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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学，这是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在政治或历史课上，总是讲述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博古幼子秦铁（资料图）
博古（秦邦宪）之子秦铁，因突发心血管疾病于9月18日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72岁。胡耀邦之子胡德华、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等前往吊唁。秦铁，1940年生，1964年进入青岛潜艇指挥学院学习，文革受到冲击。后在天津远洋公司工作，成为船长。
30岁的博古（秦邦宪）是一位戴一副深度眼镜的高个儒雅男子。时至今日，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给人的印象似乎仍是模煳的。
24岁，他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的位置；28岁交出领导大权；39岁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博古的身影永远停留在了1946年。
去年，笔者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面的一家书屋里采访了博古的儿子秦铁。回溯往事，考证过去，试图追问出他心目中最真实的父亲。
博古有三女三儿，前五个孩子是博古与前妻刘群先所生，酷似父亲的秦铁是博古与第二位夫人张越霞所生。
一个犯错误的角色
父亲原名秦邦宪，祖籍无锡。祖父秦肇煌是清末举人，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
秦家在无锡分“河上秦”和“西关秦”，博古属于“西关秦”，“西关秦”的始祖秦金，也就是博古的十五世祖，号称“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可算“位极人臣”，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无锡“寄畅园”就是他开创的，400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直到1952年献给国家，所以寄畅园又名“秦园”。康熙、乾隆祖孙十四次下江南来无锡，就住在寄畅园。
父亲1907年6月24日生，年幼时曾经在无锡上私塾。1921他14岁时到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他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父亲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大党组织决定父亲去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父亲才18岁，是苏州学联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并带领20多个学校 3000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那时正患肺病，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
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按照当局要求父亲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笔名。1930年父亲回国，1931年3月团中央书记温裕成由于贪污被撤职。1931年4月他任团中央书记，9月，因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国际”。可以说，成也“国际”，败也“国际”——一方面，“共产国际”培养中共人才，给革命者信心，让大家相信，工农兵组成的“苏维埃”在俄国已是不争的现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 ”和“命令”使中国革命吃够了苦头。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就是不听共产国际的，不给撤了么？你是个支部啊，就相当于现在中央与各省省委的关系，中央指示你能不执行么？所以我们也不怨天不尤人。另一方面，我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曲折道路的典型。
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是：有理则听，无理则不听。
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母亲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我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所以，在延安中共七大他的发言检查就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总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上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如果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个犯了错误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学，这是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在政治或历史课上，总是讲述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党还是做出一些贡献的，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和国民党反复谈判，折冲樽俎，最终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功莫大焉；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
60年后我采访父亲遇难目击者
1946年4月8日，我和母亲张越霞一起到延安机场接父亲。前一天，母亲告诉我说父亲明天就要回来了。当时，父亲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第二天，我跟着母亲去延安机场接他。当时机场人很多，五大书记去了四人，只有周恩来不在，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
