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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版 - 囚徒的梦想:一个反对者的狱中手记(1)/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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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的梦想:一个反对者的狱中手记(1)/李方
(小贴士:此书稿2004年11月-2005年1月于狱中偷偷写成,后经难友设法秘密带出监狱
。2010年本人出狱后取回,携带至泰国。 (博讯 boxun.com)
李方,原名李焕明,陕西安康人,1972年生。1993-1996年被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
团罪”下狱3年,2001-2010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下狱9年。虽经多年改造,
现仍未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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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许多被命名为“广场”的大厦前后其实并无广场,“广场”这个词被异化为“
大厦”的同义语。这恰如我们的国家,美其名曰“人民共和国”,实则既非“人民”的
国家,亦非“共和”的国家。
不过,“中信广场”倒是个例外,它的正前方有一片异常开阔的草地,只是绿草生得稀
稀拉拉,如同广州的空气和交通一样令人皱眉。但这块草地却并非是为“中信广场”而
“广场”,它是市政规划本来就有的公共绿地,“中信广场”恰好借了地利与它比邻而
建,遂成了少见的有广场的“广场”。
我站在草地上,仰望这座据说是亚洲第三、中国第二的高楼,想象如果我的言论能随纸
片从那个顶端飘散,理应可以到达更多人的手中。请别见笑,整天泡在互联网中冲浪,
并被电视与报纸信息包围的您,肯定很难想象“传单”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在我们这个
被新闻审查制度与舆论管制封锁的国度,传单是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最重要的表达言论的
工具之一。可笑吗?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大国,表面上风平浪静,没有反对的声音,而在
角落里,反对者却在用“传单”这种落后的玩意儿同强大的执政者“对抗”,不仅您会
笑,强大的执政者也会笑得前仰后合,然后告诉它的喽啰们:“不必紧张,不必用枪,
只须带上手铐去抓他们就得了。”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不采用网络帖子或电子邮件去发表言论?可是你不知道,在中国,
一切“反动”的“电子传单”一上网,很快便会遭到堵截和冲洗(网络警察的职责就是
干这个),效果还不如纸张,而且这种方式又不便我的“游击”式转移。我在网上见到
过这种言论,就像冒泡一样,几秒钟顶多几分钟就再也见不到了,犹如石沉大海。相反
,纸张还有一定的保存价值。同样,我们也无法站在人群中用声带发表言论,这样不出
几分钟也会被国安的特工武力擒拿。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经济特区深圳
,有行政特区香港,却没有一个自由说话的特区——哪怕是小小的海德公园。以前倒是
在北京有一个西单民主墙,但被我们伟大的总设计师一笔勾销了。他不喜欢争论,准确
地说他是不喜欢听到“反对”,对于“反对”,他宁愿批发枪弹去“说服”,也不愿开
启龙舌,破费他的唾沫星子。
在炎黄的土地上,国家为反对者准备的是“罪犯”待遇,反对者一开口就是犯罪,一开
