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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内容简要］：唱《忐忑》之前，龚琳娜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唱"官歌"，不再被控制。
舞台下的龚琳娜少见夸张的表情，与中国周刊记者对谈时留下的三次眼泪，均事关音乐。图 商华鸽
不唱歌时，坐在沙发上的龚琳娜像一个女巫。
她眼帘垂着，没化妆，脸色稍微有些黯淡，唯一的银白色佩饰在全身的黑色衣服里，显得扎眼。她几乎不笑，偶尔喃喃自语，仿佛念咒语一般，飘出一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旋即沉默起来。
唱歌时，龚琳娜则像一个“女王”。
她的丈夫老锣盘腿坐在旁边，乐队五个成员手持乐器，以半圆形排列，像是在拱卫着在圆心里的龚琳娜。龚琳娜或昂头，或颔首，用歌声、手势甚至是表情，调动着笙、二胡、大提琴、洋琴和笛子，还有老锣。
她完全沉浸在她的“音乐王国”里，以至于忘了面前的茶杯早已见底。她顺手拿起，喝进一口泡大了的茶叶。
这是龚琳娜和乐队为一场“古诗词音乐会”排练时的一幕。这场音乐会的曲目有九首中国古诗词，有人们熟悉的《静夜思》、《登鹳雀楼》，也有大众有些陌生的楚辞《山鬼》。
这并不是人们印象中属于龚琳娜的歌曲。自从2009年底的《忐忑》被封为“神曲”后，在舆论眼中，龚琳娜的风格就被框在了“一开始唠唠叨叨，后来疯疯癫癫，直至最后仰天长叹，弃世登仙”。
“我害怕被框住，害怕没有自由，”龚琳娜说自从23岁头一次明白“所有事情都有游戏规则”到今天，不管唱《忐忑》还是《静夜思》，一直做的其实都是“阻挡别人控制我”。
“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古代故事”
很早以前，龚琳娜就习惯于走自己认定的路。
三岁就登上舞台的龚琳娜，是当年贵阳的小童星，是贵阳苗苗艺术团的“台柱子”。她天生热爱表演，在电视上看到李谷一唱歌，“就会哆嗦，有想唱的愿望。”
14岁时，龚琳娜听到了香港歌手吕方的《每段路》，她着迷于歌曲旋律，也喜欢“天有几高，奋起两手可攀到”这样的歌词，这与她平时所接触的歌太不一样了。少年宫的同学说，歌词是粤语，怎么唱呢？龚琳娜不管，她一句一句学，学完后拉着同学马上排练，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上台演出了。
钟德芳是少年宫的主任，对早期的龚琳娜有着很大影响。她如此评价当时的龚琳娜：“琳娜喜欢舞台，有什么新的东西，只要她想学，就一定能学会，学会了马上上台唱。”
这个时候的龚琳娜，却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离开贵阳。
“贵阳太小了，我不满足，我想见新的东西，”可在当地，招收初中生的艺术学校只有器乐方向，这意味着龚琳娜只有等到高考才能离开贵阳，“我呆不住了，我急躁。”
一天，龚琳娜在电视上看文化部的春节晚会，看到一个女生唱歌，下面标注女生来自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龚琳娜腾地一下跳起来，啊，附中！中学生！她记下了女生的名字：吴碧霞。
1992年3月，龚琳娜写了一封信，收信人是她只在电视上看到一次的吴碧霞，信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一个多月后，龚琳娜居然收到了素不相识的吴碧霞的回信，吴碧霞介绍了自己考取附中的过程。拿着信，龚琳娜觉得这是“自己的希望”。可龚琳娜已经错过了当年附中春季的招考。
到了6月，钟德芳带着龚琳娜她们要去法国演出，要在北京呆两天。龚琳娜觉得这次不能再错过了。
龚琳娜找到相熟的贵州电视台的一位李老师，说明了来意。李老师写了一封信，把龚琳娜介绍给自己的同学北京海政文工团的吴崇生。
“这听起来更像一个古代故事。”她说。
龚琳娜揣着这封信，叩开了吴崇生的家门。吴崇生说，你先唱，我听听。龚琳娜唱了《小二黑结婚》选段“清凌凌的水”。听完，吴崇生并没有表态，只是说，你先去法国吧，回来再说。
在法国演出了一个多月，回来那天，8月1日，正好是龚琳娜的17岁生日。在万米高空上，龚琳娜在日记本上写：我今天生日，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去中国音乐学院上学。
