话则
过多重复。因此，这些注释也采取与大事记合并，根据其出现的时间穿插于大事记之中
。注释的词条以黑体字显示，以便读者查找。限于编者水平和资料限制，大事记和注释
挂一漏万，错误难免。另外，当年的一些政治术语，内涵显然是错误的和不当的，却又
是难以避开的，一并敬祈读者谅解。
我们深知，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丛书所能做的只是沧海之一粟，但是我们
将尽力而为之。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历史素材的收集、整理，将有助于人们未来对这
段历史进行研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口述史，能够使更多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和
发展进行反省和思考；我们还希望，通过本丛书，使我们的子女对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
的父母一代有更真实和更深刻的了解。
感谢在本书策划、征集、采访、录音整理、编辑修订、校对过程中的众多参与人员
：徐绥之、卜伟华、唐欣、丁东、邢小群、赵诚、墨诞、陈晓彬、阎阳生、张琦、黄晓
一、奚小琪、冯荻萍等，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我们能够将此书奉献于读者面前。
本书版权属于本书编委会所有。如有刊物、网站转载本书的内容、片段，以及读者
提出批评和建议，均请通过电子邮件Curb909#yahoo.com.cn 或1256954#gmail.com联系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