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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王炯华:论苏联党国体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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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开始研究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他们描述极权主义的特点是:
高度技术理性的统治权不受限制地被领导者个人操控,鼓动社会革命,热衷社会动员和
控制,一元化的政治结构,单一的意识形态统治等等;威权主义则是其专制程度比极权
主义温和,政治结构具有不充分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则是多种理念的混合,不搞政治动
员和群众运动等等。前者如斯大林苏联和二战时期的德国与意大利;后者如当时的西班
牙和葡萄牙。
其实,20世纪的最典型的极权主义是党国体制的横空出世。党国体制是一种变相的政党
制度,其本质是一党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党国一体的极权专制制度,其特点是党在
国之上、领袖在党之上的一党专政。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和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就是最具典型、最富特点、最具影响、最富危害的党国体制。
列宁:苏联党国体制开创者
列宁是党国体制的开创者,这就是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共产党凌驾于国家之上
、“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的极权主义政治制度。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1919年,列宁解释为“一党专政”。他说:“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
不能离开这个基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归纳这种政治制度说:“一个阶级的专
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史上,个人独裁就是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所谓苏维埃或人民代
表大会民主制与共产党领袖的个人独裁,并无任何矛盾,这是二战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的铁律。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逊位,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
以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为主的各党派联盟的俄国临时政府,开创了俄罗斯民主,建
立了初步的宪政制度。然而,这种俄国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却遭到列宁及其领导的社会民
主工党的反对。
列宁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提出俄国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计划得到德国皇帝威廉二
世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
发电称,社会民主工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
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
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二世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
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德国还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
多黄金)资助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
列宁回国后,随即宣布其反对临时政府、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四月提纲》。10月25日
(公历11月7日),他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俄国临时政府,成立人民委员会,建立社会
民主工党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随着苏联
解体后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人们才知道十月革命原来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更不是什么“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列宁在当时第一次
世界大战俄国交战方德国的支持下推翻临时政府的一场政变。不仅不具有进步意义,反
而以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国体制替代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专
制而建立的民主政体,恰成历史的反动。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并组织了全俄立宪会议选举。3600万人投票结果,布尔
什维克党获900万票,社会革命党获近2100万票。立宪会议707个席位中,社会革命党占
370席,布尔什维克党只有175席。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正式举行的当天,恼羞成怒
的列宁用机关枪解散了立宪会议。第二国际思想家考茨基写小册子批评列宁和苏维埃政
权不该解散立宪会议,认为这是“消灭了民主”。列宁立刻指认考茨基为“叛徒”,提
出“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
会议形式上的权利”。 列宁的逻辑是:“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
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
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1918年7月,早已
退位的尼古拉二世被满门抄斩则凸显出这个政权的冷酷和血腥。70年后的1998年7月17
日,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沙皇葬礼上公开忏悔说:“这是历史
性的一天,杀害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族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对这个极端残酷的犯罪,我们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现在必须说出真相。叶卡捷林堡的
