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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乌托邦的迷途——毛泽东现象评析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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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之春·
空想的理想
在毛泽东这位农家出身的历史伟人身上,有着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他的这种思想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矢志不移,一直伴随着他的政治生涯。
在五四时期,他就信奉过当时流行一时的新村主义理想。1919年,他在岳麓山下还
亲自组织过新村运动。从《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数年来梦想”的“
新社会生活”, 就是每日“睡眠八小时,游息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教授四小时,工
作四小时”,“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
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
,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后来,他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
克思主义虽然号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但它仍然有着很大的乌托邦空想成份。这也是毛泽
东为什么会很快接受它的重要原因),但这种乌托邦思想在他的身上却一直保留下来。
在建国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人“在中国
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
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康有为未能找到的路,毛泽东认为自己已经找
到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
,我们要实行。他在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三国志·张鲁传》。他在批
示中写道:“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
,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吃饭不要钱;修治道路;‘犯法者三原而后
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这几
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最让他兴奋的是他从《张鲁传》中发现:“现
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要建成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世界。1966年
5月7日,他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
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他认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
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
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
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的文化革命斗争。”“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
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
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
,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
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
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直到临近生命的终点,毛泽东仍然初衷不改,仍然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续革命”,仍然执著地追求着他的乌托邦理想。1974年12月26日,他在听取关于四届人
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毛泽东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
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
,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是他长期以来一系列‘左’倾观点的继续
和发展。他对马克关于‘资产阶级权利’(旧译‘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和列宁关于
小生产的论述作了误解,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作了违反实际的分析。我国的商品制度、
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等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本来与资本主义制度性质根
本不同,而他竟看成与资本主义差不多,并且认为这是产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条件
,因此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①不少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成、按
劳分配制度已经确立的的情况下,毛泽东援引列宁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所作的关于“小
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的论述,
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依据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在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制度也只在名义
上确立了起来,现实中它并没有成为个人消费品的主要分配方式。实践证明,按劳分配
往往只能作为理论上存在的一种分配方式,在现实中是很难行得通的。在我国过去很长
的一段时间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更多是由官僚集团主导着,按照权力以及其他方面的
等级进行的。其次,列宁以及毛泽东所看到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
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也符合人类社会以及人性
的常态。问题在于,我们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状态是要承认它的存在,对它进行因势利
导;是看不到它的存在,在客观存在面前闭上眼睛;还是看到它的存在,却不承认它的
合理性,而是要消灭它,去人为地追求一种乌托邦的社会?看到它的存在,却要消灭它
固然是一种空想,而看不到它的存在,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公有制+按劳分配”的社会
主义社会同样也是一种空想。在这个客观存在面前,我们要的既不是采取回避现实的鸵
鸟政策,也不是视之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是正视它的存在,承认它有存在
的权利,承认它的存在符合人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对它进行兴利除弊
,发挥它积极的一面,限制它消极的一面。
为了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毛泽东就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就要实行个人专断
