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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93 | 1 新浪不错么，这种文章也敢上推荐页。
后面的网友回帖也很劲爆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0e8a770100pa9d.html
【雪珥专栏“天子脚下的特区”10】
大清国抗灾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在一场200年不遇、死亡过千万的大灾面前，却没有伴
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究竟是什么令大清帝国躲过了这致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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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被大量的灾民和大量的赈灾粮填塞得满满的。
灾民们操着南腔北调，除了来自直隶本省的，也有不少来自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
地。而赈灾粮则是因为交通的问题，无法及时输送到各地，大量积压在天津，“米至天
津竟为止境”。
从1876-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隶在内，整个华北地区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
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
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动乱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直隶
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坐镇天津，调动各种资源，应对这一艰难挑战。
而令国内外大跌眼镜的是，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
，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宁静，没有人趁机揭竿而起、问鼎中原。
大清国这艘靠“裱糊”而艰难挣扎的航船，是如何渡过惊涛骇浪的？
人间地狱
水利失修、仓储荒废、良田尽种罂粟，这场大灾难实际上就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总
爆发，是严厉的“天谴”……
对于大清国来说，1876年绝对是流年不利。
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两省损失犹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
朝边境，出现大面积干旱，部分区域颗粒无收。随后，蝗虫覆盖了直隶省的大部，包括
天津在内，蝗灾过后，一片狼藉。
第二年(1877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光顾。脆弱的储备粮体系立即崩溃，大
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十年前遭受战争灾难（捻军之战）的区域。山西和陕西两省，
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地互相掠
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英国外交报告）吃人已
非个别现象，人们组合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中
央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
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
直隶“保定以西，河间以南，旱蝗相乘，灾区甚广……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
，继食槐柳叶，……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
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
河南“全省灾区缺粮，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
瑾相望。” 灾民们“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
，甚至出现了“易子析骸之惨”。
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
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灾荒如此严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灾”，但“人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自内战平
息之后，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但官场腐败，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形同虚
设。更为致命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因战乱频仍和官员
腐败，出现了大面积的“亏短”，这导致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制度在灾难面
前毫无作用。
“丁戊奇荒”发生后，河南巡抚兼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上报中央，请求从省外输送救
济粮。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资料，河南本地的“常平仓”里应该有95万余石谷，却几乎是
空仓。各受灾省份情况大致相仿，尽管报表年年做，“卫星”年年放，粮仓中却空空如
也。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大灾面前，灾区的干部们还算是正视困难，没有打肿脸充胖子，
为了圆之前的谎言而拿百姓性命开玩笑。各地纷纷奏请中央，告急求援。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鸦片之毒，大清国但凡有识之士无不切齿，但吊诡的
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地方政府到农户，都大力种植这种“钱”途远大的“经济
作物”。曾国藩之弟、山西巡抚曾国荃指出：“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
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他的继任人张之洞刚到山西
便指出：“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
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陕西、宁夏等地情况也都差不多，最好的田用于种鸦片，粮
食生产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依赖从外地购买粮食。时人认定，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
的重要原因，《申报》上的评论痛心疾首地说，正因为这些地方“贪眼前之厚利，不思
久远之良谟，所以上天降此大灾，令彼饥黎饿殍载道。”
“丁戊奇荒”，的确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大爆发，是一次严厉的天谴
应急机制
这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
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中央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机制，往往被西方观察家评为“东方专制主义”，充满了反面评
价。但是，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也有着强大、有效的动员能力。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
信（Pierre-Etienne Will），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隶救荒及康乾时期的“常平仓”
系统后，认为中国因此而具备了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他认为，明清时的中国，把农
