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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4 | 1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
在政协会议上提议，应尽快制定“在家上学”条例，为教育创新提供法律依据。“在家
上学”通常以家庭为教育场所，由父母或家庭教师组织开展教育活动。从上世纪中叶起
，“在家上学”的教育模式诞生于美国。有数据显示，美国在2010年，有超过200万的
孩子在家上学，占美国K12学龄儿童的3%-4%。
在中国，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显示，当前以“在家
上学”名义活跃于中国大陆的家长群体约1.8万人，正在实践“在家上学”者约2000人
，以北京、浙江、广东最为集中。另据报告称，截至2012年底，大陆共有实体书院590
家，网络虚拟书院100多所；华德福学校119所，教会学校近200所。由此估算，中国大
陆非学校化教育的总人数在10万人以内。
“在家上学”模式的兴起，根本上在于社会发展进入物质丰裕阶段后，普及性、统一性
的基础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尤其是无法满足一些具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在美
国，宗教成为最大的“特殊”因素，而在中国，精英家庭对刻板应试教育的反感，构成
了特殊的需求。总体上，如果父母有意识也有能力介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再加上孩子
本身具有一些特别之处，或特别聪明，或拥有某方面特长，或存在某些身体或心理的缺
陷，都有可能会被导向“在家上学”的模式。
毫无疑问，“在家上学”很难成为主流，只能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尤其是对于中
国这样一个刚刚完成义务教育普及不久的国家来说，很多人对于“在家上学”既闻所未
闻，又完全不敢想象。在很多家长看来，去学校上学就像找异性结婚、生子、去单位上
班一样，是毋庸置疑的，也毫无挑战之必要。但问题在于，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多元
化的教育观念已经逐渐普及开来，“在家上学”这一细分的教育市场也不可避免地被分
离出来。
“在家上学”的优劣，总是充满着讨论空间。选择“在家上学”，教育的主要责任就从
学校落在了父母身上。责任背后是一种风险，一个经常被教育人士提及的问题是，脱离
学校教育的孩子如何获得充分的社交。这不是危言耸听的质疑，而是掷地有声的提醒。
假如父母无法提供一个充足的社交时间和空间，那么孩子的“社会化”就可能出现问题
。当然，所有的问题都是动态的。亦有支持“在家上学”的父母表示，每周一次的联盟
内部交流，让孩子参与社区劳动，加入到公共部门(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的志愿服
务中去，获得的社交更为丰富。
而关于“在家上学”的优点，最根本的还在于父母能够提供一种个性化的教育方式。相
对于学校统一教材、统一上课、统一复习和统一考试，父母的教育可以避免教学上的刻
板，可以为孩子兴趣的激发和培养提供更好的空间和条件。此外，在家教育能够增加家
庭内部关系的和谐，获得更好的学习效率以及更好的为人处世品行。当然，这些都是基
于正面的描绘，也是很多人选择“在家上学”的初衷。
不过，问题还不在“在家上学”的优劣，而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法》缺乏对“在家上
学”的明确规定。换言之，家长如何对接“在家上学”与中考、高考和其他国家教育体
系，缺乏一个明确的规范和措施。2015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虽然保留了制度创新的
空间。在该法第十四条中规定：“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批准。”但是，面对“在家上学”这一与学校教育迥异的教育模式，需要的是更为
细致的法律解释甚至相关的法律条例。
“在家上学”是教育个性化的颠覆性产物，也是教育权力和能力逐步下移的体现。作为
一种社会支流，相关行政部门没有必要大肆鼓励，但同时也应该做出及时反馈，给予一
定的探索空间。毕竟，宝贵的教育创新常常发生在家庭和社区，我们没有理由舍弃创新
的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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