,就要搞个人崇拜,就要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就要对人性进行改造。
早年求学期间,毛泽东就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
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②他在作于1957年7月1日的《
七律?送瘟神》一诗中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尧舜。”他1966年5月7日
发出的《五七指示》,要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他一生都在“与人奋斗”
,都在进行着改造人性这一惊天伟业。他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而且也是必须改造的
,只有经过不断的改造,人性才能从“私”字中摆脱出来,成为他的理想世界中的“新
人”。他不但要使人们在物质领域进入大同之境,更要使人们在精神领域进入大同之境
。然而,改造人性又谈何容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只能无所不用其极,动用所有能
够想象到的极端手段,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对社会、对人性进行大规模的改
造。可以说,他为此奋斗了终生,这项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的事业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和
心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实行的也是“你不自由,就逼着你自由”的
“群众暴政”,其初始动机也未尝不是美好的,然而,结果却是导致无数人人头落地的
恐怖统治。两者何其的相似,区别在于后者只持续了很短暂的一个时期,而前者却是长
时期的。
应该说,毛泽东要按照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改造中国的社会和人民,这种动机是真实
的(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动机是虚假的,却能够终生保持着这种动机),而且这种动机本
身也是好的,也是要使中国能够早日进入他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的,他一生的奋斗,也是
要使中国人民早日过上好的日子。根据司马璐的回忆(《中共历史的见证》),他到延
安的时候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这些小青年说:“中国搞社会主义,就要让人民有
饭吃,有衣穿,有小汽车。”建国后他树立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也是要使国家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然而,由于这种
乌托邦空想严重地违背了人性,严重地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注定是不可能
实现的,而且还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他的这种动机越
是白璧无瑕,他的这种意志越是坚韧不拔,他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也就越是深重
。这正是他人生的巨大悲剧性所在,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巨大悲剧性所在。“革命家
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
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
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
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③
这种历史现象的发生,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政治家是要使人民顺
从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理想,还是要使自己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顺从民意?政治家是
只要出于良好的动机,就可以不顾后果,还是既要出于良好的动机,更要对后果负责,
同时还要具有手段的正当性,即是意图伦理还是责任伦理的问题。
1919年1月28日,韦伯应自由学联巴伐利亚分部邀请,在慕尼黑做 “以政治为业”
的演讲,提出信念伦理(即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分,这在政治伦理学说的历史上是
具有革命性的。韦伯把政治家的伦理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一切伦理性的行动都
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的原则: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这不是说,
信念伦理就是不负责任,责任伦理就是没有信念。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究竟是按信
念伦理准则行事?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基督徒做对了,成绩归功于上帝’?还是按
责任伦理原则行事:就是说,当事人对其行动的(近期)后果负责,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在许多情形下,‘善’的目的与人们对道德上可疑的、至少是危险的手段以及产生
恶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或几率的容忍分不开。世上没有一种伦理能够表明:什么时候在什
么范围内伦理上善的目的把伦理上危险的手段和副作用神圣化了。”他断定,用目的神
化手段,信念伦理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只有一种逻辑可能,那就是摈弃任何使用道
德上危险手段的行动。”他认为:“谁要想从事政治,特别是从事职业政治,他就必须
意识到那些伦理上的悖谬,意识到他对自己在这种悖谬的压力下发生的变化所要负的责
任。他在……与魔鬼的势力为伍,因为这种势力潜伏在任何暴力中。”意图伦理以意图
的好坏作为善恶的标准,只要动机是好的,即使办了坏事也是可以原谅的;而只要动机
是坏的,即使办了好事也不值得肯定。责任伦理则注重效果,认为只讲意图而不顾效果
是不负责任的。这种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对于习惯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
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毛泽东语),习惯了所谓的“政治正确
”和“党性原则”的我们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同时也是我们所亟需补课的。
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善恶是区分人的首要标准。只要是善,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
点,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只要是恶,就被宣判了道德的死刑,就百口莫辩,永世不得翻
身。一个人动机良好无疑是善的,只要具备了这一点,即使采取极端的手段也是被允许
的,即使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也可以不被追究的;相应地,一个人动机不良就是恶的,即
使做了再多有益的事情也是不被认可的,人也依然是坏蛋一个。这种伦理调子甚高,可
是酿造出来的往往是一杯杯苦涩无比的酒。在这种伦理观下,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动机纯
正,“政治正确”,他就可以为了实现美好的动机而不惜采取非常的手段,就可以不惜
要人们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一个政治人物居心叵测,也可以标榜自己动机崇高,
“政治正确”,从事以大众付出的巨大牺牲成就一己之私的罪恶勾当。同时,尤其是在
权力未受到制约的人治社会,政治领袖人物对社会的影响往往是全局性、长期性的,如
果他提出一个错误的政治路线,就很容易在全社会推行开来,就难以得到及时的纠正,
只能等到整个社会的运行已经难以为继时才有可能得以转寰,而这时候大祸已经酿成了
。这又怎一个“好心办坏事”可以了得!意图伦理、意图伦理,多少的历史上的悲剧因
汝而产生?多少历史上的恶人假汝之名而行恶?
