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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stephenwu 2009-6-22 14:13
“日——王”象征模式的现代化
“日——王”模式的象征性叙事，产生并且运用于有王的王权主义时代，但是，随
着新时代里王的退位，王权的终结，王权主义却并未寿终正寝，在一波高似一波的革命
声浪中，它略施化妆术即可粉墨登场，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这其实也是一种“现代
性”，一种革命的“现代性”，自然，亦是一种文学的“现代性”。
中国的20世纪，革命与日有着很深的缘分。日充满着光、热、力，革命也是。革命
就是要像日一般地照亮一切，熔化一切，破坏一切，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五四
”文化革命中的狂飙诗人郭沫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赋予日以革命的象征，他的《女神
》几乎篇篇见日。他高声宣告：“我崇拜太阳”（《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诗人眼中
的太阳，“好像是赤的游龙，赤的狮子，/赤的鲸鱼，赤的象，赤的犀”，在此雄劲之
光的照耀下，“明与暗，刀切断了一样地分明”，而这 “正是生命和死亡的斗争”（
《日出》）。斗争即是破坏，太阳就是一种破坏性的神力：“我的心和日火同烧”，“
太阳的光威/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浴海》）。破坏即是新生：“光芒万丈地，
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太阳礼赞》）新生即是奔向太阳：“向着黄金的
太阳/飞……飞……飞……/飞跑， /飞跑，/飞跑。”（《新生》）礼赞太阳的同时，
浪漫诗人又将自己幻化成太阳：“我是日底光”，他要像太阳一样，不断地毁坏，不断
地创造。毁坏是如此的彻底，以致太阳也将被灭掉：“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天狗》）然后，狂飙诗人要“
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女神之再生》）。甚至，这新造的太阳“又要疲倦了”，还要“时常创造新的光明
、新的温热去供给她”（《女神之再生》）。
郭沫若这样的五四人，必然将革命推进至一个更加激进的层次，所谓“五四的退潮
”或者“五四知识人的分化”，其实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果然，很快就有革命文学的
勃兴，有左翼文学对右翼文学的讨伐，有左翼文学之间热闹的混战。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依旧是与太阳结缘，1928年1月，以蒋光赤、钱杏邨为首的一小股左翼文人创办《太阳
月刊》，“太阳社”也因此成立。不管以“太阳”命名一本革命文学的期刊充满了怎样
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参见杨邨人的回忆文章《太阳社与蒋光慈》，载方铭编《蒋光慈研
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这个命名仍然有其必然性，而且一旦命名
，也被这些左翼文人赋予了革命的意义，《太阳月刊》创刊号的“卷头语”说：“太阳
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弟兄们！向太阳，向着光明走！”。蒋光赤的
文学叙事，也如同其他革命文人，充斥着“太阳”意象，它千篇一律地象征着光明，象
征着自由和解放。蒋光赤的中国，是“灰色的中国”（《与安娜》，引蒋光赤诗文均见
《蒋光赤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或者索性就是“灰黑的地狱”（《北
京》），而太阳自然是很难看见的，所以，他经常意味深长地说：“阴云遮蔽了光明的
太阳” （《在黑夜里》），或者“光明的太阳不知被遮蔽在什么地方”（《少年飘泊
者》），或者更加抒情地说：“可爱的阳光，令人渴望的阳光，总在什么地方藏着身子
而不给人们看着它的面孔。这是因为阳光的胆怯呢，还是因为可恶的阴云把它障碍着了
？”（《短袴党》）所以，“短袴党”要想见到“可爱的阳光”，就必须革命：“这不
革一革命还可以吗？革命！革命！一定要革命！不革命简直不成啊！”（《短袴党》）
然而蒋光赤毕竟没有让太阳高悬空中，也没有太过忘情地礼赞太阳，这就难怪后期创造
社的成仿吾指责他“无知而肤浅”（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
的考察》，载《创造月刊》一卷十期），更多的革命文人批评他浪漫伤感，至多只能算
作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方英（钱杏邨）《在发展的浪潮中生长，在发展的浪潮
中死亡》，见《蒋光慈研究资料》）。他的长篇《丽莎的哀怨》也遭受围攻，说是同情
白俄，渲染了不健康的情绪。
