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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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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
芦笛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一个从未受过西式军事教育的文人,靠自己看看《三国
演义》与《水浒传》,就真能变成诸葛亮、吴用一样的神人么?我觉得很难想象。
现代战争是西式战争,是一种系统工程。用刘伯承的话来说,它需要专业人员组织,并
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描绘的原始活动,也不是《孙子兵法》的笼统原则可以
具体指导的。军事指挥分为战略与战术的指挥。所谓战术指挥,一般是指组织和指挥战
斗。指挥大一点的战役,特别是诸兵种协同参与的战役,需要专业训练,靠看旧小说或
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能获得这种专业技能。
尽管红军刚起事时面临的不过是民团和地方武装,从事的是小规模的原始战斗,与《三
国演义》描绘的也相去不远,但《三国演义》并没有教你怎么看地图、用指南针,更没
有晚清讲武堂里传授的“学科”与“术科”,甚至就连所谓“内线”“外线”的概念都
没有。若是对付民团,不懂起码的专业技术倒也不是太大问题,但若与职业队伍交战,
现学对方的本领,“学费”恐怕是自己的脑袋。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学会打仗的?
陆定一在毛死后说了实话。记得他说,我党最初是靠军阀教会打仗的,是他们教会红军
怎么组织参谋部,怎么看地图,怎么利用地形地物,怎么部署兵力,配置火力,安排预
备队,等等。他只是没有点出具体的“军阀”的名字来。其实这也不难想见,无非是朱
德、刘伯承、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罢了。尽管他们受的粗浅专业教育用西方眼光来看不
值一提,但在内战中也就够用了——李宗仁不过就是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么?那还
算是高学历了。他还很看不起黄埔将领,说黄埔军校学制也就只有半年,什么都学不到
。先总统蒋公只上了个士官预备学校,连士官生都不是,居然也就成了全军最高统帅。
学历比老蒋高得多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做毛泽东的西席老夫子,当然绰绰有余
。在很大程度上,国共双方的将领都是自学成才。既然双方都是边学边唱的票友,当然
学习的危险就不是那么大了。
我想,毛就是这么“从游泳中学会游泳的”。他不是职业军人,在起事之初当然不可能
具备指挥战斗的能力,而且,以他粗放浪漫的气质,也没有那耐心去详细规划兵力部署
,组织后勤,因此很可能终生都不具备实际指挥战役的能力,只能作战略决策。初起事
时不过是拿民团练刀,等到朱毛会合后,自然也就有人代他去具体策划战事了。他真正
精通的还是韩信说的“将将之道”,亦即控制将领的才能。不过此人造反作乱的天赋毕
竟很高,看来看去,也就看出门道来了。因此,尽管他在后期可能仍不具备战役指挥能
力,只能给出大战役的大致设想和基本要点,但能做到这点,也就算是一个称职的战略
家了。
以常理度之,这应该是毛泽东学会打仗的过程。党神话在几方面捣了鬼:第一,忽略了
毛的学习成长过程。第二,隐瞒了毛直接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惨败,甚至“反败为胜”,
将它们吹成是什么“得意之笔”。第三,抹杀了集体的贡献特别是职业军人的贡献,把
一切胜利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它特别符合《史记》、《三国演义》塑造的传
统思维定式,于是国人也就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种天生就能神机妙算的神人。
最近粗读了一点党史,觉得可以大致看出毛作为自学成才的军人的成长过程。为破除神
话,兹不揣浅陋,撮举几个他在不同时期的失误。因为党史是最难治的史,必须从大量
神话中刨出星点线索来,过来人的回忆又未必准确,我的阅读范围又严重受限,因此写
得很无把握,还请识者教正。
一、井冈山与江西苏区时期
如所周知,领导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的第一桩功劳。毛原拟在发动起义后攻占长沙城。但
起义组织得乱七八糟,指挥毫无章法,遭到惨败,从一个师5千多人损失到六七百人。
毛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撤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上去落草。
根据官方报道,秋收起义的计划是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制定的,
攻打长沙乃是毛的主意,并不能赖到中央头上去。后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也是毛自作主
张,并没有遇到来自中央的阻力。那阵子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残部都处于自生自灭状
态,中央惊魂未定,也实在顾不上管。
毛之所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完全是他的陈腐知识结构使然,他不懂马列主义,却把《
三国演义》与《水浒》当成了毕生钻研的经典,走投无路时上山落草再自然不过。稍知
马列基本教义或思想略微新潮的文人都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这
道路也只可能由他来开创。
毛上井冈山后,手下大约六七百人,与早就落草的土匪袁文才、王佐的兵力大致相当。
井冈山历来是土匪盘踞之地,易守难攻,但资源贫乏,人口稀少,没有发展潜力,只适
合宋江一类没有抢天下野心、只求安身立命的土匪存身。毛初期的作为也与绿林好汉差
不多,其战略是“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亦即以井冈山为安身立命
之处,若山下风头缓了,便分兵下山抢给养(美其名曰“打土豪”)并扩展地盘;山下
风头紧了,官军来剿,便将兵力收缩回来据险抵抗。如此一涨一缩,便称为“波浪式”
。这基本还是山大王的套路,谈不上什么现代战略。其与传统土匪的区别,只在于他在
部队里建立了党组织,以此控制部下,并在控制的地盘内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清算屠杀当
地的富户罢了。
