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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67 | 1 感悟与反思 2010-07-08 08:52:36 阅读86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2010年6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1099
1972 年我从贵州省开阳县二中借到一本书：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获益非浅。1974
年我得知“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最高指示，加之铺天盖地批孔与吹捧法家，使我愕然。
1975年我妄图继承大师之作，不自量地、偷偷地写了本《继十批判书》。文革时我藏笔
记、藏文章，是随着抄家的发展深化而不断改进的：始初藏于楼板底下，不保险；又藏
到厨房灶坑下，不保险；再藏到野外坟地里，不过等我去取时，树根已经穿入。这本《
继批》怎么办呢？复写了三份，分别藏于亲妹妹与一户贫农家。好在不久“四人邦”覆
灭了，终于可以取回。仅有初中学历的人，要写《继十批判书》，谈何容易？只能反反
复复再学习、再修改。一些篇章，如老子的研究，扩展成书了。而法家秦始皇等的批判
，经一再修改少部分也发表了；而主要的则是三十年之后靠全国最有骨气、最敢说真话
的《炎黄春秋》，才得以发表。这次集结成的这本《剖析秦家店》，实际上是法家等批
判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写与扩写的结果。在书后，自然该写个简短的后记，但许多话
还没有说，虽然它与秦制无直接关系，却可从其他侧面看“秦制”。因而把“后记”写
成了长文，请原谅我姑聊充后记吧。
一、“不惑”非易事
胡绳先生《八十自寿》说：“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
”胡老从小就有“天才”之誉，后来又是闻名全国的毛泽东的四大秘书之一，中国社会
科学院院长，他的至于“不惑”，竟如此漫长！可想而知，像孔夫子那样“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在今天何等不易。不才之能不及胡老万分之一，巧在
也是在胡老“四十而惑”的1957、1958年进入“惑”年的。按理说“君子思不出其位”
，由于特殊的遭遇，加之命运待我不薄，使平庸、愚钝的我能读书五十年力求不惑。
1969年前的读书笔记，因防灭顶之灾，或焚毁或埋入地下而不可辨了，好在1970——
1976年以后的，几经转移，终于保存下来。它记载了我半个世纪的读书与思虑，看来有
些心得有写写的必要。
三十年来中国的城乡面貌改变得已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时代了。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毛
泽东时代，我月薪76元，59年因言获罪，月工资54元，加妻子的工资共不到100元，在
县里也算不低的了。但一家七口，仍紧紧巴巴。三年困难时期，两个儿子曾寄养在外婆
家，不到一年瘦得皮包骨，因缺钙成了鸡胸，三女儿因缺钙两岁多了还不能走路，一家
人曾挤住一间6平方米的房内。而现在，如果联同儿女们，工资增长三百倍。住房增加
一百倍。至于电话、电视、电脑等等一应齐全。这在毛泽东时代你做梦能想到？不能！
该知足了，该休息了，该平平稳稳安度有限余年了，何苦再还跳不出过去的历史？
忘记反右，忘记大饥荒，忘记文革吧！可别搅了来之不易盛世。但是想起西方一段老话
。“凡是忘掉过去的，注定要重蹈覆辙”，而朱厚泽同志的一段话更透彻：
“我在想：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
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
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却记忆 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
国家。”（《炎黄春秋》2006年第八期。）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再被历史所验证的真理。由于忘记历史，苏联上个世纪悲剧式
的血的教训，被中国用喜剧式的形式重演，正由于一而再再而三的忘记历史，所以中国
几千年来始终跳不出一治一乱，治少乱多的怪圈。与三十年前比，虽然我国经济体制发
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政治体制、机制，是否还是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脉相承？
