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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版 - 解密:周恩来离间过毛泽东和江青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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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他不可
能会借此去“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熟知周恩来的人都不可能会相信这种猜测。

  张颖女士曾先后着有两本回忆录:《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沧桑文丛”之一,1979年版)、《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
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的《
口述历史》节目中作了一场关于“《红都女皇》事件” 的采访谈话。

由于张颖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如战争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国的外交部
。在外交部时,她曾任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她还是周恩来手下着名外交人士
章文晋的夫人,并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同章文晋赴美履新),遂能够以事件见证人的身
份披露和辨析一些历史疑案,例如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 “《红都女皇》事件”
和“维特克事件”。

  据张颖在两本书中叙述,她记忆中的“《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
跟一些相关的传闻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她的这些回忆,可以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相关的
历史疑惑。

  《红都女皇》一书与维特克夫人所着《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



  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
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
克珊?维特克。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后很感兴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
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
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
长谈,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60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
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 月中国粉碎“四
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
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 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
《江青同志》。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个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并由
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另据看到过此书的人说,此书的书名是《红都女皇——江青同
志》,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江青“早期生活的开始”、“从上海到延安”、“五十
年代北京与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 “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
,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尘埃落定之后,如今人们已对过往的历史烟云失去了好奇心,何况
有关江青的书籍也早已数不胜数,已经不能再吊起读者的胃口,所以,这本《红都女皇
——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许多。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
》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
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
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
未及。”

  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
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
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全稿,并译成
英文,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在广州的谈话返回北京之后,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
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
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到了1975年,当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传有所谓《红都女皇》一书,闹到
后来,甚至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传说毛泽东看了这本书后大发脾气,严厉批评了江
青,江青也就因而“失宠”,等等。

  当年,由于持续时间长和破坏性大的“文革”已经造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激
烈的动荡,人们普遍对一些“文革”人物产生了厌恶和憎恨。恰好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
批评过江青等人,乃至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四人帮”,而《红都女皇》一书是吹
捧江青的,人们获知毛泽东讨厌这本书,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宣泄不满。其实,毛泽东
当时厌恶、反感江青,是出于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原则和自己的意愿,以及江青
身上的某种“资产阶级作风”,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

  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见到维
特克夫人后,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再回过头来说当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会谈的经过。据张颖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
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
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
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
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
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
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
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
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
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立刻决定于8月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
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
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
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
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就在这次谈话中,江青强烈地流露出要让对方为自己写传的愿望。显然,她是
把对方视为当年在延安时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当年采访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的领
导人,撰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江青当年谈话的若干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如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
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
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
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漫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江青又说: “我们合作吧。我提
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着名作家埃德加?斯诺
,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
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据张颖回忆:此前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
到了婉拒,此时她见到了维特克夫人,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江青在谈话中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
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
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
了《红灯记》。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

  在“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
具体到“《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
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
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
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
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
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
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
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
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
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文革”结束后,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
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看来,问题就出在这
里。

  为了挽回影响,当时有关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记录稿。华国锋在那次讲
话中回忆说:记录稿,“‘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
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
来”。

  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了。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
人的谈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
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
让毛泽东震怒”,等等。此盾,“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
处理”。

  这就是“《红都女皇》事件”发生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当时中央处理这一事
件的过程,至于更加具体的所谓“内部处理”的内容,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
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
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
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
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
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后来在追查谣言中,曾问那位香港女作家写《红都女皇》的资料是从何而来。
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员泄露的可能性。现在有人
联想:这或许是当时江青的对手所为,即他们借此向江青发难,以及借毛泽东之威打压
江青的嚣张气焰。

  那么,对手会是谁呢?宥人认为是周恩来,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
“军人派”。如黄永胜在1980年庭审后还咒骂江青是“大流氓”。或许因此会有人向香
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讲话的内容,并指使人写下这本《红都女皇
》。

  “九一三”事件后,在吴法宪的交代材料中记录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
谈话,那是江青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钓鱼台江青住处的一次谈话。当
时江青从自己的出身谈起,说自己从延安时代就一直是毛泽东的革命助手,并且“肆无
忌惮披露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隐私”。其中的细节,大大超过了
后来江膏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

  当然,以上皆是揣测,或许也不妨被认为是当年追查“政治谣言”的一个背景
说明,至于它与历史事实相去的远近,则非笔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论。

