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
发帖数: 426 | 1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
史系研究生
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
左传》与
《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
在他困居的
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
与世隔绝的
困顿生活。与他相伴的，除了养老院的护工和同屋的另一个重病老人，还有简单的饭菜
，夹杂着药
水和屎尿味的空气，以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
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
的大小便失
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偶尔从喉管里发出一些旁人难以听懂的尖
细声音。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他的存在，并刊发了
相关的报
道，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
尖的学者之
一。
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
史研究专
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
成为“绝
学”。
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
史学天赋。
因为家学渊源，刘起釪自幼熟读古籍，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当年，他用精炼
的古文记录
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课堂笔记，顾看后大为惊奇，随后结集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
学史上的一
段佳话。
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协助
其进行研究
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
年，老师去
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
釪可以领军
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
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
本18所大学
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
到北京拜访
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
不答应他的神
情”。
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
。很少有人像
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
的辉煌”。
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
洗澡。狭小
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
份退休的刘
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
，只能到图
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吴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刘先生，在他家中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
子突然断了
一条腿，饭菜撒了一地。
在吴锐眼中，刘先生有着“传统文人的傲气”。尽管生活颇为艰难，但他从不和外
人说。尽管与
吴锐素来交好，但遇见不同的观点，刘先生总是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争辩，
不明内情的
外人，总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吵架。
2004年，年过八旬的刘起釪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他的女儿女婿都在南京工作，于是
，老先生卖
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据说，那一次仅仅为运回古籍与研究资料，刘起釪就
租用了一个
10吨重的集装箱。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吴锐的手中，保留着刘先生到南京后与他的20
多封通信，
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在信中，刘起釪依然与吴锐探讨着各种学术问题，也
会偶尔聊些
生活现状。
在其中一封信里，刘起釪这样写道：“……在女儿家，终于可以洗上热水澡了，我已经
十多年没洗过
了，没想到是这么舒服……”
但这样的快乐，这个历史学家却没能享受太久.
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紧接着，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无力，两
场大病，耗
光了刘家几乎所有的积蓄。这对夫妻不得不遵照医嘱，投奔深圳的亲戚，借南方温暖的
气候养病。
从那时起，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这家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
开过。
在护工毛志芳眼中，刚来的时候，刘起釪和别的老人“不太一样”。他总捧着
一套《尚书校
释译论》，这是刘起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离手，总拿着笔，在书上写
着什么。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套书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寻找，仍不见踪影。
刘起釪大发
了一通脾气，从此终日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头柜里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了压在最
底层的几张
信纸。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老人无法出门，这些信也没能寄出。
事实上，这是刘起釪为了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信是写给中央高层领导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写道：“……小小浅才薄学之小
小读书人刘生
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
国熟研古学
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
盼德音！”
他逐渐变得和其他老人一样——易怒，烦躁，衣裤越来越破旧，散发出难闻的
气味。帕金森
症和老年痴呆也渐渐缠上了他。大小便开始失禁，为了护工照顾方便，他的裤子没有拉
链，长期套
着塑料的尿袋。
在养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10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起釪嗜辣
，有一次，
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
，摔碎了，
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报》的一个文化记者，偶然得知了刘起釪的近况，
并将此事告
诉了副总编辑丁邦杰。
作为一个长期跑文化口的新闻工作者，丁邦杰很清楚刘起釪在现代史学界中的
地位，这个
副总编辑亲自带着记者，去养老院看望刘起釪。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大家居然到了这步田地，太不可思议了。”
他说。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这个老报人感到震惊。刘起釪误将他们当做北京来的
记者，原本
卧床不起的老人，仿佛爆发出全身的能量，翻身下床扑过来，紧紧抓住他的手高声尖叫
：“带我回北
京！带我回北京啊！”
丁邦杰连忙将老人扶回了床上。老人的双耳已经失聪，他们只能通过笔纸来交
谈。丁邦杰
惊讶地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
甚至还能写
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几部著作的题目。
201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丁邦杰又来到养老院看望老人。老人已经不清楚这天
是什么日子
了。这天晚上，养老院的晚餐是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炒肉片，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
水饺，低着
头往嘴里送。
在翻检老人的随身物品时，丁邦杰还发现了一张老人亲手写的未能送出的借条
，上书：“夏
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釪敬请。”
“这样一位大家，何以至此啊？”丁邦杰难过地说，“要是我们早几年知道，
好好照顾老
人，再给他配个助手，他还能留下多少宝贵的史学财富？这恐怕永远都是个未知数了。”
其实，吴锐早就向组织上提过类似的建议。
2007年，吴锐就意识到不对劲。不但收不到刘起釪的信，连他给刘写的数封信
件，也仿佛
石沉大海。2009年，他借来南京出差的机会，到养老院看望刘起釪，他悲哀地发现，原
本如亲人般
的刘先生，竟然已经认不出他是谁了。
回去后，他向院里提出建议，希望能给刘起釪配个助手，为他整理相关的资料
。但这个建
议未被采纳。
“刘先生的级别，不够配助手。”一个领导告诉他。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因为丁邦杰的报道，刘起釪的境遇发生了一些
改变。
南京的市长与市委书记都前来看望了这个历史学家，养老院的领导也专门为刘
起釪开了一
个单间，为他配备了专门的护工。
“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给您配个轮椅，您需要吗？”本报记者在纸上
写下了这样的
问题。
“不要了。花国家的钱。”他颤抖地写道。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他又写道。
这些天，还有许多南京的读者，也带着鲜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来拜访。但
老人最珍惜
的，是一个读者送来的一本用A4纸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战国竹简《保训》的
注释。
“这是好东西，我(看完)要写份读后心得。”老人发出微弱而尖细的声音。他
望着那份文稿
的眼神，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旅人，终于见到了满是食物和饮水的庇护所一样。 |
w****j
发帖数: 5581 | 2 顾颉刚很厉害啊。这个弟子就没听说过了。
【在 i****g 的大作中提到】
: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
: 史系研究生
: 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
: 左传》与
: 《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
: 在他困居的
: 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
: 与世隔绝的
|
C********g
发帖数: 9656 | 3 以前不是说童书业是顾颉刚最器重的弟子么？
而且顾还说，等我死后，你（童书业）给我整理遗著吧！
实际上童比顾早死了12年。
【在 w****j 的大作中提到】
: 顾颉刚很厉害啊。这个弟子就没听说过了。
|
t*n
发帖数: 14458 | 4 2000年1900元退休工资不差啊
【在 i****g 的大作中提到】
: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
: 史系研究生
: 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
: 左传》与
: 《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
: 在他困居的
: 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
: 与世隔绝的
|
K*K
发帖数: 193 | 5 顾颉刚那一代人，把虚头巴脑的“师承”，“门派”这些扯淡的东西高高供起，结果让
严谨的学术研究倒退成了跟唱戏说书一类的市井江湖行业。
外来的新到一个地方，先要报上自己的师傅，自己师傅的师傅，是自己人就可以在这里
说唱，不是的话就赶出去。这是伶人们谋生不易，结社自保无可厚非。新出的名头不响
，打个广告，把自己的师傅报出去，自己师傅的师傅报出去，多拉来几个人捧场。这是
伶人们创业艰辛，拉大旗做虎皮也是一条捷径。
可笑的是不少“国学大师”们也自甘堕落，洋洋得意地整天回味师傅的一颦一笑，揣摩
师祖的一言一行，全然忘了学问是自己做出来的，方法是自己找出来的，也忘了青出于
蓝靠的是批判，不是阐述。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学术圈子被一群互相吹捧不学无术的
“大师”们搞得乌烟瘴气，
【在 w****j 的大作中提到】
: 顾颉刚很厉害啊。这个弟子就没听说过了。
|
h*****9
发帖数: 4028 | 6 这个要顶。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顾颉刚那一代人，把虚头巴脑的“师承”，“门派”这些扯淡的东西高高供起，结果让
: 严谨的学术研究倒退成了跟唱戏说书一类的市井江湖行业。
: 外来的新到一个地方，先要报上自己的师傅，自己师傅的师傅，是自己人就可以在这里
: 说唱，不是的话就赶出去。这是伶人们谋生不易，结社自保无可厚非。新出的名头不响
: ，打个广告，把自己的师傅报出去，自己师傅的师傅报出去，多拉来几个人捧场。这是
: 伶人们创业艰辛，拉大旗做虎皮也是一条捷径。
: 可笑的是不少“国学大师”们也自甘堕落，洋洋得意地整天回味师傅的一颦一笑，揣摩
: 师祖的一言一行，全然忘了学问是自己做出来的，方法是自己找出来的，也忘了青出于
: 蓝靠的是批判，不是阐述。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学术圈子被一群互相吹捧不学无术的
: “大师”们搞得乌烟瘴气，
|
x*******n
发帖数: 969 | 7 胡说八道。你懂个什么！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顾颉刚那一代人，把虚头巴脑的“师承”，“门派”这些扯淡的东西高高供起，结果让
: 严谨的学术研究倒退成了跟唱戏说书一类的市井江湖行业。
: 外来的新到一个地方，先要报上自己的师傅，自己师傅的师傅，是自己人就可以在这里
: 说唱，不是的话就赶出去。这是伶人们谋生不易，结社自保无可厚非。新出的名头不响
: ，打个广告，把自己的师傅报出去，自己师傅的师傅报出去，多拉来几个人捧场。这是
: 伶人们创业艰辛，拉大旗做虎皮也是一条捷径。
: 可笑的是不少“国学大师”们也自甘堕落，洋洋得意地整天回味师傅的一颦一笑，揣摩
: 师祖的一言一行，全然忘了学问是自己做出来的，方法是自己找出来的，也忘了青出于
: 蓝靠的是批判，不是阐述。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学术圈子被一群互相吹捧不学无术的
: “大师”们搞得乌烟瘴气，
|
C********n
发帖数: 6682 | 8 赞
中国的文人这个圈子真是烂透了
跟明末文人有一拼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顾颉刚那一代人，把虚头巴脑的“师承”，“门派”这些扯淡的东西高高供起，结果让
: 严谨的学术研究倒退成了跟唱戏说书一类的市井江湖行业。
: 外来的新到一个地方，先要报上自己的师傅，自己师傅的师傅，是自己人就可以在这里
: 说唱，不是的话就赶出去。这是伶人们谋生不易，结社自保无可厚非。新出的名头不响
: ，打个广告，把自己的师傅报出去，自己师傅的师傅报出去，多拉来几个人捧场。这是
: 伶人们创业艰辛，拉大旗做虎皮也是一条捷径。
: 可笑的是不少“国学大师”们也自甘堕落，洋洋得意地整天回味师傅的一颦一笑，揣摩
: 师祖的一言一行，全然忘了学问是自己做出来的，方法是自己找出来的，也忘了青出于
: 蓝靠的是批判，不是阐述。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学术圈子被一群互相吹捧不学无术的
: “大师”们搞得乌烟瘴气，
|
x*******n
发帖数: 969 | 9 你们的这些话，放在任何一个有传统中国师承历史的地方，都是极为不妥的。中国文人
的历史，也自有其厚重和深邃的地方。
【在 C********n 的大作中提到】
: 赞
: 中国的文人这个圈子真是烂透了
: 跟明末文人有一拼
|
S********8
