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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22 | 1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翁乃強攝
「站不完的隊，流不完的淚」只是學部文革中少數人的感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沒
有站隊問題，對文革不聞不問的逍遙派，也不存在站隊問題。我在文革中雖然明確「站
」了「隊」，但並不怎樣關心發生在身邊的學部文革，我關心的是怎樣「理解」發生在
整個中國的文革。文革初期，北大哲學系畢業的劉長林告訴我，美國的一位記者約翰．
里德，經歷了俄國「十月革命」，寫了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書。當時把十月革命視
為劃時代事件。我至今也沒有讀過《震撼世界的十天》，但當我知道一個「大事件」的
親歷者，可以寫一本書時，在文革初期，我心中就種下了寫一部有關文革這樣「大事件
」書的種子。要寫一部《文革史》談何容易。文革結束後不久，我與劉長林、李惠國、
欒文華等人就合寫了一本記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書──《四五運動紀實》，一九
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出版，中國發行了一百萬冊以上，出版了
英文、日文版，書的主要作者並不是我，而是社科院醫務室醫生高皋，她從一九七九年
開始利用每天下班後時間寫這本書，我參與了修改和增補資料工作，有關天安門事件的
部份內容是我寫的，後來的增訂版我補充了許多內容，書的原始資料是我在文革中一點
一點搜集起來的。
我在文革初期，是哲學研究所的少數派，這樣就可以不參加哲學所多數派和文革小
組安排的所有活動。我們少數派只有十多個人，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喜歡做領導的人，
我們聚在一起寫大字報，連文革中「學毛選」一套形式都沒有，在一起總是閒談聊天。
我幾乎每天從學部步行到東單、王府井，有時去天安門、西單，到處逛街，有時到龍潭
湖游泳。在街上，任何傳單、小報、油印資料都搜集，我沒有照相機，偶爾也像約翰．
里德那樣，把一些張貼的傳單從街頭撕了下來。我當時知道，在文革多派互相攻擊的情
況下，可以創造自己的行動自由。
我在一份傳單中看到北京「十一學校」舉辦「聯動展覽」，就跑到十一學校去參觀
。那次參觀搜集到了當時全部聯動資料，包括聯動創作的許多諷刺江青的詩和順口溜，
以及揭露聯動如何「反對中央文革」和打人情況的資料。聯動在聲明中說「忠於馬克思
列寧主義和一九六○年前的毛澤東思想」，使我十分驚訝，我從來沒有想到毛澤東思想
可以分六○年前和六○年後兩部份。我第一次看到批專制主義是在聯動的《中央秘字○
○三號》檔中，該檔宣佈「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二個主席的左傾機會主義
路線，取消一切專制制度。」這是我把當代中國政治制度與專制制度連在一起的起點，
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鞏固了這一看法。當我知道北京四中和二十八中有許多聯
動分子後，我曾兩次到天安門西側的二十八中，想要有關聯動資料，但一無所獲。
我特別注意搜集反對文革的資料。當時如果自己在筆記本中摘抄別人反對或攻擊文
革的話，如果被同事發現，就會有麻煩。但如果是油印的或鉛印的資料，其中附着反對
或攻擊文革的原文，一個人保存這些資料就沒有任何危險。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開始，
我搜集到《伊林．滌西致林彪的一封公開信》、有關李洪山、易振亞、北京航空學院批
中央文革、中國科技大學「虎山行」的大字報、發言和講話油印稿、譚力夫講稿、遇羅
克的《出身論》、《四一四思潮必勝》、湖南「省無聯」組織的《中國向何處去》等資
料。我搜集了許多遇羅克資料，但在一九七八年秋天，被《光明日報》的一位編輯借去
，說是給遇羅克妹妹看，當時沒有影印機，這些資料從此就「借而拒還」，遺憾的是，
有關遇羅克的情況就沒有更多寫進《文革十年史》。學部和其他單位油印的「首長講話
」和「大字報選編」，我也搜集了很多。一九六六年十月後，在王府井與長安街的交叉
口，是小報、傳單發行場所，北京許多單位在這裏散發批判劉少奇的資料，有多種版本
，只有少數很厚的《資料彙編》收幾分至一毛錢。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我在哲學所辦
公室住了很長時間，當時，很多材料、書籍堆在書架上。徐懋庸是哲學所研究員，平時
見他很少說話，當我在辦公室中讀到《徐懋庸右派言論彙集》時，我大吃一驚，沒有想
到他的言論比所有文革中的「黑幫」還要厲害，我越讀越覺得他說得對。這使我感到，
不知道為甚麼人不能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我還讀到許多「內部發行」的《赫魯雪
夫言論集》、《托洛茨基言論集》和考茨基、盧森堡著作。這使過去只懂自然科學的我
大開眼界，使我決心為弄清文革和中國發生的變化而不斷搜集資料、不斷學習新的知識
。一九六七年九月後，隨着王力、關鋒垮台、紅衛兵聯隊瓦解，紅衛兵總隊和大批判指
揮部分掌學部文革大權。總隊與北京市許多學校和單位互相交換資料，從十一月份開始