  说到当年相关的追查谣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从
1972年开始重新印刷和发行了一批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等,一时在社会上掀起
了热读“四大名着”的高潮。同时,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讲话等也在广泛流传。据
张颖回忆:到1974年,因江青在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中提到过《红楼梦》的内容,于是
被人从秘档中抄写了出来(后来还被人印成油印稿扩散)。恰好这时正是“《红都女皇》
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江青得知后,立刻要人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怕将
两码事搞混了,授人以柄。于是,遂有在社会上追查的举措。

  正当周恩来受到批判时,“维特克事件”发生了

  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以及1975年发生“《红都女皇》事件”,
正是“文革”后期中央两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其中周恩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受到极大震惊和挫折之余,在内外方钟政策方
面开始有所调整,如对“二月逆流”有了重新评判,出席陈毅遗体告别仪式,认为邓小
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推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外交实践中实施“拉
美打苏”,等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开始布置“批林整风”。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发
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两件事,周恩来皆倾全力为之。

  由于周恩来试图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纠“左”,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不
满和警觉,使其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限制和压制。1973年7月,毛泽东对外交部工
作提出严厉的批评。11月,在毛泽东指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
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犯有错误的意见。

  随即,江青等人开始勐烈抨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围攻周恩来、
叶剑英,并别有用心地称这是所谓中共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这种情况下
,周恩来被迫违心地作了检查,而此前那桩所谓“伍豪事件”也又一次被人别有用心地
提了出来。就在这中间,发生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事件(即 “维特克事件”)。

  那么,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呢?或者,是否有所
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呢?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很不平常,尤其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他对江青
十分不满,甚至是讨厌。就在“维特克事件”之前的1972年1月,毛泽东一度病危,江
青则干预治疗,动辄以吵闹相要挟,引起毛泽东的愤怒,甚至愤而拒药。周恩来则竭尽
全力,在中间做说服工作。此后,江青在“护士事件”(是她自己服用安眠药过量)中又
拼命撒泼,周恩来为之疏通、抚平,后又亲自安排了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但江青却对
周恩来安排中的限制(“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表示极为不满。

  此后,由于江青在谈话内容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与会的张颖等私底下认为:
江青的谈话有问题,所谈内容严重出格。如不顾事实吹嘘她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西北战场
,大讲她在上海的演员史,谈话时间过长。随即,她们立即汇报给了外交部领导,但外
交部领导对此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由周恩来出面来解决。

  8月17日、19日、2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但最终也没有找
到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周恩来只是要张颖等人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20
世纪30年代,多谈鲁迅。周恩来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
按期结束,谈一次等。但当时江青正在兴头上,没有听周恩来的,相反还对周恩来的掣
肘深感不悦。当张颖将周恩来捎来的《鲁迅诗集》交给江青时,她竟愤然将之摔到地上
。随后,江青派专机接维特克夫人到了广州,两人继续交谈,两地的谈话总计达6次,
60余小时,话题仍然改变。最后,江青还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
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

  据张颖回忆,她当时曾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张颖说:
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
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
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周恩来则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
好吧?”

  张颖回忆:“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在十号楼
,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
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
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
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
理一个人了。”

  此后,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
记录的问题。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
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而维
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
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
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
表的。对此,周恩来又表示出了与此前相同的沉默。

  张颖回忆说:为此,周恩来与江青通电话,周恩来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
,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于核对,
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

  总之,维特克夫人离开中国时,她没有能得到江青曾许诺过的那份讲话记录。
她只是带着江青赠给她的“江上有奇峰”的诗句,以及几大箱礼品——包括清版的《二
十四史》,满载而归了。

  到1972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
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
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人档案。”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
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
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此后,在追查“政治谣言”的风波中,江青把这一记录稿在钓鱼台进行了销毁
。好在当时广州方面还保留有一份,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遂得以保存下来。

  由此可见,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
的,他不可能会借此去“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熟知周恩来的人都不可能会相信这
种猜测。

  当然,后来的“《红都女皇》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江青自我膨胀、飞扬跋
扈的结果,正如周恩来在197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诬蔑是要 “迫不及待”取
代毛泽东,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而是你江青“迫不及待”。
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青的野心,于是人们借此抨击、搞臭
江青,也就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对江青有过“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样
的批示吗

  《红都女皇》出版后,据说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就报告给了中央,中央有关领
导在审读后认为此书的内容与江青1972年8月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内容一致,于是断定
此书即维特克夫人着作的中文版,随即呈报给毛泽东(一说是经由邓小平,一说是经由
汪东兴)。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这件事,在1975年流传甚广,当然,更是大快人心。