发帖数: 4466 | 10 说的很解气，不过学术圈都这样吧，古今中外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顾颉刚那一代人，把虚头巴脑的“师承”，“门派”这些扯淡的东西高高供起，结果让
: 严谨的学术研究倒退成了跟唱戏说书一类的市井江湖行业。
: 外来的新到一个地方，先要报上自己的师傅，自己师傅的师傅，是自己人就可以在这里
: 说唱，不是的话就赶出去。这是伶人们谋生不易，结社自保无可厚非。新出的名头不响
: ，打个广告，把自己的师傅报出去，自己师傅的师傅报出去，多拉来几个人捧场。这是
: 伶人们创业艰辛，拉大旗做虎皮也是一条捷径。
: 可笑的是不少“国学大师”们也自甘堕落，洋洋得意地整天回味师傅的一颦一笑，揣摩
: 师祖的一言一行，全然忘了学问是自己做出来的，方法是自己找出来的，也忘了青出于
: 蓝靠的是批判，不是阐述。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学术圈子被一群互相吹捧不学无术的
: “大师”们搞得乌烟瘴气，
|
|
|
T***E
发帖数: 996 | 11 这个是文化，是传统。即使以前做官也讲就师承的。其实这个只是游戏规则而已，么有
那么不堪。往大了说，这个是儒家核心思想的体现。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顾颉刚那一代人，把虚头巴脑的“师承”，“门派”这些扯淡的东西高高供起，结果让
: 严谨的学术研究倒退成了跟唱戏说书一类的市井江湖行业。
: 外来的新到一个地方，先要报上自己的师傅，自己师傅的师傅，是自己人就可以在这里
: 说唱，不是的话就赶出去。这是伶人们谋生不易，结社自保无可厚非。新出的名头不响
: ，打个广告，把自己的师傅报出去，自己师傅的师傅报出去，多拉来几个人捧场。这是
: 伶人们创业艰辛，拉大旗做虎皮也是一条捷径。
: 可笑的是不少“国学大师”们也自甘堕落，洋洋得意地整天回味师傅的一颦一笑，揣摩
: 师祖的一言一行，全然忘了学问是自己做出来的，方法是自己找出来的，也忘了青出于
: 蓝靠的是批判，不是阐述。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学术圈子被一群互相吹捧不学无术的
: “大师”们搞得乌烟瘴气，
|
K*K
发帖数: 193 | 12 学术圈的裙带关系哪里都有，西方也不能例外。但西方的学术研究相比起来相对还是比
较独立的，不像中国那样太看重所谓传承。最重要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比较讲究批判。
而中国的学术研究却太看重阐释。这“阐释”本身就很难跳出“师承”的框框。
【在 S********8 的大作中提到】
: 说的很解气，不过学术圈都这样吧，古今中外
|
e***s
发帖数: 1188 | 13 史学的其他方面不清楚，考据学文字学这些还是有些硬功夫，需要手把手的学术训练。
这个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在学术思想层面上，师生之间有分歧倒是很正常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顾颉刚那一代人，把虚头巴脑的“师承”，“门派”这些扯淡的东西高高供起，结果让
: 严谨的学术研究倒退成了跟唱戏说书一类的市井江湖行业。
: 外来的新到一个地方，先要报上自己的师傅，自己师傅的师傅，是自己人就可以在这里
: 说唱，不是的话就赶出去。这是伶人们谋生不易，结社自保无可厚非。新出的名头不响
: ，打个广告，把自己的师傅报出去，自己师傅的师傅报出去，多拉来几个人捧场。这是
: 伶人们创业艰辛，拉大旗做虎皮也是一条捷径。
: 可笑的是不少“国学大师”们也自甘堕落，洋洋得意地整天回味师傅的一颦一笑，揣摩
: 师祖的一言一行，全然忘了学问是自己做出来的，方法是自己找出来的，也忘了青出于
: 蓝靠的是批判，不是阐述。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学术圈子被一群互相吹捧不学无术的
: “大师”们搞得乌烟瘴气，
|
w****j
发帖数: 5581 | 14 你这么泛泛的说没啥意思，我来列一下顾颉刚和他弟子的学术方向。
顾自己的最大成就是先秦学术史。他的学生们如下：
谭其骧 历史地理学
童书业 金石考古、先秦史、主编《古史辩》第七册
杨向奎 国学、红学、中国哲学等
何定生 先秦史
刘起釪 先秦史
这里面有继承师业的，也有跳出来的。你自己想想去吧。
另外，你不讨论顾颉刚的学术，这么关心人家的裙带关系，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知
是啥意思。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学术圈的裙带关系哪里都有，西方也不能例外。但西方的学术研究相比起来相对还是比
: 较独立的，不像中国那样太看重所谓传承。最重要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比较讲究批判。
: 而中国的学术研究却太看重阐释。这“阐释”本身就很难跳出“师承”的框框。
|
K*K
发帖数: 193 | 15 lol,学术方向的选择跟裙带关系，师承门派可是没半点关系。谁也没有因为梅葆玖跟梅
兰芳学京剧而不是去说相声而说什么不是，不对的是因为梅葆玖自己没本事，只能抱着
“梅派”这大腿不放。
这些弟子里面，谭其骧思想独立，跳出“疑古”这个小圈子确实要肯定。可童书业，刘
起釪不都是抱着“疑古”当饭吃？别的不说，刘起釪要是没了“顾颉刚最器重弟子”，
童书业如果不是“顾颉刚最忠实的传人”，这“顶尖史学大家”可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另外，不在细节方面讨论顾颉刚的学术，而是在大的方面泛泛而谈，其实对顾颉刚的学术
成就评价是利好。
【在 w****j 的大作中提到】
: 你这么泛泛的说没啥意思，我来列一下顾颉刚和他弟子的学术方向。
: 顾自己的最大成就是先秦学术史。他的学生们如下：
: 谭其骧 历史地理学
: 童书业 金石考古、先秦史、主编《古史辩》第七册
: 杨向奎 国学、红学、中国哲学等
: 何定生 先秦史
: 刘起釪 先秦史
: 这里面有继承师业的，也有跳出来的。你自己想想去吧。
: 另外，你不讨论顾颉刚的学术，这么关心人家的裙带关系，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知
: 是啥意思。
|
w****j
发帖数: 5581 | 16 真是牙膏不挤就不出来啊，这才开始讨论具体问题了。那你就具体解释一下既然“学术
方向的选择跟裙带关系，师承门派可是没半点关系”，童书业，刘起釪愿意搞先秦学术
史有什么不妥的么？又是怎么个裙带关系了？他们又是怎么不求上进了？你给大家仔细
说说吧。
要说疑古，顾颉刚也不是第一个，我说，你看过他的东西没有啊？疑古这个圈子一画可
就大了。要按你这逻辑，Feymann也够没出息的，他导师Wheeler就是搞量子理论的，他
还是抱着量子理论当饭吃，不跳出这个小圈子，真是太无聊，太师承，太裙带了。
了。
学术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lol,学术方向的选择跟裙带关系，师承门派可是没半点关系。谁也没有因为梅葆玖跟梅
: 兰芳学京剧而不是去说相声而说什么不是，不对的是因为梅葆玖自己没本事，只能抱着
: “梅派”这大腿不放。
: 这些弟子里面，谭其骧思想独立，跳出“疑古”这个小圈子确实要肯定。可童书业，刘
: 起釪不都是抱着“疑古”当饭吃？别的不说，刘起釪要是没了“顾颉刚最器重弟子”，
: 童书业如果不是“顾颉刚最忠实的传人”，这“顶尖史学大家”可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 另外，不在细节方面讨论顾颉刚的学术，而是在大的方面泛泛而谈，其实对顾颉刚的学术
: 成就评价是利好。
|
K*K
发帖数: 193 | 17 你这就是曲解了，我说的就是童书业刘起釪愿意搞先秦学术史很正常，在先秦学术史里
面能有成就也是好事。Feymann搞量子理论当然也是大好事。
不正常的是抱着师傅的名头不放，结成个小圈子，只要有人胆敢说师傅不对的，就是大
逆不道，甚至人身攻击。辩论的时候不是就事论事，在内容观点上讨论，而是拿过去顾
颉刚的名声甚至是官方的态度来压另一方。
另外，学问是靠自己做出来的。师傅的名头，跟自己是没半点关系的，动不动就说自己
是谁的徒弟，自己的师傅是多么了不得的大师，是心虚的表现。学问要青出于蓝，比如
Feymann就是个正面的例子，可没见他天天告诉别人自己是Wheeler“最器重子”。
【在 w****j 的大作中提到】
: 真是牙膏不挤就不出来啊，这才开始讨论具体问题了。那你就具体解释一下既然“学术
: 方向的选择跟裙带关系，师承门派可是没半点关系”，童书业，刘起釪愿意搞先秦学术
: 史有什么不妥的么？又是怎么个裙带关系了？他们又是怎么不求上进了？你给大家仔细
: 说说吧。
: 要说疑古，顾颉刚也不是第一个，我说，你看过他的东西没有啊？疑古这个圈子一画可
: 就大了。要按你这逻辑，Feymann也够没出息的，他导师Wheeler就是搞量子理论的，他
: 还是抱着量子理论当饭吃，不跳出这个小圈子，真是太无聊，太师承，太裙带了。
:
: 了。
: 学术
|
K*K
发帖数: 193 | 18 你看一看张光直（《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的态度：
可是，我也要告诉他，我们这一代的老年学者，常有一些不良的习惯，背着沉
重的包袱。我们因为多年来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一起工作，不免有种种的恩恩怨怨，人与
人之间常形成派系关系。你们年轻人万万不可卷入。假如有人要拉你入伙，便躲他远远
的。同时，我最不赞成中国传统上的师徒关系。去找老师学本事，应是跟他 “学”，
不是“跟”他；他给你教育，是“教”你，不是“带”你。你要去许多老师那里去汲取
每个人的精华，然后加以融会贯通，创造成自己的学问，这样才能 “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如果只“跟”一个老师，了不起你跟他一样，不然的话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如
果有位老年考古学家，坚持你只许跟他学，或是不许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我就建议你另
请高明。
【在 w****j 的大作中提到】
: 真是牙膏不挤就不出来啊，这才开始讨论具体问题了。那你就具体解释一下既然“学术
: 方向的选择跟裙带关系，师承门派可是没半点关系”，童书业，刘起釪愿意搞先秦学术
: 史有什么不妥的么？又是怎么个裙带关系了？他们又是怎么不求上进了？你给大家仔细
: 说说吧。
: 要说疑古，顾颉刚也不是第一个，我说，你看过他的东西没有啊？疑古这个圈子一画可
: 就大了。要按你这逻辑，Feymann也够没出息的，他导师Wheeler就是搞量子理论的，他
: 还是抱着量子理论当饭吃，不跳出这个小圈子，真是太无聊，太师承，太裙带了。
:
: 了。
: 学术
|
y****e
发帖数: 1785 | 19 张光直也就这么一说，他不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何炳棣的回忆录专立一章讲张氏结伙排
挤他。又似乎只谈中国的师承派系。。。各位对美国的师承派系没有体会么？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你看一看张光直（《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的态度：
: 可是，我也要告诉他，我们这一代的老年学者，常有一些不良的习惯，背着沉
: 重的包袱。我们因为多年来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一起工作，不免有种种的恩恩怨怨，人与
: 人之间常形成派系关系。你们年轻人万万不可卷入。假如有人要拉你入伙，便躲他远远
: 的。同时，我最不赞成中国传统上的师徒关系。去找老师学本事，应是跟他 “学”，
: 不是“跟”他；他给你教育，是“教”你，不是“带”你。你要去许多老师那里去汲取
: 每个人的精华，然后加以融会贯通，创造成自己的学问，这样才能 “青出于蓝而胜于
: 蓝”。如果只“跟”一个老师，了不起你跟他一样，不然的话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如
: 果有位老年考古学家，坚持你只许跟他学，或是不许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我就建议你另
: 请高明。
|
K*K
发帖数: 193 | 20 张光直何炳棣这是我孤陋寡闻了。
美国的裙带是比较厉害，私下的利益输送也不逊于国内。不过我接触的美国派系好像相
对独立一些，至少不像中国的文科圈子里有一段时间那样把师徒关系看成君臣父子那么
重。
不过美国华人数学界的党同伐异也是精彩纷呈，特别是前两年以老邱为核心的故事波及
甚广，牵扯了一大票人。
【在 y****e 的大作中提到】
: 张光直也就这么一说，他不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何炳棣的回忆录专立一章讲张氏结伙排
: 挤他。又似乎只谈中国的师承派系。。。各位对美国的师承派系没有体会么？
|
|
|
w****j
发帖数: 5581 | 21 你这么说自然没错。但可不可以具体说说童书业刘起釪这些人怎么结小圈子打压别人了
？那个狗屁记者的文章里也就能看得出刘起釪生活挺困难的。“最器重弟子”这帽子恐
怕也是记者给送过去的。老刘要的东西也就是个秘书而已。
说实在话，童刘的成就，也不是我们这些门外人可以评价得好的。除非，您老也是搞先
秦学术史的？要那样，不妨给我们爆点顾颉刚搞学术裙带的料？
至于Feymann，他显然是很服Wheeler，至少在当博士生的时候。这事他自传里写了一笔
的。另外一个例子，老杨就老是强调他是Fermi的学生。其实他的正牌导师是Edward Teller。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你这就是曲解了，我说的就是童书业刘起釪愿意搞先秦学术史很正常，在先秦学术史里
: 面能有成就也是好事。Feymann搞量子理论当然也是大好事。
: 不正常的是抱着师傅的名头不放，结成个小圈子，只要有人胆敢说师傅不对的，就是大
: 逆不道，甚至人身攻击。辩论的时候不是就事论事，在内容观点上讨论，而是拿过去顾
: 颉刚的名声甚至是官方的态度来压另一方。
: 另外，学问是靠自己做出来的。师傅的名头，跟自己是没半点关系的，动不动就说自己
: 是谁的徒弟，自己的师傅是多么了不得的大师，是心虚的表现。学问要青出于蓝，比如
: Feymann就是个正面的例子，可没见他天天告诉别人自己是Wheeler“最器重子”。
|
K*K
发帖数: 193 | 22 那篇记者的文章背后推手多半就是文章里提到过的吴锐。吴锐跟刘起釪关系好，不过他本人也很有意思。
抄一篇刘起釪的文章，学术上不评价，不过这里面的
“遵循备受党中央、社科院领导、学术界尊重的顾学之路”
“应该首先把先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党的社会科学领导同志对待顾先生学术的态
度告诉大家，当然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始终尊重顾先生学术也都要告诉大家，以见出我们
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对顾先生应持什么态度才是正确的。”
“特别是他作为历史研究所所长，直接违抗胡乔木、胡绳先后两位院长重视顾学的指示
，顶着干而来的”
学术界还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就算了，提党中央、社科院领导，拉周恩来，胡绳，
周扬，胡乔木的大旗，有意思吗？要批李学勤应当从学术上批判，扯到“中央”，“领
导”上面，甚至有一些人身攻击，这难道就是“顶尖史学大家”应该有的风范？而且如
果这篇文章发表在６０，７０的文革年代，在时代的背景下，也就算了，到现在还扯这
些东西，就没意思了。还有文章后面对李学勤连一些不适合的话都出来了，这不是硬生
生地把学术研究自我贬低为江湖恩怨的水平么？
当然，一种可能是刘起釪过去曾经受到李学勤的打压，不过就算这样，阐述事实即可，
这文章里面表达的确实缺少“大家”的风范。
古史辨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
刘起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近20几年精力完全用于《尚书》研究上，很少他骛；而且长期闭门撰写，很少外出，
连自己单位社科院历史所也很少去，而所中年纪大的大都已退下，尽由中青年继起承担
学术重任，我认识的也就很少了。
1998年5月，十年前邀我访日的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室主任池田知久教授来到北京
劲松敝寓见访，承赠以他所主持的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主编的日文刊物《中国出土资料
研究》创刊号，其中有我们历史所青年学者吴锐先生的中文论文《神守社稷守考——顾
颉刚学派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最新进展（一）》一文，文中以满腔热忱服膺和称颂了顾颉
刚先生开创的科学的古史研究工作，在目前一些角落里颇泛滥着一股从阴沟里冒出的反
顾阴风萧瑟下，有这样一位神采骏扬的年青学者起而力扬顾学，为顾学的振兴和发扬正
在作出可喜的努力，因此使我不觉狂喜。
在他的文中说：“一九二三年，顾颉刚以与钱玄同通信的形式正式提出‘层累地造成的
中国古史’说，石破天惊，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
。”他曾提出：“本世纪初，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就是开路先锋。……差不多
在古史辨运动的同时，王国维先生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结合文献，出色地重建了商史
。……而真正的古史建设者是郭沫若先生，他是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
古代史的人……以上这些前辈先生们，……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他就是这