屠杀,已成为我们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人的过失赎
罪,为无耻的犯罪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因为不能为这样的犯罪辩护,再不能
为政治目的与愚蠢的暴行开脱,我们再不能自我欺骗。”他强调说:“我们必须终结这
个世纪,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
1917年12月20日,列宁提议组建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机关“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
”,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Cheka),缩写音译契卡(ЧК),任命费利克斯•埃
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为主席。捷尔任斯基(1877-1926),苏联党和国家早期
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
席等职。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审问被告时不用找
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
。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
少于200万。 1922年2 月,契卡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改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
家安全总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
,内务部,1954年起叫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这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
的“超级部”,“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的专政机关。
列宁为了实行恐怖统治,赋予契卡拥有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权力,并且同时以人民
委员会名义发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其中第八条规定,“所有敌方奸细
、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就是说,允
许契卡可以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先斩后奏。
1918年9月,列宁还公开声称要制造一场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红色恐怖”,又
给全社会带来极大的恐慌。“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
,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后来被斯大林清洗冤
杀的布哈林当时也像列宁那样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
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
,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
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这是在所谓十月革命中扮演重要角
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他们要求实现言论自由,解除贸易限制,重新选举一个“没
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对此,列宁给予坚决镇压,并且警告说:“要让他们知道,
在今后几十年里也别想进行反抗!”翌年,苏维埃政权又采取“非常行动”,把当时俄
罗斯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包括尼•别尔嘉耶夫在内的160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教授、诗人驱逐出境。有材料显示,由于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接受布尔什维主
义,多达200~250万人不得不流亡国外。
列宁为最大限度的保障苏俄政权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尝试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于
1918年6月,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方面就是
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即余粮收集制),国有化所有大中型企业
,国家垄断所有外贸活动,禁止商品交易并实行计划配给制,对工人采用严格的管理制
度,罢工者即行枪决等。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很快导致经济崩溃,到1921年,俄国
的重工业产量只有战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75%的人口,莫斯
科的人口也减少了50%。余粮收集制又严重打击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导致1921年春季
出现波及30多个州的严重饥荒,据估计全俄约有500多万人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
像。由于农民对苏俄政权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还发生了反抗征粮的坦波夫叛乱。
不同学者的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可能达到数十万至
数百万。受打击者不仅仅是反对派的成员,还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平民。一些马克思
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人纷纷谴责列宁。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
”领袖考茨基称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为“恐怖统治”。
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检讨说:“我在一生中像每一
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我把列宁带进
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
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
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
