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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推荐一下金一南的两本书:狂飙歌和苦难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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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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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歌写得很好,苦难辉煌正在阅读中。金把很多事件穿起来,视野很独特。摘一段在
这里:
三、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只有几步。
可以引伸为形容一个党。党的历史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也只有几步。
中共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步,莫过于出发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深重的
苦难与最耀眼的辉煌,皆出自于此。
被誉为里程碑的遵义会议,也是长征路上的里程碑,是长征的产物。四渡赤水、突破金
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史诗般的壮举皆是长征一步一步的过程。甚
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也是红军长征的结果。
第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精心筹划的战略行动,还是一场惊慌失措的退
却逃跑?
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仍然在争论不休。原因之一,是这一行动的最初规划者据说竟然是
李德。果真如此么?
福建事变的良机错失,广昌战斗又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被迫放弃,已成定局。
但认识这个定局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更大的压力。因为放弃的不是一间住了一晚上的屋
子,是建设六年之久、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的根据地。
在此以前,项英曾经最早提出过放弃中央苏区的意见。
1931年4月反第二次“围剿”,项英到苏区时间不长,认为20万敌军压境,3万红军难于
应付,只有离开江西苏区才是出路。退到哪里去呢?退到四川去。斯大林讲过,“四川
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
斯大林的指示由项英来传达是再权威不过的。1928年他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
政治局常委。斯大林对工人出身的项英特别青睐,亲自送给他一把小手枪。
身上别着斯大林亲赠手枪的项英,记住了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却不知道斯大林
还讲过国民党人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虔诚使领袖人物的个别结论变成普遍真理。但共产党人的首要条件却不是虔诚。
所以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坚决反对项英的意见,以“诱敌深入”粉碎了敌
人“围剿”,将赣南闽西变成了中国最好的根据地。
最好的根据地在李德到来之后,就不是那么好了,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
第五次反“围剿”的挫折之中,彭德怀最先提出脱离苏区,外线作战。
1933年10月23日至25日,彭德怀、滕代远连续三次向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针与作战部
署,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区向外线出击,机动作战,迫敌回援。
彭、滕提出外线作战,是跳出封锁线向苏区东北的金溪、东乡、贵溪、景德镇挺进。不
展开一幅地图标出苏区界限和进击的地点方向,你就不会知道这个建议有多么的大胆。
部队有可能被敌人切断不能返回苏区。苏区北部也可能失去主力掩护。建议被迅速否决
。彭、滕仍然坚持,恳望军委“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10月27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
项英的名义电告在前方指挥的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
,停止建议”。
一旦认定正确就不依不饶的彭德怀,11月7日与滕代远联名第四次提出建议,望军委速
将红军主力调往无堡垒地区机动作战。否则与堡垒内之敌相峙,“如猫儿守着玻璃(缸
)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彭、滕反复建议的惟一结果,是滕代远丢掉了三军团政委的职务。
撤滕代远职堵彭德怀嘴的博古、李德,广昌战斗后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同一个问题了。
广昌战斗之前,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经陷入四面合围。中革军委当时就面临三种决择:
一,主力突围;二,诱敌深入;三,短促突击。
首倡短促突击的李德从一系列失败中,已经觉出情况不好。他突然转向主张主力突围。
他提出以一、三军团,或者五、九军团脱离苏区,插到敌人后方去摆脱堡垒,争取大一
些的空间,获得作战行动的自由;并说:“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
来的”。至于这个念头在多大程度上受彭德怀、滕代远5个月前就一再提出的外线出击
、机动作战的启发,以及彭、滕提出建议后受到李德本人多么大的压制和打击,李德均
讳莫如深。
讨论结果,主力突围的方案没有通过。在苏区内取胜的希望似还存在。毛泽东的诱敌深
入方案也被否决。领土不战而弃,并不能为阻挡敌人提供保证。
最后通过的,还是继续运用短促突击。
但损失沉重的广昌战斗,已经使短促突击的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4月底广昌战斗彻底失利之后,中央书记处5月开会,决定突围转移。当时的书记
处书记是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代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不
是书记,无法参加会议。决策在博、张、周、项四人中做出。对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的
记录一直很少。后来有人说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定未通过会
议讨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四位书记都认识到了局面的严重。但除
了急于摆脱眼前的困境以外,有几人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影响深远?
所谓决策,往往是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往往有些原以为影响应该极其深远、意义应该
极其重大的决定,却似一块滑过水面的轻石,经过几片涟漪后便无踪无影。而有些或伧
促中或不经意中或应急中做出的决定,以为临时姑且如此,暂时勉强这样,却从此踏上
一条历史的不归之程。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是如此。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详
知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面临的严重困难。6月5日,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米夫
文章《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米夫说毛泽东讲过,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现在
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这一运动在中国却陷入了严重困境。中共中央已经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情况下,决定放
弃中央苏区。
拿具体方案的是李德。李德对局面之严峻还是非常敏感的。这个原先最坚决主张不回避
战斗的人,却最先提出红军主力撤出苏区。
伍修权的回忆证实了李德讲的情况。他在回忆录《往事苍桑》中说,1934年春李德就同
博古谈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去湘鄂西。1984年5月9日伍修权在一次谈话中说:“
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
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
转移的。”
如此重大的决定,当然首先还是要报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
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惟一
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
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
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
、国民党。”
博古对李德说,国际来电同意。
其实国际的表态是含糊不清的。首要的是“保存活的力量”自然正确,但“中区并未枯
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又认为打破“围剿
”的希望还不是没有;具体怎么办,留给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
原因的关键,还是对中国革命的详情不甚清楚。
1934年2月5日,中央苏区反“围剿”正吃紧之时,王明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上,所了一篇《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的发言: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关于最近时期中国状况的基本材料。
……在所有“围剿”中,最大最凶的一次,就是最近的第六次“围剿”。这次“围剿”
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分子除了向蒋介石提供金钱和枪炮外,还直接参加作战行动。
以塞克特将军为首的法西斯德国的70名参谋军官,不仅制定了第六次“围剿”的军事计
划,不仅组织了专门训练军事专家和军事技术专家的讲习班和学校,不仅领导了从技术
上加强城防和战线的工作,而且直接参加了军事行动。150名美国和加拿大的飞行员过
去和现在一直在江西、福建、河南和我国其他各省的上空飞来飞去。原柏林警察总监社
会民主党人格尔热津斯基及其助手魏斯等人,像一群饿狗一样,在蒋介石军队的后方─
─上海、南京等城市窜来窜去,帮助整顿秩序。
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会怎样呢?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断失败
以及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一次又一次胜利。(鼓掌)
根据不完整的材料,红军在国民党前四次“围剿”中取得的成果如下:国民党军队50多
个师被击退,其中20个师被彻底粉碎,约20万支步枪、5000挺轻重机枪、数百门加农炮
和重炮、几十部电台、12架飞机和不计其数的装备、粮秣,均为我英勇的红军缴获。(
鼓掌)
曼努伊尔斯基已经谈到了我们的辉煌战果,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在这些战斗中,红
军俘虏了白军许多师长、旅长和团长。1932年,仅在中央苏区一个地区,红军就俘虏了
3名师长、13名旅长、18名团长。1933年1─4月,又抓住了2名师长、2名旅长、4名团长
。约3万名士兵投奔到红军方面来。(鼓掌)
关于第六次“围剿”的结果,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据部分材料得知,红军
在福建、四川和赣北等战线击溃了国民党18个师。缴获步枪20000多支,机枪180挺,驳
壳枪500支,钢盔2000顶,子弹400000发,手榴弹5000枚,无线电收发报机3部,满载军
用装备、粮秣和钱财的大轮12艘。(鼓掌)为了卸载这些大轮中8艘船上的物资,动员
了10000多名工人。红军在福建战线也俘虏了第十九路军的1名旅长和3名团长。
结果,塞克特和蒋介石的第六次“围剿”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便立刻揭露了一个秘
密:谁是我们红军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者,什么地方是红军的兵工厂和军事仓库!……(
鼓掌)
最近几年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日益巩固的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首
先,它在实践中证实了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发展的列宁天才思想的正确性,证实了在经济
落后和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以及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次代表
大会上关于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中国免于彻底崩溃和贫困的英明指示的现实性。
其次,既然国际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三、四年间共同努力有未能消灭中国年轻的苏维埃
政权和红军,那么,如果荒木和希特勒真正发动战争,胆敢同坚强、伟大的苏联作战,
又能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胜利的主要源泉,首先是,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始终一贯
地执行着列宁的共产国际的政治总路线,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正是我们历史时代的伟大
