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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
发帖数: 10589 | 1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3908
在国人的印象中，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简直是一部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的“国耻
史”、“卖国史”，怎么都离不开“误国”、“无能”、“妥协”、“投降”等负面形
容词。这种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与方式的悲情的近代史理解，究竟有
无偏颇？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西方列强在世界民族国家的残酷竞争
中来势汹汹的大环境下，这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本期阳光深度锁定
了自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时期的
外交历史，力图呈现一个独特但又真实的民国外交图景。
在这一组稿件里，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专家学者对民国外交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
不同角度的阐释，呈现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与民国外交史
，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
其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认为民国的外交就是从如何保卫和申张“秋海棠
”中的权利开始的，它的独特不在于它有过多少挫折和失败，而是它在如此风诡云谲的
多事之秋，尚能保住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守着的版图和统一的国家。且在这样糟糕的时
代，中华民族经历的两次空前觉醒所积聚起来的民族主义精神对民国外交也产生过巨大
的影响。
河北大学教授王铁群则分析了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年～1928年）的外交风云。
在这篇文章中，王教授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所呈现的袁世凯
。王教授认为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
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从1915年2月开始，袁世凯
在幕后指导外交总长陆征祥等与日方秘密谈判，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抵制《二十一条》的
措施。经过4个月的抗争，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屈辱，
但仍力所能及地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使日本灭亡中国的目的没有实现。可以说，在
欧战爆发、日本独霸东亚局面下，北京政府为抵制《二十一条》尽了最大努力。而反对
外蒙古独立，努力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也是
不可忽视的成就。
在钓鱼岛纷争不断的当下，中日关系再一次成为国际、国内社会关注的热点。吉林大学
国际关系史博士孙兴杰认为民国30多年间，中国一直以残破之主权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
，即便在抗日战争中也出现了几个傀儡政权。中国之颓势源于主权之破碎，尤其是国内
主权之孱弱，内部主权涣散无力必然会引致外部纷扰不断。如今，两岸政府在“保钓”
议题上集体发声，不知是悲，还是喜？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国时期的外交的确不是多么光彩，也确实签订了不少对中国来说
仍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的历史记忆，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
起的脚步，限制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希望本期深度能够让读者
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能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
世界，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阳光》编辑部
王铁群：艰难的抗争——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钩沉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年～1928年），是20世纪中国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时期
。这一特征在外交上的体现，则是北京政府能够基本顺应民意，努力争取和维护民族利
益；而这种抗争甚为艰难。
抵制《二十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厮杀之机对中国加紧扩张：先是以对德参
战为名出兵夺占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1915年1月进一步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
》。
《二十一条》共分5号。第1号要求继承并扩大德国在山东的利权；第2号要求扩大在满
洲和东部内蒙古的各种利权；第3号企图控制汉冶萍公司；第4号要求中国沿岸港湾及岛
屿概不让、租他国；第5号要求中国中央政府须聘日本人为顾问，日中合办中国必要地
方之警察或聘日本人改良中国警察机关等。《二十一条》之目的是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
如何应对《二十一条》要求？当时中国GDP占比名列世界前茅，但综合国力却十分薄弱
。袁世凯获悉日军在龙口登陆后，当晚召集内阁会议商讨对策。他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
