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
发帖数: 4716 | 1 王振与土木堡（土木之役的疑问）
正统十四年是多事之年，年初，即有云南思机发之乱，又有福建邓茂七之祸，还有贵州
的骚乱，都是动用了国家大力量才加以平定的。直到六月，还调了十万兵，灭了湖广生
熟苗的造反。于是才有刘球之言。刘球：“移此力经略西北，已巳之变，必有以御之者
，穷疥藓这拒搔，而耗腹心之元气，安得不败乎？”（指云南麓川之役）
明朝与瓦剌的战争必有原因和过程，我们看，正月初，还在给瓦剌的使臣任命官职，可
见当时并无异常，最起码是明庭没有意识。到正月末时，瓦剌开始有意见了，“虏大媿
（愧），怒。”原因，是明朝答应对方请婚，但在国书里没提这事儿；另外，外交部没
有按惯例给够人家的“饩”（赠送人的粮食或饲料）。注意，这里未提王振的事儿。从
年初到七月出兵之间，明朝与瓦剌之间，只有一些小冲突，只有四月间，在大同方向与
瓦剌有一小仗。此外，与辽东的蒙古人也打了一两次不能称为战争的战争。其实，这时
瓦剌肯定已经开始准备动手了，而明人无意识。
到六月三十，明庭下令派出9万军队，以备虏患。（75000到大同，朱勇、陈怀等为帅；
15000到宣府，王贵、吴克勤为帅）既然是派兵镇边，必有原因和由头，而且情报工作
肯定在先，这时才断定了瓦剌意图。
其实，这时已有虏就要入寇的消息，因此命边将谨备之。但是，已经晚了，七八天后，
瓦剌分兵三路进攻大明，也先攻大同、脱脱不花攻辽东、知院可刺攻宣化赤城，还有其
他的部队攻甘州。各地此时没有能力抵抗，只是纷纷告急。明朝庭此时怎么办？只能仓
促应战。
仓促应战的原因，在于明朝根本没有意识到瓦剌的进攻，没有做好提前的预防和准备工
作，这个责任要推给当权者王振吗？我想，这是没道理的，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兵部的
，而兵部的精力可能更多的被福建、云贵之事牵扯了。但这只是客观原因，主观上，明
朝根本没有把瓦剌之事当回事，才有那么随便地回复和不讲政治策略。给了也先动手的
由头，从双方的历史和过程来看，如果早发现瓦剌的意识，采用其他手段，是可以在一
定时间内压制住瓦剌行动的。
土木之役的疑问（一）赶到怀来是否可行？
《国榷》明军出征时间一览表
记日 驻跸地点
1 甲午 康家岭 东北旺
2 乙未 龙虎台 南口
3 丙申 此日不见于史
4 丁酉 居庸关 通鉴-驻跸 国榷-度
5 戊戍 榆林
6 已亥 怀来
7 庚子 雷家站
8 辛丑 宣府
9 壬寅 鸡鸣山
10 癸卯 万全峪
11 甲辰 怀安
12 乙巳 天城西
13 丙午 阳和
14 丁未 聚落驿
15 戊申 大同
七月甲午，明军正式从北京出发，第四天驻跸居庸关。各种史书均是这样记的。那
么，四天走了120里地，每天行军多少里呢，每天不过才走了30里。
从北京到大同，共走了15天，按760里算，每天走48里路。
那么，在返回的时候，走到土木驿，“天未晡”，也就是下午3点左右，这时距怀来还
有20里，按明军行军速度，如果赶至怀来城，应该在晚上了。在背有追兵的情况下，摸
黑进城，如果被瓦剌兵由后突袭，肯定不利，恐怕连怀来城也不保了。毕竟，土木驿是
明军的一个军事据点，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在此驻防，还是对的。只不过明军实在是落
魄得很，不堪一击，殿后的部队，被瓦剌军收拾得全军覆没，于是有了土木之围。（其
实此时的怀来已经失守，明军根本不可能进入怀来，那为什么长久以来流传着明军不进
怀来，而遭致悲剧的谣言？）
（二）王振带了多少东西？
在史籍中多有如下说法：“辛酉，次土木驿，日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众欲入堡
，以王振辎重千余辆未至，俟之。”（《国榷》）其他史籍也大致如此。
一千辆车装多少东西？不知古人是否算过？这么多东西难道都是王的私产？其中就
没有英宗的东西？就没有整个部队的辎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今天的怀疑。如果我们的
怀疑成立，那么，把这些东西扔给瓦剌兵，是否合适？英宗能否同意？
一千辆车在那时的交通情况下，就算并行两辆，也是五百辆的距离。一辆车按5米
算，加上行车间距2米，就是7米，500辆车就是3500米。这还不算整个部队的辎重车辆
。史籍虽没有说部队的辎重车数量，但号称50万的队伍，可以想象，要有多少辎重车。
因此，“千辆车”为王振私产的记载，十分值得怀疑。而如果这一点值得怀疑，那么，
历史的细节说明被前人有意夸大了，这种夸张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战争失败的
全部责任推给一个人，一个平时就被我们暗地里不齿的太监。
这难道就是历史吗？我们的历史就是被这样的细节所颠倒混淆，以致于我们今天根
本不能全面的看到历史的真相。
土木之役的疑问（三）对50万大军仓促应战的置疑
关于50万大军的数量问题，历史上有很多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步研究。退