领袖,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最佳继承人,他的每句话都在鼓舞着所有国家
的共产党人、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激烈的、坚决的
斗争,并使他们牢固地树立起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斯大林。
(鼓掌)
…………
列宁的共产国际和世界十月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全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突击队──联共(布)及其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英勇的工农红军及其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斯大林同志万岁!万岁!万岁!(热烈鼓掌,全体起立向王明同志致敬)”
必须用十二万分耐心把这篇讲话看完。不耐心看完,你就不会知道王明已经荒谬到什么
程度,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已经脱离实际到什么程度。
喝完牛奶吃完面包后,用自己国家革命者的鲜血杜撰谎言,去证明另一个国家领导人的
英明和另一个国家的伟大,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无此先例。
王明刚刚在联共(布)大会上宣称对苏区的“围剿”遭到可耻的失败,中共马上来电要
求放弃苏区突围转移,共产国际完全陷入自我营造的矛盾之中。
所以他们也只能发出那封态度模糊、说话游移的电报。
对苏区实际情况王明并非一无所知,但所知情况甚为混乱。
第五次反“围剿”以前,共产国际派美国共产党人史蒂夫?纳尔逊来华。纳尔逊出发
前,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和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与他谈过话。王明说,江
西的形势十分困难,苏维埃已经完全被包围。盐的供给殆尽,蒋介石抓住走私盐的人就
砍头。更糟糕的事情是蒋介石要使用毒气。能用什么办法抵御毒气呢?所以派纳尔逊带
5万美元去中国,任务是给中国共产党人买防毒面具。
这真是一个又严肃又可笑的任务。王明最后说,这是一个重大使命,你设法到那里,根
据需要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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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到上海后,将5万美元交给了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
到底还算了解一些情况,他否认毒气战是苏区的主要威胁,对共产国际除了防毒面具之
处便没有别的指示,他感到甚为失望。
纳尔逊已经没有了“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必要,1933年10月便乘轮船返回美国。
1934年春季,共产国际又派来美国共产党人尤金?丹尼斯来华担任国际代表。这正是第
五次反“围剿”的困难时刻。尤金身上带有一份在莫斯科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
准备让江西苏区贯彻执行。
看到这个计划的人很少,所以详细内容恐怕无人能够讲出来了。留下来的一些情况是,
连携带这个计划的尤金了解了一些当地的情况后,也开始对他的中国同事嘲笑那些“在
别处制订好行动计划的顾问们”。1934年夏赶到的妻子佩吉?丹吉斯讽刺自己的丈夫:
“那你不也是这样一个人吗?”尤金开口一笑,说:“是,跟别人一样。”但又说:“至
少我试图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国家,我们听取了这里人们的意
见,我们已经学到了他们的经验。共产国际的决议是指导路线,但不是指示。”胜利从
来不是鼓掌鼓出来的,不管掌声有多么热烈。它也不是计划制订出来的,不管计划有多
么详实。王明和那些只会在金碧辉煌的莫斯科会议大厅鼓掌欢呼的人们,真应该看一下
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战斗的。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的中
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局面越来越紧迫了。8月5日,北路敌军9个师,在飞机、炮兵的强
大火力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攻击前进。我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
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了5道防御阵地进行固守。蒋介石特地从南京调来
德国造卜福斯山炮12门。卜福斯山炮侵彻力强,最远射程为9公里。蒋介石、陈诚企图
依靠卜福斯山炮的强大侵彻力,对红军工事进行破坏性轰击,为其步兵开路。除卜福斯
山炮营外,蒋还增加了税警总团迫击炮营、炮兵训练处山炮第一营、第二十三师重迫击
炮连,大大增加了炮兵的攻击力量。
7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发起进攻。在蜡烛形阵地,攻击者是蒋军邢震南第四师之
两个团。防守者是红四师第十团第三营。邢震南及两个团长后来不知后终,红四师十团
三营长是50多年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
在保护山阵地,攻击者是陈诚最为精锐之主力黄维第十一师,防守者是四师十二团,该
团中有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以天不怕地不怕著称的战将钟伟。
但那场战斗却是陈诚的天下。
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之下,红军阵地工事全部被炸塌,机枪被炸坏。血战至下午,蜡烛
形阵地的三营损失严重,张震带着全营仍然能够战斗的人坚守在一条交通壕内,准备用
刺刀同敌人作最后一拚。保护山阵地尽管放上了全军闻名的红五连,但在敌人优势兵力
、火力压迫下,阵地还是失守了,红五连大部壮烈牺牲。
红军十日内伤亡2300余人,内含干部600人,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尽管9月1日至3日,朱德指挥林彪的红一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取得温坊大捷,歼敌
一个多旅,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难得胜利,但被动局面已无法改变。到9
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
的区域之内。
王明以为只要解决了防毒面具,反“围剿”就能胜利。他在莫斯科起劲地吹嘘“截至联
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已达1348180平方公里。仅固
定的苏区面积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
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已有350000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
600000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
历史的结论是:自称“100%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使苏区红军损失90%,
根据地损失100%。
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其实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正式回电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博古、李德、周
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政治、军事由
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贮备粮弹、扩大红军的工作,
已经有步骤地开始。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
出“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的任务。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加了红
军,很多村庄只剩下妇幼老弱。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至7月季度作战计划。计划的核心已经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
,深入敌后。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托制定8至10月作战计划时,中
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全面开始。
为分散敌军注意力,打乱其部署并牵制其兵力,共组织了三支部队突围远征。
两支走在中央红军之先。
7月6日,红七军团三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
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中共中央
代表曾洪易随行。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由任弼时、
肖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
这两支部队的出发,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红六军团10月上旬陷入危境。四十九、五十一团在石阡县被敌截断,五十团在施秉县被
敌截断,军团部队被敌切为三截,陷于湘、桂、黔三省之敌包围。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
定:“王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肖克率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
,转到苏区”。10月下旬,六军团各部共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才与贺龙的红三军
会师。
他们探出的路,中央红军已经无法再走了。
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
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动敌人。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
后组成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合围,仅存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
围。
这支部队不但未调开敌,反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几乎损失殆尽。
还有一支部队走在中央红军之后。
1934年11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一个月之后,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按
照中央指示,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实行战略转
移,开始西征。
三路力量之中,徐海东一路风一路火首先打到陕北,成为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且激烈争论之时,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泽东,却天天
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写《清平乐》一首:“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
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58年,他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8月1日,毛泽东出席瑞金“红场”──大埔桥举行的阅兵典礼后,为《红星报》亲笔提
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
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
。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旁人难察。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毛泽东一样,也未能进入三人团。
在讨论有多少红军部队参加脱离根据地的西征时,李德与周恩来发生了尖锐分歧。李德
主张只以中央红军一、三、五三个主力军团突破封锁线,他设想在外线作战打开局面牵
动敌人之后,主力还可以返回。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内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击外线
,便很难返回。所以他主张撤退整个苏区。
应该说周恩来是对的。后来留在苏区的力量,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损失极其沉重。当
时的实情是留得越多,损失越大。
李德也不是毫无道理。突围的野战部队如果伴随拥肿,失去机动,损失也要增加。红军
长征初期受到的严重损失,也证明了这一点。
负责组织工作的周恩来面临两难。
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满两难。
后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议论围绕在周恩来周围。一种说他组织的撤退工作所携东西太多
太细,使红军大队行动缓慢,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一种说撤退工作组织得太伧促,该带
的没有带,不该带的却带了很多。对这些议论,周恩来很少说话。他从来不是那种品头
论足的人。属于他的从来只是工作,而且是越来越干不完、越来越堆积如山的工作。从
第四次反“围剿”始,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了决策圈,他必需苦撑危局。有些指责是对
的。有些指责,却仅仅因为他做的太多。
李德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若没有周恩来只有李德,中
国革命该怎样涉过那些激流险滩呢?
