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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版 - 杨继绳:中国官员数量为何成世界之最?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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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WoldMiscNews 俱乐部 】
发信人: fuxeto (富士德), 信区: WoldMiscNews
标 题: 杨继绳:中国官员数量为何成世界之最?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Apr 29 17:52:43 2015, 美东)
官员,也被称为干部。改革前干部由五部分人组成: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社会团体和
群众团体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单位干部。改革以后,这支队伍逐渐发生变化。但
变化速度和其他阶层相比,显得缓慢得多,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群
众中常有怨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谁的娘?骂官员的娘。再加上愈
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群众骂官的就更多了。因为官员是国家的管理者,承担着重大的社
会责任。一个人一旦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他就要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
摘。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人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官员受批评指摘就会更多
一些。所以说,官员阶层是当今挨骂最多的阶层。
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之最”的。有人
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三四个地、师级干部、十几个县、团级干部通
过。这并不言过其实。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中国进行了五次机构改
革。每一次都有精简机构、压缩冗员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机构越改越臃肿,冗员
越压越膨胀。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
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
无力。
从《近30年来党政机关人数的变化情况》一表列出的党政系统干部人数变化的趋势来看
,其膨胀呈加速之势:1966年到1979年13年间增长46.4%,平均每年增长2.98%;1979年
到1989,10年间增长86.1%,平均每年增长6.41%;1989年到2000年11年间增长了95.3%
,平均每年增长7.60%.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
(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
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每次改革后,政府机构和人员能够很快回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
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
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那次国家机构改革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当时宣称,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的公务员
从1997年的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编制人员减少了47.5%.2003年年底,中国公
务员总数为653.6万人。实际上,1998年那次改革,把中央部门的一些工作机构由行政
编制改为事业编制,如各部委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等,本来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机构
,多年来一直是行政编制,从1993年以后逐渐划为事业编制。所以,在国家党政机关里
,除了653.6万公务员以外,还有400多万从事党政工作的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他们照
样吃“皇粮”,是“准公务员”。1998年那次说是精简了多少人,但从财政上看,行政
开支并没有随人员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比原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
万人。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
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
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
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
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
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
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2005年9月,我到甘肃通渭县采访得知,这个县的义岗
镇,总共有人口2,100人,除了有镇干部82人,另有临时工勤人员7人和治安联防队员3
名,这10人不在编制之内,但还需要镇财政掏钱开工资。现在这个镇的工作人员相当于
人民公社时期的3?5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
度。1996年我到湖南省采访得知,94万人的安化县有地市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00
多人,科、局级干部1,500多人,一般干部500多人。当地一位政协委员在我主持的座谈
会上说:“干部队伍像一盘军棋,除了挖地雷的几个工兵外,全是当官的。”有些单位
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闹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