而言之，以三十万计，这样的数字，在两天内集结完毕，而且基本的武器、口粮还是要
有的吧，否则怎么开拔呢？不说是在明朝，就是今天的部队，连美军都算上，能否在两
天内动员起30万军队，并且能够上路？我看都有疑问？
如果这个疑问成立，那么跟之而来的便是史籍中的一个评价，说英宗在王振的忽悠
下，仓促亲征，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明史纪事本末》有这样的话，“事出仓卒，举朝
震骇”，其他的说法也无出其右。
按明朝军制情况看，这三十万人应该就驻防在北京附近，超过100里远的驻军都来
不及集结，这从明军日行50里的速度可以推论出来。
明朝的军制总的来看，包括卫所军和京军两类，卫所军负责各地驻防，而京军一方
面是北京的驻防，另一方面承担了野战军的责任，也就是承担了明军主力部队的责任，
属精锐之师。
从永乐迁都北京后，明朝的京军，主要包括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
。到宣德时，北京的上直亲军共有26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的33卫，两不相属的还有15
卫。在御驾亲征时，这74卫的官军恐怕都在从征的范畴之内。按明洪武七年的定制，每
卫5600人，这74卫应有40万人左右。
另外，据载，在亲征前半个月，明廷已从京军中派出45000人调往前线，“（六月
底）戊寅，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45000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
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
虏。”（《国榷》）
因此，扣除虚员，实际20-30万人还是可信的。
“（六月）甲子，卫喇特额森（瓦剌也先）寇报频闻，诏河南、山西班军番休者尽
赴大同、宣府。乙丑，命西宁侯朱瑛总督大同兵马。”（《明通鉴》）“乙丑，驸马都
尉西宁侯朱瑛总督大同军，预战守。”（《国榷》）
从这两条可以看出，四十天前，明朝就已经发觉也先的意图，并已着手准备，调兵
遣将。那么，北京的驻军就没有准备吗？不合情理，因为北京距大同这么近，而且，北
京兵的主要作用就是针对北方蒙古残留势力的。北方有兵事，北京驻军肯定会拉响警报
。按现在的话讲，进入警备状态。至于是几级警备状态，我们今天不可考，但可以肯定
的是，从30万大军两天就可出发来看，这个准备工作已经比较深入了，而且京军原本就
是野战军，其主要构成来自每年16万的班军，即各附近省份抽调上来的精壮士兵，以备
京操。这支部队，在四十天，或者一个月内整装待发，是完成可以的。
应该说，土木之役明军并非无备而上。在“仓促应战”说中，有一个评价的程度问
题。准备两天是仓促，准备一个月是不是还是仓促？准备一年就不算仓促了吗？因此，
“仓促”的评价只能针对准备的情况而言，那边大同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明军一败涂地
；这边赶快把城门关上，好好准备，等着瓦剌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这就是当时某些
人的战略观点。吏部尚书王直就取此意，他向英宗说：“陛下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
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下。况今秋暑未退，旱气未回，
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明通鉴》）。
回到今天，如果某敌国来犯，我们先退守首都和重点地区，让敌人进来，我们再打
。这说得通吗？打得过打不过是战术问题，打不打是战略问题。因此，把“仓促应战”
列为土木之败的原因之一，并把这个原因推给王振，也是不能服人的说法。
土木之役的疑问（四）是王振怂恿皇帝亲征吗？
所有的明代史书都在土木之变这一节写明这样一句：“王振劝上亲征。”（《明通
鉴》）相信，这一定是史实。由此，土木之败的罪魁就非王振莫属了。其逻辑前提可以
这样解读，英宗不亲征，就不会有土木之败。
问题在于，王振为何要求英宗亲征？那么多文臣武将劝皇帝不要亲征，而英宗就是
不听，偏要去玩一把，难道只因为他亲信于王振吗？
从历史史实分析来看，可以归为三个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背景原因，一
个是制度原因。
所谓历史原因源于明朝特定的历史过程，明朝把元蒙赶回沙漠，并没有完全彻底地
消来元蒙的实力。明初，国家一件主要任务就是防边，防元蒙。徐达作为开国功勋，开
了国而不能在首都享福，只能在荒凉的北方戍边，主要原因在于元蒙的存在，在于对方
的不服气，时刻觊觎着明之中原；朱棣四次北征，最后死于征伐的路上，也是这个原因
；宣宗也有一次北伐，虽无大战，也是要努力解决北方问题。作为接班人，面对元蒙遗
