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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n版 - 中国政改为什么不给力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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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政治话题: 政改话题: 转型话题: 执政党话题: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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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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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ChinaNews 讨论区 】
发信人: jnyn (hamster), 信区: ChinaNews
标 题: 中国政改为什么不给力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Nov 4 22:43:33 2010, 美东)
当前形势是人心思变,政治改革乃人心所向。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还是一个倒退时期
的降临?
  目前,温家宝先生连续七次政改讲话、二次以“死”明志所燃起的民间热情
,正在被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淡定”所浇灭。与此同时,有关部门正在组织批判那并不
众所周知的得奖人所获的众所周知的奖(其荒唐的逻辑和苍白的语言,除了使这个并不
众所周知的得奖人众所周知外,还会徒增笑料),也给形势披上了阴霾。由此,不少人
再一次跌入了“希望-失望”的循环。
  其实,如果真正明了执政者的逻辑,心情就不会像汪洋里的小舢板,随话语
的波浪而跌宕起伏。从邓小平先生到温家宝先生,政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直被强调,
立了题却未破题。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可谓从未启动,乃至如今出
现倒退迹象。 (博讯 boxun.com)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源自中国政治改革之超乎一般议论范畴的艰困。那么,
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改革之艰困局面,便是政改的首要问题,亦是“对症下药”之必须。
时下谈论政改的各种言论渐多,这是大好事,可是我们也要防止表面化的“综合”对真
正问题的遮蔽。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一次会议发言中说:“(宪政转型)对执政党来说有三
难:一是意识形态的困境;二是既得利益绑架执政党;三是对社会动乱的担忧。”
  我认为,这位体制内学者准确地点出了“问题症结”,但并未言明这“三难
”的内在逻辑关系。其实,这“三难”是一体且有层次的,执政党之所以被既得利益绑
架,之所以对社会动乱担忧,根本上都是意识形态困境使然。那么,执政党的意识形态
困境该如何理解呢?
  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态困境制造了一个“全有,全无”格局。从理论到实践
,马列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已破产,在以宪政民主为框架的现代
竞争政治中,已没什么辩护力,即失去了话语权。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宪政民主
的政体结构中,没有任何政治位置,启动政改(竞争)等于失去政权。迄今为止,还没
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共产党继续执政)的。政改后的共产党都边
缘化了,基本上不存在像台湾国民党那样通过竞争重新执政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规则与宪政民主的政治规则之间,
存在一个断裂点,超过了这个点,就会是以相反的运行原则为基础的另一种机制,二者
“我中无你,你中无我”;执政党“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之困境,用法语说是“
toutourien”,用英语说是“allornone”。那么,执政党最大程度也只能搞搞“党内
民主”,不过,党内民主的竞争性也有可能导致内部分裂进而崩盘,所以党内民主也可
能是虚的。
  由此,我们也可断言,若过不了这个“断裂点”,任何实质性的、有价值的
“渐进改革”比如司法独立、放松言论/出版/结社的管制等都不可能启动(那些无视这
个结构断裂点而妄谈渐进式改革的人,丝毫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特异性以及政改的
断裂性,真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好)。因为,那势必引发多米诺骨牌式连锁反应,进而出
现文人式的得理不饶人,或者野心家的咄咄逼人,质疑乃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其实这一质疑大可商榷)及“历史”。这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1986年,邓小
平主动提及政治改革,却引来学潮中对四项基本原则、对共产党的历史及意识形态的质
疑甚至否定[1];在前苏联的“公开性”运动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2]。对此,共产
党还未能发展出一套有力的话语进行辩护,压制成了唯一的选择。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讥
讽:“人民群众都过河了,干部还在那里摸石头。”事实上,执政者对自己的命运很清
醒,也许他们不是不想过河,而是不敢过河,担心河对岸有“断头台”——中国“你死
我活”的零和式残酷历史就是这样的,失去政权(改朝换代)者没有善终的。所以说,
“中国共产党今后往哪儿去?”(何伟语),这是个真实的问题,更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硬币的另一面是,如若无法跳出“全有,全无”格局而实现软着陆,执政党
不但不会具有政改动力,而且必定会成为政改阻力。当下之倒退便由此而来,反正当前
是党天下“集体无责任”,那就击鼓传花、留待后人解决吧。可是,这样下去,新老问
题就会叠加,解决起来就会更难;这样下去,一个自我耗竭式的溃局,终将难以避免。
  难道中国人只能接受这样的悲剧命运吗?难道中华民族没有跳出历史治乱循
环的智慧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愿意,眼睁睁看着崩溃的降临;我相信,没有
一个中国人会否认,和平转型对国民福祉而言,是善之善者也!我也相信,没有一个中
国人会否认,执政党仍是中国走向“美好社会”不得不依赖的主体之一,甚或是不得不
依赖的重要权威,因为,在无上帝信仰、无宪法信仰的一盘散沙的中国,加之如今的贫
富两极分化、伦理道德崩溃、社会暴戾蔓延、法治精神阙如,没有权威的政治改革,将
是无法想象的灾难。稍具理智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那么,要是这种潜在的民意和民情能成为卢梭说的“公意”,解决这一貌似
无解的死局则并非不可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超越政改又包容政改的框架,
即中国如何实现确定性现代转型。
  百年前,中华文明由帝国进入了党国,而今将面临向宪国转型的挑战。如何
实现这种变迁的确定性,而不再陷入纷争甚至战争呢?这恐怕是史上最强的一次对中华
民族之头脑与心灵的严峻考验。这既需有马基雅维利式的冷峻,又要有释迦牟尼式的慈
悲,既要借鉴欧洲近现代转型尤其是英国宪政转型的思想资源,又需秉承东方文明的古
典智慧,走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路线,或才能克服这无法摆脱的、困难的但光荣
的现代难题。唯有如此,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指望。
  在我看来,以下是中国实现确定性现代转型的几个必需的步骤和观念前提:
  当务之急是要成立一个“国家确定性现代转型委员会”,以更包容性的国家
哲学思维置换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确立一个“十年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