正因为毛的“工农革命军”的作派与传统土匪外表太相似,因此并未引动地方政府的注
意。朱毛会师前,官军只有过一次动用营级兵力的“进剿”,战斗规模很小。此后朱德
在湘南暴动,大肆烧杀抢掠,激起成千上万的农民暴动(详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
者》),又被官军追剿,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军民
联手痛击之下,朱德立足不住,便逃往井冈山落脚,井冈山从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朱德带来了上万人马,与毛的队伍编为3个师9个团,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这是抄袭北伐“铁军”张发奎所部第四军番号。这9个团中,朱德带去7个团,毛的秋收
起义残部有一个团,王佐、袁文才的绿林武装编为一个团。虽然都是团级编制,但兵力
并不一样,井冈山的两个团每团也就几百人,而朱德带去的部队每团有上千人。井冈山
只适合小股土匪安身,本来就已人满为患,现在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人,根本就不可能
养活。据龚楚回忆,当他们初次见面时,毛讲到经济粮食困难,“立即便愁眉苦脸”,
在第一次军政会议上的讲话中,毛就指出“今后经济问题最为严重,应请省委及中央设
法接济”(《龚楚将军回忆录》,150,152页),可见那地区完全是死地,没有什么发
展前途。
因为养不活那么多兵,部队便不能不一再缩编,先是从9个团减为6个团,后又遣散了湘
南暴动农民组成的第30团与第33团,只剩下4个团约6千余人,其中28团是朱德的老班底
,也是红四军的主力部队(林彪就是该团的),第29团由湘南农民军组成,第31团是毛
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第32团则是袁文才的绿林武装。这些部队中只有朱德的28团算得
上是职业作战队伍,29团次之。毛的31团和袁的32团兵力和战斗力都不强,在后来反会
剿中都只承担守山任务。主要作战任务由朱德的两个团承担。因此,如果井冈山真是革
命摇篮,保卫那摇篮的主要还是朱德,他才是正宗的红军之父。
游击战也是朱德开创的,朱德后来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采访,在史氏所著《伟大的战士
》中只字未提毛泽东的贡献,却自称他将游击战引入红军,而这一手是他当年当军阀在
滇南剿匪时向土匪学来的。他的另一军阀经历更加生死攸关:当初云南军阀自相倾轧时
,他和几个军阀从云南逃回四川去,走过的路恰好是二十年后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于是
他便轻车熟路地做了红军的向导。
朱德的自称与龚楚的证词相一致。据龚楚说,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
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乃是朱德提出来的。此说有一定可信度,盖十六字诀并不
见于毛给中央的报告或其他同期著作,只在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上有“固定区域的割据
,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的政策”的相当简单粗糙的战术
思想。据官方报道,毛首次使用十六字诀,是为1930年12月25日的军民誓师大会书写口
号,有可能是掠人之美。
当然毛也不是毫无贡献,据龚楚说,毛虽是文人,对军事问题的理解却很敏锐。他的独
特贡献是发明了“乡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战略,亦即以军队配合赤卫队,控制住县
城外围的所有乡村,不准一切物资以及人民入城,并以红军一部控制交通要道,袭击国
军运输与通讯部队,断绝城内一切接济和通讯。国军只好派兵出城采购粮食,一出城便
遭到红军与赤卫队袭击。给养断绝后,国军只有撤出城市,在撤出时又会遭到红军伏击
或追击。在整个国共战争中,这是我党全面使用的战略,称为“控制面,截断线,包围
点”,亦即控制乡村,截断交通线,包围城市。如此即能充分发挥我党组织控制群众的
优势,避免我军缺乏重武器、不善于攻坚的劣势,确实是一种天才发明,其最辉煌的表
演,便是长春围城。
当然,真正要打仗,还是得靠革命军阀们,朱德来后,红军首次打下了永新城,让伟大
领袖找到了压寨夫人——当年永新城的大美人贺子珍,更打败了几次会剿,主要承担作
战任务的都是他带来的两个团特别是28团。但朱德和毛有分歧,他看出井冈山没有什么
发展前途,并不赞同毛的“波浪式推进政策”,他更无法忍受毛的专横跋扈,因此总想
向外发展。
这其实是对的,井冈山的致命缺陷是地瘠民贫,无法养活多兵,虽有天险,但缺乏回旋
余地。毛的“波浪涨缩术”再折腾也成不了大气候。而且,若敌军长围久困,红军无法
下山去白区“打草谷”,朱德的扁担用不上,迟早要给饿死。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发生的
事。
不光是朱德看出这点,中央和湖南省委也看出了这点,很不以毛的偏安思想为然,屡次
要求毛离开井冈山向湘南或湘鄂赣发展。于是朱德便趁湖南省委干预时,带那两个团离
开井冈山去湘南打郴州。打下郴州来后,由湘南农民组成的29团思乡心切,便逃散了,
招致所谓“八月失败”。此事被毛当成借口,在给中央的报告(后选入毛选第一卷,题
为《井冈山的斗争》)中大肆攻击,谴责为“流寇思想”,其实他才是山大王思想。如
果井冈山道路就这么走下去,那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央苏区了。
待到国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道路便走到了末路。朱德眼见无法守住井冈山,便决
定“跳出外线”,让毛泽东和袁文才留守,这似乎是历来的规矩。但这次官军势大,毛
看出了凶险,便提出要随大队转移,大家也只好答应了(此据《龚楚将军回忆录》,但
他领导的29团逃散后,他本人便被派往湖南,半路遭到伏击受伤,辗转逃到香港,最后
转到广西,并没有参加第三次反会剿,可能是他听老上级朱德讲的),于是守山的任务
就交给了恰在此时来到井冈山的彭德怀率领的第五军,以及袁文才的32团。
朱毛下山后,原拟在外线配合守山部队,打破国军会剿,但在江西大余、南康等地被尾
追的国军谢文彬旅追上痛击,只好逃入闽西南,把彭德怀扔在井冈山不管了。彭德怀死
守了三天,天险被打破,只好率部突围,转战各地,最后创建了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彭德怀在逃下山后总结了教训。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巩固的后方”