留势力的挑战，英宗选择退守首都，按兵不动，这不合祖制，也更不合一个二十三岁年
青人的作为。在《弇山堂别集》中专门列举了明几代君王亲征的过程和所立的战功。这
些历史既然能被史书所载，相信，英宗更是耳熟能详。轮到自己赶上了，能不亲征吗？
二是背景原因，首先，土木之前，明军与元蒙有多次交锋，其中也有败仗，但总的
来讲，还是形势占优。特别是心理优势占优，这可以从正统十四年，朝廷给达达可汗的
一封国书中可以窥见。 “故妄启事端以沮怀和好，虽天鉴在上，终必不容。而祸及生
灵，虽悔亦晚。可汗尤须洞察奸情，毋听欺诳，用保和好于长久。” （《英宗实录》
）这话是很有分量的，你要是挑衅，我就会收拾你。如果没有国力优势在先，这样的话
是说不出来的。其次，正统后期，明朝四处作战，主要平定了云南、福建的叛乱，依靠
的力量主要就是京军。虽然，这两处都是“小乱”，但是平定之功，还是让人充满自信
的。
三是制度原因。明朝的军制是整个军队内体系重多，你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你，
各兵种之间也互不搭界。上卫亲军与野战军互不相属，野战军内部还要划成五个部分。
小战役，可以集中派遣一支部队应战。而如对北方的大战役，需要动员举国之力，这个
时候，请问哪一个大臣能指挥得动如此庞大的一个体系？就连兵部，也对军队没有直接
的指挥权。《春明梦余录》有言：“兵部掌兵政；而统军旅，专征伐，则归之五军都督
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至将属于五府
，而兵又总于京营。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另外，班军制是明军主力的
构成，士兵一年一轮换，相互间也缺少配合与默契。这样一支队伍，你能够让谁来指挥
呢？恐怕也只有皇帝一个人了，这也是明朝从永乐开始，皇帝亲征并用太监监军的原因
。因为，只有太监是代表皇帝的，如钦差一样。太监如果分量不够了，那就只能是皇帝
自己上了。
由上可知，土木之役不打则已，要打，英宗亲征是无法避免的。不用王振劝，他也
会动手。我们设想，英宗没有出征，换任何一个将帅，能打赢吗？朱勇，朱棣时代的名
将，败得一塌糊涂，除此，还有谁能当此重任呢？？（插一句，郭敬、朱勇的两支部队
前锋精锐之师，兵力和也先相差无几甚至还略占优势，怎么就被也先砍瓜切菜般杀了个
干干净净，而且似乎都没给敌人造成什么损失。太奇怪了，这里面难道没有问题吗？）
（五）王振在赏赐问题上错了吗？
土木之战的起因，据载，是因为也先通过上贡来换取大量的赏赐，但有一次，也先
冒报人数，骗取多余的赏金，让王振给拒绝了，惹怒了也先，于是，也先发动了对明朝
的进攻。
“北虏来贡，寻遣兵寇边。时虏酋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报作三千人。王振怒其
诈，减去马价，虏使回报，遂失和好，发兵寇边。” （《皇明通纪》）
“十四年春二月额森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
加报，遂失和好。”（《明史纪事本末》）
“初，额森屡贡，王振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既而
贡使日增，复虚其数以冒廪饩。是春，遣二千人贡马，号称三千。振怒其诈，令礼部复
实，汰其虚报者不与，而所请又仅得五之一。额森恚怒，……”（《明通鉴》）
《本末》沿自《通纪》，以上看得分明，与《本末》成书相仿的《通鉴》也是清代
人的作品，几书的提法，大同小异。但是，有关此论，《英宗实录》与《国榷》均无记
载，而清编《明史》更是只字未提。有关王振激怒也先一事，肇始者，大概是写作《皇
明通纪》的陈建。陈建此书写于正统十四年的近100年以后。按里说，这件事是土木之
役的直接起因，《明史》没有，尚有笔墨惜爱之嫌；而皇皇《国榷》为何只字不提？当
然，《国榷》《明史》的主要依据是“实录”，其正史的标榜，可能造成了某种谨慎。
先不论这个历史细节是否真实，我们要从历史逻辑的角度看一下这个细节。很明显
，夏燮所言“藻饰太平”语，纯属个人主观倾向，这里就不再议论。关键问题在于，王
振减免对方的“禀饩”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有关这件事的对与错，是一个很不好评论的问题。它涉及朝贡的历史和变化。
《大明会典》“给赐二”卷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定，…金银请长随内官关领…
”从禁止太监涉政的明太祖开始，太监就已经涉足对外番的赏赐工作，虽然干的不值一
提，但毕竟已经开了头，以后发生什么事，都不会让人奇怪了。这是王振参与赏赐的政
策之源；
另外，是对外赏赐的不断增加。“永乐宣德中赐瓦剌顺宁王彩缎十表里，妃五表里
。头目，一等者五表里，二等至四年者四表里。”到了正统二年，也就是英宗皇帝11岁
那一年，赏“王”的为15表里，赏妃的为8表里，赏臣的，由一等至四等，分别为8、6
、5、4表里；到了正统六年，赏给瓦剌大臣的东西已经达到过去给“王”的水平了。这
