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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149 | 1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有个女作家比张爱玲还火。
张爱玲骨子里疏冷，眼光犀利，评判人略为苛刻，但对这位女作家褒奖有加，称她有简单健康的底子，作品有“伟大的单纯”。
张爱玲擅长写小说，笔调晦涩，像个裁缝，处处修剪精心。
这个女作家爱写散文，直率大胆，像个汉子，在作品里脱光膀子。
若论作品销量，这个女作家还略胜一筹，出版的第一本书《结婚十年》就印了36版，创造了当时出版业的一个奇迹。
有人赞她敢为人先、与众不同。
有人骂她“文妓”，恬不知耻。
她是苏青。
出自书香门第，祖父考上举人，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母亲在女子师范学校念书。
父亲意外去世，家道中落，14岁的她依母亲之命和初中同学李钦后订婚。
苏家看中李家的财，李家则看中苏青的才。
她性格活泼，有男孩子的爽朗、硬气，喜欢交际，经常参加比赛，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入学不久，就凭借才华和美貌获得“宁波皇后”的美誉。
大一寒假，嫁给李钦后。
婚后不久就怀孕，索性退了学。
重男轻女的公婆臆测怀的是男孩，对她呵护有加。
然而，生的是女儿。
公婆态度大变，时时予她难堪，为了早些抱上孙子，还不让喂奶。
女儿一出生就不在身边，满腹委屈的她在坐月子时写下了《生男与育女》，措辞相当激烈，可见她当时的愤怒和压抑。
“为人妻者，无论你的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按法据理，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与别个女人睡觉。反之，情形就不同了；母以子贵，儿子若做了皇帝，你就是圣母太后。”
之后，她随丈夫去了上海。
李钦后赚钱不多，又不让她打工，他说，“有志气的男人都是宁可辛辛苦苦设法弄钱来给太太花，至于给她拿去打麻将也好，没有一个愿意让太太在自己头上显本领的。”
两人没少吵架，苏青没少挨打。
后来家境宽裕，李钦后却经常在外边花天酒地。
好友张爱玲说：她丈夫并不坏，不过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他不能养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职业上的发展。而苏青的脾气又是这样，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开。
苏青对待离婚这件事倒十分坦然，“结婚倘若仅限一次实在太危险……虽然总想天长地久，不过就不长久也罢，多嫁几次只不过是自己的不幸，既非危害国民的事，亦无什么风化可伤也。”
1944年，两人正式离婚。
谋生的压力骤起。
起初，苏青只把写稿赚钱当作暂时的过渡。
不曾想，她的人生就此迎来最精彩的一幕。
1941年，上海全面沦陷，抗战文学难以为继，“汉奸文学”缺乏吸引力。这一时期，文艺趋向生活化、个人化。
这给了她机会，依靠改编自人生经历的小说《结婚十年》名声大噪。
胡兰成说，苏青看书写字时，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是那样的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烛旁天竹子的红珠。
她的文字大胆豪迈，就像直接把被子掀开，把人的欲望拎到跟前，对两性的关系也拿捏得十分准确：
“男人是坏的，因为他们爱情不专一，不永久，但其实这可能是他们生理上的本能，他们至少是真实的。他们喜欢年轻貌美的女人，因为年轻貌美直接引起性的刺激，那就是真实。女人口口声声说是喜欢某男人的道德，某男人的学问，或者内心暗自估计他的地位金钱。”
对男权社会也看得十分透彻：“生产的是女人，被生的是女人，轻视产女的也是女人。”
还有许多惊世骇俗的观点，比如“婚姻取消，同居自由。”
有人称她为文妓、性贩子，把她的书当成笑料。
张爱玲却说，她所言“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但仔细想起来却是结实的真实。”
苏青不仅在书中大谈婚姻、家庭，还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弑夫女子发声。
在那个时代，她与女性意识划上等号。
然而苏青本人没有那么激进。
强调女性权利，但自己却希望靠男人养着。
张爱玲说，“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
她婚内曾出轨李钦后的弟弟李钦若，生下一女；离婚后，跟著名编辑家陶亢德、上校姜贵等有过几段情，做过情妇。
胡兰成说，“她要事业，要朋友，也要家庭。她要求的人生是热闹的，着实的。”
谋爱不顺遂，谋生却风风火火。
1943年，苏青创办了天地出版社并发行《天地》杂志，引起轰动。
她既是天地出版社社长、杂志主编，又要负责拉稿、编排、校正、发行。
擅于交际，《天地》发行初期还有许多重要政治人物、文坛知名作家为她加持。
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陈公博捐资5万，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夫妻不仅捐资2万还在杂志上投广告。
张爱玲、周作人、胡兰成等文坛红人纷纷投稿。胡与张的相识也起源于此。
锋芒毕露招来嫉恨，苏青被骂是犹太作家，金钱至上。
抗日战争后，因曾与汪伪政府的人亲近，被舆论讨伐，声名狼藉。
大报不敢登她的作品，请求暂换笔名，但她不肯，怕被以为心虚。
给香港《上海日报》写了十来篇散文，稿费未得，还被公安局警告。
就这样兜兜转转，没能复出。
她又打开了戏剧的窗口。
加入尹桂芳的“芳华越剧团”担任专职编剧，创作了很多戏曲，知名的就有11部，如《宝玉与黛玉》《屈原》。
改编的《屈原》好评如潮，拿下多个表演大奖，不过因苏青的“历史问题”，没能获得剧本奖。
更无奈的是，为改编越剧写信请教贾植芳，不料却招来监狱之灾。
当时贾植芳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苏青惨遭株连，被关押两年。
苏青的人生从此像拐进一个灰蒙蒙的巷子里，再也跑不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她三番五次抄家、被批斗，继而又被关入牛棚隔离审查，被遣下乡劳动。
被剧团辞退，最后只能依靠文化馆一个月43.19元的退休金过活。
她特别灰心，老得特别快，日渐沉默，肺病越来越严重。
但是，即便病得只能躺在床上，她还在写字。
怕她再生是非，亲人劝阻她跟许多慕名而来的读者见面，后来自己也不愿与人见面。
晚年的苏青，寂寞而荒凉。
她曾写：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门关煞，与人不搭界。
难以想象，她曾经那么爱热闹。
1982年12月7日，因多病缠身逝世，享年69岁。
苏青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人生无几时，颠沛在其间”。
坎坷的一生，她或早有预料，一直卯足全力对抗。
她曾想在墓碑上刻下“文人苏青之墓”几个字，未能如愿，因身份、作品的复杂性，在很长一段时间，苏青的名字很少被提起。
所幸，慢慢地，有人拂去尘埃，她的倔强和独特才在日光下闪耀。 | 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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