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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版 - 傅国涌:陈布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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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
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
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11
月12夜,“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留下了 10封遗书,将公事、私事交
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对于是否公布这些遗书,国民党高层曾有过一番争论。11月
17日,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说,上午在陈布雷先生治丧委员会讨论遗言应否发表时,反
对发表的以为他的自杀给蒋带来不良影响,留到相当时机再说。当晚,国民党中常会再
三讨论,也有主张不发表的,因为邵力子力主发表,如不发表,就要退出治丧委员会。
讨论结果,决定发表。
在留给夫人王允默的遗书中,陈布雷嘱咐:“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
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因此,王允默才会当着宋美龄的面谢绝蒋介石
的举行国葬之议,但她也没有遵照草草葬于南京的遗愿。她说:“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
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
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
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
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
1948年年11月19日,时为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日记说,下午二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
海到达杭州,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
。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
布雷的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随他下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
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穿着蓝布长衫的蒋经
国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
1949年1月,《陈布雷回忆录》手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妻子在“前记”中说得很清楚
:“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
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
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
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摒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
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
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
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
陈布雷生前对《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说:“其实,我开始是从事新闻记者生涯,现在
也未忘情于此。”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夕,他还感慨无限地对沙孟海说:“我只想搞
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总之,他时时不忘重理旧业,却最终回不
去了。
陈布雷的报业生涯开始于辛亥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那年春天他浙高尚未毕业
,路经上海,暂住《天铎报》,主笔戴天仇要回乡结婚,请他代写评论。因此缘故,当
年秋天,他浙高毕业,即应《天铎报》之聘担任撰述,每天撰写两则短论,每十天写3
篇社论。由于他平日看的旧小说多,评论中喜欢引用《水浒传》中的典故,很受读者喜
爱。这年他只有22岁。同事要他起一个笔名,他就署名“布雷”,并解释说,这是他在
浙高读书时同学对他的戏称,当时他面颊圆满,同学就叫他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
文为Bread,译音“布雷”(他记得最早是邵飘萍这么叫的)。从此他就以这个笔名闻
名于世,本名“训恩”反而被湮没了。
辛亥革命发生之初,《天铎报》总编李怀霜主张慎重,不敢称起义者为“义军”,当时
各报也是称“逆军”的多,陈布雷认为不可附和,就称为“革军”,并在报上连续发表
《谈鄂》系列评论,一共10篇,传诵一时,“布雷”之名溢于沪杭一带。《天铎报》发
行量达到4000份,几乎可以与《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并列。
在革命浪潮中陈布雷的一个堂哥成为宁波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召他回故乡,但他马上即
返回了上海:“我志在作记者,还是让我回沪从事新闻工作吧”。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告友邦人士书》,稿子是英文写
的,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交陈布雷试译一段,他的古
文典雅、准确。王认为不失原意。于是这篇《告友邦人士书》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
闻。《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
年轻的陈布雷藉助《天铎报》这个平台,为新生的民国鼓与呼,在《新国民不可不知》
短评中他说:“今日之中国,不贵有细针密缕之法律家,而贵有雄才大略之政治家。”
在《袁世凯听者》文中,他直斥“袁世凯尔,真无耻小人哉”。此时,戴天仇自办《民
权报》、叶楚怆等办《太平洋报》、邵元冲等办《民国新闻》,纷纷约他襄助,《申报
》也请他担任撰译,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报纸应转向鼓吹建设
,而不是像革命时期那样致力于批评。家中亲人也不希望他以记者为职业,他在《天铎
