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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大学教师梁波：我想有尊严，过得像个人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ul 2 10:47:41 2016, 美东)
2013年11月6日，梁波手拿衣服，昂首走出北京女子监狱的大门。（大纪元）
按：2013年11月6日，北京女子监狱门口，一条普通马路被强行拉上了警戒线，十几名
警察严阵以待，气氛非常紧张。
上午10点半左右，大学教师梁波走出了北京女子监狱，这一天是她刑满释放的日子。
梁波拿着衣物，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世界需要真、善、忍”。
梁波拿着衣物，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世界需要真、善、忍”。（大纪元）
面对高喊口号的梁波，狱方的警察们始终处于“紧急状态”。
2013年11月6日，面对高喊口号走出女监的梁波，狱方的警察们始终处于“紧急状态”
。（大纪元）
2013年11月6日，面对高喊口号走出女监的梁波，狱方的警察们始终处于“紧急状态”
。（大纪元）
被囚禁三年的梁波终于与丈夫薛孟春团聚，为了这一天，她的丈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出北京女子监狱的大门。（大纪元）
【字号】 大 中 小
更新: 2016-06-30 10:28 PM 标签: 中共酷刑, 中国人权, 中央民族大学, 信仰
自由, 倪玉兰, 北京女子监狱, 梁波, 法轮功, 法轮大法, 维权
【大纪元2016年06月27日讯】按：2013年11月6日，北京女子监狱门口，一条普通马路
被强行拉上了警戒线，十几名警察严阵以待，气氛非常紧张。
上午10点半左右，大学教师梁波走出了北京女子监狱，这一天是她刑满释放的日子。
梁波拿着衣物，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世界需要真、善、忍”。
梁波拿着衣物，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世界需要真、善、忍”。（大纪元）
面对高喊口号的梁波，狱方的警察们始终处于“紧急状态”。
2013年11月6日，面对高喊口号走出女监的梁波，狱方的警察们始终处于“紧急状态”
。（大纪元）
2013年11月6日，面对高喊口号走出女监的梁波，狱方的警察们始终处于“紧急状态”
。（大纪元）
被囚禁三年的梁波终于与丈夫薛孟春团聚，为了这一天，她的丈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3年11月6日，梁波走出北京女子监狱，隔着因她拉起的警戒线与丈夫拥抱。（大纪
元）
一名被冤狱3年的大学教师高呼口号出狱 群警紧张无语
此文根据2014年5月对梁波的采访整理而成。
* * *
“人的灵魂都丢失了”
我是文革时期出生的，1968年出生在一个黑五类家庭，我们家从我的父母那一辈到我这
一辈都是黑五类子女。
我爷爷是“反动官僚”，被斗得很厉害，最后老是喝酒，郁郁而终吧。我姥爷是“反革
命”，1951年镇反的时候被枪毙了，当时我妈、我姨、我两个舅舅一共是兄妹四人，我
最小的舅舅是遗腹子，没有见过我姥爷。但是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包括我姥姥，就一
直被要求要站立场，要跟我姥爷划清界限，在关系上和思想上要坚决决裂。
这种决裂都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写任何一个思想汇报啊，决心书啊
，保证书啊，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表示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与反革命丈夫划
清界限，没有这句话是过不了关的。所以到后来，他思想中已经形成自动的机制了，你
不让他写这种字句都不行。不划清界限，带来的后果让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他在思想里
、感情里、还留存着一丝对亲人的感情，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思想：我怎么能这么
想呢？自己思想里的念头他们都觉得不安全。
从我姥爷去世到现在，六十多年了，我从没有听见家里人主动谈起我姥爷，没有，从来
都没有。有一次我跟我妈聊起这事儿，我妈也觉得特别悲哀。我妈那时都六十多岁了，
还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叫什么名字！知道爸爸姓徐，是因为自己姓徐，跟爸爸一个姓啊，
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活了六十多岁了我妈都不知道她自己父亲的名字！