一年，英宗15岁。赏赐标准的提升，与瓦剌的贪婪和明庭的求和意图是密切相关的。这
个时候，王振还要受制于“三杨”，特别是张太皇太后，这些赏赐政策的制定者肯定不
是王振。
另据《弇山堂别集》记载，正统二年、四年、六年、八年、九年、十四年等分别赐
与脱欢、脱脱不花、也先等大量物品，由头都是对元蒙进马的回馈。如果只赏赐头头脑
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按祖宗之法，所有来朝贡的人都要赏赐，其赏赐量是非
常可观的。据，《英宗实录》载：正统十四年一月已丑，北方及西北方来了一些使者上
贡的使者，；回馈的情况记载如下：“赍金帛等物往使瓦剌也先处，人赏钞一百八十锭
，采缎二表里，绢三疋，随从官军钞一百锭，采缎并绢如之。”另外，一月庚子，礼部
宴请瓦剌的使臣及随从1799人，（疑为《纪事本末》所载的十四年二月，二者是一码事
——待考）这些人是都要赏赐的。赏多少呢？明朝有“三倍于贡”的惯例，即反馈的东
西的价值，是上贡物品的三倍。
由此，可以想见，明朝的财政将要承担多大的负担。当正统十四年二月，额森虚报
上千人的时候，作为当时主政的王振，他如果还把朝庭的事当回事，他能听之任之吗？
如果把这种朝贡关系放到今天，就是典型的易货交易。我们能听任国家利益受损吗？如
果对方欺骗我们，我们能不予以惩罚吗？
因此，在这一点上，王振的处理是正确的。如果，由此而引起战争，我想，这样的
仗是一定要打的！ | z******4
发帖数: 4716 | 2 智化寺与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是历史上一段已有定论的公案。昨天读《双槐岁钞》时，发现一则故事
，“太学生进谏”。景泰初，王振已死，英宗身陷敌邦，太学生西安姚显疏言：“王振
竭生民膏血，修大兴隆寺(似为后来的万寿兴隆寺)，极为壮丽，车驾不时临幸。夫佛本
与夷狄之祸若梁武帝，足鉴前车。请自今凡内臣修盖寺院，悉行拆毁，用备仓廒，勿复
兴作，万世之法也”。这段话虽说不是指的智化寺，但按理说，王振把英宗送入敌手，
罪不可赦，抄他的家，扒他的家庙，改为仓库理所应当。姚显的上疏也是义愤填膺，有
理有据。但是，偏偏历史上没有上演这一段。使人费解。一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近三
百年后，才由一个叫沈庭芳的人，给皇帝参了一本，说王振这个太监骂名千古，为什么
还有他的立像？于是乾隆也依当时的政治形势，批了几个字“著照所请，行该部知道。
”后来，智化寺王振的塑像才被砸毁。
这就有一个大疑问，王振在有明一代的官方评价中如何？这个问题深究下来，可以
考问明人对土木堡之变的评价。而且英宗复辟后，非但没有究王之罪，还在复辟当年，
给他建了“精忠祠”，智化寺也成了“敕赐智化寺”。是英宗昏聩？还是另有别情？尚
未见详解。
宦官为什么遭到文官集团自古至今的打压和嘲弄？如果不单独考虑宦官群体的性格
变异，那么还有一条便是文官集团与宦官群体的出身途径不一样。文官集团的人恃才自
傲，认为是凭着自身十年寒窗苦的功夫而走上了权利的高峰；而宦官群体是靠身体的自
残，通过一个捷径，走近了权力的峰侧。你投机取巧，我艰难曲折，当然不会服气，当
然会从心里看你不起。
有明一代对王振的批评就不绝于朝野。据《日知录》载，正统年间的败仗全算在了
王振的账下。特别是土木之败。景泰年间，工部办事吏徐镇骂了一通；天顺年间，两京
六科给事中王徽又骂了一通。景泰时骂，还可理解，而天顺时英宗当政，也在骂。结果
英宗给予“妄言要誉”的评价，给他贬到地方去了。
在清修《明史-英宗本纪》中写到土木段时，按说，对王振已有定评，但为何只字
不提王振之祸，哪怕是春秋笔法，也没有丝毫痕迹。为何？是不值一提？还是清人另有
看法？
明人余继登所著《典故纪闻》记载了英宗的很多事迹，关于太监管理的问题，就有
好几条，且看如下：
一、尚膳监内使王彰、章叁等盗用椒果等物，事觉，枷号于光禄寺门示众；
二、内使张环、顾忠匿名写诽谤语，事觉，英宗命届磔于市，令内官俱出观之；
三、内使金荣等三人变其衣帽潜出禁门，至密云县表洞口内，剃发为僧，被缉事人
擒获，锦衣卫鞫实以闻，英宗命诛之。
英宗对太监下手并不轻，因此，王振之流即使得宠，恐也不至于肆无忌惮，再亲信
的人也要对主子负责，不敢干太出格的事，否则就是对主子不忠，出格的事过多，其宠
就会失。想来王振应知此理。
对于土木之变与王振的关系，确有很大的疑问。《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中有一则
故事：刚复辟，便为王振招魂以葬。第二年，广西参政罗绮，因听说英宗还在宠太监，
用上好的香木为王振行衣棺葬，便取笑不尊，于是被英宗下狱禁锢。又过了一年，智化
寺的住持然胜又请皇帝为王振赠谥，也就是要说法，这个活儿交给了礼部，想必也是办
了。天顺六年，然胜说，原有的赐经赐谕，也就是皇上给的礼物和题词都丢了，想再要
一份，以告慰王振在天之灵，英宗二话没说，又答应了。作者说：“盖振之罪，上通于
天，而英宗之宠眷生死不替。”连作者明代人都无法理解，只能用“异哉”二字来感叹