口就成了罪犯。宪法上写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条款,但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又把这个条款给枪毙了,刑法判了宪法的死刑,这真是有趣的法律游戏。同样有趣
的还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却又限定全国人民必须“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自己和自己都干了起来,哪里还有本事去调整全社会的
“共和”关系。
有点遗憾,这是一个星期天,高大的写字楼很少有人进出,上下班人潮汹涌时撒出“传
单”,效果可能更好。我已看过了“中信广场”的顶楼避难层,铝合金的栅窗完全可以
实施我的快速作业。回到附近的城建宾馆,做完准备工作后,躺下想了想——做完“中
信广场”后去哪里?出去打了几个电话,我又回到房间躺了一会儿,觉得心里有些烦乱
。走出房间却发现宾馆院子里停了一辆黑色轿车,几天都无车辆的院子,突然停了部车
,我感到有点意外。又回房间朝窗外看了看,窗下道边停了好几辆出租车,这也有点奇
怪,素来少有出租车往来的小巷子如何一下停了这么多车?不过我还是没有过多去想这
个问题,拉上房门,打算出去走走,或者找家书店看看书。
刚走出宾馆大门,迎面走过来一个年轻人,离我大约两三步远了还无避让之意,我正打
算避让,来人却突然横臂将我掀倒在地,猛然间又扑上来一群人将我按在地上,脱掉我
的鞋,摘下眼镜,搜去皮夹和衣袋内一切东西,然后上了手铐。我立刻明白是被便衣捕
获了。他们七手八脚捉住我,将我押到宾馆房间,把我的包、床铺均翻了个底朝天,大
捆的传单成了他们唯一的战利品。这些人兴奋之余意犹未竟,逼问我还有什么,我说没
有了,其中一个兵样的大个子不信,冲我小腹和胸膛猛捣了几拳,我感觉肠胃要翻出来
了,躬成一团根本无法说话,那人遂又一拳将我打倒。我最后被打出来的语言还是“没
有”。他们又搜了一遍,确信真的没有后,就架上我,一阵狂奔,如风一般刮进了一辆
三菱吉普。
吉普很快停了下来,这帮人又将我架到车下,拖着我在砂石地上跑,只穿袜子的脚拖得
生痛,后来便麻木了。周围不少人追着看稀奇,以为又抓到了什么杀人越货的悍匪了,
但是没有眼镜,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很快上了一幢灰色的水泥楼,我知道这是广州东
站。而这灰楼,后来我得知它就是东站派出所。便衣们押着我在楼道和电梯里上下了几
个来回,最后将我关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水泥房。
水泥房正中间有一张水泥床,是完整的一个长方体水泥台。看情况,这似乎是一间禁闭
室,除了水泥床,别无他物。便衣命令我坐在水泥床上,以便拍照,随后扔下一支纯净
水就关门离去。我拿住这支水,才发现塑胶瓶早已被挤瘪了,皱得像老太婆的脸。给囚
犯喝的水自然是要低人一等的,我也不想客气,拧开瓶盖打算喝了它。这时门开了,走
进来一位墩墩实实的中年便衣,看脸上焕发的容光,不难判断应是一位不大不小的头目
。来人拍了拍我的肩,绽出一张笑脸,说刚才只是“控制”了一下,要我别介意,希望
我能配合,相信不会有多大的事。我知道这是来放松神经的,目的是为了使我安静,以
便配合下一步的押解和审讯。来人简单问了我几句,我未作答,只是承认了自己的姓名
。他在屋子里踱了几步,又拍了拍我的肩头,说:“你也挺不容易的。”然后挂门而去
。我知道自己是挺不容易,但不明白他说的“不容易”指的是什么?
十几分钟后,我被转移到了一间审讯室。审讯室分内外两部分,里边是钢丝网隔开的囚
犯空间,仅有一只凳子;外边是警察空间,两只凳子,一张旧木桌。两位看起来还不怎
么懂事的年轻警察正襟危坐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盯住我,样子颇有几分卡通味道。稍
后进来一位像是文职警察的,坐到钢丝网前,摊开记录本开始讯问我。一开口便问我叫
什么名字,这叫我有些反感,我反问他既然不知道我的名字,干嘛抓我,他尴尬地笑了
笑,说笔录的程式要求这样问。他想知道的东西还挺多,我仅简单回答了几个“是”或
“不是”,这时我还处在对境遇突变的适应之中,尚没有心思去满足他的“求知欲”。
但是他问到深圳地王大厦传单事件时,我很爽快地承认那是我干的。我随身携带的传单
已被他们搜出,而且与地王大厦上撒出的完全一样,抵赖不认没有意义。
