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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1927年夏，蒋介石全面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路线，背叛了革命，致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醉心于德国军事化和工业化、对领袖崇拜和黩武精神有浓厚兴趣的蒋介石，转而向德国谋求军事援助，希望从这个欧洲军事强国引入先进的军事理念、战略战术，建立起一支忠实自己的强大武装，捍卫其独裁统治。
从1928年底开始，直至1938年中德关系恶化的十年中，蒋介石先后聘请了以马格斯·鲍尔、乔治·佛采尔、汉斯·冯·塞克特和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为总顾问的四任德国军事顾问团为其工作。尽管这些顾问团名义上均属私人性质，但这些德军精华来到了中国后，在帮助蒋介石整军建军、采购军火、发展经济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巩固蒋介石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马格斯·鲍尔：生前倍受赏识死后享尽哀荣
马格斯·鲍尔是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也是蒋介石掌权后第一个为他服务的外国人。他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在帮助蒋介石整训军队、发展经济方面颇有建树，为未来十年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
鲍尔是一位资历颇深、背景复杂、有着传奇经历的职业军人。1864年，鲍尔出生在德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军中服役，尔后成为德军总参谋部上校军官。鲍尔虽然军衔不高，但因头脑精细，目光锐利，才华横溢，受到参谋总长兴登堡和参谋次长鲁登道夫的格外赏识，成为了德军总参谋部的核心人物之一。一战中德军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均出自他的手笔。鲍尔还是个赫赫有名的火炮专家，他发明的新型重炮在一战中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一战德国战败后，共和政体的魏玛政权取代了君主制，钟情于君主制的鲍尔被迫潜逃到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等国。他还曾浪迹苏联，一度担任了苏联红军的炮兵顾问。1925年4月，鲍尔的老上级、76岁的兴登堡当选魏玛共和国总统，鲍尔于次年3月回到了德国。
1926年夏，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出面，请时任中山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代为物色德国军事顾问。朱家骅通过他的老师、德国工程师协会会长马脱昂斯教授和德国一战名将鲁登道夫建立了联系。鲁登道夫向他推荐了鲍尔。1927年3月，朱家骅向鲍尔直接发出了邀请，鲍尔表示同意。随后，鲍尔应邀拟定了一份所谓“现代军事组织建议书”送往中国南京方面。蒋介石阅后大为满意，深感知音难觅，于是嘱托朱家骅尽早请鲍尔来华。1927年底，蒋介石在上海会见了鲍尔。鲍尔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位来自军事发达国家的军事专家的许多观点，都让蒋介石觉得耳目一新。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一周后，蒋介石决定聘任他为军事总顾问。
1928年11月中旬，鲍尔率领一个包括10位军事训练专家、6位军械后勤专家、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铁路管理、医疗、化工专家共25人的顾问团来到了南京，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从1928年11月到 1929年5月病逝，鲍尔在华了作仅6个月。这期间，蒋介石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赋予他很大的权力，对他信任有加。鲍尔也深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为其出谋划策，多方奔走，可谓殚精竭虑，忠实地履行着一个“客卿”的职责。
鲍尔来华后，把主要精力理所当然地放在了全力帮助蒋介石整军、建军，极力加强以蒋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威上。鉴于政府军兵种单一、装备落后，急需加强战斗力的状况，鲍尔建议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一支现代化陆军及空军教导部队，配之以现代化装备，辅之以最新德国式陆军训练，然后逐步推广，最终建立起一支新式国防军。按照鲍尔的建议，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教导队，下辖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工兵队和一个通信队。教导队全部配发德式装备，并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后来，该队被扩建为教导师，几年后又被扩编为三个师，最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五军，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精锐。