在我妈妈的记忆中，她从来都没有称呼过“爸爸”。因为她从记事，就没有爸爸的印象
，爸爸长什么样？不知道，家里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没有，“爸爸”这个称谓，对她
来说太陌生了。
我让我妈打长途电话，问我大舅，因为我姥爷去世的时候，大舅是十四五岁，他还是过
了一段锦衣玉食的公子哥生活，他应该是有记忆的。电话打过去，大舅第一句话就是，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妈说是我（梁波）问，大舅说那她想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吗？有什
么活动吗？文革时高音喇叭的声音，小了几号，就是这样的口气。最后，确认我妈也想
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大舅说，那不就是叫徐某某吗？以一种非常不屑的口气，他就把
我姥爷的名字说出来了。
大舅这辈子承受因我姥爷而来的磨难，一定是很多吧，他对我姥爷的那种仇恨是非常深
的，他觉得他过得这么不好，就是因为我姥爷。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仇恨就变成了一
种淡漠，非常淡漠：这个人不值得一提，哪怕他给了我生命，甚至是给了我一段别人都
很羡慕的生活，那也不行，他妨碍了我的一生。那时候，派出所经常上家里，这事儿那
事儿，老是骚扰，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到我姥爷身上，是他带来的，他给这些孩子造成这
么大的灾难，让孩子们连个好前途都没有，遭那么大的罪，所以谁都不提起他。
我姥姥呢，我感觉我姥姥和我姥爷之间的感情应该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姥姥偶尔会提起
，她谈起她后来怎么怎么苦的时候，就会跟以前做对比。这个时候，你就会推测一下，
噢，她那个时候，日子过得好的时候呢，不光物质方面非常富足啊，而且在感情方面，
我觉得我姥爷可能是非常宠爱她的。我姥姥有一次跟我说，我姥爷是怎么怎么样一个人
……哎呦，特别有文化呀，很儒雅呀，对她特别特别好，那种女人受宠的那种感觉。对
，她和我提起过，只有一次。可能跟孩子们都没有说过。后来我跟我妈谈起这事，我说
，看，没和你们说过吧，姥姥说我姥爷对她多么好多么好，我妈就特别惊讶，我妈说，
是吗？你姥姥这么跟你说吗？
我姥姥八十多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她可能快不行了，就问她，你想以后我们把你送回
去、跟我爸埋在一起吗？我姥姥非常坚决：不行，我是个革命的老工人，他是反革命！
我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妈只有七岁。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在险
恶的环境下能够活下去，你就要跟你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因为他是反革命，而且你要
表现得很积极。你要能够在人前伪装自己，站到革命群众这一边，决裂。
在我看来，这种为了自保的决裂毫无人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迫害深重，还不是
表现在怎么穷困、怎么卑微，而是这个迫害造成的人性扭曲与人性泯灭，这是最可怕的
。我姥爷也是这个家庭的受害者啊，他们却把悲剧的原因全部归结在我姥爷身上。相反
，对于共产党，真正给他们造成灾难的这个罪魁祸首，他们替它开脱：它也没办法呀，
枪杆子里出政权啊，要是我，也得这么镇压呀，我也不能让你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起来再
反对我呀，这是血仇啊……真是是非善恶不分，人的灵魂都丢失了，没有灵魂。
即使决裂，我父母、我、我的兄弟姐妹，在这场运动当中呢，扮演的还是一种被侮辱、
被损害、被欺凌的角色。
我妈小时候，没有入过共青团，政审不够，她怎么申请也不要她，这个问题影响了她一
生，她感到自己低人一等，非常悲观、自卑，不愿意交朋友，怕被人家瞧不起。上班后
，虽然她在单位能力很强，但仍要积极入党才有出路。你思想不进步，这个社会不容纳
你，你被人群排斥，没有地位，没有尊严，过得很不痛快，很不舒服。党组织排斥她：
你想入，不要你，因为你不是我们革命群众这一伙儿的！我妈为这个苦恼。七八年以后
，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第一件事儿，就是我妈又递了一份申请书：现在形势好了
，我有这个资格了，可以入党了。党组织接纳她以后，她就特别兴奋、特别高兴，觉得
终于成了这个党组织的自己人了！以后就不会挨整了！就包括我上大学她都说，哎，你
看，这要不是党的政策好，你说你能上大学吗？可是我认为，要不是共产党的迫害，我