样首先推崇顾先生，加上王国维、郭沫若二先生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这是非
常平允的正确的论断。以他这些热情的话，使我看到由顾先生开创的科学的古史研究，
在青年一代中又有意气风发的后继者，以其英年锐志于学，而又精力充沛不断精进下去
，势将发扬光大顾先生所开创的古史学术事业，因此使我感到欢欣鼓舞。
到1998年6月，吴君带着他几篇论文到我劲松寓所来访，他知我两耳失聪，便用笔谈：
“我是鄂西巴东县土家族，最崇拜顾先生，认为只有顾先生把历史搞活了。顾派太伟大
了，您这么大年纪弘扬顾派，我很佩服。”由此我认识了他，很高兴他这样热爱崇拜顾
先生学术。看了他几篇论文，年纪轻轻的写作能力这么强，很可喜地能提出新见解决学
术中一些问题，使我深为祖国学术庆幸着。
古史辨与恩格斯的唯物史现
一、遵循备受党中央、社科院领导、学术界尊重的顾学之路
吴君以其所著《中国思想的起源》一书给我看，要我题写几句，以为桴鼓之应。他书中
认为，中国思想史由于长期不对历史本身下功夫，日趋失去本学科的特色，以致难以把
自身和中国哲学史区分开来。因此他决定自己这项研究，要在“诸子时代”以前，先进
行“前诸子时代思想研究”。而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深人，不断扩大视野，终于突破了
“前诸子时代”的范围，进而按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大时段进行研究。他
主要是从研究历史的情况中提炼出思想史，很自然地摒弃狭隘的思想史观点，立意写成
扩大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广义思想史”，先探讨“无文字时代的思想史”。没想到对这
一原无所凭藉看来幽迪难稽易流于蹈空的课题，写得如此丰富充实，蔚然有成。
吴君的研究自始至终不脱离顾颉刚先生所开创的科学的中国古史研究学术范围。努力对
历史本身下功夫。而作为研究思想的起源，自然探索的是古史时期，也就很自然地要推
崇20世纪开创新的科学的古史研究方法的顾先生。认为“本世纪初，以顾颉刚先生为首
的古史辨派就是开路先锋。经过古史辨运动的扫荡，旧的历史体系土崩瓦解，新的中国
上古信史呼之欲出，不仅史学界受到震动，而且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事实上，从来
没有哪一种史学流派产生过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他还认为顾先生在学术上超越所有
学者的四个第一是：“顾颉刚先生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两千万字的著作，这一数量在古今
中外的历史学家中是无与伦比的。这是顾先生的第一个第一。顾先生三十出头即以‘层
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成名，他的不少鸿篇巨制不仅是我们现在经常引用的学术文献
，而且远远超出了学术界，影响到整个社会。在中国现代史上，惟顾先生的集学术影响
与社会影响于一身，这是顾先生的第二个第一。顾先生以他深厚的国学修养，写出的学
术论文其文风之优美，前无古人，堪称汉语作家的杰出代表，可与英语国家的紫尔德《
V．G．Child》、德语国家的弗洛伊德（S．Freud）相媲美，杨向奎先生称顾先生是史
学中的大文学家。这是顾先生的第三个第一。顾先生年轻时即已成名，这在史学家中是
比较少见的。此后顾先生在学术上勤劳不辍，精益求精，讲学于大江南北，培养的史学
人材比任何人都多，这可以说是顾先生的四个第一。一个人有上述任何一项成就足以自
豪一生，而顾先生兼之。”可见他充分表述了顾先生作为空前的学术巨人屹立于学坛，
熠熠生辉；充分表述了对顾先生学术的敬佩尊信和崇拜；充分表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将
一遵顾先生所开创的科学的古史研究方法进行下去。
可是他紧接着说：“但大陆对顾先生颇多指责，原因之一是说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因此其历史地位显得低人一等。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运
动家则代有传人。他们不仅要穷追不舍，甚至还要反攻倒算。我觉得人们指责顾先生有
更深层的思想原因和心理宣泄。……顾先生毕生要推倒的四大偶像即帝系、王制、道统
。经学，……推倒帝系偶像，……三皇五帝是大家认同已久的，难以割舍，如果三皇五
帝……的圣像也要倒塌，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就不得不先端掉所谓‘疑古派’
。”吴君于此 处追溯到七十年前对顾先生古史辨运动的评价，如胡适说：“是中国史
学界一部革命的回书。”“替中国史学开了一个新纪元。”何思敬指出顾先生是一个时
代的“时代精神”（Zeit—geist）的代表。傅斯年认为顾先生在史学中的地位如“牛
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以为都是当之无愧的评价。因而说：“但革命性的
力量所遭受的阻力也最大，顾先生将为他的革命性的学说付出被辱骂的代价。”“现在
，大陆某些考古学、历史学工作者爱拿批顾出气，我们不禁想起了马赫。针对批评马赫
的风气，爱因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批评者就是吸吮着马赫的乳汁长大的！此语也
适合于顾先生的批评者。”他还说，解放后和成长起来的不少先秦史研究者，摒弃了前
辈学者的研究典范，不在古文献、古文字上下功夫，反而对老专家不服气，今天骂骂顾
颉刚，明天骂骂郭沫若，妄想批倒大师，就可以显现回自己。而在今天，批顾是零风险
，尽可放手批。所以一些年轻躁进者，就以批顾为乐事，大家把顾先生当球踢，你踢、
我踢、他也踢，觉得很好玩。看到这些，不禁使我喟然长叹！也为我们这些年轻学者朋
友们感到寒心！
我长期闭门写稿，两耳不闻窗外事，外边的事知道得很少，竟然不知道反顾成风至如
此程度。有一次我偶然在劲松寓所门前，有一位历史所中年学者走过，和我闲谈中说：
“现在有人这个也批顾先生，那个也批顾先生，不知道为的什么。”证实了上面所引吴
君的说法，这就使我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想，应该首先把先行
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党的社会科学领导同志对待顾先生学术的态度告诉大家，当然
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始终尊重顾先生学术也都要告诉大家，以见出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的人
，对顾先生应持什么态度才是正确的。
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附录九《夏禹的问题》中有云：“顾颉刚
所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我发现了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由别
人道破了。”“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以前因为嗜好的不同，
并多少夹有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
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还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
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
辨自然并未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我现在想来对
这夏禹问题，提出我的见解。照我的考察是：（1）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
。（2）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3）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其后郭老在
《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所感受着痛苦
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关
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学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虽然相当透彻
，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是说确是卓识具有先见之明的顾先生对中
国古代文献的辨伪工作，继乾嘉学派之后做得已透彻，但还没有达到止境，还应该继续
考辨下去。显然认为顾先生之学还应该继续发扬。
1937年上半年由艾思奇等革命学者提倡的新启蒙运动中一篇文件的一段话，由日本学者
野原四郎的《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引录如下：“要联合一切考古学家、疑古派历史学家
，继续考古和疑古工作。反对复活旧史学（所谓社会史派）的教条。李季对顾颉刚等人
的批 判，给予那些新历史学家以相当影响，有人盲目追随李季的教条，作了一些无根
据无分析的文章，这是历史研究中的逆流”。又1937年6月15日《认识月刊》创刊号上
有胡绳《论两年来的思想文化运动》一文，由近藤邦康的《关于新启蒙运动》引述其大
要，谓“其中也特别评价了反对读经存文的胡适，和希望与群众联系的顾颉刚。……顾
颉刚与胡适分道扬鏕，并从事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工作，他确是一位‘愿与群众联系’的
人物”。这时间紧在“七七”日寇侵华战争爆发的前夕，当时全国救亡图存的气氛高涨
，由中共领导的艾思奇、胡绳等倡导的新启蒙运动，强调要联合考古、疑古学者并肩工
作，对所谓社会史派的李季等一帮人批顾先生的恶劣行径，痛斥为史学研究中的逆流。
这两则资料都由小苍芳彦的《顾颉刚与日本》转引，认为当时中国的新启蒙运动给了顾
先生学术高度的评价，对他的考辨古史的活动和联系群众的救亡活动高度重视，要联合
他支持他继续努力，以反对历史研究的逆流复活旧史学，所展示的意义是非常鲜明的。
1954年，周总理派刘大年同志到上海复旦大学迎顾先生至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
特级研究员（顾先生到所后自谦只领一级研究员工资），时正组织一批学者点校《资治
通鉴》，由毛主席指定顾先生担任此项工作的“总校”。1959年，顾先生奉命担任问题
极多难度极大的《尚书》全书整理研究任务，先摆其中最难的一篇成《大诰译证》。经
择要写成《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发表于《历史研究》1962年4期。深受学术界各
方盛誉，以为有四项优点，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著作体例（《历史研究》1962年5期专文
）。文革中顾先生被揪出折磨，1971年周总理指定担任“《二十四史》校点工作总其成
”之职而获救，显见顾先生的学术始终为党中央所重视。所以毛主席、周总理还请顾先
生先后担任了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6年胡绳同志出版《枣下论丛》，在其《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文中显然在
当时社会上以顾先生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轻视其学术的背景下，较完整地谈了对顾先生学
术的看法。其文说：“轻视史料学家的工作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的认识
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确实的材料的基础上。所以在有的情况下，史料学的研究成果，甚至
对于解决某个历史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想在这里提一下由顾颉刚提出的‘层
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命题。……我以为，在一九二五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
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所谓‘疑古’精神
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
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
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
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是从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再度公正地明确地肯定了顾先生“
古史辨”工作对整理周秦两汉古史文献是有用的，不应抹煞的。
1962年顾先生在广东从化休养地遇周扬同志，谈到《尚书》整理，顾先生以体衰，请调
我相助。周扬同志把我的名字带回中宣部，部领导一致支持，在部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把
我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处调京。当时顾先生告我，他于1959年奉上级命令整理《尚书
》，所以当年暑假在青岛，遇我亦来休假，便招我相助，我欣然愿来。至1962年乃调成
功。当时所知是得到周扬同志及中宣部对顾先生之学的大力支持。及文革后期听国家出
版局徐光霄局长一次报告，说毛主席曾指出“要把《尚书》整理翻译出来，否则读不懂
，不好利用”。我们当时不知道此语，不像毛主席指定顾先生任《资治通鉴》总校，周
总理指定任《二十四史》总其成，当时就知道。现在证以中宣部及周扬同志等热情完成
此事，则顾先生《尚书》整理出于毛主席的关心与重视，应当是属实的。
1983年8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内通讯》第40期载“胡乔木同志对《中国社会科学
》杂志的三条意见”，其第二条是：“2．对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学者，应当做出评价
，如顾颉刚、陈垣。不然，人家做了，我们就很被动。这样的评论，要有学术性，不要
写成报纸，上的文字。”这是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乔木同志的重要指示，强调
了顾先生和陈垣先生学术上的重要成就，要加强宣扬评介他的学术业绩，作为后起的学
术工作者的典范、榜样。那么后起的学术人员应当学习他、效法他，怎能堕落至反顾呢
！
胡乔木同志从学术上特别关怀和重视顾先生用力一生的《尚书》研究工作，因为乔木同
志自己就是深于中国古典学术的学者，因此懂得《尚书》一书的重要性，因而也就懂得
《尚书》工作的重要性。现在顾先生老了，精力就衰，深恐顾先生一生钻研的心血无法
留下。当他知道顾先生找了我来继承他的《尚书》之学，能将顾先生未走完之学完成，
就爱屋至乌，连带我和顾先生一起关怀爱护，为了更好的给顾先生创造条件，给安排了
南沙沟部长级住宅，叫我也和顾先生住在一起。1980年顾先生逝世，乔木同志亲自给我
安排住所，由他身边秘书经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房产局给了劲松新住宅楼，当我到房
产局办手续时，明确获知我这房子是乔木同志给安排的。使用面积虽只有50多平方米，
但其中获得一较宽大的书房，使原散在几处的书，能集中恣我坐拥取用，自1981年1月
入居，20余年间，我11部著作都在此书房中写成。其中《尚书》著作五部，实怀感激奋
发心情所写。最后1999年10月完成的作为“九五”重点图书的《尚书校释译论》170万
字，则为完成顾先生未竟之业的主体著作，以二人名义发表，积我30年心力，耗20年焚
膏继晷之功，在“九五”期间没日没夜赶成，所幸不负中央付托之重及师门属望之殷，
粗以有成，而全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完成。这反映中央领导对顾学的始终支持
，其所加的关怀爱护直贯顾先生身后。
1993年举行“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当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绳同志在
会上说：“顾颉刚先生很早表示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人新中国时期，他追求
进步，即使在文革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后，仍然勤勤恳恳地从事科学工作。他是马克思
主义者的朋友。我想，他从20年代起60年间做的学术工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学术有
益的。虽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工作对于我们说来是一笔丰富的遗产，马克
思主义者应该也必须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不重视继承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类似的遗产
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义正辞严，说得多好！ 很显然，接受了党的教
育的学术工作者，尤其是具有党性的负有学术领导责任的人 员，以及一般拳拳服善的
笃学之士，有心进取的莘莘学子，天真向上的力学青年，在承受党中央领导及郭沫若、
