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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版 - 怒海余生:三个少年海上漂流51天的求生故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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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天忍饥挨饿的漂流中3个孩子面临的最大问题彼此,或者他们三个一起死,或者其中一个人死,让另外两个活着。其中有人问:如果我杀了他,你会跟我一起吃掉他吗?
三个孩子被发现时的样子:赤身裸体、瘦弱不堪。
萨穆、那索和费罗(从左至右)和他们的小船在“圣库尼诺号”上。
在萨摩亚群岛休养一段时间后,三个孩子坐船准备回家。
阿塔夫岛是南太平洋中一个美丽宁静的环礁,但在当地一些孩子眼中,小岛上的生活太孤独了,无法忍受。
去年10月,在酒精的刺激下,南太平洋一个孤岛上的三名男孩偷了一艘小船,准备出海探险,但不幸汽油与食物耗尽,他们流落在荒凉的海上,漂流51天方才获救。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最大威胁不是风暴、饥渴,而是对方。
那是去年11月24日,黄昏时分。长约85米的捕鱼船“圣库尼诺号”正在茫茫南太平洋上行驶―――这片海域有十几个撒哈拉沙漠那么大,中间点缀着零星的小岛。一名船员首先注意到了它:一个闪光的金属物体,正在水中漂荡。他通知了舵手,“圣库尼诺号”调整了航向,以免撞上它。随着双方靠近,他们发现,那是一艘铝制小船。
小船长约4米多,从设计来看,比较适合在湖上泛舟,或在沿海浅水处嬉戏。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如果离得再远些,谁也不会注意到它。因为它看上去空荡荡的,无非是海上又一个神秘的漂浮物。但是,当双方越靠越近,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一条胳膊摇摇晃晃、慢慢地从小船中伸出来―――瘦瘦的、晒得乌黑的、人类的胳膊,正挥动着求助。
他们发现,小船上有三个人。三个男孩。他们赤身裸体,衰弱不堪。皮肤遍布水泡,舌头肿胀。他们没有食物,没有饮用水,没有衣服,没有渔具,没有救生衣,也没有急救箱,处于濒死状态。这不奇怪,因为他们已经失踪了51天。
一个故事引发的冒险
一切起源于一瓶酒和一点好奇心。三个男孩来自托克劳群岛中的阿塔夫岛,这个环礁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人口524人。岛上只有一条公路。
离阿塔夫岛最近的环礁在南边92公里外,肉眼看不见。最近的大片陆地是萨摩亚群岛,坐船要28个小时。这里没有跑道,没有狗,没有监狱,没有律师,没有人行道,甚至没有土壤―――该岛主要由破碎的珊瑚堆积而成,最高处海拔约4.6米。当地人主要靠椰子和鱼类为食,不过渡船每两周来一次,带来垃圾食品,也带来了肥胖症和糖尿病。坐在阿塔夫岛的海岸上,放眼四周,除了水,什么都看不见。
三个男孩的带头人是费罗?费罗。他又高又壮,很有运动天赋,梦想参加新西兰全黑队。虽然父母都来自托克劳群岛,但费罗之前大部分时光在悉尼度过―――妈妈与爸爸离婚后带他去了那里。不过,2007年,妈妈越来越为他糟糕的成绩和捣蛋鬼的名声发愁,又把他送回阿塔夫岛,让爸爸管教。费罗很快成为阿塔夫岛上的运动明星,但一些人仍把他当成“外国人”。
萨穆和费罗是好友。两人同是15岁,同班读书。跟费罗一样,萨穆个子高高,肌肉发达,擅长打橄榄球。不过,在其他方面,两人大相径庭。萨穆从未离开托克劳群岛(家人都去了澳大利亚,留下奶奶照顾他),没坐过飞机,没下过馆子,也没进过电影院。同学说,他一直是好学生,直到费罗来到。
那天,2010年10月3日,“外国人”费罗、当地人萨穆和其他一些男孩坐在一起,喝着伏特加、抽着烟,讲着笑话。
