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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465 | 1 一名在中国居住了5年的印度女记者，在北京胡同里观察形色中国，她作为印度人，边
在中国工作，边对比着中印两国的差别，无论是制度的差别还是不同阶层生活的差别，
边思考着做印度人好还是中国人好……帕拉维·艾亚尔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印
度女记者。她是《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的作者，该书在印度颇为畅销，她也因此获
得印度普莱姆·巴提亚最佳新闻成就奖。艾亚尔在接受这个奖项时说：“这是印度新闻
界对中国重要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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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
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
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
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
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
不尽相同。与娄亚（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
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
起到保护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
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
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
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掏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
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
和聪明。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
硬的规章制度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
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
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
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
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
我想家的原因。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
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驱逐和威胁。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
尽管实践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
层面却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
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
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呆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
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
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
引人的，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
样如此。印度的皿煮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
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
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
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与中国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我总是被
鼓励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当年我在德里念哲学的时候，穿着印度土布做的无领长袖衬
衫、为人真诚的桑卡兰教授总在课堂上大声强调：“永远不要盲从。”
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个中等富裕的
家庭，我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
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
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
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
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
感。
印度存在着真正的乐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这些乐趣和自由的并不仅仅是精英。
论辩传统构成了印度世俗和皿煮政体的基础，涵盖社会所有阶层。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那里虽然没有皿煮选举，但
与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
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
大得多。
我并不是在否认皿煮选举对于印度穷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交涉的能力。比如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迫使大量民众搬迁的做法，在任何
一个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
在印度，公民以可预料的周期撵走政府。在这个国家，占据多数的大量贫困民众通常能
让五分之四的现任官员下课，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选举中，所谓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
起到决定作用的。这种状态往往被视作印度皿煮制度健全的一个著名标志，其实它所反
映出的是政府的为政记录。但这份记录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区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贫困
减少了，民众还是认为这与政府无关。所以从根本上看，虽然印度有穷人的政治代表而
中国的穷人缺乏政治参与，但中国在基本公共设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电力、排水
和供水系统，以及真正有老师的学校，是赢过了印度。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依据一位作
家最近的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形式
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
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
，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的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
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
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
同时，中国又有数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新中国充满
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暴炸的
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
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
在外的。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皿煮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
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的行动迟缓或者
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
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
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
施。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
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城市的中产阶级从这种增长中直接受益
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皿煮化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这些人。通过把这
个群体的繁荣与gcd继续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捆绑在一起，中共已经有效地从政治上解决
了有可能成为其最大敌人的一群人。
与此类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重视。事
实证明北京对于各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就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共忙着扑灭的
大火许多都是它自己导致的，是基本管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说，哪怕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层的确在尝试进行医治，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找的是中医而
不是西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地
令西方大跌眼镜。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皿煮制，而是在
一党制的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
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
些问题起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尽管法律仍然被视
为一个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认全力的保障也得到了
加强。
不过，不同于过去一味的打压，政府在策略和目标方面，已经能够更好地处理新技术进
入政府和公民互动关系后所带来的复杂性。在政府看来，互联网既是威胁又是机遇。一
方面，网络可以避开进而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舆论
也是gcd的一个重要反馈机制，一个测试国民的看法和情绪的手段。
中共进行政改的双轨方式就是把更大规模的参与和持续性的压制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
高风险、存在潜在危险的策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
如果激起了公众对于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无法或者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爆发严重的摩
擦是相当有可能的事情。由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社会赖以
构建的体系难以稳定。因此，中共被迫进入一个半永久性的危机-反应模式。
不过，北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压力保持在文火炖而非翻滚沸腾的状态。尽管透过
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我还是愿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很有可
能继续保持这种文火状态，避免暴炸的发生。
在我抛出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时，你可能会问我许多人已经问过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些年
的历史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印度有什么借鉴意义？
过去几年中，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经验”以及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成了国际
会议上的时髦话题。那些兴奋的记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师、跃跃欲试的商人以及圆滑
的政客，一谈起中国都是金句不断，但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没什么意义。
其中的一条“深刻见解”是，印度擅长做软件，中国擅长搞硬件。另一条是，印度应该
仿效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总之，结论看来
就是印度应该修路，中国应该建立皿煮制度。
这些观点具有一种精致的对称性，它们发现中国和印度其实像镜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
与败。但两国的评论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轻易看出，如果中国有了印度的
政体，或许就没有这么多马路。
事实上，皿煮在印度经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进行辩护的借口，正如中国把印度的皿煮制
度作为必须坚持一党专政才能获得（相对）高效的借口一样。在中国，印度总是作为皿
煮缺陷的样本；同时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国经济成就的人也会哀叹，如果以皿煮为代价
，印度也能取得中国的成就。
但这正是让我觉得争论出了偏差的原因。皿煮强调建立共识，或许它在印度延缓了决策
过程，但同时，它所维护的制度基础应该使得一个国家的治理更为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印度的政党能够从北京的技术官僚身上学到的，就是不要只盯着选举结果，而要把经济
增长和提供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目标，至少作为第二个目标。指望印度的政客们能够大公
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想法太天真，但这恰是从中共那里所能提炼出的最珍贵的
经验。
应该是印度向世界证明公路和皿煮可以并存的时候了——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入新
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评论家认为在低收入国家实现皿煮会不可避免地阻
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印度的这种新增长相当程度上并非因为政府
。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经济的，是那些私营部门。类似IT这样的行业把印度放在了国际版
图上，这些行业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表现，比如教育、公共卫生、饮用水
以及电力等方面，他们就不仅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促进经济腾飞的平台，而且这种发展将
是可持续性的、有着坚实基础的。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
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30年后，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
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
很大差距。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
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
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撰文：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Aiyar） | 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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