艾思奇、胡乔木等学术领导的感召之后，都应当乐于听胡绳同志的教导，对顾先生学术
采取正确态度，高兴地重视继承顾先生的学术遗产才对。怎么竟然出现反这种精神的反
顾成风的事呢？这是完全越出情理的现象，果何故呢？是否有着始作俑者在为之厉阶呢？
二．由批顾零风险引起的不正常反顾心态的思考
在1993年时，我看到了《中国文化》第七期上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一文，举
了些考古收获有助于文献研究的例子，然后主张“走出疑古时代”。文前的“编者按”
更耸动性地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
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
走出来，真正进人释古时代”。这就代为突出了此文实质，实际是他们在编造一个虚构
的阴影。他们“痛感”疑古思潮要对古籍进行考辨，就使他们恨透了这个思潮。可是在
他的文中第3页左上角有一段明白的文字说：“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会被歪
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
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那就明白的宣告：历代传下来的古书，必然有辨伪的问题。这是符合历史的客观实
际的说法，那么，他们所虚构的“疑古思潮阴影”在这里又无影无踪不复存在了，而确
确实实地宣布李先生自己的疑古辨伪宣言了。他实际是在宣言：“历代传下来的古书必
然有辨伪的问题，只有考古发现的古书才没有辨伪的问题。”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指斥批
评马赫的人是吮吸马赫乳汁长大的。在传世古籍必须辨伪这点上显然李也吮吸了顾先生
乳汁。但既作自己的意见提出，那就明确在作自己的疑古辨伪宣言。他自己的原文白纸
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历代传下的古书是必须加以疑辨的。
可是他还是要“走出疑古时代”，可见这纯然是为了反顾，与他自己所主张的古书应该
疑古辨伪之说迳相抵牾亦所不恤，完全不是对待古籍古史的学术研究方面的意见，而纯
是别有目的的反顾攻击。基于他的这种不正常的反顾心态，所以他此文中就进退失据，
左支右絀，妄引史事，错误迭出，这才使我甚为诧异。
我过去是早跟在别人后面闻知李先生其人，以为他是甲骨金文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所以
在我的《尚书学史》中，叙述到现代《尚书》学情况时，列了“甲骨金文研究的成熟促
进《尚书》研究”一节，逐个引述了近世所有甲金文大师的成就对《尚书》研究的影响
，又综述了当今在世的几位名家，最后又带了一句：“以及继起的中年学者李学勤、裘
锡圭（还有专研西周甲骨的王宇信）等先生。”这时对李先生还没有读过他一篇大作，
所以我对李先生的学者印象，实际是由耳食得来。及现在第一次读了他这篇《走出疑古
时代》，才使我大为惊愕！怎么这位学者竟是如此低下的水平呢？全文除主旨谬误外，
在短短七页中，其首页为“编者按”妄说，其余每页都有古典学术的常识性错误。
我不得不对他的这篇讨顾檄文作出答复。特别是他作为历史研究所所长，直接违抗胡乔
木、胡绳先后两位院长重视顾学的指示，顶着干而来的，为了正本清源，又必须对它作
出清算。因此我写了《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一文，发表在《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1995 年4期，以驳正他全文的错误。
我此文原稿是1993年于初读其文时立即写成的，只驳正了其全文主旨。1995年发表时，
如果仍只正其主旨，而不正其学术错误，会使人误认为我只反对全文主旨，而同意他的
学术误说。为了对学术负责，我就在原文后加了一个“附记”，订正他的几个较主要的
误说，一些较小的错误就放过了。
当时确也念及与李君共事已20年，而他比我小17岁，和我们受教育时代已不同，应有可
原谅之处。我幼年起就受作为清季大懦王先谦先生入室弟子的我祖父循序施教，直到我
十六岁祖父弃世，一直寝馈于古典学术文籍中。现在他们这一代没有机会受到像我们那
样对于古典学术“童而习之”的教育，而他现在又已爬到高的学术职务的地位，要矜持
他的身价和面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没有读过的典籍和不懂得的东西，他一定要表示
自己读过、懂得。例如他文中常有这样的句子：“我当然知道某某一词的出处。”实际
上他不知道，所以表现为对该词完全不懂。又有这样的句子：“某某等的作品，我以往
读过，目前手中无书。”既然以往读过，为什么举不出那作品的名称（标题），却把别
人讥评它所给加的贬称（等于给人的坏绰号）作为该作品之名，还誉之为一篇名文，以
表示自己熟习该名文？面对他这种心态，要写帮助他订正错误的批评之文，就大费斟酌
。说重了，怕他受不了；说轻了，不能触动他，收不到帮助他提高的效果。所以只好在
“附记”的开头便说明：“为了对学术负责，并对该文作者诚恳地尽朋友之谊，有必要
对其中几处具体内容再作订正。”后面又说明：“目的是通过善意的态度对学术问题的
歧异作出切磋攻错，以促使学术的前进和共同提高。”多么煞费苦心地用妥善的笔触才
写出这篇批评他的文章。
我批评他的文章的正文部分，专驳正他全文的主旨。着重指出顾先生科学的古史研究即
疑古辨伪学术的出现，是合于历史规律的现象，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必然。无论
东方西方，封建时期的古史，进人资本主义时期，必然要受到挑战，遭到疑辨否定，更
不要说社会主义时期了。所以现在还可明确说，如果在这时要跳出来反对顾先生科学的
古史研究发挥了威力的疑古辨伪学说，那就只能是艾思奇同志早就说过的历史研究的逆
流。
这里仍需要依我原文次序谈谈西方、东方封建古史遭到否定的情况。
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宗教神学所维护的古史，即犹太教与基督教之圣经《旧约
》的第一卷《创世纪》所记载的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及人类远祖的一些故事（实际是
犹太族祖先的一些传说故事）。这在中世纪是冒犯不得的。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何炳松译本368页载：“十三世纪之时，有敢怀疑《创世纪》者即处死刑。”而丹皮尔
《科学史》李裕译者本175页还载：直至1600年，布鲁诺赞成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而违反
了《创世纪》大地和人类是宇宙中心说，同时又主张宗教改革，遂被教庭烧死。而伽利
略也因宣扬哥白尼学说被教庭幽禁。而在此前的柯利振（Qigen），据《西洋史学史》
何炳松译本338页载：“柯利振……否认《创世纪》中之字为真确，剖白以色列历史中
隐晦之事迹。即在《新约》中，亦以恶魔携耶稣登山示以世界上诸国等故事为寓言。”
只由于他处在中世纪前期，虽不满这些，仍尊圣经，以玄谈撰圣经疏义，其说倒成了后
日诸神父神学之先声。所以中世纪 神学始终得以维护其古史说之神圣地位。必待文艺
复兴以后，特别是17世纪、18世纪资产阶级已稳占历史舞台，从希腊哲学中寻出“理性
”作为反封建意识形态的武器，一切封建时期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以及历史
等等所有传统的权威，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受到检验。加上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有
了对物资世界日益正确的认识，然后才由怀疑辨析而动摇了由神学所树立起来的古史。
懂得了古史来源于神话。《西洋史学史》何炳松译本97页载明《旧约》被近代考辨推翻
其神圣地位情况云：“近代考据之学已不认其为耶和华之启示，否认其所述创世之事为
真确，破坏族长所述之旧闻以为不足徵信，又以为《摩西五经》（按犹太人译圣经的第
一部分为希腊文时称《摩西五经》，以为是在圣山上为耶和华的舌人，亦即希伯来人的
领袖摩西所作），并非摩西所作，《诗篇》非大卫所作，约瑟故事仅系传奇，《十诫》
（原称摩西所撰）仅后代先知者之理想。此种习见之古书至是瓦解，且证明其成于各时
代出于各人之手。要之旧时定于一尊之教会《圣经》，至是乃证明其为一种民族之记载
（按指希伯来族，为犹太族前身），价值不等，疑信参半者也。”这种考辨成果，竟和
顾先生的考辨成果非常相同。在现在的西方，大概只有教会的传教士还需要把《旧约》
照本宣科外，恐怕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反对这种考辨，要走出这种考辨
时代，去恢复和保护这《圣经》的神圣神地位，信奉它的创世古史之说不受侵犯吧！因
为这种考辨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需要，没法子反对、没法子走出它的！何况历史唯
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会对此有更深刻的考辨，也必须作更深刻的考辨，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对待历史实例的史料必须进行批判地审查
的工作，这在古史研究上是尤为特别重要的。是没法子走出这种对史料必须批判地审查
的工作的。
在这里，我想比我原批判文多补充提一下日本古史经批判地审查的考辨后受到否定的情
况。日本最早的两部史书《古事记》（奈良时公元712年撰）和《日本书纪》（720年以
汉文写成）都记载了日本天皇的祖先是太阳神天照大神，这神系传了十余神代，至神武
天皇变为人的天皇世代。而东京三省堂编辑所编刊的《最新世界年表》，则从神武天皇
传至二次大战时的昭和天皇共124代。又编排了神武天皇元年（公元前660年，春秋时周
惠王十七年）至昭和年间约2600多年的日本史事（按年附中国、世界史事）。又在天照
大神前加了三个神代，最初神代为高皇产灵神，当公元前4400年，成为开创日本世纪的
原始高皇神。此书重版至七十多版，至今还有流行，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大日本历史编年
。在忠君爱国心极强的日本人心目中，这种由神代至神圣的天皇的辉煌历史，将自豪地
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古代史。倘使在这时有什么“疑古派”出来怀疑这些神圣的
古史，可以想见也会有酷爱神圣古史的日本爱国臣民挺身出来以不共戴天的仇恨来反对
这种“疑古思潮”的。
但进至现代学术思想兴起，明治时期学者那可通世，昭和时期学者津田左右吉等，都曾
对天皇制的整套神话作出卓越的疑辨研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进驻第
二年（1946年），由美军统帅指使天皇发表《天皇非神宣言》（一译《人间宣言》），
其用意在卵翼扶植天皇制能适应新时代，但总是对完全神化的天皇制由天皇自己澄清了
一下。更主要的是战后进步历史学者通过批判天皇制来建立科学的历史学和为人民的历
史学。
《历史学研究》和《历史评论》等刊物，在推进这种研究。我读到的是京都大学有名的
正直的学者井上清教授的《日本历史》及他专论天皇问题的要著《天皇制》一书，还有
竹内理三等编沈仁安等译的《日本历史辞典》。
这部《辞典》引据“有关日本的最古文献是《汉书•地理志》，其中有‘乐浪海
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的记载”。并引朝鲜好大王碑已称日本为“倭”，又向南朝晋
宋进贡的五王也自称“倭国王”，因而谓“日本使用‘日本’两字是在天智朝（38代）
以后（相当唐高宗时），中国则在唐朝以后”。又据福冈市志贺岛1784年发现“汉委奴
国王”金印，以为“这颗金印就是《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的东汉光武帝时公元
57年倭奴国王朝贡时接受的那颗印章”。又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资
料，以为“二世纪末倭有许多小国分立，邪马台国是统治这些小国的强大国家。女王卑
弥呼统率周围的奴国和伊都国等许多小国，数次向魏朝贡”（得“亲魏倭王印”）。这
里所说“百余国”、“许多小国”，就是指当时的众酋长。这是最早在东汉、三国时期
见于记载的明确可信的日本的古代史。
井上清的《天皇制》书中，据日本一些正直的学者考辨的结果，迳直否定神武天皇的存
在。其文说：“那种所谓远在二千六百年以前就有一个叫做神武的天皇，他的祖先可以
上溯至诸神。从神武天皇起才变为人。……怎么就从神变成了人呢？这种不合逻辑的说
法，当然不值一驳。首先，我们就无法认为曾经有什么第一代神武天皇其人。《古事记
》与g日本书纪》中，关于神武天皇从日向东征，进入大和，并在亩旁橿原宫即位的记
载，原全是编造的，实际上并无其事。这是经过津田左右吉博士详细调查过的，今天已
成为历史家的定论。神武的称号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很晚以后，即距今约一千二
百年前，在奈良朝末期，由淡海三船等汉学家从中国古书中选出了一些字句，起了绥靖
、安宁以下四十多个天皇的称号，也包括了神武天皇这个称号。……假定把神武天皇当
作第一代天皇，那么神武就活到127岁，第五代孝昭活到114岁，下一个孝安活到137岁
，景行天皇活到143岁，这样，从神武到仁德十六人之中，百岁以上的天皇就达十二名
之多，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即使承认神武纪元，那也大约有六百余年的空白。关于这个
问题，德川时代的学者也提到过，到了明治维新时代，那河通世博士更有详细的考查，
今天已成了定论。”这些由津田左右吉，那河通世等大学者们的卓越考辨，都成了一针
见血的无法逃免的学术定论。
井上清下文接着说：“天皇的祖先比较确实可考的是在《日本书纪》里所说的第十五代
天皇仁德天皇或下一个履仲天皇前后，从现在算起，大体上顶多是一千六百年以前的事
情。从那时起，天皇氏族作为大和地方酋长中最大的一个，成为那些极其松散的联合体
的首领。”这在三省堂《年表》里是公元四世纪，当东晋孝武、安帝时。井上确认此时
大和地方最大的酋长氏族是后来天皇的祖先氏族。其下文追溯云：“到三世纪时，靠近
大陆的北九州的筑紫，山阴的出云以及近畿的大和平原等三个地方，出现了大体可以叫
做国家的组织，那里已有了王、贵族、平民和奴隶。……其中大和的势力发展最快，从
四世纪中期到五世纪之间，筑紫、出云似乎也都纳人了大和的势力范围。”《日本历史
辞典》载大和王作为王中之王，于五世纪称“大王”。接着六世纪初圣德太子任叔母椎
古女皇的执政，整顿内外政治，制定阶位及条规，派使赴隋，引进大陆文化，留下许多
业绩。而后有井上《天王制》书中 所载七世纪中期的“大化革新”，宣布全国土地和
人民都属于天皇，始由“大王”确改称天皇，天皇制的统治开始达到本州、四国、九州
、关东和奥羽的日本海岸一部分。井上因而说：“随着天皇氏族的势力达到这样巩固，
便编造出了种种神奇故事，用以说明天皇的统治权从开始之初就已确立，甚至国家本身
就是由天皇氏族的祖先建立的。这些故事说皇室的祖先神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等等
（此外备举了有关天皇的各种各样神话），这些故事区经过整理之后，就成为《古事记
》和《日本书纪》的神话传说。”这就把日本天皇制的全部实质及所有渲染附丽都揭露
得澈底清楚了。
从此在日本，恐怕除了仍醉心武士道精神迷信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等神话的极右翼分子
外，显然不会有人再相信这些神话了，也不会有人痛恨进步学者们对天皇制的疑辨批判
，视之为“在当今学术研究中发生的负面作用”，声嘶力竭地叫嚷要从这种“思潮笼罩
下的阴影走出来”吧！这里仍可引录井上《天皇制》书中在阐述了津田左右吉和那可通
世等大学者的卓越的疑辨成果已成了定论之后的一段话说：“但是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
却曾忠臣告学生，就连这些事也不许让社会上知道。1933年4月，当时的名誉教授三上
参次博士，在国史学科新生入学欢迎会上，以纪元问题和南北朝问题为例，向新生讲述
过：‘在大学虽然学到一些真实知识，但是当了教师（指学生毕业后任教）就不能把它
原原本本地教给学生。’三上博士曾经是国史学界最有势力的人物，甚至一度曾要出任
文部大臣。不难想象，一直由这样的人统治着的大学历史学科和一般历史教育，该是多
么荒唐透顶！”那就是日本的虽然在思想深处仍迷恋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的学者们，不
敢公然反对真知灼见的学者对天皇史的疑辨批判，却采取掩耳盗铃方式要捂住这种已成
定论的学说向社会传播。而我们这里的死硬维护三皇五帝封建古史、坚持黄帝一元论、
夏商周一元论的先生们，悍然反对对封建古史的疑辨批判，就比他们“勇决”得多了。
我此处本拟将原批驳李君《走出》文主旨时，所列举西方东方古史受到疑辨否定，是历
史的必然、无法逃避的。但在行文中对西方《创世纪》古史被否定写得比原文详细得多
，又增加了原批驳文所无的日本天皇制神话古史被否定情况，写得更详细，以为更便于
使大家了解疑辨否定封建古史是无比重要，一定要进行的。现在要回到说明中国古史之
疑辨情况，原批驳李君之文已较详细，现在准备稍加删简转录在这里，以见前所说的顾
先生疑辨古史的历史必然性与合于规律性。下面录其大要：
我国由儒家经典所建立起来的古史（如《大戴礼记•五帝德》定“五帝”，伪《
古文尚书•序》据汉人说定“三皇五帝”，然又有纷歧说多种），也是长期以来
不可冒犯的。如晚至现代顾颉刚先生为商务印书馆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没有写“三
皇五帝”，被罚款160万并销毁全部印好的书（虽然罚款100万请吴稚晖说情免掉了）。
在两千多年封建时代更是奉若神明。由于秦的焚禁和楚汉战乱毁失，所有古书古事都由
汉代加以编排整理，《汉书•艺文志》即已指出一些伪书。而一些学者如王充指
出文籍中所载许多古事讹伪不可信。但当封建社会正强固时，他们赖以维系的古史必予
维护，自汉至唐皆封建盛世，虽有王充、刘知几、柳宗元、啖助等学者提疑义，皆不足
以动摇它。唐把汉以来经学以《九经正义》作了一大汇集，成为封建思想总堡垒。经过
唐末农民大起义，把从南北朝以来的世族大地主根本清除，使宋王朝在没有世家豪族的
基地建立起来，社会经济获得大发展，手工业、商业、海外贸易都为前所未有的繁荣，