们家，不光是我啊，所有的孩子可能都能上大学！
我没有见我姥爷和爷爷，但我出生以后，就在他们给我父母留下的阴影中成长，那种生
活又挣扎又绝望，又抱有一线希望。我父母都是非常坚强的人，但是这个坚强呢，除了
对痛苦的承受，还有不甘心，会经常有抱怨。因为承受得太痛苦，超出了他们的极限，
他们也会想着发泄，这种发泄就在我们孩子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他们非常盼望将来我
们能够生活得跟他们不一样，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能够比他们过得更好，
有尊严有幸福，过得像一个人。
“我很想知道答案”
我稍微大一点，中国发生了变化，家庭出身不很重要了，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呢，就是那
种功利性的教育，对于追求名利就强调得比较多，向钱看，有钱就有一切啊，那时大家
都开始追求这些了。我也非常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及父母的生活，我是长女，对父母
有一种责任，我有义务让他们过得更好，所以我就在非常扭曲的环境中，在扭曲的期待
下，以扭曲的愿望成长起来。
上高中时，大家的目标都是考大学，这是一个能上升的社会通道。因为上大学以后，人
会实现一个理想吧，可能会有一个好工作，好工作就意味著名利双收；然后呢，将来可
能会找一个相匹配的配偶，组成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然后呢，你生了孩子以后呢，会
因为你这样一个父母，有能力，你会给他们安排一个很好的生活，就是这样啊，子子孙
孙啊，无穷匮也。我觉得那时大家设想的生活大概都是这样。
我从小可以说还是比较优秀的，学习成绩非常好。我学习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
是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能改变父母的生活；另一方面，我生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这么多
，吃了这么多的苦，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想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人为什么活
着？人为什么生活得这么痛苦？我很想知道答案。
我考到了北京工商大学。上了大学以后接触到西方的思潮，看得比较多的就是宗教方面
的，冥冥中觉得，要能够解答我这样一个人生之谜呢，可能要从这方面来寻找，中国传
统的文化啊，四书五经，佛教的，基督教等，都很喜欢看。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就跑到
西四的缸瓦市教堂，有那种青年教会，唱圣歌啊，弹钢琴啊，手风琴啊，我非常喜欢那
种宗教气氛，觉得很神圣。那时候我跟我先生一起，默默地在那儿看着，心里就会升起
很神圣的感觉，觉得很好，觉得人生好像在净化一样。到那些寺庙等地方，我心里头也
会有这种感觉。
但当我一离开那个环境，一放下那个经书，回到现实中，就发现它跟我的生活是脱节的
，它不能指导我的现实生活。释迦牟尼那时候是避世修行，自己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后
来都到寺庙里去了，基督教也是有修道院那样一个地方，也就是说，环境清净才会使心
里清净。我觉得在现代这样一个社会，我是不可能出家的，也不可能进修道院。
于是我感觉在宗教里面是比较绝望的，我在里面找不到答案。这个社会越来越功利，越
来越利益化，人与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同学之间啊，老师之间啊，亲人之间啊，到底
该怎样去相处？很无能为力的。我一直不停地寻找，但是找不到答案。
大学毕业以后，我跟我先生到了河北的一小城市，工作、结婚。开始以为上了大学，前
程似锦，生活展开笑脸呀。但这种工作和个人生活，似乎延续了我童年时代的那种痛苦
，我更加绝望了。当时的工作是在一个权力部门——税务局。在这种机关工作，每天就
是假大空那一套，假话、空话、套话啊，在虚伪当中生活，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
基本上要靠双重人格，但那种虚伪、势利、溜须拍马呀，我是非常不适应的。记得一次
，税务局来了客户，我就站起来给这个客户端了把椅子，客户走了以后，同事就有点责
备我，觉得我不应该给他端椅子，应该把我们这种架子端起来。我觉得做这种工作，人
会堕落的，因为你必须要坏，要丧失你那些良好的品质，越坏越好。所以我挺痛苦的，
非常空虚。一到大检查，纳税户就请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唱歌，跳舞，玩儿。玩儿的时
候呢，也觉得还行，觉得很多东西都忘了，在那儿尽情享乐吧。但是每次一回到家，把