鲍尔还积极参与了蒋介石为剥夺各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而实施的军队编遣计划。 1928年底，蒋、冯、阎、李四方部队北伐张作霖的作战已基本结束，蒋介石决定着手裁撤各派部队。鲍尔建议成立一个以蒋介石为主席的裁军整军委员会，并就裁军整军委员会的任务、原则和组织，委员的权利和义务，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等作出了阐述。鲍尔的建议与蒋介石的意图十分吻合，得到了首肯。按照鲍尔的建议，当时全国分属各派系的260多万军队缩编到80万，统归南京中央政府指挥。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被一一剥夺了。
编遣会议激化了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以鲍尔建议书为蓝本起草的编遣方案成为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导火线。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4月，鲍尔应邀随蒋赴武汉协助指挥作战。由于他经验丰富，谋事周密，调度有方，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中应付自如，异常轻松。
可是，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4月底，鲍尔在前线染上天花，虽被送往上海急救，但终因医治无效于5月6日病逝。临死前，鲍尔仍不忘使命，留下口述遗嘱，再次向蒋介石强调了空军的重要性，希望顾问团务必助蒋建立一支现代化空军，并推荐赫尔曼·克里拜尔中校继任总顾问一职。
鲍尔虽然在华时间不长，但建树颇多，加上他为人诚恳，处事稳重，给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他在很多观点上与蒋介石一致，提出的建议总能和蒋的意图相符且多被采纳，被蒋介石引为知己，因而在蒋系决策圈中有极高的地位。有人甚至评论说，“鲍尔在华之地位已高至遭到最高当局周围亲信之嫉妒”。因此，对鲍尔病逝，蒋介石十分难过，表示“从此会感到很孤独”。在为鲍尔举行的空前隆重的葬礼上，蒋介石悲痛得像个“被遗弃的孤儿”。以后，蒋介石在与德国顾问之间谈话常以鲍尔为榜样，“勉励”他们仿效其精神。后来，蒋介石还把这位前军事总顾问正在中国驻柏林使馆担任联络官的儿子召到中国，安排在自己身边做随身顾问，并视其如手足。对鲍尔，蒋介石可谓情深意重。
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也为尊重鲍尔的意见，蒋介石任命克里拜尔担任代理总顾问一职。1930年5月，克里拜尔应希特勒之召回国，乔治·佛采尔接任了总顾问一职。
乔治·佛采尔：“德国的史迪威”
乔治·佛采尔从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一直在华为蒋介石服务，是四位总顾问中任期最长的一位。在华四年间，佛采尔参与指挥了中原大战、“围剿” 红军作战和淞沪、长城抗战，在作战方面对蒋介石的帮助最大。同时在整军建军方面也很有建树。但是，佛采尔远不如鲍尔那样人情练达，常好居高临下，摆摆总顾问的架子，耍耍日耳曼军人的火爆脾气，有时甚至越权行事，冲撞蒋介石，渐为蒋所不容，
最后被蓄意“换马”，离开中国时颇有点灰溜溜的味道，后来被人们戏称为“德国的史迪威”。
和鲍尔一样，佛采尔也是一个资深的职业军人，论资历、威望，甚至比鲍尔更胜一筹。他是德国陆军大学毕业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历任德军各级参谋军官，后升任陆军作战处长。在第三军团任职时与军团参谋长汉斯·冯·塞克特相交甚厚，成为挚友。佛采尔军事经验丰富，作战指挥能力很强，曾多次率部突破协约国防线，屡受表彰。大战结束后，塞克特任德国陆军总司令，佛采尔被提升为总司令部部队室主任(相当于总参谋长)，两人配合默契，在军中成为一股很强的势力。 1926年秋，佛采尔和塞克特一道被新上任的兴登堡总统找借口削去兵权，免去职务，在德国政坛日趋沉寂。1930年5月，佛采尔由鲁登道夫推荐来到中国，并于5月24日走马上任，成为蒋介石的第二任德国军事总顾问。
佛采尔到达中国时，蒋、冯、阎、李中原大战正在激烈进行。由于此战事关切身利益，交战各方均把家底亮了出来，投入的总兵力达百万之巨。佛采尔风尘未洗，就立即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
当时，从力量对比看，蒋介石的中央军力量较弱，约60万人，而反蒋联合阵线兵力达70万，并对蒋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其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倾兵36万，分六路从陕西进军河南，沿陇海路东进；阎锡山的晋军20余万，在山东、山西与河北作战；“倒戈将军”石友三部倾10万之众，主要在山东作战；南方的桂系共 3 万人马，主要进攻湖南、湖北。此外，晋军又新编了10个团的保安队，13个团的炮兵及特种兵投入作战。
