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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 羊城话羊
从长沙继续南下，我们到了广州。
走上街头，扑面而来的是令人眩目的“红海洋”。临街的建筑物墙面都被涂成红色
，并配以毛泽东语录和宣传画。红色象征革命，蕴涵热情，但当红色巨大到无处不在时
却让人不寒而栗。当我置身于广州的红海洋时，我想起了北京城里红八月中的种种恐怖
行为。长沙市委大院里因为没有毛泽东语录而被学生造反，广州市委让全城都成为毛泽
东语录的红海洋，大概没人会造反了吧。也不，学生们说广州的红海洋是“打着红旗反
红旗”，是惧怕革命群众在墙上张贴炮打市委的大标语、大字报。这颇有点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当然，广州市委不希望大字报上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毛泽东
亲自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学生们有此疑问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曾
坐镇广州，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刚被濯升为政治局常委，一跃而成中国政坛上的
第四号人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广卅市委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文革中的大罪，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司令部里的人员如
走马灯似地频频下岗，三个月后陶铸便从政坛上突然倒下，他的陨落同他的濯升同样迅
速和让人大跌眼镜。广州地区的各级干部立即陷入灭顶之灾，红海洋变成了大字报的海
洋。
在我们到达广州时，街上尚未见大字报，市面也依旧繁荣，珠江边的九重天酒楼内
座无虚席，人声鼎沸。酒楼的菜价令人咋舌，我们似林冲误入白虎堂。虽然囊中羞涩，
但限于面子，我们硬着头皮站在桌旁，等候挨斩。不料广州人排外，对我们这两个“北
佬”白眼相待，算是给了我们下台的台阶，让我们带着革命者的“义愤”步出大堂，心
中窃喜不已。
武汉人驱赶“南下一小撮”是出于保皇的政治目的，广州人不欢迎南下的“北佬”
大概是缺乏政治觉悟的表现。位于郊区的各大学校园里却是一派完全不同的景象。不仅
“北佬”云集，在广州市委的领导和部署下，校园里贴满了炮打校党委和反动学术权威
的大字报。舍车马，保将帅，是文革初期各级领导玩得最多的政治游戏。可怜的广州各
大学的干部和教授们也就统统成了被舍去的车马或替罪羊。“五羊衔谷，萃于楚庭”，
美丽的传说让广州得名“羊城”。一九六六年秋天的羊城，遍地都是任人宰割的沉默羔
羊。
今天，陈寅恪的名字可说是如日中天，但当我徘徊于中山大学的校园时，陈寅恪几
乎被淹没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据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记载，陈居
住的楼房曾被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掩盖得看不到一点砖墙，活象一口纸棺材。他维持生命
所需的药物和食品被中断，高音喇叭装到了他的病床边，震耳欲聋的批判声让他终日心
惊胆战。三年后，一代宗师被折磨而死。铮铮硬骨，从不屈服的陈寅恪却在临死前坦陈
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这并非是低头认罪，按民间的说法是他要和“革命”划清最
后的界线，带着“反动”的帽子离开尘世。
“反动学术权威”是如此下场，学校的各级党政干部也都自身难保。在广东工学院
的校园里，一位面目清瘦、五十岁左右的领导干部拿着一把大扫帚在清扫马路。当围观
的学生羞辱他时，他没有丝毫颤栗和羞愧，而是一边扫地一边反唇相讥。我已不记得双
方当时的全部对话，但他说的一句话：“总有让人说话的一天！”曾使我震撼，也使我
终生难忘他吐出这九个字时凛然的神情。我也有过百口莫辩的经历，我知道这句话里包
含的全部含义和情感。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历史的真相也不会永远被埋没，因为“总有让人说话的一天！
”。多年后，我们知道了刘少奇说过的那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同样是锵
铿有力的九个大字。所有这些有名气的或无名气的，但都是不屈的人的心声最后汇成了
一股巨大的力量，当每个人都撕下了“永不翻案“的护身符后，文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
柱上，真正地永世不得翻案了。文革是各种政治力量角斗的舞台，也是人类的良知和邪
恶搏斗的舞台。人们或许会迷惑于五光十色的政治口号，但善恶之间的界线却是恒古不
