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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原创]文革怪事见闻(之二) 作者:远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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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文革话题: 农民话题: 大队话题: 农村话题: 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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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归人 于 2012-1-15 21:49:2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文革下放成风,除了知青下放,又有居民下放,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被全家下放到农村
。这些人家被限期下到农村,他们只得锁上城里自家的门,携老扶幼,拖家带口,被汽
车运送下乡,有的被丢在岔道口。有的大队不收,无人来接。这就苦了下放的人,叫天
不应,叫地无声,进退不能,不知如何是好。下到农村,逢到好心的乡民,便庆幸不已
。迂到刁钻的人,则就度日如年了。下放干部情况也差不多。他们有的从老远的大城市
被一撸到底。下放到一个地处深山密林的小村落,既人地生疏,又生活无门,真到了山
穷水尽地步。有的在农村撑不下去,丢了性命。有的老人熬不过几天就大病不起,农家
忌讳,不让生人死在村里,下放家人只好把病危老人搬到村口的茅草棚中奄奄等死。一
些原本在城里中小学教书的老师,由于“出身不好”,也被赶到农村去教书,有的分配
到高山深林的村子去。人都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久而久之,这些下放的人有的虽然活得
十分窝囊,死了好几个,但大部分总算活下来了。他们觉得农村也有趣,山中有许多随
便可采的红菰、香菰、竹笋、草药、野果,还有可做家具的木头。田里、水沟里还有、
田螺、泥鳅和鱼虾。当地人抱怨,下放干部采菰时把菰种也搞光了,抓鱼时把小鱼也捞
完了,许多东西都被一扫光。后来落实政策,许多下放的人可以回城,他们便自己动手
,制作了小凳子,小圆桌,小木箱设法往城里搬。这些用具回城后可真派上用场。居民
回到城里,发现房子霉迹斑斑,蛛网满室。有的房子频临倒塌,有的则被他人占用。但
改革开放后,大家生活不断提高,城市家具式样在大步改进,这些农村带回的家具太不
时髦了,于是成了一种牵起坎坷回忆的纪念。
知青下放与居民下放、干部下放,又有不同。知青下放,出工回来,做饭、洗衣、缝补
全靠自己。有的知青下放时才十七、八岁,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突然离开父母,到
一个离家遥远,人地生疏的农村去独立生活,艰辛可想而知。刚下乡时,有些新鲜好玩
。久而久之,看到人家走门路,送厚礼,托人情(文革时腐败己经拉开了序幕)纷纷上
调回城,于是慌了手脚。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婚姻、工作无着,城里父母多病,无人照
应。于是焦急万分,这给一些不良分子有了可称之机。知青要上调,有几种人把关:所
在地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城市四面办干部,知青带队干部。这些人中的不良分子重点
动起了女知青的脑筋。他们向女知青暗示,如果上调办成了,“如何谢我?”女知青提
出买一架上海牌手表相送。对方仍说“你认为我最需要什么?”经过纠缠,女知青终于
明白了。她们自我防范意识甚差,为了前途,就这样中了圈套。有一个大队书记的儿子
,凭借老爹对知青的生杀大权,竟奸污了7个女知青。若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他作梦也别想吃到这么多的“天鹅肉”。如今可是她们主动送上门的。女知青上调后,
出于羞耻之心,也怕把付出大代价的收获丢失,自然守口如瓶。这让大队书记儿子一类
占到便宜的家伙暗自高兴。这是文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陷入困境的男知青又不一样,
他们绝望之余开始胆大妄为,在农村逃避出工,偷鸡打狗,暗中毁坏庄稼。有的睁着红
眼,阴沉着脸,手持柴刀,扬言要杀人。农村人对下乡来的干部总是警告说,不要去惹
他,他会杀人。有的知青下乡,出工赚不到生活,还向家里要钱要粮,羞于见人。离家
远的知青,积不到路费,实在想家又多年不能回家。悲情难抑的于是自杀。后来在各地
建立知青点,全体知青集在一个点,情况略有好转。