也几乎是与《太阳月刊》的创办同时，也是一小股文人创办了《新月》杂志。这是
以胡适、徐志摩为代表的一小股右翼文人，早在几年前，他们就结成了“新月社”。“
太阳”对“新月”，这不会仅仅只是文学趣味的对立，更是政治立场的对立。确实，像
徐志摩这样的文人，成天沉醉于“美与爱与自由”，当然只配做一只 “新月下的夜莺
”，而不会成为太阳下鸣叫的凤凰，或者烈日下“飞奔”、“狂叫”的“天狗”。
在“太阳”与“新月”对峙的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鲁迅。骂“新月派”骂得很厉
害的鲁迅，肯定不是“新月下的夜莺”，但他也不是太阳下的凤凰或天狗，即使在很严
重地倒向左翼的时候，他也不是。鲁迅特别喜欢猫头鹰，他就是一只惯于黄昏时节开始
活动的猫头鹰。鲁迅的文学里，很难一见充满光热力的太阳，如果偶有“太阳”意象出
现，那也大多是如《风波》一样的描写：“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鲁迅酷爱
太阳落下去后的黄昏或黑夜，他几篇著名的小说，皆从黄昏或夜里起笔，如《狂人日记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如《药》：“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
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明天》开始时是深夜，而《风波》和《祝福》则是黄
昏。至于《野草》，其中篇什多涉夜景和梦境，《过客》则交代故事展开的时间是“或
一日的黄昏”，落幕时，“过客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这样一种
“时间意识”，透露了鲁迅内心深处的“黑暗势力”（美籍华裔学者夏济安著有《黑暗
的闸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研究》，其中有专章论及“鲁迅内心的黑暗势力”），也
暗示了他与革命的距离。
还可一说的是茅盾。茅盾为人沉静，又有较深厚的学养。他和鲁迅是不错的朋友，
也像鲁迅一样对激进的左翼文人颇不以为然，因而也遭受了他们的攻击。这伙唯我独“
革”的左翼人士，虽未像郭沫若攻击鲁迅那样，将茅盾也视作“封建余孽”或“二重性
的反革命的人物”（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载《创造月刊》第二
卷第一期），却也认定他是“根本站在小资产阶级底立场上”，而且这个小资产阶级立
场，“并不是革命化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底立场，而是将变为资产阶级底上层小资产阶级
底立场”（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载《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站
在激进的革命立场，这伙人士的围攻也不是没有道理。当时的党就认为，《蚀》三部曲
乃是茅盾的“退党宣言”（陆定一《大文学家茅盾》，载《陆定一文集》，第867页，
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事实上，茅盾也确真与革命有些距离，这一点很清楚地反映在
他对太阳的态度上。他并未激情澎湃地礼赞太阳，相反，他的富于象征性的景物描写，
也很少出现太阳光辉的身影，至多是“虹”或被浓雾所包围的太阳。他旅居日本（1928
——1929）间写有散文《雾》和《虹》，《雾》写道：“渐渐地太阳光从浓雾钻出来了
。那也是可怜的太阳呢！光是那样的淡弱。随后它也躲开，让白茫茫的浓雾吞噬了一切
，包围了大地。”如说希望，也只能是淡弱的希望。《虹》亦透出相同的情绪： “呵
，你虹！古代希腊人说你是渡了麦丘立到冥国内索回春之女神，你是美丽的希望的象征
！但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便是到了1931至1932年间写《子夜》，茅盾也尚未
从悲观里完全挣扎出来。小说手稿上的命名是《夕阳》，后才改为《子夜》，可以说“
子夜”象征“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台湾就有人这样解读《子夜》：“它用‘子夜’
暗示：黑暗将成过去，太阳即将出来，它胜过一万张中共的传单和标语。”（李牧《三
十年代文艺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版。转见孙中田、查国华编《
茅盾研究资料》（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子夜》问世的1933年，据
说是中国的“国货年”，瞿秋白却不无讥讽地说：“本来，这是‘子夜’，暄红的朝日
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哪里会有真正的国货年。”（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
载《茅盾研究资料》，中册）就是茅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当时确实少了一些“革命
的乐观主义”，小说的气氛“大体仍然暗淡，显不出中国革命进行的伟大气魄与最后的