佛采尔不愧是一战名将，多面作战的经验很丰富，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关键。他告诉蒋介石，反政府军力虽强，但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设置联合参谋本部，没有协同作战能力，只要集中兵力，完全可以各个击破。先从哪下手呢?佛采尔又提出了先打弱者，后破强敌的思路。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按照这一思路，蒋介石先以优势兵力分三路在洞庭湖一带夹击力量最小的桂系并将其击溃，安定了左翼。然后，挥师人鲁，配合韩复榘部进攻战斗力向来很弱的晋军，将晋军驱赶到黄河以北，稳定了右翼。8月底，蒋介石开始集中兵力对付实力最强的西北军。蒋介石先是用上了自己最拿手的“银、肉两弹”战术(指用金钱拉拢、用美女腐蚀敌方将士)打头阵，削弱敌方斗志。然后，按照佛采尔的建议，实行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这种作战方式在民国史上是第一次，充分显示了德式武器和训练的威力。中原大战最终以蒋系中央军大获全胜告终，虽赖后来张学良“改旗易帜”入关拥蒋之功，但也得益于事先在战场上的较量。中原大战设计方案的“版权”应属佛采尔。因此，蒋介石“功不可没”的四字评价，佛采尔当之无愧。
佛采尔还先后参与了1932年初淞沪抗战和1933年初长城抗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在淞沪抗战中，他亲自参与指挥了德式样板师第87、88师，在战斗中多次重创日军。在长城抗战中，佛采尔随军北上，在古北口、喜峰口和密云南天门等地，都留下了足迹。他还就对日军事行动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他的观点和行为，同当时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思想和“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对日方针相矛盾，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了
佛采尔在华期间，除了在军事指挥上全力协助蒋介石之外，在加强军事教育、整军建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极力主张改善军事教育，提出健全官长教育，增加兵种教育。他认为，长城抗战的失败，过不在士兵，而在于“官长之素质”不高。因此，他主张在中央军校附设将官训练班。为了训练一大批初中级军官，他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学校。
尽管佛采尔为蒋介石的征战和整军建军颇为卖力，也取得了不少业绩，但他并未得到蒋介石的完全信任，而且与蒋的关系有日益恶化之势。蒋介石不仅需要军事顾问在军事上有所作为，在政治、经济、外交上也要有所配合。但作为职业军官的佛采尔对指挥作战极感兴趣，而对其他方面不甚在意，屡屡触及蒋介石的“底线”。他甚至还介入蒋介石最为敏感的人事问题，反对蒋越级升任亲信。蒋介石一向视军队为自己的权力基础，从不允许别人插手其嫡系部队事务，对此自然深怀戒心。所以，蒋介石已生“换马”之意，准备请一位地位与声望更高的人来替代佛采尔。
让佛采尔无地自容的是，蒋介石找来的竟是他的老朋友、老上级，声名显赫的德国名将汉斯·冯·塞克特。这样，佛采尔在中国呆不下去了，只得于1934年4月负气离职回国。
汉斯·冯·塞克特：“军事上的孔夫子”
汉斯·冯·塞克特是蒋介石聘任的德国顾问中资历最老、威望最隆、见识最广的一位。从1934年5月到1935年3月，塞克特在华工作不到一年，各方面的建树并不算高，但却颇为蒋介石所欣赏。和历任总顾问相比，他还多了一项头衔——“委员长委托人”。通俗地说，就是蒋介石的代理人。可以说，汉斯·冯·塞克特在华期间，蒋介石给予他的地位之高、职权之大、信任之深、荣誉之殊，在民国时期的外国顾问中无人可望其项背。
当然，塞克特并非浪得虚名。翻开德国军事史，塞克特至少有两大殊荣为人津津乐道。
第一，他是德国军事史上最为杰出的参谋长。盘点他的军事生涯，塞克特成年后即人德军服役，19岁升任步兵团军官，随后考入陆军军官学校，一毕业就调入德军参谋本部工作，此后便沿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参谋长的轨迹青云直上，先后出任德军第三军团参谋长、第十一军团参谋长、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均有建树。曾有多本军事论著名震一时，“攻击为防卫的最佳手段”的著名理论就是他提出来的。
第二，他还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出任战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后，塞克特按照“精英化”的整军原则，为德军训练了十万精兵。二战时希特勒麾下的不少高级将领如隆美尔、波克、能特斯特等，都是他整训出来的“精英”人物。由于重建了濒临灭亡的德国陆军，他成为了德军中和毛奇(铸造了德国现代战争的模型，确立了指挥原则)、史里芬(设计了 “史里芬计划”，是德国发动一次大战的蓝本)齐名的传奇人物。
1926年秋，塞克特被兴登堡总统免去陆军总司令职务，削去了兵权。离开军界以后，塞克特进入了政界，参加了极右的国家人民党，与纳粹党合作，致力于反对共和活动，并为1933年希特勒上台主政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与希特勒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33年5月8日，塞克特以私人名义应邀来到中国。蒋介石对塞克特此行十分重视，派交通部长朱家骅前往上海迎接并全程陪同，还专门从同济大学医学院调来一名教授作为他的保健医生。5月22日，
蒋又特派一艘炮艇把他接上了庐山见面。在为期三天的会谈后，蒋向塞氏当面发出邀请，请他担任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总顾问，并全权负责顾问团事务。塞克特考虑到尚未和自己的老下级佛采尔通气，婉言谢绝了邀请。
随后，塞克特对华北进行了数周的考察。在7月底回国前，向蒋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在军队训练、军官培养、武器装备的购置、军事机关的整顿、特种兵建设等方面对前面几任顾问的做法进行综合、补充和发挥，对改进中国官员与德国顾问合作关系也提出了一些办法。这些观点大都符合蒋介石的意图，有的简直说到了他的心坎上。因此，蒋介石看了建议书后对塞克特赞不绝口。