9月16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谈三件事。一是说明国际“七
大”延期召开的原因。二是要中共中央暂时不要给满洲省委发指示,同时川、陕苏区应
联系起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这是“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最
后是国际在莫斯科出版了毛泽东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毛泽东同志的报
告,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
样的美观的书”。这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最后联系。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
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1934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弗里德?斯特恩德
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了。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
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
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
,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6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
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
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
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叛变后,上海局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和
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
但中共中央还是一直保持着与上海局沟通联络的能力。当时中央红军共有电台17部,留
3部给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项英、陈毅、刘伯坚,14部分别配属军委总部和一、三、五
、八、九军团。后来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严重,部队大量减员,军委下令把笨重的发电机
、蓄电池埋掉,对上海方面无回音的呼叫才完全中断。
所以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王明说,他听到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934年11月14日
所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撤出了中央苏区。该消息说:“向四川省进发的中国红军主
力,在11月10日放弃了过去中央区的首都瑞金。”
战略转移是后来的说法,当时讲的是“突围”。对这一决定的保密很严。李德回忆,突
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委员;其他人包括军团一级军政领导干部,也只
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任务。所以政治动员,思想教育都忽略了;也没有在干
部战士中进行解释工作。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
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也必须看到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在四面合围的敌军已经将中央苏区压缩到一个很小范围
之时,保守行动的秘密和突然性,就是保护党和红军的生命。保密决定并非一无是处。
所以蒋介石即使抓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也仍然没有弄清楚红军
下一步的意图。中央红军的最后决定,连上海局也不清楚。
10月10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
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开始了向湘西的“突围”——既后来所说的战略转移。
10月25日,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
地。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忙碌的周恩来一言不发,更加忙碌。他组织了庞大的撤退计划,携带了过多过细的东西
,个人行李则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
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
李德也留下一段评论:“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那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
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军队领导者的军事计划”;“突围的
目的,只限于冲破敌人对中央苏区越来越紧的包围,以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如果可能
的话,还要配合已由第六军团加强了的第二军团,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
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第一步,就要走上两万五千里。最初称为西征,军队也叫西征军、
或西方野战军。
开始的无疑是漫漫苦难。也是耀眼的辉煌。
四,嬗变(一)
历史应该记下颇具中国特色的这一笔:攻占中央苏区红色首都瑞金的国民党东路军第十
师、第三十六师,指挥官都是前共产党员。
第十师师长李默庵,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黄埔一期毕业。也是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人的入党时间都在1925年。都与黄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
李默庵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了黄埔,李默庵也跟着
转入黄埔。
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穷苦,从小帮助父母卖柴、养猪;眼见穷人逃荒避难,颠
沛流离,国家内战外患,水深火热;青年时就深受共产党理论的吸引。进入黄埔军校后
,便与很多共产党人发生密切联系。共产党员李之龙、蒋先云都给他很大影响,使他很
快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分子。军校毕业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与校政治部主
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当熟。留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几乎每天晚十点都要到包
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时,作为第一军第六十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叶剑英
相处甚好。
宋希濂与李默庵比较起来,家境就较为宽裕,不似李默庵自幼为柴米奔忙。宋希濂中学
期间恰逢五?四运动,他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雷声》墙报,撰写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
军阀祸国殃民的文章。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宋希濂立即在
《雷声》撰文,猛烈抨击当局。
这两个人又都在“三?二○”中山舰事件后,退出了共产党。
李默庵退党的最初起因于谈恋爱。他与女生队一学生相好,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的会
议,支部书记、黄埔一期生许继慎狠批了他一顿,从此不通知他开会。李默庵也心存芥
蒂,你不通知,我就不来,无形中脱离了组织。
其实这是李默庵找的借口。即使许继慎通知他参加,他对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也兴趣不大
了。共产党动辄强调流血牺牲,李默庵更感兴趣的还是光宗耀祖。黄埔一期中有“文有
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庵”。作为第一期的
高材生,他对在校长蒋中正麾下干一番事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1926年爆发“三?二○”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
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250余人退出了国民党和第
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
39人中,第一个发表退党声明的,就是李默庵。
初入黄埔时,见到广州一些腐败现象,他还气愤地发誓:不当官,要革命。现在正式加
入国民党行列,他已经不想革命、而要当官了。
宋希濂参加共产党时,在党内的活动还不像李默庵那么活跃;退出共产党时,也不像李
默庵那样绝情。他在中山舰事件后说,“在当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政党,
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军队方面要求军官不要跨党,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我打算不
再跨党”;又说:“我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办过《雷声》墙报的宋希濂,真正行动起来便雷声大、雨点小了。命令他做的事情,他
一件也没有少做。
李默庵不做这样的空头保证。他开始与早年那些兄长一样待他的共产党员们为敌。出于
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在和红军的作战中,他基本上没有吃过大亏。
还是老同学陈赓给了他一个深刻教训。
1932年6月对鄂豫皖苏区“围剿”期间,李默庵的第十师作为中路军第六纵队的前锋,
向红军根据地核心黄安进击。8月13日在红秀驿附近,突然遭到陈赓、王宏坤、倪志亮
三个师夹击,其前卫三十旅陷入红军包围,战斗异常激烈。为使三十旅免遭被歼,第六
纵队司令卫立煌亲临前线督战,到李默庵师部指挥,李默庵则移至最前沿。战斗最激烈
时刻红军冲到离师部仅500米,卫立煌的特务连都投入战斗,才保住了师部。李默庵师
死伤1500人以上,而且与卫立煌险些当了红军的俘虏。
从此李默庵与红军作战更加谨慎。
第五次“围剿”中,李默庵率部进至泰宁县建宁间的梅口附近时,被红军主力重重包围
。他将全师两个旅四个团近一万人龟缩一处,再集中数百挺轻重机枪死守一狭小阵地。
战斗于黄昏发起,激战通宵,尽管红军四面围攻,李默庵阵地也无一被突破。次日天明
,红军撤围而去,李部虽有损失,但总算避免了被歼厄运。
就在李默庵龟缩阵地避免被歼的前后,宋希濂却因为过分自得,连续向红军发起进攻,
被红军射手一枪击中,身负重伤。
这位发誓不做有损国共合作的事的宋希濂,拖到1933年8月,才参加对苏区的第五次“
围剿”。一旦参加,就作战凶猛。他率部驻扎抚州,兼该城警备司令。三个月后,与奔
袭敌后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和寻淮洲红七军团在浒湾相遇。当时蒋介石正在抚洲。宋希濂
率三十六师与其他几个师蒋军拚死作战,给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造成很大伤害。
之后宋希濂参加平定“闽变”。第一次战斗便一举攻克天险九峰山,使驻守延平的十九
路军部队不得不开城投降。蒋介石亲自写一封信空投给他:“三十六师已攻占九峰山,
使余喜出望外”。原来蒋介石只让三十六师担任牵制对方兵力的助攻,连火炮支援也没
有分配给他们。没有想到助攻部队竟然打下了天险主峰。当晚蒋介石通电全国军队,表
扬宋希濂的三十六师“于讨伐叛乱战斗中首建奇功。”
两个前共产党员摇身一变,皆成为国民党悍将。
宋希濂在红军出发长征前十几天身负重伤。这时距苏区首府瑞金最近的,是东路军李延
年的第四纵队。李延年也是黄埔一期生,与李玉堂、李仙洲并称为黄埔一期中的“山东
三李”。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李延年冲锋在前,敢打敢拚。北伐途中与孙传芳部作战
,他以身先士卒著名,受到何应钦、李宗仁的多次赞扬。黄埔军校毕业刚刚三年,军衔
就晋升到少将。黄埔一期生中,除了胡宗南,无人有他这样快的晋升速度。
但蒋介石不把占领瑞金的任务交给他,却交给了他的副手李默庵。
11月6日,李延年收到东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着该纵队副指挥官李默庵率第十、
第三十六师进取瑞金,于八日集结长汀,即一举占领瑞金之目的,于九日晨开始攻击前
进,限当日占领古城,十日占领瑞金。仰遵办具报。”
蒋介石特地把占领红都瑞金的任务指定给一个前共产党员,是否出于更深一层考虑?只
有他自己内心清楚了。
8日,李默庵指挥部队集中长汀附近。部队行动得非常小心谨慎。9日向瑞金进展。第十
师在先头,第三十六师跟进。至午后4时,十师占领隘岭、古城一带地区,三十六师到
达花桥、青山铺一带。这位1925年入党的前中共党员,率国民党嫡系部队一步一步向瑞
金逼近。1934年11月10日,李默庵的第十师占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瑞金失陷三个半月后,前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落到了宋希濂手里。
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收到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转发的蒋介石密电:“着将瞿秋白就地
处决具报”。6月17日,他派参谋长去向瞿秋白转达。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
深。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身,提笔书写:“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
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未写完,外间步履急促,喝声已到。瞿秋白遂疾
笔草书:“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有半句:‘眼底烟云过尽时
,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诚,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罗汉岭下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微笑点头:“此地正好,开枪吧!”
一位前共产党员攻占了红色首都瑞金。
一位前共产党员枪杀了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
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14年零5个月零13天后,1949年4月23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
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
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是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将领。
前共产党人李默庵率领国民党队伍占领了瑞金,前国民党人吴化文也率共产党队伍解放
了南京。
安排这一切的,是一支看不见的手。
要说报复,这是历史的报复。
李默庵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斥责蒋介石背叛三
民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
1949年以败将身份向共产党投诚。
不久,北京电邀起义人员北上进京。李默庵没有去。他感觉到了眼前宽阔奔腾的历史洪
流,却藏下胸中千曲百折的难言之隐。他亲率国民党军队占领红都瑞金,如今又要去北
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个中滋味,实在难平。
台湾他也去不成。在香港就遭到蒋介石的通缉。
1950年11月,他举家移居南美的阿根庭。1964年秋,又移居美国。
1949年11月,身边只剩一些残部的宋希濂,在四川腹地对其部下演讲:我们在军事上是
被共军彻底打垮了,但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现在,我
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
兵败如山倒之时,这位前共产党员竟突然想用共产党的办法。他也想爬雪山,过草地,
建立根据地。
但却是倒行逆施。宋希濂甚至连走的方向都是倒的。红军当年由南向北翻越雪山,他却
是由北向南。
刚刚渡过大渡河,宋希濂就被解放军包围生俘。
他被关进重庆磁器口的白公馆。这个地方与渣滓洞齐名。一本《红岩》,使它们在中国
几乎无人不知。
当年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陈赓已是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听到消息特
从云南赶到重庆,请这位囚徒吃了一顿饭。
指挥李默庵、宋希濂直插中央苏区核心的李延年,晚年在台湾连请他吃饭的人都没有了
。从大陆撤退时,他被冠以“擅自撤退平谭岛,有亏职守”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
释放后闲居台北郊区新店,一无职业,二无专长,生活艰难。当年威名赫赫的黄埔一期
“山东三李”之一,只能每日三餐以辣椒盐水蘸馒头,抽烟的钱都要向昔日旧部借讨。
他1974年在极度贫穷中病故,台湾无一张报纸发表只言片语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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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
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
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北一辉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
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
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
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日
本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
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消
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并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
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
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
”,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
,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
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
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
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
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三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
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
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
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在撰写8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7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8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
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
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
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
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泡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
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
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
“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
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
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
,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于社会
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惟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于日本即
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像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像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
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的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该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
该年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是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
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
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啊!逍遥自在呀!