了。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英宗的脑子里，土木之败，责任不在王振。那么，这个责
任在谁呢？想来，英宗北狩一年，冷宫六年，应该反省，但是，仍没有将命运之厄与王
振相联系。分析有几种可能：
第一，责任在英宗自己，而文官集团为给皇帝掩丑，将责任推给王振，英宗不忍，
而内疚于王振，才有此举；
第二、责任在大臣集团，官僚们一推了之，英宗也奈何不了他们，只能追挽王振；
第三、责任在王振，而英宗昏了头，宁死不认此理。
对于上述几条，尚还短少历史证据，不能妄下结论，而且还有一条很重要。“王振
死于乱军之中”，这一条历史记载很有问题，明显带有不负责任的倾向。是被敌军所杀
，还是被自己人气杀，还是自杀？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被自己人所杀（也有被自己人所杀
的传说），否则，历史上肯定会留下记载，英宗对凶手定会严惩不待。《明史纪事本末
》记有该事，认为是被护卫将军樊忠所杀，而樊忠随即战死，也无对证。谷应泰是清朝
人，写前代的事，其细节能否可信，尚待论考。
对于历史细节，我的看法是：重要的是逻辑真实，而不能过于看重细节。因为历史
逻辑是可以理解并得以见证的，而历史细节谁也没有看到，很难把握。只有在历史逻辑
的前提下来看待历史细节，这一细节才可成立。然后这个细节才能反证历史的逻辑。
土木之役的疑问（四）是王振怂恿皇帝亲征吗？
所有的明代史书都在土木之变这一节写明这样一句：“王振劝上亲征。”（《
明通鉴》）相信，这一定是史实。由此，土木之败的罪魁就非王振莫属了。其逻辑前提
可以这样解读，英宗不亲征，就不会有土木之败。
问题在于，王振为何要求英宗亲征？那么多文臣武将劝皇帝不要亲征，而英宗
就是不听，偏要去玩一把，难道只因为他亲信于王振吗？
从历史史实分析来看，可以归为三个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背景原因
，一个是制度原因。
所谓历史原因源于明朝特定的历史过程，明朝把元蒙赶回沙漠，并没有完全彻
底地消来元蒙的实力。明初，国家一件主要任务就是防边，防元蒙。徐达作为开国功勋
，开了国而不能在首都享福，只能在荒凉的北方戍边，主要原因在于元蒙的存在，在于
对方的不服气，时刻觊觎着明之中原；朱棣四次北征，最后死于征伐的路上，也是这个
原因；宣宗也有一次北伐，虽无大战，也是要努力解决北方问题。作为接班人，面对元
蒙遗留势力的挑战，英宗选择退守首都，按兵不动，这不合祖制，也更不合一个二十三
岁年青人的作为。在《弇山堂别集》中专门列举了明几代君王亲征的过程和所立的战功
。这些历史既然能被史书所载，相信，英宗更是耳熟能详。轮到自己赶上了，能不亲征
吗？
二是背景原因，首先，土木之前，明军与元蒙有多次交锋，其中也有败仗，但
总的来讲，还是形势占优。特别是心理优势占优，这可以从正统十四年，朝廷给达达可
汗的一封国书中可以窥见。 “故妄启事端以沮怀和好，虽天鉴在上，终必不容。而祸
及生灵，虽悔亦晚。可汗尤须洞察奸情，毋听欺诳，用保和好于长久。” （《英宗实
录》）这话是很有分量的，你要是挑衅，我就会收拾你。如果没有国力优势在先，这样
的话是说不出来的。其次，正统后期，明朝四处作战，主要平定了云南、福建的叛乱，
依靠的力量主要就是京军。虽然，这两处都是“小乱”，但是平定之功，还是让人充满
自信的。
三是制度原因。明朝的军制是整个军队内体系重多，你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
你，各兵种之间也互不搭界。上卫亲军与野战军互不相属，野战军内部还要划成五个部
分。小战役，可以集中派遣一支部队应战。而如对北方的大战役，需要动员举国之力，
这个时候，请问哪一个大臣能指挥得动如此庞大的一个体系？就连兵部，也对军队没有
直接的指挥权。《春明梦余录》有言：“兵部掌兵政；而统军旅，专征伐，则归之五军
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至将属于
五府，而兵又总于京营。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另外，班军制是明军主
力的构成，士兵一年一轮换，相互间也缺少配合与默契。这样一支队伍，你能够让谁来
指挥呢？恐怕也只有皇帝一个人了，这也是明朝从永乐开始，皇帝亲征并用太监监军的
原因。因为，只有太监是代表皇帝的，如钦差一样。太监如果分量不够了，那就只能是
皇帝自己上了。
由上可知，土木之役不打则已，要打，英宗亲征是无法避免的。不用王振劝，
他也会动手。我们设想，英宗没有出征，换任何一个将帅，能打赢吗？朱勇，朱棣时代
的名将，败得一塌糊涂，除此，还有谁能当此重任呢？？（插一句，郭敬、朱勇的两支
部队前锋精锐之师，兵力和也先相差无几甚至还略占优势，怎么就被也先砍瓜切菜般杀
了个干干净净，而且似乎都没给敌人造成什么损失。太奇怪了，这里面难道没有问题吗
？）
--------------------------------------------------------
关于这点,基本是在胡扯.首先,皇帝亲征,在历朝历代都是十分少见的(去找找亲征
的皇帝有几个)而非什么惯例.天子不轻动也!!