中国能避免再次重复斯大林主义的教训吗？也许避免若干年后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第三
次文化大革命了，但“六、四”那样的事件能否避免？谁敢打保票？恐怕惟有真正了解
过去的历史，了解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失足，为什么会犯错误，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这才
是可以打保票的吧？
《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剖析秦家店》，就是我五十二年（1957--2008）力求不惑
的读书思虑的结果。这里偶然因素是主要的。1958、1959、1960年三年，鉴于粮食征购
、办食堂，将要或者已经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状，幼稚的我响应毛泽东“五不怕”的号
召，三次上书省委、中央，反映情况。没想到1959年7 月庐山会议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
集团，在极左泛滥之时，居然全国大反其右倾。听说全国打出35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份
子，我所在的县，是在贵州省三干会上，被打成全省第一个县级的“反党集团”，我个
人则成了“阶级异己份子”，丢了党籍，降三级工资，下放“劳动锻炼”。不久，我知
道邻近的修文县饿死了2万多人、遵义县的一个尚稽区饿死二万人，最近又知道远一点
的湄潭县饿死人的具体数字124510人（《炎黄春秋》，2007年第十一期），而我们这个
幸好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之罪的县，只死了4千多人。全国情况可以推想。到底是谁
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使我开始求不惑，在劳动中拼命读书，找原因，从此
因祸得“福”——系统读了马、恩、列、斯、毛及鲁迅等等著作、还有不少中外历史。
固然不少美如甘汁，也有的使我更纳闷。一直到2007、2008年我读了高华的《红太阳的
升起》；何方的《党史笔记》；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我才彻底弄清楚毛泽东说
的“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的前前后后。可见 “四十而不惑”是孔夫子之自述，普
通人可以在某一方面、或者在某个点上“不惑”。但读书人那能都跟孔夫子一样“不惑
”呢？
二、日本史、美国史不可不读
欲求不惑，必先读史。五十年代自然首选党史和各种权威的《中国通史》。但它们只使
我更深地了解孟子的感叹：“一治一乱，久矣。”孟子以后又何尝不是一治一乱？并且
是治少乱多，所以必须找那些有治无乱或治多乱少国家的历史来读。令人大为开窍的是
日本、美国的历史。尤其是日本井上清著的《战后日本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
年9月版）井上清多次到中国，不是共产党员的话，也是左翼激进人士，信仰马克思主
义。日本的经济发展奇迹早已不新鲜了。令人吃惊的是日本战后在占领军推动下（实为
命令下）的民主改革。这次改革发生在1945年8月15日至1947年1月3日，约为一年多时
间。1945年10月初，“盟军总部指令日本内阁解除对政治、居民、宗教等方面自由的限
制。”内容有：
1、废除限制思想、宗教、集会及言论自由的一切法令，包括对于天皇、国体及日本政
府的自由议论（就是说：没有任何人、任何党、任何机关能居于人们批评议论之上之外
）；
2、在10月10日前释放一切政治犯；
3、免除内务大臣、警保局长、警视监，都道府县警察部长及全部有关特高警察人员的
职务；
4、在10月15日前，特高警察全部取消”（49——50页）。
当然，被占领下的日本内阁只得照办。在监狱里呆了十八年的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等就
是这次获释的。
“10月11日，‘盟军’总部指令日本政府进行五大改革，
1、妇女参加政权和妇女解放；
2、保障工人的团结权和团体的交涉权；
3、废止具有压制性质的各种制度；
4、教育的自由主义化；
5、经济结构的民主化。
从这时到1946年春，盟军总部看来对日本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全神贯注，一个又一
个的指令，使五大改革进一步具体化……每发出一道指令，整个统治阶级为之震撼。人
民则目炫神移地欢迎”（52——53页）。1945年10月底到11月，各政党陆续恢复，建立
