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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
发帖数: 10589 | 1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4252
叶志江
我曾两次去巴黎出差。
巴黎当然是美丽的。但当我第一次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时，震撼我的心灵的却并非她的美
丽而是那种恍若走进了时光隧道的感觉，年青时读过的和这座城市相关的历史和文学作
品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这里的一砖一瓦似乎都曾经被那些历史巨人触摸过，正
在默默地叙说着所发生过的一切。我在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上寻觅巴黎圣母院，坐在这座
哥特式教堂的长椅上静静地感受雨果的笔触。我又在左岸拉丁区寻觅普罗克普（Le
Procope）咖啡馆，坐在古色古香的餐厅里倾听伏尔泰、卢梭、丹东、罗伯斯比尔、马
拉以及巴尔扎克和雨果等当年聚在这里大声争辩的回音……。
历史，更准确地说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当然是由大人物们创造的。然而，一个时代
的记录除了卢浮宫等博物馆里珍藏的艺术作品和文物以外，更主要地是保存在文学作品
中众多小人物的命运里。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塑造了两千四百多个人物，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它真实
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描写了贵族阶级注定灭亡的命运和新生资产阶级的贪婪本质。
对纳粹德国的了解，除了通过纽伦堡大审判和威廉·夏伊勒的宏篇巨作《第三帝国的兴
亡》以外，我们还有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它不仅深刻地揭露了
德国法西斯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恐怖罪行，而且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展示了人类的良知
永远不会完全地泯灭。
辛德勒，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在那个充满仇恨和荒谬的时代拯救了一千多个犹太人。他
的故事让我们去深深思考和感受那段历史的伤痛。
对十年文革的思考，我寄希望于刻画那个时代芸芸众生命运的作品出现。我的这一篇回
忆或许可以为此提供一点素材。
王醒民，清华大学的一个普通学生，六十年代末在河北省武清县一个叫“四马营”的村
庄里写他的“煤油灯下的报告”时,他只是希望拯救自己。
辛德勒能够拯救一千多个犹太人，除了他的良知和智慧外，和他在纳粹德国有一定的社
会地位有关。而此时的王醒民却已被打入社会的最下层，他并无力量去拯救苍生。然而
他的良知和智慧使他比我们更早地认清那个时代的荒谬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给中国带来的
灾难。
他为自己的良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和王醒民都是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学生，同一年级但不同班。他读的是计算数学专业，
文革前我们只有几面之交。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在严寒的冬天，他每天早晨都会在学生
们共用的洗脸间赤膊洗冷水浴。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在大礼堂前看大字报。那里曾是大字报最集中的地方
，所有重要大字报的“发表”都将它作为首选之处。但因很易被覆盖，每张大字报的存
活时间只有二、三天。为了便于学生“挑灯夜战”，大字报栏上挂满了灯泡。虽然比不
上今天霓虹灯下的南京路，倒也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当时，清华党委垮台了，工作组撤走了，“红色恐怖”和武斗之类残害生灵的丑恶行为
也还没有发生。在这短短的十几天没有威权和武力的“黄金时刻”，学生们的思想和行
为处于空前的自由状态，一个个热血沸腾，激扬文字，为追求真理而各抒己见。就连我
这个已被批判的“修正主义苗子”和“准反革命分子”，也无人敢阻拦我书写大字报。
但我必须在自己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上三个“x”，以示我和革命群众的区别。我自己不