变。文革中不乏受难者博得同情的例子，人们的政治倾向在善恶之间并不总是压倒一切
的。当青年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时，我感到不平；而当大大小小的干部被斗得七荤八素时
，我又同情于他们。
两个月后，我曾重返四川，在成都目睹了一次干部被斗得七荤八素的场面。当时，
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在天下
大乱的过程中被赶下了台。批斗会在人民南路的一个广场举行，那里曾是皇城所在地，
残留的城楼如同北京的天安门城楼被用作大型集会的主席台。清华大学的招牌和成都人
对北京学生的敬重让我和姚永宁得以混到城楼上“观摩”。
站在城楼的边上，只见台下是几十万参加集会的群众，台上是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
头和被批斗的西南地区党政大员，叫得出名字的有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
记廖志高，四川省长李大章和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会场内红旗招展，“炮轰西南局，
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声和革命歌声此起彼伏，而会场外无数的保守派群众正在冲击会场
，试图解救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正在代表省委作检查。
会议中途，早有预谋的一部分激进分子突然在城楼下摇旗呐喊，鼓噪起来，指控主
持批斗大会的造反派头头是“明批暗保”。在一“左”一“右”两股力量内外夹攻下，
台下的人群顿时大乱。保护会场的纠察队员垂头丧气地放弃了警卫，保守派群众乘机涌
进会场，左、中、右在城楼下混作一团。如此壮观的群众运动场面和街头闹剧，如今恐
怕只有在台北凯达格林大道上才能见到了。台湾是中华民族保存国粹的最后一块宝地，
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这混乱的时刻，台上的一幕永远地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李井泉表情冷漠，似乎对
眼前的一切毫不关心。李大章嘴角挂着一丝嘲笑，大概在等待好戏开场。廖志高脸色惨
白，拿着讲稿的手抖得像筛糠一样。官最小，但身材魁梧的廖井丹自告奋勇地走到城楼
边高声劝说保守派群众退出会场。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同情心完全转向这些曾身经百战
而不幸沦为羔羊的老同志身上，因为我也过这种被批斗的滋味。我不知道自己被批斗时
是否脸色惨白，但我肯定是又害怕又羞愧。我无法神定气闲，漠然视之，更不敢在嘴角
挂一丝嘲笑。我永远后悔自己被批斗时不够坚强和潇洒，幻想着有机会再来一次时至少
可以像阿Q上法场那样唱两句“手执钢鞭将你打”之类的戏词。
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被眼前的混乱搞得六神无主，慌忙鸣金收兵，带着李井泉等
人离开城楼，不知去向。廖井丹此时依旧在城楼的一角作着无用的努力。我佩服他不管
个人安危的勇气，悄悄地告诉他其他人都已离开，建议他赶快脱身。当几个军人和一辆
轿车出现在城楼的台阶旁时，我推着他往楼下走。他一边说着“我不能离开”，一边挪
动脚步走下台阶。轿车旁挤满了人，车门已无法打开，我又让他爬上车顶。在一片“廖
井丹滚下来！”和“廖书记快上车！”的口号声中，成都市的堂堂父母官无奈地端坐车
顶，像一叶孤舟，在波涛汹涌的人海中缓慢前行。
在历史上，广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从林则徐虎门禁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反清
起义，到北伐战争的策源地，广州市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一幕又一幕。在广州全城淹没
在一片红海洋中时，这些革命的遗址虽未遭到大的破坏，但或者谢绝参观，或者冷冷清
清，无人问津。谢绝参观和冷冷清清的原因是广州作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大本营，
这里的革命遗址大多是纪念国民党的革命先驱。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于是，曾经同为革
命群众的两派都视对方为国民党余孽，必欲除之而后快。对那些躺在地下的货真价实的
国民党分子，红卫兵们恨不能“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只得拿革命遗址
地面上的“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和中华民国的题字等出气，统统于以清除。
台湾的陈水扁上台后在岛内大力推行“去国民党化”，改路名，拆牌匾，忙得不亦