8月2日，吴崇生把龚琳娜推荐给了中国音乐学院老师邹文琴，邹文琴还兼任音乐学院附中声乐学科主任。可当时的学校已经放假，邹文琴找来学校副校长和几个老师，打开一间教室，听龚琳娜唱歌。
“我没有花一分钱，那时候的老师真的很纯洁。”龚琳娜说。
站在讲台上的龚琳娜，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她唱了一首彭丽媛的《父老乡亲》。她边唱边想，我一定要考上，一定要考上，结果劲儿使大了，唱到高音破了。老师让龚琳娜跳舞，龚琳娜使劲儿在台上跑啊跳啊。老师又让她练声，龚琳娜一直喊到了嗨D。
唱完跳完，邹文琴把龚琳娜叫到身边，说，来，我看看你的嗓子，哦，有点黄，你刚从国外回来，太累了。
若干年后，龚琳娜和邹文琴聊起那个夏日午后的面试，才知道邹老师说她嗓子黄是在帮她解释。邹文琴告诉她，刚开始觉得你这个孩子黑黑的，瘦瘦的，并不怎么好看，可是你在舞台上的精神，人来疯，放得开，乐感好，并不是你唱得有多好。
第二天，龚琳娜接到了结果：可以9月份来上学，可是得自费，因为过了招生期，没有公费名额了，也可以第二年再来考。
一年自费费用是2500元。母亲坚决反对，一是她的女儿足够优秀，从来没有自费过，二是家里也不宽裕。龚琳娜哭了，说，去北京上学，是我的梦。 9月份，母亲陪着龚琳娜，坐火车，来北京上学了。
龚琳娜如此说服母亲：“我会努力，我一定会拿到免费名额。”来到附中第二年，龚琳娜就考了第一，拿到了免费名额。
2002年，龚琳娜在贵州毕节参加演出时留影。图 李佳蔚
“所有事情，都有游戏规则”
从附中顺利升入中国音乐学院后，龚琳娜和所有同学一样，选择一条看得见的路。“前面出名的人就是这么出名的，他们唱了这个歌，拍了那个MV，获了一个大奖赛的奖，在单位里面评上一级演员。当时，我也想走这条路。”
1996年，21岁的龚琳娜第一次参加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这个被人们简称为“青歌赛”的中国首个国家级电视声乐权威赛事，被誉为“音乐的魔盒”，推出诸多著名的歌唱家，比如彭丽媛、关牧村、阎维文和董文华等。
正在中国音乐学院上大一的龚琳娜报了名，可是整个学校只有两个参赛名额，没龚琳娜的机会。
龚琳娜决定“曲线救国”。她回了老家贵阳，参加了贵州的选拔赛，拿了第一名，获得了代表贵州电视台参加青歌赛的机会。可就在正式比赛的前两天，她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龚琳娜被“告发”了。她的同学打电话去青歌赛组委会公证处，说龚琳娜的户口在北京，却代表贵州参赛。龚琳娜跑去公证处，想挽回参赛机会。公证处的人说，这真的不行。
两年后，龚琳娜再上青歌赛。她获得了代表学校参赛的机会，并拿下初赛第一。半决赛，龚琳娜排第19名，前18名晋级决赛。
从第一到第十九，龚琳娜头一次明白：“所有事情，都有游戏规则。所有人，都是奔着名利来的，只有实力是不够的。”
很多人为龚琳娜指路：你要想成功，就要拜金铁霖为师。金铁霖是中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可她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太爱我的老师邹文琴。”
2000年，龚琳娜第三次参加青歌赛。
她演唱的歌曲是《斑竹泪》。《斑竹泪》原为“湘妃斑竹泪”，讲述的是娥皇女英为爱殉情的故事。
像当时每一位民族唱法歌手一样，龚琳娜发髻高耸，额头光洁，穿一身淡蓝色丝质拖地长裙，双手提着裙摆，在观众的掌声中款步上台。龚琳娜由低到高，由舒缓到高亢，演绎得如泣如诉，直至自己热泪盈眶。
最终，龚琳娜获得了民族唱法专业组银奖，被评为“观众最喜爱的歌手”。
2000年青歌赛结束后，很多社会演出找上门来，上电视，上晚会，对方找到龚琳娜，有报价一千的，也有报价三千的，只要龚琳娜点头了就直接去演出。
母亲从贵阳赶到北京，照顾她的饮食起居，陪着她去演出，给她很多建议，包括选什么衣服，唱哪首歌，就像小时候她为女儿挑选红色的纱裙白色的背带裤那样。
可龚琳娜并不快乐，甚至开始变得痛苦。社会上的演出大部分都是假唱，参加晚会则几乎都是对口型。可没有人体会到龚琳娜的这种痛苦，包括与她朝夕相处的母亲。
崩溃的一天来了。
2013年2月4日，长沙湖南卫视小年夜晚会，龚琳娜化身孙悟空演唱《金箍棒》。