门一关，靠在门上，自己不由自主地就哭了。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我不喜欢这
样生活，但我又不知道该怎样生活，当我真正面对自己的良知，即使这种人上人的生活
，也让我感到自己没有尊严，活得不像一个人！
“那时我从来都没想到……”
为了改变生活环境，1995年我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同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
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知道我自己、我的祖辈、父辈生活为什么这么
痛苦，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痛苦中解脱出来，怎样使自己的人生具有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得法后，我时时以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我想我有这么高的理想，我一
定是社会需要的人，至少在社会上应该处于一个不被歧视的地位，能够有尊严有幸福，
过得像一个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
那时我从来都没想到，我会因为追求理想的精神境界，在这个社会，又处于那种被歧视
被侮辱的境况，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梁波与丈夫薛孟春团聚在美国。（大纪元）
编后：
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被政府镇压后，像无数的法轮功学员一样，梁波被长期监控，多次
被关押拘禁，后被判刑，被迫离开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中国，当法轮功学员被判刑，成
为中共的“敌人”，有的家属因为不堪忍受被牵连的迫害，很多选择了与配偶离异，迫
害造成的妻离子散比比皆是。
值得庆幸的是，梁波的丈夫薛孟春并没有与她“决裂”，而是勇敢地站了出来，他放下
了自己的工作，为了保护妻子的权利，他承受了方方面面的压力，涉入了法律维权的领
域，后来竟由此成为一名维权活动家。梁波在狱中拒绝认罪，坚持修炼，为此遭受过种
种虐待。
当问及薛孟春是否也希望梁波认罪，从而避免惩戒时，薛孟春说：“尽管我不修炼，但
我还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她，因为从人格上，我希望她是一个坚守者，而不是一个摇摆
者。”
附：梁波被迫害的经历
1999年9月，梁波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她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取消了班主任资格，
随后被禁止讲课，不许晋升职称，不安排工作，校方经常派人以“谈话”、“做思想工
作”为由骚扰，派保安24小时贴身跟踪监控。有一次，一保安居然在大白天，趴在窗户
上向屋内窥视。
2003年，梁波被海南国安绑架后失踪多日，家人忧心如焚，多次向学校询问，校方明知
内情却拒不告知家属。在被关押期间，梁波发现怀孕，校医院、街道等一干人马轮番上
阵，软硬兼施要求已怀孕四个多月的梁波引产，被本人和家属严词拒绝方才作罢。
2004年8月开始，民族大学停发了梁波的工资，取消她的一切福利待遇，但梁波没有收
到校方关于开除的正式文件。
2009年3月，中央民族大学强行收回梁波的住房。
2009年5月18日，梁波到学院查看校方声称将自己开除的正式文件，几分钟后，万寿寺
派出所派三名警察在校园内将她绑架，送到海淀看守所。梁波在派出所和看守所绝食14
天，其间遭到每天两次的强制插管灌食，三次被送到999急救中心抢救，后生命垂危，
才允许家人将她接回。
2010年5月，梁波被警察再次绑架，在北京海淀看守所，遭受了狱警犯人的非人折磨，
导致胸腔软骨断裂出血，多次休克，一度失去行走能力。
2010年9月，梁波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所谓的“公开庭审”中，其母亲和丈夫都被驱逐
出法庭。
2011年1月17日，梁波被下监到位于大兴区的北京女子监狱，家里留下了两个的儿子，
一个五岁，一个九岁。在四分监区，梁波始终都被单独监控关押，期间遭受包夹狱警的
侮辱虐待。
2013年11月6日，梁波高喊“法轮大法好”、“信仰无罪”等口号走出北京女子监狱。
2014年5月6日，梁波与两个孩子及母亲来到海外，现与丈夫薛孟春团聚在美国。
梁波带着两个孩子与丈夫薛孟春在美国团聚。（大纪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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