使宋代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与提高，相应的在社会人文科学方面也日趋活跃，出现了欧阳
修、郑樵、吴棫等对封建经学进行怀疑，还有苏轼、王安石、朱熹等六、七人辨伪专著
，司马光、刘恕、叶适等十余人在著述中提出辨伪意见，形成了有宋一代怀疑精神。元
代吴澄、王充耘等数人亦有著述疑辨。明代宋濂、梅鷟、胡应麟、郝敬等十余人亦有辨
伪之作。到明末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日益滋长，作为一个徽州帮富商阶层的知识分子且
不应试不求让的姚际恒，对全部“九经”提出疑辨，撰成170卷的《九经通论》，对封
建思想总堡垒展开进攻。其学曾助阎若璩推翻伪《古文尚书》。随着清代封建势力的加
强，其学终被扼杀不获传下（只刻出一小册子）。清后期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半
封建势力相对微弱，给资本主义思想传布造成条件，这才有可能对封建文化思想展开比
以前较强的冲击，于是便有出身于宋代理学家庭的崔述进击于前。到资本主义思想广泛
传布时，又有直接受西方学术思想、古史观点的康有为进击于后。到封建王朝已垮，西
方民主自由思想、理性观点及科学知识大行于世，遇上震熠一世的“五四”新文化大运
动，于是才有《古史辨》作为主力对准封建史学展开摧毁性进攻，两千多年来作为封建
护符的古史体系才受到致命的打击。这确实完全是历史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顾先
生建立了这一不朽的业绩，开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先声。前苏联历史学者越特金（B．
BHTKHH）说《古史辨》学派“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基石”。这一评价是
完全正确的。西方学者推崇钦佩顾先生学术的更多，有代表性的是施奈德（L．A．
Schnerder）在其《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中说：“顾氏很明确而相当成功地指出过，
怎样把历史虚构变成真实性。”“他不愿轻易否定中国的过去而无所保留……是要力图
重建过去，使之与二十世纪的认识论和历史观一致。”等等。顾先生学术就是这样彪炳
于当世，他以犀利卓越的疑古辨伪手段进行的反封建史学所建立的科学的古史研究不朽
业绩，将永远留在中国学术史上。
可是现在居然由李学勤君的《走出》一文企图以反顾来形成新的历史研究的逆流，与当
年他们的前辈李季妄肆反顾形成历史研究的逆流，后先呼应。当年已有艾思奇同志予以
驳斥，现在李的反顾，事实上已由胡绳同志予以驳斥。这种后先一揆的逆流，正好可用
韩愈《调张籍》诗中几句来作他们的写照：“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不知群儿愚，
那用故谤伤，蚍蟀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可用杜甫《戏为六绝句》中针对那些“轻
浮为文”专对有成就大家进行攻击的人所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顾先生顺应历史前进方向所造就的浩瀚的学术如长江大河，必然是无可抗地万古长流下
去的！
这类反顾逆流的人物，从顾先生学术出现之日起即已有之。我在上次批驳李君之文中已
举出形形色色的反对顾学的表现有十余种，率先反对顾学最坚决的，是站在封建史学立
场持卫道精神的传统学者，这些人也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倒不是对顾先生怀有私人敌意
，而以为顾先生疑古辨伪之学要把经学的神圣地位推翻，从而把经学建立的古史帝王体
系推翻，是“忍心害理”，“是贻世道人心之忧”。总之他们惶惶然在感情上受不了，
所以他们的反对是最坚定的。在其他形形色色反对者中，有的不一定站在某种明确立场
，有的是出于不理解，有的是出于对一种新说的惊奇，有的出于不服气或不愿别人有新
说提出，除 少数外大都不是怀有敌意，甚至是对顾先生学术的一种善意关怀。随着时
间的推移，对顾先生学术由最早的毁多誉少，逐渐转向毁誉参半，终于转向誉多毁少。
最后由对顾学的理解加深，转而拥护支持顾的学术了。所以很长一段时期，顾先生之学
在社会上、学坛上都受到重视，因而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23页说：“近三十
余年（1917—1949），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虽稍溢实，而基本情况
如此。
但解放后，特别是“文革”后，承文革专反真权威学者的遗风，竟然出现了诋毁顾先生
学术的逆流。大抵说来，这在目前包括三部分的人。主要部分是内心维护封建古史、重
拾当年封建卫道士遗业，却穿上新装的人。记得1977年由文学所送来一部据说是摘新文
学的姓骆的人自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金文研究古史的稿子请代审查，稿中以满腔敌
忾之情斥责顾先生之学是“半殖民地社会烙印心理的形而上学的否定论者”（这大概就
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古代传说中的帝王都确切可靠，都世系确凿，在位年代
清楚，氏书姻亲关系明白，并给他们列出了详细的世系表、年代表。说炎帝与黄帝、帝
尧与后稷“又是兄弟又是父子的奇特亲属关系”。说少典是炎帝的父亲又是炎帝妹妹（
即自己女儿）的婚友（即丈夫），说炎帝与少典（女）生黄帝，还说了好多古帝又是父
子又是甥舅，又是兄弟又是甥舅，又是内弟又是叔父，以及很多伦次紊乱的怪话。以这
样一部神经错乱逻辑荒谬的稿子来反对顾先生之学，太荒唐了。我只好写了两万多字的
审查意见，逐项驳正了它（见《古史续辨》附录）。可是大概十年前，这部稿子竟在山
西出版了，出来后，遭到史学界群起而攻之，才销声匿迹了。
还有其他两部分，情况略有不同。表面看来这两部分都各自有与顾先生学术相对立的门
户，即一些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与一些考古学者，这二者都自称与顾先生之学为不同
的门户。前者是有些人以为自己尊奉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了，就应该轻视顾先生这种资
产阶级学术，其实按胡绳同志的指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这样的，只有自我标榜
为马克思主义者才这样；后者是有些考古学者以为顾先生之学只懂得文献史料，只有考
古工作者才能掌握和发现新史料，很多历史问题只有考古学者才能解决。这两个表面看
来不同的门户，其实并不存在。因顾先生不止一次表明自己疑辨史料与唯物史观的历史
研究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自己先把伪史料考辨好，将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就不会用错了。他的辨伪是在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预先在史料基地上做好清扫尘障
的工作。只要明白了这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必然会听从艾思奇、胡乔木、
胡绳等同志的教导，会主动自然地重视顾先生之学而不会反对。不如此便不成为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要知顾先生之学实践了在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观点，实践了
恩格斯所说对史料进行批判地审查的工作，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原是一致的，不成为
不同的门户。再则顾先生充分重视考古，我在上次批李文中已扼要述明当初古史大论战
一段落后他即订了重视考古的计划，而后几次到新出土文物处参观，自己文中也不断利
用考古新成就，尤对罗振玉、王国维极度推崇，在致王国维信中甚至说：“当追随杖履
为始终受学之一人。”可知顾先生之学与考古学是紧密结合的，全无门户芥蒂在考古学
与顾先生之学中间。有些考古工作者对顾先生之学有误解，那是由于他们不理解顾先生
学术之故。一旦理解了，就不会对顾先生之学有任何误解了。我们不时看到有的考古工
作者在将新发现的考古文化与传说中的古史相比附时，恰恰因为没有掌握顾先生之学，
而引用了经过证明可以定论的伪史料和伪古史。因此，尽管应用了新的考古资料，但所
结合的史料是伪的，仍然考不出信史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面这些是我上次批李文中正文部分批驳《走出》一文的主旨所提出的内容，归结为上
文已提到的必须遵循恩格斯关于“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
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
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的教导。因为离开批判地审查史料，就不能
进行历史研究。顾先生一生疑古辨伪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就是实践恩格斯的批判地
审查史料的工作。任何真正的学者要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就不能“走出”批判地审查
史料的工作，也就是不能“走出”疑古辨伪工作。这是科学本身所规定着的，违背它就
无法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所以我上次批李文中的定论是：批判地审查史料是永远需要的
，应抛弃门户之见，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这样，在今天来说，就更应抛弃门户之
见，不要再因为零风险而勇于反顾了。
1998年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来访时，说他在日本就注意到了我和李的论争，论争。双
方一边是科学，一边是宗教。实际是科学和宗教的论争。他的意见显然是在阐释：我继
承顾颉刚先生科学的古史研究观点与方法，对中国古史信信疑疑做出科学论析，因而对
破坏顾先生之学的史学逆流立即作出应有的回击，以保障和促进科学的古史研究健康前
进，这是今日中国史学界的科学进取方面。而李先生敌视顾先生以疑古辨伪方式进行的
科学的古史研究，对古史体系则已被动摇的三皇五帝，史学文献则已被摧毁的伪《古文
尚书》，史学中的术数灵物已被揭露的河图洛书等他都迷信眷恋不允许冒犯，有冒犯者
他都攘臂而攻之！这是对中国深层的文化内蕴没有素养而厕身于中国史学界的宗教迷信
落后方面。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精确之论！也可说是站在彼岸始能作出的客观、公正、确切的评价。
其实国内也有公正的评价。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多年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史学研究和
多年担任历史所领导的学者于2000年1月5日给我信中有云：“学勤所作《走出疑古时代
》一书，不知您看过没有？我一直觉得，‘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不科学。所谓近代
史学经过了信古、疑古、释古三个阶段、三个学派，好像是冯友兰最先提出，后来有些
学者也沿用其说。冯先生这个说法，可备一说。他把古史辨派作为疑古学派看待，这也
可以。但疑古涵意其实可作不同解释。是疑传统的古史系统，还是疑一切古史传说？顾
先生之疑好像是前者。从《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70多年，难道这七十
多年都可以概括为‘疑古时代’？顾先生对传统古史系统的怀疑，是有积极贡献的。如
果说他怀疑过了头，这样的批评也可以。但顾先生后来自己也作了修正。再说，后来无
论是实证学派或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谁也没有完全否定古史传说，大体上把尧舜禹看作
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这样的理解即使不能说是定论，也总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不能说是
非理性的疑古。其次，古史传说中有许多后代增饰的部分，仍然需要疏理，去伪存真，
这个工作今后还需要花大力气去做，难道可以用‘走出疑古时代’把辨伪工作否定掉？
依我浅见，如果说在《古史辨》问世后，确实也有一股史学思潮可以名之为‘疑古’的
话，大致在三、四十年代之后，就很难说史学界还是‘疑古时代’了。王国维的‘二重
证据法’后来被史学界奉为圭臬，实际上是把‘疑古’、‘证古’和‘释古’三项工作
结合起来，后来的古史学者大体上都是沿着他的治学道路走的。说我们现在还处在‘疑
古’时代，我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特向您请教，想听听您的意见。”
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学者于新近（未写日期）给我的信中有云：“李学勤
先生多次提‘走出疑古时代’，我感觉他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我认为中国史学界还没
有形成一个疑古时代，何谈走出？而且李先生的认识与顾颉刚先生的主张似乎并不是一
个层次的。不知道您以为如何？”
这两位不同研究所的学者来信有共通之处，看来反映的史学界不少人士都有差不多的认
识，以为谈不上一个疑古时代，谈什么走出？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函中更切中要害地提。
出了李先生的认识与顾先生之学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意为李先生不足以提出这一问题。
正如那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函中所说的：“‘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不科学’。”他
还就冯友兰先生之说提出后史学界情况作了历史分析，并就《古史辨》问世后各个历史
阶段作了科学论析，肯定顾先生疑辨传统史学是有积极贡献的，不能以“走出疑古时代
”来否定历史研究中必须有的辨伪工作，而且自王国维以来史学界大体跟着他走，不能
说现在还处在疑古时代而需要走出。这些都是揭破李先生误说的精确之论，而且无异是
和我的批李之说桴鼓相应。
前数日由朋友给我看了苏州大学叶林生教授的《我看顾颉刚的“疑古”》一文，论析精
确。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疑古’思潮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着重
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是某几个人心血来潮或标新立异的产物，……而是中国学
术思想，尤其是史学跟上时代步伐的要求，是一个‘必然”’。这与我批李第一文提出
的“这是历史的主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见上文引）完全一致，是最直接最密合的
停鼓之应。
第二部分阐述“顾颉刚等追求的是阐述历史的科学真实，而科学真实和唯物史观是相通
的。今天看来，顾颉刚否定伪古史正是符合唯物史观原理的实践”。我已经数次引述顾
先生把自己之学与唯物史观看作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顾先生自己这样谦虚，
但实际却在实践唯物史观。亦如上文提到的顾先生一生疑古辨伪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
，就是实践恩格斯的批判地审查史料的工作。一如林小安先生所说的“顾先生是没有打
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当然这不是指顾先生的表象，而指其
学术实质。）
第三部分精到犀利地批判了提出“走出疑古”口号的人。以为“作为一个普遍概念，
‘疑古’其实走不出”。我在批李第一文中也正好说：“对史料的批判审查工作（即顾
先生实践的疑古），实际上你要离开它也离不了，要‘走出’也走不出去。”又指出“
‘走出疑古’转而。‘信古’，将伪古史贴上考古学的标签，搞一个以‘英雄’、‘古
圣’为坐标的所谓文明史，那实在就大谬不然了”。又指出“走出疑古”者说疑古派否
定过度，以为：“顾颉刚认为‘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着手一条路是大路’。
他对于考古资料（实物）更没有否定。他否 定的只是把芜杂的、混乱不堪的神话传说
当历史的‘古史’，……他的否定没有错。……他既未否定‘古史’，也没有否定‘古
文化’更就谈不上‘过度了’。”
其后就集中指出“走出疑古”的三大谬误：
一是顾先生由“实事求是”出发构建真实古史，而“走出”者凭想象、愿望构建古史。
后者显然是谬误的。
二是李先生说：“《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
五帝本纪》之首，……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的创造，乃是
古已有之的说法。”作者批之云：“用什么来证明其结论‘不是向壁虚构？’而是‘古
已有之’的说法？这种推理之法与顾颉刚从传说形成的时代背景考求史料性质的科学方
法相比，实在不能让人有足踏实地之感。”“批判疑古派‘否定过度’，恐怕正是为了
恢复‘古已有之’的说法，恢复信古的‘传统’。”上文引“将伪古史贴上考古学的标
签”那一段后面有几句说：“张光直先生曾说：‘今天凡是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帝系姓》、《晋语》、《帝系》、《五帝本纪》与《三皇本纪》等古籍所载的中国古史
是靠不住的。’我敢断言，这些靠不住的非理性的‘古说’，永远不会因考古资料的丰
富而变得可靠起来。”这就足以粉碎李此处妄说。