策略就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为补充的布朗基策略,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就
是以多梅拉•纽文胡斯为鼻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巴枯宁意识形态。“依照
巴枯宁的说法,这一意识形态以‘野蛮的、饥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的干粗活的
贱民’为取向”。他说:“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庇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庇尔砍掉了
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约弥
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他还预言
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
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
即使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卢森堡也认为列宁搞的“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
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布布宾派
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这
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列宁主义被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其主要内容和最大特
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如何取得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如何治理
国家”两个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致力
于合法斗争(即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进行议会斗争),在取得政权之后可以保留资产阶级
民主制度。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寻求合法斗争的努力必然有修正主
义化的可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帝国主义阶段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在取得政权之后不
应当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应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有必要采取专政的方式保卫无产
阶级政权。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观点是:
1、“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
点决定一切”。 “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2、“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不
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
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 “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
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击退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尝
试,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谁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或仅仅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配做社会民
主党的党员。” “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世界上得用炮火和刀枪来消灭的东西多着哩
;如果群众的仇恨和绝望日益增长,如果有了革命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
这些十分有利的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来反对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
3、“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旧社
会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
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
,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
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4、“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
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但是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
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5、“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
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
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
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
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
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反对
无产阶级。” “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
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
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斯大林:苏联党国体制登峰造极者
在所谓十月革命中,斯大林并没有起主要作用,但在随后两年中多次受列宁的委派前往
最关键的战线与国外武装干涉势力和国内反对势力作战,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作出
很大贡献。1922年4月,在俄共第11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1941