用军事抵抗日军可维持多久？段祺瑞明确回答：48小时。
鉴于中国不存在不妥协就能了结此案的条件，袁世凯被迫决定与日本谈判。从1915年2
月开始，袁世凯在幕后指导外交总长陆征祥等与日方秘密谈判，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抵制
《二十一条》的措施。
其一，拖延待援。袁世凯指示陆征祥等在谈判中务必拖延时间，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
走。顾维钧回忆：“袁世凯总统曾指示陆征祥先生，要他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要尽
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为了执行总统的指示，陆先生想出了许多巧妙的计策
来拖延谈判。”袁世凯拖延的目的是希望得到特别是美国的外援，他认为对日本的侵华
行径，“只有美国会反对它”。
其二，泄密求援。袁世凯一面命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面暗中泄露日本阴谋，以获得英
美抗衡日本。顾维钧回忆：“我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馆保持接
触。我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
和英国公使朱尔典。”消息一经传开，美国等纷纷抨击日本，国内更是舆论沸腾，就连
被袁世凯通缉的黄兴、陈炯明等国民党人也捐弃前嫌，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
”。在国际压力和中国抵制下，日本被迫大幅降低价码，4月26日提出“最后修正案”
。但袁世凯仍予拒绝，5月1日中国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
其三，坚拒主项。第五号对中国危害最大，北京政府态度强硬，拒绝讨论。在双方交涉
之初，袁世凯即明确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
他对第五号批示“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并特意对这几字加朱笔密圈。袁世凯在
国务会议上说：“中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
力拒。”顾维钧回忆：“日本压迫中国对第五号进行谈判，而袁世凯总统坚予拒绝，以
种种理由拖延谈判。”在北京政府坚拒和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第五号（共7条）要求。
其四，虚化次项。5月7日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前接受修正后的《中日新
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袁世凯5月1日通过中国驻日公使了解到，如果拒签，
“日本将在山东或满洲采取某种行动。”为避免重蹈甲午覆辙，袁世凯被迫接受了这些
条款。但袁世凯并不认其为有效条约，他设法使之虚化：“这几条答应了，我有办法要
它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日本人要买地、租地，我叫他一寸搞
不到手。日本人要在东北杂居，我叫他一走出杂居地就出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
，用虽用他，一个月给几个钱就完了，顾不顾，问不问，都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
坏之法。”（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
《中日新约》和山东问题条约，与最初的《二十一条》要求相差天壤。旅美史学家唐德
刚认为：“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
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接替大隈重信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
也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
利益。”日方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外交。
尽管如此，新约对中国来说仍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北京政府在接受《中日新约》和山东
问题条约后立即发表声明，强调这是因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签订的。袁世凯称之为奇耻
大辱，他在国务会议上说：“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
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
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
应该说，在欧战爆发、日本独霸东亚局面下，北京政府为抵制《二十一条》尽了最大努
力。在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屈辱
，力所能及地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使日本灭亡中国的目的没有实现。
北京政府日后继续抵制被迫接受的日本这十余条款。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力
争山东主权，拒签凡尔赛和约，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坚决对日斗争，通过美英调停，最
终基本废除了这些条款，夺回了山东权益。
反对外蒙古独立
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后，沙俄趁机干涉中国内政，策动外蒙古库伦集团叛乱、宣布外蒙
独立，成立所谓“大蒙古国”。11月俄蒙军队解除了驻库伦的清军武装，并将大清办事
大臣三多及其随员押送出境。12月“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自称日光皇帝，年
号“共戴”。
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几次致电哲布尊丹巴
，要求其“克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同时拒绝沙俄“调停”外蒙古问题，