1967年开始,造反派分裂,先是辩论,而后发展成武斗,几派都去冲击部队,抢夺枪支
弹药。原本平静的街道令人难以置信地用沙包垒起了雕堡,摆上了铁丝网,驾起了从部
队抢来的机枪。各派占领的制高点,也架了重机枪。一时街上炸弹声、枪声响成一片,
让行人提心吊胆。一个女人早起去河边园中采豆角,不知何来一枪,应声倒地,顿时丧
命;一个中专生上街,一出弄堂就被击中,尸体摆放一天无人认领;一个青年人刚结婚
,被派去大桥放哨,远处扫来一梭子弹,脑袋全打碎;有一部反映文革武斗的电影叫《
枫》,讲的就是两派在武斗时,身为领头人的姐姐将对方派弟弟击毙的故事,类似这种
情况,在当时的现实中并不少见。中央有话,“文革”中打死人(包括误伤)不追究,
于是以后武斗死得更多。当时由于有部队和民兵介入,两派武斗很讲战术,有进攻战、
防御战、伏击战、偷袭战,有时一战下来死七八个;有时见一队突击手,三、四个人抬
着一架重机枪,对着一座高楼狂扫,吓得街上的百姓赶紧东躲西藏,一条街顿成死城;
双方武斗,打死的称“烈士”,于是上千人抬尸游行,喊口号,放国际歌音乐,扛花圈
,放鞭炮,队伍有意通过对立派的防区,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居民们为此捏
一把汗。
家庭也出了派性。我有家亲戚,原本十分和谐,但文革中却各自参加了不同派,常为观
点不同而吵得不可开交。一次上门女婿拔出手枪对着岳父的头,说要“崩掉你。”为派
吵架的家庭很多。中央对此很是赞赏,说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了。
文革时“四类分子”被随意处置。有的“四类分子”召集人, 被派去通知“四类分子
”开会,没有完成任务,回来被活活打死,死者满身是血,造反派通知其亲属收尸,亲
属大气也不敢喘;有的“四类分子”身上被随意挂上手榴弹,下手人用烟头点着导火线
做游戏,“四类分子”被炸得粉碎。文革中“四类分子”如同牲口,可以随意宰割。
有一个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人去磨巴蕉芋,倒霉地是巴蕉芋一倒进磨槽,机器便
停转了。大队干部想由此抓个“阶级斗争”的典型,硬说他在巴蕉芋中藏了雷管。事实
是此时一个农民在河边放牛,牛脚踩到水闸门,水停转,机器也停转。大队干部虽然未
查到有雷管爆炸痕迹,也知道了牛踩水闸的事,为了把“阶级斗争一抓到底”,还是把
磨芋人押送城里关了半个月。后来又无中生有说此人家中有藏匿武器,又把他十分破烂
的房子地板、墙壁到处挖洞,当然又是空忙一回。这次“抓阶级斗争典型”并没有抓出
成绩。
有个公社书记,以谈改造思想为名,强迫一个地主十六岁的女儿搞鸡奸,事情败露后,
给他安的罪名是“丧失阶级立场,腐化堕落”,并不提残害少女的罪名。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喜日,这一天都要说吉利话,做吉利事,逢好兆头。但偏有七八个“
有问题的”中学教师,“四类分子”则在大年初一由学生押着,被赶了上街,他们头上
戴着高帽,身上拴着绳子,手上敲着锣鼓,边走边念“我XXX”,并要呼喊打倒自己的
口号,还要加上一些自我污蔑的词,让这些高水平的教师威风扫地。他们游街后回家,
亲人赶紧做了一碗鸡蛋面,好让他们驱除晦气。
文革中批判“师道尊严”,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报上见一则消息,一个幼儿园老师上课时要小朋友“小手放放好,小脚并并拢”而
被批斗,说她宣扬了“师道尊严”;家乡有一所小学,女老师被男学生勒令站住,这个
学生爬上高台对着女老师的脸小便,女老师还不敢躲开,过后只好含泪拭去;有的小学
生把大便、蛇放到女老师的包里取乐。
文革中的教师特别没有地位,被归入“臭老九”之列,连老婆都难找。
中央又发指示,“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上级领导要求各单位都要挖防空洞
。许多单位闻风而动,紧急动员。挖洞人员实行三班倒,晚上直干到通宵。一个小小的
县城,一个月就挖出了大小不等的几百个防空洞。加夜班的吃一餐夜点,不收粮票不收
钱,虽然很辛苦,但觉得也值,白吃了一餐。美帝苏修并没有派飞机来,防空洞也就派
不上用场。后来有的崩塌了,有的堆放垃圾,有的被老百姓用来关鸡鸭,猫狗。改革开
放后,有的被整理成冷饮冰厅,有的给水果商储香蕉,更多的则在旧城改造时被铲平。
总之大多数是废弃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劳民伤财”。就如1958年大炼钢铁,学校停
课一两个月,组织上千师生去淘铁砂,有的深山树木被砍光去烧炭,师生日夜加班炼铁
,损废了大批工具。还动员学生献铁。有的人家相信共产主义就要到了,吃大锅饭了,
家里的东西用不着了,因而把正在煮饭用的锅也献了出来。忙乎了一阵,结果根本炼不
出好铁来,于是连生铁、铁渣、鹅卵石、泥土、木炭板结在一起交帐。大堆剩余铁砂则
乘天黑偷着倒掉、填埋。明摆着得不偿失,但报纸指责“得不偿失,劳民伤财”是右派
言论,所以大家只是心中有数,不说罢了。后来才知来头,批“得不偿失”是冲着彭德
怀来的。
