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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的深山密林中，“隐居”着一个20多人的特殊家庭。他们之间多无血缘关系，却以家人相称，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男女分开睡大通铺；他们大多来自城市，却热爱手工，自己盖房、打井、种菜，事必躬亲；他们强调自食其力，不开工资也乐此不疲。
据《大河报》报道，该特殊家庭就是绿色方舟农场，位于天目山景区内，天目山景区在河南确山县城沿107国道南行约25公里。绿色方舟农场内共有三座白房子，一间是主活动房，另两间是住房。房子内部干净整洁，房外散布着菜地，三三两两的鸡鸭在草间觅食。
与外面的社会不同，这里所有能做的东西都由人们自己动手完成，无论是建房子、打井，还是油漆栏杆、做家具，甚至水泥、沙子和砖都是农场人一点一点运上山的。
农场主梅红伟说，农场2009年才开始建设，一个原则是，任何物品都要先看它对大自然的影响，再决定是否使用。“农场种菜、种果树不允许使用任何农药、化肥，也不允许上山的人带洗衣粉和普通肥皂，我们有自制的对水质影响很小的肥皂。”
能源方面，目前，农场还是电线供电。不过，人们已经挖好了一个沼气池，计划以后养猪，用猪粪做沼气发电。屋顶的太阳能热水器也在计划之内，另外，杭州的一位生态房设计者已经答应他们，在室外设计一座跷跷板取水装置，让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产生能源，用于提水。
最不一样的还是这里的人，他们过着不折不扣的集体生活。农场所有人以家人相称，虽然口音不同。他们在一张饭桌上吃饭，共同抚养孩子，晚上，除了少数夫妻房，男人和女人分开睡在集体宿舍的大通铺上，六七个人一个房间。
他们衣着干净，部分新来者的穿戴依然保持着城市特色，不过，眼里已有了城市人少见的安然与单纯。
上午11点，开饭时间到了，人们停下了手里的活计，餐厅里很快聚起了20多人。饭不用自己去盛，几位专司做饭的妇女麻利地数好了碗筷，把白菜粉条、咸菜和米饭盛到每一个餐盘里。饭菜很清淡，没有放味精，不过人们吃得很香。
在动筷之前，人们按惯例唱起了歌：“我们有家，真心爱她；酸甜苦辣，牵手走回家……”梅红伟说，这个“家”，就是农场的家；这首歌，是他多年前在深圳做义工时学的。
餐毕，几乎所有人的最后一个动作都是拿馒头将餐盘擦干净，然后吃掉。之后，即使是五六岁的孩子，都自觉地拿着各自的碗筷去厨房清洗。为了省水，油腻的碗盘用麸子清洁，洗刷其他碗筷总共也只用三盆水。然后，大人们散去，孩子们将餐厅的桌椅打扫干净，摆放齐整。
梅红伟解释说，农场人过的这种集体生活，背后是农场最重要的规则：共生模式。成员无论先来后到都是平等的，加入农场也就成了一家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子女教育都拴在了一起。“我们各尽所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价值，为农场创造财富，按需分配。”
农场目前一共有25个人，包括两对夫妻、7个孩子、6位精神病人和两名孤儿，之间多无血缘关系。所有开支都由农场基金担负，人们会隔一段时间下山，到县城批发衣物来用，包括内衣。除去3名在山下小学上学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在家教育，包括梅红伟的两个儿子。孩子们的语文与英语老师是24岁的周丽，数学老师则是梅红伟的父亲，一位已退休的国家级教师。
25个人被分成了4个小家，分别由4位老成员担任家长，白天时结组工作。
“四家各有侧重，陈燕一家管物品，小记一家管田园，周伟一家管卫生、接待，明圣一家主要做工程。4个小家轮流做一天饭。”梅红伟说。
在这里劳动的人们并没有固定工资，梅红伟说，农场从2009年以来基本都只有投入，栽种的近千棵果树还没有收成，将来经济好起来，每个人都会有零花钱。