有人说起了几年前一件事。大约五六年前,三名少年打破托克劳群岛“没有tautai(打鱼高手)陪同不得进入远海”的祖训,偷偷拖了一艘船出海。阿塔夫有一个漂亮的礁湖,可以划船、游泳,是孩子们的戏水池。但海洋不可预知,有时还很危险。因此,拥有tautai的头衔才能出海。事实上,即使tautai也不敢擅自到远海冒险。
但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规矩就是用来破坏的。而且阿塔夫岛的孤独有时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没有网络。费罗跟我说,它像“一所监狱”。逃离的欲望难以遏制。
五六年前那些孩子就是想去别的地方,但他们没有成功。五天后他们被渡船救起。燃料用完了,食物还够。虽然受到大人的严厉惩罚,但在孩子中间成了英雄。随着伏特加在人群中传递,这个老故事激发出了新创意。酒喝光时,创意已变成计划。
艾德维耶?那索也在。他专心听着故事,但没喝酒。他14岁,比萨穆和费罗低一个年级,酒量不大,个子也小得多,长大想当外科医生。他既不像费罗是外国人,也没有萨穆那么本地化,而是处于两者之间。他在新西兰出生,童年在阿塔夫岛度过,后来到萨摩亚群岛上学,又于2008年搬回阿塔夫。
故事在那索心中激起了涟漪。他一直是个好学生、乖乖仔,但也和别人一样,不愿被困在这个3平方公里的世界。“这完全是地狱,”他曾在Facebook上写道。他也希望自己更受欢迎,能被同伴们视为英雄。当计划成型,萨穆宣布他愿意去偷舅舅的新船,屋里大部分人开始退缩,那索站了出来,说他要加入。
时间已过子夜,其他孩子都回家了。费罗、萨穆和那索各自行动。三人很快收集了大约20加仑汽油,装入5个塑料桶,藏在萨穆舅舅刚买回来的小船里。这艘船配有 15马力的雅马哈发动机,装了两排没油漆的木凳,船头有个小小的储藏间。船里只有一把小弯刀和一个木锤,是用来打鱼的。船的干舷(指水面到船舷最顶端的距离)只有4分米左右,仅能经受最小的波浪。它最大的优点从外面看不出来:船里内置着三个巨大的充气铝筒,就像浮筒,令船体特别稳定。
加好油后,三人再次分头。费罗溜回家拿了一块防水油布,一个很大的塑料袋,里面装着20个椰子、一只白色陶茶杯、两包香烟,还有一壶没开封的伏特加。他还从冰箱里拿了两瓶奶、一大瓶水。与此同时,萨穆爬到树上,又摘了9个椰子。他们让那索去找渔具,但他怕吵醒人,没能完成任务。
上了船。为坚定决心,他们倒了一杯伏特加,加了一点水,传着喝了。萨穆开动了引擎。要想回家睡觉,这是最后机会。那索后来承认,他当时坐在船里想:这个点子危险而又愚蠢,“我几乎要跳下去回家了。”但此时费罗大吼一声,萨穆和那索一起应和―――这是反叛的吼声,原始的激情,他们在珊瑚礁间穿行,喊着萨穆舅舅的名字:“哈哈!我们走了!我们偷了你的船!”他们计划去下一个珊瑚岛,估计要三到四天。他们没另带衣服,只有身上穿的短裤、T恤、凉鞋。
接着喝酒。费罗第一个醉过去,躺倒在船底。萨穆和那索接着喝。在醺然的状态中,那索脱了衬衣,把它扔到了海里。萨穆掌着舵。“我们想跟着星星走,”那索说,“但不知该跟着哪一颗。”然后萨穆也乏了。于是那索又开了一会船。最后他关了发动机。很快三个男孩都躺倒在船底,昏昏睡去。
那么快回去
夜幕降临了。很冷。又冷又湿。波浪和水沫不断溅到船里,积水很快淹到了耳部。在海鸥的叫声中,那索第一个醒来,发现周围已经看不见任何陆地。明晃晃的太阳挂在天空,显然他们无法跟着星星走了。费罗是第二个醒来的。他立即趴在船边吐了起来。然后萨穆也醒了,也吐了一阵。
萨穆又开动了引擎。“我们只管走就是了,”费罗说。去哪儿?“去哪儿都行。”他们并不担心。“我们以为会没事,”那索说。“那几个男孩不到五天就被救了。”
他们砸开椰子,喝干了椰子汁,椰壳随手扔了,甚至懒得把椰肉挖出来。然后喝掉了两瓶奶,又打开香烟,发现只有六根是干的。他们全抽了。
他们一会开,一会停。这是一个暖暖的阴天。他们有了新主意:跟着海鸥走。他们想,鸟儿总要回陆地的。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海鸥飞得很随意,有时就是绕圈。
随着暮色降临,他们有点饿了。同时想着阿塔夫岛上的人们在怎么议论他们。“我们情绪还挺好的,”费罗说,“没那么饿。”入夜之后,他们又在船底的水洼中睡了过去。
第二天,他们看见一架飞机,飞得很低。他们认定它是来找他们的。那索挥起手来,另外两人立刻嘲笑他胆小,这么快就想被救回去。“你是个丫头,”他们说。于是他停止了挥手。费罗和萨穆认为,两天不足以体现英雄气概。他们看着飞机飞远,相信它还会回来。