了工会、农会，人民团体纷纷建立起来了。
1945年底日本政府根据总部的指令进行了不彻底的农地改革。1946年5月，在农民的压
力下，在苏军代表的提议之下，‘盟军’总部又为第二次农地改革发出了指令。“寄生
地主制由于第二次农地改革而基本消灭”（75页）。
井上清指出：这样进行的民主化，“封建性因素几乎一扫而光”。“经济方面的地主制
，社会方面的父家长制，政治方面的专制天皇制，思想方面的天皇神化，都被消灭了。
这些东西的被消灭，真是一千几百年日本国家历史上空前的大变革”（76页）。请注意
这句：“一千几百年……空前的大改革。”
井上清把“变革的原动力”归之于“日本人民自身和国际民主势力”（77页）。只承认
形式上是：“在帝国主义占领军指导下，由日本反民主的统治阶级和政府所实行的……
”（78页）。井上清完全把美国、麦克阿瑟、英国视为“帝国主义”，可见作者井上清
一点也不亲美，而是反美，是亲苏，亲中共的。但上述改革，确实在美军占领和一手炮
制下进行的。井上清说：美国改革的目的在于消灭太平洋彼岸的竞争者，结果日本竟真
正成了美国第一号竞争者。
“占领改革”的结果还达到了：使天皇从掌权者变成了国家的象征，而国民则成了掌
权者；彻底实行普选；党派和工会活动的自由得到保证；国家官吏不再是天皇的臣下，
而是人民公仆；军队势力被限制在小范围内，并由文官政府控制军队；警察也成了为人
民服务的工具，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社会自由化，“主权在天皇”转换为“主权在国民
”。这些应该是事实。
从1950年至1970年，日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由109亿美元增至1961亿美元，增长了19倍
，到 1972年，又上升到近三千亿，增长28倍多，1968年就超过了西德，居世界第二位
。佐藤计划1976年使“国力达到英国和西德的总和”，看来并非吹牛。这岂不把日本变
为美国头号竞争者！ 1950年——1970年日本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由123美元上升到
1507美元。外国人估计中国1952年至1972年是由104美元增至150美元。大大低于日本。
美国战后在日本进行民主改革，确实是“一千几百年空前的大变革”，它证明民主革命
的生命、潜力何等巨大？它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共产党人思考的问题：民主主义、民主
革命的寿命及潜力的估价和运用问题。
以上是1973年7月写给我的学生林前明信中的摘要。今天应该再补写一点。日本战后的
民主改革，杀了多少人？东京审判，审了七百多次，只判处东条英机等七名日本首级战
犯死刑。而日本民主改革中
杀的人，不会超过几个人吧？台湾、印度也搞过土地改革，他们杀了多少人？中国土改
前后的镇反，据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说：“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
李锐：《卢山会议实录》，182页）。所谓“百万”，与毛泽东过去说的八十六万有些
出入。不过除此之外，还关了一百多万，管制了一百多万。杀、关、管三、四百万人。
十月革命后，苏联杀的人也不少。建国后中国情况与十月革命后完全不同，民心归顺，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莫不虚心仰上”，天下太平。即便有那么几个反革命， “
东霸天”，“西霸天”，经过清匪反霸，所剩无几，根本成不了气候。日本没有杀什么
人，土改也是顺顺当当，台湾没杀什么人，土改照样进行。中国土改前后，不杀少杀应
当是可以的吧？中国如果不急着搞社会主义革命，能能像日本那样，从土改之后，让资
本主义发展五十年，让民主党派真正参政议政、中国共产党实现政党现代化，中国会跌
跌撞撞、折腾不断吗？如果俄国1917年2月革命后，不要急于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地搞
共产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联手建设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俄国会免去多少灾
难？看来应该进行俄、中、日民主改革的比较研究。事后诸葛亮的总结，总比讳疾忌医
好吧？
基于同样的理由，《美国史纲》或《美国简史》起码是求不惑者所必读的------
列宁说：“在美国几乎没有民主主义的任务。”所以美国立国两百多年来也没有过一治
一乱。看来以后也不会出现。正像日本民主改革之后，没有出现过一治一乱一样，在某
些领导人看来，克林顿与一个女人偷情险些下台，可谓之“乱”，尼克松安窃听器，也
险些被弹劾下台也是“乱”，但那是总统个人之乱，社会并不乱。在西方看来，民主就