在现实中,由于人们观念的歧异和利益的差别,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什么是
好动机,什么是坏动机,什么是真动机,什么是假动机,往往并不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
清二白,也没有谁拥有最后的评判权。所以,那种不注重意图而注重效果的责任伦理,
虽然是低调的,却也是务实的。它要求人们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并且要注意手段
的正当性,使得坏人不敢办坏事,好人要把事办好。在这样的社会,虽然没有太多激动
人心的口号,也没有太多崇高动机可以标榜,但人们却可以更少地受到“好心办坏事”
这种“善的伤害”,却可以扎实地取得幸福的增进。
这种历史现象的发生,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人性是否需要改造
?人性能否进行改造?毛泽东坚信人性是需要改造的,而且也是可以改造的,然而,就
是在改造人性这上面,一向无往而不胜的他却碰壁了,遭到了人生中的最大挫折。为了
改造人性,他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既说明了他在这方
面的矢志不移,也说明了他的理想在现实中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他的改造人性的
事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他孤注一掷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想“通过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然而,这一目标非但没有实现,而且局面还越来越难以收拾,“文革
”开展的时间大大超过他的预期,而且只能一直拖延下去。他大概感到力不从心了。
1973年冬他对《贺新郎》一词所作的修订,就反映出了他的这种心态。1973年冬,毛泽
东将那首作于1923年的咏他和杨开慧之恋的爱情诗《贺新郎》又作了最后的修订,将原
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这首词1978年在《人民日报》
公开发表后,人们纷纷进行注解。李淑一以毛杨老友的身份发表学习体会,称诗中之“
人有病”乃是指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所造成的苦痛;“天知否”,有唤起人民革命推
翻三座大山的含义。注毛诗的另一名家周振甫先生也持类似说法。但高华教授认为:“
李淑一等的解释或许可以说得通,但我总觉得隔了一层,我更相信毛在1923年写作该诗
时,主要是咏夫妻间的情爱,而1973年修改此句则意蕴深远。”“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极
为复杂,在壮怀激烈的同时,又日显幽深苍凉。毛之一生,事功厥伟,然改造人性又何
等艰难!毛虽早已一言九鼎,一呼百应,但‘真懂马列’又有几许人?万千众生,有待
拯救,却懵然不知,又怎不让人焦虑!”④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让文化部抽调名家在
秘密状态下为自己灌录了一批配乐古诗词。在这些古诗词清唱中,他最喜爱南宋张元幹
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
诉。”
人性是深不可测的,有的地方可以烛照到,而更多的地方则处于幽暗之中,而且会
永远处于幽暗之中;人性的局限有的地方可以超越,更多的地方则难以超越,人不能拔
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在改造人性的道路上,人们既需要外界给他们指出一定的方向
,更多的则要靠自己的探索和选择。对人类充满悲悯情怀的人,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和行
动去影响人们的人性改造,却不要在这上面怀有太大的雄心壮志,尤其不要采取强制的
手段(这不仅因为强制改造人性反而达不到改造人性的初衷,更因为谁都无权对他人实
行强制改造人性)。没有人能够垄断真理,各种思想都有存在的权利,对于思想可以拿
起批判的武器,却不能够实行武器的批判,否则将会造成思想的专制,将会带来人类的
黑暗。思想如此,人性也同样如此。人们可以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可以有自己的
精神信仰,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人类的精神领域,是最为广阔的天空,是最为自由
的家园。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一个政治家会有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有时他的政治理想和信念还带有乌托邦
空想色彩,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人物,无法凌空蹈虚,因此,他又
必须做到务实,从实际出发。这就使得政治家实际的政治主张和行为与他的政治理想和
信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毛泽东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他曾经说过,自己是“
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我们翻开历史就可以发现,他的思想确实有着许多前后
矛盾之处,经常前面的话没说过多久,后面的话又把它给推翻了。对于政治理想和政治
现实的落差,政治家往往会选择让理想服从于现实,通过调适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以
符合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识时务者为俊杰”,然而毛泽东却不是这样的。1966年7
月8日,他在致江青的信中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这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横霸之气和“造反有理”、不破不立的
造反、破坏天性使得他不是让自己的政治理想服从于现实,而是要让政治现实服从于自
己的政治理想。为此,他就要“大闹天宫”,一路闹腾下来把整个中国搞得个天翻地覆
,以至最后发动了史无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而闯下了弥天大祸。我们还是循着历史
的轨迹,探寻一下在乌托邦空想的左右下,他是怎么一次次地自我打架、前后矛盾的。
1945年7月4日,在毛泽东与应邀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之间进行了一场著名的
“窑洞对”。黄炎培深有感慨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见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
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
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
配。”毛泽东微笑着严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
亡政息’。”在这里,他还只是把民主作为跳出周期率的工具和手段,而在1945年9月
29日所作的《答路透社记者十二项问题》中,他则非常明确地解释了中共致力于建立的
“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具体内涵,这时民主就已经不再只是工具和手段,而是上升为一
种目的和价值了。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
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
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民主的主要原则都被他肯定了,并且
还成为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口号。但是到了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又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质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
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用民
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
鼎立等。”1945年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比还处于弱势,毛泽东还需要拿出民主的口号