此时阿塔夫一片混乱。托克劳群岛的领导人叫“乌鲁”,这个职位每年一换,由各岛头领轮流担任。男孩们出逃时刚好轮到阿塔夫岛。担任乌鲁的库瑞萨?那瑟立即命令村里所有男人去礁湖和周围岛上查看,并与其他岛的头领联络。
阿塔夫诊所一名护士说,对这种事,阿塔夫人第一反应是“天哪,再也不要发生了”。人员失踪在托克劳群岛不时发生。大风会把船只吹得偏离航线,这种现象甚至有个专有名词:lelea.传说这些岛上之所以有人烟,正是因为1000多年前一艘玻利尼西亚人的船被吹得迷了路,来到这里。不过,托克劳人还有一个专有名词:tagavaka,指的是有人故意驾船离开―――为了爱,为了探险,或是为了自杀。托克劳人想自杀时,常常是开船直奔大海,直到汽油耗尽。
阿塔夫岛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早上向新西兰皇家空军求援。后者立即派出一架P-3猎户巡逻机,其雷达可以探测到潜艇潜望镜那样细小的物体。随机救援的奥尔尼中校说,飞机搜索面积超过2.2万平方公里,共搜索3次,整整用了8个小时。搜索时能见度良好,但海上有太阳反光。“很多‘噪音’,”他说,“我不知道怎么错过他们的。”不过他补充说,三个孩子坐的船很小,又没有GPS信标,即使动用最高级设备,找到的几率也只有五分之一。
东西吃完了
飞机离开几个小时后,萨穆身上开始出皮疹。情况颇严重:腿上、胳膊上都出现了奇痒的红肿,可能是因为在海水中睡了两晚。他不停抓挠,船上落了很多皮屑。
到了这时―――已经快到第三个晚上,不知道身在何处,食物又相当有限―――你可能以为他们会开始恐慌。但三个孩子都说没有。他们坚信很快会有人来救自己。第二天,他们喝完了带来的淡水,继续砸椰子喝椰汁,只是这次仔细把椰肉挖了出来。当夜,他们用光了所有汽油,入睡时身边只剩下11个椰子。
和前几晚一样,他们睡得很不踏实。风越来越大,第一晚就失去了衬衫的那索尤其觉得冷。第五天到了,身边仍然只有茫茫大海。没有救援船,没有飞机。那索终于忍不住问:“难道现在我们还不该被救回去吗?”另外两人的反应?“他们冲我大笑,”那索说。
他们的嘴巴很快变得干干的―――虽然预报有风暴,但到现在一滴雨没下―――唯一能吃的就是椰子。他们每人吃了两个椰子,就总给养量来说已经很奢侈,但仍不足以缓解饥渴感。这次入睡时身边只剩了5个椰子。
太阳又一次升起来了―――上次那几个孩子冒险时,此时已经获救―――三个人都承认,他们想回去。“我们开始担心,”费罗说。他们同意当天只吃一个椰子,但三分之一个椰子实在太少了。“我们的嘴唇仍然很干,”那索说,“胃里空空的。”费罗说。不过他们强忍着不再多吃。“我一直想着鸡肉,”那索说,“鸡肉、蛋黄酱、米饭,妈妈做的那些饭。”城里孩子费罗在想像中撕开麦当劳巨无霸的包装,从没见过麦当劳的萨穆则说起了炖金枪鱼。
到了第二天早上―――第六天―――三人都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但又能怎么办呢?他们坐在长凳上,面面相觑。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看、可读,想用聊天来转移注意力,但无话可说。“一切都安静下来,”那索说,“我脑袋里想的全是水和果汁。”
很快椰子就只剩下一个了。萨穆负责砸开它。他用了木锤,小心不漏出任何一滴。萨穆先吸了一口,然后传给费罗,后者又传给那索,那索又传回萨穆,萨穆喝完了。他们挖掉了每块椰肉。就这样了。他们把椰壳扔到海里。
身边什么也没有了。
只有太阳,火辣辣地烤着他们。干渴像一只手,扼着他们的喉咙。“那时我们开始考虑喝海水,”那索说。费罗警告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他在发现频道学过这样的知识:海水的盐度是人体血液的三倍。为了稀释这些盐分,每个细胞都会脱水。
第二天早上,萨穆宣布:“我要喝海水。”然后舀了一杯,开始啜饮。“看着他喝,很难抵制那种诱惑,”那索说。“我也是,”费罗说。
于是他们都喝了海水。
味道如何?“很讨厌,”那索说。但他们还是接着喝。雨一直没下。
他们陷入了沉默。几个小时才说一句话。“我们不愿意看对方,不愿意看海,也不愿意看着船,我们受够了,”那索说。
当终于忍不住说话时,他们都说什么?