,只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前者是指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后者则是指敌军能打
进来,但我军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
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
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井冈山那样的
,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
来的”(《彭德怀自述》,网络版)。正因为没有巩固的后方,即使是巩固的根据地敌
军也能攻入,因此不宜像在井冈山那样,建立医院集中医治伤兵,只能把伤员寄在群众
家医治。
愚以为,这才是创建根据地的正确指导思想。毛的宋江战略的假定,是井冈山如梁山泊
一般,始终不会被攻陷,但这只能发生在章回小说中。如果红军始终以井冈山为“波浪
涨缩”的中心,把它当成攻不破的后方,那就势必给栓死于其上,既不利于寻找权力真
空,大刀阔斧开拓苏区,势必错过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天赐良机,也无从实施诱敌深
入的积极防御。无论是攻还是守,都是消极被动的战略。待到天下粗安后,红区仍然只
会是疥癣小疾。老蒋不必动用中央军,只调地方武装即可一鼓荡平。事实上,无论是红
四军还是红五军,都是离开井冈山后才创出点基业来,最后合成了所谓中央苏区。
据彭德怀说,他是对中央巡视员潘心元说这番话的,但这是重大战略主张,他在跟毛再
度会合后,肯定也会说起。不管他是否跟毛说过,毛确实也吸取了教训,放弃了从旧小
说上抄下来的呆板战略,把“建立巩固后方”改为“建立巩固根据地”,由此才发展出
了“诱敌深入”的运动战原则,不再搞宋江式死守天险了。
彭德怀还在其自述中委婉地暗示,指挥中央苏区头三次反围剿并不是毛一个人的功劳。
例如第二次反围剿确定阻击和伏击的地点其实是彭作的决定,毛还问他是否有危险,云
云。在歌颂毛的英明伟大的同时,他还是忍不住披露:“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
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披露了这些战事其实是毛向革命军阀学艺的过程。
然而中共党史却从来不提这些事,似乎天下是毛这个天生的神人一手包揽打下来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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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渡赤水出奇兵”
据党神话说,遵义会议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掌握了军权,从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红军
在他的指挥下节节胜利,士气高昂云云,再没比这更大的谎言了。实际上,伟大领袖在
那当口夺了权,充分暴露了他作为玩票军人的最大缺点,那就是没有实际指挥战役的能
力,因而闹得全军怨声载道,几乎再度酿成领导权危机。
毛此前的军事经验只限于指挥三次反围剿,但那是在自家地盘里打仗,占尽了地利与人
和,敌情动向一目了然,可以事前与将领们仔细切磋战役计划。但长征就完全不同了:
自己是客军,在陌生地域里行军作战,随时都在流动中,军情瞬息万变,根本就没有可
能事前从容规划,并与实际指挥战斗的将领们商量,其实只能由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
由中央去遥控反而坏事。事实证明,遵义会议后打的胜仗都是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赢得
的,而败仗都是毛事前策划造成的。这就是林彪写信要夺权的根本原因。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强敌跟追、东逃西窜的情况下是否能立定脚跟,从头创建新的根
据地?我认为不可能。
此前苏区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全靠军阀混战。南京政府的建立非但没有结束
内战,反而使得内战以空前规模进行,而红军从来不是内战的主要目标,得以趁机勃兴
。但九一八事变后军阀们失去了分裂中国的借口,即将爆发的宁粤大战不得不紧急刹车
。国家虽未统一,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的混战毕竟停下来了,中央军有了剿匪余力。蒋
介石欲借追剿红军而削藩,派兵穷追。地方军阀又生怕红军在自家地盘内安营扎寨,予
蒋以吞并借口,是以积极参加会剿。红军只要一停下来,各派武装就要围上来,根本就
没有喘息机会,遑论从头建立根据地。
所谓“四渡赤水”的辉煌战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后,原拟去与
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湘西根据地,却遭到国军迎头痛击,在强渡湘江时减员过半。
到贵州黎平后,政治局才放弃了与二、六军团会师的打算,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
边根据地,“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不宜深入黔西、黔西南及
云南地区。但到达遵义后,却发现当地地脊民贫,因此政治局在遵义会议上再度改变打
算,决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于是红军放弃遵义,分三路向川黔边境开进,试图在宜宾
与泸州之间渡过长江。
刘湘怕红军入川引来中央军,派川军入黔“御敌于国门之外”。毛以为川军好打,遂命
令红三、五军团在土城附近进攻川军固守的青杠坡等阵地。不料川军火力强大,又占了
地利,不但击退红军进攻,而且发起反攻,一直打到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几乎突入
指挥部(惜乎不中!),逼得军委把干部团投了进去,并急调在北边的一军团二师回援
,才勉强守住阵地。激战终日,红军再也撑不下去,乃趁夜撤出战斗。
土城战斗乃遵义会议后毛第一次指挥的战役,却以惨败告终,伤亡高达4千多人(哈里
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75页),约为当时红军总人数1/
8。即使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也未受过如此重大损失。而
这就是毛东山再起第一功。
毛在此役中犯了一系列错误:敌情不明便轻率地下了决心,低估了川军兵力与战力;不