年起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直到1953年3月在这两个顶级职位上辞世。他被称为“红
色法西斯主义”,其恐怖程度超过列宁,他是苏联党国体制的登峰造极者。
1927-1928年期间,斯大林不顾布哈林等人的反对,一方面采用特殊手段打击富农,强
迫他们按指定价格出卖余粮;另一方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被称为
“第二个农奴法”,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苏联有200万富
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
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
住地。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
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最后被剥夺的农户竟达农户总
数的6%-8%,部分中农和贫农也被当作富农剥夺。至1934年,“集体农庄化运动”基本
实现,但是1928-1934年苏联的谷物总产量却下降7.8%,直接导致乌克兰、北高加索、
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严重的粮食供应困难,致使1932-1934年饥荒
中约600万人受灾,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
1934年12月,由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1935年
1月,审讯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名前反对派分子,罪名是他们在托洛茨基指使
下,组织“列宁格勒总部”、“莫斯科总部”等地下反革命组织,阴谋暗杀斯大林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被害就是他们策划的。1936年8月,所有16名被告判处死刑,立
即执行。
斯大林亲自刑讯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刑讯中,加米涅夫还能维护自己的尊严。
当叶若夫挥动一条铁头的粗鞭子威胁他时,加米涅夫说:“我拒绝再给口供。把我送到
牢房去,我宣布绝食。”他还特别对斯大林说:“公民斯大林!我是被告,完全听您的
摆布。在最近一次克里姆林宫的谈话时,我承认了错误。承担了一系列指控。您以布尔
什维克的身份许下诺言说将保证我的生命。为什么在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出席
的审讯中您允许公民叶若夫做出如此不得体的举动?”可是,季诺维也夫就不一样了。
他从椅子上下来跪在地上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饶了我
吧!我挨够了打了!求求您,宽恕我吧!”当季诺维也夫承认准备搞政变夺权,斯大林
不能自我控制地扑向季诺维也夫。在保镖帕乌克尔帮助下,他又把季诺维也夫从椅子上
拖下来,和保镖开始用皮靴踹他。斯大林唾沫星子乱飞地吼道:“你这个狗东西和加米
涅夫一起在1917年的10月10日和16日蓄意投票反对武装起义。”季诺维也夫吻斯大林的
靴子,低声下气地望着他的眼睛。在宣判死刑的当天晚上,斯大林签署命令立即执行。
季诺维也夫仍然竭尽全力挣扎,要求斯大林赦免。加米涅夫则明白哀告是没用的,还要
季诺维也夫保持尊严地死去。可是季诺维也夫挣扎的力量是那么大,以致无法把他拖到
行刑室,就在他的牢房附近一个房间把他处决了。
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达到高潮。从这一年到1938年,审理的要案主要有以中央委员皮
达可夫、拉狄克为首“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图哈切夫斯基
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为首的“
右派—托派反苏联盟”。这些案件的被告都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
行。期间,莫斯科举行3次大审判,列宁遗嘱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另外5
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全部被处决(托洛茨基
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而被追踪刺杀)。除此之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
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7人,除斯大林外,
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
全部遭枪决。大清洗中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
,包括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
,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1936-1938年间,
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大清洗冤死的不仅是无数苏联人,还有很多外国人
,包括中国在苏联工作、学习的一大批干部和学生,以及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工
作人员。 大清洗还涉及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神职人员、技术
专业人员和少数族裔。期间,共有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很多人遭到
逮捕,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里,部分人在饥饿、疾病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死亡。诸多
少数族裔被集体迁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摩尔多瓦人,犹太人
,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朝鲜人等等。
最后,连大清洗的操作手、克格勃负责人叶若夫、亚戈达也兔死狗烹被枪毙。亚戈达在
被枪决之前写忏悔书说:“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假
装相信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
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
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
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
这就是说,“斯大林及其体制迫害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和一批又一
批‘人民的敌人’,而且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人、军人、知识分子、妇女、儿童、
旧官吏、旧军人及其家属、被俘的红军官兵、少数民族普通百姓……受害者总数达3000
万之众,占战后人口的三分之一。”根据苏共秘密档案记录,斯大林本人曾亲手签发