“饿,”那索说。
终于,在旅程开始一周后,下雨了。很大的雨,下了十分钟。油布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它掏出展开,准备接雨水。
这时,更大的惊喜出现在面前。
储藏室里,油布旁边,还藏着三个椰子。虽然很老,而且已经被砸开,椰汁都漏光了,还沾了汽油,但里面仍有椰肉。他们立即把椰肉吃个精光,喝掉了收集到的每一滴雨水。
一个月只吃了四条小鱼
过去几百年来,发生过好些怒海余生的故事。最近一次是2006年8月,3名墨西哥渔民在太平洋上漂流了285天,被人救起,创下了海上漂流时间最长的纪录。但在研读了几十个这样的故事后,我意识到,那些幸存者中,没有人比这几个托克劳男孩的经历更悲惨。可能唯一可与他们“媲美”的是“埃塞克斯号”上的人。 1820年,“埃塞克斯”号被一头鲸鱼撞坏,20名船员坐小船逃生,在海上漂流了三个月。他们彼此相食,只有8个人活下来。
几乎每个故事都表明,怒海求生的关键是捕鱼能力。创下纪录的墨西哥人有一整套捕鱼设备,还有成堆的衣服和足以装下50加仑雨水的容器。他们抓了几百条鱼,获救时体重几乎没有减轻。墨西哥人之前的纪录保持者是Poon Lim,这位华人1942年乘坐的英国商船遇到鱼雷。他坐小船逃难,用灯丝和铁钉做了两个鱼钩,靠捕鱼坚持了133天获救。1973年漂流了118天的莫里斯和玛拉琳?贝利有很多罐装食品,船上还有炉子、书和纸牌。1982年漂流76天获救的斯蒂芬?卡拉汉有两个太阳能蒸发器,可把海水转化成淡水,还有一支鱼枪。7年后,比尔?巴特勒和西蒙奈?巴特勒漂流了66天,他们有渔具、多米诺骨牌、罐装食品、毯子、收音机和七瓶依云水。他们甚至扔掉了50磅鱼肉,嫌味道不够好。
萨穆、费罗和那索倒是看见了很多鱼。他们的小船就像礁石,移动时形成阴影,吸引了不少小鱼,而小鱼又吸引了很多大鱼。此外还有盘旋的海鸟,白天在附近捕鱼,晚上就栖息在水面上。食物摆在眼前,只是无法到手。
费罗和那索想过拆开发动机,把里面的线扯出来,做成鱼钩。对萨穆来说,钓鱼并不难,他本来马上就要成为tautai了,那可是托克劳渔民能得到的最高称号。他掌心有“托克劳文身”,是徒手拉钓丝时留下的伤痕。
所以,即便是现在,形势变得危急之际,关于谁该掌控这条船,仍然没有疑问:是萨穆。这是他舅舅的船,他舅舅的发动机,他不准任何人碰它。他的意见很明确:除非死了,他是不会让他们拆掉发动机的。
我觉得这种立场令人难以置信,但和当地人探讨时,他们都说完全理解萨穆。这是托克劳人根深蒂固的信念:你可以偷别人的船,但绝对不要乱搞船上的发动机,重换一个费用要超过2500美元。
那索想徒手抓鱼,他把手伸入水中,感觉到鱼儿游过,却总是抓不住它们。他们还看见几条鲨鱼。萨穆打算叼着弯刀,从船上跳到鲨鱼身上,割断它的喉咙,另两人都求他别这么干。最后鲨鱼游远了,萨穆还在船上。
他们后来的确抓到了几条鱼,但纯属偶然。这艘船的一大缺点就是船沿太浅,海水老是会溅进来,但是有时―――总共有4次―――海浪扑进来时带了一条鱼。其中三条很小,那索说只有小手指那么大,每人咬了一小口,另外一次比较幸运。海浪带进来一条大点的鱼,长约1.5分米。他们每人四口,把它吃掉了。那索说他吞下了整个鱼脑袋。在吃掉最后一个椰子之后,这就是他们在剩下一个多月里吃过的所有东西。
差不多每隔两天就下一次雨,他们把油布弄成碗状接水。雨水里漂着脏东西,还有油布上掉下的塑料。开始他们用杯子喝水,但有一天萨穆不小心把杯子撞在船舷上,碎了。此后他们就像狗一样舔水喝。他们每次都想储一些水,但从未做到。干渴的感觉压倒了一切。不过,至少在一次暴风雨后,他们体会到了喝饱的感觉。