争取民心,以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领导权;而到了1948年9月,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
了逆转,共产党这时候已经是胜利在望,当初喊得很响的民主口号就被轻轻地收起来了
,取而代之的是名为人民民主专政实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的《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
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
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
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
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直到1950年6月,毛泽东还在七届三中全会上
批判了提前过渡的思想,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
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他说:“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
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调整
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在这次全会上,提出了
“稳步前进、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但从1952年起,他就开始改变了原先的设想
。1953年底,中宣部搞了一个《关于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哲学提纲》,他做了大量的
反复的修改,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毛
泽东在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批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
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
搞社会主义改造”。他说:“‘确立新民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
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毛泽
东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
。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
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体制的病根所在,也看到了西方国家民主体制
的优越性。然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事件和风浪的发生,却使中共党内认为这些都是赫
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崇拜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果,就这为继续实行个人崇拜提供了党
内的思想基础。而毛泽东本人也说过不能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即要继续维护斯大林的
这面旗帜,在中国也要继续维护对他的个人崇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又提
出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
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
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
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
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
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
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在这里,毛泽东以他独特的逻辑把
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混淆了起来。真理固然是要服从的,但真理并不垄断在某个人手里
,而且真理也要由实践来检验,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真理是需要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
得到发展的,而不是需要进行崇拜的,真理一旦实行崇拜就不是真理了,而是变成教条
和教义了。而如果再进一步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结合起来,那就更意味着领袖是真理
的化身,他是不会犯错误了,即使有错误也不能说是错误,而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搞
个人崇拜使毛泽东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使他的错误总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从
而酿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祸。而从毛泽东本身来说,他为了要推行自己的“左”倾路线
,为了追求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又需要有个人的绝对权威,又需要搞个人崇拜。这在下
面这个例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空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有所交待。
1962年1月30日下午,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
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并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
,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
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
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
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就是在这个极为罕见的毛
泽东所作的“检讨”中,他也只是泛泛地提一下自己要承担责任,而没有具体讲到自己
犯了哪些错误,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本原因——“三面红旗”就更没有提及了。
刘少奇也只是大会上对这个问题有所触及到就犯了毛的大忌,从而埋下了后来毛刘分裂
的根子。毛之所以不愿意动真格地做出检讨,是出于他继续维护个人权威的需要,是出
于他继续搞个人崇拜的需要,是出于他继续推行“左”倾路线的需要。林彪正是看透了
毛的这种心理,在军委方面的鼓动下出来为他进行“解围”,为他的错误进行“掩饰”
。1月29日,林彪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说:三年以来“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
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
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很清楚,
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
大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他又说:发生困
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
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
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他还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
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