  又据范硕着《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记载:《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
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大怒
,遂写下那条批示。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照此处理江青,是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在
气头上,其实并不是真心要处理江青,于是对毛泽东的批示予以 “暂缓执行”,最后
不了了之。

  这件事的真伪,在没有相关的档案可以证明的前提下,至今难以有定论,而许
多严肃的史学家对此也都存有疑问。许多“文革”史书都没有记载1975 年的“《红都
女皇》事件”。《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的最后一册即第13册则根本没有收录这一
“批示”;由权威方面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至今还没有出版 1949年至1976年的部分,
遂也无从核实;而在《周恩来年谱》中,则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因此,有人以为当年毛
泽东对《红都女皇》的批评,其实并不存在,认为那不过是善良的人们编造出来的美丽
的谎言而已。

  其实,毛泽东和江青这一对夫妻,也未必如许多文章所说的到了后来几乎形如
陌路。据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所述,虽然毛泽东和江青从
1966年9月始就分开居住(毛住中南海游泳池,江住钓鱼台),但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
重用的,后来毛泽东虽然对江青越来越不满,“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
决裂”。或者说,毛泽东日益增长的对江青的反感,也仅仅是表现在尽可能不见或少见
她而已。

  张玉凤回忆:毛泽东与江青相见的时间,1970年、1971年这两年还很多;1972
年开始减少,即在毛泽东因江青而多次发过脾气之后,规定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
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到了1973年,江青只得“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
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收录了一些1973年、1974年毛泽东晚年写给江青
的信,将之与那一相传的“批示”对照,应该可以显示出所谓的“批示”是可疑的,或
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1973年11月25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封署
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来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
口号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当的,并且批评江青民主作风
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以及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对此,毛泽东批示
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2月6日来信的信封上作了一个批示。当时江青将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以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
转送给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道:“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
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从话中可知,当
时毛泽东不愿见江青。

  3月20日,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
,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
,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
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3月27日,毛泽东又给江青一封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
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当时,经毛泽东提议,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率中国代表团去美国纽约出席联
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对此,江青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大闹政治局。毛泽东嘱咐
江青不要反对他的提议,抑制了她的过分举动。

  4月1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两封回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
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显然,毛泽东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落魄之感后,教诲她“风物长宜
(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大不似一棍子打死。

  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23日给自己的信上批示道:“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
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江青则在信中汇报了她自6月17日到天津之后召开“
批林批孔”大会和访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信中还说:“我看了胜利油田后
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等。此后,江青又在10月19日给毛泽东写
信。翌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当时,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周恩来与“四人帮”有一场较量,毛泽东则
在提出“四人帮”这一称谓之后,多次批评了江青。

  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
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11月20日,毛泽东回信说:“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
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
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就在“《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
《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

  毛泽东晚年对江青,就是这样有抑有扬,有时是先抑后扬,有时则是先扬后抑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等谈话,其中说到江青“有野心”,并劝其“三
不要”一一“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同时
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江青的主要态度。

  显然,尽管毛泽东和江青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毛泽东也看不惯江青的许多做法
,但他们毕竟是夫妻,毛泽东给江青信中的话语是温存的,也是与人为善的。因而,如
果依此来揣度那一“批示”,要么是没有的事,要么真的如传说中的周恩来所料,“不
过是在气头上”,说说而已。

  1975年,当“《红都女皇》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已沉疴难起。“四人帮”借
毛泽东过去所讲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对付周恩来和邓小平,终于引发了4月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对他们的反击,最终江青被迫作出检讨。

  会后,王洪文向毛泽东诬告:这是叶、邓说出了“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
其目的则是当时毛泽东最为警觉的“翻案”。不过,毛泽东在随后的5月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最后一次出席)对江青等继续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着名的“三要三不要”(“要
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6月,江青再度被迫作出检讨,周恩来对此则表示欢迎。此后“《红都女皇》
事件”闹得沸沸扬扬。7月,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随
即,又发生了电影《创业》、毛泽东批评清华大学刘冰等联名上书揭发迟群和谢静宜、
批《水浒》等一连串不平常的事件。

  周恩来临终前,显然已经觉察到: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所谓“矛头所指,
是很清楚的”。在弥留之际,他向邓颖超表示:“心里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红都女皇》究竟是哪位女华人写的,笔者至今茫然,希望
知情者不吝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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