是对领袖无情的制度。
1867年8月美国第十七届总统约翰生， 因未征求参议院同意要求陆军部长辞职。被众议
院认定总统这种行为违宪，并于1868年2月24日举行表决，表决结果以126票赞成和47票
反对而通过了把总统依宪法程序交付法庭审讯（所谓‘弹劾’）的决议，总共控告总统
十一项罪名，其中除了有关撤销陆军部长职务问题外，还控告总统在言辞中侮辱国会、
拒不执行国会的若干决议，以及其他等等。
1868年5月16日，参议院在审理‘弹劾’案时，是在最高法官主持下进行的，有三十五
个参议员投票赞成认为总统有罪，而有十九个主张宣告无罪。要宣告约翰生为有罪，必
须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决，这就是说，如果这次所投的票不是三十五票，而是三
十六票的话，则约翰生已被宣布有罪了。根据美国宪法有关条款，约翰生乃得宣告无罪
，而仍旧留任总统”（《美国史纲》557 558页）。
中国历史有过这样的记载吗？绝对没有！有的只是绝对与之相反的历史。美国会发生反
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事吗？绝对不会。中国的《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能告诉你
这些吗？绝对不会！历史已经明白告诉我们：“走俄国人的路”不通，那是死路一条。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即是明证。是否应该“走美国人之路！”日本
、韩国、欧洲一些国家、甚至连蒋经国治下的台湾，即是走美国之路的明证。能否得出
这一结论？应该及早勇敢作出抉择了。
三、读马恩著作比读二十四史更重要
我是从莫斯科版的《马恩选集》两卷本开始读马恩著作的，1966年在县书店购得我国出
版的四卷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如获至宝，不只读一遍，不同颜色的记号，
说明我读了多遍。再比较《毛泽东选集》，就知道他们思想的深广度、分量根本不在一
个层次上。同时还有真、假马克思主义之分。因此我规定自己每天必读100页。所以很
快已不满足读选集，进而读《马恩全集》。这时我已知道毛泽东关于读书有过多次谈话
。比如：
1964年2月13日毛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
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
1964年3月10日和毛远新谈话时又说：“钻到书本中去学习，越学越没知识。”
1964年《关于军事院校的谈话》，毛说：“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
，革命斗争培养干部。”
1965年6月26日，《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书读得越多越蠢。”
1965年12月21日哲学谈话中：“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
林彪自然心领神会：他提出“要百分之百的时间读毛主席的书。”
这与毛青年时期，“书越读越有趣”正相反。
也许对我来说，是读得越变越蠢了。因读书有两次几乎命丧刑场①，但更多的是从中得
到享受与快乐，常有喝了茅台一样的快感！
如：《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下的话，人
们并不生疏：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
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
种存在形式呢？”――“没有色彩就是唯一许可的色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
方的色彩！”
这那里有一丝一毫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味道？文革中能读到这篇文章，岂不是一种特殊
的享受？
《马恩全集》第二卷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下面只抄一点点原文就能使你思绪万千。
“所有的街上都有饥饿的工人站着……一个一个地或一群一群地乞讨，成群结队地守在
行道旁，向过路的人请求邦助……”（373页）。
“有时全家默默地站在某一条街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自己那种穷苦无告的样子来
感动人”（371页）。
爱尔兰移民，“粗野，喜欢喝酒，过一天算一天……对教育和道德本来就不大感兴趣…
…”（374页）。
① 其一是，1962年我恢复工作，成天走乡串户为农民搞水利测量，晚上与农民聊天，