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
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当时便很欣赏并加以赞扬。他对
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大意)罗瑞卿回
答说:我作不出来。林彪的讲话与七千人大会的基调显得很不和谐,从而产生了很坏的
影响。然而,由于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问题得不到解决,由于毛泽
东不会放弃他的乌托邦空想,毛泽东的“左”倾路线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第一线的务
实路线又是迟早会发生冲突的。果然,在随后举行的八届十中会会上,毛就又开始大批
“三风”,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左”倾理论进一步升级

实践的发展证明,在毛泽东这些前后相互矛盾的思想中,前面部分往往是正确的,
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得到实行,成了吉光片羽;后面部分往往是荒谬的或者脱离实际
的,却得到了贯彻执行,从而造成了巨大的历史迷误和民族悲剧。这固然与他的性格有
很大的关系。据李锐回忆,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
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
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
⑤然而,更为重要的却是他所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模式使然。他提出符合实际
的正确思想时,或者是出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作为一种策略而提出的,比如1945年9月
关于“自由民主的中国”思想的阐述;或者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时,为了吸取教训而
提出的,比如斯大林事件发生后他所进行的一些政治体制上的思考。但无论如何,这些
都没有能够动摇他所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模式。他身上的共产主义和农业社会
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又是根深蒂固的,暂时被压下去后又会很快冒出来。因此,那些务实
的正确的思想虽然一时提出来了,但却又会很快被他的乌托邦空想给推翻掉。为了追求
乌托邦理想,他可以不按常出牌,经常自我前后矛盾。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
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
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院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
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
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945年,抗日战
争胜利以后,在确定建国方针时,毛泽东虽然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现阶段要建立新
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但同时还是毫不隐讳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
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
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
确地指出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而且不仅是他一个人对
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情有独钟,中共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也是接受和认同这
种思想的。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毛泽东曾经设想1949年后我们要先搞十到十五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尔后根据情况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然而1952年他就改变了设想,认为从现在起
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或十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建成社会主义。虽然刘少奇提出过“现
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但自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他也没有再坚
持自己的主张,而是积极配合毛泽东贯彻实施总路线。这是让后人感到困惑的地方,也
是感到惋惜的所在——要是我们当初没有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我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又将会是另外一种结果。然而,学者林蕴晖认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来说,这一代共产党人不能不带有他们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早
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无产阶级
取得政权,剥夺剥夺者,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实行按劳分配等等,这些就是社会主义
的基本原理。由此,把斯大林1930年代在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样板,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也就成为广大中共党员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共识。”“正是
从这个基本的理论认识出发,既然搞新民主主义的目标,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而毛泽东认为,到1953年,我们已经具备了这种条件,并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
体道路,那么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也赞同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同样的道理,既然社会主义是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
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点’,于是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形式
,用多少时间,就都处于从属的地位,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前者的需要。这就是当年的理
论和政治逻辑。”⑥既然新民主主义阶段只是过渡性的,我们的目标是要建成苏联式的
社会主义——这已成为当时领导层的共识——那么,早过渡晚过渡,迟早都得过渡,即
使先搞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最后也还是要过渡的。我们今天反思新民主义的命运
时,与其着眼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时间长短问题,不如反思我们当时所要建立的苏联式
的社会主义模式本身。李锐老先生说过,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没有什么新旧之分。
那种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实行一党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本质上仍然是专制主义,与民
主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民主主义前面加一个前缀——“新”,就面目全非了。同
