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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 | 1 对方绍伟“冷酷实证”的冷酷实证 ---- 兼论中国“超稳定体系”的崩溃
黄光锐
“冷酷实证的思享者”，把这个堪称别致的描述戴在头上的方绍伟先生，确实是值得关
注的。
一个偶然，让笔者看到了方绍伟先生的文字，特别是他的代表作《中国模式为什么没有
崩溃？》（《中国不一样》的最后一章）。文中他宣称“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开”两个
事关重大的“中国之谜”：“中国模式为什么没崩溃”和“中国模式会不会崩溃”。而
“这个办法也是本书所或明或暗地一直坚持的‘冷酷实证法’”。而所谓冷酷实证，就
是“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去观察中国，尽量不作或只作最低限度的价值判
断，并在直达事物的本质之前不提出任何政策主张或价值规范”。方绍伟先生并且宣称
，“‘冷酷实证’与‘一般实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为实证而实证’”。
言下之意，显然是其他人的“非冷酷实证”都包含了这样那样的道德判断，夹带了这样
那样的“规范冲动”，因此都不是“为实证而实证”；而如若算不上“为实证而实证”
，那岂不是连“实事求是”的“实证”基本资格都要存疑了？这个话，没有说，但明白
人都看得出来。
如此，方绍伟先生干脆利落地把“实证”分出了高低档：只有方绍伟的“冷酷实证”才
是上档次的实证，所得出的不带任何“规范冲动”色彩的结论也方才是可信的。仅仅给
出一个定义，便有了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美好感觉，方绍伟先生“冷酷实证”的大脑运转
起来也就成了享受，而且还要迫不及待地让全世界看得懂这个语言的人们知道这种在云
端享受着思考的感觉，于是就有了“思享者”这么一个自封的头衔。
想来，方绍伟先生会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笔者对他的“冷酷实证”已经开始了。而且
想来方绍伟先生也会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笔者以上的文字里不包含任何道德判断，更
无任何“规范冲动”。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的话，不过是理解，而已。方绍伟先生是北
大的高材生，又在北美拿到文凭闯过天地；笔者则是清华的本科生，也在美国取得学位
，而且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获颁学位似乎比方绍伟先生还要高出半头，照此说来，也可以
不谦虚地以清华的高材生自诩。作为一个清华人，对方先生在“冷酷实证”里表现出来
的辩才，一方面是钦佩和赞赏，另一方面更多的却是诧异：以北大和清华的学风，“冷
酷实证”似乎同“思想自由”而富于理想主义的北大格格不入，而是更为贴合“厚德载
物”而强调现实主义的清华吧。不过无论清华还是北大，都是学习尖子扎堆的地方。虽
然入学相隔几年，方先生与笔者都是自幼从那个考试排名次、班里还要分“好生差生”
的战场上拼杀出来的，对名校校园里谁都想压旁人一头的心理可以说不能再熟悉。因此
，对于方绍伟先生以“思享者”自居的追求，笔者很是理解。
然则，要真正当上一个“思享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关于方绍伟先生“思享”出来
的“冷酷实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要搞明白的：一个，是“冷酷实证”用
在方先生所用的领域是否合适；另一个，就是方先生的“冷酷实证”，是不是“美则美
矣，了则未了”。而且，在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
“冷酷实证”背后的基本假设
作为一种“直达事物的本质”的研究手段，“冷酷实证”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无可非
议的。一件事情无论大家觉得应该还是不应该，众人感觉喜欢还是不喜欢，其出现与发
生，“这背后有没有什么依据”，而“不管人们喜欢还是讨厌这些依据，这些依据是不
是符合现实的逻辑”，确实是作为学术工具的“冷酷实证”能够提供答案也理应提供答
案的。
然而在“冷酷实证”的背后，如同许多学术研究方法一样，是存在基本假设的。这个基