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却去进攻坚守阵地并占了地利的强敌。最主要的,还是他未能看出
大势,总以为打上一两个决定性的歼灭战就能立定脚跟,开辟新的根据地。这其实根本
就不可能。就算这一仗打赢了,只要一停下来,则敌军就会源源而来,越打越多,最终
难逃被围歼的命运。
战败后红军撤往赤水河西的扎西(在今云南威信县),整编遭受重创的部队,是为所谓
“一渡赤水”。此举根本就没有什么深意,无非是逃避强敌而已。眼见川军如此厉害,
渡江是别想了——其实也不可能,长江流到宜宾已是相当宽阔,而且川军防守严密,红
军绝无可能强渡,真不知道军委怎么会想出这背时主意来。周毛等人再次放弃原计划,
大概觉得还是黔军好打,又想回到遵义去,将“创造川西根据地”的战略目标改为“创
造川滇黔根据地,首先赤化黔北”,于是东渡赤水,是为第二渡。三军团从间道开至桐
梓,接到军委命令,命他们相机占领遵义,在娄山关与黔军遭遇并击败之,顺势再占遵
义城。中央军吴奇伟部旋即反攻,红军以三军团在城外西南面高地抗击,一军团从东南
攻敌侧后,两军钳形夹击,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
此乃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胜仗,但这并不是伟大领袖运筹帷幄的结果。彭德怀对时任三
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抱怨说,娄山关遭遇战不但赢得侥幸,而且斩获不多:
“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是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
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
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
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
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我处仰攻态势,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
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
,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军退路,故缴获也不多。”(《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下同)
再占遵义打败中央军也不是毛而很可能是彭德怀指挥的,只是他畏祸,把它说成是两军
团“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
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
就连这仗他都很不满意,向军委建议:“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
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
《彭德怀年谱》,118页)。其唯一意义是为毛抬轿:“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
了两次胜仗。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
胜仗意义更大。”(《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战后毛泽东当上了前敌司令部政委,他为胜利冲昏头脑,以为川军虽硬,但中央军好打
,遂与前敌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准备消灭驻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决心以“消灭周
浑元来彻底粉碎敌人的追剿”,“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林彪、聂荣臻不同意这主
张,主张打驻打鼓新场的黔军,获得朱德支持(李镜:《新写长征图文档案》,388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军委开会表决通过林案,毛竟然以辞职相要挟
。不料弄假成真,大家都同意他辞职。他只好压下自尊心,连夜去游说周恩来。周被他
说服,撤销了前议,召回了已向打鼓新场运动的红一军团。次日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
赞成,组成了以周为首的“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负责全权指挥
军事。
三人团遂按毛的主张,下令打鲁班场。彭德怀反对此举,认为周部早已进驻该地,野战
工事已经构筑完毕,“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
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王焰主编
:《彭德怀年谱》,11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但毛固执己见,鲁班场战斗因此
打响。
这是毛指挥的第二个战役,也是第二次败仗。红军在“阵前遗尸七百余具”(国民党政
府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5],第884页),光红一军团就伤亡489人(贵州人
民出版社:《红军转战贵州》第123页),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
毛此次的错误简直是犯得莫名其妙。在西南三省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差的,而且只在
打鼓新场驻了一个师,是以林彪按兵法避实击虚的原则提出去打该敌,毛却置林彪、彭
德怀的反对不顾,执意去打鲁班场的三个师中央军,而且还是攻坚战。这完全违反了他
后来在1947年年底提出来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放过分散和孤立之敌,专打集中
和强大之敌。
此后毛似乎又想再打渡过长江进入四川的主意,遂令红军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开进
,是为三渡赤水。但敌军迅即三面合围。红军不得不在刚刚渡过赤水后又返回赤水以东
,是为第四渡。红军完全成了个小姑娘,把赤水河当成了猴皮筋,在上面跳来跳去,而
这种无头苍蝇乱撞的盲动,竟然也就被无耻文人美化为什么神机妙算!