我不肯多说话,那人却好耐性,磨蹭来磨蹭去的。耗到了中午时分,递进来一小盒饭和
一小支水,水瓶仍是压瘪了的。我铐着手无法拿筷子与饭盒,要求他开铐,那人显然害
怕承担什么责任,拒绝了。于是我没有吃饭,只喝了几口水。
刚喝完水,进来了一帮人,打开钢丝网,将我带出隔离间,并取出一副新铐要换下旧铐
,但开了许久却打不开,直到我的手腕被拧来拧去弄出了好几道紫痕,才勉强完成了换
铐。听他们的谈话,是深圳公安在与广州公安交接,要将我押解回深圳。那个换铐的深
圳公安指着我手上的新铐对广州公安炫耀:“这种铐很好开很好用,那种,要淘汰了。
”脸上是典型的深圳人的优越神态,而广州公安则好奇而又恭敬地听着看着,似乎很佩
服这“深圳新铐”,而对自己的“广州旧铐”则有点抱歉。
警车在广深高速公路上飞驰,这条路我曾来回过许多次,而这次却是被铐在椅背后的塑
胶握环上,无论我心里如何地“精神胜利法”,但这模样明显是一副落败相。我坦然地
接受了自己的落败,便很放松地和身边这位“押解”搭话,这青年人身着便装,高大精
瘦,骨节突出,看得出是久练擒拿武功的。他并不拒绝与我聊天,或许他觉得聊天可以
更好地松弛囚犯精神,免生逃跑念头或减少冲突的可能。实际上他也是不得不与我“近
乎”,因为他有一只手与我铐在一起,我要是折腾他也会蒙受些许皮肉之苦。坐在前排
的“领导”则和其他两名部下热烈地讨论从上海新采购的设备,以及周末的玩法、年度
的奖金,当然也会不时地回头来检查工作和慰问我身边的“押解”。
这是2001年的9月2日,几天前,号称中国第三、亚洲第四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顶层飘出
了数千张“反动”传单,深圳公安就是为这事来抓捕我的。遗憾的是,深圳市公安局就
在地王大厦背后,仅一街之隔,部分传单飘飘洒洒,落在了公安局的大院里,令他们尤
其无法忍受。
于是,这成就了我第三次享受被抓捕的滋味。
记得第一次被抓是1992年8月26日。那时我正读安康师专物理系二年级,并且是暑假闲
置在家。中午时分,家住乡政府附近的小外甥周健,远远地跑来我家叫我,说是我们学
校有老师在乡政府等我,要我去接。我感到有些诧异,但既然是老师来了,哪能不接。
半小时后,我赶到了乡政府,坐在乡政府会客室里的两位客人我却根本不认识,我刚落
座,其中一位便开门见山:“我们是地区公安处的,有点事请你跟我们走一趟。”然后
递过一张传唤证要我签名。一直陪坐的吕乡长见是如此情况(显然来人也未对他讲明身
份)便起身往外走,我站起身请吕乡长转告父亲:我没什么事,过几天就会回来的(父
亲原是乡政府干部,与吕乡长是熟识的)。但自称“公安处”的一位便衣以为我起身要
走,横臂拦在我的胸前,然后将我带到早就停在乡政府旁侧的吉普车上,再驱车百余里
把我送到了地区公安处的审讯室。
这次被抓总共在安康看守所关了8天,于9月3日放出,主要为的是我筹建学生组织以及
向台湾广播电台写信的事(中共将其视为敌台)。临出所时,看守员说账册上有我父亲
几天前留下的10块钱。10块钱虽然很少,但却是老父亲奔波百余里来找我的证明。这8
天里,父亲一定是非常难过的,虽然来了这里,但肯定得不到任何有关儿子的明确信息
,并且又见不到我。这10块钱让我流下了眼泪,我完全能够想象父亲这8天里的焦急和
忧虑。因此一出所,我立即搭车往家赶。
回到家里,只见到母亲,眼睛里既有欣喜又充满惊恐不安,她告诉我父亲在外爷家帮忙
修房子去了。我希望父亲早些看到我安全归来,没有吃饭就赶到相距数里地的外爷家。
当时父亲正在房架上与一群村民忙着拆换石板,夕阳将他花白的头发映照成了淡黄色,
他看了我一眼并未发话。傍晚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往回家走,父亲只简单地问我有没有什
么事,我说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父亲说:“那我就放心了。”经过三姐家时,三姐告诉
我,得知我是被公安带走的消息后,小外甥周健大哭不止,总说是他害了四舅(我在兄
弟中排行老四)。我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只是拍了拍小外甥的头,表示对他的安慰。
这怎么能怪孩子呢?是当政的大人们欺骗了他。
第二天早晨父亲出去替我借钱凑学费,直到傍晚才带回来东拼西凑的700块钱。此时我