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
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
啊!逍遥自在呀!
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
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
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
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
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32县,70万人加入,
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
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
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
辖范围之外。
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后一块肥肉。连列强都担心争夺这块肥肉时,
可能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出于这种考虑,1921年8月,由美国出面,邀请英、法、日
、意、比、荷、葡以及中国共9国,在华盛顿开会商讨裁军和中国问题。会议达成的《
九国公约》规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中国要对各国门户开放、
机会均等。该公约虽然是利益妥协的产物,同时要求中国必须实施门户开放,让各国利
益匀沾,但对当时政治混乱的中国来说,客观上还是限制了列强的殖民活动,对国家保
持领土完整起到一定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原敬内阁代表日本宣布收回二十一条中的
部分不平等条约,交还青岛等前德国殖民地,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这一举动立即被日
本国内认为是妥协外交,引来强硬派的强烈反对,纷纷指责原敬内阁软弱、卖国。原敬
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方式民主,他的国家却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1921年11月4日,原敬在东京车站被中冈艮一刺杀。凶手是铁路雇员,19岁,自称为抗
议寻欢作乐的松弛风气和日益蔓延的西方化潮流。凶器是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
短刀。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派上了大用场:每一次暗
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于“脱亚入欧”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
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
三、腾空而起的黑翅
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国来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
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议论上司,
议论国家,目的与7天后将行动的中冈艮一类似:结束国内的腐败。
这三人──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东京陆军小学彼此就是好朋友。该
校许多学生来自名门望族或富裕家庭,他们自视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时常结伙欺负别人
。为不受欺侮,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小畑敏四郎也结成了自己的团伙。一次冈村宁次
在做木马练习时,与一个来自长州高级武士家庭叫做龟田的打起架来,龟田有雄厚的家
庭背景,平时在学校就是呼风唤雨的一霸,身边总有一帮人跟随;冈村宁次眼看就要吃
亏,幸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得讯飞奔而来拳脚齐上,才把冈村宁次救了下来。三人
中永田铁山与冈村宁次关系最好,彼此相互亲昵称呼“铁”和“宁”;小畑敏四郎则与
冈村宁次在同一个学员区队。三人从那时起就玩闹在一起、打架在一起,是性格、脾气
都合得来的挚友。后来这三人又一起考进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以训练严酷著称
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四名、陆军大学第二名;小畑敏四郎
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五名,陆军大学第一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六名,在陆军大
学则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颁奖。
这三人皆是陆军中的骄子——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三只乌鸦”之意。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本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
这三个人成为了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像征。
但在来茵河上游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聚会时,这三个同在欧洲当武官又是陆军小学、士
官学校、陆军大学同学的人,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胃口。当时他们紧紧盯住的,是日本
国内的腐败。
国内腐败在他们眼中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的人事腐败。日本历
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后海军由萨摩藩把持,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
、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休想晋升到陆
军高位。
三个泡在蒸气浴室里的武官,谈起这些事情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在陆军小学与长州藩
后代龟田打架之事,不知是否也在三人议论范围以内?巴登巴登正值旅游淡季,这个清
静的地方正好进行他们规划未来的秘谋。
三人的核心留着普鲁士式短发、嘴唇上胡子修剪得像一只海鸥、具有学者风度的永田铁
山。他以优异的服务,1920年6月起就被授予在欧洲巡回的全权;但既使是他,也不是
一个能系统提出自己思想的人。贵族出身的小畑敏四郎人最瘦最精明又最易激动,驻俄
国期间正值俄国革命,拼命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除了想通过所谓“部落共产主
义”实现与天皇感情沟通这种模糊混乱的概念外,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见解;不修边
幅的冈村宁次摘了眼镜就成可怜的半盲人,戴上眼镜又似凶猛的猫头鹰,最崇尚像前线
指挥官那样直接行动,也不是思想者。
三人在热腾腾的蒸气中闷了半天,仅想出两条:
第一,从陆军──长州藩的栖身之处打开一个缺口。
第二,走法国的路线以恢复国力。
别的就记不起来还有些什么了。作为行动纲领来说,这两条确实有点不伦不类。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三羽乌”中的幸存者冈村宁次有过这样的回忆:“有一本《昭和军
阀兴亡史》的书,提到了大正10年(1921年)我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在德国南部城
市巴登巴登点燃了革命烽火。其实,这么说太夸张了。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满洲等
其他国家的事,只是讨论了日本陆军的革新问题。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很认真的。所说
的革新,其包括的内容是:第一,当时陆军人事有派系,长州派垄断军队人事安排的做
法必须打破;第二,因为日本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而使军政、军民关系疏远,这一定
要扭转。当时,我们3个人下定决心要改变日本军队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因为我们到欧
洲后,看到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状况,认为不这样干不行。那时我们3人都是少佐,事情
就是这样开始的。”
三个发誓拿长州藩开刀以开始他们革命的青年军官,照样秉承了日本军队极强的辈份意
识。其实巴登巴登聚会有四个人,第四人是东条英机。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
只因为在士官学校中比“三羽乌”低了一年级,他在巴登巴登除了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
在蒸气浴室门口放哨,便无别的事可做。既不能列入“三羽乌”之内,更不能参加他们
的讨论。
这两条不伦不类的纲领由谁来实施呢?
除了在巴登巴登这四人之外,“三羽乌”从不属于长州藩且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7
人。11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形成了:
巡回武官永田铁山;驻莫斯科武官小畑敏四郎;巡回武官冈村宁次;驻瑞士武官东条英
机;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
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及矶谷廉介;
巴登巴登聚会内容浅薄。被日本近代史所视甚高,全在会议的三个参加者和他们拟就的
11人名单。11人都成为后来日本军界的重要人物。
永田铁山被刺前是日本陆军军务局长,裕仁天皇直到最后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时刻,还在
地下室里挂着他的遗像;小畑敏四郎为陆军大学校长;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东
条英机为日本头号战犯,战时内阁首相;
梅津美治郎后来成为日军参谋总长;
山下奉文任驻菲律宾日军司令,率军横扫东南亚,被称为“马来之虎”;
中村小太郎任过陆相;
松井石根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要犯;
中岛今朝吾任第十六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最残无人道的刽子手;
下村定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接任陆相;
矶谷廉介是后来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血战的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
这11人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集团核心骨干。
巴登巴登聚会之1921年10月27日这天,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
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翅膀,将
给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三个未入日本陆军主流的青年军官为何能量如此巨大?一伙驻外武官如何能够组成一个
庞大的令全世界毛骨悚然的军阀集团?