打，大字报贴出后，也会有好事者替我补上。
就在那个晚上，王醒民走到我这个名字被打上红叉的人面前。站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
他告诉我工作组在校时他是数力系“批判叶志江写作班子”的成员。他被分派的任务是
批判我的“成名成家”资产阶级思想。工作组交给他一本我编写的《学步拾遗》笔记本
，作为他批判的“靶子”。但他在读了我为《学步拾遗》写的序后，却认为无错可批。
不仅无错，他还说了一些赞扬我的话。
我在被批判后几乎成了“孤家寡人”，无人敢接近我。王醒民对我表示的同情和肯定令
我感动不已。
从此，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第二天，王醒民将我那本被工作组没收的笔记本物归原主，使我得以保存笔记本中这段
被批判的文字：
《学步拾遗》序
编辑《学步拾遗》这一集子可以算是我几个月来的“夙愿”了，在6月10日的读书日记
中就已记载了自己的这一想法。只不过那时给它取的名字是“专题研究集”，后来仔细
琢磨了一下，觉得目前草拟的几篇文章（注，指《火箭飞行的数学原理》，《微积分的
力学基础》，《解不定方程的析因子法》等）谈不上是什么专题，更不是什么研究了。
想起已故学者杜国庠在《便桥集》序中曾把自己的文章比作给青年读者架的“便桥”，
并且说，“一俟更好的钢骨水泥的乃至全钢结构的桥梁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毫不惋惜
地弃置或拉杂摧烧了它。”这种谦虚的精神实足让我们奉为楷模。然则我的文章不仅算
不上什么便桥，即使称之为独木桥也实在是受之有愧的。这些东西只能算是老妇、弱儿
在收割过的麦田里捡到的一、二颗麦穗而已，_因此就给它另起了“拾遗”这一名字。
然而，继之又想到科学家们在获得成功之后，也往往谦虚地把自己的成功比做是偶然拾
到的东西。牛顿不就曾说过：“我所做的只是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拣拾了一些光滑的石子
和美丽的贝壳，而未被发现的真理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在我面前。”_以此一比，我的东
西岂能再称为“拾遗”？简直连拣破烂都不如了。但是如果在封面上大书“拣破烂”三
字，也实在是斯文扫地。_唯一的办法是在“拾遗”前面加个定语来限制一下拾遗的含
义，以便有别于学者们的“拾遗”。_而我与那些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我还是一个刚
刚开始学习走路的人，而他们则已经是以巨大的速度追逐真理的健将了。因此，他们的
拾遗可以其所跑的距离来确定为“百米拾遗”，“万米拾遗”，甚至是“马拾松拾遗”
等等。而我自然只能定名为“学步拾遗”了，这也就是“学步拾遗”四个字的来历。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批评：既然这些文章没有什么创作价值，又何必要煞
有介事地写成专题形式呢？这岂不是辱没斯文！
这意见恐怕也是有些道理的。一只小小的蚂蚁四处奔波，千辛万苦地觅得的食粮，往往
是人们从牙缝剔出来的废物。这些废物对于高贵的人类来说当然是不屑一顾的，大可不
必如此兴师动众。然而殊不知，这在蚂蚁看来，却是无价之宝，自然要小心翼翼地珍藏
起来。这里固然有着弱小生物和人之间的差异，而同时又何尝不包含着“敝帚自珍”的
深意呢？论常情，人们对于自己的点滴心得总是爱不择手的，尽量要用最壮严的词句来
描述它，即使这会触犯某些清规戒律，那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求学时期就应该开始培养独创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
绝不是什么上帝所赐，而是要依靠自己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_但是如果现在将思想
中冒出的一些微弱的星星之火都看成是区区“小数”，不加整理、发挥的话，又怎么能
在将来爆发出绚烂的创造之花呢？撇开这些不谈，即令自己一旦真正有了学识，再回过
头来看看这些幼稚得可爱的文章，不是也会露出由衷的微笑而缅醉于往事之中吗？
是的，人总是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蹒跚地学步的孩童而变成向世界记录冲刺的勇士！
1962年9月6日于灯下
文中用下横线划出的一部分文字是当时工作组用铅笔划出的，作为重点批判的内容。
我全文录下这段文字,是为了录下那个时代的荒谬。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被发现得了肺结核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九月六日，正是昔日的同
窗好友兴高采烈地走进大学校门的日子。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满怀心酸但又充满信心地
