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
发帖数: 1862 | 1 1933-1934年：共产党员自首叛变率高达95%
作者：王彬彬 (文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
《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从1933年秋到
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
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
共产党人影响极大”。
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时
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
年7月出版。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
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
专员、调查局主任秘书等职。抗战期间，曾潜入“红色圣地”延安，并安插特务到抗大
“潜伏”。这种经历，使得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怨所知颇深。《国共斗争的见闻》是万氏
相关文章的结集。从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万氏，坚决反对“台独”，是铁杆的“统派
”。这且不谈。集中有一篇《谜，还是谜》，谈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这样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谜，起因于我对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在政治斗
争场合，凡是占上风者，对待敌人往往宽大，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中统成立于一
九二八年，专职对付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共党的地下组织非常严密，所以工作很吃力
，成绩亦不好。一九三年建议对共党分子采宽大政策，由政府颁行“处理共党分子自首
自新办法”，以后就按照这个办法，对付共党分子以争取“转变”为主。在抗战以前，
国民党的声誉，和共党在建国初期一样，如日中天，全民爱戴，所以争取共党分子转变
并不困难。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成为中统的
成员。这些从共党过来的人，熟悉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
年底，将共党设在上海的地下总部和其他重要机关，全部破获。追源溯因，都是宽大政
策之功。
万氏的意思是说，瞿秋白被捕时，国民党已对捕获的共产党实行“宽大政策”。依
常理，瞿秋白不应该被处死，这个问题也姑且不论。我感兴趣的是万氏所说的这“宽大
政策”本身，以及这政策产生的效用。
要说清这政策如何产生，还得从国共合作的破裂说起。
【鲍罗廷依靠的“革命先锋”】
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坚决主张“联俄容共”，1923年，国共开始了第一次的
所谓“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
大的广阔空间。1927年4月，挥师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蒋介石决定“清党”，意味着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党”，不仅是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还要斩
尽杀绝。从此，也就开始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相互杀伐。
国民党的“清党”，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
治理念大力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开
展的工农运动，是导致国民党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
，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正如杨奎松
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
。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
“扶助农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1月版，第154页）
显然，这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
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
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
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
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
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
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
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
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
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
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
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
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
”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
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
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
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
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
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
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
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
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
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
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
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
19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将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
【蒋介石的烦心事：前线拼杀与后援不继】
在农村，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也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
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
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
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
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
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
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
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
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那时
，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
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
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
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
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
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
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
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
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
“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
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
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
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
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
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
‘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
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
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
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
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
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
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拼杀
，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
。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
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
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
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
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
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
—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
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
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
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
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
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
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1927～1928：国共激烈对抗】
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大举捕杀共产党人的原因是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
理解都会偏离真相。但是，北伐期间，中共在各地城乡策动、主导的工农运动，无疑是
促使蒋介石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给了蒋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借助青洪帮的力
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翌日，当工人游行示威时，白崇禧下令军队向
工人队伍开枪。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破裂的公开化，也意味着国民党“清党”的实际
开始。广州其时也是中共的根据地。4月15日，在李济深的主导下，广州也开始了“清
党”，对中共党员大肆捕杀。国共“合作”了数年之久，如今要“清”，殊非易事。“
清党”持续数月，这其中滥捕滥杀现象严重存在。当初，有人指责农民运动“过火”，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为农民辩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
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并且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现在，国民党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
国民党的大开杀戒，是指望能将真的共党杀光。即便杀不光，也让那些漏网者胆寒