1912年8月北京政府外交部授权驻外使节声明：“民国对于满蒙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
权，外人不得干预。”
沙俄无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1912年10月与库伦当局签订《俄蒙协约》，攫取大量权
益。11月北京政府令驻俄公使刘镜人声明：“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
各外国订立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立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
承认。”
从1912年底开始，库伦集团向内蒙古大肆扩张侵扰。
袁世凯虽因与南方势力分歧日剧而内政动荡不稳，还是力所能及地采取应对措施。一方
面积极组织兵力全线反击库伦叛军，到1913年11月底击退叛军；一方面被迫从1912年11
月至1913年11月与俄国谈判外蒙问题，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规定中俄承认外蒙古
自治；俄国承认中国在蒙宗主权；中国承认俄蒙协约等。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签订《
中俄蒙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
分；中、俄不干涉外蒙现有内政之制度等。6月9日哲布尊丹巴致电北京政府，宣布取消
“独立的大蒙古国与共戴年号”。《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蒙协约》使中国政府失去
了对外蒙的治权，承认了俄国在外蒙的特权，但确定了中国对外蒙的领土主权，外蒙仅
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内实行高度自治，使沙俄分裂中国的阴谋没有得逞。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俄政权，建立了俄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立即宣布承认该
民主政府。十月“革命”后，北京政府拒绝承认苏维埃俄国。鉴于苏俄专制和内战严重
影响了华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北京政府派出4000名陆军、1艘军舰，开进海参崴和苏
俄境内，掩护百万华侨撤回中国，这一举措令世界对北京政府刮目相看。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和俄国在华特权，博得不少中国人好感。但事实上苏俄继续沙俄的扩张政策。
1919年7月苏俄入侵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古独立并再次称帝。几个月后苏俄内
战爆发，北京政府抓住时机，1919年10月命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率兵
进入库伦，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大总统徐世昌，呈请
废除俄蒙一切条约，“情愿取消自治”。11月22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
自治，取消《中俄声明》和《中俄蒙协约》，外蒙古复归中国。
1920年7月，徐树铮率主力军队返回内地参加直皖战争。1921年3月外蒙古叛军在苏俄红
军支持下把中国驻军逐出外蒙古。7月在苏俄扶持下，哲布尊丹巴第三度称帝，成立君
主立宪制政府，1922年库伦当局与苏俄订立《苏蒙修好条约》。北京政府发表声明，谴
责外蒙古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22年8月苏俄代表越飞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交涉外蒙与中东铁路问题。顾维钧
坚持苏俄军队必须先撤离外蒙，才可开始正式谈判。1923年1月中旬，北京政府代表团
赴莫斯科与苏联直接谈判，中国仍坚持苏联军队撤离外蒙为必须条件。
1923年9月，苏联特使加拉罕到北京谈判，要求中国“先行承认苏维埃政府”作为正式
谈判的基础。北京政府则以“先行讨论外蒙古问题”为条件。
1924年，哲布尊丹巴逝世，11月在苏联支持下，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
蒙古人民共和国，允许苏联驻军。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一如既往，坚决反对外蒙古独立。
1924年5月，北京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标志中苏两国恢复外
交关系。《协定》基本上是平等的，它确认帝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为无
效；“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等
。这是中方在缔约谈判过程中力争的结果，是北京政府取得外交成就之一。但苏联政府
一再阳奉阴违，暗中继续与外蒙古当局以国家关系交往。苏联对华外交的出发点是控制
外蒙古、颠覆北京政府、扶植亲俄政权。
抵制《二十一条》和反对外蒙古独立，仅属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复杂外交的部分内容
，从中已见其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艰难维护和努力抗争。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北
京政府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
，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此言不虚。
【作者为河北大学教授】
牛军：“秋海棠”与民国外交
在百度输入“秋海棠地图”，点击后就可看到如下解释：“在台湾秋海棠是指秋海棠地
图，主要指包括外蒙古在内，连江东六十四屯、乌梁海、江心坡、新疆最西边的一段全
都算在内的中国地图。”中华民国诞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如果按照对“外交”这个概
念的经典解释，中华民国的外交就是从如何保卫和申张“秋海棠”中的权利开始的。后
来中国地图终于变成了“雄鸡（百度中用语）图”，只有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还在主张“
秋海棠地图。”那里搞台独的民进党喜欢用“番薯（台湾的形状）图”作为图腾，证明
台湾同“雄鸡”和“秋海棠”都没有关系。
命运多舛的民国外交