真的恨自己是一只可怜虫,惹下了麻烦还得靠父亲来养活。自读师范起,我一直希望有
朝一日能够创造出成功,实现自己的梦想,把梦想成功的荣誉带给历尽艰辛的父亲和母
亲,可是我带给他们的只有祸患。
此后我继续在安康师专上学,那件事似乎不再追究了,我们一起搞学生组织的几位同学
暂时也停止了往来。因为那时我们仅仅是准备筹建,尚未具有真正的组织,并且总共也
才五个人,又基本都是学生,我想既然已承认了错误,理应不会受到什么追究的,毕竟
没有对当局造成任何危害嘛。当时我计划等毕业后,利用做教师的便利条件重新开始筹
建组织,并在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将这些想法告诉了我其中的两位好友。师专是三年制的
,只需熬完这个学期我们就毕业了。
1993年6月24日,那天我正考毕业试,只需再考完两门就可以宣布告别师专课堂了。中
午,家住市区的二姐特来学校找到我,要我下午考完试去她家吃饭,我才想起来这天正
是端午节。当天安康刮了一场罕见的大风,街上许多广告牌被刮倒,还有不少树从半空
被折断。这场大风连同这个日子很长时间一直记在我心里。下午大约3:00钟,校保卫
科的人来教室找到我说有人在学生处等我,去了那里,才发现是去年传唤我的那两位公
安,他们说去年的案子还有点问题没搞清楚,要我随他们再去谈谈。随二人走到学校围
墙外,他们的吉普就停在路边的树荫下,显然他们不想在学生里造成什么影响,有意将
车远远地停在校外。
这次却不是去地区公安处,而是市公安局。市局就在看守所前面,楼下有一个通道,车
从这个通道开进大院里停下,其中一位带我向后面走去,边走边说:“小李,这次可能
要耽搁几年了。”我未明其意,反问:“会判刑吗?”那人说:“这得看你自己了。”
我还是不甚明白,没料想会有判刑的结果。我被径直带到了看守所,办完羁押手续后,
那人离去了,然后我又被带到了所内预审室,有位姓刘的预审员摊开一张逮捕证要我签
字。
这是我的第二次被抓捕,整个过程与第一次相似,毫无暴力成分,但却都是骗捕。这次
抓捕后的第10个月,安康地区中院判定我犯“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但鉴于“认
罪态度较好,情节显著轻微”而从轻判处3年有期徒刑。1个月后,我随同四名同所投牢
犯人被押解至汉中监狱服刑,记得同路这几个犯人中有三名是杀人犯,另一名犯的是“
介绍容留妇女卖淫罪”。这三名杀人犯当中有一个叫黄英军的年轻人,才20岁,原是安
康第一师范(中专)二年级学生,因为用钢管打死同学被判了死缓。我去年听说过他的
案子,不想今天竟与他同路投牢,他说自己一审判的是死刑,只是因为犯案时刚满18岁
,二审才被改为死缓。等于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我的第二次被抓对父亲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我是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父亲曾深
以此为荣,而我最终毁灭了他的荣誉,这对一个处在艰难操劳中的老人来说,真是莫大
的伤痛。记得签完逮捕证后半个月左右,一位姓张的老看守员拿来一个小账本要我签收
,账上是10块钱,送款人栏里填着我父亲的名字。我才知道,父亲又一次来看守所找我
,但他仍然没有找到我,很可能仍然没有得到公安一个字的解释,悲伤地回到百里之外
的家。我在这10块钱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泪水在眼眶里滚动,我不知道父亲为了留下
这10块钱,有没有舍得在街上吃一盒热饭再踏上回家的路?
2001年的9月2日,我第三次被抓。远在北方的父亲,我将开始又一次的牢狱生活,将再
一次把黑暗笼上你的心头。我多想把梦想成功的荣誉带回给你,然而,当我的希望再次
被黑暗置换,我的心里只能再次像刀割一般地伤痛,如同你为我的伤痛一样。
可是,我知道自己无法避开这条追寻的路,我也清楚地知道——只要这个梦想还在风中
飘零,这就不会是最后一次,很可能还会有第四次、第五次,甚至更多次。 [博讯来稿
]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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