2013年2月10日，江苏春晚，龚琳娜化身江南女人演出微型音乐剧《爱上大笨蛋》
“你的性格，按照那个游戏规则走，不会出名的，不会快乐的”
有一次，龚琳娜受邀去江苏一个城市演出，她被主办方要求唱晚会上的重头歌曲——由知名词曲作家写的市歌。演出前一天，龚琳娜才拿到谱子，就进棚录歌，第二天拿着录音带就上场对口型了。
演出在白天，舞台设置了一个伸入观众区的长廊，龚琳娜走在长廊上，能看清观众的脸。
“我穿着很高的高跟鞋，很漂亮的裙子，所有人的在看着我，可我背不下歌词，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我怕被人看见，拿麦克堵住自己的嘴巴，嘴里念着‘1234，2234’，脸上还得笑，”龚琳娜说观众的每一双眼睛都像一把箭，“像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是灵魂。”
这一首歌让龚琳娜拿到了6000块钱的演出费。按当时的行情，算是很高的价码，可龚琳娜却感到恶心，她看不起自己：“那么多人拥戴你，住着那么好的宾馆，可我在骗他们。”
龚琳娜陷入迷茫之中，她一直笃信自己“为舞台而生”，可她却在众多演出商找上门时找不到自己的舞台在哪里：“我不可能改变环境，不可能改变规则，怎么办呢？”
实际上，虽然青歌赛获了奖，可龚琳娜却逐渐不自信起来：“我长得不漂亮，我永远都是自卑的；金钱，一段时间里，我是埋怨的，我没钱。”
龚琳娜出生在贵阳一个普通家庭。母亲曾是办公室职员；父亲是医生。生活上，龚琳娜没有压力，可是她要买歌，要有自己的歌，“一个歌手不能总是唱别人的歌。”青歌赛结束后，龚琳娜想拍一个MV，其他同学都是花20万拍一个，可是对她来说太贵了。一个圈子里的朋友劝她，你傍大款啊，不吃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先出名再说嘛。有老头直接找到龚琳娜，说，跟我好，我让你上晚会。
龚琳娜的大学同学里，有的一毕业就嫁了很有钱的人，请龚琳娜和同学们去做客。同学家里住的是别墅，开着很好的车，有很贵的三角钢琴。同学和龚琳娜她们开玩笑，说，你们争什么啊，不都为了这些，我这都一步到位了。
龚琳娜在心里自问：“那还唱歌干嘛？所有事情都和唱歌都没有关系。”
恩师邹文琴告诉龚琳娜：你应该考研，留校当老师，你的性格，按照那个游戏规则走，不会出名的，不会快乐的。
可她不想当老师，“我不是为讲台而生，我就是为舞台而生。”
“第一次为自己唱歌”
毕业时，龚琳娜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部队，一个是去中央民族乐团。龚琳娜一度非常想去部队，因为她所有崇拜的歌手都在部队。可那个时候的龚琳娜，不想唱别人给她规定的歌，不想以拿奖为目标，“部队还是很看重成绩和结果的，很多人喜欢这个。在部队，拿几等奖，报火车票飞机票，提干，分得很清楚。”
最后，在部队与地方之间，龚琳娜选择了中央民族乐团，“（民族乐团）没有说要靠你去挣面子，去部队文工团，我害怕被框住，害怕没有自由。”
当时，一个官方文工团的团长非常欣赏龚琳娜，希望龚琳娜能够到文工团里来。龚琳娜和团长挺能谈得来的，选择了中央民族乐团后，龚琳娜觉得对不起这个团长。一天早上，龚琳娜跑去团长的办公室，开门见山：“我不能保证我能不能出名，我只能好好唱歌，好好做人，可是我不可以陪别人睡觉。如果我是你的女儿，你怎么想。”
就在经历那次“万箭穿心”的假唱前几天，龚琳娜认识了一个外国人，叫老锣。
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完全是即兴的。在一个朋友家的小观影室里，没有窗户，老锣弹一把巴伐利亚琴，看着龚琳娜，等她开口唱歌。“他不是圈里人，不会拿有色眼镜看我，你对他没有戒心。”
龚琳娜放开了自己，她先是唱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就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在唱什么。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想到什么就唱什么，无所顾忌，毫无掩饰，老锣则顺着她，她唱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我们两个就这样瞎编了三个多小时，”龚琳娜说自己通了，“我从小到大，一直在为别人唱歌，为别人表演，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唱歌，可能像气功一样，我打通了。”
