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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3 | 1 北京中关村假证交易调查:有人为卖证生6个孩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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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下午，地铁4号线人民大学站A1号出口前，一名男青年正在买假证。
6月30日9时，北京中关村大街，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外。
“要办证吗，学生证、毕业证？”笔者刚出4号线人大站地铁A1口，三四个抱着孩
子的年轻母亲便围了上来。再往前走，孕妇、抱小孩妇女越来越多，单是离校门最近的
树荫下，就有10来人在招揽生意。
在坊间，“孕妇、抱小孩妇女”已成为人大东门外的标签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行为人不被执
行行政拘留处罚。这意味着，一些卖证妇女可以长期逃避法律打击。
笔者经过多日调查，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大致特征：孕妇或哺乳期妇女，年龄20岁～
40岁，来自欠发达地区，丈夫多在京打工且知道她们的职业，本人意识到行为违法但普
遍不愿转行。
在卖假证者的聚居点之一小牛坊，常住居民宋女士道出了卖假证者的历史变迁：“
原来是江苏人在干，后来河南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再后来，什么人都有了，山东，东北
，张家口……”
“我们做的事是违法的”
人大东门出门右转不远就是地铁人大站，左转走10余分钟可到地铁海淀黄庄站。两
站中间，还夹着两个天桥、两个公交站台、两个十字路口，周围还建有不少商业、娱乐
设施。有人说，正因如此，人流多，卖证者才聚集在这里。
在公交站台对面的树荫下，卖假证者刘丽穿着素色上衣，一边抱着两个月大的孩子
一边招呼着路人光顾自己的“假证生意”。
见孩子哭闹得有些厉害，笔者建议给他吃点东西。只见她从包里掏出一本仿冒的北
京大学学生证往孩子手里一塞，“没事，他只是要玩学生证。”孩子果然安静了下来。
刘丽包内的学生证，有仿冒北大的，也有仿冒人大、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
学等在京高校的，都已盖好印章。刘丽还用一张纸包着火车票优惠磁条，“最近学校管
得严，真磁条断货了，这些都是假的。现在100元也进不来真货。”
一位年轻男子给了刘丽一张照片。她拿出圆形模子给照片刻上钢印，就做完了学生
证，收了30元。整个过程不过10秒钟。男子说，他过几天要去外地，拿学生证去景区可
以打折，“以前这里卖假证的特别多，天桥上都是，现在少了”。
此时，一位戴墨镜的中年男子过来问：“这玩意也要30元？”“这都是违法的。”
刘丽答。
“我拿的，是我违法。”
“我们给你做出来，我们也违法。”
“这一切都是违法的。”墨镜男笑着总结，随后说：“我要几本毕业证。”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叫喊，刘丽急忙抢过证件样本，往校门方向跑去，随后拐进旁
边的绿化带。笔者赶到时，绿化带里已聚集了五六个妇女，一会儿便疏散开了。
“刚刚有警察。你们没干这行，不懂。”刘丽长长吐了一口气。事后，一位刚来一
周的孕妇告诉笔者：双手空空，走路笔直，就可能是便衣。
笔者发现，刘丽所在的这片绿化带有点“玄机”：一处栏杆断了，可通往大街；一
处可穿过小树丛，通往人大校门；另一边则通往其他绿化带。泥土里留着好几个脚印、
塑料袋。刘丽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催促：“你们买不买证，买完证就赶快走。”
采访中，卖证妇女无一例外地坦言：她们做的事是违法的。尽管如此，在孩子出生
或哺乳期满之前，这些妇女很少想过今后如何是好。
初中辍学，18岁嫁人，次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在辗转浙江、辽宁、广东、河南等地
打工多年之后，来自河南平顶山乡村的张小花今年6月随丈夫来北京投靠表亲。已怀了
第二胎的她，这次没有拾起服务员、纺织工等老本行，而是选择加入大学校门的“卖假
证大军”。
张小花并非没做过正当职业。因为不喜欢老师，她没读完初中就来到东北，在母亲
的介绍下去超市当服务员。后来，父亲让她到广州一家服装厂工作，她嫌机器嘈杂，一
天都没干。当张小花随做室内装修的丈夫去浙江时，她找了个绣花的活儿。后来，丈夫
迷上了赌博，她一气之下回了老家，丈夫只好跟着回去了。
丈夫来京后没出来找工作。张小花只好自己出来赚钱。
思来想去，张小花在老乡介绍下开始卖假证。“超市一般每月1000多元。做这行，
卖得好估计两三千元，不好的也是1000多元。”她想，如果失败了，再换丈夫出来打工。
老手一年能赚十几万元
7月1日20时20分，笔者暗中跟随4名卖证妇女坐公交车回家。车驶离市中心1个多小
时后，她们在“航天城北站”下了车，随后横穿马路，走向一个村落。
此处叫小牛坊，位于唐家岭以北4公里。进村路上有不少小坑，里面堆着碎石。小
路左边杂草丛生，右边多为一两层的小房，墙体略有裂缝，门上钉着木板。
村旁有一个建筑工地。来自四川的陈力就在工地上服务。他说，这里面临拆迁，房