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
在前。
上述领导干部的数字还不包括“相当于×级干部”和“享受×级干部待遇”的人数。如
果包括这些人,则两倍于现职领导干部的人数。
官员太多的直接原因是机构的裂变。机构多了,官员自然就多了。而机构裂变的原因之
一又是官员太多,“因神设庙”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官员太多和机构裂变互为因果。
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要求提高机构的级别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股级升为
科级,科级升为副处级,处级升为副厅级……机构一升格,该机构的领导干部的工资、
级别以及各种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由于要求机构升格的势头很猛、编制管理部门处于
“众人推门一人顶”的被动地位。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中,一批原来是副部级的机构升
格为正部级。各省也将这类机构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
机构重叠,职能相似,同类的工作分几个部门管,有名有利的工作都说是属自己的管辖
范围,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都推给别的部门。有些县里,管农业的有农经委、农业局、农
业区划办、农村能源办、多种经营办、棉花办、烟叶办多家职能交叉的机构。县农业局
内设机构又和其他部门内设机构重叠。例如,农业局有多种经营股,县政府又设有多种
经营办公室,这些职能相同的部门经常扯皮,因部门间的矛盾常在工作中“使绊子”“
设卡子”,我干不了,也不让你干好。基层单位面对多家意见不一致的“婆婆”左右为
难,叫苦不迭。
为了解决职能相似、级别相同的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又不得不在这些部门之上再设一
个协调机构,进一步使官员增多。
机构多、官员多,为基层增加了很多麻烦。办一件事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图章成了
常规。再加上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多事情难以办成。高一级的首长为了办成一件
事,不得不摆脱常规工作程序,亲自“拍板定案”。既然有首长“亲自拍板”这条路子
,基层单位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走后门,直接请首长“批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
恶性循环:事情越难办就越找关系;越找关系工作程序就越混乱,事情就越难办。
既然直接找首长成了办成事情的有效途径,那么,和首长有特殊关系的人就可以派上特
殊的用场了。于是,一些跟班、司机、秘书、子弟、情人被推上了领导位置。官员多了
,是否比过去清闲了?不见得。官员一多,他们相互之间“制造”了很多工作。在一件
事由一个部门干的时候,就不必下文件、开会。现在一件事情由若干个单位干,相互之
间的文件就多了起来,会议也就多了。据某市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1月至6月,召开的
有市级领导参加的会议达400多次,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达1,000多人次。20个部委和临
时机构印发的内刊、简报、信息资料总计超过100种,最多的部门达6种。某省抽样调查
表明,省地县领导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会海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每天收到的文件资料不下10万字。一个单位的副职越多,这个单位的职能就越分散,每
一个副职都不能做主。于是,上级开会要决定事情就得指名第一把手参加。但是,第一
把手没有“分身法”,他只好多设副职,代他去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做不了主,回来后
还要开会传达、研究,再向上级打报告。
每一种机构都应当是为了完成一种社会职能而设立的,它的人员应当为这一社会职能而
工作。但是,人员太多,就需要一批人为机构本身自我服务,这批人并不是为社会职能
而工作的。据估计,各机关自我服务的人员占三分之一以上。90年代以来,有些事业单
位还要自己赚钱养自己,一些单位有三部分人:一是执行这个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
人;二是后勤保障人员;三是经营人员,靠他们赚钱养活前两部分人。由于赚钱最重要
,经营人员的队伍很庞大,真正承担社会职能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机构重叠、文牍如山,基层情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以后,传到上层后大部分失真或过
时。于是一些有事业心的领导人就深入基层、直接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但是,省里干
部下去,地市干部陪同,到了县里,县级干部也跟着陪同,到了乡镇,上头来的人已经
阵容很庞大了。一个干部下去,像滚雪球一样,陪同的人越来越多,他被陪同的人包围
起来了,哪里能接触群众?上面的部门多,今天来这个,明天来那个,都得陪同,都得
汇报,都得盛情接待,闹得基层叫苦不迭。
廉价政府何处觅?
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时,兴奋地称赞公社真正地建立了“廉价
政府”,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现在,由于机构的裂变和冗员过多,政府越来越“昂贵”
了。
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公务消费支出过大,购买和维修汽车、买手机等等的支出越来越庞
大,国家行政管理费连年大幅度增加,维持行政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
1993年以前,财政收入中包括债务收入。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利息
支出,如果在15886?50亿中扣除累计内外债的利息,则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
重在12?5%左右。
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
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增加。有专家指出,中国各类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至少
要在30%以上。
上述数字不是行政管理费的全部,仅靠这部分行政管理费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
搞各种名目的“创收”。什么叫“创收”?就是利用行政权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