报》前后工作5个月,回故乡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直到1920年才重回上海新闻界。不过
他从来没有忘记新闻事业,除了给上海《申报》当特约译述员,一度还兼任宁波《四明
日报》的撰述。
1920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
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周5 篇,星期天再写
一篇短评。《商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及
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
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张季鸾叹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1921年12月18日,他
在《靳内阁总辞职》评论中尖锐指出:“故此仆彼起,无非鸡虫得失之争,于国事何关
?于人民何益?”在12月20日发表的《翻云覆雨之政局》中,他进一步说:“中国者,
民国也。国既以民为主,而人民对此纷纷扰扰之政局,竟始终不相闻问,帝制之酝酿、
复辟之鼓动、安福之捣乱,国人之中未尝不有早已窥见其微者,乃一般之国民袖手旁观
而不问也。……故中国之坏,坏在人民坐观成败,而未尝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由自己
防卫而进于自己建设,徒抱消极的态度相与俯仰一世耳。”
1923年,《商报》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熟悉他的芝翁回忆
,“他在编辑部里撰写时评,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
他的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因他直言不讳,怕惹上麻烦,而劝他不妨
用曲笔,他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他不惮军阀的强势,对于当时发生
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由福建举兵进入浙江等,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上海《时事新报》评论说:“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与陈
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他马上在《商报》发表评论《精神的死与形
骸的死》予以驳斥。目击英国巡捕在上海杀害中国工人的惨剧,他热血沸腾,他在五卅
运动中的文章议论能深得人心,就是因为有感情,有见解,他自述:“在整个‘五卅’
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或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
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曾转载他的
《商报》评论,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给他写信,希望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但这与
他联合各阶级的力量推倒军阀、争回主权的全民革命思想有距离,因此没有回应。胡政
之主办《国闻周报》,请他每周写一篇时评,月酬金50元,他倒是答应了。
他的时评渐渐成熟,自信心也加强,于政治之外,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以及工商
等问题,受到一般知识份子和青年的喜欢。期间,他因为言论得罪租界当局,曾被传讯
、罚款。《商报》的发行量达到一万数千份。郭沫若推崇这一时期的陈布雷,“如椽大
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叶恭绰对陈布雷也很推许:“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寥
寥不多得,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这句话传
到他耳朵,他在病中不胜惶恐、也不胜安慰:“余自以为文字识解,在南不及张一苇,
在北不及颜旨微、陈博生,而叶君推重如此,可为愧悚也。”张一苇就是后来《大公报
》的主笔张季鸾,1922年,他们对于中日山东问题直接交涉案观点不同,有过一场笔战
,却彼此倾慕,并从此订交,终生不渝。
1926 年元旦,当《商报》创刊五周年,布雷执笔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时,只
有36岁,已誉满报界,他满怀信心以新闻事业终一生。然而,《商报》很快就走到了它
的尽头,虽然发行1.2万份,却经济拮据,几次易主,这时已转到以亲孙传芳的傅筱庵
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号标题详细报导,报社一
些董事认为开罪军阀吴佩孚,很是惊慌,傅筱庵派人来审查新闻和言论。陈布雷正好请
病假,他抱病出来:“一切由我负责,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愈后面商,此时派任何人
来编辑部,使报纸解体,我就概不负责了。”
此前,蒋介石曾托邵力子给他送来签名的戎装照,表示仰慕之意,自称“弟蒋中正”。
1926年冬天,蒋又托人邀请他去南昌,再次表达了盼望见面的诚意。陈布雷的南昌之行
,成为他报业生涯的结束,也是他整个幕僚生涯的序曲。
1927 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从此他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22年,当然这22年实际上
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27年到1934年,他不愿当官,只是有时替蒋介石写写文章而
已。他曾对熟人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
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他辞谢了总司令部秘书长的任命之后,
蒋曾问他愿意担任什么职务?他回答自己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
愿为蒋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所以,这一阶段的前期,他在上海主持《时
事新报》笔政,撰写了大量评论,1929年之后才脱离报界,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陶希
圣在《记陈布雷先生》文中说:
他每次进南京,中枢就有一篇重要文告发表,而政局即为之转移。
他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说过任何文告草拟的经过与政治背景,
甚至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文告是他执笔。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与新闻
界人士立刻推测政局将有变动与发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来了吧!