他们身上很快布满皮疹。三个男孩都有着黝黑的皮肤,但阳光依然造成了灼伤,只有脱光才觉得舒服些。在绝望中他们把衣服扔到了海里,只留下费罗那件T恤,当作抹布。
最终,为免躺在水洼里,他们开始坐着睡觉。三人挤在油布里,任海浪拍打,晚上也懒得舀水。“我们不在乎,”那索说,“只想睡觉,睡过一天。”白天也经常打盹,以消磨时间。
时间过去大约两周时,他们开始吵架。这时三人很饿。“感觉就像胃被撕开了,”那索说。当然情绪也不会好。“很容易生气,”那索说。晚上尤其糟糕,每个人都想多争取一点睡觉的空间,经常恶言相向:“滚开,”“挪挪你的肘子,”等等。
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转移注意力。他们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天,只看到圆盘似的太阳升起又落下,水随着日光的明暗不断变幻着颜色。天气不好时他们随着波浪起伏,一会被抛起,一会又落下,落差达到9米多。地平线上除了海水,啥也没有。“晚上我盼着天亮,”那索说,“白天我又盼着天黑。”有时,在黑暗中,带磷光的浮游生物在水下游动。萨穆为这种景象所诱,伸手去打捞,戴的金戒指却滑入海中―――他瘦了很多。
他们暗暗思忖自己到底要在海上漂流多久。他们认为总会碰上一个小岛,但也知道可能会不断漂流下去。有时船只会被卷入巨大的漩涡,一连几年都在打转。1890年,“马尔伯勒号”驶离新西兰,直到23年后才出现在智利海岸―――连同船员们的尸骨。
有时三个孩子会祈祷,通常是晚上。“上帝,”他们会哀求,“请带我们回家。请宽恕我们。我们会乖乖的。”他们向上帝许诺:“我们永远不喝酒了,永远不抽烟了。”“我们会好好学习。”“我们会好好照顾家人。”
有时他们会哭泣,三人都哭过。“眼泪就那样下来了,”那索说。一个人背转身去,以手捂面,另两个就知道了。他们会坐到同伴身边,抱住他。“会没事的,会没事的。”“我们会回去的。”“我们会见到你家里人的。”
一场风暴袭来,雨下了整整两天半。这是他们遇到的唯一的大风暴。他们拼命舀水,积水快涨到凳子的高度了。他们在颤抖。即便是热带的大雨,也带来阵阵凉意。他们将自己裹在油布里,盘腿坐着,从外面看上去像一个小小的干草堆。油布里比较暖和,因此虽然船里积水,有沉没的危险,他们还是坐了一整天,光溜溜地挤在一起,任凭雨像鞭子一样抽打。
又过了几夜,他们看见了一艘船。一艘大船,橙色的灯光勾勒出甲板的形状。自从离开托克劳,他们没见过一艘船。但这艘船离他们有多远很难确定,他们想,不如努力追上它吧。于是他们把油布扯起来当帆,希望能乘风前进。但毫无进展。于是他们又开始讨论是不是该跳下水游过去:是让萨穆一个人去呢?还是三个人都去?在他们讨论时,船驶远了。
看着它离开,三人都感到恐惧。他们想,这也许是最后的生存机会。他们想着那艘船上可能有的食物和温暖。他们互相指责,怪对方没有跳下水,没有为拯救大家作起码的努力。现在他们只能坐在小船上,呆呆等待。
那索崩溃了,他考虑自杀
那艘船离开不久,那索就不行了。他不再说话,甚至懒得坐起来,只是躺在船底,一动不动,眼睛半闭,就这样过了几周。
饥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身体消化完胃里和小肠里所有的食物―――早在几周前就是这样了―――储存在脂肪里的能量开始发挥作用。当所有可利用的脂肪被利用掉,身体会转向肌肉组织,细胞从内部开始吞噬你。胃的抽搐一直不停,哭喊着向你要食物。孩子们的手指甲和脚趾甲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极度饥饿症状,指甲中间出现了粗糙的白色正方形,头发开始脱落。