他们总回忆1961、1962年的包产到户，这使我想起1957年毛泽东说的：“农民不想前不
想后，只想合作化前与土改后。”这话说明毛泽东何等了解农民。而在文革时自然要补
充一句“还想61、62年的包产到户”。因为包产到户,农民由瓜菜半年粮,到谷丰猪肥。
读了毛泽东《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想何不学毛泽东，利用我测量水利走家串
户客宿四方的机会，做点自发包产到户变饥为饱的社会调查呢？于是我每到一处测量，
晚上总要在与农民的闲聊中，进行我的逐户调查，方式方法全部仿效毛泽东。渐渐地有
了数十户、上百户的结果，整理成文，附以原件，秘存于楼板之下，日后也许会派上用
场。不料被我的徒弟岳仁全告发。幸好及早听到消息，处理掉“罪证”，使造反派的抄
家落空，方幸免于难。这是第一次遇险。
其二，文革降临，乱中正可偷闲。使我大开眼界的是文革中各种非官方的印刷品。毛选
公开发行只有五卷，但这时冒出的毛著几乎可达四、五十卷毛选之多。同情我的红卫兵
，还借我一套四千多页的六本刘少奇“黑文”，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1968年读了《
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后，使人思绪亢进，产生冲动， 1969年4月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把九大与八大会议文件、会议过程、会议对内对外的
公开程度……稍加比较，就一眼看出九大的大倒退。何不以我刚读的《列宁选集》、《
马恩选集》为依据，比较一下八大，也写个几评九大呢？我真的动起手来。援经据典、
堆砌引文、分析比较，写起《评九大》。写好一评，让长子交与也在牛棚中的开阳一中
赵国璋老师看阅。有一次长子被人尾随，并要搜察，十二岁的长子尹彦机灵地滑倒在烂
田里，趁机将论文埋入烂泥中。真是好险！如果被搜出，我与赵家破人亡、必死无疑。
这岂不是“越读越蠢”？
“一年只有三十个星期吃最坏的土豆也只能吃半饱”。“十分之九的爱尔兰乡村居民就
是这样过日子的”（375 560页）。
“女人生产三天，七天就又上班了”。在448页上还举出了一个生了孩子七天没上班受
到申斥的实例。“技术的发展每前进一步，工人的状况就倒退一步！”（476页）
“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几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
……”（496页）。……
这里仅仅选出几则定能使你领略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工人状况，到了十九世纪末，英
国许多工人都有了自己的小型单独住宅。恩格斯1893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德国时，惊奇地
发现，工人住宅的门面，许多同以前相比，竟然装饰得“像宫殿一样”（《马恩全集》
39卷131～132页）。《资本论》中所描写工人状况，在西欧各国正在逐渐成为过去。现
在又过去了一百多年，资本主义经历原始积累、初级、中级、高级等等阶段。（按照普
列汉诺夫的划分，资本主义将经历1、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2、野蛮的国家资本主义；
3、有民主因素的自由资本主义；4、自由民主主义资本主义；5、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
系的人道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五大阶段）。怎么能将1840年野蛮时期血汗工厂催生的
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当作亘古不变的呢？那能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马恩结论套用
到中、高级阶段呢？怪不得马克思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
再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1845年马恩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上会发
现文革狠批“物质刺激”是何等荒唐！而将马克思与秦始皇拉在一起，更是风马牛不相
及！近读《报刊文摘》得知1944年，国民党给蒋介石抬轿子，搞了个“恭献九鼎”的闹
剧。蒋介石发现上当了，怒斥这是“不仅对我的侮辱，而且给党的侮辱。”“怎样对得
起孙中山在天之灵”。而毛泽东却一再自认秦始皇。
1959年8月1日彭德怀受到批判后，他说过一句话：“具体事务一来，学习又放下。三