唱完，两个人聊天，确切地说是龚琳娜负责说，老锣负责听。龚琳娜把所有的郁闷都倒了出来，她不需要答案，只要有个人听。老锣一直微笑着看着她，几乎没有说话。
龚琳娜找到了“知音”的感觉。
老锣去龚琳娜家里做客。家里显眼位置挂着一张龚琳娜与某国家领导人握手的大幅合影，那是龚琳娜在中山音乐堂演出时拍的。龚琳娜的父亲把它洗出来放大，觉得很荣耀。老锣把照片摘下来。
“我们每天都见到琳娜，没有必要挂那么大的照片，看到真人，比什么都好，这样的照片会让你迷惑。”老锣执拗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
一段时间里，老锣显然不能理解那张被放大照片背后的中国式逻辑。他问龚琳娜的父亲，你希望女儿成功还是快乐？父亲想了想，给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答案：“成功。”在父亲的理解里，成功了才会有快乐。老锣被这个回答惊呆了。
“琳娜，你假唱，你唱那些千人一面的颂歌，不快乐，你要做的，是听自己内心，而不是听别人的话，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在2002年的春天，老锣不止一次对龚琳娜这样说。
“他有一种本领，一针见血，”龚琳娜说老锣一眼就看到了她最深的地方，“这是我的妈妈，我的老师，都没有完全看到的。”
老锣邀请龚琳娜去德国，参加音乐节，听各国的音乐家唱自己民族的歌。龚琳娜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她开始想：我的特色是什么？我的根在哪里？
她想起12岁那年，当她还是一个少年宫的小演员，她跟着钟德芳老师去法国，参加国际和平儿童音乐节（1992年，龚第二次去法国演出），他们表演的是贵州苗族、侗族和布依族的歌曲，在肚子上画脸，头上戴个箩筐，叫做《小小人的舞蹈》。观众看了喜欢得不行。龚琳娜他们演出了53天，走了14个城市，开始有小朋友追着他们看。
“我的根在贵州，我要回去。”从德国回来后，龚琳娜一个人背着包，跳上乡村大巴，去了黔东南一个叫反排村的村子。
她在反排村住了13天，住家的老头是一个巫师。反排村的大部分年轻人出去打工，留下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白天，龚琳娜和小孩子玩，跟着小男孩学吹芦笙，和小女孩一起跳舞。碰到有旅行团来村里，龚琳娜会给人家免费讲解。晚上，老人睡了，年轻人打着电筒，出来偷偷地谈恋爱，对歌的声音在山林来绕啊绕，绕得人心儿甜蜜。
走的时候，龚琳娜花了几百块钱，把村里唯一一个小商店的酒和糖买来，组织了一个篝火晚会。他们穿着苗族服装，用板蓝根的叶子泡水染黑的。鼓楼上架一个麦克，谁上去唱歌就给谁发礼品。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一起唱歌跳舞。
龚琳娜演唱的多首神曲，创作人都是德国老公老锣。图 商华鸽
“我的歌，让他们有丰富的想象”
2004年，龚琳娜和老锣在老家贵阳结婚。结婚前，龚琳娜对老锣说，我不出国，我不是西洋唱法，你要和我结婚，就一定要来中国。老锣同意了。
2005年，龚琳娜怀孕了。老锣陪她去医院，医院规定男人不能进诊室。老锣特别郁闷，说，这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我不能进去帮忙。走出医院，龚琳娜一脸委屈，她对老锣说，我不想在这个医院生孩子，医生给的不是鼓励，都是一些冷冰冰的指令，去那，裤子脱了。老锣捧着龚琳娜的脸，说，好，我们去德国。
2005年到2010年，这五年，龚琳娜和老锣绝大部多数时间在德国度过。“世外桃源”——两个人都用了这个词来形容这五年。
生完小孩两个多月后，他们从老锣父母家里搬了出来，租了一个偏僻的房子。唯一的邻居就是房东，他们去房东家要走半个多小时。
每天洗碗时，站在厨房里，龚琳娜看到的是森林。站在客厅里，则能看到远处连绵的雪山。房子外面有两三百平米的花园，老锣在花园里种菜，孩子则在花园散养，爬树，睡在草地上。空闲时，龚琳娜一个人跑到山坡上去唱歌。她脱了鞋，光脚踩在湿润的地上，喊啊，唱啊，自由地跑，破了音，特别舒服。