本假设，在汉语里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理。这个理，首先是理性的理，其次是推理的
理。“冷酷实证”的成立，前提是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理性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用严密
的逻辑推理确定行为的成因，概括出具有规律意义的模式，并以此为基础预测在未来可
能发生的行为。在这里简单地反证一下：完全丧失理性行为毫无规律的精神病患者，显
然是无法作为“冷酷实证”的对象。
这一点是“冷酷实证”式的思维在经济学领域特别吃得开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学说白
了是谈钱的，或者说，研究的是利益。利益嘛，毋庸置疑，是这个世界上最理性的东西
。“冷酷实证”所必需的基本假设，在经济学里头，恰恰是个普遍成立的条件。换言之
，就是Ｎ多经济学家不厌其烦地提到的，经济学里只有理性的经济动物，没有道德也没
有人。这个态度是否呼唤某种“规范冲动”来批判一番，不是本文的话题，这里就是指
出这么一个事实。
方先生身在美国，但对于国内的一些基本状况还是了解的，起码是知晓近些年愈演愈烈
的以经济学越俎代庖地议论政治问题的风气。这一国内改革“政经分离”之下的“特色
”风景，越过适度的界限早不是一天两天了。在此还是就事论事：在经济学领域讨论利
益计算钱财，当然可以假设研究对象是以趋利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然而到了政治领域
，作为学者熟读文史典籍，见闻的兄弟阋墙流血千里的“非理性行为”难道还少吗？假
若人类在政治领域的行为都经得起“理性”二字的检验，那又如何会有两次惨烈的世界
大战，如何会有反右文革那一次比一次恐怖的政治运动？
况且，方先生身在美国，应该是知道的：作为美联储高官，抑或作为经济学者，到了华
尔街或者国会山谈论经济形势阐述货币政策，那是大可把举国人民视为“人力资源”，
以“冷酷实证”的态度指点江山；可作为政治家，一个准备竞选总统或者议员的美国人
，要是以“冷酷实证”的态度告诉选民，你们的工作机会就是应该被转移到海外，你们
的开销账单就是将会一年比一年多，你们的在役亲友就是要在地球另一端没完没了地打
仗，那就甭提当选公职了，连命是不是保得住都难说 ---- 美国老百姓可没那么多“理
性”的忍耐和服从，前些天内华达州的牛仔牧民不也就是碰上回不大不小的“城管事件
”么，二话不说拿起枪就跟联邦政府干上了，到了最后，还不是被民兵团团包围的骑警
不得不交出牛马仓惶撤走。
《沉默的羔羊》式的冷酷实证
前面似乎是有点说到题外话了，拉回来小结一下：在牵涉到政治的领域，“理性人”的
基本假设未必依然成立，因此“冷酷实证”的可适用与否是要打问号的。不过，方绍伟
先生还是有一条退路的，那就是变通式的冷酷实证。此版本的冷酷实证同样存在一个基
本假设：那就是无论在别人看来行为是否合理，在作出该行为的那个人看来，此行为必
定是合理的。或许我们可以称这种理性为“自我理性”。
在生活当中，这一类的“自我理性”可谓俯拾皆是，比如家里吵架夫妻都觉得自己“有
理”，街上吵架双方都觉得自己“占理”，等等。这些“理”或许客观上站得住脚，或
许简直荒唐到了极点，但重要的是在当事人看来这个“理”是合理的，而且，当事人会
按照这个“理”来付诸行动。“自我理性”的存在，意味着用冷酷实证来研究包括政治
行为的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大门依旧是敞开的。只不过，由于“自我理性”不再是
趋利二字那么简单，这种变通的冷酷实证需要分析层面的支持，不象经济学里那样可以
“孤立”地存在，而是必须与一种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使用。
这种西方学界极为重视的社会科学就是行为科学（英语名称是Behavior Science），涉
及的范围很广，对于中文圈的普通大众却往往很陌生。然则，Behavior Science的一个
分支却是大大的有名：犯罪心理学。这个被《沉默的羔羊》演绎得淋漓尽致的行为科学
运用，事实上可以作为普及“冷酷实证”很有效的方式 ---- 《沉默的羔羊》虽然夸
张，逻辑上却是无懈可击 ---- 为了营救被变态杀人狂劫持的生命，道德批判对于破案
毫无意义，“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剖析变态杀人狂，从蛛丝马迹之中寻找其心理活动
的内在规律，从而破解犯罪动机与行为模式是侦探们唯一的选择。然而，常人的思维揣