第四次渡过赤水后,毛仍未放弃与敌军决战后立定脚跟的幻想。三人团以朱德的名义致
电各军团领导人,提出要歼灭黔军。但此时红军严重减员,疲惫不堪,彭德怀觉得难以
完成任务,建议转向西南乌江流域。这次毛总算听了他的话。红军于是南下,向贵阳虚
晃一枪,随即南渡乌江。渡江后彭德怀又向军委建议攻占滇黔边区的盘县、平彝,必要
时入滇。眼见在贵州实在折腾不出名堂来,三人团这才下定决心放弃黎平会议决议(“
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挥师进入云南。御用
文人把四渡赤水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机会主义盲动,吹成是为了进入云南的深谋远
虑,完全是伪造历史。
进入云南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打个大胜仗建立根据地的固执念头,以军委的名义下
令“与滇军决战”,准备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林彪于同日
回电反对,指出:
“川、滇、湘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消灭我军于昆明
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北开展局面
……因此,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
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就是说,回贵州后路已断,云南也无法立足,有被围歼危险,唯一的出路是赶在敌人
前面占领东川,然后渡过金沙江入川。但毛泽东仍想在曲靖、沾益一带与滇军决战。可
惜滇军不出击,跟追的中央军却先机抢占了盘县、平彝一线,红军有陷入重围的危险。
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开会接纳了林彪的建议,分道西行北上,大队在禄劝县皎平渡口
渡过了金沙江,进入四川。
综上所述,所谓“四渡赤水”,乃是毛泽东的败笔而非什么“平生得意之笔”。他一以
贯之的错误,乃是始终认识不到,为中央军跟追并为地方军阀堵截的客军,根本就没有
可能立定脚跟,却始终幻想与敌决战,开创新根据地。先在黔北试,碰壁后改了主意,
试图过长江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根据地。土城战败后被迫一渡赤水,若到了
扎西后继续西进,即能轻松渡过并未设防的金沙江,实现原来的目的。他却要二渡赤水
,重占遵义,再度试图“赤化贵州”。等到鲁班场再吃败仗,又毫无必要地三渡赤水,
企图再过长江,刚渡过去又发现不妙,马上再渡回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浪费在这往返
盲动里。回到赤水以东后,毛仍然幻想在黔南创建根据地,不行只好进入云南,又想在
滇东北建立根据地,再度发现不行,最后只好听取林彪建议北上渡过金沙江。整个过程
乃是个不断的“试错”过程,一试再试,一错再错,不但原来的战略设想统统落空,将
部队“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造成大量减员,而且就连战术也乏善可陈,只有南渡乌
江前以佯动诱敌突出重围可算战术上的成功。
其实四渡赤水后红军根本不必南下,西进即能渡过金沙江。红军在南渡乌江前,在北岸
留下了红九军团作为诱敌的偏师。该军团走的就是林副说的“弓弦路”,非但没有减员
,而且还扩充了兵力,最后在东川树桔渡口轻易渡过金沙江,其命运与毛指挥下的主力
部队形成鲜明对比。就算毛爱走“弓背路”,也完全可以率偏师南渡乌江,让主力去走
弓弦路。如此也就不会给主力带来那么多非战斗减员。
如此瞎指挥,连林副那一直备受毛泽东青睐的爱将都受不了,要串连彭德怀夺取前敌指
挥权。这还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也致电中央反映了意见。据李德
说:
“部队越向西行进,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干部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坏。对毛泽东军事指
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洛
甫和林彪在这以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曾经是毛最热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支持者,现在
却以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身份出现了。他们公开指责毛及其整个领导小组‘在敌人面前逃
跑’,‘军事破产’。还有彭德怀,尤其是他的政治委员杨尚昆(我与杨在一次偶然相
遇中交谈过),也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洛甫甚至还找李德串连,暗示准备以林
彪、彭德怀和刘伯承取代“三人团”。只是李德不赞成在危急时刻作此人事变动,博古
也担心在此危急时刻派别斗争会招致红军覆亡,下定决心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党和军队
领导才未分裂(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55页、157页)。
自我英勇的工农红军建立以来,还从未出过这种事,就连李德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也
不曾激起将领们如此强烈的腹诽与公开抗议,可见毛的指挥有多糟糕。要是张国焘当国
写党史,这一段写下来只怕要比“王明路线”难看得多。
无怪乎张戎要以为毛是故意找借口避免过长江与张国焘会合,不过这阴谋论并无证据支
持。我认为这一系列的盲动是“党指挥枪”、外行领导内行造成的。无论是周,是毛,
还是王稼祥,都是玩票的统帅,并不具备战役指挥能力。本节开头已经说过了,在万里
长窜的紧急情况下,只能由前敌将领临机处置,不宜由中军统帅遥制,林彪的建议其实
非常正确。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因为脱离了文人指挥,不但走得轻松愉快,而且还在