每周一、三、五晚上，是农场各个小家的会议时间，而二、四、六晚则是电影之夜。这里虽然交通闭塞，但能用电话线上网，孩子们不能接触电脑，但对《阿凡达》、《功夫熊猫》等电影并不陌生。
周日晚上，是农场里最重要的集体活动，聊天会。这是成员必须出席的公共活动，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谈个人感悟，或是生活与劳动中的配合问题等，“有时成员之间有了摩擦，也会在这里说出来，互相道歉”。
农场的设计者梅红伟今年只有33岁，但他已有18年打工史和义工史。他说：“我们都在城市里打拼过，厌倦了城市里的竞争与节奏，也厌倦了各种不健康食品。我们想在这里建起一片净土，自食其力，相互取暖，从容而有尊严地活着。一路走来，我们遇到了很多同路人，也发现了很多自己不能过活、需要帮助的人，就聚在了一起。”
梅红伟老家在驻马店市泌阳县，自幼很受乐善好施的母亲的影响。1993年，只上到初二的梅红伟便跟着哥哥、姐姐远赴深圳打工。虽然工资不高，一个月200多元（人民币，1美元=6.3603 元人民币，下同），但他经常参加义工活动。他接触到了来自香港的一个公益团体，其关注的对象是城市里的边缘少年。他们将整日在街上打架的少年们组织起来，唱歌、郊游、攀岩、打球，并对他们做心理辅导。神奇的是，这些集体活动项目，竟然改变了少年们的精神面貌。
十几年来，梅红伟去过广东、浙江、云南，当过打工仔，做过部门经理，也开过外贸公司，但通过做义工来帮助社会边缘人群一直是他生活的重要内容。志同道合的妻子九玲，就是在做义工时结识的。
“共生模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梅红伟说，其实，除去流浪者、性工作者等表面上的社会边缘人，在所有人都向往城市生活、拼命往城市里挤的时候，那些厌倦城市以及因为各种原因被城市淘汰下来的人，也是社会边缘人，他们的生存是很艰难的，抱团，几乎成了必然选择。
农场的周伟和小记都是单身母亲，曾经带着孩子在南方城市打工，生计与教育孩子常常顾此失彼。与老乡梅红伟夫妇相遇后，他们开始了共生之家的雏形，共同租房，共管钱物，轮流做饭、照看孩子。
而选择返乡，在深山中建一个共生农场，则缘于一次意外。梅红伟说，1997年，九玲一位要好的同乡大春在深圳一个化学工厂做工时中毒，全身皮肤溃烂，医生说他只能再活5年。这段时间，梅红伟碰巧在公益界接触到了台湾等地的有机农业理念，夫妻俩决定带着大春回乡，“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耕种一些健康食品，陪他度过最后5年”。他们花了8,000元包下了300亩山林后，再度返回城市打工挣钱，如此往复，一点点建起了农场。
大春至今仍活着，不过因为家里变故，最终未在此安家。而那些认同共生理念的人，则渐渐在这里聚集。
梅红伟说，农场人每逢下山，都会留意公路上有无流浪人员，发现后会把他们带到山上给予衣食，帮助联系家人后送走。两年来，已经有20多名流浪者在山上留宿过。
从建设农场至今，梅红伟和家人们已经累计投入了六七十万元。对农场的前景，梅红伟的构想是，设立有机养殖区和种植区，由不同的小家去管理，产品往山下卖。收入51%归入农场基金，24%用于小家的支出，25%用来“分红”，“每个人都要有零用钱”。
眼下，栗子、山楂等果树还没有成熟，除了蔬菜能基本自给自足外，面粉和大米还要从外面购买。加上还要再建生态房、购买太阳能设施的计划，农场资金一直是入不敷出。不过，金钱似乎从来没有让生活简朴的农场人感到发愁，用梅红伟的话解释，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欲望”，农场但求自足，不为赚钱。 |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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