十二年来，没有真正坐下来读过一本书”（李锐：《卢山会议实录》）205页）。建国
前戎马倥偬，建国后，具体事务缠身，会议、文件、报纸就够多的了，“没有真正坐下
来读过一本书”是大部分领导人的真情。问题不是出在“多读书”上，“多读书”的问
题恐怕是出在多读了封建古籍上，少读、甚至不读马恩的书；多读中国历史、联共（布
）党史，不读日、美等国家的历史书，不读其它党的历史书，难道这不是中国教训之所
在吗？
四、要把政治学当作仅次于经济学的科学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向社会招考研究人员，因年龄限制，我必须报考副研究员，
我明知无望，仍然以《韩非子研究》《老子研究》两篇长文报考。虽未考中，但它实际
成了我参加1980年全国政治学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入场卷，和1982年全国政治学讲习班的
入学卷。
这个讲习班是据说根据邓小平要恢复政治学的指示，由全国政治学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代
办的；目的是为各大学开办政治学系作准备。它培养的对象主要是：拟将建立政治学系
的全国各大学派来的教员，或者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唯独我来自县人大。而且年纪
最大（48岁），学历最低（初中）。生平第一次走进大学，一切都新鲜。学习时间虽然
只有四个足月，但有关政治学的主要课都听到了。不少由全国著名学者讲，如北京大学
龚祥瑞教授讲《宪法比较学》，周世逑、夏树章教授讲《行政管理学》，徐大同教授讲
《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教授讲《国外党政理论》。还有外籍教授讲
美国政治体制与政治。其它《法学原理》、《政治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制度史》、《非洲政治制度简介》等，则由复旦本校教师授课。我眼界大开，
受益良多。同时深感如果党政干部都能受到同样的教育，中国也许将会避免许多失误，
中国迫切需要把政治作为科学的政治学了！中国历史累积了深厚政治学著述。但是，几
乎全属封建专制主义的。后来则属斯大林主义的。在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意义的民主宪政
之国家，祖宗与苏联并没有给我们现代政治学。清末的结论“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与师”
，到了今天似乎还管用。日本近现代政治学产生于明治维新之后。中国政治学产生于戊
戍变法之后。而“五四”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并没有兴起中国对民主宪政的政治学研
究，相反兴起了对十月革命及其理论的盲目崇拜。比起经济学的发展，政治学落后太大
了，已经达到几近于无的程度。七、八十年之后，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建国以
来，把建国以前的政治学作为伪科学而废除，几十年的蹉跎，国家如何组织？宪政民主
如何实施？社会如何管理？权力如何分配？对权力如何监督制约？人民权利如何申张？
并没有作为一门重要科学去研究。中国现代化，首先要解决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在一切
学问中，政治学具有头等重要位置。参加政治学讲习班的同学说：复旦政治学讲习班是
新中国的“黄埔军校”，它将会一期一期的办下去，各省市的主要大学也会一个个将政
治学系办起来，结果只此一期，终成绝版。几所大学办起政治学系，看来也名不符实。
自然是因为耽心它们的“污染”与“自由化”“不稳定”吧。
复旦结业回县，调到了省委党校。党校自然是政治学校，以宣传、贯彻、注释领导人的
讲话文章，及中央文件为主，除了宣讲政治，至多再读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这些并不
等于政治学。正像政治领导人并不等于政治学家一样，建国前后几十年的“政治学习”
，更不等于政治研究的政治学。中国迫切需要政治学学校，客观研究政治行为的学者，
这种学校应该专门客观研究当代和古代各种各样的政治，评介各种政治学概论、宪法比
较学、民主宪政比较学、政党比较学、行政比较学、中外政治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史
、法学与政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民意调查等等，如此才能对政治进行
客观、全面、历史与世界性研究比较，得出科学结论。而不是围着一时一地一党一人利
益转。中国的迫切实需要这种政治学。