当下中国不少文人喜欢研究民国人物，对他们中一些人的气质和品行的评价透着褒扬甚
至是欣赏，那种气质和品行被称为“民国范儿”。我不知道民国做外交的人有没有够得
上“范儿”的，他们中的确不少是名满天下的风云人物。最有代表性的职业外交家如顾
维钧，商务出版的13卷日记如同一部外交史，彰显了一位职业外交家的超高素养；政治
人物如唐绍仪、宋子文、王世杰等等；知识界名流如胡适、蒋廷黻等等。这些人物演绎
的民国外交丰富多彩，非常独特，给后人留下巨大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记得很多年以
前，哈佛大学历史学系的WilliamKirby（柯伟林）教授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民国外交的
独特不在于它有过多少挫折和失败，而是它在如此风诡云谲的多事之秋，尚能保住后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守着的版图和统一的国家。在我看来还远不止于此。
民国外交的确是命运多舛，民国外交家们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首先是因为民国的短命
，它在枪炮中诞生，然后是枪炮“再造”、枪炮“北伐”，最后在枪炮声中崩溃，民国
外交也随之消逝。而且民国外交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晚清外交留下的可悲遗产。当辛
亥革命者们缔造亚洲第一共和国时，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外交所要捍卫的基本权利已经
丧失或者破碎得惨不忍睹，民国初年外交的确乏善可陈。列强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
不平等条约体系，其特点是中国人毫无平等的谈判地位，以及那些条约中没有缔约双方
对等的条款，都是中国在出让利权。中国人的屈辱感与国家的屈辱地位相伴而生，一直
持续到现在。当下中国媒体上评论家们将伦敦奥运会中每一次他们自认为有争议裁决都
视为歧视或因嫉妒而打压中国崛起，其愤懑和悲情来自深厚的历史积淀，当然也不排除
有当下政治需要的蓄意煽情。
另一场灾难则是日本在1930年代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无数次
外敌入侵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战争，其残酷和野蛮在中国近代
历史上无以复加。这场战争打断了民国现代化的进程，也中断了民国结束不平等条约体
系的外交努力，民国外交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政策都被大大地改变了。
总而言之，民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内忧外患空前的时期，也是外交多灾多难的时期。不
过，正是在这样糟糕的时代，中华民族却经历了两次空前的觉醒，它们积聚起来的民族
主义精神对民国外交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第一次是1920年代伴随着大革命而蓬勃兴起的
反帝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最激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走上了武装夺权的道路，他们相
信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拯救中国羸弱得不可救药的外交。相比较算温和的国民党在大革
命中也发动了“外交革命”，目标则是彻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1927年1月22日，时
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在收回英租界时发表宣言说：“今日民族主义之中国
日臻强盛，且自知饶有能力以经济上之手段，实行其意志于中国境内，而与任何列强相
抵抗”，“倘此新国家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以建设之者，则中国首先须有处理自己事
务之权；换言之，即独立是也。”这篇宣言当时被《大公报》称赞为“国民党第一篇有
声色之外交文章”。从1925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外交革命”成为民国外交的突出内
容，推行“革命外交”及其成果成为国民政府在内政混乱不堪时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第二次民族觉醒发生于抗日战争，全民救亡图存的艰苦奋斗为外交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力量。依托于中国人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与追求，民国外交获得了近
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成就，包括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签约国和重要成员，特别是成为
联合国的发起国家之一，并因此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代表在战争后期
和战后初期，参加了决定战后世界政治前途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会议。此外，尽管有
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国民政府在战争期间还是同美国、英国进行了修约谈判，从而基本
结束了不平等条约体系。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中也有重要的部分是抗战时
期外交成果的延续。有学者称，对中国外交而言“抗日战争时期堪称收获的季节”，此
言不虚。
“成也外交，败也外交”
抗战结束后，中国很快陷入国共内战。导致国民政府最终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过高估
计抗战外交的成就和国民政府由此获得的国际合法性，是蒋介石严重的战略误判，而且
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的和无可挽回的。正所谓“成也外交，败也外交”。事实上民国外交
的致命弱点并没有在抗战时期获根本弥补，这个致命弱点就是缺乏国内的坚强根基，虽
然全民抗战曾经为其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当时外交的两大败笔本应使蒋介石有所警觉。