有一座地区级行政机关办公楼群,有长长的围墙。墙面原为白色,“红海洋”时刷成红
色,林彪提出“准备打仗”时涂成黑色,觉得不符防空规范,马上又改成绿色,大面积
的墙面用的也都是漆。后来说是防美帝苏修来轰炸,机关索性搬走了。还有一些单位较
高的楼顶则每天播上绿色树枝来子防空,一天一换,因为太麻烦,改成几天一换。有一
个县则把千年的古塔也拆了,说会给美帝苏修的飞机当目标。
文革时期已从三年饥荒中走过来,略有好转,但百姓仍然穷。特别农民,大多衣衫褴褛
,神情麻木,并不见有“翻身”的迹象。尽管“贫下中农”在文革口号中响当当,但去
农村看看,全不是一回事。许多农家孩子大寒天气仍缺寒衣,上身穿着极不合身的大人
旧棉袄,下身只穿勉强遮住膝盖的单裤,没有袜子,全身冻得发紫、发颤,满脸沾着干
鼻涕眼泪,常在村边烧松枝烤火,以至烟灰扑面。有的农户尽管缺衣少穿,但为了急用
,还是含着泪把领来的布票卖掉。他们后山种的果树,也会被砍掉,他们挑地瓜苗到城
里去卖,照样会被没收,菜篮会被踩扁。他们如果对水稻密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
等农村政策怀有异议,照样会被拉去批斗。城里工作组到农村,带着一把尺子,站在田
埂上对着插好的秧苗横量直量,凡超过了四寸的便要农民拔掉重种。农民拗不过,只得
拔掉重来。工作组一走,农民又返回原来种法,并说,“你们可以一拍屁股走人,长不
出庄稼,饿死的是我们。”此话被人上告,“贫下中农”也挨批,罪名是“反对密植,
对抗工作组。”一些贫下中农劳动是老把式,从不偷懒,但在实行“政治评工分”的时
期,他们却成了“三角劳力”,远不如上午十点多走到田头,召集农民读几段语录,念
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就回家睡觉的来得吃香,这些人往往工分最高。“四类分子”就
更糟了无论他们怎么干,工分也最多是三角劳力,一天七分左右。平时还要被大队派许
多义务工,如抬重物,修水库,打扫会场等。
城里经常派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去抓阶级斗争。下农村必须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搞“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时干部们亲身感受到了农民的极端贫困
。床上被褥破破烂烂,草席下垫着霉味的稻草,跳蚤成群。老年人生着病,因无钱医治
,只是熬着。煮菜无油下锅,天天吃着清水海带煮萝卜、还有自制的豆腐乳、咸菜。有
的人家用一块发焦的猪皮在锅边上擦了一遍,算是下油了。还把肉皮收起来,说是下次
还要再用。无论干饭、稀饭,都掺进大量地瓜丝。这种东西,现在农民只是用来喂猪。
住房都是木板房,难挡风雨。有的住土改时从地主家分得的房子,也因年久失修,破烂
不堪了。家中除了农具和破破烂烂几件家具外,可谓一无所有。好些小孩无法入学,从
小就帮大人干活,抵劳力,看着都心酸!农民也有生活好些的,主要是劳力较强的,或
家里有人在工作的,但必竟少数。农民说,每年政府征购粮食,名目繁多,有“爱国粮
”、“余粮”、“议价粮”、“加价粮”。这些粮,公社来催,大队来催,小队来催,
工作组来催,粮站来催,无论如何逃不掉啊。交完后就严重缺粮了。政府有时返回一些
,叫“回销粮”,但远远不够吃,只维系一下,常要大量青菜、薯类来添补。自留地又
受到严格限制。在大批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时,自留地干脆被取消,这可把
农民抗苦了。由于大队无“副业”,田里辛苦劳动一年,工分值很低,有的队10公分才
七分钱。也就是说,家里一个正劳力,辛苦劳动了一天,才得七分钱,并且还要等年终
分红时才领到钱。虽说那时物价很低,但七分钱也买不了东西。平时缺钱,只好打借条
去大队借,还得要大队书记批准。许多人年终分红居然倒欠几十元、上百元。副业也不
是随便可搞,要大队分配,并且为了“坚决堵住农村资本主义道路”,搞副业有严格限
制。城里也在堵,农民砍一担柴到城里卖,好换几斤盐,不想挑到城里,才放下不久,
柴火、柴架连同扁担全被纠察队或工商所没收了。城市纠察队和工商所类同于现在的城
管。但城管是不让违章摆摊点,而文革中的纠察队和工商所是根本就不准你卖东西。文
革中有些成份差的农民,儿女结婚,请几个亲友,结果满桌饭菜,连同煮菜的锅都被没
收,摆到大队去示众,说是搞“三封四旧”,拉拢干部,影响生产。人被罚,食物则摆
在大队的房间里任其喂苍蝇。那时政策是要把农民死捆在人民公社集体田里劳动,但光
靠这样,生活如何维持得了?那时农民(也包括城里人)外出要大队打证明,限期回队
,没有证明不能住旅社,无法买车票。如果去投亲访友,说不定迂上查户口,先不先就
会被关一夜。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被撤销,土地允许自由种植,许多农村盖起了新房
,近年又取消了农业税,农民还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打工赚钱,对农民来说,真是天大的
恩德。农民真情地说,“多谢邓小平!”“感谢温家宝!”
