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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9291
·巨矢·
看到这个题目，读者会想到是我在专业工作中写的论文。其实不是。那是当年我为了能
参加高考而写的一篇文章。
那是1977年，文革结束还不到一年，教育部决定当年年底就在全国举行高考。我急切地
等待着那一天。
报名开始了，好像是九月份。那一段秋高气爽，阳光和熙。报名第一天的一大早，我就
急急赶去报名。还未走到区招办，老远就看见一群人站在门口，很激动地议论着什么事
情。走近一看，其中好几位我都认识，是 “老三届”的知青朋友。他们告诉我，省招
办有文件规定，年满二十五岁的考生算“超龄”，要提交科研成果才准报考，他们都没
报上名。大家骂省招办“岂有此理! 这年头大学教授都没有科研成果，何况我们。”
我还怀着一线希望。我超龄不超龄，就看那条杠定在哪一天。招办工作人员看了我的户
口后告诉我，刚刚超龄，要有科研成果才能报考。我失望地走了出来。知青们还在那里
议论着。我记得有一位说：“他们不想想，是谁把我们耽误的。”
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如果是生活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我们早已大学毕业。我有一
种强烈的感觉，这是我上大学的最后机会，我不能放弃。我决心尽最大努力争取。“不
尽人事，焉知天命”。要有科研成果才准报考，这并不是不准报考。我又去了一趟区招
办，问清楚什么是“科研成果”。得到的回答是，科研成果包括著作，译作，学术论文
。著作我没有。译作虽有一篇，但不能拿出来。在那以前不久，几个朋友不知从哪里弄
到一本《古拉革群岛》英译本的第一部。我们把它译成了中文，我负责翻译一部分章节
。这种东西在当时拿出来是要惹大麻烦的。尽管文革已经结束，政治上宽松了不少，但
《古拉革群岛》揭露惨无人道的集中营，仍然会被认为是恶毒攻击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伟
大社会主义制度。
那就只剩下提交学术论文一条路了。但什么是学术论文？怎么写？ 我问了朋友中几个
最有学问者，他们是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令人失望的是，他们不但没写过，连学术论
文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这也难怪，他们有的刚刚上完基础课，有的甚至连基础课都没
上完文革就开始了。那些年人们写的都是大批判文章。
那我就只能写一篇自己认为是学术论文的学术论文了。我想，学术论文必然是要“论”
什么东西。但是“论”什么呢？我又能“论”什么呢？从前没有WEB，信息的主要来源
是报纸。当时家里订了“光明日报”和当地的日报。 （记得是一个月一块二毛钱订一
份。） 旧报纸大半年卖一次。床下一大堆，一捆一捆的。我当天就赶回家去，昏天黑
地地翻报纸。终于，当看到“光明日报”某日第四版的一篇文章时，我有了主意。
那篇文章以正面的口气提到了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这在当时是一种信号--老陀被
解放了。我读过老陀的几本主要著作。他的作品很沉重。读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之
后，我心情难受了好几天，总想到小说里那位可怜的史密斯，女儿与情人私奔，卷走了
他的全部钱财，。。。也许是由于我当时的处境，他的作品很能引起我的共鸣和思考。
我决定写一篇“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论文。马上就动笔。我不懂文学，不懂文学
评论，也不懂论文的结构框架。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全是平时的感想。我花了两天的时
间一气呵成。然后，到文具店买了一本方格稿纸工工整整誊写一遍。全文一共二十三页
。最后，谨慎起见，请了一位见多识广的朋友帮忙读一读。他的评价是，有些离经叛道
, 但还不至于闯大祸。
我立刻把论文交到区招办去。那天值班的是老廖。老廖是区教育局干部，抽调到招办来
工作。我和他很熟。听说我来交论文，他面带难色，说不知如何处理。还说：“你自己
先拿着。我这里人来人往，把你的论文搞丢了我负不起这个责。”我在那里等着。他接
待完其他人以后，给市招办打了个电话。但那边说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只好建
议我送到省招办去。
我带着论文，马上乘长途公共汽车到省城，直奔省招办。接待我的工作人员自称姓何，
四十来岁的男子，瘦瘦的，北方口音。我称他“何老师”。当他听说我是来交论文，也
说不知如何处理。看来我是省里第一个把学术论文写出来的人。何老师不可能再把我推
给谁了，就将论文收了下来，说是要找专家鉴定。
过了两天，我去省招办。何老师说还没有找到鉴定论文的专家。过几天又去，他说论文
已送给专家鉴定去了。从此，我每隔一两天跑一趟省招办。跑了好几趟，每次何老师总
是说还没鉴定出来。开始我怀疑他是在敷衍搪塞。但又觉得不太像，他的态度十分认真
。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离报名的截止日期只有四，五天了。他还是说鉴定没有来。我
问能不能先让我报名，如果以后我的论文算不了科研成果，把我的报名取消也不迟。他