，我與外國文學所邵明瑞在學部創辦了一份《長城報》，半個月到一個月出版一期，主
要發表總隊的資料和報道總隊的消息，《長城報》這時也收到許多外單位的交換資料，
這樣，我就不需要到街頭上搜集文革資料了。我的編輯方針是，《長城報》集中批判王
力、關鋒和林聿時、吳傳啟，辦到第四期，我擔心這樣下去，就有可能暴露我「反極左
」的政治傾向而成為反革命，為此離開了《長城報》，直接與外單位一些「交換站」的
人聯繫，以取得文革資料。在一九六八年，在三里河國家經委大樓有一個文革資料交換
站，我常去交換資料，認識了北京大學、北京醫學院一些朋友。因為學部多派之間爭奪
不息，學部和哲學所沒有任何人管我做甚麼。有一段時期，我獨自一人住在那裏，幫助
交換站工作，因此，我得到了很多資料。我還常到北京站附近農口一個單位的資料交換
站去。正是在那裏，我看到了幾十份「首都紅衛兵5.16兵團」反對周恩來的大字報手抄
件。其中有《揪出二月黑鳳的總後台》、《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來
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將革命進行到底──紀念十六條發表一周年》，每一篇
文章後面的署名「首都紅衛兵5.16兵團」中的「1」字都畫成一個「火炬」。在學部和
全國大規模清查五．一六時，我確信，除了張建旗那個有火炬的五．一六外，學部和全
國的五．一六組織根本就不存在。文革後期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是毛澤東在實
現了他清除劉少奇勢力後，對文革初期按毛澤東指示投入文革的造反派的大規模的鎮壓
和迫害。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部，我在文革高潮中
的自由就結束了。所有人都集中住在學部辦公室，每天聽軍號起床，每天都要學毛澤東
著作、「早請示晚彙報」。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九大」，五月初，我又想辦法以取得
「擺脫開會」的某種自由，我向軍宣隊提出編輯一本《馬恩列斯毛論戰爭與革命》語錄
，因為我屬於學部總隊，我的提議很快就得到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批准，在外國文學所
大樓裏，宣傳隊專門為我領導的「戰爭與革命語錄組」騰出了兩間房子，由我負責從各
研究所挑人參加「戰爭與革命語錄」的摘錄和編輯，我挑選了五、六個人，其中有後來
成為社科院副院長的汝信、歷史所所長的林甘泉。我們辦公室裏有全套馬恩列斯著作和
毛選、世界史、戰爭史方面的多種著作。我如饑似渴地讀世界史，當時，我讀到馬丁．
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在教堂門上貼的也是大字報時，我豁然開朗，覺得文革中的現象也是
可以看清的。我把這一看法寫進了《文革十年史》的前言中：「在宗教改革中，人們憑
藉《聖經》來反對教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們憑藉《語錄》來攻擊黨政機構。」「
宗教改革把歷史推向前進，而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拉向一個早已死滅的時代。」我的世界
史知識正是在這時期開始積累起來的。一九六九年夏天，正是學部大規模清查五．一六
的時候。我每天幾次從我們語錄組辦公室到學部大院四處散步，除了休息時間外，學部
大院的人都在學習毛選或批鬥五．一六，看不到其他人在大院走動。在每天上班後不久
的、寧靜的學部大院中，我聽到的是樓房辦公室裏傳出的語錄聲、慷慨激昂的發言聲和
軍宣隊的訓話聲，我獨自一人慢慢散步，慶幸自己有不受束縛的時光，因為，在全學部
範圍內，惟有我領導的語錄組內沒有「學毛選的講用會」和大批判會，也沒有任何「早
請示晚彙報」的儀式。語錄編好後，汝信、林甘泉等人就回原單位了。我找來了學部《
新建設》雜誌的郝明和外國文學所邵明瑞等人，一起做語錄聯繫印刷和發行工作，我們
這時就更自由自在，游離於學部激烈的清查運動外，直到一九七○年夏天才下幹校，才
結束了這種自由自在的「小環境」。
一九七二年春，全學部下放幹校的人都回到了北京，這時已經搜集不到街頭文革資
料了，但仍不斷有複寫的和油印資料在小範圍流傳，如一些手抄小說、批林批孔資料、
李一哲大字報。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又有大量的文革資料出現。我經常在晚
上八、九點鐘，憑着長安街上的燈光，在王府井口和東單郵局一帶抄寫大字報和詩詞。
《告別》那首詩，就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晚上九點鐘、在天安門清場前半個小時在
紀念碑上抄下來的，寫入了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第八一三頁中。
https://lh5.googleusercontent.
com/-3BWbqTLW3jk/UEvKYKMV4FI/AAAAAAAARMg/YApRKBiTYF8/w497-h373/09aa1p103.jpg | E******u
发帖数: 3920 | 2 主要是他老婆写的吧，写得不怎么样，但是当时能在大陆出版，也算很神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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