既以日本历史相关,又以日本皇室相联。
日本自从1549年织田信长上台至1945年东条英机自杀,近400年的政治,实质就是军
阀政治。完成近代日本统一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重要人物,皆是拥
兵自重的军阀。在近代日本,要成为有实权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成为军人。明治时代的
长州藩山县有朋、桂太郎,萨摩藩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如此,昭和时代的田中义
一、荒木贞夫、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也如此。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军阀政治中出现一种独特的低级军官通过暴力手段左右高层
政治所谓“下克上”现象,更与日本皇室紧紧相联。
1919年,日本大正天皇因脑血栓不能亲政,权力落到皇太子裕仁和宫庭皇族手中。1921
年3月裕仁出访欧洲。不经意做的两件事对后来影响巨大。一是皇室长辈、明治天皇的
女婿东久迩宫带领一大批日本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前来晋谒,裕仁特意为这批少壮军官举
行了宴会;一是在法国,裕仁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微服出游中,亲手购买了一尊拿破仑
半身像。
晋谒裕仁的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后来基本都上了巴登巴登11人名单;拿破仑半身像则一
直放在裕仁书房,一遍又一遍加深着裕仁对武力征服的印象。
裕仁刚刚回国,由东久迩宫负责联系的驻欧青年军官集团首领“三羽乌”便举行了巴登
巴登聚会。还未上台的裕仁已获得这伙少壮军官的鼎力支持。
这是一伙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只缺乏思想的青年军官。他们没有谁能像北一辉那样
,对国家未来做出框架设计。要为他们补上这一课。裕仁选中了大川周明。
裕仁不喜欢北一辉。北一辉在上海用清水饭团泡制出来的激进思想,甚至要求把皇室拥
有的财产也交给国家。但裕仁的弟弟秩父宫却对北一辉兴趣极大。他北一辉身上看到了
巴登巴登11人集团正在寻找的思想。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被秩父宫找人油印出版了。此书一出,影响巨大。日本青年军
官们纷纷把它作为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
能够阅读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法文和英文的大川周明异常聪明。他
和北一辉两人一边喝米酒一边争吵闹了一夜,然后削去了北一辉理论中皇室不能接受的
部分。两人最后分道扬镳:北一辉隐匿进智慧寺,大川周明则受命担任了宫内学监。
宫内学监即所谓“大学寮学监”。这是一个秘密去处,连二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都很少
涉及。
裕仁自1921年11月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摄政后,办的第一件紧要事,便是把以巴登巴登
集团为基础的“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集中到皇宫东面围有城墙和壕沟的幽静的宫庭
气像台,听大川周明讲课。
陈旧的气像台是裕仁小时候放学回来的经常去处。他在这里观看六分仪、星座图、测雨
器和18世纪的荷兰望远镜。现在他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大学寮”,大学生寄宿处之
意。几乎全部后来昭和军阀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在这里听过37岁的法学博士大川周明讲
述大和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法西斯主义。
1922年1月开张的“大学寮”,实际成为日本皇室培养法西斯军官的教导中心。日本后
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的。
裕仁小时候曾在这里流连忘返。大了的裕仁只需坐在屋里凝视拿破仑半身像,由未来的
昭和军阀集团成员在这里流连忘返了。
皇室权贵的支持,是法西斯主义在日本获得的得天独厚条件。
北一辉虽然没有出席,但他在上海亭子间熬成的思想却通过大川周明,病毒一般流进讲
台下青年校尉的头脑中。
救国与革命,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影响下,20世纪20
年代初期,一伙优秀的中国青年聚集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聚集在广州加入黄埔军校
。另一伙不能不说“优秀”的日本青年却聚集在东京皇宫,完成了钦定的法西斯思想改
造。
《战争呼声》杂志1920年7月发表过大川周明等人的“集体信条”:
“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的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
理想的实现以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
是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的,但我们必须满意地首先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
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
打着“革命”与“解放”的旗号,一头法西斯怪物在世界的东方出笼了。
第一个目标便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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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笔杆子,枪杆子
说到枪杆子,人们马上想到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著称于世的毛泽东;以为枪杆
子理论出自他的天才创造。
袁世凯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来了枪杆子。通过对枪杆子的纯熟掌握运用,满清王朝不得
不接纳他,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纳他。
孙中山则最先给中国革命带进来了军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基本就是对武装起义苦心
竭虑的策划与发动。
于是中国的革命或反革命,一开始便具有了与别国的革命或反革命截然不同的特色。
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还是蒋介石。
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首先利用了鲍罗庭提供的机遇,其次便是手中的枪杆。
首先也来源于其次。鲍罗庭错以为他是一支革命的枪杆。
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他最初并不赞成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专政。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第一期《创刊宣言
》上,即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
,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
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
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
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
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
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当时对一切暴力──包括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力──皆
表现出极大的忿恨。
他1920年以极大的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治看作是拯救中国的惟一方法
。他说:“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
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之外,一概不理。”
7年以后,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
的暴烈的行动”。从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毛泽东到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
东,期间经历了怎样由实践支撑的思想历程。
真正教会他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一个1926年的“三?二○”中山舰事件,一个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
尽致。毛泽东后来描述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八?
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毛泽东通过蒋介石对枪杆子的运用,真正看清了他的真面。而从枪杆子身上,看到了共
产党人的出路。
教会的又何止毛泽东一人。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陈独秀已经看出蒋介石利用北伐实现个人军事独
裁的危险,当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问是帮助蒋还是削弱蒋时,也只有回答:“是反对
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面对刀枪如林的蒋介石,手无寸铁的陈独秀认识到其野心也毫无办法,只有采取这种消
极态度。
另一人是张太雷。他是中国共产党中较早认清蒋介石面貌的人。1923年随蒋访苏,他在
代表团中就与蒋分歧很大,几乎天天争吵,弄得苏俄方面人人知晓。蒋对他恨之入骨,
恨不得立即清除代表团了事。这样一个对蒋早有认识的人,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
党务案”后,还要发表一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自我辩
白,回答蒋的质问。他说:“如果我真是说了‘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我自己亦
要骂‘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非但我没有这样说,并且不会有这样的事。”并说,
“介石同志是不会排斥CP的,大家都是知道的”。
今天的人已经很难领悟,张太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痛苦。没有实力又不
得不仰仗实力,即使很早就认清其面孔,但直到屠刀举起之前,还要去陪着笑脸说“介
石同志不会排斥CP”。
最终,张太雷牺牲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共产党人曾经就这样一忍再忍。对蒋的忍让
,实际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
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对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报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
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缺乏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
握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
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谁力量大谁就嘴巴大声音大的社会里,也难于成事。批
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所以有了1927年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有了会上毛泽东激动的发言: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
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
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
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
下广东,二次北伐。
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也是会攻长沙。
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之路。
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
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
毛泽东最早将失败的起义队伍转向罗霄山脉。这是在黑暗中面对失败思索的结果。它不
是神的选择。是踏踏实实的中国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
是人的选择。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说是要去搞“土
匪工作”。结果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开除
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照办。消息传到根据地就变成了开除党
籍,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
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在罗霄山脉扎根立足,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的根基在井冈山,不在白区,更不在共产国际。不能设想他在大城市租界内外压
低帽檐东躲西藏。更不能设想他像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共产国际会议厅里背诵亢长的决议
。他属于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装割据的中国农村中,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
余。
第一个上山搞起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游刃有余的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
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
仅此一点,功在千秋。
毛泽东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袖。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选
定必须得到莫斯科批准。“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先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
。陈独秀以后的负责人瞿秋白,是鲍罗庭一手包办。“六大”总书记由向忠发出任,因
为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权,则完全出于他背后的国际特
派代表米夫。
惟毛泽东无任何国际背景。
共产国际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了解毛泽东其人。
一直以为共产国际最早系统介绍毛泽东的文章,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
上发表的《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结果新近发现不是这篇,是1930年3月20日
《国际新闻通讯》一篇共产国际官方公报:
“据中国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
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
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
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
的重大损失。
………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历史
使命。中国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这篇讣告,就是共产国际最早介绍毛泽东的文章。
有人说,讣告表明远在莫斯科勒克斯大厦里的共产国际总部对中国革命实情隔膜之甚,
否则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还不能这样简单。中国共产党也曾经为李立三开过两三次追悼会,每次都由他的战友周
恩来主持。并非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不了解李立三,而是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随时包含着这种不可预测性。
共产国际发表的这份官方公报也是如此。
但以一篇讣告作为最早介绍一位著名领导人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极大
的遗憾。
其实共产国际1927年就注意到了毛泽东。
1927年5月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为反驳托洛茨基所说北伐加强了资产阶级力量、
削弱了工人阶级力量,布哈林专门引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批驳。
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同月出版的第22期转载了毛泽东这篇报告。布哈林说,“
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很有意义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北伐对于革命的最重要成果
是唤醒了广大的工农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逐渐成为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北伐中
群众的力量成长壮大了,从革命发展的观点看,这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同志