样,在经济模式上,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也是要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国营经济要对私有
制经济进行“竞争”,国家对私有制经济也要限制其存在和发展的范围,而且整个经济
社会发展的前景也是要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换言之,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建国以
后我们在政治上就是要发展民主主义,经济上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我们今人要做的只能是“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上面所提到的林蕴晖教授的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当时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杨尚昆的
印证。杨尚昆在回忆中说:“在我参加过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有一次涉及到有关过
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那是1952年9月24日晚,中央书记处听取周恩来关于我国第一个
五年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讲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说:‘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
主义。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更丰富了,现在工业中私营和国
营的比例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私营经济比例会更小,但绝对
数字会有些发展。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会怎么样,要想一想。’我们还可以
从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在参加苏共十九大后受毛泽东的委托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判断
中央讨论过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问题。那封信讲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体设
想,和后来正式公布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致的。”⑦刘少奇的这种向社会主义过
渡的思想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1948年9月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称“九月会议”)。在这个会上,刘说:“在解放区搞经济工作,除对外反国民党
、反帝国主义外,就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
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
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
‘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所谓和平转变是指无
须经过政权的推翻而完成一个革命,并不是不要斗争,而要进行各方面的斗争、竞争。
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
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
杨尚昆在回忆中说:“当前,有股思潮,认为建国后刘少奇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
毛泽东是错误的。我认为不能这样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个根本问题
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具体步骤上存在着一些分歧。在经济建设方面,刘少奇有
很多重要思想。对于中国革命长期性,刘少奇也是很清醒的。他不坚持自己的主张,而
是努力体会毛泽东的思路去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同毛泽东合作得很好。”
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当时,全党全国人民,当然也
包括刘少奇,确实敬佩自己的领袖,相信他是正确的。第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还很肤浅。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那时,老百姓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干部们说
“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那时,我们缺乏经验,只能“以俄为师”,不可能认识
到社会主义要经过一个初级阶段,而初级阶级将是一个上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阶段。⑧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必须从当时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出发,必须尊重历
史事实,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而不能以人划线,实行脸谱化,要么是正确的化身,要
么是错误的化身。
通往“文化大革命”
由于我们把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当作教条固定了起来,一旦偏离了这个模式就会被认
为是离经叛道,是“资产阶级的路线”。这就成为后来我们发生的一系列“左”倾路线
错误的最重要根源。在经济建设方面,刘少奇诚然是比较清醒和务实的,也有着许多很
有价值的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又很难对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进行抵制。
首先,毛泽东的这种“左”倾路线在党内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有着广泛的党内基
础。毛泽东牢牢地掌握着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权和解释权,只要他不在这上面松口和做出
变通,只要他仍然执著于乌托邦的空想,国家就很难从“左”倾错误路线中摆脱出来,
那些采取务实路线的人就随时有可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而且这种苏式社会主
义模式和“左”倾路线当初也是得到刘少奇本人的支持和同意的,他后来要进行抵制就
更难以找到有力的依据了。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却变成了反右,其中看似
具有偶然性,但更多的还是具有必然性。“毛泽东先后以15年、10年、3年、两年赶上
英国,和以15年、10年赶上美国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为战略目标,发动了‘大跃进’
。闯出乱子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来纠正当时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却未根本放
弃超高速经济发展战略和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追求。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一面纠‘左
’,一面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在
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一面进一步纠‘左’,一面又说:两个五年计划实现全民所有制
,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
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还说:4月份起,全党全民‘一个意向地开展今天的大跃
进’。对于赶超英国,在庐山会议上把原定1959年基本实现,改为1962年实现;而‘15
年、20年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公社’,意味着仍要15年、20年或长一点时间赶上美国。”