三是最后画龙点睛的最精彩部分，道出了“由‘走出疑古’的实践效果看，对古史研究
领域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这一项又分三点谈，一点是在“信古的旗帜下，古史
研究中理论探讨和创新意识大大削弱”。李学勤《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中说：“
《大戴礼记•帝系》详细地载了黄帝二子的后裔谱系，……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
基本相同的记载，意义是不容抹杀的。”作者在引录了另一学者“《史记》与《大戴礼
》编造的黄帝家谱皆不能自圆其说”的话后，即说：“将上引两说略作比较，即不难决
出是非。‘古书’为什么有‘基本相同的说法’，这个问题顾颉刚早就解决了。但为证
明‘古’之可信，连《史记》抄自《帝系》这种极明白的事，也用‘基本相同’的含糊
带过，进而又成了古说‘不容抹杀’的理由，……时代精神、理论探讨、学术创新也就
无从说起。”
二、三两点是用实例说明“走出疑古”之说对考古工作的伤害和败坏，又对历史研究工
作的伤害和败坏。现录作者义正辞严关于此二者之揭发论析如下：
前者“是在信古的思想指导下，附会古说，任意役使考古资料的现象屡见不鲜。80年代
中期，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一座距今6500年左右的墓葬（M45墓），近年来，学者们认
为‘墓主应为一具三皇五帝时代皇（帝）的遗骨’。这是‘中国第一皇陵’。不少人确
指为伏美墓。根据就是《帝王世纪》中关于伏羲历十四世的一段‘古说’。一年前，考
古工作者在山西襄汾县境发掘一座古城，报端立即报道说：‘中国古代三皇五帝的历史
传说有可能被考古证实为真正历史。’似乎不贴三皇五帝的标签，考古学就不成其为考
古学，就不能说明中国文明的进程。这类说法风靡一时，大约正是‘走出疑古’的正面
效果吧”。
后者“是凡古必信，引用文献资料缺乏严肃性”。中间引了徐旭生认为资料愈早愈反映
真相，以为“这同顾颉刚以传说出现的时代推求传说性质基本一致。从理论上看应是较
科学的，但近年在‘走出疑古’的倡导下，以《帝王世纪》、汉代纬书之说立论者充斥
于史学论著：‘无中生有’者也大有人在”。接着以《新华文摘》转载一文为例，为证
明半坡出土的 ‘人面鱼纹’是所谓‘炎帝神农氏的族徽’，就大量引“古说”，一引
《鲁语》曰：“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一引《汉书•律历志》：“
（神农氏）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
，又曰列山氏。”叶林生先生论之云：“这些托名《鲁语》、《汉书》的引文显然是随
意而来！但因是‘引古’、‘述古’、‘信古’之作，居然畅行无碍。这里，‘疑古’
确已‘走出’，然则如此走下去，其谓‘严肃’何！其谓‘史学’何！”不是明摆着吗
？“走出疑古”的先生们要信古，还要什么“严肃”？还要什么“史学”？只要能死硬
保住“三皇五帝”的伪古史妄说于不堕，自然不需要什么“严肃”，也不需要什么“史
学”了！
《走出疑古时代》作为讨顾檄文抛出后，发展至现在，作为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股小小
逆流形成了，对史学工作的伤害败坏，对考古工作的伤害败坏，也有目共睹了。不知李
先’生对之有所内省否？
三、谛视学术界某些虚骄之气下的浅薄无知与不自量力
我上次批李文在正文之后所增加的“附记”中，为了对学术负责并诚恳尽朋友之谊，订
正了他“走出”文中四个因为缺乏古典学术基础的常识性错误和一般性学术错误。这四
个错误是：
1．他竟信从伪《古文尚书》假冒孔安国名义写的《孔安国序》说他自己“定其可知者
为隶古定”之伪说，居然说“孔安国作隶古定，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所以
弄出很多问题”。竟完全不知道自宋儒历元明学者至清代学者相继考辨已经科学地否定
了这一伪古文之说，也完全不知道唐陆德明、清段玉裁对“隶古定”的精确论断，竟妄
说西汉孔安国制作了东晋才有的“隶古定”。
2．妄说日本的白鸟库吉写了《尧舜禹抹杀论》一文，在日本成了名文。不知白鸟库吉
并没有写此文，只在1909年写《中国古代传说的研究》，牵强附会地以为尧、舜、禹是
儒家思想据天、地、人三才说所创立；又于1912年写《尚书之高等批判》，妄以为《尧
典》、《禹贡》为反映战国时五行观念、地理观念的产物，尧、舜、禹三王为儒家思想
所构成。其说一出，耸动视听，被贬称为“尧、舜、禹抹杀论”。李君对白鸟此项论说
一无所知，不知从哪里听到白鸟有“尧舜禹抹杀论”，就说白鸟写了《尧舜禹抹杀论》
这篇名文，表示自己渊博，连白鸟这样的佳作他都知道。
3．他的知识领域里，只知道中国历史上称周公的只有周公旦一人。忽遇到一个与战国
时申徒狄对话的周公，就使他困惑了，因而他就论断为：“那段话是周公和申徒狄的对
话，周公不是周公旦，恐怕应该是西周君，因为申徒狄是战国时人。”他以研究中国古
史的身份，竟然丝毫不知道极重要的一部古史要籍《春秋左传》。因而不知周公旦除其
长子一系世袭他的鲁侯爵位外，还有另一子世袭他在周王朝的周公爵，所以西周、春秋
、战国累世都有周公不绝。只要懂得《左传》，就会熟知其事。而他则完全不知。
在这第3点里，还附带提到了与此性质相同的他前此作出的一个错误，现照录原批李文
此段如下：“因此谈古代问题，必须具有古代学术根抵。正如原文（指《走出》文）第
5页 说的，作者为了抢时间趁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竹简刚发表，立即撰文据其中有‘先
王’、‘三代’、‘周公’等词，即论定为儒家作品。及中山大学学者发现它是《墨子
》逸文，指出《墨子》中也有先王、三代、周公等词，才知抢时间撰短文之误。其实只
要对先秦学术稍熟悉，《墨子》书中把‘三代圣王’、‘先王之言’是经常挂在口边的
。所以治古代学术问题是必须有古典学术素养的。”
4．他在不懂得“河图洛书”的情况下大谈河图洛书，我在该批李文中说：“显然看出
，究竟‘河图’是什么？‘洛书’是什么？作者（指李）也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待讨论
的内容太多，不能在此处简单说得清楚，因此只好暂时打住不说。拙著《古史续辨》的
《（洪范）这篇统治大*法的形成过程》一文中附带简述了一下河图洛书的实质。总之
，对这个问题，应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它，不要以玄学的态度，热爱‘国粹’或美其名
日‘传统文化’的态度去保护它。”
我就以这样一篇批李文章揭露了他《走出》一文主旨的悠谬错误，以及一些具体学术问
题的常识性错误，希望帮助他提高，确实也想在推动学术前进下获得共同提高。
到1995年第6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看到李学勤先生的答文《对（走出疑古时代）
的几点说明》，对我给他全文主旨所作的批判没有提出半句异议，表示为默认的接受。
因为我说的都是实在的，正道理所在，没法异议，所以他不作辨解。这一态度是值得欢
迎的，知过能改，表现为才智可嘉，使人认为他以后不便再提“走出疑古时代”的话头
了。我认为在这一大问题上帮助他提高了真是值得庆幸的事。
他虽然对我批判他的《走出》文的主旨不作异议而默认了，但对我“附记”中订正他的
四个错误却作了辨解。关于第1点误从伪说西汉孔安国创作了东晋才有的“隶古定”字
体问题，竟说“我当然知道隶古定一语的出处，以及宋以来学者对之的怀疑”。显然他
不知真的出处，所知道的出处是假冒的《孔安国序》。所以他仍称“孔安国作隶古定”
。又说对此说怀疑的是“宋以来学者”，而他不知主要是唐以来学者，这点他又错了。
接着说“我经过考虑，并不赞成他们的意见，不认为清代一些学者的论断科学”。他竟
然用他脑子里的“考虑”，就可否定唐宋至清学者经过几百年的接力研究从广泛资料中
搜集证据经过“批判地审查”所得出的正确结论。然后他举了历史所一位中年学者马雍
在二十多岁时写的五万多字的小册子《尚书史话》中也和他一样说“孔安国曾为隶古定
”为他的后盾。最后竟说“这方面的学术见解我和刘先生不同，应该是可以允许的”。
不同的学术见解当然是可以的，但公然的错误是必须指出的。
关于第2点误说日本白鸟库吉撰著《尧舜禹抹杀论》一篇名文的问题。他明明没有见过
白鸟库吉原文是两篇各有篇题的论文，（两篇题见上文所引）反而说成是“一篇名文”
。现在他却说：“白鸟库吉、林泰辅的作品（引按：因评白鸟库吉说为“尧舜禹抹杀论
”主要是林泰辅），我以前读过，目前手头无书。”既然以前读过，为什么把两篇说成
一篇，而且不知道其篇名，却把别人对它的贬称（等于对一个人的恶绰号）作为其篇名
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强不知以为知。
关于第3点原只知道历史上称周公的只有周公旦一人的问题。经我指出周公世袭后他就
去找了杨宽《战国史》所引《史记•周本纪》资料载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以续周
公之官职。便自我解嘲式地反法我：你的世袭之说也错了，到战国早期原来世袭的周公
已绝了，另换人续之了。他这一手法，不是正可证明周公之职经西周、春秋世袭至战国
吗？只是袭位的人更易了，周公世袭的制度到战国一直在遵行着不断的。丝毫掩盖不了
他原来浅薄到不知道周公世袭这一历史常识。
关于第4点河图洛书问题。他辩解了几句后说：“刘先生《古史续辨》关于河图洛书的
观点，我的看法与之也有不同，我想也是可以允许的。”他没有谈出他的不同看法。但
在发表他此文的前一年即1994年7月他所主编的《炎黄文化研究》第一期上有他的《黄
帝与河图洛书》一文，竟然完全没有科学的史料考核概念，不是经过批判地审查的史料
，而是把一些汉代零杂资料作远古资料使用，先大量抄了些不可靠的明堂资料，竟说黄
帝开始明堂之制，其作用在于“法天道，顺时政”，“承天行化，明气统物”。而明堂
九室为二九四七五二六一八，即“中国古代宇宙论结构的一种图解”。“所说的河图洛
书实即朱熹所谓洛书的数学形式”。最后定论河图洛书九宫图源自黄帝。这些全是不知
所云的玄学式的语言，半点科学研究的气味也没有。究竟河图是什么，洛书是什么，显
然他完全不知道。
这就是他对被订正的四个错误的辩解，读者显然看到他在强词夺理，却始终无法自圆其
说。实在也不太需要再讨论它。学术界自然会有正确评析的。也因我自己的研究任务太
忙，分不出时间对付它，因此我就把这长期搁下，没有理会。后来也有同志认为，如有
意见还是写出来，因为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商讨才能不断前进。我才考虑像白鸟库吉之文
和周公世袭问题，太清楚太浅易了，不需要再浪费笔墨去谈它，只有隶古定问题、河图
洛书问题，有着各自隐晦曲折的内容为李君所不懂，在社会上也长期存在着模糊认识，
有必要把它论析清楚，以帮助他认识提高，也使社会上了解此二者的真相，就挤出时间
写成《关于隶古定与河图洛书问题》一文，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表于该刊1997年
第2期。
关于伪《古文尚书》所特有的假古董字体隶古定问题，我就隶古定这一集怪诞奇字大成
的字体，按其产生、演变、形成和发展作了历史的考查和阐述，确定其为东晋初年始出
现的事物，不能如李君妄从伪说以为系西汉的孔安国的作品。更不应依赖马雍年轻习作
之说，我以前已订正过马君此书的四点误说，重要一点就是孔安国造隶古定的误说。
关于河图洛书问题。李君在他自己主编用以发表他的《黄帝与河图洛书》一文的《炎黄
文化研究》第一期上，同时发表“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的会议报道，以与自己此文相
呼应。大肆鼓吹“河洛地区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河图洛书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并绘影绘声地说：“伏羲率部下观看黄河，行至洛汭，狂风大作，伏羲急忙登上高台，
忽见黄河上有黄龙马踏水来到面前，龙马身长三丈二尺，背广九尺，背上有奇特旋毛宛
如图形。洛水上又有黑色巨龟，背负文字符号。少顷二者则去，伏羲氏由此受到启示，
依据黄河上的龙马背面的图形和洛水上巨龟背上的符号，画出了八卦。”嗟乎！今日人
间何世？竟由西汉后期的方士们群集于此举行了一次“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的盛大集
会，“与会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这样的高论，猗欤盛哉！李先生说：刘某关
于河图洛书的观点，“我的看法与之也有不同”。不同之处就在这里吧！但李先生之说
将这些高论又作了更高的修饰，把全华夏族的始祖黄帝硬请来作为河图洛书的创始人了
。
我感到这反映了目前学术界甚至社会上浮动着的一种倾向，与研究《易》学的热潮下，
有人高唱依据《易》理“科学算命”，社会上也有了“电脑测命”，毫无二致，而这更
富有诱人的神异色彩。这不是“沉渣的泛起”，“僵尸的出祟”吗？我原想打住不说，
为了学术，实在打不住了，所以在这再度订正他错误的文中，运用繁多的资料中，力求
扼要采择以简明地澄清一下河图洛书的实质，共分四项阐述，但仍说得较详晰。现最简
单地按此四项摘其要点：
（一）先秦从来没有过后代所说的河图洛书，详情可查看我原文。
（二）战国末至西汉方土术数家创造一种“九宫图”，只供术士占卜吉凶之用。1977年
安徽阜阳出土西汉文景之世的、上面圆形天盘下面方形地盘的九宫栻盘，是西汉早期九
宫图实物，也是看到的最早的九宫图实物。天盘上有九个数字按米字式的八个顶端和中
心排列，构成一横、竖、斜三个数字相加都是15的殊异排列，术士们用来扩大它的神异
的宣传影响。这就称九宫数。这九个数字在九宫图的米字形上地位固定，才能使横竖斜
三数之和都是15。现临摹阜阳博物馆馆长韩自强先生提供的出土九宫栻盘的天盘上的九
宫数的排列情况（这是所见最初的九宫图）如图一。
四 九 二
（东）三 五 七 （西）
八 六
一
该栻盘的下面的地盘，按四方四维刻四立、二分、二至，依次注有“当者病”、“当者
有喜”、“当者显”等字，还有君、相、百姓、将、吏等字，纯是战国至西汉术数家供
占卜吉凶用的九宫图，与后来的太乙下行无关，与河图洛书更无关。
西汉方士宣扬“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位为五帝”。怂恿汉武帝把太一定为最高的上帝。
并说太一也要下来巡行。由一些缔书及郑玄注安排大一是下行八卦之宫，就按《易&#
8226;说卦传》所载八卦方位嵌入九宫图中（此时九宫数的圆形米字式改成矩形中的九
个方格式）。原无顺序数的八卦就以九宫图中的九宫数为其顺序数。现列此太乙下行九
宫图如图二。
（四）巽 （九）离 （二）坤
（三）震 （五）紫宫 （七）兑
（八）艮 （一）坎 （六）乾
图 二
（按此实际是八卦九宫图，应列卦面。但因未见到西汉列九宫图的卦面形状，故暂以卦
名E文字代之）
北周甄鵉在其《注数术记遗九宫算》中给此九宫数编成一个口诀云：“戴九履一，左三
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于是原来九宫图，发展成为太乙下行九宫图
。仅此而已，它与其他任何东西不相干。
（三）西汉后期方士和方士化儒生始创“河图”、“洛书” 两件方术神物，他们编造
的怪话都在西汉末的纬书中，说上帝令神马背负八卦在河水上赐给了伏羲，称河图；
又令神龟背负《洪范》九畴在洛水上赐给了禹，称洛书（另有纬书说这也赐给了伏羲）
。《汉书•五行志》说：“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又录《洪范》篇
首叙九畴条目的65字后说：“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文本。”是八卦之为河图，九
畴之为洛书，就成汉代人们所膜拜的由上帝赐下的两件神物。至南北朝儒生觉得龟背容
不下65字，递减至20字。是从西汉末至南北朝数百年间，所谓河图就只是八卦，所谓洛
书就只是九畴条目由65字递减至20字。此外更无其他任何牵涉。
（四）汉代继方士以太乙下行结合九宫图后，，儒生也以明堂结合九宫图（见《大戴记
•盛德篇（今明堂篇）》）载明堂各室数为二九四七三六一八，就是九宫图自西
向东三列数字）。但这是各自与九宫图相结合，与后起的河图洛书毫无关系。
在此风气下，九畴条目的顺序号刚好是一至九，很自然地可与九宫数合拍，至隋萧吉
《五行大义》据《汉书•五行志》谓65字为洛书，就将此65字按九宫数全安排到
龟背上，及Z隋刘炫减定为20字在龟背上，而后成“洪范九畴九宫图”（是以九宫图为
洛书）（图三）此图九畴文字依自己顺序数按九宫数顺序排列在龟背上。
（四）五纪 （九）五福六级 （二）五事
（三）八政 （五）皇极 （七）稽疑
（八）庶徵 （一）五行 （六）三德
图 三
是直至隋代，河图始终是卦画，洛书始终是九畴文字，并未转变成数字。惟北周卢辩注
《大戴礼•明堂篇》的九宫数字云：“法龟文也。”龟文即指龟背洛书，是始以
洛书与九宫数联系起来。而且河图及洛书逐渐舍弃卦画文字，而改用简易的数字了。
自是以河图及洛书分别托放九宫图者纷坛不一，直至宋代以九宫为河图为洛书仍纷扰异
议不定。而且宋人又改数字为黑白点子（一绘一点，二绘二点，以至九绘九点）。于是
宋人纷纷创绘黑白点子河图洛书达五十余种，朱熹与蔡沈取其一家在其《易本义》、《
书集传》前绘有好几幅这类荒谬的黑白点子河图洛书。由于元明尊崇理学，朱熹成了新
圣人，他绘制的最晚出的荒谬黑白点子，竟被大家看成了伏羲以来河图洛书就是这个样
子，谬种流传，大家都不知道其荒谬。《东都事略•杜镐传》载宋真宗疑河图洛
书，以问杜镐，答云：“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是封建君主犹知疑河图洛书，有头脑
的大官退直指出这是利用神道设教，为了骗人而编造的东西。河图洛书的实质就是这样
。可是李先生在完全不知道河图洛书是什么的前提下，竟说河图洛书是源自黄帝思想、
由黄帝创立的神物，其所承精深作用在“法天道，顺时政”，“承天行化，明气统物”
。神化圣道，玄妙无极。李先生曾说：“刘先生关于河图洛书的观点，我的看法与之也
有不同，我想也是可以允许的。”现在看得很清楚他的不同之处原来就在这里，多高明
啊！这是在作科学研究呢？还是在对始祖圣王作讴歌礼赞？对这样的大作，难道自己内
心坦然自适无所自咎，而且还以为是可以允许的吗？
此处只有九宫数是数学上的一个特殊问题，是一出自战国时代术士之手足以引起人们惊
异的数字的殊异排列，值得数学界深入研究。其他后起的有关河图洛书的一切妄说（包
括李先生之说在内），都应一扫而去之才是。
我再次订正李先生误说之文发表后，一直没有看到李先生任何答复、辩解，就此噤不作
一声了。好像他已默认我的意见了。我诚心地默祷他正面接受朋友们的善意帮助才好。
四、清除学术腐败，端正人品学风