摩变态的“道理”谈何容易，紧迫的时间压力下，为了钻进一个变态的大脑，联邦特工
不得不求助于另一个大师级的变态杀人狂。终于，摸透了那个扭曲变形的“自我理性”
，女特工Clarice及时擒获了杀人狂。甚至对于乘机逃出生天的Dr. Hannibal Lecter，
Clarice也能作出相当准确的行为预测。这就是冷酷实证与行为科学相辅相成的功效。
在现实生活中，行为科学最抢眼的用途当属在大选中帮助专业团队预测选民的反应，这
个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文圈的普通大众更是知之甚少。
既然牵涉到了行为科学，方绍伟版的“冷酷实证”当然也就是“美则美矣，了则未了”
了。
“自我理性”不用说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人认为极其合理的到了另一个人那里往往就是
不可理喻的谬论。因此在运用行为科学的冷酷实证当中，从来没有抽象的可以一概而论
的“人”，而是必须认真细致严谨求实而又“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面对一个又一个具
体的人或者是人群，临床手术般解剖，剥茧抽丝地追踪。然而，在方绍伟先生的大作里
，却多的是大手一挥的“通论”，什么“中国人确实更能忍、更能熬”，什么“中国人
服的是权威而不是原则”，等等等等。没有分析，没有论证，没有细致翔实的研究与核
查，就简单粗暴地下结论，根本就不符合行为科学最基本的要求。这般“目中无人”的
“冷酷实证”，可信度之低下可想而知！
看来，毕竟身在美国，隔着大洋论中国，加上去国已久，对于宏观形势或可隔岸观火，
对于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细枝末节上的第一手认知体验却是缺失的，还冒冒失失抛出天
大的论断，闹出大笑话也就在所难免。回想昔年在军坛纵横方略睥睨天下之时晚生曾蹈
此辙，而这位方先生亦未尝不如是也！时值午夜，兴之所至，索性就把目下中国这个“
超稳定体系”是否面临崩溃的课题用更完备的冷酷实证好好论述一下。 | H*****8
发帖数: 225 | 2 关于中国政治的冷酷实证：童年经历是关键
当今中国社会一大特色就是“几零后”的称谓满天飞。这个看似以偏概全随便以年龄划
线的做法，在行为科学当中却能找到非常充分的依据：经典的Behavior Science理论极
为重视人的基本行为模式的形成期，换言之，一个人最基础的“自我理性”与童年时期
的经历息息相关。[1]
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几十年来出生于不同年代的中国人成长经历尤其是童年岁月
差别不可谓不大，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70后”、“80后”、“90后”所表现出的
特质。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析不妨推而广之，看一看“40后”、“50后”、“60后”的
童年所留下的影响。下面的论证中读者可以看到，这是冷酷实证中国政治走向必不可少
的准备工作。
以出生后记事算起，当前中国的人口构成当中，童年期先后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
一世纪初。对照一下史籍，这囊括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后，除了最开始的不到十年
比较货真价实的“新民主主义”协商议政共谋建设时期之外，各个数得上的历史阶段。
在此期间对普通百姓生活构成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包括：1957年的“反右”政治运动、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60年前后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1966年开始
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短暂的“两个凡是”、1978年底“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确立邓小平执政的改革开放启动阶段、1986年至1989年的多次“学潮”
直至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改革开放加速社会急剧转型、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改革全面接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的国内经济