其一是未能通过修约使英国在战后放弃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其二是在1945年的中苏谈判
中先是出让东北利权，后是事实上接受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雄鸡图”在那个时候
就若隐若现，中国又一次成为战后出让国家利权和领土被限缩的战胜国。国民政府败逃
台湾后宣布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从而在法律上重绘了“秋海棠图”，可毕竟时过境
迁，物换星移，那恐怕就是一份历史文物了。
抗日战争是一场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战争。蒋介石和毛泽东从战争一开始就看到并
指出，中国与世界已经密不可分，中国抗战的前途取决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结果。不
过，中国内部国共尖锐的政治对立也因此以一重大判断而延伸到对世界政治前景的认知
领域。两党之间对谁将决定世界未来、什么是世界潮流等等至关重要问题的认知差别，
导致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路径做出根本不同的判断和选择。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当二
战结束不久冷战终于爆发之时，国共当初的认知分歧决定了后来中国会融入到分裂的世
界中的哪个部分；国共拼死争斗的结果决定了战后中国最终与世界的哪个部分成为盟友
。民国外交随着国民政府的全面失败而成为一场悲剧，遗憾的是这场悲剧的结局也没有
为随之而来的中国外交历史酿出喜剧。
“秋海棠地图”还在，上面记载着民国外交的无数成败荣辱，也承载着近代外交家们无
限的遗憾与悲情。有的人看它会生出多少感慨与惆怅，也有的人可能因为负罪感而没有
勇气面对它，甚至无视它的存在。看着这张图，读读《过秦论》，希望残酷无情的内斗
和党争该有个彻底的了结，不论是谁在“阶级斗争”中获胜都永远不会比祖国山河的完
美更重要。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赵宇：梁启超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是中国近
代史上一个“坐标”性人物，其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中国人、特别是对近代知识分子的
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梁的一生跨越了晚清和民国，曾领导、亲历或目睹了那个急剧变
革的时代中几乎所有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讲，梁启超的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缩影。站在19世纪
末20世纪初那个世界风云变化、中国命运转折的时代，梁启超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便是对中国、对世界以及对二者之关系的重新思考。这些跨时代的、极具变革性的思考
，借助任公卓越的影响力继而又深深影响了当时和之后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成为如今
我们在思考中国人的世界观时不得不追溯和探求的重要历史和思想渊源之一。
那么当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西方列强在世界民族国家的残酷竞争中来
势汹汹的大环境下，梁任公究竟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呢？
传统
有学者指出，就哲学层次来说，支配传统中国人世界秩序观的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
，但就政治层次或一般层次来说，这种传统世界观是为中国中心论所支配的。在梁启超
的著作里，几乎没有他对于如上中国传统世界秩序观的直接看法和态度，但是他为数不
多的对于古代或者传统意义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论述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上述论点。
梁启超在《爱国论》里这样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
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称其为国，吾
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
天下，而不谓之为国。”从这段短短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近代与西方世
界接触前的中国实际上视自己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至少是自己所在区域的中心。“环列
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称其为国”，于是那时的中国人自然也“不以平等
之国视之”。在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中国是卓然独立于天下的；然而在梁启超眼
中，产生这样看法的“历史事实”——由于周边“无国”，于是“不自知其为国”——
反而造成了中国人缺乏对外的竞争意识和对内的爱国情怀。
在19世纪，随着国际环境现实的改变，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世界秩序观逐渐被西方国家
在东亚的扩张所摧毁。然而，在哲学和意识形态层次上这依然没能完全撼动中国人自古
就有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谭嗣同的“仁—通”世界观便是
这种观念的代表。但是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做出了不同于他的老师和同辈的选择，这也
是他具有历史预见性的体现。在1902年前后的新民思想中，梁已经展现出了一个比较成
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虽然还不能抹去康有为“大同”理想世界在他心目中的
地位，但是任公已经根据现实世界政治的发展调整了自己的认识——梁启超对于他所在
的时代里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看法已经与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大不相同了。他
的思想充满了现实主义的色彩。
现实
无论是出于被迫还是主动，梁启超这代人早已经抛弃了“天朝上国”的迷梦，清醒地认