决定通过自学去获取知识。然而，他当时写下的这段誓言般的文字，日后竟成了批判的
对象。
今天，当我“缅醉于往事之中”时，露出的恐怕不是“由衷的微笑”，而是含泪的微笑。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和王醒民便经常在一起。他和我一起炮打康生，一起编杂志，一起
到呼尔浩特印书。在搜查孔原家时，他不去寻找康生的字画，而是捧着一本香港《明报
》杂志津津有味地看起来了，还说“要带回去研究研究”，因为那几期《明报》连载着
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的来龙去脉。经我“批准”，这几本杂志也被列为康生“罪证”带
走了。
有一阵子他和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边国政过从甚密，经常在我面前推崇边的文才和思想。
这边国政也确实是一个奇人。他从东北考上清华，在大礼堂参加蒋南翔等校领导参加的
迎新大会后，给中学同学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校领导走上主席台时心中的感受：
“这时候，全场奏起了军乐，校领导鱼贯而入，一个个肥头大耳，俨然中央首长一般。
校领导就座之后，乐队停止了奏乐。全场鸦雀无声，安静得哪怕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
可以听得见。那时候，我真想放一个屁，放得山响……。”
一个多月后，他参加天安门前的国庆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金水桥时，毛泽东在城楼上
向群众众挥手致意，全场欢声雷动。而在给同学的信中，边国政又嘲弄了游行群众的盲
目狂热:“我们挥酸了金臂，喊哑了银嗓，只换得毛主席挥了三下手。”
被这两封信吓破了胆的中学同学立即将信上交学校当局，辽宁省教育厅做了检讨，说是
给清华送去了一个反动学生。但清华党委，特别是艾知生认为他不过是个有才的调皮学
生，并未为难他。边国政成了被内部控制的“有反动思想”的学生。
文革后，对政治的敏感使边国政在《诗刊》上发表的长诗《对一座大山的询问》一炮而
红。
一九七九年，在为刘少奇平反的呼声中，这首诗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安源煤矿工人罢工
中的历史纠葛为背景，用诗句向安源山发问，要它站出来为刘少奇作证：
告诉我——安源山——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安源山——你还在沉默？
看吕梁，太行……正对你翘首相望，
你不该这样溪泉凝咽、草木萧索……
你有什么心曲不好直言？
你有什么苦衷不便明说？
日月经天，大地上冷暖变易，
江河行地，浪淘尽沉渣浮沫。
行将就木的——由它衰败、死亡，
生机不灭的——必将开花、结果。
我们盼呵，盼你峰峦映入群山的画屏，
我们盼呵，盼你溪流汇入长征的洪波。
诗写得好，有艺术感染力，又符合政治潮流。《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
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边国政放的不再是一个“响屁”，而是一发响炮了。他获得新诗大奖，成了著名诗人，
还入了党。
王醒民当年无视边国政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对边的才华和思想赞赏有加，是很有
独到见地的。
因为在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和对权威的藐视，工宣队进校后，王醒民被视为“另类”。
转眼间，我们面临毕业分配。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的设立原是为中国发展导弹和航天技术输送人才的，而工程物
理系则是和核弹技术有关。工宣队在毕业动员大会上宣布：“你们搞什么导弹、原子弹
，再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就会完蛋！”
工人师傅的语言确实生动，一针见血，而且还能押韵。让我们这些也喜欢咬文嚼字的书
生不得不承认前面两个“弹”和后面那个“蛋”中间必定有一种前因后果的关系。
与其让国家完蛋，当然不如让我们这些“臭老九”完蛋。当年这两个和“弹”有关的系
从全国各地招收了一批高考分数最高的学生，如今这些“尖子”们纷纷奔赴祖国的最低
层，有的更到了“鸟不生蛋”的地方。
一九六八年底，我被发配到四川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而王醒民作为全校九个插队
试点名额中的一员，被送到河北省一个农村去种田。
清华大学学生毕业后去农村种田，那可是“史无前例”的事，当然需要先做试点才行。