乐乎。其实，这并无新意，不过是步当年广州红卫兵的后尘罢了。难怪连战夫人连方禹
曾说：“不到台湾就不知道文革还在搞。”红卫兵早已销声匿迹，陈水扁也进了台北的
看押所。
一切试图割断历史的人大概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文革的历史也不应被割断，上海
的朱学勤教授说得有趣也不无道理：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
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
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
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因为冷清而更显肃穆，数十年中，那些西洋风格的建筑群和
挺拔的松柏如同梦境一般在我的脑海时隐时显，难以忘怀。在乱轰轰的世道中身处清静
的陵园，一如在岳簏山顶黄兴的墓地，会让你于历史的沉思中对周围儿戏般的革命大彻
大悟。当年黄兴率领革命党人直扑两广总督衙门时，从者都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还
是儿女情长的年华。面貌如玉的林觉民临死前《与妻书》中一句“意映卿卿如晤：吾今
以此书与汝永别矣！”让多少人肝肠寸断。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个个以天下人为念，毁
家赴难，更令人肃然起敬。我们这一代人似乎生不逢时，那些自以为紧跟毛泽东的“革
命路线”，冲击两广省府衙门的青年学生中或许不乏视死如归者，但一个个都成了“画
虎不成”的犬。
林觉民的堂兄，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一个爱国志士。五四运动时，他在赵家楼
曹汝霖的房子里放了一把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了大名的火。但当北京的“地派”红卫兵，
包括清华４１４派的学生（见美国人韩丁写的书：《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
革命》），自以为发扬五四精神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房子时，他们又一个个成了中央
文革争夺外交部权力的替罪羊。
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定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当革命蜕变成“假面舞会”，人妖难
分时，十年文革成了犬羊辈出的年代。寻觅沙面，一半是因为岛上浓荫掩映中的欧陆风
情，一半是为了美丽的西关女子区桃。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虽然在文革中被批
判，但这部岭南文学名著曾深深地影响过我们这一代人。摇曳多姿的南国风情，三家巷
里几个青年学子在大革命时代的悲欢离合，似乎比北平城里卢嘉川、余永泽和林道静大
浪淘沙式的命运更触动我的小资神经。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谈情说爱，《三家
巷》中那些男欢女爱的情节触犯了文革时期禁欲的天条。当我漫步在宁静而美丽的沙面
岛时，我仿佛能听到当年示威者们的呐喊声和岛上英军密集的枪声。在生与死的关头，
美丽的区桃为保护她爱着的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她为反抗列强而死，也是为爱情而死。
欧阳山既赋予区桃女性的美，同时也赋予了她美丽的灵魂。《三家巷》里众多人物中，
唯有区桃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姚永宁在追寻丽达同志时，我也在追寻心目中的区桃。时代造成的阴差阳错，让
他投入冬尼娅的怀抱，而我和林道静同志苦恋八年。
漫步沙面，既能从岛上一百多座殖民地建筑中感受历史的沧桑，也能沉浸于文学作
品的千滋百味中。倘若要提升自己的阶级觉悟，立于六二三路尽头处的沙基惨案记念碑
无时不在提示路人“毋忘此日”：四十多年前的六月二十三日，五十多名广州市民就像
区桃一样倒在英军的枪口下。但当一部分阶级觉悟奇高的香港市民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
下挑起抗英暴动时，他们也都成了“犬”和“羊”。在香港左派七月的抗英暴动中，五
十多人暴死街头，和同样是抗英的沙基惨案中死亡的人数奇妙地相当。套用当时的左派
领袖罗孚后来说过的一句评语，那些在疯狂岁月中死去的人虽然也让后人“毋忘此日”
，却都死得“糊里糊涂、莫名其妙”。但有人不糊涂，暴动引起的移民潮造成香港房价
大幅度下跌，成就了李嘉城这样的大富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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