其次,明英宗虽然有个英字,但绝不是什么英明有为君主,如果他考虑那么周详,就
不会那么无能了. | z******4
发帖数: 4716 | 3 李新峰
原载《明史研究》第六辑，转自象牙塔国史探微
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
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
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
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
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官军私属
共五十余万人。”[1]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
2]直至谈迁犹于“官军私属”强调甚明，[3]而清人自谷应泰以下均不提“私属”，径
作“官军五十万”乃至“五十余万”, [4]数字之差，语意全非。刘定之在《否泰录》
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
约其繁复，著为此录。”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5]杨善《奉使录》今
不传，估计亦不及此。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
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
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但《实录》绝口不提出征人数，仅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6]。沿此例只记
伤亡人数者渐由“丧士卒数十万”到“士卒死者数十万”[7]。从“官军人等死伤”到
“丧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过程与“五十万”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录》作
者刘定之是《英宗实录》副总裁，与总裁陈文、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
翰林院侍讲、修撰、编修之职，[8]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别。修《实录》时“职任紧要
，又在于副总裁官”，[9]而《否泰录》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不采其“五十万”之说
于实录，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时人已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但“死伤数十
万”之说又不知何据，《否泰录》仅言“我师死伤过半矣。”可能《实录》作者为交代
战争规模，只好以“死伤数十万”含糊了事。但此说一出，不但同样不采“五十万”说
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连相信“五十万”之说的《国榷》、
《明通鉴》等也采用之，以与“五十万”相呼应。另外一些不采“数十万”说者，如薛
应 、雷礼、徐学聚、谷应泰、查继佐等多以损失“骡马二十万匹”搪塞。此说来自李
贤所记：“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
。”[10]李贤亲历土木之变，侥幸逃生，[11]所记当较单凭在京“耳闻目击”者可靠。
后人既然摘其记录，却仅断章取义，而对其详细的军队人数和伤亡记载不予理睬，实在
难以理解。[12]
另外，土木之变前夕朱勇率军败死鹞儿岭。《实录》载其率军四万，[13]《献征
录》卷五李贤《成国公朱公勇神道碑》、王世贞、徐学聚、叶向高、谈迁因之。《否泰
录》载：“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高岱、黄光升、谷应泰因之。三万骑与四万人尚可
相辅相成。不过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又说是“率五万兵迎之。”雷礼、严从简、查继
佐因之。《明史》卷一四五《朱勇传》却作“所率五万骑皆没”，显然是专取最大数目
，又擅改“兵五万”为“五万骑”。（其卷三二八《外国传·瓦剌》又作“四万人”，
显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
王世贞记土木之变时于出征、伤亡人数一并不书，却又记朱勇军数。严从简在此
同样详事而略数。[14]看来明后期已经有人对传世的明军人数和伤亡数大为怀疑，因而
阙略不书。
明军出发时究竟有多大规模呢？《实录》载：“车驾发京师亲征。……命下逾二
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此前三天，“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在
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15]可
见明军仓猝出发，兵员仅来自三大营以及必备的亲军。关于三大营的兵额，明代中后期
以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永乐时有三四十万。[16]而对土木之变前京营规模尚无令人
信服的说法。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幼官、舍人组成。关于班军，“宣德元年
，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令每岁
输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
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
皆隶前班。”[17]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法未废，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
人。
关于京卫操军，《实录》载：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
万人。后调大同等边备御，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扈从、征
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
[18]正统二年，“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军。先是，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
御，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
都司官军内选补。”[19]两个月后，“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
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
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
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20]十五万军中必然已本包括京卫军，续选
即应指所述四类，所增加者，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
一》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
督操，余悉归三大营。”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
部。即便按这样计算，京营规模最大有多少呢？
据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
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其中“锦衣等三
十五卫”294,117名，实有159,871名。“五府并所属”2,964,056名，实有1,464,638名
。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左、右卫，永清左、
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
十九卫。[21]无论全国统计，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不妨
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
陵卫合计，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应有十四万人左右，取其一半为七万人。若按叶
盛所记，五府属卫每卫平均六千六百人，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十三万人。但考虑到外卫
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而京卫一般五所，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
为十一万人。合计得十八万人。若减去朱勇所言征调各边的京营兵与逃亡者，则京卫操
军军数尚远不及此。
土木之变后五天，“令新选余丁、官舍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
；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22]新选余丁、官舍无疑
是匆匆凑集的新兵，而旧操舍人应是来自隶属五军营的幼官舍人营，报效者应来自殚忠
效义营，[23]匠人、火夫可能来自专供匠役的武功诸卫，他们都应属战斗力较弱者，故
得留守。官军显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军。土木之变后次日“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
万。”[24]就是指这些留守军队。姑且以旧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万人计，
合计班军、京卫操军与幼官舍人，当时京营最多三十万人。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
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
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25]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明
军从京师出发时，合计三大营与全部上直军，即三十万加七万，再减去十万和四万五千
，规模当在二十三万上下。即使“私属”队伍庞大，[26]明军总数也就在二十五万左右。
明军几经辗转到达土木堡时，人员组成已经有不少变化。据《实录》，六月派到
大同、宣府的将领中，陈怀、井源、王贵等死于土木堡，吴克勤死于土木之变前夕的断
后之役，[27]说明明军离开大同、宣府时，六月派来的京营兵随行回京。《否泰录》说
英宗进兵到宣府时“井源败报踵至”，《李侍郎使北录》载明军到大同后遣“平乡伯”
即陈怀出战败绩，说明此部明军已经大受损失。而明军在到达土木堡的前一天更是损失
惨重：“庚申……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
，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亦陷焉。” [28]吴克忠军作为后卫，其数量当以
万计。这样增损之后，再算进行军过程中的减员，明军到达土木堡时的规模应约二十万
，与李贤所记正相符合，这也间接证明了以上对京营规模的估计。