全面泡沫化。
检视以上这份清单，以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分水岭，两个大的历史阶段泾渭分明：前面
是意识形态主导，后面是经济利益挂帅；前面是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后面是一门心思
搞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从心理层面影响这个角度看过去，前面是登峰造极的制造恐
惧，后面是毫无遮掩的利益刺激。今日中国社会丰富而纷乱的千姿百态，在相当程度上
，皆从过去几十年间的这两样东西化得。
中国共产党在毛邓之下的执政路线，是对比不能再鲜明的南辕北辙。毛泽东坚决拒绝进
行任何私利性质的物质奖励，宁可以谎话连篇的群众运动追求“亩产三万斤”，也不肯
留下一块自留地。然而自私的逐利就是人类天然的本性，举国上下也找不出“灵魂深处
爆发革命”的农民愿意卖力给“人民公社”种地。大饥荒的降临宣告了毛泽东的乌托邦
以惨败告终，也彻底摧毁了毛泽东以建设成就奠定历史遗产的信心。从出了饿死人事件
后，毛泽东的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上，不到二十年间先后打
倒了包括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开国元勋在内的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被划作右派的
、家庭出身“黑五类”的、反动学术权威、封建四旧残余等等“专政对象”被卷入政治
漩涡的，更是不计其数。随着文革高峰到来，举国文攻武卫四处批斗游街，在登上“红
教主”之位的毛泽东那本小小“宝典”的指引下，1949年向全中国许下的人间天堂彻底
沦为疯狂恐怖的暴民专政。
这一地理范围上笼罩整个中国时间跨度上长达十余载的极度非理性的暴民政治恐怖，对
于在那个年代经历童年青春期的中国人，可谓天地虽大却注定无处可逃。运用行为科学
的经典研究方法，我们对比一下“土地革命”时期“红小兵”出身的老红军，也就是“
亮剑军人”的原型。那其中不乏爬雪山过草地趟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华北平原太行山
上打了八年抗战，刚经历了三年内战随即拉到朝鲜战场接受飞机大炮的洗礼，文革年间
又赶上造反派的批斗，直到八十年代才总算安稳下来，到头来却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活到
八九十岁高龄之辈。这些身经千战的老兵，打了一辈子仗见了无数次死亡，眼睛里却从
来看不到恐惧；倒是为数很不少的“40后”、“50后”，压根就没游过街挨过打，却是
听到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色为之变，甚至文革后多年还有因为很随便的一句话吓出神经官
能症住院的。
这一对比在行为科学理论下是很容易解释的。在此先引用衡量游击战成败的一个著名的
标准：1）必须拥有战斗意志；2）必须拥有有利地形；3）必须拥有可供游击队安全休
整并及时获得补充的后方；4）必须拥有强大的外部联盟支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
共产党的游击战完全符合这四项条件，八十年代阿富汗圣战者针对苏军的游击战也完全
符合这四项条件，因此都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这其中的第三条，就是那些“红小兵”得以迈过恐惧的心理门槛，乃至一辈子不畏战不
怕事不信有过不去的坎的奥秘。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毛泽东把根据地选在了军阀
割据交界地带的深山老林里，虽然也是隔三差五就得跑来跑去，但那些腐败无能的地方
军阀如何扫清得了每一寸山林；长征后，共产党在西北建立了大后方，抗战期间更是形
成国共合作的格局，边区安全到了有那么点歌舞升平的意思；三年内战期间，毛泽东更
是把蒋介石的数百万大军视为无物，仅率两万亲勋就敢在陕北跟胡宗南的二十万大军周
旋。这个过程当中，虽说枪林弹雨是家常便饭，但时不时总可以找到相对安全的后方补
充休整。[2] 红小兵们就在这个时松时紧的过程当中适应了战争，从紧张得喘不过气的
愣头青成长为不把头上飞过炮弹当回事的老兵油子。当战争终于结束，习惯了野营露宿