366份枪毙名单,直接剥夺4.4万人的生存权利,这还不包括被其政策迫害致死的数百万
牺牲者。甚至“领袖们争先恐后地批准杀人”。例如,1937年11月22日,斯大林、莫洛
托夫和日丹诺夫就批准了12份死刑名单,合计1352人;同年12月7日批准了13份名单,
合计2397人,其中2124人被枪决;1938年1月3日,上述三人加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
奇批准了22份名单,合计2770人,其中2547人被枪决;2月份28份名单,合计3699人,
其中3622人被枪决;3月份36份名单,合计3286人,其中2983人被枪决;4月份(伏罗希
洛夫没参加)批准了29份名单,合计2799人;1938年6月1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
了29份名单,合计2750人,其中2371人被枪毙;9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
批准了38份名单,合计6013人,其中4825人被枪毙。苏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和宣传部长
雅科夫列夫说,在涉及41391人的361份名单上有斯大林的签名,在涉及43569人的373份
名单上有莫洛托夫的签名,在涉及20985人的175份名单上有日丹诺夫的签名,在包括
18474人的186份名单上有伏罗希洛夫的签名,在涉及19110人的189份名单上有卡冈诺维
奇的签名。“卡冈诺维奇喜欢一边骂娘一边挥笔批示:这个娼妇,这个骚货,这个败类
——统统枪毙。”
令人发指的是,契卡和克格勃人员竟然把签署“枪毙”名单当作“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比谁签得快、签得多,不走任何司法程序,闭着眼睛签发枪毙名单。内务人民委员部
副部长弗里诺夫斯基受斯大林委派乘火车去远东,带了3名助手和所谓“相册”——装
订成册的3000幅“照片”。他们边喝酒,边听留声机,边搞竞赛:看谁签署——就是在
判决书上写上字母“р”(俄文расстрел即枪毙一词的第一个字母)的案卷最
多。他所带的全部案卷所涉及的人悉数枪决。在内务部三局和四局之间也搞社会主义竞
赛,竞赛结果是:“四局抓得多,三局杀得多”,四局胜出。杀人还是有指标的。一份
地方长官给中央的电报说:“我们请求补充指标。”为完成上面下达的“枪毙指标”,
日托米尔州一个叫维亚特金的人,不经侦讯和审判就擅自决定对3000人执行枪决。
悲剧还在于大部分冤假错案竟然经过了“司法程序”,受害当事人都予以招供与悔罪。
其时苏联司法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像检察官一样控诉
自己是罪犯。”正如托洛茨基说:“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
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
和精神摧残,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1930年12月7日“工业党”案开
庭,大批外国记者出席了为期两周的公开审判。西方人看到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
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法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
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
美好的辞汇赞美斯大林同志。例行,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最后说:“不管对我作出什
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
斯大林走。”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
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
到高兴”。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前部长会
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
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共产国际著名领导人拉科夫斯
基供述说:“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就是说,所有被告人
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
列宁斯大林专门设立(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
意为“劳改营总管理局”,它是苏联内务部的主管劳动改造营并监督在押犯的服刑与运
输的分支行动部门。三词首个字母缩写成 ГУЛАГ 即“古拉格”,它是契卡的恶性
延伸与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拉格一词不仅表示集中营当局,而且表示苏联的劳动
苦役营的系统,其形式和种类无所不包:劳动营、惩罚营、刑事犯和政治犯监禁营、妇
女营、少儿营、临时难民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古拉格”代表着苏联镇压体系本身
,它有一套被囚犯称为“绞肉机”的程序:逮捕、审讯、用没有取暖设施的运牛车押解
、强制劳动、毁灭家庭、常年流放、过早及无谓的死亡。它曾经遍布整个苏联地区,从
白海中的岛屿到黑海之滨,从北极圈到中亚平原,从摩尔曼斯克到沃尔库塔、到哈萨克
,从莫斯科市中心到列宁格勒郊外。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记实作品《古拉格群岛》一书则将古拉格比喻为“一个
个与当代文明相隔绝的个体,并在苏联的土地上构成了颇具规模的集中营体系”。实际
上,古拉格涵盖了苏联所有的服刑机构,包括特殊劳工营,惩戒营,关押罪犯和政治犯
的监狱,以及流放地的聚居区等多种不同地点的机构,以及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对基层民
众毫不留情的隔离,审查,逮捕,流放,强制劳动和最终导致大量苏联公民的非正常死
亡的流水线性程序。古拉格因此便成为苏联“专制压迫性政府系统”的代名词。
美国学者安妮•柯普尔鲍姆提供权威研究说:古拉格在沙俄时代就有先例,即17
世纪至20世纪初存在于西伯利亚的强制劳动队。当时它已具有现代特征和较为常见的形
式,这一形式在俄国革命之后几乎立即成为苏维埃制度的组成部分。针对真实和指控的
敌人而采取的大规模恐怖行动是革命的要素之一,从一开始,在1918年夏天以前,革命
领袖列宁就已要求把“不可靠分子”监禁在主要城镇之外的集中营里。一批贵族、商人
以及另外一些被定性为潜在“敌人”的人遭到正式监禁。到了1921年,已有84座集中营
分布在43个省份里,大部分用于“改造”这些主要的人民之敌。从1929年起,集中营有
了新的意义。那一年,斯大林决定利用强制劳动力加快工业化进程,同时在人类几乎无
法居住的苏联北方边远地区发掘自然资源。也是在那一年,秘密警察开始掌控苏联的刑
罚系统,一步步地使全国的劳改营和监狱脱离了司法部门。在1937和1938年大规模逮捕
行动的促进下,劳改营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到30年代末,在苏联12个时区中的每
一个,都可以找到劳改营。与一般人所认为的正好相反,古拉格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并
未停止发展,而是经过整个二战期间以及40年代的持续扩张,在50年代初达到了它的全