识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里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残酷而险恶的。但是与那些哀伤“国
之必亡”的人不同，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梁启超认为这种世界局势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规律——竞争所主导的。竞争必然激烈而残酷，但中国的选择绝不应是坐以待毙，
而是应当自强新民、应对竞争，谋求自己的进步和发展。
在1899年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梁启超对于其时代世界各国
的竞争力做了如下评说：“世界竞争之运，至今日而极矣！其原动力发始于欧洲……而
遍于全球”，“今者移戈东向，万马齐力，以集于我支那。”在文中，任公把欧洲各国
在亚洲势力范围的面积和人口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回顾了欧洲人纵横世界的历史步伐。
他认为由于欧洲的生产力日盛，而急需解决生产过渡之患，所以开美洲、印度、澳洲和
非洲，但都不能满足，“于是皇皇四顾，茫茫大地，不得不瞵其鹰目，涎其虎口，以暗
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祖国、二万万里膏腴天府支那”。西方列强的全球扩张和对中国的
致命威胁已经清晰地呈现在梁启超的笔下。梁格外关注经济层面，他认为中国与经济力
量远胜于己的西方列强进行着一场生死竞争，这种性质的国际冲突是中国需要面对的主
要对外课题。
任公曾于1899年著《瓜分危言》一文。这是一篇详细的中国对外形势报告，分析了英俄
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国内情况、经营东方的情况、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与各国交涉的利害。
特别的，梁启超单辟一节“论无形之瓜分”。他认为虽然列强对于中国的“有形之瓜分
”尚未到来，但是欧洲人对中国实行“无形之瓜分”已经由来已久，涉及铁路权、财权
、练兵权、用人权以及“借地并订约某地不许让与他国”等条目。任公认为这种无形之
瓜分“更惨于有形之瓜分”。
面对残酷的外部竞争形势，梁启超区别了“外竞”和“内竞”两个概念。他最为关注的
是他称为“外竞”的国际间竞争，而不是被称为“内竞”的一个国家内部的竞争。他认
为一社会或国家必须和外部竞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积极进取地向外部扩张，一种是
消极防卫外部的侵入。当时中国的外竞应该是第二种情况。而梁认为为了外竞，必须对
内竞加以控制和调节，因为为了外竞，最重要的不是内竞，而是内部的秩序。外竞是梁
注意力的核心，对它的关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于内竞及国内政治的态度。
面对险恶和不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应当如何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生存乃至谋求进步与发
展？这是梁启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对于具体的外交事件和双边甚至多边的对外关系
都提出过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见解。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局的转变，那些具体的外交战略
和政策建议也许都不再富有现实意义；但任公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竞争激烈且不利于
我方的外部环境的总体思想，仍值得今日的我们重新思考。
总体来说，梁启超倾向于用现实主义的思路来考虑中国该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实力”
无疑是一个国家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梁启超心中的实力，不再限于他的前辈们所关注
的器物和制度层面，而已经上升到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高度。
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梁启超直接表明“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
争也”，面对西方列强欺我之势，他告诉国人“以国民之力，抵他人国民竞争之来侵，
其所施者当而其收效易易也。”于是乎，“国民”，而不是经济实力或者军事力量，成
了国家竞争的关键。在梁启超代表作《新民说》的《叙论》中有如下表述：“国也者，
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新民之道，包括树立公德之
心、形成国家和民族概念、有进取冒险的品格以及权利和自由的思想等。虽然新民思想
的内容实有关内政，但也同样有关乎外交。任公断言：“自16世纪以来，欧洲所以发达
，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
我们切不能曲解梁启超口中“民族主义”的意思。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持续高涨
是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民族”、“民族主义”、“爱国”、“民族精神”、“中
华民族”等概念显然构成了其中最基本的话语系统。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概念先后都是
由梁启超第一个提出来的。梁启超把民族主义定义为“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
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
梁启超认为本来民族主义是具有和平自治的含义的：“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
、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
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如果按此观之，那些奉行民族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本
不应该对于中国有侵犯之心；打算采取民族主义的中国即使日后强大了，也不应该对他