明军号称五十万，可能只是沿永乐时以五十万大军亲征的说法[29]以大造声势而
已。相比之下，《正统临戎录》引也先语：“前番营里皇帝领出来大小四十万人。”[
30]倒比“五十万”更近事实。
《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
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
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
车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
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
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
来，我军遂大溃。”[31]
显然，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
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32]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
[33]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
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34]后来于谦说：“（杨俊）
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
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35]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
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
、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
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36]他“伤”了哪几个“
小边城”呢？《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
‘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
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
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
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
。”[37]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
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
”[38]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杨俊
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
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
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
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39]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
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
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
的严重后果。
在元代，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枢纽。[40]至明代，“
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
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驿直北长安岭、雕鹗堡、赤城、云州、独石，逾
塞垣以达开平，此永乐中击胡之东路。”[41]所谓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驿道而由宣府
直接出塞之路，后英宗即由此回国。[42]东路与元代去上都的驿路无异，景泰时使臣曾
走此路。[43]可见明代土木堡仍为宣府后方内外交通的枢纽，“当虏之冲”。[44]从上
述鹞儿岭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发现明军看，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沿
永乐中“击虏”旧道南进的。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发现英宗后报知也先，并歼灭明后
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七月已占领怀来、永宁，扼守要津，以逸待劳，
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45]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
。
尽管瓦剌军趁宣府东北明军溃败而得长驱南下，但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
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46]据《宣府镇
志》卷二一《兵籍考》可得下表：
时代
军士全额 操军数额 驻宣府城军额 驻宣府操军额
洪武
126,395 56,152
正统、景泰
90,346 55,195
正德
66,979 50,759 23,274 18,930
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若取正统年间为变
化中段，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而自正统、景泰至正德，操军总额几乎未变，参
考正德时比例，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据卷二四《兵骑考》，“镇城原额操马
”有12,864匹，正德间实有12,387匹。原额应为洪武时例，至正德时无大变化，估计正
统时亦约此数。[47]又卷二三《兵器考》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有大将军炮14，神
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数量巨大。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
，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
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李贤《天顺日录》说，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
。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而实情恐不止此。
《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
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
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既然“敕令受之而报以礼”，
后来却又因“依任”方才“不责”，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
。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48]并未与瓦剌作战。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
来往频繁，彼此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非不可能。后英宗被拥至大同，侍从袁彬进城接洽
，“入城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
杀了我。’”[49]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50]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
讳，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无事，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
气。如此，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势危急时保持沉默，实乃与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贯做法。
明英宗率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51]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
。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
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52]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53]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
东征女真归来，[54]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
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
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
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紫
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
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
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
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
方向主动撤退，集中于宣府塞外，置杨洪重兵于不顾，趁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崩溃之
际，先据要津以切断明军水源，再一举伏击明军成功。
在后世记载中，土木之战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所谓明军五十万精锐一朝尽丧于瓦
剌二万众之手，多被归咎于明军的孱弱和王振的胡作非为。正统末明军的战斗力当然已
不如洪武、永乐时，但此时距永乐时期仅二十余年，距宣宗率京营亲征兀良哈更不足二
十年，军队实力下降当不致如此之快，土木之战中明军规模并非五十万，而是二十万，
或可稍为明军战斗力低下的解释。从群臣击杀王振余党开始，后人就把英宗被俘归咎王
振。《明史》卷十二《英宗后纪》赞曰：“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是有
代表性的说法。但英宗以永乐、宣德亲征获胜为楷模，在瓦剌日益侵逼、边报日急的形