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格外推崇，塞克特也有点飘飘然，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在中国，“我被当作军事上的孔夫子——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
经过多方努力和疏通，11月24日，塞克特通过佛采尔在德国的联系人布林克曼中校向佛采尔转述了即将应聘为高级顾问的详情，并询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一起工作。此时，佛采尔才明白被蒋介石玩弄了，对塞克特也颇有怨气。他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如果塞克特再登上中国，余将立即离华返德。”果然，当1934 年 4月塞克特抵达中国时，佛采尔即赴南昌向蒋介石辞行。塞、佛在华没有见面，两人的友谊从此宣告结束。
塞克特一到中国，蒋介石就给予了他充分的职权，不仅授予他总顾问的职位，还准许他以“委员长的委托人”的名义，在“委员长官邸”内代表委员长“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蒋介石指示，凡塞克特在委员长官邸召开会议，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和部长或次长以及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兵工、军需各署长均应到会。顾问团还在南京设立了“总顾问办公厅”，由法肯豪森任“总顾问参谋长”，以“委员长代理人，冯·塞克特”的名义发号施令。
塞克特在华主要为蒋介石做了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他亲自与蒋协调，理顺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扩大了顾问团的规模，为下一步工作打好了坚实基础。二是推动了德中之间的军火交易。在他的提议下，国民党方面根据军队每月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个“精确的后勤供应计划表”，据此向德国公司定购必需的军火器械和有关设备。三是通过德国商人克兰加强了中德两国贸易，促成了中德双方《中国原料及产品对德国工业产品交易合约之实施》的签署。通过这一合约，一方面满足了中方对德国军火与工业设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德军整军备战对战略原料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
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塞克特于1934年底向蒋提交了辞呈。1935年3月6日，蒋介石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塞克特回国。临行时，塞克特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次年秋，塞克特病逝，蒋介石在南京为塞克特举行了追悼大会，并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拟订中国抗战蓝图
德国陆军上将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是蒋介石的最后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他在帮助蒋介石整训军队、推动中德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值一提的是，他对中国抗日战略部署提出了大量的建议，为蒋介石拟订了抗日战略蓝图，并参与指挥了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对国民党抗战初期作战乃至整个抗日战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肯豪森于1878年出生于德国一个皇家贵族家庭，19岁军校毕业后就到德军第91军团任陆军少尉。柏林大学东方学院毕业后，法肯豪森又被派往德国参谋本部任情报官。因精通日语，熟悉东方文化，1912年法肯豪森被派遣到日本东京担任德驻日使馆武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肯豪森奉调回国参战，被派往土耳其。大战结束后，法肯豪森先后担任了军事教育与训练监督、步兵团长等军职。1930年，52岁的法肯豪森从军中退休。之后，纳粹党曾邀请其入党，并允诺给他一高级职务，但遭到他的拒绝。
细观法肯豪森的个人履历，其背景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是他对东方文化很熟悉，出任过德国驻日本武官，对日本军队及其军事战略作过深入研究；二是他在政治上具有反纳粹倾向。这种背景使他很容易得到中方的信任。事实上，他对中国抗战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算得上是个正直的军人，受到了中方人士的广泛欢迎。
由于法肯豪森有着良好的军事背景，又深受塞克特的欣赏和信赖，早在1933年蒋介石向塞氏发出邀请时，塞克特就向蒋推荐了他。塞克特出任总顾问后，因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就让法肯豪森担任了顾问团参谋长，把顾问团的具体工作都委托给了他。法肯豪森也为落实塞克特“建议书”来回奔走，任劳任怨。 1935年，塞克特因病返德，法肯豪森理所当然地继任了总顾问一职。
