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c*********2
发帖数: 3402 | 1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1606
陈向阳
当年的标准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从1959年底就开始了，到1962年才开始缓解。
1960年我还在幼儿园，还清楚记得有一天我们大班的孩子集中起来，院长严肃地对我们
讲了一通，说国家遇到了困难，需要全国人民一起克服之类的。当时听得半懂不懂，反
正知道有点不妙，而且马上就体会到了，当天晚上就改成了菜粥，不再是甜甜的白米粥
。我弟弟在小班（或中班），变化不大，早上还有牛奶喝。那所幼儿园是机械工业部的
，肯定受了不少照顾。
还记得，有一天阿姨们兴奋极了，说是解放军送来了好多黄羊（当年一些单位跑到青海
和内蒙猎杀黄羊填肚皮），至于黄羊的味道好不好已经不记得了。反正在幼儿园总能吃
饱，而且基本都是细粮（大米白面）。周末回到家里，一吃窝头真咽不下去。记得有一
次，窝头里还掺了菜，奶奶还告诉我和弟弟，那两个没掺菜的窝头要留给妈妈，妈妈身
体不好。我当时很大方，那就留着吧，反正掺菜不掺菜都不好吃，我还是等着回幼儿园
吃馒头米饭吧。家里饭桌上还出现过一小盆柳树毛子，就是柳絮还没钻出时的那个嫩芽
，拿开水一焯，加上盐和醋拌一下，当菜吃。不过也就那么一次，因为居民委员会紧急
行动，到处高喊，不许捋树叶，不许折树枝，抓住就罚钱。
1961年我上了小学，饿肚皮的感觉开始了。其实，当年北京的孩子是很受照顾的，每月
的粮食定量是30斤。这比一些大人的定量都高，比如机关干部和不工作的老人只有每月
28斤半。工人高一些，干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每月最高定量为55斤。当然了，高级干部受
的照顾更多，13级以上的干部有黄豆和肉之类的，9级以上的干部得到的更多。技术干
部也有特殊待遇。当时每个月我都要替爸爸去“取烟”，拿着钱到不远的一户人家，敲
门进去，递上钱，人家就给我一条烟。那位是个工程师，不抽烟，但每月有特别配给的
香烟。我爸的烟瘾极大，就沾人家的光享受了那特殊待遇，还不好意思自己去。
还说饿肚子。一个月30斤粮食让现在的北京市民恐怕多数人吃不下。可那时别的都没有
，肉、蛋基本见不着，油也很少（每人每月2两），菜也不多，干啃那30斤粮食。所以
每次吃完饭不一会就饿了，尤其是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肚子咕咕叫。那时根本没有零
食，我就到处乱翻。记得有人送给爸爸一盒方糖，就是喝咖啡放的那种糖。爸爸藏到床
底下的箱子里也让我发现了。奶奶看见我老往床底下钻，就告诉了爸爸，爸爸想起了那
盒糖，打开箱子一看，已经让我摸光了。
那会不少人家都有个称。每顿饭下多少米用多少面都要称一下，不然没到月底粮食就吃
光了，那就得挨饿。还有的人家更进一步，家里每个人吃多少也要称一下，我家就是。
记得吃面条或吃烙饼的时候，生面团都按份量分开，给每个人单烙一个饼，每个人的面
条也分开下锅。这样做省得你让我、我让你，你多了他少了。而且孩子不知道让，放开
了吃，大人就得少吃。一顿两顿可以，长期这样，大人可就受罪了。那几年人们普遍营
养不良，许多人因此浮肿。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常常在他们的脚脖子上按一按，看肿得
厉害不厉害。
爷爷是个农民，所以一挨饿马上想到了种地。我家住百万庄，楼房，院子里有些空地，
爷爷就开垦了一块。马上，又有七八户人家也开了地。我家那块地有七八米宽，十多米
长。种了菜，还有麦子。其中有一种绿叶菜挺丰产，光擗叶子吃，它就不断长出新叶子
来。可我很不喜欢那种菜，现在想那是因为没肉没油，干煮菜，放点盐和酱油，能好吃
吗？我那时吃面条只放点酱油和醋，拒绝放那种菜做的汤。
那时家里还养了兔子，大兔子下了小兔子。我和姐姐弟弟都喜欢得不得了，常抱小兔子
玩。可等小兔子长大了就开始杀了吃，有的还送了人。有一只白兔子，我们仨一再保护
，坚决不许杀。可有一天我们不在的时候，大白兔还是被杀了。气得我们抗议，不吃兔
子肉。弟弟最终没抵挡住香味的诱惑，可我那么馋的人居然还能到了嘴的肉不吃。
那会商店里曾出现过高价食品，比通常价格高出好多倍。像我家那种“农民脑筋”的根
本舍不得买，也没多余的钱买。不过有些人家想得开，“砸锅卖铁”也要先顾嘴。还有
少数有钱人，像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演员之类的。而吃不起又眼馋的人免不了发
牢骚。当时流行一些顺口溜，比如：“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儿上茅房，茅房没有
高级纸，老头儿拉不出高级屎”。我们说得挺高兴，可老师听到就不让我们说了，还说
那是坏蛋散布的反动话。
虽然那时常觉得肚子饿，但还没有饿到不想动，还可以又跑又叫地玩，一天有一斤粮食
呢。到了1963、1964年情况就好多了，粮食定量没变，但副食品，肉、蛋、油、菜逐渐
多起来，到了星期天已经可以吃顿肉菜了。当然，吃肉仍然是件大美事。王小波曾写过
：他弟弟因为家里要吃肉，高兴得跑到窗口冲外面大喊：我家要吃大肉了！那种兴奋劲
完全可以理解，那时盼着过年首要原因就是能放开了吃好吃的。
情况缓和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肉仍然限量供应。笔者家里七口人星期天吃一顿肉通常也
就是一斤，每人吃不到几口。记得我和弟弟抢肉吃，都站着，脑袋快伸到锅里了，非把
肉抢光了才肯坐下慢慢吃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真吃不到一块两块。
有人看到本文会非常不屑：你那也算饿肚皮？！确实不算。1960年的大饥荒中，笔者属
于当时中国受到照顾、挨饿最少的那部分人。真正挨饿的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有许多人
估计，大约3千万人饿死了，按官方说法叫“非正常死亡”。与他们相比，这篇文章的
题目应该改为：《六零年的幸运者》，大致反映了当时北京一般干部家庭的情况。
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我们孩子根本不知道饿死了那么多人。老师曾告诉我们：周
总理向外国人宣布了，中国遭遇了暂时的困难，但是没有饿死一个人！我们全都相信，
以为全国都和我们差不多，一个月30斤粮食，吃不饱而已。
还有几句题外话，1980年代笔者到了澳大利亚。一天说起什么，我说1960年前后中国饿
死了3千万人。我的澳洲导师根本不信（全澳州才2千万人）。第二天我到图书馆找到一
本刚出版的中国人口统计资料。其中有数字图表显示：1960年和1961年全国总人口一反
常态地下降。还有人口年龄分布图。由于严重营养不良，从1960年到1962年，中国的出
生率明显下降，造成那个年龄段的人口少于之前之后，于是在人口年龄分布图上出现一
个“细腰”，通常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或者大饥荒才会造成此现象。看到那几幅图，我的
导师愣了，默默无语。
□读者投稿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