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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0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TrustInJesus 讨论区 】
发信人: BALLETERNAL (糗蛹生), 信区: TrustInJesus
标 题: 基督教研究院: 我们错了 (一) 前言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Dec 26 23:03:16 2010, 美东)
院长前言
我们错了！
您手中的期刊代表一项为时六年，针对中国基督徒倪柝声所发起的运动，所作之研究的
成果。虽然倪氏为着他的救主死于共产党的劳改监狱，但他的职事并未因此而消殁。在
其跟随者李常受的带领下，倪氏的职事和信息传遍中国，扩展至新加坡和台湾等环太平
洋国家，至终及于西方。一九六二年，李氏移居南加州，建立了地方教会，及其出版机
构水流职事站（LSM）。1
身为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我得悉大量关于邪教、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学的资料，一向以
为敝组织既致力于一流的头手研究工作，存档的资料应当准确无误。已过二十余年，此
假设一再得到验证。但并非总是如此。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曾与巴沙迪诺夫妇
（Bob and Gretchen Passantino）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对地方教会进行评估，其结果
竟成了日后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
事实真相到了二○○三年才逐渐浮现。那时，我邀请巴沙迪诺格雷琴和米勒艾略特（
Elliot Miller，《基督教研究院期刊》总编辑），一同会见水流职事站的代表。在那
次会晤中，我听见他们慷慨的陈词，逐项肯定地方教会被指控否认的真理。地方教会的
代表一个接一个，用自己的话见证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却启示于三个永
远有别的身位；相信人永远无法在本质上达到神格；相信“他们只不过是教会”，而并
非“只有他们是教会”。
于是，我展开了一项研究计划，其成果见于本期《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特刊中的加长版
封面故事。我们不仅在美国进行研究，收集第一手资料，甚至远赴中国大陆、台湾、南
韩和英国。研究内容包括审慎地评估数以百计的书籍、文章、教会文件、影音记录，甚
至法庭文件。2 我们第一手研究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错了！”
格雷琴在上海十分诚挚地向一个信徒说：“我错了。”这位信徒从他女儿出生起就入狱
，直到女儿十七岁时才得以与之团圆。艾略特向福清的一位弟兄说：“我错了。”这位
弟兄坐监共二十四年。他们说这话时并非只是一时情感冲动。不！他们是经过多年亲身
严谨的研究，才说出这话。
论到一些非基要的道理，如末世论（由拙作《末世密码》可见一斑），我们与地方教会
仍有显著不同；但论到基要的基督徒教义，即殉道者为之抛洒鲜血者，我们则是并肩而
立。
基督教研究院遭受非议，并非首次；千禧虫便是典型的例证。一九九九年《基督教研究
院期刊》的封面故事标题为“千禧虫之害消除了”。结果，我们被说成是“漠视真理”
或“全然无知”，俨如鸵鸟将头埋在沙里。当我在“圣经解答者”广播节目上表示千禧
虫甚至不会是二○○○年的十大头条新闻时，有人指控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情绪
。一位广播员甚至说，我手上染了上百万基督徒的血，因为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
情绪。正在贩卖冷冻食品和救生包的基督教守护者，向我大发烈怒；上教堂之人的愤怒
也临到我身上，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的带领人—特别是与政治有关联者—绝不可能在这么
重要的事上出错。
另一次重大的争议与阿姆斯壮赫伯特（Herbert W.Armstrong）的普世神的教会（
Worldwide Church of God）有关。九十年代，我开始与教会领袖会晤；当时所爆发的
争议，如今仍历历在目。然而，一九九四年，《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和“圣经解答者”
广播节目有幸能首先公开宣告，普世神的教会已走上一条教会历史上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一条将他们从邪教国度引向基督国度的路。3不仅如此，我有幸能为普世神的教会主
席卡客约瑟的著作《被真理变化》（Transformed by Truth）撰写前言。如今，他不仅
是我的好友，更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走过了从邪教到基督的漫长道路。
在那些日子，我们的事工机构十分感谢邪教专家塔克路得（Ruth Tucker）博士、《今
日基督教》的奈夫大卫（David Neff）、阿苏萨太平洋大学（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富勒神学院（Fuller Seminary）、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向这
“重生的教会”所展现的友谊和支持。我们都相信，若是神能借着改变领导人的心，而
转变整个运动的方向，那么神更要因着我们向祂持续的忠信作何等大的事。
凭着神的恩典，卡客约瑟能说：“我们错了。”如今，关于我们对倪柝声、李常受和地
方教会的立论，我们也要说同样的话。
这样作的代价是大的。我们的人格受到质疑，动机受到挑战，声誉受到攻击，对我们的
支持也因此减少。以下的说法我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既然有七十位基督教领袖共
同签署一封公开信（见封面故事），要求地方教会承认他们错误的教训和实行；这些领
袖怎么可能错呢？无疑的，基督教研究院的品格受到了质疑。
在风波期间，我提醒同仁们，我们的事工并非为哗众取宠；我们不在乎讲台的大小，或
是否符合政治立场。到头来，我们之所以作我们所作的，是因为真理至上！
无论代价有多少，都无法与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受到逼迫的教会相比。这事实我无法忘
怀，是因一个永远铭刻在我心上的场景：一位中国妇女，脸上挂着可掬的笑容，才刚讲
完了她因着在未经许可的聚会中，读了未经许可的材料而下监的经历。没有丝毫的自怜
，只有跟随基督之人绽放的荣光；她经历的是纯正新约基督信仰的实际。讲完之后，她
谢谢我不惜代价为真理站住。我从未觉得如此不配。无论我面对的是什么，与她和众多
象她一样的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
或许没有什么话比“我错了”更难启齿。然而，对一个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
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本的要求。
汉尼葛夫汉克（Hank Hanegraa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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