⑨因为毛本人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这就决定了庐山会议的纠“左”不
可能彻底,纠“左”只能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纠正具体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但
在总的路线错误的情况下,解决一些具体工作中的问题是于事无补的,而且总的路线错
误不纠正,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也是难以到纠正的,甚至还会越走越远。也正是基于此,
彭德怀对会议快要结束时纠“左”仍然很不彻底感到忧心忡忡,给毛写了一封信,对“
三面红旗”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彭的意见对毛所划定的纠“左”范围有所超过,从而
引发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使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举行庐山会议时,“大跃
进”的危害尚未全部暴露,毛泽东仍然坚持“三面红旗”,但七千人大会时,“大跃进
”的危害已经暴露无遗,毛却仍然不愿意在“三面红旗”上作出退让,继续坚持着他的
乌托邦空想。“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即总路
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前提下,作为执行‘正确路线’中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来进行
的。从而1958年以来‘左倾’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触动,并仍然得到维护。当时许多
人对‘三面红旗’究竟正确与否是有疑问的,但没能也不容许展开讨论。‘左’倾指导
思想没有根本清理,给后来的经济建设时而又出现求快求急,以及因对‘三面红旗’认
识不一而发生党内‘左’倾斗争,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根源。”⑩
其次,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民主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并开始大搞个人崇拜
,形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刘少奇内心里对毛的路线、方针、政
策不满,也无力进行公开的抵制和反对;没有毛本人的授权和同意,他也无法对毛的错
误路线进行有力的纠正。“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上严厉批判中央政治局确
定的反冒进,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提出还要有个人崇拜,使得对他的个人崇拜迅速发展起
来。从此,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之间,逐渐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指示与接受
指示的关系,在重大问题上先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形一再发生。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
出和匆忙肯定,‘大跃进’的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和推行,固然得到党的一定
会议通过,却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个人专断,先造成既定事实的结果。”“当实践证明,
总路线不完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严重问题时,人们尤其是党内上层也不能提
出疑问和意见,而只能一味地说伟大、正确。有错误要纠正,只能由最高领袖自己提出
;怎样纠正、纠正到什么程度,也只能由最高领袖自己来定。任何人包括其他领袖,都
不许有所超过。否则,尽管是纯属对党的工作提出正确意见和建议,也要被视为对领袖
领导正确的怀疑动摇,甚至是对领袖的‘挑战’。”11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
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
批判,总的部署还应该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
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12庐山会议上尽管刘
少奇内心里并不想使会议的方向转变,尽管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毛,当毛发动“
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后,他也只能紧跟。他要维护党内的团结,他要保护自身的地位,
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终于闯下了大祸,造成了“三年大困难
”的严峻局面。他从此对经济问题不再感兴趣,并且“退居二线”,当起了“甩手掌柜
”,把经济工作交给中央第一线的刘少奇等人去做,负责收拾国民经济的烂摊子。面对
空前严峻的形势,中央第一线不得不对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的调整,并采取了以“三自
一包”为代表的一系列灵活、务实的政策。但他们这样苦心孤诣地去做,仍然蕴藏着巨
大的风险,因为这些做法虽然成效明显,却背离了毛所划定路线,毛随时有可能进行反
戈一击。“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
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和当时毛泽东的指示,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
资本主义的范畴。刘少奇等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
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害怕被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
形态领域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13
果然,虽然刘少奇主持的三年经济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国民经济渡过了难关
,但毛泽东却感到一条与他的“三面红旗”对立的“资产阶级路线”正在形成,他对刘
少奇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最后终于决定要通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消灭“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捍卫他的那条“左”倾路线。“毛、刘关系出现裂痕,还可以追
溯到1959年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反‘左’,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突然变成反右,
对此刘并不赞成;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显然,刘的这番话毛是难以接受的。1962年
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同时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
单干风’,思想右倾。1964年底毛、刘终于在‘四清’运动性质问题上爆发了正面冲突
。”(14)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
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
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
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讲的中央出修正主
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公开号召全党向刘少奇造反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为了打倒刘少奇被广泛地认为是其中一
个重要的因素。但这难以解释为什么刘被打倒后甚至被逼害致死后“文化大革命”却仍
然没有结束下来,还一直持续下去?对此已故的著名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教授做出了解释