为了弄清楚李先生为什么有这些表现，不得不就已接触到的有关他的资料，对他的为人
治学作些谛视。李先生不像许多前辈学者那样从小熟读先秦古典要籍，又闻他所受高等
教育也仅仅是在清华大学读了一年书，显然不能算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在他的中青年
时期对顾颉刚、陈梦家、侯外庐等前辈学者又采取的是只讲批判不讲继承，以这样的治
学态度和根抵，研究古史当然条件是不太合适的。可是他置身甲骨金文研究队伍中，由
于对甲骨金文的文字认读，三个月可以人门，所以他可以列身到这一队伍来。这个队伍
过去拥有前后相承的不少大学者，把甲骨金文相涉的商周古史问题解决了不少，他得以
席其余业，活动于这一队伍中。如果他老老实实，不急求名，勤勤恳恳地耕耘多少年，
很可能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从李学勤先生写的许许多多文章来看，他是从不肯“板凳
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为了急功近利，他只有走“捷径”。而学术是没有
假的，有多少根基， 才能写多少分量的文章。我记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一文
指斥某人之误，大意说，某某大喊大叫登上学坛，但他所写的都是他所不懂的。（大意
如此，我最近翻了一下全集而有残缺，没有找到该文，又没时间再去找。如有错误，由
我负记忆错误之责）。李先生正是这样，我所见李先生之作实只二文（《走出》文与《
河图洛书》文），竟满纸是所写不懂的东西。如：不懂周公史事写周公，不懂白鸟库吉
之文写白鸟库吉，不懂伪《古文尚书》写《古文尚书》，不懂“隶古定”写“隶古定”
，不懂“河图洛书”写“河图洛书”，不懂长台关楚简写长台关楚简，不懂殷代地理写
殷代地理，从未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实际不懂考古而写考古等等。其他我没有看到的他的
大著，我想，他所写他不懂的东西一定还不少。一个真诚老实的学者会这样吗？
这里牵涉到一个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即是一个学者做学问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
学术上的问题，共同推动祖国学术前进呢？还是为了学者自己只顾成名成家？应当毫不
含糊地严肃地昭示：一个学者治学，单纯地全心全意地奔赴的只有一个目标：为了祖国
解决学术问题，与其他有成就的学者一道，共同推动祖国学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永无
止境地向前进。当学术取得成就后，自己内心享受成就的愉快，享受为祖国完成了一项
学术事业的自豪感。如果这时国家和人民给以荣誉，那是对他完成一项学术事业的奖励
，自然会感到荣幸，但决不是自己原来追求的东西。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心态，是传来
久远的。试看古代不少有成就的大学者，费数十年的心力完成一部巨著，总是靠门人或
亲友或襄义举者出资把书刻出，自己享受的就是这部巨著的成就感。有的学者身前无力
刻出，怀着对巨著的成就感离开人世，靠门人、靠亲友或义士帮助刻书于身后，留其业
绩于学术界。这种例子太多了，也就成了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试以开一代清
学学风的顾炎武为例，他痛感明末学者空谈讲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
精一”。这还算是少数高级者，其盈天下滔滔皆是的读书人，醉心于八股举业，其丑态
毕见於《儒林外史》。顾氏蔑弃这些，萃其“平生之志与业”写成《日知录》一书，全
书“意在拨乱涤汙，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就是为了解决这么大
的学术问题而写此书，但他慎之又慎，持重而不急于问世，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
记顾的门人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以临终绝笔为定”。又一次潘次耕再请刻
，他说“再待十年”。在顾氏自己资料中多次谈到《日知录》在初刻后，又增写了多少
，修订了多少，在再刻以后又增加了多少，悔其前作过速者又多少，因此他一再要迟一
点刻。这就是一个大学者对自己著作力图精益求精而不急着印出。（顾亭林一生著作粗
计共达32部，没有一部草率成书，大都是应需要写出的有用之书）。其他像这样的大学
者还不少，顾颉刚先生即其著名者。他一生所写论著逾两千万字，没有任何一篇是写成
即发表的，莫不是修订补充至再、至三慎之又慎而后才发表。最有名的是60年代萃其平
生学力所写的《尚书大诰译证》，1961年完稿，1962、1963年修订补充为再易稿约50万
字，中华书局要出版，他说还要订补一下，1964年完成三易稿60万字，中华局就一定要
出了，他还要订补，于1965年成四易稿近70万字。1966年全书修订完稿逾70万余字，而
文革事起，印不成了。这部由大学者耗其60年以后全部精力历8年时间写成的完整的一
部巨著就此断送，至今未能按其原貌出版，却肢解其中一些内容零星发表了。一部大著
作遭此厄运，是其后人之责，而大学者为国家解决学术问题而撰写著作，其对著作如此
慎之又慎不急着发表，反而“求全责备”、精益求精务使自己著作好上加好，力图为学
术事业做出好的贡献，这种精神始终是可贵的，是值得称颂的，足为后学楷模的。
至于区区如我，可借用林小安先生发表在《出土文献研究》第五集上《甲骨百年忆思泊
夫子》文中一段话来说明：“顾颉刚先生及其助手刘起釪先生在《尚书》的整理上下的
功夫可谓深矣！他们花了多半个世纪的功夫，把所有有关的文献史料及历代研究成果尽
力收集齐备，尽力做到无一遗漏，尽力做到‘竭泽而渔’。然后，对其中的所有史料和
史实做到逐一进行考察，他们虽然长期从事着艰苦的整理和研究，但他们并不轻易发表
整理成果，表明了他们负责任的态度。……他们没有投机取巧，没有急功近利，没有想
取媚于世人，没有追求在短时间里爆原子弹，并不想以解决不可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来显
示自己的高明。”我有四十年代写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其中编、下编成果我据以写
成论文在日、台讲学，大受称誉。但上编所引金文资料限于40年代顾先生家所藏，我要
补充后再出版。顾先生说这样用了功的稿子出版对于学术界有利，但我不拿出来，“想
不到你太不要名了”。但我仍不急着拿出，等我目前的工作全部清理后，用另外的方式
处理上编，然后再出版。
可是李先生怎样呢？看看他自己的话，《走出》一文第5页有云：“比如我到处做检讨
的一个例子，是我关于信阳长台关一号大墓发掘出了两批竹简。竹简发表后，那时候我
年少气盛，喜欢抢时间，马上就写了篇短文，登在《光明日报》上。我说竹简中的一篇
是儒家的作品，因为里面有‘先王’、‘三代’、‘周公’这些词，儒家气极浓，大家
都承认我这说法。这篇文章发表后，……很长时间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到了‘文
革’期间，中山大学几位学者从中找出了几句话，在古书中有，是《墨子》的一条佚文
，见于《太平御览》。过了些年，我再看这组竹简，特别是信阳长台关的报告出来，有
了更好的释文，才发现不是原来我想的那么回事。既然是《墨子》佚文，这怎么还是儒
家作品呢？后来查了一下就明白了，原来《墨子》里面也有‘三代’、‘先王’、‘周
公’，这些东西，一点不少。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收入徐中舒先生的纪念论文集中
，说明这组简是《墨子》佚篇。”这就用他自己的话说明：他写文章并不为了学术，而
是为了抢时间求名。虽然“他写的是他所不懂的”错误之文，总之报上有他大名的文章
了，社会上对学术大都隔膜，他就顺利地得名了。及真正学者研究清楚了他所不懂的内
容实质，他就立即“到处做检讨”，可能博得人们的谅解甚至好感。而李更眼明手快，
把真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批评意见占取为自己的意见，另行写出一篇新的研究论文，送
登徐先生的纪念论文集中，这样他真成为一篇有“自己”正确见解论文的作者了。他就
这样左右逢源地得名了。
其实李先生不止是年少气盛时如此，他的一生莫不是善于抓住时机求名得名。现在社会
上一般对较专的学术不理解，也不重视；而个别学术领导又还没有从外行转变成内行。
二者相结合就给李君以生长土壤和活动的市场。这些年就使他这位善写他所不懂的东西
的人名气越来越高，身份越来越涨，一直在扶摇直上。可谓求名得名了。其实他真正获
得提拔重用的由来是社科院一位人事局长亲口对我说的：“上级叫我们提升一批中青
年，我们就提升了他们几个。”报纸上载的这一批提升人员一共大约十来人，自然科学
有方励之、社会科学有李学勤等人。这是他求名得名的真正起点。
他的只顾求名不顾一切的一次淋漓尽致的表现，是前几年的事。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自
1977年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加以改组扩展成独立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院后，至i993
年已十七个年头，做出了不少科研成果，决定举行首届学术评奖，于93年下半年费了半
年之力按级评选，最后报至社科院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一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
奖”，共获奖专著74部和论文、研究报告、读物、古籍整理著作、学术资料、工具书、
译著等项109种。二者合计获奖共183种。《人民日报》誉为“社会科学14年成果大检阅
”。历史所上报12种，获评上10种，其中专著4种。我因耳聋，参加颁奖大会自己领到
专著奖万元外，其他什么人得什么奖我一点也听不到，回到家里又因腿痛及年已过七十
不出户外，专等所里同志来闲谈告我一些情况，首先听到侯外庐、沈从文二先生和我共
三人得到个人专著奖，后又听说王戎笙同志为首的清史组亦得专著奖，又张政烺、王毓
銓、林甘泉三先生得论文奖，其余什么奖就不知道了。在这些日子里，先后看到各研究
所的学报所刊，都把本所获奖各书及时作了报道并仔细介绍了其内容。而那些刊物原来
只发表论文的，这时都临时变通发表了本所这一学术喜讯的报道。我当时很高兴，我们
历史所不仅有各所一样的学刊《中国史研究》，还有专发表学术消息的《中国史研究动
态》，那我必然在最近看到我急想知道的全所得奖名单和得奖各书的学术内容了。可是
左等右等，这两本刊物每期出来后都见不到这些报道，等过了一年，仍如石沉大海！首
先是纳闷，为什么自己所的这个喜讯，竟然不高兴登出来呢？后来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
来。原来我所这位李所长，向来自视甚高，现在忽然这么动人的大评奖，最高项目专著
奖归侯、沈、王、刘四位了，自己望尘莫及，一无所得，却只得了一项三个人合名的“
学术资料”奖。可想见他当时的心情。在各所对于发表这一喜讯本是一非常容易办的事
，可是在他却成了非常难办的事，如果如实发表，自己的面子搁哪里呢？他后来横下心
来，把这喜讯捂住不发表，心想等自己得到专著奖后再一道发表（如果他得不到，显然
会永远不发表）。按规定，此后三年一评奖，那么在这三年内排死拼活赶出一个专著奖
来挽回这面子，那么上一届的得奖喜讯就可叨他得奖的光得到发表了。
上文已阐明，一个真正学者从事撰述，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和推进祖国学术发展，决不
为了其他，其最大戒律是决不容许为了求名、求得奖。因为学术有自己的特性，自己的
规律，只有按照学术自有的规律撰写的东西才能成为学术著作，一如范文澜所说的“板
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才能写出学术著作。如果走旁门左道、登科捷径，
一切不顾，专盯着三年到期的学术评奖，心眼里只有一个“专著万元奖”的诱惑，拼死
拼活在短时间内赶出“学术专著”，实在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厌恶不齿的事。所以根本
不需要去看写出成果内容怎么样，这样做本身就是对学术的亵渎，决不应允许存在，才
能端正学术之风。更何况1977年至1991年长了十五个年头，又值安静时期，对一个真正
学者来说，正是悃愊无华沉潜奋发写出学术著作的大好时期，自可不断有好的著作出现
。可是李先生写不出东西，长长十五年间拿不出一部著作来请奖。现在一下子慌了，就
又赶快“抢时间”，果然在1997年第6期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上载了李先生的新作《
周易经传溯源》，作为第二届科研成果奖，紧接在侯、沈、王、刘四位的第一届科成果
奖之后，并排地发表了。第一届成果本来应和全院各所成果同在1994年发表的，压了这
么多年了。真的叨他大作得奖之光延到1997年一道发表了。而他这位从来没听说钻研《
易》学的，现在跳上学坛成为《易》学专家了。学术上从来讲究学有渊源，无源之水，
无根之木，怎能搞成啊！听说他此书请奖时，历史所有评委在会上提出此书不够入奖，
会后即接到电话威胁。结合这次要把他《走出疑古时代》这篇恶文硬塞给评奖会的种种
手法看，可想见1996年他的同伙帮他办成获奖是费了大力的。其实该次发表获奖的报道
中就说他的“全书篇幅不大”，证实历史研究所那位评委的话是正确的，确是一本不适
宜入奖的小册子。2000年我在南京理工大学女儿、女婿家养病，听到当年新的一批中国
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公布情况，听了好些动人的院士人选有关资料，又听
到有几位的学术造诣和科研成果贡献都合于优良的院士条件，原必可入选的，可是发现
在评奖过程中自己作了一些活动，为保持进选院士的正派学风，保持院士队伍的纯洁性
，对这几位有成就的学者坚持原则，只好不入选。我听了这些，对比中国社会科学院，
真万分佩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领导所主持正确的领导方式，为维持优良学风而
坚持原则，这是对中国科学事业辉煌发展的有力保证，所以才有新中国科学事业的伟大
成就。返观当时的社科院领导确有需要具有中科院这种重视学风坚持原则的精神。逝世
于1980年的顾颉刚先生，大概在逝世前一两年内曾感慨地对我说：“现在全部社科院，
除考古工作做出成绩外，其他没有一项做出成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不管
有人会不高兴听这样的话，我仍要把一位老学者出自肺腑的话讲出来。像李先生这样的
书入奖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失误的要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奖一部书，要明确
昭示出国家对学术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扶植什么？打击什么？这才对学术繁荣昌盛有
利。我们决不能对一部不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而是为了抢时间赶评奖的所谓著作开绿灯
，更不应对一个身为所长而不站在全所学术事业立场，却站在个人自私立场对本所得奖
的学者眼红而施行上述种种登不上场面的小道小术，直到自己硬挤上得奖这样的人开绿
灯。这是对学术的原则性问题，是不容不严肃对待的。
他这样赶出来的所谓著作，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19“著书之难”条所说：“后人之
书……逾速而逾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真是一点不差！而李先
生这次这种行径，又正如顾炎武《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所说的学者治学为人首
先要的是“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
闻，则为空疏之学”。详细对照对照，李先生的问题不正在这几句吗？不“行已有耻”
，才有这次这些行径，而且他不止这次这些，暂时且打住不说。“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
名”，“非好古而多闻”，才有这次这样的作品出现。
由于他的所作大都出问题，也可用顾炎武《文集》卷四《与人书》的话一语道破。顾氏
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钱名之曰废铜以
充铸。”顾谈到自己的《日知录》，“自别来一载，早晚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
。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就是说为学如铸钱，要自己采铜于山，亲加冶铸，不可买旧铜
钱以充铸。说得 多么深刻。载中国古代史事的原始铜矿，皆在先秦古典学术如崇山峻
岭的丰富典籍里，李先生不具备先秦古典学术的基础，不知道铜在哪座山里，他自然就
用他驾轻就熟使用惯了地到处找地摊、旧货店、废品收购站等等地方，搜觅到大量破铜
、烂铁、旧铜钱等作为铜矿供他使用，也就是《走出疑古时代》的“编者按”所说的“
大量例证”。可想见他对各种大小刊物，时下知名作品是尽量掌握其信息的，特别是每
一考古收藏他一定搜列无遗，以见出他能以考古发现来保护古籍。但正如他对长台关楚
简写出错误之文一样，有一考古文物学者告诉我：“《华夏考古》96年第2期有一篇赵
世刚关于晋公戈的文章，把李学勤批得体无完肤。明明是春秋戈，李学勤却说成是西周
戈。”可见他利用考古文物也总是错误百出。而他不能采铜于山，只能用社会上见到的
旧铜钱充新铸，普遍见于他的文章中，这是他症结之所在。连针对我第一次对他批判之
文所作的辩解文中，虽我曾经提到过的山名他也没法找，却找了杨宽《战国史》来搪塞
，找了马雍《尚书史话》来做救命稻草。以这样的治学基本条件，自然他没法理解、更
没法做到像上文提到的最根本关键的为学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问题，共同推动祖
国学术前进，而丝毫不是为了成名得奖。而他偏偏特别重视成名得奖，从他许多事例归
纳得出他要得名的主要?