“唱歌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加分，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把你的灵魂升华，你的神，就出来了，”到了德国，龚琳娜才觉得在中国被管得太多了，“你应该这样唱，你不应该那样穿，迎合别人太痛苦。”
每年有一两个月，龚琳娜和老锣会回到北京。他们的儿子在地上爬，旁边人提醒他们，别爬，地上脏死了，有蚂蚁。老锣说，有蚂蚁怎么了。对方答，蚂蚁会钻进耳朵。老锣说，那蚂蚁还会从耳朵里钻出来。
在德国，龚琳娜和老锣组了一个乐队，做不定期的专场音乐会。这种音乐会，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有一次演出，台下只有23名观众，可就是这23名观众，音乐会结束后，集体起立鼓掌，向她致敬。
“因为语言的问题，观众一开始很难进入我的演唱。”龚琳娜说。到了2006年，这种局面有了改观，“他们开始理解你的情绪。我的歌，让他们有丰富的想象。”陆续有观众在音乐会结束到后台找龚琳娜。
2006年，龚琳娜和老锣要出一批新的歌，开始做室内乐队。为一场音乐会写歌时，老锣说，琳娜，我要写首歌，挑战你的声音。龚琳娜回答，可不可以放进去戏曲的音色，节奏强，技巧好，有震撼力。老锣说，那就不写词，用衬词，更能显示出声音的灵活性，让听众拥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等到排练的时候，龚琳娜发现老锣写的这首歌绕来绕去，上去下来，难度极高，唱的时候很忐忑。于是，龚琳娜将这首歌取名为《忐忑》。
“只有在德国那样的心境下，才会有《忐忑》这样的歌。”她说。
“我们依然可以活着”
《忐忑》第一次唱响在中国，是在2009年底。
恩师邹文琴的从教五十年专场音乐会在保利剧院举办，收到邀请的龚琳娜从德国赶了回来，与同门韩红、雷佳和吴碧霞他们一起演出。龚琳娜唱了《忐忑》，台下有一位观众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伦斌。他听了龚琳娜的歌，很兴奋，“这歌手好，可以做全国巡演”。伦斌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导演刘国超，刘国超邀请龚琳娜参加2010年新春音乐会。
在德国接到刘国超的电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排斥，我不回去，我害怕晚会，害怕自己再被控制，再被安排。”
老锣劝她：“这是个机会，你一定要回去，把你新的歌，唱给你祖国的人听，你要证明自己的音乐。”最终，龚琳娜听从了老锣的建议，她一个人回到了北京。
选择回来是考虑了中国的市场吗？龚琳娜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她说：“上那个舞台之前，我想过，只要给我一个光，我一定能在光里站住脚。”
新春音乐会上，龚琳娜唱了两首歌，第一首是陕北民歌《黄河船夫曲》，第二首则是《忐忑》，“我肯定不会唱官歌。”
后来的事实众所周知：《忐忑》被封为“神曲”，龚琳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火了。
她的老师邹文琴说：“我没有想到是那么好，龚琳娜站在台上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她完全在音乐艺术里，我忍不住想要流泪。”
《忐忑》带来的当然不只是赞美，龚琳娜清楚地知道围绕自己的还有争议、批评甚至是难听的骂声。
“我感谢这个开放的时代，如果是十年前，《忐忑》这样的歌，在中国是不会有什么声响的。”
龚琳娜说，和老锣结婚第二天，我妈就直接对我说，等着看，我不相信你们能走下去，不相信你们能幸福。我大哭一场。去年年底，我们一家人吃饭，老锣突然说他写了一首歌叫《法海你不懂爱》，春节的时候要在电视上播。一家人都看着我妈，我妈说，好啊，我现在已经无所谓啦。
现在，龚琳娜的梦想是创办一个乐队，“像台湾林怀民创办的‘云门舞集’那样的”，好的音乐家，聚在一起，有足够的自由，可以专心地做音乐，不用去干很多自己不想干的“活儿”。龚琳娜想证明，“这个时代，音乐做好，不用在生活里有太多的妥协，我们依然可以活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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