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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版 - 文学大作家日记中的春节:民国为什么春节不放假?(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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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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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放花盒,即燃放烟花盒子,古代烟花爆竹的一种
春节舞龙表演
一 从冰心回家看民国春运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准备从北京回家过年。
冰心为什么这么早就要赶回去呢?原因有三:
第一,她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得知母亲病重,急于回去照顾病母。
第二,当时是国民党执政,国民政府继北洋政府之后,又开始了一轮废除农历、取消春节的运动,年假只在元旦时放,到了除夕和大年初一还要照常上班,最多只象征性地给两天假期,冰心要想跟父母过一个团圆年,是不能等到除夕才回去的。
第三,民国交通落后,路上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只有提前动身,才能及时抵达。
至于民国交通有多落后,我们看看冰心在旅途上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就知道了。
你知道,冰心祖籍福建,但她的家人却不在福建,而是在上海定居――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已经从海军部次长的位置上退休,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幢小洋楼,跟妻子、儿孙和仆人们住在一起。
从北京到上海,路程不能算远,坐飞机的话,最多两小时就到了,就是乘坐火车,也用不了太多时间。但是中国航空起步太晚,普通人要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有坐飞机旅行的可能,所以冰心只有坐火车。问题是在1929年冬天,蒋介石的中央军跟冯玉祥的西北军之间正在打仗,从北京去上海所必经的津浦铁路暂时被军队占用,旅客们必须要走海路:先乘京津列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出海到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再乘坐无轨电车去上海市区,最后再雇人力车回家。
12月14日一大早,冰心就给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买一张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人家告诉她:这几天回上海过年的人特别多,所有的舱位都卖完了,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能有票,而且还是最差的四等舱。冰心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订下了19号的船票。然后她又去火车站买好了去天津的火车票。
冰心在12月18日下午4:50坐上火车,到了晚上7:00才到天津,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出了天津站,冰心乘坐公交车去天津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着第二天上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顺天”号轮船,但是直到当天夜里10:00,这艘船才缓缓开动。船上的乘客确实很多,每一个船舱都挤满了人,冰心乘坐的那个小舱不过五六个平米大小,却有上下两层四个铺位,而且除了冰心,每个铺位上的乘客都带着孩子,吵骂声、喧闹声夹杂着油味儿、垢味儿和烟味儿扑面而来,闹得冰心没法休息。
“顺天”号驶出塘沽,风浪很大,冰心身为海军部次长的女儿,打小见惯风浪,从不晕船,可是其他乘客却呕吐起来,以至于冰心连波涛声都听不见,只听得见人们的呕吐。每到吃饭的时间,茶房一叠声地叫喊“吃饭咧”,她都没有胃口,不饮不食,只想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安静了。
12月22日下午6:00,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浦东,这一路上整整用去68个小时。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要花八九天时间!您可以想见在民国时代回家过年有多么难。
如果冰心不是在1929年回家过年,而是选择在1924年,那么她的旅途就会轻松很多。在1924年,京沪之间虽然也没有直达的列车,但是可以换乘,这样冰心就不用再走海路了。譬如她上午9:00在北京东站乘坐特快列车出发,第二天晚上8:00可以到苏州,然后在苏州换乘“沪宁特快”,当天晚上 10:00就能抵达上海北站,全程只需要57个小时。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冰心必须能保证自己买得到特快列车的车票,因为每到临近元旦的时候,特快列车总是很抢手,需要托关系、走后门才能买得到票。而如果冰心买不到这样的车票,那她只能乘坐普通列车回上海了。
坐普通列车回家过年是什么情形呢?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民国作家程瞻庐的描述:
拥挤!拥挤!三等车变成五层楼了!
最高一层的搭客,兵士居多,踞坐车顶;
其次,高卧两旁搁板上,放行李杂物的搁板;
其次,坐椅靠上,三等车间之靠背;
其次,坐椅上;
最下一层,坐地板上。
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爷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没有摆处……
二 民国人怎样拜年
同样是民国人,拜年的规矩有着很大区别。
首先是时间上的区别:公职人员大多是在“国历年”也就是元旦期间拜年,例如鲁迅在教育部上班的时候,他们单位的同事都是在元旦当天互相拜年,到了元月4 日“年假”结束的那天,再去单位搞一个“新年茶话会”,相当于现在的“团拜”。而平头百姓比较守旧,一般都是在“废历年”也就是春节期间拜年。
其次是地域上的区别:北方风气不开化,先男人拜年,然后才是女人拜年,尤其在民国前期,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大街上穿着长袍马褂打公开作揖恭喜发财的几乎全是男人,到了初五以后,才能见到女人上街,去七姑八姨家串门拜年;而南方得风气之先,除了祭祖的时候女人得靠边站以外,拜年则能跟男人并驾齐驱。
另外在拜年方式上也有区别。传统的拜年方式是作揖和磕头,平辈之间作揖,晚辈给长辈拜年得磕头,当然长辈也得给晚辈压岁钱。新式的拜年方式是发名片:把自己的名片塞到人家门缝里,或者交到人家的仆人手里,连招呼都不用打,就等于拜过年了。
不过也不是随便拿一张名片就能拜年,因为拜年的名片有讲究――必须要“挂红”。什么叫“挂红”呢?就是说要么红纸黑字,要么白纸红字,总之名片上得有红色,这是表示喜庆的意思。除了“挂红”,名片上最好再带上“口彩”,例如“恭贺年禧”、“恭贺新禧”、“恭祝年丰”这样的祝福语。民国的上流人士到了该拜年的时候,往往会专门定制一批既“挂红”又带“口彩”的名片,这些名片平日不用,专供拜年。
民国人用名片拜年,有点儿像现代人用手机发祝福短信,简便,快捷,省钱,省心。但是不省力,因为你得跑到人家门口,一家一家地投递,就跟邮递员似的。有的人自己不出门,把名片印好后,列一清单,交给仆人,让仆人照着清单的地址挨家挨户去送。当时管这种拜年方式叫做“飞片”,意思是自己家中坐,名片满天飞,只需要动动嘴就把所有人的年都给拜了。
显而易见,“飞片”是最偷懒也最缺乏诚意的拜年方式,我觉得这样拜年很像咱们现代人群发贺年短信。
三 鲁迅、老舍为何元旦放假春节上班?