必然胜利的前景”（见茅盾写于1977年10月的“再来补充几句”，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子夜》之后）。
随后，革命在以延安为中心的一块贫瘠的地方继续生长，太阳亦渐渐地露了它通红
的光线。中国革命正进行着它伟大的气魄，也预示着最后的必然胜利的前景。而革命领
袖毛泽东正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顶峰，也越来越获得人们的崇拜。对毛的神化业已在边
区民间蔓延，老百姓的口头禅是，“俺们毛主席有办法”，或者“若想不着急，就问毛
主席”（见秦兆阳《“俺们毛主席有办法”》，载《延安文艺丛书·小说卷》，下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毛的军队被呼作“天兵天将”，甚至风调雨顺，也要归功
于毛的显灵。延安开始将一些象征光明或胜利的语词奉送给毛，1943年11月的劳动英雄
大会上，高岗歌颂毛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工农的灯塔，是劳苦大众的旗
帜。”（见《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1日）这些劳动英雄向毛泽东集体致敬，致敬电刊
于11月21日的《解放日报》，他们也称颂自己的领袖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同时，强
烈要求为毛代种粮食。到处都是毛的肖像和著作，献给毛的颂歌也很多，前不久还著文
宣称 “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的诗人艾青（艾青《了解
作家，尊重作家》，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文艺”副刊），此刻也献上了长
诗《毛泽东》。最著名的颂歌当然是《东方红》，据说它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李有源的青
年农民。“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太阳找到了它的替身物，革命之“道”终成肉身，“日——王”象征模式完成了它的现
代性转换。
自此以后，根据地或解放区的文学书写也就不会缺少这个“阳光修辞”。创作于
1945年初的歌剧《白毛女》，就有意运用了“阳光修辞”。故事开始于“除夕晚上”，
“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白毛女》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大春他们举着火把，在山洞找到了喜儿，刹那间便是“朝阳灿烂”，此时幕内合唱声起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
难，/今天看见出了太阳，/赶走万重黑暗！”最后一场时间是“第二天晨，太阳出来”
，农民群众聚集黄家祠堂门口开控诉大会，“太阳底下把冤伸”。剧终时，在“我们—
—要——翻——身”的欢呼声中，“农民群众骄傲地站在太阳光下，无数的手臂高高地
举起”。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白毛女》同为实践毛泽东“讲话”的经典作品
，它的“阳光修辞”不仅十分明显，而且“日——王”模式亦隐约可见。小说开始时是
“挂在西边的太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结尾却是
：“第二天当太阳刚刚出来照在桑干河上时，他们（指土改工作组——注）便又出发了
”。而此前一天，是暖水屯庆祝“土地还家”的群众狂欢节，戏台两侧贴满了红绿纸条
，上书许多革命标语，诸如“毛主席是咱们的救星”， “咱们要永远跟毛主席走”等
，干部们又带来了一张毛主席画像，把它贴上门板，“供在后边桌子上”，有人还要点
香，“大伙反对，说毛主席是不喜欢迷信的”。会场响起歌声：“东方红，太阳升，中
国出了个毛泽东……”农会主席程仁在台上说：“毛主席是天下穷人的救星，他坐在延
安，日日夜夜为咱们操心受累。咱们今天请出他老人家来，你们看，这就是他老人家画
像，咱们要向他鞠躬，表表咱们的心。”于是，台底下的男男女女虔敬地给毛主席鞠躬
，一共鞠了三次。刚鞠完就响起了口号：“拥护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一直到1957年的“反右”，“日——王”模式的运用还算有些节制。“反右”过后
，必然是激进思想的愈益激进，于是有了“大跃进”。中国的红色革命一直就存在一个
“革命竞赛”的机制，革命就像一头饥饿之兽，总是愈跑愈快，而且乐此不疲，往而不
返。所以，“慢”总会与革命格格不入，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清算1956年的“
反冒进”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毛式
革命话语里，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毛看到速度哪怕是稍微慢下来，也必将煽动起
人们对他的个人崇拜，利用个人崇拜来打掉政敌、凝聚民心，以利更快更好地继续革命