五、世界最古最早的政治道德设计书――《老子》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逝世，《参考消息》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似乎语重心长地提到
革命道德，政治道德。难道这仅仅是泛泛之谈？难道不是鉴于苏、中不讲政治道德的教
训，有所指吗？它使我迷恋上帛书《老子》三十年。因为我发现上至秦始皇，汉武帝，
下至毛泽东，他们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无不可以从《老子》中找到答案，而文景等等治
世，又无一不与《老子》的政治哲学有关系。
古往今来许多顶尖级的政治家，学者都研究过《老子》。如今要想再说什么新的东西，
岂不太难！但是1973出土时代最古最全的秦末汉初的帛书《老子》甲、乙本， 1994年
我国又出土了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老子》，这些是西汉刘向甚至是司马迁都未曾读过
的。这两本《老子》结构布局与今本不同，文字也多差异，正可凭借它说出些系统的新
话。我1989年“六、四”后全力转向研究《老子》。先后完成《老子》研究专著六本，
三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本由中华书局与商务出版社出版。商务出版社出版的《
帛书老子再疏义》《重识老子与<老子>》两书被收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库。到2008年
被收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库的书总共30本，我占了两本，也算一种荣誉吧。
我发现一些最著名的老学学者，对一些老子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弄清楚：比如：
1、老子其人究竟是谁？是一位还是两位？
2、《老子》是向谁的进言？为谁而写？老百姓、士人，还是侯王、圣人？
3、《老子》的主题《道德经》是为谁设计的？是不是为侯王设计的政治道德？
4、今本、帛本、楚简本三类《老子》，那一类最接近“原生态”（祖本）？最少讹误
与篡改？那类讹误与篡改最多？
5、帝王文化对《老子》有哪些篡改？
正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搞不清楚，建国以后，否定老子的南面术，把《老子》都视为宇宙
本体论、人生哲学，根本忽略了它的主题：侯王的政治道德。其实它是世界最早最古而
系统的政治道德设计书，即西汉时谓之“君人南面术”。我将其归结为为政二十四要：
⒈ 最高境界的德，如天如地；⒉ 最高境界的善，如水如气；⒊ 要敦厚朴实，不要以
仁德者自居自利；⒋ 德要纯一无私，一以贯之；⒌ 要时时提醒自己的无德（孤）少德
（寡）与不善（不穀）；⒍ 要立于反弱，以愚自处；⒎ 要知足知止；⒏ 要大成若缺
；⒐ 要以百姓之心为心；⒑ 要尊道贵德，唯道是从；⒒ 要立于不败；⒓ 要像婴儿像
赤子那样纯朴；⒔ 要“无为”——无私为；⒕ 要重农，要将耕耘收种看得无比重要（
被今本严重模糊）；⒖要忌折腾；⒗ 要谦下、后己、无私、不争；⒘ 要慈、俭、不敢
为天下先；⒙ 要承担对国家的诟骂及不吉不祥；⒚ 要慎之又慎；⒛ 要不固执己见，
不自以为是，不自我誇耀，不自高自大；21．要慎交友；22．要自知、自敛、自胜；23
．要尊天、尊地、尊道、尊王，更要尊从自然；24．要安于无名，切勿求名取辱。《老
子》哲学指导了西汉、唐初、北魏等等帝王，将其运用于为政，取得中国著名的文景之
治、贞观之治的最高赞誉。所起作用大大超过儒家，且弥补儒家的不足，起相反相成的
作用。它对于今天与以后，对于中国与外国，也都不乏借鉴意义。可惜它被唐玄宗篡改
和改造了。由他钦定的今本《老子》篇次颠倒、分章与章秩错乱，文字多所改动。因而
政治道德被改造为人生哲学。“《老子》是一部兵书”，这是1974年的“最高指示”，
它的武断与荒唐就像吹捧法家一样。如果毛泽东多少能按《老子》的政治道德行事，绝
不会出现人相食的。后来我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它
被中外历史证明千真万确！难道“兵书”之说是“不道德”的条件反射。？
今天已经到了恢复世界最古最早的政治道德设计书的时候了。
六、为政者听言、知言、为言、进言之道
在宪法能保障人民毫无拘束的批评政府的国家，与动辄因言获罪的国家，其言论哲学是
不相同的。我国的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证明在“言”的方面出现太多太大的问
题。1958年高指标压出的瞒和骗，满口假话、满地假事，也无不与这个时期为政者的“
为言”“听言”“知言”有关。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给毛的信，固然问题出在“听言