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工宣队办事时是十分讲究科学的。
王醒民做梦都未料到他“十年寒窗”后会是这个结果。科举时代，秀才们梦想的是“朝
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今，他却要反其道而行之：“朝登天子堂，暮为田舍郎。”
北京大学旁边有一家小饭店，只有三、四张桌子。因为能吃到有笋的炒肉片，南方学生
口袋里有钱的时候，喜欢上那儿解解馋。王醒民离京前，几个朋友就在这家餐馆设宴，
为他送行。
在他喝得酩酊大醉时，他痛骂蒋南翔和蒯大富，说是因为他们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而连累
了清华的学生。
但那是醉话，在他酒醒以后，他开始思索悲剧的真正原因。
一六六五年，当牛顿在剑桥大学修完学士课程时，欧洲蔓延着恐怖的鼠疫。为躲避瘟疫
，牛顿住到乡下。于是，我们有了牛顿在苹果树下领悟万有引力定律的传说。尽管众说
纷纭，真伪莫辨，我们姑妄信之。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王醒民避开了大城市里蔓延
的文革瘟疫后，会在乡下完成他对文革的思索。
当乡下的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时，他领悟了万有引力定律。王醒民被当头一棒打到乡下
后，他领悟了毛泽东不是万能的神。
王醒民对文革这场运动下的结论简单而又明确：“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
的文化革命打击了老干部，打击了知识分子，同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给人民带来严重
的灾难。”
今天，他对文革的这一论断已成为人人皆知的真理。
一九六九年，文革进入第三年，已渐露败象。即使毛泽东本人，恐怕也预感文革前途不
妙。他曾为起草九大报告一事严词指责陈伯达想“在大船（指文革运动）将沉时来个老
鼠搬家”（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361页）。一年后，“付统帅”林彪的儿
子林立果便开始密谋政变。
众叛亲离从来都是失败的先兆。
但毛泽东也从来不是一个轻易言输的人，他决心消灭他身边那些想在船沉前逃跑的老鼠
，“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时，由于受文革伤害的范围已扩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老百姓们渐有怨言，知识分子
们也开始感到疑惑，被打倒的各级干部更是“牢骚满腹”。但恐怕只有不多的人敢于产
生王醒民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将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和全面否定文革，因为那是需要
有一点冒着被杀头的勇气的。
但王醒民不是张志新，不是王容芬。他不是一个敢于振臂一呼，去唤醒大众的革命者。
他仅仅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有时有点“愤世嫉俗”的“文人”，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
喜欢舞文弄墨的他，在日记里对毛泽东嘻笑怒骂，对文革的批判淋漓尽致。他以为他拥
有思想自由的权利，日记只是作为大脑的“外存”而已。
北京医学院的一个学生和王醒民一起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相同的命运使他们成为朋
友，一起针贬时弊，发发牢骚。王醒民口无遮拦，将他对毛泽东和文革的批判和盘托出。
这一切为他日后的不幸埋下了种子。
在那个年代，即使你仅仅有一点点“腹诽”，也会要你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自
己的“肮脏”思想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更何况像王醒民这种将自己的“反动思想”见
诸于文字，并在人前“扩散”了，那是绝对够得上反革命分子的资格的。
王醒民落入革命法网的过程颇有点戏剧性。
如同大多数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一样，只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他愿意为五斗米折腰
。他自知自己特立独行的思想不为社会所容，也因此受到惩罚，被发配到农村种田。为
了改变处境，他必须将他那些“异端邪说”埋藏起来，和大多数人一样，说些言不由衷
的违心话。他也明白，他能否离开农村，必须得到农民们的认可。那些纯朴的农民兄弟
不会计较他的过去，也不会去深挖他内心深处有什么大逆不道的想法。农民兄弟看重的
是他干活是否卖力，是否瞧得起他们这些没有文化的大老粗。