忽略了这一点。”
这位共产国际总书记实用地用毛泽东去驳托洛茨基,颇像后来中国大地上对毛泽东语录
的用法:只想去驳倒对手,却并不在意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但从此共产国际也便知道了中共有个毛泽东。
知道了,距离承认还有很远。毛泽东当时提出了一种与共产国际传统理论不同的理论,
但还没有证实这一理论的实践,也还没有支持这一实践必不可少的实力。
后来有了实践了,也有了实力了,国际开始重视,也只是几次致电中共中央,要与毛
泽东搞好团结,发挥他的作用和影响,仅此而已。
就如列宁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是孙中山而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斯大林在
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也是蒋介石而非毛泽东。
斯大林曾对蒋介石给以长久的信任。开始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1926年“三?二○”
中山舰事件后,仅把对蒋介石的认识由“左派”调整为“中派”;蒋介石反苏反共面目
已经十分明显了,也只承认其是“中间偏右”。最后大家都公认蒋介石是右派了,斯大
林还说:“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
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
直至“四?一二”事变之前,还把一张有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了蒋介石。
“四?一二”事变让斯大林看到了他以为蒋介石不可能有的“其他作为”,令斯大林伤
透了心。
被蒋介石伤透心的斯大林,却对毛泽东抱有长久的怀疑。他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
产党人仅是一些“土地革命者”;1944年6月,斯大林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共产党人
,中国共产党人吗?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
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还怀疑毛泽东是否会走南斯拉夫道路,成为中国的铁
托。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美军直接作战,这种看法才开始改变。
此时离斯大林去世,只剩下不到三年。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认识,这是一张艰难的、连共产国际
和斯大林也没有答好的问卷。
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
对蒋介石的选择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而且归根到底超出了鲍罗庭掌控之外,同样也是
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
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现代中国猛烈
碰撞,用一场又一场生死拚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蒋介石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所向无敌。他通过辞职、下野、收买、驱逐、行刺、战争
等等手段,使如此众多的对手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地。他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
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闫锡山、李宗仁、
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
到今那十八般武器,他样样会使,而且每一件都烂熟于心。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
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
1930年9月8日,蒋、冯、闫大战之间,闫锡山在北平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给反蒋派打气
,说蒋介石有四必败:
一曰与党为敌;
二曰与国为敌;
三曰与民为敌;
四曰与公理为敌。
被称为“十九年不倒翁”的闫锡山所言极是。很长时间之内,没有人比闫锡山对蒋介石
的总结更为准确、更为精僻、更为深刻的了。
但蒋纵横捭阖,就是不败。
这对众多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来说,此谜也是终身不解。
从客观因素看,他们不明白蒋代表着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势力;与衰亡的封建残余更少粘
连,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更多关系。从主观因素说,他们也忽视了这个人的精神底蕴。
1906年,蒋入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有日本军医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
块置于案上,说: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停片刻该医官又说:这
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话音
未落,课堂内一学生怒不可遏,冲到台前将土击飞,大声反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
否也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1/8立方寸土中?军医教官毫无所备,稍许缓过劲来,发现
是学生中惟一不留辫子的蒋介石,便指其光头大声喝问:你是否革命党?该事在陆军速
成学堂掀起轩然大波。1908年,蒋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而邹容已在5年前被
清庭处死;蒋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寢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
将提戈逐杀鞑奴”;革命与造反的情怀难以言表。1912年,蒋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
社,自撰发刊词,并著《征蒙作战刍议》一文。当时沙俄引诱外蒙独立,蒋十分愤慨,
“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不可否认,这个人青年时代一以贯之的极
强的精神气质。
1924年6月24日,蒋给黄埔军校学生作《革命军人不能盲从官长》的讲话,说:“十三年
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为他们个人的利
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官长权限一大,便可卖党卖国”;又说:“我们革命是以主
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是认
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
就是叫做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
,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这篇讲话思想甚为解放,后来人们却有不同解读:据称讲话前半部分在说陈炯明,后半
部分在说孙中山。因为陈炯明在广东搞军阀割据。也因为孙中山在广东搞个人崇拜。
也许当年蒋介石真如所指。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能够这样讲的人,必定具有一些信念
的底蕴,和精神的力量。
不爱钱,不怕死,是他不离口的革命军人二信条。
蒋介石1923年访苏,至彼得格勒参观冬宫。五彩大理石建造的金壁辉煌的沙皇宫殿,没
有给他留下太深印象;觉得“所谓金间、银间、翡翠间者,皆不过镀饰其外表,无足珍
贵者”;而“惟新立一历史馆,标树其革命党过去之伟迹血状,皆足怵目悚魂,殊令人
兴感也”;后来赴莫斯科城苏维埃参加纪念活动,“听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演说,又见
海军革命发难二官长及一水手,登台表述其勋劳光荣,心颇感动”。
他胸中曾澎湃过怎样的激情。
所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蒋介石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兵力和金钱。这些方面,冯玉祥、闫锡山、唐生智、李宗
仁,皆不敌。苏联军事顾问契列潘诺夫1968年在莫斯科出版回忆录《中国国民革命军的
北伐: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这样描写蒋介石:“在军事工作人员中,他与我们关系
最密切。懂政治,自尊心强得可怕。读日文版的拿破仑著作……能很快做出决定,但经
常考虑欠周,于是又改变主意。倔强,喜欢固执已见。他在政治进步中应该会走到合乎
逻辑的极点”。这是共产党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对手。
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
年零5天,三次上台三次下野,可谓“三上三下”,回回依靠枪杆起死回生。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4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夺权位;但不到5个月便被请回
来上台。
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
仅44天就重返南京中枢。
下野成为蒋介石一种聚集力量的策略。枪杆子在手,自会有人来请。结果每一次上台都
比原来实力更加强大,手段更加老辣。国民党把能够把蒋赶走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
离不开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但毛泽东让他第三次下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引退”。这第一次是他统治大陆22年的
结束,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遇上了毛泽东,蒋介石便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共产党人。
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三?二○”中山舰事件后,通过“整理党务案”被赶出国民党中
央的,就有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
毛泽东不是蒋介石面对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之前,蒋介石用法庭审判了陈独秀
,用死亡压垮了向忠发,用子弹射穿了瞿秋白。对付这三个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他甚至
不用亲自出马,部下们就把审讯陈独秀的记录、枪毙向忠发、瞿秋白的照片,规规矩矩
放到了他案头。
使蒋介石真正认识毛泽东的,是他亲自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和举世震惊
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最终也是通过朱毛红军对枪杆子的运用认识了毛泽东。
所以不得不于1945年在重庆恭敬地请毛泽东吃饭,还举杯互祝健康。
对手之间本不用互相尊重。蒋介石从第一次“围剿”起便以5万大洋悬赏毛泽东的人头
。毛泽东1934年7月在江西苏区写《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也嬉笑怒骂道:
“试问蒋介石这个蠢货懂什么?”
对手之间又是相互尊重的。
悬赏了毛泽东人头的蒋介石,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封电报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举凡国
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两次留毛泽东下榻于自己的林园官邸。抵达重庆的毛泽东则得
知蒋不抽烟后,虽然自己烟瘾很大,一天能吸几十支,但只要有他当年骂为“蠢货”的
蒋介石在场,便一根烟不吸。会谈连续达四个小时之久,也是如此。以后他对任何政要
皆无这种特殊的礼遇。
双方通过各自的方式,表达出各自对对方的尊敬。
蒋介石最终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前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头一件便是把蒋老先生
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
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
?蒋终生不解。
蒋之大不解,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何具有如此巨大之号召力,如此坚韧之战斗力,和如此
顽强之生命力。从古至今,中国哪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如此?
第四章“围剿”
一,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二,战场与战将(一);三,战场与战将(二);四,外国
的月亮圆(一);五,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被称为“蒋何”的蒋军与被称为
“朱毛”的红军在红色根据地迎面相撞,皆是战将如云。建议碉堡政策围困朱毛的并非
德国顾问,而是朱德云南讲武堂丙班二队的同学金汉鼎。
一、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中国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搏击,莫过于蒋介石的“围剿”,与毛泽东的反“围剿”。
1927年4月12日得手以后,蒋介石没有想到对付共产党人还需要“围剿”。
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围剿”。
后三次不得不亲任总司令。连“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都无暇顾及。一心一
意、专心致志地“先安内而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
最后一次不得不动用其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
直到被张学良“兵谏”于西安了,闹到如此大之不可收拾局面,还感叹最后就差两个星
期。
“剿共”不成,对蒋来说确实是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与共产党的对抗最初却颇为顺利。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
”反革命事变,他屡屡得手,没有费很大的心思。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迫退出第一军、退出国民党中央,接受“整理党务案”
,全面退让。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更是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彷徨的、动摇的纷纷脱党。还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
战友。
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
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
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
部分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
也如此昂贵。
蒋介石几乎是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掉了。当初他在黄埔军校归劝学生们信仰三民
主义的时候也算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现在面对潮水一样的“投诚者”,他连见都不要
见。
那是蒋总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紧接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
广州起义又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
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于是他腾出手来,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张作霖、张宗昌,收拾唐生智、
李宗仁,收拾冯玉祥、闫锡山,三年时间用于军阀混战。
湖南总工会委员长、湖南省委代书记郭亮的头颅被高悬在长沙城门口示众之时,鲁迅就
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
革命的么?”
蒋介石不懂这些。所以他万万想不到,在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权势空前膨胀的这
三年,那些被他驱赶到偏远山区的星星之火,却成为他真正的、最终的掘墓人。
最先惊醒他的,是计划“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1920年初赴法国勤工俭学,干别人不愿干
炉前翻砂工,他干,出大力流大汗。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
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而且情绪激昂,感染
力极强。提到反动势力,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留法学生送他个
绰号叫“坦克”。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以为他刚刚从法国回到国内,便问:“你留
学回来准备做什么事?”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不知道,此时他的儿子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他听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
如雷:“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
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
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个春节在父子的争吵中渡过。
李镜蓉后来逢人便说:“这个儿子是舍出去了,只当是没生他吧!”