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冒着恶劣的天气乘飞机回延安。被释放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其儿女、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以及王若飞的舅父——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亦同机回延安。
那天天气不好，下小雨。大概下午两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因为能见度差，飞机无法降落，一会儿就飞走了。一直到傍晚，仍不见飞机的踪影。大家说飞机可能会折回重庆或西安，过两天天气好了再飞回来。4月9号凌晨，美军联络组给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叔叔打电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重庆，而是失踪了。
黑茶山是座2400米的高山，山下有一个庄上村，张根儿老人当年是民兵队队长。他清楚地记得1946年4月8日那天的情景：黑茶山上下着雪，山下却在下雨，给人感觉雨雾漫漫。当天下午听到山上响了大炸雷似的声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山，看到有一架失事飞机，着着火。他们回来后向党支部汇报。当天晚上，村干部开了会，因为敌我不分，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那些遗体掩埋了。晚上12点多，一个县里的同志来到他们这里说，接到晋绥分区的通知，有一架坐着我们党领导人的飞机失踪了，中央让我们寻找。
次日，黑茶山下的村民捡到父亲和黄齐生的两枚图章，确定了这是父亲他们乘坐的那架失踪的飞机。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处撞上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爆炸起火，坠毁山崖。机上我方13人和美方4名机组人员全部蒙难。
张根儿老人2005年还健在，75岁的张老向我回忆说：当我们赶到飞机失事地点，惨状目不忍睹，十几具烈士遗体分散在飞机残骸四周，面目全非，地上半凝固着殷红血迹。他说，首先在飞机遗骸东西两侧较远处比较顺利地找到了父亲和王若飞、邓发和叶挺四人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是坐在一起的，遗体都很完整。此外，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就断定是博古。后来，陆陆续续找出法币、金条，还有些散落文件，有十多麻袋。
遗体到延安时，参加接灵仪式的有3万多人。4月19日，延安3万多群众在延安机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我还不懂事，就知道人山人海，花篮和花圈像海洋，很多叔叔阿姨搂着我哭……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和《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词。
延安追悼会结束后下葬时，母亲让我给父亲跪下磕头，我没有磕。父亲死的时候，我已是6岁的“延安娃”，因为6岁孩子对死不懂。我看那是个土包，心想给土包磕头干什么。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亲，即使母亲告诉我也不相信。后来母亲打了我，我最后跪下，但头还是没磕。这使我后来感到非常内疚。
父亲从1932年在上海与奶奶一别去江西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难，竟14年未能见我祖母一面。父亲不到9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家庭生活很困难，奶奶不得不变卖一间祖传的老屋来维持生活，父亲兄妹三人与奶奶相依为命。父亲和奶奶分别后，常思念我祖母，但忙于革命工作却14年未能再看一眼老母。奶奶日夜思念着我父亲，翘首盼着我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可父亲却杳无音信。因担心他的安全，奶奶经常伤心落泪。直到临终她都未见上儿子一面。
父亲遇难4年后，奶奶弥留之际，叶帅出现在老人的病榻前。“你来看我很好，长林（父亲的乳名）呢？他为什么不来？”面对老人的声声呼唤，叶剑英始终没敢说出实情，只是安慰她：“长林工作很忙，他是领导，他来不了。叫我代替他来看看您。”
大姐秦摩亚，出生后便被送回老家无锡，寄养在亲戚家，15岁时不幸被拐骗到四川。她一直盼望着有一天父亲能够接他回去，可是盼啊盼，盼到的却是报上父亲牺牲的消息。长大后，秦摩亚终身执教，退休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
二姐秦新华出生那天，正是《新华日报》出版的日子，为了表示纪念，父亲给她取名新华。她学的是中医，后来担任卫生部科技司副司长，丈夫是李铁映，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三姐秦吉玛与哈军工的大学同学结婚，毕业后分到佳木斯，回京后三姐曾在交通部研究所工作，后来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退休。
我还有两个哥哥，都叫秦钢。一个家，两个秦钢，这在外人看来是很‘荒唐’的事情。这也是父亲工作太投入的结果。当年在给二哥起名字时，他已经忘了自己前一个儿子叫秦钢，所以起了个重名，以至于我们现在只能以大秦钢、小秦钢来区分他们。
我与父亲长得很相像，我找到父亲1912年的全家福，当时他5岁。在延安时，我们三个孩子与父母亲也拍了全家福，这是唯一一张父亲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那时我也是5岁。这两张照片一对比，发现我们之间非常像。姐姐都说，活脱脱的，你最像。甚至前几年为父亲塑像时，他们就以我的样子来雕塑的。
我和父亲虽然住在一起，但是父亲和我们玩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印象深的就是常常玩“老鹰捉小鸡”。他对我们耐心很好，从来不会表现出不耐烦。还有就是觉得他特别高，那时候的延安，像他这样1。82米高瘦个子的很少；他的笑声也特别，很响，嘎嘎嘎的，爽朗，很远可以听到，我从小叫他“母鸭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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