好在王醒民在清华读书时便注重锻炼身体，他不仅有智慧，也有一身力气。他干活抢在
前头，越是重活脏活，他越是干得起劲。他家庭贫苦，从小和穷人打交道，和农民兄弟
很快打成一片。农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亲切地称他为“大老王”。
一年后，农民们推荐他参加了县里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典型汇报大会。
他的汇报题目是：“煤油灯下的报告”。
他不愧是清华毕业的，即便在农村种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是不同凡响。他的
“讲用”报告不仅事迹感人，语言生动，报告的题目也立意深刻、形象，让人过目不忘。
一九四三年，在庞格拉茨监狱267号牢房，年仅四十岁的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写下了他
的不朽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控诉法西斯的残暴。
你可能会忘记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但你绝不会忘记这个书名。
在中学课本里读过这本书的王醒民当然也记得这个书名。我们应当承认，他借用得很巧
妙。
文革期间执掌清华大权的迟群在读了王醒民的“煤油灯下的报告”后，大为赞赏，批示
说“这是多年未见的好文章”，要清华师生学习王醒民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徐寅生在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作了一次讲话，谈如何打乒乓球。毛泽东看到
徐寅生的讲话稿后，非常欣赏，当即批示让全国学习。批示中有一句话是：“多年以来
，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
自视甚高的迟群显然是在模仿领袖的举手投足。他未曾料到半年后，他“画虎不成反类
犬”，他的批示在清华园成为笑柄，令他颇为尴尬。
在迟群的一声令下，王醒民被调回清华大学政治部，成为迟群的“笔杆子”。农民们兴
高采烈而又依依不舍地在村头送走了“大老王”。
他调回清华时，我恰好回北京探亲，在清华见到了他。一年多不见，大家都很高兴。我
赞扬他的“煤油灯下的报告”很有文采，但我很担心他的秉性能否适应清华的政治环境
。他对自己命运的转变也似乎忧心忡忡，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果然，不到半年，东窗事发。那个北京医学院的学生被调回学校受审查。在强大的政治
攻势下，为了立功赎罪，他供出了王醒民攻击毛泽东和文革的“反动”言行。
清华大学收到北京医学院的检举材料时，王醒民正在政治部上班。保卫部的人趁机搜查
他的宿舍，搜出了他的“反动日记”。
人证物证俱获。王醒民只得招供认罪。
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如愿以偿离开了农村，在“天子堂”转了一个圈，又跌入
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无政治野心，只希望能过一种无拘无束、优哉游哉的读书人生活的王醒民，仅仅因为
“思想不轨”而被剥夺了基本的生话权利。
王醒民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在清华大学校办工厂翻砂车间劳动改造了八年。
迟群没有将王醒民送交公安局收押审查，这自有他的道理。无论如何，他是受了王醒民
的“蒙蔽”，看走了眼。这可是有损于他个人威信的事。他不希望让外界更多的人知道
这件事。
对于王醒民来说，八年的劳改岁月自然是十分难熬的。我每次回北京探亲时都会约他见
面，不仅可以让他感受朋友之间的情谊，还可以让他饱餐一顿。他在翻砂车间干的是重
体力劳动，饭量又大，常有饥饿之感。一次我约李维康吃饭时，他也在场。他不顾“体
面”，将剩下的饭菜全部扫光，引得李维康直笑：哪里来的饿汉。
我的母亲也十分同情于他，我不在北京的时候，总是希望他能常去我家，好给他做一点
可口的饭菜。
中山公园是我们经常碰头的地方。有一次居然在那里遇到乔宗淮和他的夫人推着一辆童
车在公园里散步。当时京城里盛传乔冠华和章含之的婚姻遭到乔冠华子女的反对，乔宗
淮将家中钢琴等搬走一空。我们不明真相，但深为老同学担忧。
王醒民对那几个在毛泽东身边红得发紫的青年女子颇有微言。
他依旧关心中央的政治斗争。当社会上盛传毛泽东批评江青的话时，他喜形于色，说“
毛大概厌倦江青了”。批邓时，他又担心“四人帮”会上台掌权。我劝慰他：“不管谁
上台，经济搞不好，也一定是短命的。”
那几年，大家都十分彷徨，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挣扎。校友之间的通信也“黑话”
连篇。当无线电系的屈耀双同我讨论在政治黑暗时期知识分子如何“独善其身”时，我
