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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629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coarsening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Re: 对日仇恨被引向对美仇恨，西方友人被错批成凶手 ZZ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Feb 26 10:50:15 2012, 美东)
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在阶级斗争作为主旋律的政治格局下，民众的南京大屠杀
记忆受到了扭曲。同时，它还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对日方针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日工作，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提出了"把日本军国
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
发展"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构想。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现
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
"，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注：林晓光、周
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对日外交》，《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于中日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国终止了战后以来对日
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中国媒体中批判日本的言论大大减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广泛、系统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
日中友好旧军人协会访问南京时，接待人员总是回避谈及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不得已
时才敷衍几句，最后总要补充道："事情已经过去，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过，责任在一
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注：「日」石井和夫：《"南京大屠杀"的思索》，《日本
学》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但是，对于亲历过日本军国主义涂炭的普通民众而言，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
概念，而是亲人被杀、家园被烧毁、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切肤之痛。幸存者姜根福原
姓徐，大屠杀期间，他的母亲被日本兵枪杀，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亲被抓走，
他后来被姜姓人家收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姜根福作为南京市工农讲师团的一员，
经常到学校、机关演讲。对于中日友好，姜根福一开始并不认同。又一次，领导让他给
来访的日本人作报告，他不肯。党委书记找他谈心，他依然不肯去，姜根福说："我见
到日本人就气。我恨他们"。党委书记最后以"共产党人要听党的话"要求他，他这才放
下个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注：秦忻怡：《不屈的女人-李秀英传》，江苏人民
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版，第166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一位
妇女在广播里听到日本总理大臣到中国访问的消息时，立刻昏倒在地，她的丈夫在南京
大屠杀期间被日本兵杀害。（注：张纯如著：杨夏鸣译：《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后代从未忘记这段惨
案，正是他们的口耳相传和诉说，是的这段历史记忆不断延续下去。
建国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尽管数量不多，同时被打上时代的政治烙印，但作为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典型事例，相关的记述还是给人们流下了强烈的印象。另一方
面，对于很多经历过那场战争苦难的民众来说，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述很容易激起他们
心理上的共鸣。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在人们的记忆中不断传递，即使在文革的非常时
期也没有中断。2006年，南京收藏家薛冰在旧书市场上觅得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南京市
民日记本，日记的主人叫杨丹。日记除了杨丹的学习笔记外，其他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
。日记收录的10张剪报以图画为主，都是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其中既有揭露日
本侵略者的漫画，又有描绘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反抗侵略者的油画，还有当年教育人们
牢记历史的招贴画。除了剪报，还有多达48页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稿"南京屠城材
料"和"旧仇新恨"，分别记录了杨丹在50年代初收集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其中共
收录了包括李秀英在内的101条有关南京大屠杀证人的经历。根据日记记载，这些资料
基本上都是杨丹从当时的报道中摘录下来的。但是，杨丹并非简单地摘录，而是将摘录
的资料，按照"对日寇的抗争"、"日寇屠杀证词"、"掩埋队的证词"等门类整理好。更为
细致的是，杨丹在记录中还用红、蓝双色笔标注出了每一个证人的姓名、年龄和住址，
整理出"幸存者名录"，共有42条人物线索。"名录"还被分成了中华门地区、下关地区、
其他地区和机关人员4个部分，有的人物线索后面还写了诸如"被鬼子打了一枪"、"二板
桥小学事务员"等备注，足见杨丹的用心。著名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孙宅巍通读完整
本日记后指出：这本日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和集体记忆
，"这说明，南京人一直都无法忘记这场灾难，一直都在关注着这场灾难"。（周扬天宇
：《1951年日记本记载大屠杀幸存者名单》，《金陵晚报》2006年5月10日。）
1968年11月，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翻阅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
件》一文后，对他1937年12月的日记重新作了补充："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兽军谷寿
夫所率领的六师团从中华门攻入南京城内，从那时起六礼拜以内，兽军残杀、奸淫，无
所不为，据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说，六星期中南京被屠杀的在20万人以上。详见梅汝
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22（辑）
p16-36.1968年11月桢记"。（注：《竺可桢日记》（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78-179页。）抗战期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率领师生西迁内地，流离转徙
，饱尝艰辛，对于日军的暴行有深切体会。正是这种战争体验，促使他对梅汝璈的文章
特别关注，进行重新补记日记。
对于日本民众而言，在东京审判以前，由于日本当局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多数人不知道
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专案审理，使日本民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其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述作为战史回忆或中国访问记的一部分，开始在出版物中出
现。同时，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暴行的典型事例，南京大屠杀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于1967年出版了专著《近代战史之谜》，其中近一半篇幅是关
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述，其后，他又出版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决定本）》等
一系列著作。1971年，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来到中国，访问了南京、平顶山等当年遭
受日军暴行的重灾区。本多是战后第一个对中国受害者调查采访的日本人，回国后撰写
了长篇报道《中国之旅》，在《朝日新闻》连载。文章客观、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
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给日本国民以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不久《中国之旅》集结出版，
并多次再版，从而使南京大屠杀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
同时，随着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潮开始蔓延。20世纪60年代，
林房雄推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全面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1972年，铃木明、山
本七平等人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攻击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等人关于南京大
屠杀的文章。铃木明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
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1973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并多次再版被南京大屠杀否定
论者奉为圭臬。70年代中期，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日趋激烈，引起了人们对这一
事件的更多关注。
当时，中国还处于不正常时期，中日两国虽然恢复了邦交，但在各个方面仍处于不能自
由交流的蔽塞状态。对于日本国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战，普通的中国国民还无法了解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的论战信息被介绍进来，学术界也对此作出了反应。1979
年，国内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高兴祖在《南京大学史学论丛》第2辑上，发表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斥铃木所谓"南京大屠杀等于虚幻"的谬论》。同年，南京大学
历史系于1962年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被重新修订后内部出版，书名改为《日
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该书第八章以"驳斥'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谬论"为题，