Teller。
【在 w****j 的大作中提到】
: 你这么说自然没错。但可不可以具体说说童书业刘起釪这些人怎么结小圈子打压别人了
: ？那个狗屁记者的文章里也就能看得出刘起釪生活挺困难的。“最器重弟子”这帽子恐
: 怕也是记者给送过去的。老刘要的东西也就是个秘书而已。
: 说实在话，童刘的成就，也不是我们这些门外人可以评价得好的。除非，您老也是搞先
: 秦学术史的？要那样，不妨给我们爆点顾颉刚搞学术裙带的料？
: 至于Feymann，他显然是很服Wheeler，至少在当博士生的时候。这事他自传里写了一笔
: 的。另外一个例子，老杨就老是强调他是Fermi的学生。其实他的正牌导师是Edward Teller。
|
y****e
发帖数: 1785 | 23 这篇文章当年很有名的，刘也有点外行说内行的意思，不过我个人也不认同李的释古一
说，特别是文中提及池田知久的评价恰到好处。这文风也可看出建国前三十年各种风波
对那代学人的影响。
他本人也很有意思。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那篇记者的文章背后推手多半就是文章里提到过的吴锐。吴锐跟刘起釪关系好，不过他本人也很有意思。
: 抄一篇刘起釪的文章，学术上不评价，不过这里面的
: “遵循备受党中央、社科院领导、学术界尊重的顾学之路”
: “应该首先把先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党的社会科学领导同志对待顾先生学术的态
: 度告诉大家，当然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始终尊重顾先生学术也都要告诉大家，以见出我们
: 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对顾先生应持什么态度才是正确的。”
: “特别是他作为历史研究所所长，直接违抗胡乔木、胡绳先后两位院长重视顾学的指示
: ，顶着干而来的”
: 学术界还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就算了，提党中央、社科院领导，拉周恩来，胡绳，
: 周扬，胡乔木的大旗，有意思吗？要批李学勤应当从学术上批判，扯到“中央”，“领
|
K*K
发帖数: 193 | 24 那一代人的思维局限太大，比如李尚英为了证明杨向奎是“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的大师，张口就来，把一些不靠谱的东西，如杨向奎的关于“理论物理”的研究都摆出
来。
试述杨向奎教授的学术贡献
李尚英
今年7月23日，是杨向奎师逝世一周年的忌日。一年来，作为他的一个不称职的学
生，我深深地怀念着他。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先生的道
德文章更时时激励着我永不停歇，努力工作和学习。我想，在先生一周年忌日到来之际
，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并使之发扬光大。自然，先生的博大
学问远非忝列其门而实则不学的我所能理解，但我还是冒昧地把自己学习的一点心得写
于下面，以表达自己对慈父般的老师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之情。
一
我国历史学一代宗师、著名史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杨向奎教授（他的学生们都尊
称他为杨向老，或向老）字拱辰，河北丰润人，1931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史学大师
顾颉刚，傅斯年受业。毕业后，他先后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和山东大
学，任甘肃学院文史系讲师、教授（时年28岁，成为青年教授），西北联大副教授，东
北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6年（一说为
1957年）杨向奎教授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1958年与第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
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后改任清史
研究室主任），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创立后任该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墨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先生治学，不喜就事论事，他曾谦逊地说自己—向“喜欢比较空灵的理论研究”[
①]，也正如清史专家高翔教授所总结的那样：
（先生）治学的目的，是要以科学的方法，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研究自
然与人类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探寻历史规律。杨向奎先生尝谓自己治学“其始也，反
俗成真；其终也，从真到真”。这是真正的大师境界。它决定了杨向奎先生的学术具有
弘博的气象，充满了思辨的睿智，饱含着丰富而深邃的哲学内涵。[②]
先生自己也在多种场合说过：“我是搞社会科学的，解放后又逐渐地研究自然科学
中的物理学——理论物理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研究哲学而不懂宇宙
、时空等问题，不可能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没有伟大的思想就很难有杰出的科学成就。
”[③]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杨向奎教授治学，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晚年似以自然科
学、尤其是熵物理学为主）两大学术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先生以史学为主，兼及哲
学、经学、小学、民族文化、历史地理；在自然科学领域，以探索理论物理学、尤其是
熵物理学的奥秘为主，兼及量子力学和数学。他为我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的发
展，为自然科学、尤其是熵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贡献。先生的主要学术
论著为：《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史论》
、《清儒学案新编》，《大—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墨经数理
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 ——自然哲学续编》、《绎史斋学
术文集》、《繙经室学术文集》和《中国屯垦史》（合著）等14部，论文200余篇，还
有为友人和学生作书序数十篇。60年代中叶以后，先生以一业已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文社
会科学工作者，而毅然攀登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的高峰，相继发表《熵和引力》、《
论时间空间》等多篇重要论文。环顾四海，古往今来，皆属罕见。
杨向奎教授在学术研究上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许多学者、专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
：“杨先生是历史学一代宗师、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贡献就是（或者主要是）史
学。”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
杨向老在学术研究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对基础科学的分类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
大学科的交叉运用和相互借鉴上。他认为，在科学分类上大体可以分作基础科学与应用
科学两大支。在基础科学中，杨向老认为最重要的是：1。理论物理；2。历史科学。他
强调说，理论物理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是探讨和研究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自然
本身是无知的浑沌，人类对自然的研究，使自然有了透明度，自然的透明度又增加了人
类的知识，这样相互推进，我们才知道，自然是无限而有界的。自然，每—个星球每一
个天体都有它的起源与衰老，黑洞理论的提出，更可能证明空间与引力的关系，黑洞不
过是—个熵洞。与此同时，杨向老也强调说，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是探索
和研究人类发展规律的科学。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
转移的，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就是历史哲学。[④]他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孜
孜不倦地研究历史学和毅然攀登自然哲学与理论物理学的高峰，充分地体现了上述这些
思想。这也正是杨向奎教授的贡献所在。以下，试作具体叙述。
二
杨向奎先生在自然科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上。具体而言，则体
现在时间与空间、引力和熵的研究上。
时间与空间，这既是理论物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
要课题。1905年，近代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他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
对的，不是绝对的，两者是联系在——起的。这就把人们以往所说的三维世界变成了四
维世界。从此，时间、空间结合在一起而有了空一时概念。不过，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
一些大科学家，并没有能解决空间和时间的物理实质问题。
1913年，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其中最重要之处是他的新引力之说。
爱因斯坦将引力学说引进了他的相对论，这就在牛顿的基础上将引力的认识向前发展了
一大步。这正是爱因斯坦的伟大之处。不过，爱因斯坦说：“引力也是一种物质，引力
的速度和光速一样，引力有引力波。”对此，杨先生指出：“说引力的速度同光速—样
，这种观点很难得到证明。引力波的提出也有几十年了，它在宇宙中是否存在，始终没
有得到证据。”[⑤]美国和中国的一些科学家都曾想通过试验，发现引力波，分析研究
它的性质，并进而利用引力波。但杨先生经过—系列的演算 [⑥]，证明“不存在单纯
的引力波，引力不可能脱离质量和能量而存在，引力波即在能量波中。”[⑦]后来，杨
先生还亲口对造访他的中国科学家说：“根据我的理论，你们不可能接收到引力波，有
波也不是纯引力波，这种无结果的事可以不做。”[⑧]时至今日，距杨先生的断语已有
20余年了，似乎还未听说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发现和利用引力波的事。
既然不相信引力波的存在，那么人们自然就会问：引力是什么？引力与时间、空间
有没有关系，两者间会存在 —一种什么关系？杨向老认为，谈及时间和空间时—定要
触及引力及能量问题，在能量问题上，首先会遇到爱因斯坦提出的—个有名的能量公式
“E＝mc2”的问题。这本是一个历来有争议的问题，先生也认为它“存在—些问题”，
提出了—个E＝（mc）2的能量公式。不料，这个公式一提出，立即遭到物理学界一些朋
友的指责，认为它违反了量纲原则。先生则认为，这个公式并不存在量纲问题，它之所
以出现了麻烦，是因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划时代的物理大师，他提出的公式不能轻易变。
因引力问题，又引起了有关熵的讨论。许多科学家，包括在近代世界学术史上发生
重大影响的维也纳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石里克在内，都曾研究过熵。
石里克在他的《自然哲学》一书中就曾不止一次谈到熵。但他们并不知道熵的物理实质
是什么。由于“不知道（熵）是什么，只就其表象作论，所以出现‘热寂说”，于是有
所谓“世界末日”的来临。杨向老指出，这种“就现象论现象永远不得其‘真’，其‘
真’就是特自体”。[⑨]为了解答熵是什么，杨向老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理
论物理学，70年代中写出《引力和熵》的长篇论文，其英文名字是《Entropy and
Graviton》，并印出了征求意见本。在这篇长文中，杨向老认为，引力就是热物理学、
热力学和化学上经常表现出来的熵；熵这个概念，无论在热物理学、热力学和化学上都
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他强调指出，熵就是引力，就是引力的作用，是惯性质量的引力作
用；同样，引力发生的作用也就是熵。概言之：熵是热物理学中作用质量的引力作用。
[⑩]
20世纪80年代初，杨向老去美国访问时，曾把他的这篇论文送给华盛顿乔治敦大学
化学系的—位教授阅看，后来又将论文寄给了哈佛大学、《美国物理季刊》等美国高校
和科研机构，大多无下文。只有《美国物理季刊》编辑部给先生写了—封比较详细的信
，信中说了一些实话，认为先生的理论是理论物理学中的冒险。的确，杨向老的理论，
同牛顿、爱因斯坦的理论，同古典物理学、相对物理学的理论全不一样，对这两个物理
学中的大权威的学说不信任，有所修订，有所补充，这就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一种冒险
，而我们国内的物理学界对这种理论也不承认。对此，杨向老说：“我并不埋怨。因为
对任何一种新的理论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他还坚定地表示：“研究学问，干任何一
种事业，不会没有冒险，怕冒险就不可能取得成绩，更不会成功。我坚信我的理论一定
是正确的，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果然，90年代初，英国的Howking教授在他的著
作中也谈起了引力和熵。这使先生“很惊奇”，因为“十年后居然有同路人了，真是道
不孤必有邻’了”。[11]
按笔者理解，杨向老关于熵和引力的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
熵是引力作用。引力与能构成空间与时间的基础。引力是惰能，通过速度变化，惰
能化为动能，遂成为时间函数，因之而有四维空，时（Space－Time）产生；没有引力
、能量就不会有空间，不会有时间。所以空间、时间构成的四维空间，也就是引力与能
量的四维空间。在相对论里，总是拿一把尺子度量空间，拿一个钟表计算时间。我说最
好把尺子和钟表丢掉，尺子不能代表空间，钟表也不能代表时间，钟表只是记录时间的
工具，它本身不是时间。时间是能量，能量越大，时间越长；能量小，时间就短，这在
钟表中反映不出来。这里包含的问题很多，相对论中的引力同牛顿定律的引力已经不一
样，用牛顿的引力、定律、计算方式来计算相对论的引力、引力场就不适用，这在物理
学界已成共识。[12]
尽管如何龄修先生所说：杨向老“熵物理学著作，挑战爱因斯坦的权威理论，则只
有等候历史老人的评判”[13]，但杨向老的探索精神和开拓地位在物理学界必将会永垂
不朽的。
杨向老还从事量子力学的理论研究。在量子力学中，波粒二重性是先生最感兴趣的
问题。德国当代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在1925年曾用矩阵代数来表达他的量子力学原理，次
年创立了波动力学，成为上世纪20年代中期科学界划时代的大事，使物理学从经典力学
走向一个新的历程。海森堡的量子模型是波粒二重性，但他后来又以为波粒二者不能同
时存在，于是使问题复杂起来：他既然认为一个物体不能同时既是波又是粒子，似乎否
定了自己的观点。杨向老认为，高速运动中的基本粒子，既是波又是粒子，所以他用12
＝2的公式来说明这种双重性的问题，在这个数学表达式中，也用了矩阵代数，并认为
在“二元合成”（波粒）的元素中，用矩阵方式也许是适宜的。当然，这个公式还需得
到说明。它虽然好像数学上的悖论，但通过说明可以成立。[14]
杨向老还认为：在宇宙中充满了量子，也就充满了熵。熵是引力作用，但它不起“
引力”的作用而起“重力”的作用。熵重是构成大块物质的基础，以此在未来的理论物
理学中，“量子熵力学”或者是“熵物理学”，应当是其核心内容。这种力学的数学表
达式，应当是二进位制。天体或者星球的构成，应当从熵重讲起，而不必在“大爆炸”
（bigbang）中去索取什么！[15]
杨向老在数学研究中也有重要建树。他认为：—次幂只能有一个根，但在2的计算
中却可以出现无理数及正整数“1”两个根，这种矛盾构成了悖论。然而，这种矛盾能
否化解？先生认为，作为数学计算方法之一的二进位制来自于我国古老的文明，它与十
进位制的共存，就决定了2必须存在着两个根的矛盾。[16]
杨向老有关自然科学的研究，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重视。1998年，美国ABI（The
American
Biographical lnstitute，Inc）来信告之，他们推荐先生为“The Prestigious Title
Man of The Yearl997”。
。。。。。。。。。。。。。。。。。。
。。。。。。。。。。。。。。。。。。
【在 y****e 的大作中提到】
: 这篇文章当年很有名的，刘也有点外行说内行的意思，不过我个人也不认同李的释古一
: 说，特别是文中提及池田知久的评价恰到好处。这文风也可看出建国前三十年各种风波
: 对那代学人的影响。
:
: 他本人也很有意思。
|
w****j
发帖数: 5581 | 25 这小意思，只要刘真诚地认为就该这样，也没啥不对的。学问本来也不是一种做法。如
果你说的是意识形态味道太重的话，耶鲁的罗斯耶夫采夫写古罗马社会经济史的时候（
这也是名著了），还大谈资本主义呢。你自己其实也是会受意识形态的限制的，多年后
的人们也许会就此嘲笑一下呢。像吴晗，戴逸这些人，有意识地用马克思那一套来进行
史学研究也未必就不可以，你有意见可以就事论事，犯不上人家一提党中央或是马克思
主义就跟被针扎了一样。如果你的意思是学术讨论不该涉及行政，这是现在的观念，那一辈人，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
他本人也很有意思。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那篇记者的文章背后推手多半就是文章里提到过的吴锐。吴锐跟刘起釪关系好，不过他本人也很有意思。
: 抄一篇刘起釪的文章，学术上不评价，不过这里面的
: “遵循备受党中央、社科院领导、学术界尊重的顾学之路”
: “应该首先把先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党的社会科学领导同志对待顾先生学术的态
: 度告诉大家，当然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始终尊重顾先生学术也都要告诉大家，以见出我们
: 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对顾先生应持什么态度才是正确的。”
: “特别是他作为历史研究所所长，直接违抗胡乔木、胡绳先后两位院长重视顾学的指示
: ，顶着干而来的”
: 学术界还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就算了，提党中央、社科院领导，拉周恩来，胡绳，
: 周扬，胡乔木的大旗，有意思吗？要批李学勤应当从学术上批判，扯到“中央”，“领
|
w****j
发帖数: 5581 | 26 你还别说，把熵看成是引力的表像的，还真有正经理论物理学家在搞。虽然杨这个是太
搞了。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那一代人的思维局限太大，比如李尚英为了证明杨向奎是“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 的大师，张口就来，把一些不靠谱的东西，如杨向奎的关于“理论物理”的研究都摆出
: 来。
: 试述杨向奎教授的学术贡献
: 李尚英
: 今年7月23日，是杨向奎师逝世一周年的忌日。一年来，作为他的一个不称职的学
: 生，我深深地怀念着他。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先生的道
: 德文章更时时激励着我永不停歇，努力工作和学习。我想，在先生一周年忌日到来之际
: ，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并使之发扬光大。自然，先生的博大
: 学问远非忝列其门而实则不学的我所能理解，但我还是冒昧地把自己学习的一点心得写
|
R*********r
发帖数: 1855 | 27 鸟头先生，参见故事新编-理水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顾颉刚那一代人，把虚头巴脑的“师承”，“门派”这些扯淡的东西高高供起，结果让
: 严谨的学术研究倒退成了跟唱戏说书一类的市井江湖行业。
: 外来的新到一个地方，先要报上自己的师傅，自己师傅的师傅，是自己人就可以在这里
: 说唱，不是的话就赶出去。这是伶人们谋生不易，结社自保无可厚非。新出的名头不响
: ，打个广告，把自己的师傅报出去，自己师傅的师傅报出去，多拉来几个人捧场。这是
: 伶人们创业艰辛，拉大旗做虎皮也是一条捷径。
: 可笑的是不少“国学大师”们也自甘堕落，洋洋得意地整天回味师傅的一颦一笑，揣摩
: 师祖的一言一行，全然忘了学问是自己做出来的，方法是自己找出来的，也忘了青出于
: 蓝靠的是批判，不是阐述。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学术圈子被一群互相吹捧不学无术的
: “大师”们搞得乌烟瘴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