:“他(指毛泽东——引者注)的错误不是理论上的错误,理论上他清醒的很,他是故
意的,为了他的利益,他的需要。他并不是不知道刘少奇没有搞资本主义,并不是误解
。不,他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符合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并
不是先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他先搞文化大革
命,然后为了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正确、重要,来制造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
论。”15“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第一线不复存在,刘少奇处于被批判的地位。
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由此可见,发动‘文化大
革命’的目的不是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贬斥了刘少奇。如果
为了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根本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搞掉中央第一线不过是全
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步骤。”16刘少奇的因素虽然不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决
定性因素,但它又是与此有着密切关系。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第一线的务实的经济建设
路线与毛的空想的乌托邦理想有着巨大的冲突,虽然他们表面上并没有否定“三面红旗
”,而是继续维护“三面红旗”,但他们所实际采取的一系列务实措施实际上又构成了
对“三面红旗”的否定,把“三面红旗”悄悄地架空了。刘少奇在三年经济调整时期所
采取的许多做法都背离了毛的“左”倾路线,毛对刘的满也就与日俱增。但是由于处于
经济困难的时期尚未过去,他的这种不满还只能隐而不发,一旦经济困难的时期渡过,
他的这种不满就迟早会爆发出来。对于毛泽东的这套“左”倾思路,刘少奇在主观上还
是努力紧跟的,以维护党的团结。1963年后,刘支持和具体贯彻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
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涮几百万”,刘迅速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所采取的
措施也是很“左”的。但毛泽东又是何许人也,他心里十分清楚地知道刘这样做并非是
真心实意的,而是一种出于不得已的应对之策,所以他后来把刘在“四清运动”中的表
现指责为“形左实右”。再者,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报告中,刘少奇说过:“三
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
看得不那么清楚,但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
地作出结论。”对于毛泽东而言,“三面红旗”是绝不容许否定的,而刘这样的表态就
让他感到刘有可能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那样进行翻案。1964年12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就
“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少奇又在毛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此举在他眼里非同小可,
他一向是在重大问题是不容许反对意见的,而这次刘少奇竟然在路线性的问题上公然与
他唱反调,竟然会打断他的话(他大概忘记了,打断别人讲话对他自己来讲已经成为家
常便饭。1959年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
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受到他以手示意“隔袜搔痒”的
奚落,弄得十分下不来台)。他感到了难以忍受,以至当场失态起来,对着刘少奇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个指头就可以把你搞倒!”他后来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
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毛泽东执著地相信,唯有不间断地推进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
并永葆中国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
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从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已退入‘第二线’,他的同事们虽然
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在这几年后
,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刘少奇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也越来越
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他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
的务实做法,与他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他的革命危机感,
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17可以说,正是他对乌托邦理想的不懈追
求,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正因为如此,当刘少奇被清除掉后,“文革”这
辆疯狂的列车却并没有停止下来,因为毛泽东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问
题还越来越多;他所追求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相反
社会却深陷在大动乱中无法自拔。这些就决定了,这场运动要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他
生命的终点。他的动机可谓是异常美好的,但它却是属于理想国的,在现实世界中是行
不通的,是不符合人性、不合时宜的。他耗费毕生的心血,用理想国里的范式要求现实
世界中的芸芸众生,这是他的悲剧,更是中国人民的悲剧!我为毛泽东哭,更为毛泽东
时代的中国人民哭!
①1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98页,第4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新青年》,1917年4月
③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人有病,天知否?》,高华个人网站2005-07-20
⑤见1980年党内讨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定草案”会议第10组第14期简报
⑥林蕴晖:《为何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载《国史札记(史论篇)》,东方出版中心
2009年版
⑦⑧12、14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第37-38页,第46页,第80页
,第114-11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⑨⑩11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163页,第305页,第163-164页,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13 谢韬、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炎黄春秋》
2007年第6期
15 《王年一的一次谈话》(摘录)
17 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发动》,《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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