和历任总顾问一样，法肯豪森一上任就把帮助蒋介石整军作为顾问团首要责任。他建议蒋介石必须趁此机会进行全面整军，削弱杂牌部队，统一军令、政令，训练出一支强健可靠又有战斗能力的陆军。为此，他还专门派军事顾问总结战后德军整军的经验教训，并就国民党整军时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撰写成文，供蒋介石参考。
蒋介石很重视法肯豪森的建议，于1935年春在武汉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由陈诚任处长，总理整军事宜。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期间，整理处共调整了15个师，整理了24个师，此外还调整了东北军15个师、广东部队10个师、川康部队26个师及9个独立旅。通过这次整军，国军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中央系的30个师，基本实现了装备德式化，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
法肯豪森在推动中德贸易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但是他在华期间最值称道的地方，当属他在中国抗战初期中的所作所为。
法肯豪森曾出任过驻日武官，对日本作过深入研究，他深知日本全面侵华势在必行。因此，法肯豪森上任不久，多次考察中国的江防、海防。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8月20日，他向蒋介石呈送了《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全面陈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他强调：日本是对中国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指出：“华北事变，显示日方军事政策之如何进行。此种政策，适合田中奏折范围，日本新闻纸不断明目张胆声言‘占领黄河北岸，包含山东全省’为今后目标。则山西全省及迤北国境，必胥陷敌手。”
基于这种威胁的严重性，法肯豪森建议蒋介石丢掉幻想，对日实行坚决抵抗。他说，华北事件是“华方一味退让”，日方“空词恫吓”的结果。因此，政府和领袖都必须要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列强没有联合或单独干涉的可能。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丢掉幻想，“竭尽全力，为保全国土而奋斗”。
《建议》在分析了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后，法肯豪森还提出了中国方面的作战方案。这份建议书涉及全面，分析精到，判断准确，不仅为国民党政府应付华北危机提出了对策，也为尔后的长期抗战拟订了总蓝图，充分体现了法肯豪森非凡的军事素养和超人的战略眼光，而他提到的“持久抗战”、以四川作为抗日的 “最后防地”的两大设想，切中了中国抗战的根本。
除了理论上的建树经受了历史考验外；法肯豪森还积极参与指挥了中国的初期抗战。在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战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和同事们的身影。他和历任总顾问一手训练起来的德式样板师作为淞沪会战的主攻部队，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发挥了巨大作用，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将上海保卫战直呼为“德国战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希特勒政府在对华关系上面临抉择。1936年11月，一纸《反共产国际协定》使日本成为德国的盟友，按照这个协定，德国理应支持日本的远东政策。之后，中德关系急转直下。1938年5月21日，德国外交部正式告知中方，要求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6月21日，德国外交部电令法肯豪森，要求全体顾问“尽速离华，凡不遵从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
在这种局势下，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德方的要求，允许法肯豪森等军事顾问离华返德。7月8日，法肯豪森在广州挥泪登船，告别了工作四年零三个月的中国。行前，法肯豪森等向中方官员保证，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有意思的是，法肯豪森似乎很怀念在中国工作的这段时光。回国之初，他拒绝接受任何工作，免费当起了中国的抗战宣传员。二战结束后，他不断给蒋介石去信，无偿给蒋提供军事情报和政策咨询。他还一度出任过德中文化协会会长。1966年，法肯豪森在德国塞纳河畔的厄姆斯村逝世。
1938年，英国驻东京大使说：“事实上，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德国人在保持与日本人的表面上的亲密友谊时，却在大量地向中国提供武器。”这番表述虽有夸大之嫌，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德国顾问的确积极参与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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