心惊，从此脱尽红色。但这实在是小看了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人决定
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
兵变，意味着国共武装对抗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开会，史称“八七会
议”。这次会上，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决策者。此后一年多，在
瞿秋白的主导下，中共奉行后来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发动“武
装暴动”，大玩“血的游戏”。当时，瞿秋白中央幻想着立即“武装夺取政权”。他们
的想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全国各地分散地发动暴动，夺取一城一地的政权，建立
“苏维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础上，举行全国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其时中共成
立不过六七年，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异想天开。从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
多的时间里，中共在全国一百多处城乡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部分当场就失败
了。一部分地方，当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都很短暂，迅即被
摧毁。后来，连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玩弄暴动”。在“玩弄暴动”的过程中，中
共也曾以滥杀报复国民党的滥杀。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
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的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尽量施行红色恐怖”。1927年11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两湖省委，在极短的时间
内组织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在政策上，则实行“红色恐怖”。 （姚守中等编
著《瞿秋白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235页）可见，“红色恐怖”
，其时是瞿秋白主导中共的一个“政治关键词”。
中共的以杀抗杀，又使得国民党以更残酷的屠杀来镇压。所以，这几年的中国历史
，就这样反复着……
【《自首法》：中共的心腹大患】
国民党开始“清党”后，中共便转入地下。一定意义上，陈立夫的“中统”就是为
对付中共地下党而产生并壮大的。在一段时间的滥杀之后，国民党方面开始改变策略。
滥杀并不能收斩尽杀绝之效，相反，于“党国”形象颇有损害。1927年后，国民党已是
执政党。一个执政党，老是胡乱杀人，首先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对付共产党人，决
定采用怀柔政策，不再一经抓获，即行处决，而是想方设法软化之，于是，有了《共产
党人自首法》的出台。
万亚刚说，国民党1930年才开始对共产党“采宽大政策”，这应该是记忆有误。《
共产党人自首法》，实际上1928年下半年就出现了。关于这个“自首法”公布的具体日
期，我手头的几种资料说法不一。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国民政府纪事》，说
1928年10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共产党人自首法》，凡九条。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国民党大事典》，则说1928年10月12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共产党自首法》。杨
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依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档案，说《
共产党人自首法》是1928年10月24日公布，1930年4月26日修正（见杨著268页的注释部
分），这应该是最可信的。万亚刚说，1930年颁行了“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
应该就是指修正后的《共产党人自首法》。几乎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反省院
条例”，决定在各地设立反省院，专供犯有“反革命罪”者反省、悔改。所以，《共产
党人自首法》与“反省院条例”，是相辅而行的两个举措。这个《共产党人自首法》规
定：凡是犯有“反革命罪”而在被查获前主动自首者，从宽处理，减去应处刑罚的三分
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检举其他共产党人，而被检举者亦被查证捕获，则可免除检举者刑
罚；虽加入了共产党但却并无现实的“反革命行为”，自首后亦得免除刑罚。同时规定
：凡属自首的“反革命犯”，刑期过半而表现良好，确有悔悟之心者，可得保释出狱。
《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张学继、张
雅蕙所著的《陈立夫大传》中说，这之后，“干部党员牺牲的不计其数，自首叛变的情
况也到处发生。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张学继、张雅蕙《陈立夫大传》，团结出
版社2008年7月第2版，第127页）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亦说：
1932年10月至11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破获了十几处中共组织，逮捕中共各路负责
者60多人。之所以能如此，就因为“自首法”使得“破获一处，得到一批供词；再破获
一处，再得到一批供词，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破坏”。杨奎松依据
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说，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
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
，“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影响极大”。
《共产党人自首法》颁行后，中共许多重要机关相继被破获。当然，被破获后，中
共又会重建。而重建后又难免再被破获。一些重要机关，如此反复者多达数次。范小方
所著《蒋家天下陈家党》，引述了中统要人徐恩曾在《暗斗》一书中披露的数字：中共
上海领导机关共被破获14次；中共江苏省委共被破获4次；中共山东省委被破获3次；中
共陕西省委被破获2次；共青团中央被破获3次；中共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
，各被破获一次。逮捕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则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领袖
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员40多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
级干部8000多人。（范小方《蒋家天下陈家党》，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
国民党的这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对中共的危害是巨大的。实际上，自这个法令
出台之日始，它就成了中共的心腹大患。1946年2月18日，中共在“白区”的机关报《
新华日报》发表题为《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的社论，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废止《非常
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产党人自首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等
法令。社论强调：“所讲《共产党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党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
时的产物，和民主原则根本违背，当然应该废除。至于别的十三种法令，也都是对于人
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严格的束缚。所以的确是非废除不可的。”接着，社论
指出了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几点内容”：
其一，“这些法令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加上了极严格的特许制度的束缚”。社论
认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社论强调：“在英、美民主国家的人民集会、结社
”是无须事前“请求警察许可，亦无须报告警察的”，而“在我国……是把人民的基本
自由交给行政机关控制，人民要集会、结社，必须去请求‘恩准’，反之，就构成‘犯
法’行为”。（哈哈哈～）
其二，“这些法令又赋予军警宪兵及行政机关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会、结社的
权力”。社论同样拿英美做参照，强调“我国”这样做是非常“要不得”的。“以如此
广泛的权力交给官署，便是给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权力”。（写得太特么好啊）
其三，这些法令规定，各民众团体领导人，必须由行政官署委派，也是极其荒谬的
。“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
，选举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可是，我国过去就不是
这样的，政府硬要指定职位，派遣人员……这一来，纵然除指派职员外，民众团体另外
还选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已给政府指派的‘书记’一揽大权，
全都包办了，这还说得上什么人民团体呢？这种制度当然也不是应该可保留的”。 （
作者系文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 |
w******t
发帖数: 16937 | 2 叛变率都95%了还不能斩草除根，效率稍微的低了点儿啊。
作者：王彬彬 (文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
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
的共产党员是4........
★ Sent from iPhone App: iReader Mitbbs Lite 7.56
【在 c***h 的大作中提到】
: 1933-1934年：共产党员自首叛变率高达95%
: 作者：王彬彬 (文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
: 《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从1933年秋到
: 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
: 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
: 共产党人影响极大”。
: 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时
: 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
: 年7月出版。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
: 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
|
c***h
发帖数: 1862 | 3 你知道蟑螂，臭虫和虱子吧？哪怕留下1%，也根除不了。
【在 w******t 的大作中提到】
: 叛变率都95%了还不能斩草除根，效率稍微的低了点儿啊。
:
: 作者：王彬彬 (文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
: 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
: 的共产党员是4........
: ★ Sent from iPhone App: iReader Mitbbs Lite 7.56
|
w******t
发帖数: 16937 | 4 所以斩草除根。
你知道蟑螂，臭虫和虱子吧？哪怕留下1%，也根除不了。
★ Sent from iPhone App: iReader Mitbbs Lite 7.56
【在 c***h 的大作中提到】
: 你知道蟑螂，臭虫和虱子吧？哪怕留下1%，也根除不了。
|
h***i
发帖数: 89031 | 5 海外民运总应该比蟑螂臭虫生命力顽强一些才好
就是你一个，也推翻土共
【在 c***h 的大作中提到】
: 你知道蟑螂，臭虫和虱子吧？哪怕留下1%，也根除不了。
|
h*****9
发帖数: 4028 | 6 SB阿，你分母用错了。
1995
【在 c***h 的大作中提到】
: 1933-1934年：共产党员自首叛变率高达95%
: 作者：王彬彬 (文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
: 《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从1933年秋到
: 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
: 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
: 共产党人影响极大”。
: 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时
: 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
: 年7月出版。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
: 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