的林彪却怎么也睡不着觉，非要警卫开车到城外颠上一通才能入眠；本来怎么说也应该
是元帅的粟裕，主动让衔为大将时只是说了一句，能活着看到胜利就是幸运者。
反右文革以降的红色恐怖，却是完全而彻底的不同：广袤的国土没有一寸是安全的，家
庭的亲友没有一个是可靠的，红卫兵不定何时就会踢门抄家，造反派不知何时就会打倒
某人。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怖，虽然没有爆炸和硝烟，却远比美国人武装蒋介石的枪支大
炮可怕得多：战场上的敌人是明确的，运动里的敌人却隐身暗处，无法预测无处躲藏；
战争总有前方后方，运动却是早上出门不知晚上是否回得了家，就是回了家也不知半夜
会不会又给揪出去；战争伤害的是人的身体，运动折磨的却是人的灵魂。由此，挥舞标
语和棍棒的运动造就的恐惧，远远大于倾泻枪炮火力的战争，这其实是一点也不稀奇的。
中国保持“稳定”的“基石”：被恐惧笼罩终生的1.8亿人
面对这样的境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江湖最不缺的就是斗争经验。经历了淮海大战的
尸山血海，又早在江西苏区就见识过AB团改组派的厉害，造反派的批斗相比之下也就一
幼稚园水准。更何况邓小平毕竟比毛泽东年轻，等得起，“三落”之时就有将来还会“
三起”的思想准备。所以虽被毛教主的运动“照顾”多回，小平同志还是知道如何进行
“情绪管理”的（小平同志有个特殊的优势：耳朵聋，摘了助听器啥也听不见，也算另
类的眼不见心不烦）。可对于从没见识过此等架势的民众，特别是基本心智尚未来得及
形成的孩童与青少年，运动袭来如同在幼苗刚刚破土时突遭狂风暴雨，幸存下来往往也
是歪脖树伏地草，永无恢复正常之日了。
童年时期经历成规模成系统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的恐怖统治，会使人的心理健康遭受
极大伤害，以致在暴政结束多年后，也仍然无法摆脱巨大的恐惧，行为模式也长期限于
扭曲状态。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诸多“警察国家”并不罕见，但没有哪个可以跟在中国
的数量与强度相提并论。笔者的同龄人看到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在气氛相对宽松的八
十年代，我们耳边听到的还有作文里写的都是些什么？是父母长辈“街上很乱，放学不
要乱跑，赶紧回家”的叮嘱，是父母长辈“外面那么乱，还组织什么郊游，学校老师怎
么不叫你们好好读书”的抱怨，是父母长辈“课外书不要看，更不准谈政治，专心学习
，将来当科学家，拿诺贝尔奖”的期盼......读书，读书，关起门来读书，不要跟那个
很乱的世界有任何的关联丝毫的牵扯，这就是经历了反右文革红色恐怖的那一辈对下一
代的全部希望。父母们长辈们从不对他们的要求多加解释，甚至屡屡以发脾气的方式简
单粗暴地压制孩子出门玩一玩或看一看电视的愿望，只是把“从小好好读书，将来考个
好大学好好读书，读好书当个科学家”的期盼溢于言表。
除了在书斋实验室好好研究学问，一辈子不要走出那个美丽而单纯的校园（在他们看来
），倘若当不了被杨振宁之流吹嘘为光辉榜样的诺贝尔奖科学家而不得不走向社会，还
有一些选择就是：学医当个医生 ---- 不管再来什么运动，行医治病总不会不对吧；学
个理工专业当个技术员工程师什么的 ---- 要是再来什么运动，走个“白专道路”总能
保证安全吧；至于那些拿笔杆子的文科，是听了都觉得可怕的，是不定哪天就会被打成
反革命的，必须得避得开开的躲得远远的 ---- 那时节的经济学金融专业，可没有后来
那么热闹 ---- 父母长辈们不知道孩子学的那些东西会不会刚毕业就被共产党宣布为
异端邪说，让孩子变得无处安身，甚至直接被打进大牢，他们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当恐惧的表现方式非常激烈时，恐惧往往只在心理表层；当恐惧的表现方式隐晦扭曲但
却无所不在时，恐惧才是埋在内心深处。当恐惧散布在空气里，渗透在流水中，无休无
止如影随形之际，当事者也就到了“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程度。终生笼罩在恐惧之
中的“文革一辈人”，不自觉地把恐惧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下一代，只是恐惧到了“极致
”的一个侧面。再举个例子，就是近年泛滥成灾的电话诈骗。试问，如此拙劣的骗术，
任何一个正常人听了都会哈哈大笑，可是这种“公安机关要调查，转到安全账户去”的
伎俩为何总把哪位老头老太太吓得方寸大乱脚软腿抖，连跟家里人打个电话商量下再汇
款都不敢？恐惧，毛泽东年代所造就的一辈子都不会散去的恐惧。须知在那个年代，随