。也是此次成都会议上，毛果然理直气壮地区分了“正确”和“不正确”的两类“个人
崇拜”，实质即是宣告对他的个人崇拜乃是正确的个人崇拜。
对毛的个人崇拜于是愈演愈烈，“日——王”模式的象征性叙事，也就成了一种举
国皆用的陈词滥调。1958年1月，毛的一张在飞机上埋头工作的照片，竟然顷刻间撩拨
起郭沫若无限崇拜的情绪，诗人写道：“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安如平地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
作的摄影》，下引郭沫若诗词均见《沫若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女神
”时期的郭，曾说自己既是“偶像崇拜者”又是 “偶像破坏者”，既崇拜日，又要“
把日来吞了”，那时的诗人毕竟还是“五四”人，多少张扬了“个”的价值。但是，“
大跃进”年代的郭，只剩下一个“偶像崇拜者”，早已不存任何的“五四”气质。《女
神之再生》里，郭曾唱道：“我们欲饮葡萄觥，/愿祝新阳寿无疆”，而开国之初，郭
即唱道：“万岁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到了“
文革”，郭更是反复唱道：“万万岁，/万万岁，/颂圣尧。”（《水调歌头·国庆》）
“万岁万万岁，/领袖毛泽东。”（《水调歌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西望延安
情万种，/东方红日寿无量。”（《满江红·科大大联合》）“五四”时的太阳，终于
落到了实处。也是在这个“大跃进”的年代，民间献给毛的颂歌，几乎都要运用“太阳
修辞”，这有郭沫若和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作为证明（《红旗歌谣》见红旗杂志社
1959年版）。四川的民歌也采用了“双太阳”模式：“阳春三月好风光，/四川出现双
太阳，/青山起舞河欢笑，/人民领袖到农庄。”（《四川出现双太阳》）山东的民歌则
更要区分这两个太阳的不同：“我们如今俩太阳，/两个太阳不一样。/一个太阳驻北京
，/一个太阳挂天上。/天上的太阳暖身上，/北京的太阳暖心房。”（《太阳的光芒万
万丈》）山里的民歌说：“东山上升起红太阳，/那不是太阳是毛主席的光芒，/毛主席
就是红太阳。”（《东山上升起红太阳》）草原上的民歌则说：“人民领袖毛主席，/
是草原上不落的太阳。”（《草原上不落的太阳》）
古典的太阳或许还会被浮云遮蔽，而新时代的太阳则永远不会，所以，古时“浮云
蔽白日”的模式失去了它的效用。另一个“葵倾太阳”的模式，则可以“古为今用”。
人民公社时期，有一句流行的话语，叫做“社员都是向阳花”，后来，“赤脚医生”时
兴起来，“赤脚医生”也成了“向阳花”。一位诗人回忆延安的纺车：“窑门口，/山
坡上，/松木纺车金灿灿，/松木纺车喷喷香；/好象朵朵葵花儿，/迎太阳”（《纺车谣
》）；又有一位诗人回忆一次难忘的航行：“多么幸福呵！/‘毛主席来到了我们军舰
上！’/……/象朵朵葵花朝太阳，/我们紧紧围绕在毛主席身旁。”（《难忘的航行》
，《纺车谣》、《难忘的航行》见延安大学中文系编《红太阳颂》，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版）郭沫若“文革”间歌颂“九大”路线说：“万朵葵花头上仰，/一轮红日心
中照。”（《满江红·歌颂 “九大”路线》）“文革”业已结束，刚释放出狱的丁玲
夫妇喜不自胜，共勉说：“泰山压顶步履健，/向阳葵花色泽鲜。”（见袁良骏编《丁
玲研究资料》，第 3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本流行于6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
，名曰《朝阳花》，叙写红二方面军女护士长征途中出生**的故事。小说结尾，三个女
护士即将去保安学习，医院院长和政委为她们送行。政委问她们最喜欢哪种花，她们答
不上来，政委就说这花有缺陷那花有毛病，唯有向日葵最令人喜爱：“太阳往哪个方向
转，它也跟着往那个方向转。天天朝阳，月月朝阳，永远如此，坚贞不二。”经政委启
发，女护士很快悟出革命之“道”：“朝阳花需要太阳，就象革命战士需要共产党、需
要毛主席一样。革命战士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就象朝阳花向太阳那样，坚定不移。”
（马忆湘《朝阳花》第40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年版）
不唯葵花向阳，“向阳”意象用得滥的时候，所有的花皆是向阳花。一首据说是布
依族的民歌唱道：“毛主席来到太阳来，/桂花向着太阳开；/桂花向着太阳开，/兄弟
民族站起来。”（《桂花开放贵人来》）一位诗人则写道：“是谁在歌颂领袖毛泽东？
/那歌声象布谷鸟在唱春天，/那歌声象万朵鲜花朝太阳”（《东方升起了金色的太阳》
，《桂花开放贵人来》、《东方升起了金色的太阳》均见《红太阳颂》）。“向阳”成
了革命话语里最为时髦的词汇，英雄人物要叫“李向阳”，医院要叫“向阳医院”，商
店要叫“向阳商店”（“文革”间北京评剧团曾创作大型评剧《向阳商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76年版），马路要叫“向阳大道”，列车要叫“向阳列车”，就连湖泊也要命