现代中国有两套历法:阴历和阳历。在日常生活中,这两套历法并行不悖,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两个年初和两个年尾。我们管阴历的年初叫春节,管阳历的年初叫元旦,春节是阴历的新年,元旦是阳历的新年,这两个新年,我们都要过,都要放几天假,只是在形式上,阳历的新年远远没有阴历的新年过得隆重罢了。
民国人是不是也有两套历法和两个新年呢?
让我们翻开鲁迅的日记。
1917年1月1日,也就是元旦那天,《鲁迅日记》上写的是“休假”。
1917年1月2日,元旦过后的第二天,《鲁迅日记》上写的还是“休假”。
1917年1月3日,还是“休假”。
到了1月4日,“上午赴部办事”,鲁迅开始上班了。
也就是说,在1917年元旦,鲁迅的单位放假三天,放假时间是1月1日到1月3日。
但是到了1917年1月23日,也就是那一年的春节,鲁迅却在单位上班,他的同事们也都在单位上班。此后的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仍然照常上班,丝毫没有放假的迹象。
由此可见,在1917年,在鲁迅的工作单位,元旦放了假,但是春节不放假。
不光1917年,再往前追溯,从1916年一直追溯到1913年,每年过元旦,鲁迅都有三天假期,而春节期间都是照常上班。
那时候鲁迅的工作单位是教育部,元旦放假而春节不放假,并非教育部这一个机关的特色,而是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通例,包括学校也是如此。
老舍先生写过一篇《我的母亲》,回忆他年轻时在“北京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到了阴历年的年尾,学校照常上课,除夕不许回家祭祖,大年初一也不许回家拜年。老舍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回家探望母亲。母亲很高兴,以为儿子要在家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紧回学校,母亲愣住了,半天才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心里难过,在赶往学校的路上,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
老舍是校长,他想在家陪母亲过年,宣布学校放假不就行了吗?还真不行。第一,学校的年假已经在元旦期间放过了;第二,春节不放假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连教育部都不敢放假,老舍的小学要是胆敢“逆天行事”,那他这校长就当到头了。
四 民国春节为什么不放假
为什么元旦能放假,而春节反而不能放假呢?因为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曾经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要求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后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又通过内政部发布命令,要求国人从1913年起跟阴历彻底断绝关系,举凡端午节、重阳节、元宵节、春节、七夕等等按阴历走的传统节日,一律改成按阳历过。
譬如除夕,本来是阴历的腊月二十九或者腊月三十(视大小月而定),现在要改到公历的12月31日。再譬如春节,本来是阴历的正月初一,现在要改到公历的1月1日。这样一来,传统的“旧新年”就等于被强制取消了,只剩下元旦这个“新新年”,所以新年只能在元旦过,年假只能在元旦放,到了真正的春节那天,反而要照常工作。
袁政府可不是简单地发布一个命令就完事了,还实实在在地派出专员对机关和学校进行督导,发现哪个单位不在元旦那天放年假,要处罚;发现哪个单位敢在春节那天放年假,也要处罚。所以在民国头几年,像鲁迅和老舍这些吃财政饭的国家人员,新年都是在元旦过的,他们始终都没有过上一个真正的春节。
至于不吃财政饭的平头百姓,一样要受到监管,市民们刚开始怕撞到枪口上,也不敢过春节。例如1913年的正月初一,北京城里几乎听不到鞭炮声――大年初一放鞭炮,说明你还在过阴历的新年,说明你在跟新政府做对,万一被抓起来怎么办?
五 “旧新年”把“新新年”打败了
但习俗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腊月底过除夕,正月初一过大年,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世世代代都那么过下去,岂是政府一道禁令就能彻底改变的?另外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多,再加上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仅凭北洋政府当时的威权和行政效能,根本不可能让全国各地一起废除“旧新年”。
我们再看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四川作家吴虞的日记。1915年1月1日,吴虞起了一个大早,“悬挂国旗,飞片拜年。”这是在响应北洋政府的号召,把春节改到元旦那天过了。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跟妻、妾和女儿们一块儿吃了顿团圆饭,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见他是“新新年”也过,“旧新年”也过。新政府不让过阴历除夕,不让过大年初一,吴虞都没有服从,这是因为他是在成都过的年,当时成都处于半割据状态,不怕北洋政府处罚。
到了1918年,大概连北洋政府也觉得强行取消“旧新年”不可行,开始顺从民意,春节期间也允许放假了。
再看《鲁迅日记》,1918年元月的1日、2日和3日,以及2月的11日、12日和13日,都写着“休假”,元月份那三天的休假是“新新年”假期,2月份那三天的休假是“旧新年”假期,就跟咱们今天既在元旦放假,又在春节放假一样。
从民国建立一直到北洋政府倒台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政府一再提倡的“新新年”始终冷冷清清,只有机关、学校和一些新派人士会在元旦期间拜年、吃饺子、召开“新春茶话会”;而政府一再禁止以及后来禁而不止的“旧新年”却很快恢复了昔日的辉煌,一到除夕和春节,全国上下鞭炮齐鸣。这说明“旧新年”把“新新年”打败了,或者说民俗把政令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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