便某个“专政机关”就是可以没有证据不许辩护甚至不经审判，仅凭一个“上级指示”
就肆无忌惮地杀人，然后还穷凶极恶地勒令家属支付所谓“子弹费”的。杀人都不算个
事，一句话就没收你的毕生积蓄算个啥！
在巨大的恐惧之下，人的心理人的行为可以变得极度扭曲，是可以把狐狸当作老虎的，
是可以把一介小吏当作杀人魔王的，当然也就可以把家庭成员子女亲朋的正常言论正常
追求视为极度可怕的危险举动。如此扭曲变形的“自我理性”，又如何可以是经济学里
的会毫不犹豫地追利逐益的“理性人”呢？所以说，是的，中国的的确确就是存在着不
同于西方的“理”，而且这些“理”的背后是数以亿计的当事者无比痛苦的经历，是数
不清的再也不愿提起的血和泪。方绍伟坐在美国芝加哥的书斋里，舒服惬意地对空抛出
问题：“难道中国人都变成了西方意义上‘不合理’的‘非理性人’”？怎么，难道这
问题还需要问吗？一个是在已达数百年的宪政共和体制下生活，一个是从难以言喻的暴
政恐怖下好不容易“活着”爬出来，这可能是一样的吗？！
在这里，完全可以说一句：如此大规模地蓄意制造恐惧，如此数量级地产出终生恐惧症
，是全人类历史上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的反人类罪行。彻底破解这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
罪行留下的“精神遗产”，乃是当代中国人的重要课题，也是破解当代中国前途命运最
关键的线索。对于这一点，倒是国内的某些“拥党狂”比方绍伟看得透。最近看到篇网
文，狂呼乱喊了半天却也说了句关键的话：“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1.8亿。这1.8
亿的老人，是保持中国稳定的基石，因为这1.8亿的老人绝大部分会郑重地告诫自己的
子女，不能给国家添乱。因为他们比谁都明白，没有国就没有家，有天大的意见，有天
大的恩怨，无论如何国家不能乱！”
要点是抓住了，不过也未免太高抬了这1亿8千万老人家（姑且假定这个数据是靠谱的）
。真实版的“郑重告诫”是什么？是：“千万千万别乱说话，更千万千万别闹啥事呀，
听话啊，共产党整人可厉害了，要是给打成反革命，全家都要遭大难的！”这才是以极
高的频率，出现在这个国家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和电话里的带着颤抖带着恐惧的叮嘱！中
国的这套“超稳定体系”得以维持到今天，其保持“稳定”的“基石”，就是被极度的
恐惧笼罩终生的这1.8亿人。
1. 譬如在《沉默的羔羊》里，杀人医生Hannibal Lecter与女特工Clarice反复碰撞的
焦点就是三个人的童年经历：变态杀人狂在童年被虐待的经历导致了对于人皮的特殊需
要；Clarice在童年抱走羊羔的努力导致了对于拯救弱者的深深渴望；Hannibal Lecter
食人嗜好的形成是最为复杂的，而原著的最后Clarice“以身相许”换取Hannibal
Lecter停止杀人，也是把握住了变态杀人的医学大师内心深处最柔软最脆弱的需求:
Clarice通过循序渐进，问出了Hannibal Lecter心理出现扭曲的最初缘由是童年时母亲
强迫他把奶头让给妹妹。这时，Clarice裸露出自己的乳房，用一种很难分清是母亲还
是妻子的口吻对食人大师说“它永远属于你”（well, you don't have to give up
this one.）。
2. 既然是在冷酷实证，还要实事求是地补充一点：虽然李云龙那一代的革命军人经历
的是枪林弹雨，但考据一下就会看到，他们在那个年代的战争里经历的火力强度并不是
高到哪去。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双方参战军队的背后都没有现代化的军需生产
流水线，中国士兵象某些追求影视效果的大片电视剧那样，如美国大兵般肆无忌惮地倾
泻弹药，在那个每一颗子弹都十分宝贵的年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倘若到了今天，随便举
个例子，就用2009年参加国庆阅兵的12管300毫米火箭炮吧，一个标配营18门重型火箭
炮选用以近地空爆预制破片弹为子弹头的集束霰弹，一个齐射下来密如暴雨的钢珠就覆
盖了几个足球场大的阵地，换算成旧式火炮大致相当于每平方米落弹6发。从近年反馈
的信息看，从老山下来的越军由于遭受中国军队高强度的火力覆盖，普遍出现典型的“
弹震症”，后遗症延续到今日的并不鲜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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