李镜蓉害怕督军的暴力。几天前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和庞人铨刚刚被赵恒惕杀害于长
沙浏阳门外。其实李立三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工人保护,李镜蓉的这个儿子也必被舍在
了安源。
当时安源煤矿总监工王鸿卿探知路矿俱乐部主任李立三是罢工首领,出600大洋找人刺
杀李立三。工人们得知,从早到晚把李立三团团围住,必须出面的时候,也总是跟随几
十个工人把他围在中间,谈话超过十分钟就动手把他拥起就走,使对方无条件下手。
李立三用暴力回应暴力。罢工谈判最关键阶段,路矿当局完成“草约”十三条后又想耍
弄阴谋。李立三站起来说,我们让步已到最大限度,当局接受此条件就复工,否则我就
离开矿区,听凭工人们自由行动。路矿当局一听“自由行动”,想必就是暴动。矿长李
寿铨在日记里说:“事急如此,设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惟有姑订
条件开工以息其风”。
安源罢工的胜利,刘少奇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这一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影响巨大。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全遭封闭,被
迫转入地下,惟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阶级势力强大,反动当局不敢贸
然镇压。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安源路矿是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李立三为中国工人运动做出重大贡献。但他并不以此飘飘然。后来在给要求他留任俱乐
部主任的工人们的一封信中,他说:“群众终有力量,团结终有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
”;“只要认识了社会主义,就不要认识哪个人了”。成功的安源煤矿大罢工使党的组
织得到很大发展,1924年末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
。李立三1926年又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在武汉,船工出身的向忠发只是名义领袖,实
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当时人们说,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
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李镜蓉少了一个叛逆的儿子,革命却多了一员不妥协的猛将。
这员猛将对中国革命贡献决不仅仅止于工人运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
史大辞典》在“李立三”一条中评价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参加了八
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决不仅仅只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
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回击反革命暴力。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
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陈独秀停职,鲍罗庭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
恩来五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
开始并没有南昌起义计划。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
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
,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很
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
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
,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
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
第一次九江会议举行前,中央已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如何武装反抗,
在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上果断提出南昌暴
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重大历史功绩。
会议一结束,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刚刚到达的鲍罗庭、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鲍罗庭沉默不表态。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成。
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那兹到汉口,汉口传来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李立三立即
请准备去汉口开会的瞿秋白将此意见面告中央,请中央速作决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样行动。他7月24日下山后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
、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然后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
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第二次九江会议,不但起义时间很难说,起义地点也很可能
不在南昌。
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李立三报告。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最后同
意举行暴动,但对暴动地点提出另一种意见。认为可将地点选在南浔,而不是南昌;同
时派周恩来立即自汉口赴九江。
周恩来7月25日周恩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
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
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
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周恩来最终同意了李立三在南昌、而不是在南浔举行暴动的意见。
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李立三等从九江出发奔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
会。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暴动。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号的中央常张国焘于7月27日晨到达九江,带来中央最新
意见,要起义推迟。30日晨,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举行紧急会议,由张
国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
张话音未落,李立三蓦地第一个站起来,兴奋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
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接着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你的这种意思与
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辞职不干了!”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
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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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武装反抗中,却走出来一大批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第一枪1927年
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
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
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
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所
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这支部队里。该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
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
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
暂编第二十军,共2万余人。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
、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
五位元帅是: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
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中尉
连长林彪;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
六位大将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
见习排长许光达;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第二方面军第四
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第二方面军
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以上十一人,除贺龙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谭政在秋收
起义中入党、罗端卿1928年底在上海转为党员外,当时都已经是中共党员。除徐海东于
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第四军,返回家乡搞农民自卫军外,南昌起义前都在第二方面军编制
序列之内。
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
种罕见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
斗争并非毫无准备。
8月1日起义当天,在南昌城头指挥战斗的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起义代总指挥
、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十五军军长、协助贺龙实施指挥的刘伯承;第三军军官
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了长期过程。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
刘达五: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答: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
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
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
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
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汪精卫又发
动了“七?一五”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被囚禁。就在这样的时刻,贺
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谭平山找贺龙谈话:共产党人要
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
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7月28日,贺龙见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
基本计划询问他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
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了共产党。
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这位老军人对共产党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
贺龙不同的过程。1923年秋,在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指引下,刘伯承的思想开始转向马
克思主义。但他素以“深思断行”为座佑,凡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人劝他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回答了这样一句: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
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
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对刘伯承这番话,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赞叹道:“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
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1926年5月,刘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选
择。经杨闇公、吴玉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是有“军神”之称的川中
著名战将。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地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起义的组织
领导者、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说,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可靠、军事上可资的得
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
周恩来选中了刘伯承。
刘伯承不负众望。他首先根据周恩来指示,到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并协
助指挥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起义成功后,他又出任参谋团参谋长
,直接指挥策划起义部队随后的行军作战行动。
南昌起义后成立的参谋团,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确定参
谋团领导的问题上,周恩来回忆说:“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
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
务。”后来在起义部队南下、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成为起义军的指挥核
心和领导中枢。刘伯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2日拂晓,从回马岭又赶来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元帅:前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第
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
聂荣臻、林彪两人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义。因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当时未驻南昌
城,而驻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
前,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任务是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
定,并领导该部起义。聂荣臻当时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南昌起义前经周恩来指定任
前敌军委书记。他到马回岭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起义发动工作。8月1日中午,马回岭
地区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在聂荣臻、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
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
这支队伍的行动坚决果断。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领卫队
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的时候,担任殿后任务的七十三团立即猛烈射击,
张发奎、李汉魂跳车狼狈逃走,火车被俘获,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
北伐作战中初露锋芒的林彪,当时就在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这支队伍于8月2日拂晓赶到南昌,当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高兴地说:“行动
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陈毅加入南昌起义队伍,比聂荣臻、林彪费了更大周折。
8月1日南昌暴动当天,陈毅在武汉。他当时表面的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
实际是该团内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正准备开拔。陈毅虽然不
知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却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在汉口向好友辞行时说:“
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
匪’!”
乘船东进的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
人。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夜追赶南昌起义军。8月10日,终于在抚州
追上起义队伍。周恩来、刘伯承见到从九江追赶上来的陈毅,派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
任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只一句:“什么小
不小!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一句“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道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多少共产党人的心声。过去无武
装饱受摧残之苦、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之志,都包含于这句铿锵有力的话
语之中了。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他当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
军第四军参谋长。在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为正
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让他保持秘密身份,只与少数党员保持联
系。
起义发动前,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第二方面军将领将要
被扣留,解除兵权。他立即连夜找到叶挺告之此讯,并约叶、贺、廖乾吾、高语罕四人
到甘棠湖划船,共商对策。他们在甘棠湖的小划子上迅速作出三项决定:
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队立即开
往南昌;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
这次甘棠湖聚会,在党史上称为“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
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在关键时刻通报的重要情报,也促
使叶、贺定下起义的最后决心。
起义发生后,张发奎的不少亲信将领主张派兵前后夹击起义军,一举将暴动扑灭。叶剑
英又以第四军参谋长身份站出来反对。他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东的意图,对张发奎
说: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
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他向张发奎建议:跟随叶、贺部队进入广东
,以“援师讨逆”旗号夺占广东地盘。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使南昌起义军减少
了尾追,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国民党方面编辑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这样描写张发奎当年的追击行动:“叶贺等
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
南雄入粤。”
一个“嗣忽分途”,“改由南雄入粤”,活脱脱再现了叶剑英当年的作用。
如果张发奎当时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必将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难以设想。
1927年3月入党的徐向前,未能赶上南昌起义。但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的这第一枪
,对他影响重大。他当时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上尉参谋,回忆说,入党时刻“印象
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1927年7月底,徐向前随方面军总
指挥张发奎一起移驻九江,在新地点没能和组织接上头。但正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
使他于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和光明。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合方面军指挥部全体
军官,宣布:“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徐向前当时虽然并未暴露
身份,但决意离去。他当天晚上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织,从此脱离旧军队,结束
了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生涯。
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的六位大将中,三位大将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一
位大将以隐蔽的身份从旁协助起义;两位大将因南昌起义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三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
陈赓大将1926年9月被党派往苏联远东,学习群众武装暴动,1927年2月返回上海。上海
发生“四·一二”事变后去武汉,武汉又发生“七?一五”事变,于是他随周恩来奔赴
南昌,参加组织武装起义。在起义中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南下途中出任贺龙第二十
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粟裕大将当时是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南昌起义中
所在中队负责警卫设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员会。
徐光达大将当时是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他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起义军
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十一连排长、代理连长。
以隐蔽身份协助南昌起义的大将是张云逸。他当时任第四军李汉魂二十五师的参谋长,
根据组织要求,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起义,却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件是说服第
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让共产党人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该团未赶上参
加南昌起义,遂转入湖南,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卢德铭本人还担任了秋收起义部队
的总指挥。第二件是8月1日当天,在马回岭二十五师师部掩护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不被
师长李汉魂扣留,使二十五师两个多团部队顺利加入南昌起义队伍。
张云逸后来与邓小平一道,参加并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
因南昌起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两位大将是谭政、罗瑞卿。
谭政当时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特务营任文书。南昌起义第二天,警卫团根据党的指示,
乘船离开武汉东下,准备与南昌起义大军汇合。张发奎当时已经封锁了九江口。为防备
张发奎在九江截击,警卫团于行驶途中在湖北阳新弃船上岸,改由陆路奔赴南昌,追赶
起义部队。因起义部队已大踏步南撤,谭政所在的警卫团未能赶上,便根据党的指示留
了下来,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的主力。
谭政所在的方面军警卫团躲过了张发奎的堵截,罗瑞卿所在的方面军教导团却在九江被
张发奎截获。罗瑞卿后来回忆说:“船到黄石港后,我们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消息”
,“船到九江,部队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缴枪。先把枪架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
家把枪背到一个据说是总指挥部的地方。缴枪后,全部人员被关在一医院的草坪上,电
灯都没有”。张发奎就在这个电灯也没有的地方,向他认为问题很大的教导团训话,要
大家不要跟共产党走,跟他走。
罗瑞卿没有跟张发奎走.他断然离队,返回武汉寻找党。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他脱离旧
军队的起点。如此众多的未来高级将领汇聚于南昌起义,决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红卫兵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不应该是8月1日,而应该
是秋收起义的9月9日,或三湾改编的9月30日。
这不仅仅是要把八一军徽改成九九军徽或九三○军徽的问题。这些初出茅庐便以为历史
是自己写就的红卫兵,轻率在根本不清楚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
始,不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与这场暴动紧紧相连。
与国民党军队鏖战中打出来的红军将领,首推朱德。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
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当时朱德率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
撤出三河坝只剩下2000余人。
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200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
才得知起义军主力已经在潮汕失败。
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
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
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
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同样。周恩来报告后,被称为“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
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
。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身边只剩
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
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真是生死未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
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
,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二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
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
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
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
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
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
,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
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
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到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
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
,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
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
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
,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哪一个能想到留在三河坝担负殿后任务的朱德,最终
组织起南昌起义部队的“上山”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号军人?