答复他：“深钻研，广交友，不做官。”
元末农民起义后期，北方由元军控制，南方诸省被陈由谅、张士诚、朱元璋等割据，旗
下谋士向朱元璋献策三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因此而完成统一中国
的大业。
文革时，毛泽东“古为今用”，提出了他的内政外交策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泽东因此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无用的防空洞。
我的人生策略“深钻研，广交友，不做官。”使我终生与仕途绝缘。
官可以不做，但交做官的朋友不违背“广交友”的策略。一九七四年，我从四川调到武
汉一所大学工作。学校人事科科长刘刚军便是我的一个“做官”的朋友。他利用手中的
人事大权将我的朋友陆续调到这所大学工作。这中间有陈育延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四川
大学学生周同衡。
王醒民家在武汉，他的母亲也希望可怜的儿子能回武汉工作。在我的鼓动下，刘刚军给
清华发去调王醒民挡案的公函。当刘刚军看到王醒民的挡案里“敌我矛盾”的结论后便
跑来找我，说他可以不管王醒民说过什么“反动”话，但这样的政治结论无法通过政审。
刘刚军当然不介意王醒民说过的那些攻击文革的话，他自己便常有“离经叛道”的惊人
之举。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消一切职务。四月七日晚上，当政治局的两个决
议在电台广播后，我和刘刚军等人凑在一起喝酒，并借酒力针贬朝政。席中，我提议为
周总理英灵干杯，他喝了，却又马上提议为邓小平干杯。我们鼓着勇气也喝了。有人大
概觉得气氛不对头，提议也为毛译东干一杯，不料刘刚军将酒杯一放，说：“这杯酒我
不喝！”
刘刚军是烈士子弟，父亲刘光前二十几岁便当了新四军五师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在刘刚
军呱呱坠地两个月后，一个叛徒割下了他父亲的头颅去向国民党邀赏。当时他父亲年仅
二十八岁。面对社会不公，他常常叹息他父亲的血不要白流了。
一九七七年，我决定调到南京工作，同我父母和大姐团聚。数学系总支书记拒绝了我的
要求。一日，这位总支书记去找刘刚军，要求照顾夫妻两地工作的困难，将他的妻子从
汉阳调到学校所在的武昌工作。刘刚军当场将了他一军：“你和老婆相隔只有十几里路
，你也要求照顾困难。你们系的叶志江和父母相距千里，你为什么不肯照顾他的困难。”
于是，我被获准调到南京工作。
王醒民最终未能调到武汉。他后来的命运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而发生了改变。
清华大学文革前的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被打倒后，也被安排在校办工厂翻砂车间劳动
，等候进一步处理。王醒民成了他的“难友”兼工友。每当同车间的工人开会或学习时
，他们两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起身告退。他们都很“知趣”，明白他们的身份不适合这些
场合。
白天，身强力壮的王醒民处处留意年老体弱的“蒋校长”。晚上，他又常常以借书为名
跑到蒋的住处谈古论今。当然，两人在一起也免不了抨击文革。蒋校长自然对这个“英
雄所见略同”的年青人印象深刻。
“四人帮”倒台后，蒋南翔获得解放，并于一九七七年出任天津市委书记。上任不久，
他便要求清华党委重新审查王醒民的问题。
一九七七年时，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人们的精神枷锁尚未解除，毛泽东还是不
可动摇的“神”。专案组的人还想留个尾巴，将王醒民的结论由“敌我矛盾”改为“犯
有严重政治错误”。
王醒民不服，专案组只好请蒋南翔定夺。蒋心知肚明：文革早晚会被彻底否定，毛泽东
的错误也会作出历史结论，何必难为这个他十分器重的年青人？于是，王醒民背了八年
的罪名被一风吹了。
一九八一年，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掀起自费留学美国的热潮。当时，中国人几乎身
无分文，所谓自费，只是不要国家出钱，由美国学校提供助学金而已。
中美两国中断外交关系后，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的学生去美国留学。七十年代的
最后一年，去美国留学的大门刚开启时，也是以公派为主，人数很少。
八十年代初，对中国学生十分好奇的美国学校纷纷慷慨解囊，为中国学生提供助学金。
据研究生院学生统计，只要向美国六十所大学发出申请信，必定会有二、三个学校会回
信提供助学金。
但美国学校要求每份申请附有三份推荐信。向六十所学较提出申请需要一百八十封推荐
信。学生们找来三台不同字体的打字机，日夜不停地炮制推荐信，互相签字“推荐”。
美国人哪里玩得过中国人！