名“向阳湖”（湖北咸宁有“向阳湖农场”，实为“文革”时期遣送京城文化人下乡“
劳改”的所谓“五·七干校”）。“向阳”的近义词是“朝阳”，宾馆名曰“朝阳宾馆
”，生产大队名曰“朝阳大队”。
最值得一说的是“文革”中的“向阳院”。“向阳院”不过是些城镇居民大院，但
不是一般的大院，只有在“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毛泽东的“忠
”，表现先进的大院方可命名为“向阳院”。“向阳院”不分男女老幼，每天都要在大
院里举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类的集体仪式，“向阳院”里必须有黑板报，上面
一般用油漆画有红色的太阳和黄色的向日葵，其内容主要是“最高指示”和居民效忠的
决心书。“最高指示”要根据政治任务经常更新，一旦有了 “最新指示”，大院居民
除了参加本单位的庆祝活动，回到家里还得参加院里的欢呼、座谈等。“向阳院”是革
命化的大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和睦的邻里关系，而是赤裸裸的政治关系
。大院里谁是“黑五类”，先由民警告知大院，尔后由大院负责人通报居民，并布置某
户监督某户，一有“阶级敌人的新动向”，就立即向上汇报（参见金春明等编《“文革
”时期的怪事怪语》，第204~205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文革”期间有一部小
说，名曰《向阳院的故事》，它以某“向阳院”里几个少年儿童利用暑假参加公路建设
为线索，主要讲述的却是“向阳院”里阶级斗争的故事。大院的居民，不过是些表征政
治身份的符号，分别被归于“坚定者”、“动摇者”和“反动者”这样三大类型。许多
时候，斗争围绕“动摇者”展开，“反动者”腐蚀拉拢“动摇者”，而“坚定者”一般
都能轻易识破“反动者”的鬼伎俩，而又总是先稳住他，同时耐心细致地帮助“动摇者
”，使其迅速擦亮眼睛。最后，“动摇者”被“坚定者”争取过来，“反动者” 一味
反动下去，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小说其实并无虚构，不过是现实中“向阳院”的写真
，现实的“向阳院”也经常会像小说里的“石头爷爷”（“坚定者”）那样分析“阶级
斗争新动向”：“风不吹，树不摇，岸上刮黑风，海里就会掀恶浪。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一定会反映到咱向阳院里来。”（徐瑛《向阳院的故事》，第 107-108页，人民文学
出版社1973年版）
“日——王”模式无疑在“文革”中最是泛滥。不仅是看到毛主席，便即刻想起红
太阳，要歌颂毛主席，就得运用红太阳，“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更
为严重的是，红太阳就是毛主席，它成了一个专用名词，为毛主席所独占。这个“独占
”，其纯粹彻底的程度，能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流自愧弗如。昔日帝王们对“日”
的独占，其实很不彻底，比如，文人还可以将“日”视作写景的材料，像杜甫写下“向
晚霾残日，/初宵鼓大炉”（《北风》），或韩愈写下“夜半起下视，/溟波衔日轮”（
《送惠师》），不会认为是侮蔑圣王。然而在“文革”，类似的诗句定然会以“反革命
”罪论处。一位名叫官明华的年轻医生，因出身不好，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罪名遣送“学
习班”劳动改造。她有记日记的习惯，有一天劳动归来，写下一则日记，其中有这样一
句：“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就是这样一句描写自
然景物的普通文字，竟成为“攻击伟大领袖”的罪状（张湘霖编《荒诞岁月奇闻录》，
第18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造反派定罪的理由很简单：红太阳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就是红太阳，而且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不能是任何其
他的太阳。 “文革”中因使用“太阳”不合“革命语法”而遭罪的故事还有许多。有
一对父子，儿子参加了造反派，而父亲却参加了“保皇派”，两派势如水火，武斗不断
，父子俩也就不能不形同陌路，甚至彼此成了阶级敌人。儿子下定决心要打倒父亲，便
向造反派提供了打父亲的“炮弹”：“有一天，我爸从外面回来对我妈说太阳晒死人。
”造反派一致认定：“这是攻击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说毛主席晒死人
，其用心何其毒也！”义愤填膺的造反派涌进家中，将父亲揪出来，先开现场批斗会，
后挂上大牌游街。经过两天的折磨，父亲被打断一只腿，肋骨折断三根，从此卧床不起
（见白戈编著《1966-1976：中国百姓生活实录》，第 95-96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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