国有非分之想。但是任公笔锋一转，“正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他认为竞争导
致优胜劣汰，于是当民族主义发达至极、已经没有继续增进本民族之幸福的空间时，便
会把“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别国，于是有了欧洲列强和其他国家交往中所遵循的“民
族帝国主义”。
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梁认为要抵制这种不断扩张的民族帝国主义，除了发展中国的民族
主义之外，别无他途。在早期，任公对于“亡国亡种”的深切担忧不免使他的思想过于
极端和激进，表现为他一方面谴责和声讨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和瓜分，另一方面又
会在一些文章中畅想未来中国称强于世界的情景。例如在1899年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
》中他写道：“他日能有实力以开通全世界者谁乎？即我中国人种是也。”因为在梁看
来，这些都是竞争和进化的需求使然，不进则退，不强则弱，而民族主义在他看来无疑
是在竞争中取胜的不二法门。
未来
梁启超对于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设想要分“近期的未来”和“远期的未来”两个时间
段来讨论。近期的未来，在任公眼中是可实现的、现实主义的、现在应该为之努力的；
而远期的未来，则是在近期不可实现的、理想主义的、现在可以畅想的。任公对近期的
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想法更多地来源于他所在的时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而对于远期
未来的想法则更多地体现了传统中国世界观在他身上的印迹。
在近期的未来，梁启超对于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将强”。“中
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但是，梁启超主要从人种、文明程度和神秘的“地运
”来论证中国必将强大的原因。这种“将强”的信念在梁的很多著述中都有体现，流传
最广的可能是极具鼓舞力的《少年中国说》。其中梁启超对于未来的中国究竟能有多强
大的描述给几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
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任公心目中的未来中国不仅要国智、国富、国强、国独立、
国进步、国自由，还要“胜于欧洲、雄于地球”，“其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同样，
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体现了梁启超早期思想中充满民族主义和
激进主义的一面。虽然未来的世界格局必然与往日的中华帝国时期有所不同，但在梁眼
中，中国仍然必将成为世界权力格局中最重要的一极。甚至有时候，早期的梁启超抱着
强烈的民族情绪也会口出如下狂语：“北米与澳洲，今为白种人殖民地之区域，南米与
非洲，他日必为黄种人殖民地之区域。无可疑也。谓吾不信，请观其后。”这样极端的
民族主义思想是我们在认识梁启超时所不应该忽略的。
梁启超对于近期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想法是激愤并带有冲突性的，但是对于更远的
未来，乃至理想的世界，梁的看法依然是温和和协调的，并表现出“世界主义”的倾向
。虽然他最终与他书写《大同书》的老师康有为分道扬镳，但是在梁思想的最深层，中
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并没有受到根本冲击，例子便是他关于在远期的未来世界大同的思
想。虽然有学者指出梁到日本后终于逐渐反对天下大同理想而认同民族国家立场，但笔
者更倾向认为这两种思想在梁的身上矛盾地结合到了一起。
为了新民、教育中国民众要有“国家思想”，梁启超曾在《新民说》之《论国家思想》
中论述道，“大同”世界“若脱离理想界进入现实界”则遥不可期，即使可以实现，因
为破坏了国家间的竞争——竞争之最高潮，于是将使人类复归为野蛮。然而，这更应该
被解释成梁启超对于近期的、可以预见的未来所做出的一种具有目的性的假设；其目的
是鼓励国民打破陈见，树立新式的民族国家思想。而更多的时候，当谈到终极的理想世
界时，富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南海先生三世说中的“大同”境界依然被梁启超所向往。在
颇具民族主义情绪的《论中国之将强》中，梁启超写下了对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期望：“
忍大辱、安大苦、发大愿、合大群、革大弊、兴大利、雪大耻、报大雠、定大难、造大
业、成大同”。可见尽管雪耻、建业都是民族未来之路，但是“成大同”依然是一个对
中国人至少是梁任公富有感召力的终极理想。在梁启超生命的后期，告别了政治舞台并
游历了欧洲之后，他在《欧游心影录》之《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中写道：“
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
；“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
，那国家便算白设了”。这样的胸怀似乎已经不是出自原来那个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
”的梁启超了。
任公从接受康有为三世说的大同理想，到高举民族国家的大旗，再到充满公益之心地谈
论全体人类的福祉，经过了一个螺旋上升的思想轨迹，所以决不可轻易下定论说梁启超
此时的言论是要让中国称霸、输出自己的文明来带领整个人类达到福祉，因为他曾在论
述中清楚地表明了未来领导世界的是一种新文明，这既不是中国自己的文明，也不是来
自西洋的文明，而是二者“化合”起来的更好的文明，能“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这是一种更清晰而真实的“大同”，任公也提出了实现它的道路：“让占全世界四分
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负上四分之一的责任”。这于今天的中国和中国
人，也不乏启发和警醒。
【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研究生】
来源:《阳光》201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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