。这“三乱”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国家曾三令五申,采取种种措施治理“三乱”,
但越治越严重。2003年以后,国家实行了“费改税”,提高税收,取消收费。其实,“
三乱”是官员太多的必然结果,治标不治本自然收不到效果。
人员增多以后,不仅仅是行政经费的增加。办公用房、汽车增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办
公楼建设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汽车也有一部分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北方某大城市文
革前党政机关只有一栋楼房,现在市委、市政府、人大常委、政协都分别盖起了很有气
派的大楼。现在办公用房的面积比20年前增加了十多倍,但还嫌不够用,不少处室花高
价在外边租房办公。
前财政部长刘仲藜曾说过,令他头疼的事情有三件:人、车、会。官太多,会太多。车
,主要是轿车。中央国家机关主管公务小汽车的部门明文规定:正部级和常务副部级配
专车,其余副部级干部一律实行保证用车。所谓保证用车就是不设专车,只要用车,机
关公共车队必须派车。实际上,北京的局级干部、地方的科级干部都有专车。在上世纪
9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
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
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就正式推
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
,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
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
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据公路运输企业财务分析显示,轿车每万公里的运输成本为8,215?40元,而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轿车的运输成本为50,361元,相当于运输企业的6?13倍。而运输效率,5辆公
车才相当于一辆出租轿车。为什么公车成本这么高?这是因为,公车私用已成为普遍现
象。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钓鱼打猎,假
日郊游,接夫人送孩子、购物访友、应酬私情,都是用公车。公车变成了个人财产,司
机变成了官员的家庭服务员。司机是最了解某些官员不法活动的人,虽然是家庭服务员
,但不能得罪他,给官员开车得到的好处是不少的。只要不影响自己用车,司机以车谋
私,官员是不管的。特别是那些有劣迹的官员,有把柄抓在司机手里,给他开了几年车
以后,不得不给司机安排一个满意的肥缺。最新调查表明,官员的司机是中国当代重要
的犯罪群体之一,贪官的非法活动常常有他的司机参与。
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官员的工资是有明文规定的。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工资。每个级别有一个最低工资,随
着任职年限增长而逐步提高,但有一个最高限。
官员的工资有多高?我手边正好有一张跨世纪时期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不同等级官员工资
表:
表中这个工资标准已经过时。进入21世纪以后,干部的工资大幅度提高。2004年北京市
的月薪标准是“三五八一”,即科级3,000元,处级5,000元,局级8,000元,省部级10,
000元。其他不少省也仿照北京的标准。除了工资高而且十分稳定以外,领导干部在很
多方面有一般人得不到的好处,如住房、用车、医疗、公务消费等。这些好处一般人用
钱也是很难买到的。
不同级别的官员住房标准不同。领导干部比一般干部住得宽敞、舒适得多。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北京很多单位没有达到这个表中的标准。1998年以后,因要
停止福利性分房,各部门加紧“最后的晚餐”,中央及中央直属单位的干部一般都达到
了这个标准的上限。省、地、市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有些地级市、县级市为市长们建
起了一幢幢的小楼,被群众称为“官街”。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
,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
,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
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
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
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
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
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
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
120平米,差价就是54?6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
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父母把
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
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2008年到2009年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北京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
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有中直机关的,有国务院机关的,这些高档新住宅市场价
每平米两万元,而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4,000多元)卖给公务员。一名局级干部
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本来局级干部的住房标准是120~140平米,现在也放宽了),
可以得到近100万元的差价!“经济适用房”是卖给低收入家庭的,要经过严格的审核
。没想到,党政官员都取得了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这一情况我写了文章发表后,引起
了很强烈的反映。其实,我所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局部。
在交通方面,北京有些单位的局级干部还有专车。到地方,用专车的干部就更多了。
医疗方面,局以上的官员享受保健,不仅医药费全报销,还有水平较高的医生和好的医