那索的崩溃激怒了萨穆。费罗保持中立,但萨穆知道如果他们想活下来,就得合作。“那索不帮我们清理,不帮我们舀水,也不说话,”费罗说,“我说:你怎么样?他一声不吭,就那样躺着。”
那索把自己封闭起来,他的舌头拒绝工作。“我想说话,”他说,“但我嘴里有种可怕的味道,用海水漱也没用。怎么都没用。我去不掉那种味道,不管怎么做。”
一些句子在他脑中滚来滚去,一遍又一遍,连着几个小时。“我为什么来这儿?为什么来这儿?”“我恨这一切,恨这一切。”然后他开始期待死亡,一个14岁少年不应期待的东西。“我想到了自杀,”他说。他想过用弯刀刺向胸膛,但刀子锈了,变得很钝。
“我想怎么死最快,最轻松,最不痛苦。”他说。最后他想好了:把发动机上的绳子绑在腿上,然后把发动机卸下来,从船边跳下去,坠入3000多米深的海底。“我没告诉他们,”他说,“只是自己琢磨。”
而此时,在阿塔夫,人们不知该怎么办好。几个孩子的课桌照样摆着,人们每天早上都跑到海滩上,希望能看到什么。
费罗的父亲塔穆说,那段日子他总是梦见儿子,却无法跟他说话。理性告诉他没有希望了,但梦告诉他儿子还活着。他停止了工作,在海滩上搭了一个帐篷,晚上就坐在那里,凝视着海面。
乌鲁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他想停止搜索,但又不能过早宣布孩子们已经死亡。“我们每天一早一晚为他们举行特别仪式,”他说,“但不是悼念。只有确认死亡时我们才会悼念,我们可以等好几年。”他跟萨摩亚群岛一名经验丰富的船长聊过,此人从孩子们失踪那天一直在关注天气和风暴情况。六周后他告诉乌鲁:“对不起,孩子们已经走了。”他说,在没有食物和饮用水的情况下,没人能支撑那么久。
拧断鸟儿的脖子
在沉默中考虑自杀的那索陷于孤独,他窝在船头,费罗和萨穆缩在船尾,盖着油布。那索甚至不能伸腿。“我一伸,他们就会踢我,让我缩回去,”那索说。他说,因为自己没帮忙干活,有时费罗和萨穆会把几乎所有雨水喝光。萨穆还有几次抽他耳光,想把他扇醒。
就是这时,萨穆跟他要那把弯刀,想用它来刮皮肤,缓解皮疹之苦,但那索拒绝动弹。这让萨穆爆发了。他踢着那索。“起来,废物,”他说。但那索不动。
在愤怒中,萨穆把那索拉起来,抓住那把刀,抵在那索的脖子上。“我用手抓着刀,往回推。”那索说。萨穆再用力,刀切进了那索的脖子,血涌了出来。睡在船另一头的费罗被惊醒,此时那索终于说话了:“求求你,”他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想死。”说出这句话,那索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不想死,他不想把自己绑在发动机上,不想萨穆割断他的脖子。他说那一刻想到了妈妈,想到一死就再也见不到她了。两个男孩只隔几英寸,怒视着对方。
“放手,”萨穆说。那索没放手。僵持了一会,萨穆突然把刀扔了。刀跌落在船底,发出脆响。“这次算你走运,”萨穆说。然后他转过身去,不理那索。
“我很快坐了起来,抓信那把刀。”那索说,“我想扑过去,想杀了萨穆。”他说这是他这辈子头一次想杀人。“那是个好机会,他背朝着我。”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后来跟我聊天时,那索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解释是什么阻止了他。他说,他曾在教科书上读到金的话,一直记在心中:“我们必须学会像兄弟那样生活在一起,否则我们都会像傻瓜一样毁灭。”于是他放下了弯刀。