盛时期。其时,劳改营还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在苏联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
们生产的黄金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煤炭和木材产量所占比例更大,同时大量生产
几乎所有其他产品。在苏联存续期间,至少出现过476个性质不同的劳改营联合企业,
由成千上万个独立的劳改营组成,任何地方的一个劳改营都有成百上千乃至成千上万名
囚犯。他们从事可以想象得到的几乎所有行业——木材采运、煤炭采掘、土木建筑、工
业制造、农牧养殖、飞机大炮设计——的劳动,而且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国中之国里,与
文明社会近乎完全分离。古拉格拥有自己的法律法规,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的道德标
准,甚至还有自己的俚语方言。它产生了自己的文学作品,自己的英雄人物,自己的反
派角色,并给所有身历其境的人——无论他是囚犯还是看守——造成深远的影响。获释
多年以后,古拉格的居民可以在大街上仅仅通过“眼神”就能认出以前的囚犯……从古
拉格开始迅速扩张的1929年到斯大林死亡的1953年,最可靠的估计表明,约有1800万人
曾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吃苦受难,另有大约600人被流放到哈萨克沙漠或西伯利亚森林
,这些人被合法地强制羁留在流放村,被迫参加劳动,尽管他们并没有生活在带刺铁丝
网里面……整个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有些劳改营被重新设计成为用来关押新
一代民主人士、反苏的民族主义者——和罪犯——的地方。
另一种说法是,1923年,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建立了第一个特别劳改营即“古拉格”,
用来关押那些反对所谓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
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自此之后,这种古拉格在各地越建越多,1935
年达14所,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达85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犯人
带罪上前线,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古拉格的数量减少30所,剩下58所。但到1947年又
回升到70所。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国共有170所,遍
布各个地区和角落,像一张大网笼罩苏联的版图。1954年,极权统治结束,很多受害者
被平反离开集中营,古拉格减少102所,剩下68所。此外,在1948-1953年期间,苏联
内务部还建立12个极为残酷的政治犯特别集中营。
索尔仁尼琴以他在古拉格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把斯大林的党国体制称之为“古拉格现象”
:“这种极权主义统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表现为极端残忍的刑讯、荒谬绝伦的司法、彻
底沦丧的社会道德,以及毫无人道的株连性流放、集体流放、超强度的死亡劳改”。
所谓极端残忍的刑讯,就是几乎所有的冤狱都是在刑讯逼供和非人的折磨中产生的。列
宁说,要考虑人的忍耐的极限。 为了将无辜的人们投入劳改营,契卡人员想出各种各
样的折磨方法逼迫“犯人”承认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古拉格群岛》一书列举了31
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最后是他们需
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很多苏联共产党人在沙皇时代都能英勇不屈,但是到斯
大林时代却变得非常猥琐。可能这些人正是基于高尚的理由,即认为他们被斯大林杀掉
是事业的需要,所以才无私奉献,连自己的名节也无所谓。然而,又并不全是这样。很
多例子说明其实很简单,因为苏联共产党的刑罚要比沙皇厉害多了,而且不仅是刑罚,
还有更多的株连。当受害当事人不老实认罪就会株连到老婆孩子的时候,再怎样坚强的
人也会屈服,但是在沙皇时代可能就不会这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党国这条船只能上
不能下,你如果要下,就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受害当事人就需要做
出痛苦的选择——究竟是被当作叛徒处死还是作为一个烈士而死,而不能在死与不死之
间做出选择。因此,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深情地说:“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
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求求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
所谓荒谬绝伦的司法,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提到了多起荒唐的司法案例,如一位厂长因为
停止鼓掌而被判了十年的劳改,一位裁缝因为把针插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而
被捕判刑。
所谓彻底沦丧的社会道德,就是说,由于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坚不可摧的牢固性以及它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孔不入,一切传统的伦理道德都成了它摧毁的目标。对任何问题、人
生的看法,人们不得再有任何自己的标准,人们不再被允许信仰任何宗教,人们甚至不
能按原先最自然的方式去处理家庭关系。在古拉格时代的苏联,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
卖丈夫是司空见惯的,父子反目、母女成仇也见怪不怪。在劳改营里,刑事犯一统天下
,政治犯则成了最底层的囚犯,他们的财物遭抢劫,肉体受摧残,人格受侮辱;少年犯
还肆无忌惮,纵横行凶,无人敢管。在社会上,人们对陌生人永远抱敌视的态度,只怕
他们连累自己;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信任,不再有亲情,有的只是告密,有的只是把好朋
友送进劳改营,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大义灭亲”。
所谓株连性逮捕,集体流放,就是说许多人整个家庭地进入劳改营或丈夫服役、妻子流
放,即便是80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在这些受害人中,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的高
级将领,下到一般百姓、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
所有的阶层。斯大林除了株连这一绝活外,还发明了集体流放,将一些少数民族整个民
族地流放,其名曰“强制迁移”。
所谓超强度的死亡劳改和无端虐杀,就是说,超强度的死亡劳改是古拉格的主要节目,
也是它的压轴戏。被投入劳改营的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内每
天进行12到16小时的体力劳动,工具极端简陋甚至索性没有。在这种一天500克(多一