打鼓新场附近伏击了黔军,俘敌1800人,缴枪1000余支,而红军主力自渡过乌江后从未
取得过这种胜利。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毛在掌权后急于施大手笔,扭转乾坤,开创新局面,挽救革命挽救
党,却始终意识不到强敌跟追最多只能打圈子,并不可能立下足来从头“收拾金瓯一片
”。为此他不惜抛掉在中央苏区学会的一点手艺,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与相等兵力敌
军决战”,“攻坚乱碰”,因而一再碰壁,弄得群疑满腹,众难塞胸。
毛毕竟是聪明人,他大概也知道四渡赤水以及入云南走弓背路乃是他的平生败笔。文革
以前,“四渡赤水”从未见于党史军史,就连肖华同志通篇歌颂伟大领袖的《长征组歌
》,原来唱的也是“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待到林副倒霉,会理会议上
的旧账被翻出来作罪证,那歌词才改为“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我平生得意之笔”之
说也忽焉鹊起。这神话之所以产生,无非是伟大领袖“先发制人,反败为胜”的一贯绝
招罢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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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国焘眼中的“军事奇才”毛泽东
毛泽东在一、四方面军分裂与复合过程中所犯的战略错误,我已在《红一、四方面军草
地分裂真相》中介绍过,这儿值得介绍的是张国焘对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的观察:
“毛泽东……这个军委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
他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
,同时又迳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
简直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脚戏。
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
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
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召集有关人员并征询政工人员的政治意见
,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总政委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或径由军委会主席审定,然
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命令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
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
毛这种独断独行的作风,似已成为积习。在这点上,他和蒋介石一样,不唯紧紧握着裁
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特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
何同志有建议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毛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
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苏区时就曾因此和周恩来刘伯承以及德籍军事顾问李特闹得不可开
交。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想象力,反应也很灵敏;他的思维
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
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
才主张’作辩护。
他也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
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腔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
。他所拟具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
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负担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
,似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
一般说来,我们当时都是一些游击专家,多少与毛泽东有相同的气质,不过他在这方面
发挥得最明显,连我们都觉得他太离谱了。我曾经多次和他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觉得要
与他沟通军事上的见解极不容易,特别是想形成有组织的统一指挥,更是困难。”(张
国焘:《我的回忆》,252-253页)
老张这番话是他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后说的,出了记忆错误:那时毛并非军委主席,连副
主席都不是。他对毛专横跋扈的评论不可能是那时的感受,只可能在他到延安以后。但
这细节错误并不妨碍他观察的准确。看出毛的专横倒没有什么了不起,毛天性喜欢独裁
,把一切权力都死死捏在手里,这不光是张一人的感受,龚楚也这么说,朱德当年就是
为此跑下井冈山的。但其他评论则针针见血,於我心有戚戚焉,不能不承认老张确有过
人的洞察力。毛的智力构型特点确如他说:富有想象力,思维常常大胆而离奇,甚至荒