对铃木明的论点、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1982年6月，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
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
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还对日本侵略朝鲜和东南亚的史实进行了篡改。
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中国政府认为，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会使"日本人民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忘掉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历史，把他们再次
引上军国主义老路"。（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民日报》1982年8月15日。
）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本政府交涉的
同时，在舆论宣传中发表了大量批驳日本篡改侵华历史问题及其观点的文章。（注：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
104页。）
其间，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中心。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制了纪录片《南京
大屠杀》，在全国放映。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史料展览》，有关部门举办了多场座谈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纷纷
控诉日军暴行。
受教科书事件的刺激，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日本侵华罪证的收集工作。1982年10月，中国
文化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保护日本侵华罪行遗址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小平同志
讲过，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一定要批评，二是他们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
就到处搞日本侵略之碑。这对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孙后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要组织有关单位，收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其间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作为文物
保护起来，对群众进行教育"。（注：沈秋农：《"毋忘国耻"纪念碑始末》，常熟市政
协文史委员会编《常熟文史》（内部出版）第23辑，第52页。）同年年底，南京市开始
了建国以后的首次文物普查，日军当年进行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是普查工作
的重点，位于江东门的"万人坑"遗址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的思想教育，"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也反对
侵略战争"、"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分开"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和平友好"的
日本形象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人民原先对日本的恶感。而教科书事件的发生，使人们不得
不面对"不肯认罪的日本"这一严峻的现实。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各行各业的
人纷纷向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写信上访，呼吁政府"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
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建馆、立碑、编史，以
纪念死者，教育后人，"把这血写的不容篡改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民间
呼吁，对于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教科书事件，中国政府意识到对青少年进行重温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与紧迫性。邓小平后来对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说：好多年来，我们为了讲友
好，没有重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
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
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
人需要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
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注：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
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1-852页。）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耻教育是其重要的组成
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得抗日战争史上一些长期束缚
人们思想的禁区被打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新被提起，国民党的抗战功绩逐步被肯定
，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受到了积极的评价，这些都为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和研究提
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关的领导机构，市长张耀华亲自挂帅，积极推进。1985年8
月15日，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在日
军当年集体屠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上，陆续建立了十几处纪念碑。作为社会记忆的
设施，纪念馆和纪念碑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予以保存、展示和传承，人们在这里悼念和
凭吊遇难者，寄托哀思。
建馆之初，纪念馆更多的被定位为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有关部门曾经提出"
不主动邀请或安排外国人参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和平教育"、"对外和
平交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纪念馆的建立为契机，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收集与研究取
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动下，首次组织、大规模地对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与见证人进行了普查，在短短数月内，共查出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
。其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照片集》、《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等
大屠杀资料和专著相继出版。
与此同时，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技术更加全面和具体。1986年出版的中
学历史教科书，收录了两幅南京大屠杀图片。（注：李隆庚编：《初级中学课本？中国
历史》第4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254页。）在以中学生为教育对象的《
南京乡土史》中，南京大屠杀作为专门的一章记述。（注：南京市教学研究室、中共南
京市党委办公室编：《南京乡土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254页。）以
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文艺和影视作品也开始出现。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呈显出越来越鲜活
的迹象。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教科书事件对日本社会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日本政府在处理教科
书问题上的态度，遭到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抵抗，认为这是对中国等邻国"干涉内政"的
屈服，从而加剧了1983年至1984年南京大屠杀"虚构派"运动的发展。（注：「日」秦郁
彦著，杨文信译：《南京大屠杀真相-日本教授的论述》，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第48页。）1984年，以洞富雄、藤原彰为首的日本进步学者，成立了"南京事件研究调
查会"，广泛收集证据和资料，1984和1987年先后到南京实地调查，陆续出版了多部著
作，与"虚构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反过来，日本国内的论战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民众
，使得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向更深层次延伸。
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它总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南京大
屠杀的记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战时，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象征，战后
审判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但又与"反
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
，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其丰富鲜活的历史内涵被渐渐遗忘，抽象化、空洞化、概念化
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与现实政治的纠葛并没有减弱。由于日本社会不断有人
否定侵略历史，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障碍之一，南京大屠杀在其间居于重要地位
，成为中国民众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
大屠杀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和关注，其内涵也大大丰富。但是，如何借鉴以往的经
验，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要还原真实的
大屠杀历史，不但需要学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有力配合，这其间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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