疗条件,看病不用像老百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排队。医疗改革后,老百姓中有49%的人
有病不去医院;29%的人应该住院却不住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
疗保障。而高级干部的医疗条件却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投入
的卫生费用只为20%的人提供卫生服务,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享
受,其中,50万人又享受了这些80%中的50%.也就是说,50万人享受了国家整个医疗费
的40%。
此外,中国官员的“职务消费”很高。所谓“职务消费”除了公务用车等以外,主要是
指他因公出差、出国或到下面检查工作时的各种待遇。如乘公务舱、住五星级宾馆、吃
豪华宴席、公费旅游等。
中国官员的工资也不是他们收入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们抽的烟一般是“中华
”、“红塔山”、“三五”,他们的工资连抽烟也不够。为公司开业剪彩,为商店题写
匾牌,都有数量不小的酬金。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病住院,都会有人送礼。下面求
他办事还会给“活动费”。中国官员的灰色收入是谁也说不清的。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宗
案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灰色收入”。
1995年12月,原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被揭露,从他家中搜出钱物共计人民币200
多万元。在审查他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声称所有的贵重物品和
钱财都是开业典礼、过年过节、各种庆典给的礼金和活动费,他认为这些虽然不是工资
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灰色收入。朱胜文住过几次医院,其间,很多
人看他,有送花篮的,有送水果的,绝大多数是送钱,计有30多万元,朱胜文在被揭发
出来以前被认为是一名好干部,被判刑后跳楼自杀还有不少人同情。2001年,安徽省一
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因脚扭伤住院几天就收到下面送给他的几十万元现金。他不敢收
,也不能退,只好交给县财政。在有些地方,逢年过节,下级要给上级送红包(现在都
用卡)。科长给局长送,局长拿出一部分给县委书记送,金字塔的底下层层向上送,在
金字塔上面的人,就收到一笔不小的数目。除了下级官员送以外,私营企业主还得送。
在群众心目中,官员是高收入阶层。官员的利益是明显的,在利益差别的推动下,工农
群众想挤进干部队伍,一般干部想挤进官员队伍,低级官员又千方百计地向高层次进军
。2005年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7,0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择政府机关
的占37?6%,排名第一。2005年11月26日,20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据人事部统计
,全国有36?5万人参加这次考试,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47%.这次共有10,282个岗位,平
均每个岗位有35个人竞争,个别岗位竞争者超过2000人。2009年,公务员招考确认参加
笔试的人数为104万人,每一岗位平均报考人数为85人,比例最高的岗位是4080比1。
由于官员收入不透明,使得一些贪官在“灰色”中得到保护,一些清廉的官员也蒙受舆
论的压力。所以,实行《财产申报法》已成为各方面的呼声。所有的公职人员必须对其
拥有的财产的状况,包括财产的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国家监督机关定期作出书面
报告。人们称这个法律为“阳光法”,这个法律已在酝酿之中。在这个法律出台之前,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1988年做出惩治贪污贿赂的补充规定,设立了一个新罪名,“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1995年4月30日,国家颁布实施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
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在登记时,由干部们自己任意填报,所报的收入数仅
是他们真正收入的一部分,这种收入申报徒有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但是,级别高的领导干部,职务不终身,待遇却是终
身的。国家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退休了,还继续拥有退休前的汽车、司机,直到逝世。上
行下效,到地县级,退下来的主要领导人,继续享受原来的待遇。本书作者2009年到北
方某大省一个地级市开会,得知市委“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
手退休后还有办公室、汽车。他们年纪大了很少出去,司机闲得无聊,老领导过马路理
发也急忙出车。
官员选拔的正道与邪道
选官制度为古今中外所重视。古人云:“为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任官。
”然而,要正确地“任官”,必须有一个好的选官制度。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停止
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按门第、血统任官的“九品中正制”,开创了科举制。参加考试的人
不需要地方官推荐,自愿报名,优胜劣汰,依据考试成绩高低授予相应的官职。这就使
得广大庶族地主、乃至平民知识分子,只要有学问,都有入仕的机会。当然,随着专制
社会的腐朽,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超过了它的好处,到清末不得不废止。
自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的官员都采用委任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是沿袭委
任制。在委任过程中,党组织起着决定性作用。下级单位的领导班子都是由上级党委任
命的。在民主集中制比较健全的时候,在任命下一级领导班子时,一般都由党委集体讨
论。在党委讨论前还要进行考察,听取群众的意见。所以,过去这种制度还是选拔了一
批优秀干部。
但是,随着民主集中制的削弱,主要领导人的权力失去了制衡,委任制的弊端就显露出
来,很多单位是根据第一把手的好恶来选择干部。谁在第一把手心目中印象好,谁就可
能被提拔。于是,一些有心计的人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对他
唯命是从,吹拍逢迎。有真才实学的正派人不屑这样做。这样,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