诞不经,志大言夸,好大喜功,喜欢大手笔,却又缺乏组织能力,痛恨受到约束,讨厌
刻板拘泥地行事,喜欢“打破框框”,天性与细针密线、一丝不苟的计划工作格格不入
,因而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去“作精确的计算”,作出战役的具体的组织与规划,只能
向将领提出提出笼统的要求,以训令的方式下达军事命令,指望将领们去八仙过海,发
挥主观能动性,完成他布置的笼统任务。
国焘没说的是毛为何会如此,其实那是他的智力构型与知识结构决定的。毛是个活在现
代的古人,全部知识积累基本是劣质旧小说、《资治通鉴》等古史,以及各种烂报纸上
的每一个字。他彻底缺乏西方知识,也鄙视此类知识,认为中国既有的学问便已经囊括
了全人类智慧在内。他之所以知道毛奇,还幸亏一次大战那阵子他正在读师范,天天在
图书馆看烂报纸。其实毛奇根本算不上什么伟大的军事家,毛知道的也不过就是此人的
名字罢了。对现代战争该怎么打,他老兄连最起码的概念都没有,其实是在现实生活中
有意无意地扮演《史记》乃至旧小说上那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羽扇
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传统神人角色。
这就是为何恩来要说,“解放”战争时期共军总参谋部是世界上最小的参谋部。毛不需
要参谋部,也不需要参谋人员,盖他不知道怎么使用那些人。他打的是一种旧式战争,
当的是曹操、曾国藩、李鸿章式的旧式统帅,以手工业方式指挥战争,不需要专业人员
分工合作,甚至连古代的幕府都不需要。
总而言之,在毛身上,最突出、最集中不过地反映了东西文明的差别。西方自进入资本
主义社会之后,便将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原则推广到一切领域之中,使
得专业化(professionalism)成了整个社会的组建原则。不管在哪行哪业,分工都越
来越细化。而中国直到晚清新政时期才开始这种专业化过程,此前的社会组织不管是在
哪个领域中都极为原始。
这儿说的可不光是工农业生产,而是所有社会领域。例如医学连医、护、药的分工都没
有,内外儿妇可由一个大夫包揽,从未听说过有开办各种科室、由不同专科大夫给人看
病的医院。哪怕直到今天,中医仍未完成这种专业分工,似乎只有一个骨科分了出来,
好像也没有药剂师,而护士其实是从事西式护理的西医护士。类似地,教师也是万能的
,从无由专科教师分门别类传授知识的学校。军队则直到甲午战争时,仍未如日本那样
,效法西方建立陆军部、参谋总部等专业机构,统帅李鸿章靠的还是远古的幕僚制度。
在毛泽东手上就更出奇,他好像连幕僚都不需要,一个人即可包打天下,这才是鬼子说
的one man’s war。
吊诡的是,这恰恰歪打正着。盖抗战以后,中共的根据地由各种“山头”组成,分散于
华北、华东以及后来的东北各地,根本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由总参谋部进行职业化
指挥,只能由各地将领根据自己的情况各自为战。中央军委的职能不是组织指挥战役,
而是“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
位分别负担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这种“
模糊统帅”恰好符合那种战线犬牙交错、各重兵集团彼此远隔的特殊需要,使得将领能
最大限度地因时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才能。如果毛泽东也是蒋介石那种拘泥刻板的职
业军人,实行从白山黑水之间直到苏北那情形千差万别的“有组织的统一指挥”,只怕
要输得一塌糊涂。一言以蔽之,中共革命战争的特点,使得毛的天生缺陷反而成了一种
主观优势。
以辽沈战役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如所周知,毛对该战役的最大贡献,也是他真正的平
生得意之笔,就是提出“关门打狗”,攻占锦州。他的全部贡献就在于这一点。但那不
过是个idea,对于怎么实现这idea,他根本就心中无数,不信请看《毛选》四卷所载《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的两份电报:
“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
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
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
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
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
)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
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九月七日的电报)
我攻读这文章乃是高一的事,当时是狂热的毛主义分子,对伟大领袖无限崇拜。但我当
时小心眼里也有点不敢细想的疑惑:伟大领袖这战略设想是否也太伟大了些?听他老人
家的意思,若在打锦州时,长春和沈阳的敌人倾巢来援,则我军就该转过身来,趁机将
卫立煌全军(甚至还包括长春守军)全军消灭!他还生怕沈阳驻军不来援锦,特意要林
彪把主力放到锦州附近,以便将沈阳守军引诱出来!那锦州守敌趁机与援军夹攻我军怎
么办涅?伟大领袖似乎毫未考虑这问题,认为只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
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就够了,似乎那只是一个有无胆量的
纯意志问题。
就连外行都能想出来:如果林副真的依计行事,恐怕战役结局就不是后来那个样子了。
很明显,作为职业军人,林彪无法执行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他大概上书指出了它的不
切实际,而且可能还提醒毛他忽略了锦西守敌,只想到了沈阳驻军,并提出必须阻击援
敌,在攻克锦州之后才能考虑消灭援军,否则饶是我英勇的东北野战军再英勇,腹背受
敌也吃勿消。伟大领袖不是教导过么:“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他怎么连自己的话都记
不住?