租每月只要两三百元，面积大多10平方米上下，不过可能随时得搬走。
王红，38岁，来自河南平顶山，已来北京两年的她与老乡住在小牛坊。在老家，她
花20万元买了套城里的房子，13岁的大女儿也在县城读初中了。王红刚来北京时怀有身
孕，经老乡介绍，决定卖假证。
王红说她进货可以更便宜。一般学生证进价2元～5元，售价15元～30元不等。毕业
证能卖两三百元，如果是能上网查询的，可以卖数千元。“差的一天能赚三四百元，好
的时候七八百元。真的，我一年可以赚十几万元。”王红说，房租每月只要300元，如
今孩子生下来了，她赚的比丈夫还多。
在圈里人看来，怀孕、哺乳期是干这行的“硬件”。张小花是王红的老乡，她说，
她认识个朋友，想干这行但是没小孩，于是找别人借了一个。后来警察把那人抓到了，
带到医院一化验，真相大白。结果，孩子被送回老家，朋友被关了起来，“听说至少被
判了半年。”
入行不到1个月，张小花就有被抓的经历了。但她的“事业”显然还没“上路”。
笔者发现，她早上只卖了两个学生证，同样的证件，别人进价2元，她需要5元。而多位
卖证者透露，人大东门外整条街都是同一个老板。至今为止，张小花没接过毕业证的大
单子，别人来询问业务，她也不太清楚。
“不过，我们时间比较自由。”张小花说，她们与老板并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老板
批发，她们进货，然后倒卖赚取差价。“我们的收入不用给老板，也没有统一组织。”
事实上，这只是京城卖假证人群的冰山一角。卖证者透露，还有一伙人在四环附近
的学校活动。按照指点，记者在北大南门东侧附近发现两拨卖证妇女，分别来自安徽、
山东，共有8人。她们的假证藏在身旁的电动车里，孩子已能走路。
附近有一条300来米的路，地上贴着40余张假证广告。除卖证收入外，她们的老板
还会根据效益给提成，如每卖10元给1元。
有人为了卖证十几年中生了6个孩子
王红趁揽活间隙与笔者聊天：“现在他爸上班去了，我抱着孩子在大街上喊，反正
也不太累。等孩子能走了，我就不干了。”
“不过，我们就不想回家！”王红算了一笔账，“种地，一家能赚几个钱？你说，
咱家老公在外面再累，也才挣3000多元。我在这儿吃吃喝喝，一年也能挣十几万元。来
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带了一床被子。现在的东西，都是来北京后买的。”
王红很崇拜一个老乡。她说，那老乡一直干这个，10来年生了6个孩子，5男1女，
最大的今年已经18岁了。“几个孩子生下来，赚了300万元！”
按王红的说法，几年前这行生意很好，一张假毕业证能卖到1000元。现在，一大批
人由于利润吸引加入卖证行业，人一多，价格就跌，那种毕业证如今只能卖一两百元。
小牛坊的房东宋清就遇到过以“生孩子+卖证”为业的房客。“有些卖假证的人狂
要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宋清在膝盖处比划了一下，“小孩刚这么高，又怀上了。”
“我家曾住过一户卖假证的。她养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小男孩，小男孩长得挺好看
的，就七八个月大。一次交货的时候，对方说可以帮她抱会儿小孩，结果就把小孩抱走
了。他们也无所谓，又要了一个。”宋清有点气愤。
后来，110屡次找上门来，有时还查出不少印章、假证，这把宋清吓了一跳。终于
，她对那些卖假证的房客下了“逐客令”。
周围人们的习以为常和警方的尴尬
来来往往的路人养活了这批卖假证的妇女。笔者观察发现，顾客当中有不少学生，
有的来自外地，也有的是附近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笔者在校园内随机访问了10余名大学生。他们普遍认为，卖证人的叫卖声很烦，影
响学校形象，是不诚信的表现。但是，这些同学无人举报卖证者。他们说：“这是社会
正常现象”、“举报了也没用”、“习以为常了，见怪不怪”……
周围居民也默许了这条利益链的存在。
甚至，一位身穿公司制服的湖北妇女，一边在入口登记车辆进出信息，一边卖起了
假发票。她告诉记者，若想办证可以留下电话，她会帮忙与卖证者“搭桥”。
“她们各种证件、公章都有。比如，像你，如果会电工，但没有电工证，工资只有
一两千，有证的工资就有五六千元了。”她推荐道。
7月3日，笔者在一位卖证妇女处获得了老板的联系方式。电话中，笔者假称需要5
本可上网查到的毕业证，希望带上样本、当面交易。这位名叫“伟嫂”的30来岁妇女答
应第二天见面，每本2000元，先付一半定金。时间、地点都由笔者决定。
伟嫂说，这些证件都是自己做的，她的手机号码也已用了10多年，没必要因为这笔
生意骗人。
海淀区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官透露，警方曾多次捣毁过假证窝点，房间内一般有打印
机、模具等设备。“不过，能上网查的证件，肯定是骗人的。”
其实，警察和城管的岗亭离人大东门不过200米，路人说，这里每天都会上演警察
驱赶卖假证妇女的场景。一位工作8年的清洁工告诉记者，他刚来时这里就有人卖证了
，每天，他都要拿着铲子清理卖证者贴在地上的小广告，“隔几步就要弯腰一次。”
尽管天天在巡逻，但这位民警感到这份差事做得很憋屈，“追不是，不追也不是。
”事实上，卖证妇女也明白这一点：追她们，万一孩子出事，警察要负责任；不追，可
他们是警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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