点的话700克)的黑面包加一勺烂菜汤(只是飘着一两片烂菜叶)的伙食条件下,大批
大批的劳改者死于非命。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对于大量的死亡现像熟视无睹,还有一些杀
人成性的管理人员甚至逼迫被超强度劳动拖垮的人上工,如因病无法上工则就地枪决,
罪名是怠工。杀人者还往往得到嘉奖,因此一些毫无人性的监管人员便演出了一幕幕为
获奖而澜杀劳改犯人的丑剧。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了斯
大林所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活动,透露了许多惊人的内幕。他指出,斯大林首创“
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概念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
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
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
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的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
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
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
逼出来的,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在全国所掀起的“揭发和铲除人
民敌人”的运动中,斯大林把1934年联共第17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的1108名(一
半以上)扣上“反革命”帽子逮捕,把这次大会选出的13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的98名(70%)打成“人民公敌”枪毙。为了使这种迫害合法化,斯大林竟然“发明
”“社会主义越是胜利,敌人就越是增多” 的“理论”,号召全国人民和共产党员,
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胆怀疑”,提供“人民敌人”的材料,“
即使批评只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这样的批评也是我们需要的”,从而掀起了一个
全国性的诬陷和告密的狂热。 雅科夫列夫说:“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
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
安妮•柯普尔鲍姆将苏联劳改营和德国集中营作比较研究指出,在极其深刻的意
义上最终把苏联劳改营与纳粹德国集中营联系在一起的恰恰是这一概念:两个政权都是
通过划定他们将要大规模迫害并消灭的“敌人”或“劣等人”的种类而在某种程度上使
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在纳粹德国,第一批攻击目标是残疾人和智障者。后来,纳粹把吉
普赛人、同性恋者、特别是犹太人集中起来。在苏联,受害者最初是被指控为前政权支
持者的所谓“旧人员”,后来则是“人民的敌人”。后者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不仅
包括被现政权视为政敌的那些人,而且包括一些特定的民族群体和种族,只要他们(由
于同样含糊不清的原因)看上去似乎对苏维埃国家或斯大林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在不同
的时期,斯大林大规模逮捕过波兰人、波罗的人、车臣人、鞑靼人和——在他死去之前
——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在半个世纪以前即已指出,纳粹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均
设计了“目标反对派”或“目标敌人”,他们的“身份根据现实情况发生变化——因此
,在一类人被消灭之后,立即向另一类人宣战”。基于同样的原因,“极权主义国家警
察的任务不是发现犯罪,而是随时准备在政府做出决定时立即逮捕某一类人”。因此安
妮•柯普尔鲍姆说,问题再次回到了原处:人们被逮捕,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在两个社会里,集中营和劳改营的产生实际上是将这些
目标敌人非人化的漫长过程的最后阶段。
安妮•柯普尔鲍姆认为,将“敌人”非人化首先由修辞学开启。希特勒在《我的
奋斗》中描写了他是如何猛然意识到犹太人应当对德国的问题负责、社会生活中“任何
可疑的事业、任何丑恶的形成”都与犹太人有关的:“把探测刀放在这一类脓包上,在
突如其来的光线照射下,人们就会立即发现通常看不见的卑鄙的犹太人,像正在腐烂的
尸体上的蛆虫一样……”列宁和斯大林也是首先指责“敌人”造成了苏联经济的无数次
失败:他们是“破坏者”和“怠工者”以及外国势力的代理人。从逮捕的浪潮开始泛滥
的30年代后期起,斯大林把这种修辞学发展到更为极端的程度,他把“人民的敌人”贬
为害虫、垃圾、“有害的杂草”。而一旦把敌人妖魔化,他们就立即着手煞有介事地将
其合法地孤立起来。在被实际驱赶到一起并被送进集中营之前,犹太人首先被剥夺了德
国公民身份。禁止他们担任公务员、律师和法官;禁止他们与雅利安人结婚;禁止他们
上雅利安人的学校;禁止他们悬挂德国国旗;强迫他们佩戴大卫王之星的黄色标志;他
们还在街上遭到殴打和侮辱。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敌人”实际被捕之前,他们同样
在公众集会上受到例行的羞辱;失去工作;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厌恶他们的配偶与他们
离婚;愤怒的子女谴责他们。在集中营里,将敌人非人化的做法变本加厉更为极端,这
既有助于恐吓受害者,又增强了加害人对其行为合法性的信心。
然而,这并不是说苏联的劳改营与纳粹的集中营完全一模一样。苏联劳改营体系内的活
动在许多方面与纳粹集中营体系有着微妙而明显的差别。日常生活和劳动的安排有所不
同,看守和惩罚的方式有所不同,宣传手段有所不同。古拉格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安妮
•柯普尔鲍姆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的两种差别即主要不同点,一是苏联对“敌人”
的界定通常要比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界定模糊得多。二是按照创建古拉格的那些人
的考虑,古拉格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人道的。在古拉格体系中
,对待囚犯就像对待牲口或者成堆的铁矿石一样。看守随意驱使他们,装上或者卸下牛
车,掂量权衡他们,如果看他们可能有用就给他们吃的,否则就让他们挨饿。用马克思
主义的话来说,他们是具体化和商品化的被剥削者。除非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生命在
其主人看来毫无价值。两个集中营体系的每个集中营让不同性格的人产生不同的恐怖感
。在德国,你可能死于残忍;在俄国,你可能死于绝望。在奥斯维辛,你可能死在毒气
室里;在科雷马,你可能冻死在雪地上。你可能死于德国的森林或者西伯利亚的荒原,
你可能死于一次矿井事故,你也可能死在运牛的火车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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