势下亲征，也是合理的选择。史载王振在到达土木堡后贪等辎重而不入怀来，又错选扎
营地点，以致为瓦剌追及。[55]实则瓦剌已先于明军到达土木堡以东，明军就地驻营乃
至无法取水，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明军情报错误，进无敌踪，退为所乘，才是致败的主
因。而宣府东北防御崩溃，给瓦剌敞开大门以伏击明军，宣府兵在战局紧张时不予配合
，使瓦剌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胜利。[56]总之，土木之战的结局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宦官弄权在本次战争中并非明军失败的关键因素，而明军战斗力下降应是制度多年败坏
的结果，当时并非后世所渲染的那么不堪一击。
由于明代军数是当时的秘密，历来对不同时代京营的规模众说纷纭。明代后期往
往有诸如“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的说法，虽不可靠，却经常被现代学者引用。其实
，就某些特定时期而言，根据《会典》提供的制度资料，《实录》提供的军事调动与军
队分配情况，以及当时方志、笔记提供的具体数字，具体探讨京营规模并不困难。这对
解决一些历来难有定论的战争、军事制度问题或有裨益。
关于明前中期史实，同时代记载本已匮乏。在明军人数这个问题上，李贤虽有较
准确的记载，《实录》却不加采用。明代中后期史学家撰述时，多辗转传抄，对史实往
往不加辨析，或照录刘定之耳闻号称之辞，或虽有疑问却不能解惑，致使以讹传讹，五
十万大军尽丧土木堡之说遂成定论。清初人私修明史，又率抄袭明人旧说，乃至妄省文
句，使讹误更深。至修《明史》时仍粗汇实录与各家之说，对明显可疑的说法也没有作
出解释，甚至专取叙述明军失败情况最严重的记载，不但贻误后人，且难免夸大失实之
讥。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五章第三节指出：“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
的事迹，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所以《明史》对“对于明初的事实记
载多不详实。”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还导致了《明史》在记录明代
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总之，关于明前中期史实，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
载特别是《明史》难以尽实，即连《实录》也未可遽信，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中反而
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
-------------------------------------------
[1]刘定之《否泰录》，《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本。
[2]见高岱《鸿猷录》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郑晓《吾学编·
北虏考》（隆庆三年刻本），《宣府镇志》卷三《巡省考》（《中国地方志丛书》本）
，薛应 《宪章录》卷二五（万历二年刻本），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万历二十八
年刻本），雷礼《皇明大政记》卷十一（万历三十年刻本），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
记》卷十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等。唯黄光升《昭代典则》（万历
二十八年刻本）作“官军五十万”。
[3]《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七月甲午条。
[4]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查继佐《罪惟录》卷六（《四部丛刊三编》本）
，夏燮《明通鉴》卷二四等。
[5]李实《李侍郎使北录》，《国朝典故》本。
[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
[7]叶向高《四夷考》卷六（《宝颜堂秘笈续编》本），《名山藏·典谟记》卷十
二（崇祯刻本），《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8]见《献征录》卷十三、卷二十诸碑传。
[9]《张太岳先生集》卷三七《纂修事宜疏》，万历四十年刻本。
[10]李贤《天顺日录》，《国朝典故》本。
[11]见《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12]《献征录》卷一三《大学士曹文襄公鼐传》和《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八月
壬戌条引唐枢语均有“死者十余万人”的记录，无人注意。
[13]《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14]见《 山堂别集》卷六五《亲征考》，《殊域周咨录》卷十七。按严从简误记
朱勇为张辅。
[15]《明英宗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庚寅条、甲午条。
[16]马自树《明代兵制初探（上）》（《东疆学刊》1985年第2期）与黄冕堂《论
明代的京营》（《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均有详细的总结，二人并指出“七八十万
”之数乃包含了所有京畿卫所与班军。
[17]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营政通例》。
[18]《明宣宗实录》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丙戌条。
[19]《明英宗实录》卷三五正统二年十月甲戌条。
[20]祁三七正统二年十二月辛未条。
[21]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四《职方清吏司·城隍一·都司卫所》。参见王天有
《明代国家机构研究》第三章第四节京卫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
当时陵卫仅三个，较万历修《会典》少六个，陵卫均由五府所属京卫改置，故共三十九
卫而非三十三卫。
[2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寅条。
[23]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旧三大营制》。
[24]《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条。
[25]《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九正统十四年六月戊寅条。
[26]关于“私属”，实难判断其所占比重。正统末募兵和家丁尚未成为普遍现象，
故其规模不会太大。明人一直以“私属”冠于“五十万”前，未尝不是因五十万不可信
而作的含糊之辞。
[27]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壬戌条。
[2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29]见金幼孜《北征后录》，《国朝典故》本。
[30]哈铭《正统临戎录》，《国朝典故》本。
[31]《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辛酉、壬戌条。土木堡南十五
里应为桑干河与清水河。
[32]《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卷七保安州山川条载：“鹞儿岭在州
城西北四十里”，建置沿革条载：“景泰二年，以僻不便往来，城雷家站，移置州、卫
治于此。”则雷家站即后来保安州城。
[33]《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长安所城……正统间都督杨洪砖石包修，
属堡曰靖安、靖虏……洪赞、麻峪口、大海头……共十有九。”长安所城即长安岭堡。
观《宣府镇志》附图第三幅，长安岭堡位于土木堡以北群山之中，北联雕鹗、赤城。麻
峪口堡作为长安岭堡唯一以“口”字命名的小型属堡，当为地图上标为“通，大举（寇
）新城处”者，即位于保安州（新城）与长安岭堡之间，在保安州东偏北不远。
[34]《明经世文编》卷五九叶盛《边关紧要疏》；《謇斋琐缀录》卷一，《国朝典
故》本。
[35]《宣府镇志》卷四二《凶臣杨俊传》。
[3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条。所说“王子”，当指进攻辽
东的脱脱不花，与土木之战无涉。按传统的对瓦剌军行军路线的看法，对此条有不同解
释。如曹永年《土木之变与也先称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认为
阿剌知院“只‘伤了几个小边城’就放手了”，明军是“不战自溃”。
[37]《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条八月辛未条。
[3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二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寅朔条。
[39]见《大明一统志》卷五《保安州·山川》、《万全都司·建置沿革》。
[40]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韵引《析津志》；《寰宇通志》卷七《隆庆
州·古迹》。
[41]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
[42]可参见《正统临戎录》。
[43]见《李侍郎使北录》。按金幼孜《北征录》、《北征后录》，杨荣《北征记》
（《国朝典故》本）等记永乐诸亲征路线，或与《译语》稍异，但相去不多。
[44]《吾学编·北虏考》。
[45]李光璧已指出瓦剌分两路进攻，但认为东路军南下与西路军同时，似未注意宣
府以东早已失守。见《明朝对瓦剌的战争》第五节《土木之变》，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年第1版。
[46]参见梁淼森《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7]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四记景泰时宣府马额为二万余匹，按镇城驻军占总额近
半的比例，宣府城军马有一万匹左右，恰与《宣府镇志》所记相符。
[48]见李贤《天顺日录》，又见《献征录》卷十陈循《昌平伯杨公洪神道碑铭》。
[49]与上引均袁彬《北征事迹》，《纪录汇编》本。
[50]《正统临戎录》记英宗被俘后大言道：“你是也先么？你是伯颜帖木儿么？你
是赛刊王么？你是大同王么？”
[51]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酉条。
[52]见和田清《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下）》，《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昭和三十
四年，东洋文库。
[53]由《正统临戎录》、《北征事迹》、《李侍郎使北录》所记英宗、也先夏季驻
地推得。
[54]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
第一版；马文升《抚安东夷记》，《纪录汇编》本。
[55]前事见《否泰录》，后事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辛酉条。
[56]李贤《天顺日录》：“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