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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公安厅原副厅长:“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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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续二)
关于“大跃进”时期对社会的控制,笔者在《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
(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中已经做了详细记载,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1958年,按照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发展不受干扰,要求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
来,把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捕人计划指标,
对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暂时没有反抗、抵制而将来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
能犯罪和潜在犯罪的人,统统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劳教队、集训队,不让他们
有反抗的机会。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机关一家的事,党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
生产大队领导人都有权决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组织劳改队。所以1958年到
1960年三年时间,安徽仅公安机关正式拘捕的人就有17万多人,集训、劳教了20
多万人,比1950年到1953年大“镇反”抓的人还要多。县里、公社、生产大队自
己办的劳改队抓的人,比这还要多得多。比如定远县,不仅县里私设劳改农场,
公社、大队也有小劳改队;全县23个公社中,就有13个公社设了劳改队,先后劳
改了2160人;县劳改队劳改了4023人,死在劳改队的就有1280人。这种无法无天
的随意关押人民群众的行为,成了“大跃进”时期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那些出身好的农民,
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
戴地主、富农帽子不合适,于是就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
子。仅据萧县、砀山、五河、凤阳、无为五县在1979年摘“四类分子”帽子时统
计,就有3.7万多普通农民在“大跃进”年代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据安徽
省公安厅1954年统计资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
那时还没有“坏分子”罪名。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
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把“政治骗子、投敌叛变分子、
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定为“坏分子”范畴,从此才有“坏
分子”这个罪名)。到1958年底,地、富、反、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就意
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这些被打入
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全部“
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四
类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期被整死、饿死的。
“四类分子”在农村是专政对象,反面教员,谁都可以任意欺辱。他们的家
属子女也受到种种歧视。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
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是,铤而走险者并不鲜见。1958年8月14日,
公安厅发出《关于当前敌情和打击措施的意见》中说:“破坏农业合作化案件逐
渐增多,仅5至7月,就杀死、杀伤社队干部41人。”11月5日,公安厅向省委汇
报的“敌情动态”上说:“阶级敌人仍然不断进行破坏活动,主要表现在:一,
造谣。利用部分群众不明政策和落后心理,大肆造谣说:人民公社化就是一切财
产都要归公(一点也不造谣,完全是真实情况——笔者),以致一些地方群众把
家禽家畜统统杀掉,有的砍光自留地里的农作物(这也属于敌情动态,是阶级敌
人进行破坏活动,要打击——笔者);二,凶杀。全省7至9月共发生64起,其中
有对社队干部不满杀害干部的15起15人;三,纵火。全省7至9月共发生针对人民
公社纵火34起;四,投毒。7至9月,针对人民公社食堂投毒的12起。”
1959年、1960年这类案件继续发生。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两个月时间,
全省发生哄抢、盗窃国家粮库粮食事件847起,损失粮食、山芋180万斤。据对淮
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都是
普通农民,都是因为断炊、断粮,家里都有饿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
生抢粮28起,在抢粮过程中杀死干部和仓库管理员26人。作案者全是农民。有个
别“四类分子”被逼急了,也要反抗。1960年1月4日,霍邱县河口公社一个生产
队长,到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刘某家搜查粮食,刘一家四口一起动手,将
他捆绑,然后将其杀死。刘家原有7口人,已经饿死3口。这个生产队长还要去他
家搜查粮食,把他们惹急了。刘某夫妇被判死刑,另2人关押期间死在看守所。
这一户人家死绝了。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死死控制起来,让他
们无可逃遁。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
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
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
“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
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或拿去炼铁,稍有反抗行
为,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也有被逼急了铤而走险进行犯罪活动
的。仅1959年8月到1960年1月,安徽省就发生食堂投毒案46起,有17人中毒死亡,
公安厅为此发过3次通报,要求保卫人民公社食堂安全。另外发生9起凶杀案件,
社员饿极了,到食堂抢饭吃,遭到阻拦,杀死15位公共食堂管理员、炊事员。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四个手段,就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
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有逃生的机会。
从1958年到1960年底,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4次通知和1次电话会议,要
求全国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安厅,发过6次通知,1次电话
会议,提出严格要求,对此项工作抓得不力者要受处分。这样,安徽就在全省城
乡、边沿结合部,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全省公安派出所随时发现外流人
员随时扣留,送收容审查站收容遣送。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
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没有立即遣送,而是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
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
站,而没能回家。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
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
转来一封“探亲记”的人民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
利路派出所莫名其妙抓进收容所,尽管他百般说明自己是来探亲,而且提出亲戚
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他才趁看管人松懈,逃
跑出来。接到中央转来的信,引起省委、公安厅重视,派专人到合肥收容遣送站
检查,据对照花名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了解,有6527人不该收容,占总
数26.8%(其实99%都是不应收容的——笔者)。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
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
的;还有的人就是合肥市的机关、学校职工、学生,因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
去较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审查。大蜀山收容点对不服收容、申述理由的人进行
体罚,打死3人,非法没收被收容人员现金2537.53元,金戒指8个,公债券50元。
除了收容审查外,安徽省对社会控制还有一条“死招”,就是不断地搜山,
把人民群众为了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
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省委指示公安机关,
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58年5月,徽州地区8个
县抽调2800人次,进行搜山行动,查出6700外流人员。1958年7月12日省公安厅
向省委报告说,1月至5月全省36个山区县共查出外流人员25613名。7月19日公安
厅发出简报称:据15个山区县市统计,在198个乡镇,71个(边沿)结合处,11
个新建村,76个山凹,115个山洞,查处外来人员72817人,其中有地富反坏分子
2914名。
1960年安徽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继续组织
人员大规模搜山。4月1日,“皖南地区第一季度清山(搜山)工作总结”称:“
共组织基层干部、民兵、治安积极分子等60余万人,计搜查山头448个,山洞2426
个,山洼7607处,山冲447处,孤庙417处。”动用这么多人,“战果”如何呢?
“扣审反坏嫌疑分子1606人,经查实有地主23人、反革命12人,盲目外流人员300
余人。”
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
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为了活命,为什么不能到山里找活路?
而那1000多群众不是饿急了,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
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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