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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78 | 1 徐建国：2012会不会重演1997的故事
1997年发生了什么？国人最难忘的，当然首推香港回归。对于长期跟踪分析宏观经
济的人，有两件事应该依然历历在目，其一是国际上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泰国、印
尼、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货币贬值，财富缩水；其二是国内开始了通货紧缩，并由此
进入长达5年的经济低迷，直到2002年。
站在2012年，很容易让人想起1997。 国际上，欧洲发达国家接连爆发主权债务危
机，没有实质进展，看来还有的折腾。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等，经济增
长速度也迅速下行。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甚至进入萧条的担忧，再次浮出水面。国内，
2010年开始的本轮经济下行，已经持续两年多，经济增速从超过10%一路下行破8，二季
度跌落到7.6%的低位。通货膨胀率从2011年6月6.5%的高位下滑到现在的2.2%。更严重
的是，经济已经出现了自主收缩迹象。
历史惊人的相似，不仅表现在目前的局势上，甚至还表现在发生的轨迹上。1997年
的通货紧缩，可以回溯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刺激开始的经济扩张，其后的大规模投资和
高通胀，接下来的宏观紧缩，紧缩过度收手不及时，终于在1997开始发生通货紧缩。通
缩一旦开始，就会自我加强，因此耗时5年才走出来。
同样，本轮的经济收缩，也可以回溯到2008年底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开始的经济扩张
，其后的大规模投资和通胀压力，同样导致了2010年开始的宏观调控。现在，调控效果
的“充分显现”，不仅表现在通胀压力的下行，经济增速的显著下滑，更重要的还表现
在经济已经开始有“自主收缩”的迹象，一些企业已经不愿意贷款了。
向1997年汲取经验
突破目前的困境，也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线索。走出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仰仗
于三件事情。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挖掘出一块巨大的市场需求。二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打开了巨大的国际市场。三是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抗经济下行，
逐步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逐步解决大规模坏账、银行惜贷等问题。
在这些效果直接看得见的措施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
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改革，影响不可估量。一方面，国企改制
大幅改善了全社会的企业微观运行机制，为未来的更加竞争的局面打开了一扇门。另一
方面，国企改制释放了大量的国企职工，这些富有工业经验的劳动力，在进入市场以后
，贡献出了更大的生产力。不破不立，国企改制的作用，虽然未必直接看得见，但是其
深远影响可能大大超过了看得见的、作用更直接的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入WTO。
然而，2012与1997已经大不相同，1997年的办法，似乎难以再用。
首先看住房。住房改革已经十多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开启住房需求，而是过剩
的投资需求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内需不能再靠房地产了。笔者不赞成用限购
的办法抑制房价，限购抑制房价的实际效果也还有待商榷，但是高房价副作用大，需要
采取措施是没有问题的。关于高房价的副作用，笔者在这里没有空间展开详述，只想指
出两点，一是全社会的如此之多的资源进入房地产进行投机，已经是明显资源错配和浪
费，对增长潜力的伤害是不容忽视的；二是高房价提高了城市的生活和生产成本，阻碍
城市化进程。
其次看外需。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因而13亿基础教育良好、
勤劳肯干、渴望致富的劳动力大军一下子与全世界发育良好的大市场融合，彻底改变了
这个星球的经济版图。借用周其仁的形象比喻，这是落差巨大的两个海平面的对接，结
果就是世界对中国制造的巨大需求，强大的外需成为走出1997年的通货紧缩的另一个强
大的推力。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二次探底，欧美经济
甚至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行。看
来，外需能够维持就不错，大幅增长是很难的了。
最后看财政、货币政策。在通胀压力依然显著的情况下，积极的政策缺乏空间，但
是随着通胀压力逐渐消退，财政、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具体表现是，一些大项目已
经获批，一些减税措施已经在酝酿或实施，央行已经两次降息，并开始下调存款准备金
率。宏观政策的时机，政策组合的细节，是永远值得钻研和商榷的问题，但是政策转向
的确已经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然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对抗经济下行的一般对策，可以改善企业的经营
环境，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此外，还需要一些重要的突破口，与之呼应。在1997-2002
年的通货紧缩中，倘若没有住房改革和加入WTO这两大推力，仅仅靠财政、货币政策中
国经济是很难走出来的，至少要经历更长的时间。这两大改革带来的强大需求，不仅把
中国经济带出了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其后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帮助消化解决了诸如银行
坏账等诸多问题。在增长中消化、解决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之一。
寻找2012年的突破口
那么，2012年的突破口在哪里？
外需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只能靠内需。内需中消费是一个比较平稳的部分
，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一般也不作为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剩下的就是投资。对于
政府而言，产业性投资一般并不是政府的职责范围，剩下的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了。通过
国际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基础设施已有一定改善，但是总体上依然十
分落后。不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全国范围内，我国的公路、铁路、地铁密度，都远低于
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主要发展中经济体，还有好几倍的提升空间。全国各大城市，甚
至县级城市，普遍存在的拥堵病，是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最生动的说明。刚刚发生的北
京“7·21暴雨灾害”，以及各大城市此起彼伏的内涝，清晰地告诉我们，城市的“内
功”欠缺太多。这些看得见的需求引导的投资，应该不会太错，既方便了生产生活，还
能降低各种交易成本，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先后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与基础设施落后有很大关系。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之外，还需深化改革，为长期的经济发展积蓄制度能量。已经发
生的汇率机制改革，刚刚开始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争论、试点已久的土地、户籍制度改
革，虽然都不尽如人意，但是毕竟已经开始。国企改革这个老大难问题，也该择机再出
发了吧？
（中国企业家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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