”方面，但“进言”方面就没有任何值得反思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群起而攻之，用李
锐的话说：“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说半句公道话。”而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
奇党籍，只有一个人弃权。可见在“言”的方面出了何等大的问题。人们熟悉林彪说的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而对他的“三不要三要”并不熟悉∶“⑴ 不干扰别人之
决心（免己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⑵ 不批评。⑶ 不报坏消息；⑴ 要响应
、⑵ 要表扬、⑶ 要报好消息。”如此为言、如此听言、如此知言，后果会是什么呢？
林彪背后曾说：“59年彭德怀‘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他认为对彭的处理
是： “说绝了，做绝了，绝必错。”他又认为“拿掉刘、邓，毫无道理。”虽然这只
是私下对其女儿、秘书说的话，可见非常正确。但是再看他公开说彭德怀“招兵买马，
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上见《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9月4日）。就看出听言知
言的学问何等奥妙。又过了几年，林彪钻研历史上的“登龙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他说：要成为“当代伟大人物”（即成龙），就要处处顺着毛泽东讲话，同时说话做
事要处处维护毛泽东的利益。做一号人物的应声虫，“跟着转变乃大窍门之所在，要亦
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所以他时时侦查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果然几年后，他成
为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取代了刘少奇（见《变局》）。总之听言、为言、进言、知言方
面大有文章。事关民族、国家兴衰存亡。“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并非不可能也。
《战国策》所谓的∶“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也。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
也。”它是历史一再证明的真理。我国从三代到战国形成的为君、为政者听言、为言、
进言、知言之道，或者听德、听制、听术；言德、言制、言术，乃无数成功与失败的经
验总结，它是鲜血浇灌的结晶，也为以后历代所一再验证，至今仍不无借鉴价值。有的
完全可以直接用于个人的为人、为学、为政，为什么不加以提炼呢？因此，多年来我研
究这个题目，发表了十余篇文章，如果天假我以年，我将把它写成一本小册子。我也希
望更多的人能注意和研究这个课题，不能因为它太敏感而不准研究和不敢研究它吧！
二十几岁而求不惑，孜孜于此五十余载。“至死始悟道，苦读五旬书”。我的资质、才
能，差顾准太远、太远。但比顾准强的是我有个好家庭。好母亲、好妻子、好儿子、好
女儿。我的母亲善良勤俭，小心谨慎，对子女体贴入微。她为我三个孩子的成长和一家
的吃喝付出了她的可能。我妻子颜扫云的理解、信任、关爱、为我觅书找纸抄文，同时
总是把我们贫穷简陋的家，弄得干干净净，井井有序。使我能在这个避风港读书，而抚
育子女，孩子的上学读书、家务，她大承大揽，给我不少时间。而生活上我又成了重点
保护对象。她给我剪贴整理报纸，退休后又成了我的打字员，七、八本书都是她打的字
。长子尹彦六岁时就可以陪同父母到水库清洗衣裳，九岁就开始挑水、购物、砍柴。如
果我写好的文章、笔记，需要转移，或埋入野外地下，那就是他的任务。他与次子尹辰
、女儿尹雨，六、七岁时就可以煮好饭，等妈妈下班回来。他们很早就能为爷爷奶奶爸
爸妈妈分担家务，甚至干零活以补贴家用。一句话，妻不离，子不散，合力支持我的求
不惑。相反，我应该十分愧疚我不时对妻儿的粗暴，给予他们这么多对不起。更悔恨我
对父亲的不孝。“没有人独自成功”，此言不假。家庭是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我没有
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不会走到今天的。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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