文革中还有一种“贫下中农”是真正翻身了。他们平时好吃懒做,哄蒙拐骗,素来被人
看不起。因善于营钻,在文革造反风浪中走了运,扶摇直上,扬眉吐气。这种人在小说
《芙蓉镇》人物王秋赦和《从囚徒到省委书记》人物郎仁池身上,你可以找到十分真实
的样本。《芙蓉镇》中的王秋赦,文革结束后发了疯,在大街上高喊“文化大革命万岁
!”“再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何等嚣张。他们紧跟“四人帮”,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文革后期,“四人帮”被抓。这些人凭借手中权力,组织对抗。成了“头上长角,身
上长刺”的造反派头头。1983年全国开展“严打”,提出“要像当年斗地主一样地开展
对犯罪分子的斗争”。这些分子受到严惩,有的甚至押赴了刑场。这是后话。这种人,
在文革中,是特殊既得利益者。
还有一种文革特殊既得利益者。他们是真正贫下中农子弟,正赶上“推荐工农兵上大学
”的好机会,于是小学还没有毕业就上了大学。但在大学,如何读得进书?只有去参政
治。大学也不敢怠慢他们,到时候照样让他们领到毕业文凭。回到地方参加工作后,名
曰大学生,但一无所长。但单位也不敢怠慢,于是安排他去搞人人都会做,又人人都不
会做的政工一类的工作。这很可能有两种结局:一种是顺应时代潮流,入了党,派到党
校培训,顺着形势往前走,以后辉煌腾达了;一种是靠造反起家,在地方上为非作歹,
1976年权力更迭之际,错估了形势,死死紧步“四人帮”后尘,与邓小平的新政作对。
这样,他们的下场可就惨了!如今好些为文革唱赞歌的,估计是这些文革特殊利益既得
者及其后代表。
文革中农村贫困,城市略好些。(即便三年大饥荒时,城市饿死的人也较少,因为起码
还有粮食定量,大人每月最少有米每月24斤,油4小两。但因为那时每顿饭太“没有油
水”,仍感饥饿难当。)但是饥荒时期的票证,一样也没有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
,在饮食店门前留连再三,后来向我讨粮票,说她十分想吃包子,可惜没有粮票。我送
她二两,她流着泪千多万谢。有一阵,饮食店连扁食、油条都要收半两粮票。由于物资
极度匮乏,因而走后门成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铁壳热水瓶、搪瓷脸盆、毛巾、
被面、糖烟酒、鱼类、油类、肉类、糕点类……都要请有关领导“批条”才能买得到。
那时,口号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工人、学生、商店职工、机关干部经常要下乡
支农,帮农民插秧、耘田、割水稻。一方面“工农业大发展”宣传又震天响,但粮食、
生活用品仍如此奇缺,不知“全面发展”到哪里去了?
县革委会竟然下发文件,动员人们去收集腐败的水果来造酒。
文革中去照一张相,总要说过一个月来取。现在照相,立即可取。照相人说,不单是技
术,也有想法,文革时吃“大锅饭”,多干又没有多得,何必去多干。有时还会被斥为
“以生产压革命”。(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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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清心:葬身火海的云南兵团十名花季少女 (转载)上海女知青徐玲先的死引发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摘自《中国知青梦》,邓贤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Re: 海日看看这个误差有多大?《女知青惨遭蹂躏实录——被忘却了的故事》节选
知识分子下放Re: 中国的农民问题 (1)怎么你们又开始玩儿女知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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