就会被趋炎附势之徒包围,他所选出的不可能是人才,而只能是奴才。在不少单位,第
一把手说一不二,权力没有制衡,将手中的干部任免权力作为谋私的手段。他拿着这种
权力待价而沽,谁跑得勤,说得甜,送得多,谁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好处更大,就把权
授给谁。像拿着一块肥肉招引苍蝇一样,一些想升官且心术不正的人就围着这块肥肉嗡
嗡乱转。他们千方计地讨好他,迎合他,费尽心机地投其所好,托关系,走后门,送礼
品,为了得到这块肥肉,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金钱和色相也成了交换“乌纱帽”的资本
。近年来,卖官鬻爵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在任职期间,受贿卖官,得人民币13万元。山西汾西
县原县委书记郑泽生等6名县级干部,大肆卖官,还要把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
长的“乌纱帽”卖给一个有贪污前科的买官者。这两个被揭发者只是显露出选官制度弊
端的冰山一角。虽然舆论一再曝光,社会一再谴责,但卖官事件还是层出不穷、愈演愈
烈。新华社记者殷学成在他的报导中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江苏省邳州市委书记邢党婴
,宿迁市副市长黄登仁,原盐城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李树春,原淮阴市教委主
任陈广礼等四人在担任县委书记职务期间,大肆卖官,获取暴利。他们共为46人提升了
职务,为31人调动了工作,从中收取巨额贿赂。“要想富,动干部”,成为一些卖官者
的生财之道。他们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干部调动频繁。如邢党婴在1995年4月一次就
变动600名干部,陈广礼在调离涟水前不久,1995年11月和12月,两次突击任免了326名
干部。
黑龙江省绥化市前任市委书记赵洪彦在任期间曾卖官,但没有揭露,反而升任省人事厅
厅长。接替赵洪彦任绥化市市委书记的马德,在1995年到2002年间,买官卖官,索贿受
贿,疯狂敛财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最后认定受贿人民币502万元、美元2.5万元。马
德案涉及干部260多人,绥化市县以上干部50%以上被卷了进来,其中各单位一把手就有
50多人。马德被判死缓。马德在受审期间交代曾向原省长(后调国家国土资源部部长)
田凤山行贿10万元,向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韩桂芝行贿80万元,向省人事厅厅长赵洪
彦行贿15万元。事后查明,田凤山除接受马德10万元贿金以外,还大量受贿,他本人承
认共收受贿金17笔,共498万元。经审查,韩桂芝从1993年到2003年间,任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部长、省委副书记等职,为多人在晋升职务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700
多万元,韩桂芝被判死缓。赵洪彦在任省人事厅厅长期间多次卖官,被判15年有期徒刑
。如果不是马德暴露,恐怕田凤山、韩桂芝这样的高官不会落水。
通过卖官方式委任的干部的素质可想而知。殷学成在上述那篇报导中介绍,一个叫袁茂
堂的人花6万元从黄登仁手中买到计生委主任一职后,迫不及待地用新得到的权力捞回
本钱,他将公章和财务收款收据装进提包内,随身携带,坐收坐支。还私自盖章调入计
生委系统40多人。一个叫叶志连的乡党委书记,群众对其生活作风和经济问题反映不断
,黄登仁不但不查处反而向上级推荐他当县政协副主席,1993年8月又让其兼任县粮食
局长。叶志连担任粮食局长后也大肆卖官,从1993年到1997年间,在调动提拔干部过程
中,先后42次收受粮食系统22人贿赂的16.7万元。
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他多种变相的
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微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
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过去,某人升
了官,人们认为他能干,对他表示钦佩。现在,有些能力不强、业绩平平的人突然被委
以重任,没有人钦佩他,反而怀疑他的人格:“这家伙搞了什么名堂?是怎么捞上这个
官儿的?”
在通常情况下,卖官鬻爵不容易被揭露出来,只有当某个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犯罪被处理
以后,他们买官鬻爵的事才会暴露于天下。
种种形式的卖官鬻爵就是这样出现的: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了权力
私有化,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
。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
利益均沾。这样的选官机制实际是选劣机制,选上的多是以权谋私之徒。在这样的选官
机制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近年来
领导干部群体犯罪比较多,就是因为干部任命中已经形成了不正当的团伙关系。
--转自《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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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o 的大作中提到】
: 【 以下文字转载自 WoldMiscNews 俱乐部 】
: 发信人: fuxeto (富士德), 信区: WoldMiscNews
: 标 题: 杨继绳:中国官员数量为何成世界之最?
: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Apr 29 17:52:43 2015, 美东)
: 官员,也被称为干部。改革前干部由五部分人组成: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社会团体和
: 群众团体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单位干部。改革以后,这支队伍逐渐发生变化。但
: 变化速度和其他阶层相比,显得缓慢得多,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群
: 众中常有怨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谁的娘?骂官员的娘。再加上愈
: 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群众骂官的就更多了。因为官员是国家的管理者,承担着重大的社
: 会责任。一个人一旦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他就要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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