一天下午,一只灰色的海鸥落在船上。三个孩子神智不清地盯着它,萨穆开始跟它说话。“你从哪儿来,小鸟?”他问。“你叫什么名字?”孩子们笑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信号,上帝发来的信号,一个天使。“你能带我们回家吗?”萨穆问。
鸟儿没有回答。“我在跟你说话呢,”萨穆说。“嗨!听着点。”海鸥在船上待了很长时间。突然,费罗伸手去抓它。鸟儿飞走了。
几天后,另外一只鸟儿来了。那时一场大雨刚过,油布里接了水。这次是萨穆试着去抓鸟。他小心翼翼伏身过去,一下抓住鸟脖子,然后使劲一拧,觉得它死透了才放手,但鸟儿立即发出哀鸣。萨穆又拧了一次,然后开始拔毛。
他用牙齿把鸟皮撕下来,三人各吃了一口生肉。虽然饿得快死了,仍觉得那味道很恶心。于是他们把鸟放在太阳底下晒干,这回味道好多了。他们吃了所有的肉,但肉不多,于是他们又吃了内脏。他们在鸟胃里翻来翻去,想看看有没有没消化的鱼。他们将骨头咬碎,咽了下去。“吃了之后,我们更饿了,”那索说,“想吃更多。”
他们喝掉了油布里的雨水。那索终于结束了沉默。“那只鸟帮了大忙,”他说,“我开始说话了。”这是美妙的一天。“我们重新成了朋友,”那索说,“那天我们很高兴。”但再没有其他鸟儿落在船上。
啃食船上的木凳,还有头发和指甲
几口鸟肉带来的放松感没有持续多久,相反它唤醒了饥饿的感觉,沉睡已久的胃里流动着消化液,咕咕作响。很快他们就觉得前所未有的饿。太阳无情地晒着,海水在四周展开,无穷无尽,十分残忍。
萨穆和费罗时不时会到海水里泡几分钟,凉快一下。但那索太虚弱了,不愿离开小船。萨穆和费罗发现船底趴着一些贝类,就把它们抠下来尝了尝―――总比没吃的好。然后拿了一些给那索。一次,费罗在水中放开小船,想使劲把贝壳抠下来。但海浪太大,他被冲开了。因身体太虚弱,他无法追上来,幸而萨穆一只手抓着船,把他拖了回来。考虑到萨穆的身体状况,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胜利。此后他们再没下过水。
他们饿得发疯,绝望至极。他们的身体在自己眼皮底下慢慢分解,舌头又厚又重,跟口腔其他部分粘在一起,仅能分泌的一点口水像胶水一样稠。嘴唇裂开了,腿和胳膊都肿胀着,那是饥饿导致的浮肿。臀大肌 ―――身上最大的一块肌肉―――几乎被消耗殆尽。骨架中间是一个个深陷的坑。饥饿使他们体内温度降低,晚上更觉得冷了。身体已经用完了他们的脂肪,现在正消耗肌肉,接下来要轮到意识了。
苦闷之中,萨穆咬住了船上的木凳,它厚约5厘米。最后他啃下来一小块,嚼了好几分钟,咽了下去。另两人加入进来。船头的凳子比船尾的稍软一些,所以他们主要吃它。他们吃了很大一部分,还吃掉了落下来的头发和指甲。他们就要死了。
此时费罗身上的皮疹达到了最痛苦的程度。他躺在油布下,感觉全身如遭电击。他终于忍受不住,跳了出去,尖叫着。“上帝,帮帮我!带走这种痛苦!”他叫得越来越大声。“上帝,请原谅我!”他想扯掉自己的皮肤。他无法忍受了。他认输了。他抓住弯刀,求萨穆杀了他。“捅我,捅我,”他又哀求那索。“我感觉自己在燃烧,”费罗后来告诉我,“我宁愿死也不愿忍受那种痛苦了。我尖叫着让他们杀了我,我是认真的。”但两名同伴都拒绝了。“这样怎么能见到爸妈呢?”萨穆问。
最后痛苦消退了,疲倦攫住了他。船里太多水了,没法躺进去,于是他们缩着手和腿,坐着打盹。萨穆和那索举着油布,以免它接触到费罗的皮肤。
你会跟我一起吃掉他吗?