这就引出了伟大领袖的第二份电报:
“按照我军攻击锦州的进度和东西两路援敌的进度,决定阻援部署的方法。如果沈阳援
敌进得较慢(如果长春之敌在你们攻锦过程中突围,并被我十二纵等部抓住歼击,则沈
阳援敌可能被麻痹,进得较慢,或停止不进,或回头救援长春之敌),葫、锦援敌进得
较快,则你们应准备以总预备队加入四纵、十一纵方面歼灭该敌一部,首先停止该敌之
前进。如果葫、锦援敌被我四纵、十一纵等部所钳制和阻止而进得很慢或停止不进,长
春之敌没有突围,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
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十
月十日的电报)
即使有了林副的提醒,伟大领袖的思维仍然不改其粗放。锦州东西面都有国军,西面是
锦西,东面是沈阳。在正常情况下,攻打锦州势必要引来两地的向心合击,而这“心”
内又有锦州城内的守敌。在计划这战役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锦西与沈阳的敌军同时东
西对进,夹击攻城的共军。这是最恶劣的情形,统帅必须考虑万一出现这种情形,我方
将如何应付,起码要保个攻城不下也能全身而退的结局,不至于引来敌人的东西向夹击
以及锦州城内守敌“心脏开花”,里应外合,围歼我军。
然而毛泽东却根本没考虑这最恶劣的情形,他只假想了两种情形:either锦西援敌进展
快,沈阳援敌进展慢,or锦西援敌进展慢,沈阳援敌进展快,给了我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然后在此理想情形下开出连白痴都知道的配方:在第一种情况下,增兵堵住锦西援敌
。在第二种情形下,则等锦州守敌已经基本被歼灭时,让沈阳援敌尽量靠近我军后,再
转过身来包围该敌。那么,若这种好事不发生怎么办涅?如果一打锦州,东西敌军便同
时疯狂地扑上来,突破我军阻击,将我军团团围住,锦州守军趁势反攻,内外夹击,我
军岂不是要玩完?
即使是第二种理想情况发生,我军仍然岌岌可危:就算锦西的敌军给堵住了,但若沈阳
的援军来势凶猛,锦州的守敌虽大部被肃清,但我军激战未歇,还来不及调转炮口,遑
论作好战前准备,敌军就扑了上来,岂不要遭受重创?到时西面的敌军又加紧进攻,我
军陷入两线作战中,您说到底是顾哪一头?
所以,毛泽东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完全是弄大险,实际上给国军提供了一个捕捉共军主
力、将其全歼于沈锦一线狭窄地域之中的绝佳机会。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当我军发起锦州战役时,蒋介石当即作出正确决策:东西对进,消
灭共军,锦西的国军倒是立即出动了,林彪投入了8个师,在塔山阻击国军11个师的进
攻,打得惨烈异常,然而卫立煌却拒绝派出沈阳驻军西进,与锦西援军夹击共军。他坚
称共军的战略意图是围城打援,因此不能上当,必须坚守在沈阳城中,致使毛泽东的第
二种理想情况终于发生了:锦西的援敌在塔山一线被堵住了,锦州顺利攻下,而沈阳的
援敌却迟迟不来。其实林彪只在黑山放了一个纵队。若沈阳驻军与锦西援军同时出动,
向锦州快速挺进,则共军相对单薄的阻击部队根本就堵不住。可惜直到锦州失陷后,沈
阳驻军才出动,让共军得以从容各个击破,转过身来全力对付廖耀湘兵团。该兵团不过
10多万人,怕被占绝对优势的共军围歼,便掉头撤退,被共军轻易包围歼灭,当真是人
类历史上输得最莫名其妙的一仗。
所以,看来也不能指责伟大领袖计划粗疏,卫立煌大概早跟他拍过胸脯,保证不出动救
援锦州友军。否则无法解释心思细密的林副为何也会跟着伟大领袖粗放起来。据官方宣
传说,对打锦州,他一度颇为动摇,因为锦西和锦州相距不过几十公里,他怕遭到两地
的内外夹击,却居然不担忧驻沈阳的大军加入夹击,到后来也只放了一个纵队在黑山、
大虎山阻击沈阳来的西进兵团,而且还是在锦州攻陷之后才用上的。这种咄咄怪事,只
能用卫立煌通共来解释。其实现在连《新华网》上的文章都承认了,卫立煌是“辽沈战
役最大的卧底”(http://mil.mop.com/jm/gn/2008/0425/104174901.shtml)。
由此看来,毛之所以会想到打锦州,恐怕还是老卫通敌引发的灵感。即使有了老卫的帮
助,他最初提出的计划也是扯淡,毫无可操作性,竟然提出不加阻击,待敌军倾全力来
援时“敢于同他作战”。全靠东野司令部的具体组织,才使得伟大统帅一个非常笼统的
idea变成了可操作计划。即使如此,它也赢得非常侥幸:万一老卫是假投降,诱骗我军
上当,则辽沈战役就会变成共军失败的转折点。
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西方统帅的区别:以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为例,这
俩战役都是苏军最高统帅部通过总参谋部仔细规划组织的,并不是由斯大林或朱可夫或
华西列夫斯基给方面军司令部一个大致的想法,然后再由该方面军司令部去组织战役。
作为军事统帅,伟大领袖更像个看棋支招的人而不像下棋的人。就连支招也不是告诉棋
手该怎么下,而是告诉他:左下角还没落子,上那儿碰碰运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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