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
从粮价、气候和降雨资料的搜集（雪珥注：各地官员上报晴雨表是一项法定的日常工作
），到数百万吨粮食仓储系统的维持，能够大大减轻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烈度。
其实，魏丕信所未能参透的是，即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这种机制在大清国
也是必不可少的。“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是福利问题，更
是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民众相信饭碗，而不相信口号，让
百姓有饭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不能不讲的绝大“政治”。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竭全国之力而不
能救其十一”。但是，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
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根据美国汉学家、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
（H.B.Morse）记载，中央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中央运用国家权力，调集政府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
到东北的库米，支援灾区；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此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和运力，开
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无灾区，对粮食进行大规模“政府采购”，并集中到天津；
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中央给一点、地方筹一点、民间捐一点，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
构和西方在华教会的捐赠，甚至不惜挪用军费，甚至不惜加大“捐纳”力度——朝廷公
开出售一些官职，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这并非“卖官”，而是“鬻
爵”：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干部身份和干部级别的荣誉头衔，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
位。
在直接发放赈济粮之外，李鸿章还将重点放在了“平粜”上：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
向尚有余资的灾民们售粮。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抑灾区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
面也是实现救灾的可持续发展。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救命粮，他们的购粮款则可以
转而救济更多的一无所有的灾民。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平粜同属救荒事无二致
”。
比钱、粮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运输。抗旱救灾大本营天津，积压了大量粮食，难以及时
转运。李鸿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转运网络，仅为重灾区山西就设定
了三条通道：北路在保定转运，天津的粮食从水路至此，换旱路经获鹿进入山西；中路
在山东馆陶县转运，经南运河至此转至苏曹入晋；南路则从南运河至河南道口，转经清
化镇入晋。
在救灾过程中，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们，参的参，
罢的罢，关的关，同时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当中表现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干部。这
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也趁机清洗了一遍干部队伍，换
上了李鸿章的亲信人马。
救灾工作的推进、尤其是粮食转运网络的设计建设，对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才们来说，
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
地建设应急机制。
民为邦本
民族主义的萌芽成为大灾荒中的凝聚力所在，地方精英们因此没有成为暴动的领导人……
“丁戊奇荒”影响远及江南。此地自古便是国家财赋重地，每当有征战、有大工程，
江南总要承担最重的负担。此次也不例外，不仅接纳了数百万难民，也是李鸿章筹粮筹
款的主要基地。
而出人意料的是，向来坐等灾民上门的江南地区，此次在士绅们的带领下，走出江南，
主动深入到华北灾区腹地，实行就地救助，开创了中国民间救助的先河。
其动力之一，当然是“御灾民于江南之外”。此次灾情严重，灾民如潮而来，远及苏杭
，已经造成了江南社会物价飞扬、治安动荡、民怨沸腾，这无论对江南的“小局”还是
国家的“大局”，都极为不利。江南官员和士绅们竭力强化在苏北等江南“边境”上的
救济力度，希望能将难民潮羁留于此，但效果并不理想。只有深入灾区，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难民潮。
另一方面，江南士绅们希望以此“杜外人之觊觎，固中国之藩篱”。在“丁戊奇荒”中
，西方传教士及慈善团体，深入灾区，这深深刺激了灾区当地及江南的士绅们。为了争
夺民心，江南士绅提出了“跟踪济赈”的口号：洋人救灾到哪里，我们也救到哪里。这
种对洋人慈善目的的质疑，在客观上促成了一场救灾竞赛，将中国民间社会的救灾潜力
挖掘出来。
在《申报》等媒体的推动下，奔赴华北救灾俨然成为江南的群众性运动，甚至波及南洋
、日本、美国，捐款捐粮一时蔚然成风，志愿者纷纷加入救助队前往华北，并且，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谢绝了官方的任何奖励。
而在华北灾区，当地士绅虽然在经济实力、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均不如江南士
绅，也因为西方救援团队的介入，而激发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西方传教士们不得不感
慨：在当地士绅的鼓动下，灾民甚至拒绝接受洋人的救济粮和救济银。这种近乎极端的
排外情绪，居然在这已经上演“人吃人”悲剧的灾区中还能屹立不倒，当然成功地转移
了灾民们对于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欲望。而且，在经历了之前多年的战乱之后，人们对
安宁和平的向往并没有因灾难而消失。中国历史早已证明，没有地方精英阶层的推动和
参与，普通农民最多也只能闹些“吃大户”之类的治安骚乱，而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暴动。
这是一个相当吊诡的现象：在堪称人间地狱的“丁戊奇荒”中，民族主义意识鲜明地迸
发出了萌芽，虽然极为狭隘，却依然成为大灾荒中的凝聚力所在。这比学界普遍认为的
甲午战争之后才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提前了足足20年。
对于大清政府、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民族主义的硕果，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是
甜蜜的果实还是带刺的荆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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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4447 | 2 假设这篇内容为真，足以反证58-60饿死三干万（或上千万）为假。 | C********g
发帖数: 9656 | 3 华北2年饿死二千万为真，那么共产党领导下更恶劣的环境里，全国3年饿死三千万应该
算少的。
如果你说的“为假”是指多于三千万，那么我second你。
【在 H****g 的大作中提到】
: 假设这篇内容为真，足以反证58-60饿死三干万（或上千万）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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