第二阶段从1934年到1948年,他历任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
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一系列职务,官位并不显赫,却是蒋身边
的红人,号称蒋的“文胆”,蒋深知他的谨慎、廉洁和自持,对他向来尊重,他的进言
都是从善意出发,蒋也多有采纳。1945年10月22日,他在重庆对杨玉清说:“我接近委
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
顺利出版就与他和邵力子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
宣部长的邵力子等人通融,邵不仅尽快做了审核,而且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
不能有丝毫之摧残。”鲁迅去世八年后,在重庆举行纪念活动,1944年10月19日的唐纵
日记说,“晚上丙种会报,对于鲁迅纪念会事,[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
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归与[陈]布雷先生谈,布雷先生认为不应由中央社
发布此项消息。布雷先生乃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
在为蒋介石代笔捉刀的二十多年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隐痛一直苦苦地折磨着陈布雷。
用他自己的话说,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终
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一直身体
不大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瘦瘦的,看上去就是病怏怏的,在重庆,宋美龄每天给
他送一磅牛奶补充营养。对此,他感激于心。学生时代的他“面孔是圆圆的、胖胖的,
像个面包”,他在杭州对记者黄萍荪说:“我的瘦下来是从事新闻工作后,因熬夜而渐
起的。”
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所以连房子也
不想租,而住在旅馆里。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提到重返新闻界,去做他的记者
,当然,实际上做不到了。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从一而终”思想,抗
战时期,他在写给《大公报》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
一而终。” 这种内心的挣扎、痛苦最终导致他在大厦将倾时选择自杀。
陶希圣回忆,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
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为此布雷“竭尽了脑力和精力”,不仅要
保密,还有字斟句酌的细密。当然,在山河破碎的抗战时期,他代蒋起草的文告中也有
他的得意之笔,其中蕴涵着他自己的爱国之情,所以文字淋漓,笔墨酣畅,如《抗战建
国纲领》、《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胜利须赖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等都是传
诵一时的名作,也成了抗战的历史文献,他特别得意的是1938年7月在武汉写的《抗战
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
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凡是中华民族的
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拚命决
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
存”的决心,就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
全文6000字,由5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同时海内外许多报纸都在头条刊出。此文和张
子缨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郭沫若起草的《抗战周年告日本国民书》
被誉为“三联璧”。他在回忆录中说,此文蒋介石没有口授大意,并且引录了张季鸾的
评价:“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
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相反,那些强逼、硬编出来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记》,不知戳断了多少毛笔,熬断
了几许青丝,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读。1937年春天,蒋要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
他本来随蒋住在奉化溪口,却怎么也写不下去,蒋于是让他到杭州去写。在里西湖新新
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常常难以下笔,心情烦躁,经常将笔头戳断,掷笔长叹
。他在日记中说:“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
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
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终日面对西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却怎么也驱不走他心
中的难言隐痛。
1941`年,郭沫若50岁生日时,陈布雷在贺信中说:“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
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
息相通。”贺诗中也有“文士心情脉脉通”之语,确是语出真诚,不是客套。郭沫若的
答谢诗中也有“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的句子。然而,陈布雷身上的豪气
早已消磨殆尽,再也没有笔走龙蛇、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他后半生的痛苦和矛盾,内心的复杂、挣扎不断地流露出来。1946年3月,他写信给外
甥翁泽永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
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不只是书记生罢了。”他回到新闻界的冲动从来没有终
止过,1940年,他在《商报》时代认识的晚辈程沧波离开国民党《中央日报》,到监察
院做官,他在“九一”记者节那天写长信给程,为重庆少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惋惜。
1947年,程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他又专门写信道贺:“兄今真为独立与
自由之记者矣!”程固然成不了真正独立、自由的记者,但他内心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
真诚的。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他追忆往事,季鸾曾一度北上短暂离开新闻界,他很
着急,写信劝说:“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
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季鸾回信说:“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
记者,舍我辈其谁”。最后,季鸾言论报国终其身,而他没能做到,所以他说自己“愧
负死友多矣”。
一个一心渴望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并最终为之殉葬,这是大
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邵飘萍被枪杀、史量才被暗杀一起成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
的主旋律,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
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他常在家人和挚友面前感叹,“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是人生
最苦恼的事。”所以他总想着有一天辞官。临死前不久,他还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
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
于今悔之晚矣!” 抗战胜利后,一生清廉的陈布雷用多年的一点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
涧徐村买了一小块地。他做梦都不曾想到过,自己退隐不成,这里倒成了他永远的归宿
之地。
【文革时,杭州的陈布雷之墓被毁,棺木挖开时,有人亲眼看见了那支金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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