从极端之处说:恰恰是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失败,使朱德面临历史的机遇。
八一南昌起义仅仅是朱德威望和地位起始的低点。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
不短的过程。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没有朱德。起义当天
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
团长,以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
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6个团,是贺龙
部队。朱德是九军副军长,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
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2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算1个营。
朱德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
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
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他率领的不是战斗队。
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他从九军带出来的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
量是周士第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三河坝这个摊子,已
经是个损兵过半、四面都是敌人、与上下左右皆失去联系的烂摊子,思想上组织上都相
当混乱。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
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
会议上,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都在潮汕散掉了,起义领导人也都撤离了,三河坝这点
力量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
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有人听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
有人再对它抱任何希望的摊子,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着,为困境中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
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了他的话。
三河坝还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圩。
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
中宿营。同上级党委仍无联系。时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
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
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部
队思想一片混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考虑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
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
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
,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
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在天心圩不仅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离队,七十三团团长黄浩
声、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也离开了部队。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
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
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
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
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
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
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
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
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
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
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
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
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俄国1905年革命。
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已经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出声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心中
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迅速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
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
就叫力挽狂澜。
朱德的话语中已经包含两条政治纲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
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
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
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
,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
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湼槃一般诞生。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
,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
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
装我就干”的决心。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
决不剃须!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
先后发动了80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
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
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仅存的两位团职干部:团级政
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
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
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关枪合
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这就是全部家底。
可以想像在当时条件下,天心圩留下来的这800人队伍中,没有几人能想到共产党人22
年后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
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蒋介石兵败大陆,
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粟裕,1927
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人队伍中。
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
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
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
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
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
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
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一些游击战法。1925年7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四十多名来
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
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
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
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
他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
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
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50多年后
,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
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
,不让黑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德自己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朱德名列十大元帅之首。天心圩离队的师长周士第授衔上将,
他手下的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名列十大元帅之三,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名列
十大元帅之六,七十四团班长粟裕名列十大将之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
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
贡献。”
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么?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
汕,又会是什么结局?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
,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
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溃散了,更难设想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
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
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
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
到了
“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
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
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
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
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
位红极一时的学生造反派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除了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
便知之不多。更何况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
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
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肖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
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
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
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
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红军初创时期的杰出将领,还应提出这三人: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
三人都牺牲太早。
与朱德、陈毅一道,王尔琢对保留八一南昌起义火种所做的重大贡献,前面已有所述。
建国初期,周恩来视察筹建中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便对工作人
员说:“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现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那张照片,就是在周
恩来关怀下找到的。
王尔琢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二十八团正是朱德从三河坝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
部队,全团1900多人,在红军中军事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最能打仗。1928年5月和6
月,在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的战斗中,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三战皆捷,为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派何长工去二十八团担任党代表,何长工
认为该部是正规部队,北伐中就战功赫赫,人又都是黄埔一、二、三、四期毕业的,思
想上还颇有顾虑;肖克也在回忆录中说到,他初入二十八团工作时,心中充满进入正规
主力部队的兴奋;可见这支部队在红军中的份量。
王尔琢1928年8月死于其麾下二营营长、叛徒袁崇全的子弹。牺牲时25岁。他是黄埔一
期生,在黄埔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周恩来将他留下,连续担任第二期、第
三期的学生分队长和党代表。北伐时,周恩来派遣他担任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二十六团团长。部队攻入上海,蒋介石叛变革命,王尔琢被迫转入地下后来随周恩来参
加南昌起义。三河坝部队天心圩整顿后,成为朱德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王尔琢牺牲后,陈毅说是“红军极大损失”;朱德不得不心痛地兼起了该团团长。一直
到1928年年底,才把这副担子放到林彪身上。
第二个是黄公略。
蒋介石一直把红军看作两股:一股为朱毛,一股为彭黄。第一次“围剿”刚刚开始,他
亲自悬赏5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四人。蒋介石有自己一套判断共
产党人价值的方法,他的直觉告诉他,谁对他的威胁最大。一年后在上海悬赏缉拿王明
,价码便由5万跌到了500。
黄公略与彭德怀一样,湘军出身,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但比彭德怀早一年加入共产
党。与彭德怀、腾代远一起领导发动平江起义后,一直担任红军重要领导职务,战功卓
著。第一次反“围剿“指挥红三军,在龙冈直捣张辉赞的师部;第二次反“围剿”与林
彪率领的红四军配合,歼灭敌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第三次反“围剿”又
率领红三军独战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旅。红三军在黄公略率领下,与林彪的
红四军、彭德怀的红五军并称为红军中的三大主力部队。1930年7月,毛泽东在《蝶恋
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使他成为毛
泽东在诗词中赞颂的第一位红军将领。
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重伤牺牲。年33岁。
第三个是伍中豪。
黄公略与彭德怀关系很深,伍中豪却与林彪很像。
两人同是黄埔四期生。不同的是伍中豪编在步兵科第一团八连,林彪编在步兵科第二团
三连。从第四期开始,黄埔军校按成绩将学生编入军官团与预备军官团。伍中豪所在的
第一团是军官团,林彪所在的第二团为预备军官团。
可见伍中豪在黄埔的成绩优于林彪。
两人都是叶挺部队出身。林彪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排长、连长,七十三团是前
身是叶挺独立团。伍中豪则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新兵营当连长,二十四师师长就是叶
挺。
林彪参加南昌起义,伍中豪参加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红四军二十八团,林彪为
该团一营营长;秋收起义部队编为三十一团,伍中豪为该团三营营长。
两人又一起当团长──林彪为二十八团团长,伍中豪为三十一团团长。
两人又一同当纵队司令──林彪为第一纵队司令,伍中豪为第三纵队司令。
两人又一同当军长──林彪任红四军军长,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
伍中豪长林彪两岁,两人都是红军中年轻优秀的指挥员。
肖克将军回忆说:伍中豪没有林彪那种架子,他是北京大学文科三年级学生,是学文学
的,有较好的旧学功底,被誉为“第四军的文学家”。后来叛变的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
全也爱好文学诗歌,与伍中豪唱和;伍中豪回信说,作诗要意境好,还要音调铿锵。伍
中豪讲话从容,温文尔雅。他的军事水平也高,能把一支部队带好,训练好。任三十一
团团长之后,该团战斗力有提高,能攻又能守,特别是在守的方面,比林彪的二十八团
还要强些。二十八团能攻善战,但有时稳不住。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俩都是将才,可惜
伍中豪“出师未捷身先死”。
1930年6月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因病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治疗。10月出院归队,途
经安福县遭地主武装袭击,在战斗中牺牲。年25岁。
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三位杰出红军战将,皆牺牲过早。
就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来说,红军中最重要的野战将领,还是彭德怀和林彪。
彭德怀是一团烈火。毛泽东一句“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把彭德怀烈火一般
盖世无双的勇气,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毛泽东用诗词赞颂的最后一位将领。
1928年9月,红五军取消团、连番号,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在三个多月的转战
中,部队减员一千余人,张荣生、李力英等骨干牺牲,意志薄弱者或投机者也相继离队
或叛变。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告辞还家。四大队长李玉华以打民团为由,拉
着全队逃之夭夭。一大队长雷振辉在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时,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
手枪,瞄准彭德怀就要开枪。
在众人皆惊呆的千钧一发之际,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
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他说,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
牺牲,今天谁还想走,可以走。又说,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
一声号令出发,无人离队。
彭德怀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是在宁冈县茨坪一家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走进屋内,看
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
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
从这句话起,开始了他们31年共同战斗的历史。
一直到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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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的革命经费来源 ZT玩阴谋的老手康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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