  第一,确立以“非暴力、正义、法治、和解”为基准的转型原则,以及走向现
代宪政国家的确定性目标,凝聚最广泛的国民共识。执政党须以“规则确定的逻辑”置
换“社会稳定的逻辑”,将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建构社会的良性预期。

  第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列宁式政党传统+中华帝国法家传统
)要彻底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那么转型的关键在于告别意识形态的 “主义”政治/神
权政治,进入现代国家的原则政治/世俗政治;以人为本,新建国家哲学。执政党亦在
此过程中重建历史正当性话语,纳自身于宪政框架,以重塑权威。

  第三,清厘百年来的政治话语和逻辑。清晰的语言和逻辑是现代政治的前提,
但从晚清以来,汉语的断裂、外来政治语汇的引入与转化[3]、意识形态思维对政治话
语有意无意的污染,以及网络时代零乱逻辑的膨胀(这不是在否定网络的积极价值),
政治话语陷入了支离破碎的危机,这导致了多数中国人对现代政治的理解,仍停留在隔
靴搔痒状况。所以中国急需一次国家层面的语言清厘,建立一个符合中国传统语言和认
知习惯,又能准确传达现代政治精髓的政治语汇体系 [4]。

  第四,在新的国家哲学的建构中,必然触及中西文明问题。那么,应该跳出既
有的整体性的“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之虚妄的无谓争执,倡导一种 “即体即用
”、或者说回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情境式思维方式,既反对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和
狭隘的民族主义,又要防止妄自菲薄式的盲目、片面地学习西方,而真正能做到“以我
为主”、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走出一条宪政民主的“中国道路”。

  第五,伴随执政党的转型,分步骤放开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比如或以经
济、社会、政治及党史为开放的先后顺序;开展公民教育,培育公民社会,剔除深入国
民骨髓、易于导致民粹化的意识形态思维、敌化思维,弃绝暴力意志,提升理解力,涵
养理性、宽容、妥协、契约精神。

  第六,十年过渡期结束,开启一个中国史无前例的、真正的、现代的竞争政治
时代。

  此文为“中国怎么办”系列之一。写于2010年10月10日,修改于10月24日

  [1]杨继绳:《涨落——波起云涌的1986年》,节选自《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
斗争》

  [2]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政治》,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3]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
,2009年12月

  [4]郭宇宽:《从符号学视角理解“自由主义”话语的中国困境》

来源:共识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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