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每个宿舍都几乎人去室空。
我去美国前夕，将正在彷徨今后出路的王醒民带到研究生院，去接受留学申请的启蒙教
育。他大受启发，回来后如法炮制。不久，他便收到了衣阿华等学校提供助学金的信。
因为有聂华苓、於莉华等作家在衣阿华大学，他决定去那里。但阴错阳差，他的入
学文件被寄到华盛顿州立大学。
于是，他和文学失之交臂，未能像边国政那样，选择文学作为终生职业。
他最终成了数学教授，在美国过着无拘无束、优哉游哉的读书人生活，平静而充实。有
时，你还可以在网上看到他对中国政治的评论。
当达赖在记者招待会上为藏独分子制造的流血暴行辩解时，王醒民用匕首般的短文刺向
达赖的虚伪：
在达赖集团煽动的拉萨动乱中五个藏汉两族的花季少女被活活烧死。达赖集团杀害了她
们的生命。
为了替自己的暴行辩护，达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被烧毁的不是普通的商店，而是色情
场所。这样就在杀死她们的肉体后，再一次地杀害她们的人格和名誉。
一个所谓的活佛，一个本应慈悲为怀的出家人，竟然能这样的残忍，也着实让人大开眼
界。
退一万步说，即令达赖所控属实，那些女人就应该活活烧死吗？圣经中记载：有狂热的
原教主义分子要用石头砸死一个妓女。耶稣就说，你们当中谁没有动过淫念的，可以扔
第一块石头。那帮人听罢，便怏怏散去。
相比之下，真假慈悲立见。
英、美、法、德、荷……，以及世界各国的性工作者，应该有所注意了,提醒你
们的政府：这里也有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
无论身处何方，他从未放弃独立思考的精神，也难以忘怀养育过他的祖国。
附：王醒民：叶“鬼”诱我两上“贼”船
叶“鬼”志江，清华名士，以行文处事神鬼精灵，多有迥异常人之处而获此令誉。历清
华文革之人，鲜有不知叶“鬼”者也。
叶与我同系同年，彼学流体，我习计算。
入学之时，叶为红专典型，我属政治后进，居谱线两端，无意高攀，故敬而远之。
文革一至，彼即蒙诟。我以略粗通文章，受命声讨。读其扎记，但见思路清晰，才华横
溢，志向远大，便心生敬意，竭诚相交。迄今，已逾四十二载矣。
七零年夏，我因攻击反文革获罪，遂有八年劳改之灾。处灾祸难卜之乱世，故旧尝有闻
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者，亦人情之常。时叶远在蜀地，每回京，必邀我至其家，待之
佳肴，予以宽慰，令我身心俱暖，对其侠肝义胆感佩殊深。
一九七八，承老校长蒋公关爱，助我昭雪。隔年，考取软件专业研究生。是时，叶已在
在科学院研究生院研读一年。时隔不久，出国潮起。我以历经磨难，元气大伤，身心俱
疲之故，无意远渡重洋，外出打拼。忽一日，叶至，曰：“汝可速随我至科学院受教也
！”既至，见学子诸君，忙于打字，权充师长，为己作荐。受其感染，归后，我便以游
戏心态，发申请信二十余封。不意，竟获若干录取、资助许诺。更有甚者，应我所求，
诸考皆免。欣欣然，赴系恳请放行。领导曰：“吾人并无允汝出国之意。”时其所属意
而欲公派出国者，英语屡试屡挫，而又促其屡挫屡试，意保必得。如此差别对待，何异
前娘后母？吾心寒透，顿生去意，遂当机立断，破釜沉舟，舍清华，去南方，迂回出国
。蒙苍天慈悲，怜我年轻无辜，受难多年，竟遂我愿。斗转星移，如今来美不觉已逾二
十六载。套用用“白云”女士习语，此间经历亦可谓“相当精彩”矣。
此，叶“鬼”诱我上“贼”船之一也。
我任教高校，蛰居小城，已逾二十一年。清心寡欲，与世无争。上有蓝天高远，下有绿
荫环抱，远离繁华浮嚣，与鸟语花香为邻，从容淡泊，优哉游哉。昔日痛楚，不愿触及
；唯愿平安度日，了此余生。忽一日，叶寄我长文《互联网上的回忆》，提及许多故人
往事，将我久已尘封的记忆唤醒，一连数日，令我难寝难眠。想我年轻之时，驽钝固执
，不知深浅，因而遭致大祸。我之受难，或可谓咎由自取，然殃及父母、亲人，令我锥
心刺骨，抱憾终身。余受难之时，有诸多长者、同窗不避嫌疑，施以援手，令余于艰难
时世，识人间真情，有生之日，岂敢稍忘！而今，许多长者已去，天人永隔，欲报无门
，思之神伤，涕泪难禁。而我同窗之辈，也见黄昏夕照。念及往日的厚爱，我心萌动，
也想留下一点文字，纪念逝去的长
者，感谢宽厚仁爱的友人。由是，我的生活中又增添了许多的难眠之夜。
叶“鬼”诱我上“贼”船，此之二也。
但愿这次的激发也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让我能写下一点感恩的文字，坚定后人
对人间存在正义与真爱的信心。
叶“鬼”在我生命中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
今年夏天，我在即将离开上海的时候对他说：“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是我一生的幸运
。”
他有点腼腆的说：“这就是缘分吧。”
来源：作者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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