萨穆说,此时他已不再恐惧。他放弃了回家的希望。而这居然让他不再觉得害怕。他不再大叫,只是坐在那儿,沉默着。有一次他把那种表情演示给我看:面部放松,眼神柔和,样子叫人难忘。
萨穆不害怕,但饥饿感是那么强烈,没几个人曾经体会过。他冒出了一个念头:或者他们三个一起死,或者其中一个人死,让另外两个活着。
牺牲者已经选好了。“萨穆对我说:如果我把那索杀了,你会怎么样?”费罗说。“我说:我不知道。萨穆说:如果我杀了他,你会跟我一起吃掉他吗?我说:不会。”整整两天,那索睡着时,他们都悄悄地讨论着这事,萨穆提了好几次。当我后来问萨穆是不是真的想过杀掉那索时,他只是微笑着,抬了抬眉毛。不过,到最后,萨穆还是决定不这么干,因为他害怕上帝。
于是,三人都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他们停止舀水。那太费力气了。那索病了。他不停呕吐,但没吐出什么来。“就是黄色液体,”他说。
没再下雨。他们就喝海水。“我们都放弃了,”那索说,“好像不管是死是活,都没有区别了。”三人躺在船底,盖着油布,濒临死亡。然后,萨穆抬了抬身,想看看是不是有雨云出现。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是的。”
然后他举起了胳膊,开始挥动。
“小伙子们,”他说,“我看见了一艘船。”那索和费罗不信他的话。之前好几次,萨穆都说看到了船,当他们两人去看时,他却大笑起来。他们并不觉得这有趣,让他发誓不要再这么干了。现在他们认为他又在开玩笑。
“小伙子们,”萨穆又说,“起身。”他声音里有种特别的东西。费罗和那索慢慢坐起来。
就在那儿,就在他们面前,有一艘船,圣尼库诺号。“我开始挥手,但我只能抬几秒钟,”那索说,“我怀疑这是不是一个梦。”
他们担心船会过去。它看上去没有要停的意思。但是这时,从正上方伸出了一个脑袋―――领航员泰?弗雷德里森,他大叫着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男孩们竭尽全力地回答“是”。于是船上放下一个救生艇。弗雷德里森拍下了当时的情景,那是一张令人心碎的照片―――三个赤身裸体的男孩,瘦得皮包骨头,直盯盯地看着救援者。费罗和萨穆开始哭泣,但那索没有。他脱水太厉害了。“我哭不出来,”他说,“没有眼泪了。”
离开阿塔夫
他们共漂流了1200多公里,失踪超过7周。由于太过虚弱,他们无法行走,在别人帮助下上了“圣库尼诺号”。坐在厨房里,闻着食物的香气,他们头昏眼花。
弗雷德里森给了他们一些电解液和一点面包。那森吃了一个苹果,但立即呕了出来。他们洗了澡,借了衣服。萨穆第一个打了电话。他打给了奶奶。托克劳群岛上一片欢腾。“得到消息后,我一屁股坐下哭了起来。”乌鲁说,“他们从死神那里回来了。”
在斐济首都苏瓦的殖民战争纪念医院,三个男孩因极度脱水、真菌感染和二级灼伤受到治疗。他们全都贫血、心率过快、肌肉消耗过度、大面积感染。那索掉了两颗牙。托克劳群岛卫生局长里安?皮尔斯说,如果没有获救,他们可能活不过一周。
他们在医院待了几天,然后飞往萨摩亚群岛,在一个托克劳人家庭中休养。三个孩子像疯了一样吃东西:整盒的麦片,一包包的鸡味泡面,成品脱的牛奶,整只的烤鸡,许多米饭。他们还打破了对上帝许下的许多诺言:喝酒、抽烟,还在这两件事上对监护人撒谎。新西兰心理专家戴维?查普罗为他们做了检查。“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他说,“但年轻人的弹性好,长期来看能达到较好的预后效果。”
圣诞节后,他们终于基本康复,坐渡船长途跋涉回到了阿塔夫岛,家乡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萨穆讲了话,为三人的行为道歉。然后大家一起跳舞唱歌,听他们讲这次悲惨的遭遇。
关于这次旅行,三人并没有得出什么深刻的结论。他们还是孩子,只想回到以前的生活,玩橄榄球,回复Facebook主页上祝他们“安息”的好友。“每个人都说上帝为我们安排了这一切,”费罗说。然后他耸了耸肩。
三个男孩不能清晰地向我表述内心的感受,但他们变了。他们能感觉到这一点。阿塔夫对他们来说太小了,它自己几乎就是一条船。无论往哪个方向看,他们都觉得水太多了。他们经受了苦楚,结果又被带回到这个地方,他们冒死要逃离的地方。
因此,回家不到两个月,他们便全都离开了阿塔夫。费罗和萨穆均随家人去了澳大利亚,那索一家去了夏威夷。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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