说：“这我们得要研究研究”。记得还没走出门，陪我去的朋友就悄悄提醒我说：“他
是不是在暗示你要烟酒烟酒？”当时一点烟酒就可以摆平许多事情。但我觉得何老师不
是那种人。我打算截止的那一天再去看看鉴定来了没有。
报名截止前的第三天，区招办老廖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学校，说省招办来了紧急通知，所
有超龄考生都可以报考，不再需要科研成果了。后来听说是这么一回事。那年省里好不
容易从印毛选第五卷调出来的纸张只够印十五万份考卷，而省招办估计全省将有十八万
人报考。所以就用科研成果将所有的超龄考生都挡掉。但到了报名截止前的第五天，全
省的报名人数远低于十五万，还大大少于其它的省份。这一下，省招办急了，所以发出
了紧急通知。
我放下电话就去报名，报考理科。那年全省的招生名额中，文科约占百分之二十，理工
农医近百分之八十。我认为，多的名额就意味着多的机会和大的录取希望。
报名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报名截止的前一天，区招办老廖打电话找我，说省招办就我的
学术论文给他们来了信。老廖说，信中有两条精神。在那个年代，人们常把上面来的条
文称为精神，现在想起来有点滑稽。第一条精神是，专家认为该生学术论文质量基本满
足科研成果要求，省招办兹同意该生报考。第二条精神是，专家建议该生报考文史专业
。很明显，该文件是在紧急通知之前发出的。第一条在当时已经没有了意义，但第二条
却使我内心产生了很大的波动。
我已经报了理科。但我当时对文史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数理化的兴趣。如果仅凭兴趣来作
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报考文科。另外就是准备考试的难度。前一天报了理科之后，当
晚我就借来了一套文革前的高中数理化课本。准备高考对我来说，不是复习，而是从头
学习。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时我初二还没上完。后来上山下乡，再后来到一所公社
学校，大部分时间教小孩打球跑步游泳。业余时间喜欢读点文史，另外自学英语。要在
高考前的两个月内学完高中三年的数理化，达到能上考场的程度，工作量实在太大了。
我来到区招办，要求改成考文科。老廖说可以，他把我的报名表找了出来。我改成了文
科。但当我再次交给老廖时，又犹豫了。听他说，一半多的人是报考文科。我觉得还是
该考理科，毕竟名额多得太多。我又把报名表改回理科，交给老廖。他看出我仍然是犹
犹豫豫的，就说还可以改，只要在第二天截止日的五点钟以前都可以改。
我一直犹豫着，当天我回了家，想最后听听家里的意见。母亲十分坚决说：“文科学不
得，搞起运动来要遭整死。” 学文还是学理，两代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我
考虑的是兴趣，而母亲考虑的是生存。见我难下决心，母亲说：“忘记你二舅了？”
我的二舅是个中学语文老师。文革开始不久被本校的红卫兵乱棒活活打死。给他带来杀
身之祸的，是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的一个小故事：古时有一大官，喜欢舞文弄墨。写的
东西很糟糕却只能听赞美之辞。有一天他拿着刚写的一篇文章找到当时的一位大诗人。
大诗人推不过，给他提了两句“滚木下山之势，骏马立尾之风”。大官逢人便炫耀，殊
不知那两句话是说他的文章“不通，放屁”。正巧，或者说不巧，讲故事的那天，报纸
上登了徐寅生那篇深得伟大领袖赞赏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当人们把这两件本无关
联的事件关联起来时，二舅就被打成了反革命。那些年，无数的人因为一本书，一篇文
章，一个故事，一句话死于非命。当时，那场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残酷运动平息下来
还不到一年，一切历历在目。母亲又说：“你晓得下回搞起来又是个哪样阵仗?” 在家
乡的方言里，“阵仗”常用来指那种超大规模的，超恐怖的混乱局面。
想到运动中的灭绝人性，想到二舅血肉模糊的尸身，我不寒而栗，甚至担心起交上去的
那篇论文，怕哪天会成为我的反革命罪证。我彻底打消了报考文科的念头，一心一意考
理科。
上大学后，大约是1979年的暑假，我在省城的大街上遇到何老师。他还记得我。他说我
的那篇论文写得不错，有思想。还说，那年省招办没料到会有人认真交来论文，还穷追
不舍，所以没作鉴定的准备。鉴定的专家全是他私人去找的。他自己是省师范学院一个
文科系的教师，那些专家都是他的同事朋友。我问他后来交上来的论文多不多。他说:
“有一些，不多。大部份都被我扔到墨缸里。”我懂得他的意思。据说古代考科举时，
交上来的卷子先由一批官员筛选。他们把那些实在不值得认真批阅的考卷通通扔到墨缸
里。
也许有读者想知道我在那篇文章里写了些什么。我实际上是写了一点常识。但在那个年
代，对常识的陈述往往就是对正统理论的挑战。例如，我分析了陀氏作品中的一些主要
人物，试图以之为基础证明一个人的性格特征道德准则等并非完全由其阶级成份决定。
这与当时一些霸道了十几年的理论相悖。从现在回头来看，文章很肤浅。也许是文章中
的大胆使它得到了何老师和他请的专家们的认可。
□ 读者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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