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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雷光汉:关于沈元的一封信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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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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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PKU 讨论区 】
发信人: sunnyyen (你心头永远的痛), 信区: PKU
标 题: 雷光汉:关于沈元的一封信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Jul 31 21:12:47 2014, 美东)
沈蓓姐姐:
你好,并问候你全家亲人,转致我的敬意和哀思。请允许我以“姐姐”来称呼你,
因为我和你遇难的小弟沈元从1956年开始就是老同学,亲如兄弟,无话不谈,并接受了
他不少学识上、物质上的帮助。直到现在,每年清明、冬至我都要摆酒设桌来祭奠我的
父母兄弟和他。他的年轻的音容笑貌、谈吐和柔和清脆、句句皆文章的话语,几十年来
一直都留在我的眼前,响在我的耳边。
1955年9月我们考入北大历史系(他是全国文科第一名),在新生座谈会上就认识
了他。第一年我们住在一栋二楼学生宿舍小通楼的一间大房内,以后换到斜对门。因为
我生在湘西石门县山区农村,家里一贫如洗,穿着补丁衣,盖着破被子,土里土气,不
敢和他这位大城市来的时髦同学来往,并没有很多接触,只是在图书馆见面点点头。他
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穿着整齐,谈吐不凡,而功课极好,身边老是有女同学围着他
。1956年春夏之交,一位埃及学术泰斗来北大讲学,在哲学楼大讲堂,为了能抢一个好
座位,我早早去了。进门一看,沈元早已到了,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开始闲谈。一位哲
学系教授汪子嵩也来坐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谈起来。我不敢说话,沈元却大方地和汪先
生大谈其魏晋玄学,快半个小时,中间我也插话(我对竹林七贤有认识),埃及教授进
门了,谈话才结束。汪先生最后对沈元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就读了这么多古代哲
学的书,才子,才子!”自此,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傍晚常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二
年级的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金屋藏娇”研究》,他读遍了图书馆有关汉武帝的书
,还向我背诵《上林赋》,许多句子我不懂,他就给我讲解。还有一次,碰上了大学者
向达(我国最有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一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我的湘西老乡),我们
向他鞠躬,谈开了。他告诉我们做学问不要赶时髦,读古书要弄明白每一个字,每一句
文,还要学会考辨真伪。沈元论文的结论是:“汉武帝和阿娇后来和好了”,写了20多
万字,引得历史系教授们大为惊讶。我们谈论更多的是:当时什么都学苏联,《史学译
丛》的文章和中国出版的外国史学著作几乎全是苏联人写的,而苏联人最没有学问,只
是马恩列斯教条的摘录。我们共同读了一本一位苏联学术名人有关西藏的著作,笑话他
连孟加拉邦和莫卧儿王朝都搞不清楚,说是在缅甸。我佩服他英、俄文都好,能看书,
还能半看半猜地读日文书。他介绍了他的家世:你们父亲是沈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
木工程系毕业,应翁文灝先生之邀从政。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江苏省会迁到镇江,你们
父亲任镇江县县长(我开玩笑说是江苏首县大人),抗战时因主持修建滇缅公路,患热
带病殉国。令堂在上海妇联工作,而你沈蓓大姐在上海歌舞团当演员,曾去欧洲瑞士等
国演出。我真羡慕他有你这样一个才艺双全的姐姐。你们的姑妈是美国学成的大生物学
家,人称“中国的居里夫人”,曾在马来亚中华大学当教授。另一位姑妈和姑父都是医
学教授,姑父是北京医学院副院长,还经常给中央大领导看病,住在东城区史家胡同19
号。这也是沈元在北京的家。你们还有一位大姑妈,是我国早期著名翻译家。
但好景不长,1957年夏天,我们,还有孙机(他是55级101名学生中11名右派惟一
一名调干生),当时都是55级功课最好的学生,都当了“右派”。我是因为“散布”俄
国曾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的“言论”,被定为“反苏”;他是因为偷着翻译了赫鲁晓夫
的《秘密报告》。1958年初反右结束,运动进入“整改”,我们右派学生无权参加,就
集中起来给教师和研究生们抄大字报(他们本人写稿,我们抄成大字),记得一次沈元
是为本系研究生梁从诫(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曾是北大校长周培源女婿)抄写。
1958年夏天我们受“劳动察看”处分,去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那里是抗战时期的
根据地,北大党委书记史梦兰家乡,也是北大下放人员的劳动基地。斋堂分东、西二部
,都是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我们在东斋堂,有历史系、中文系、数学系和物理系的下
放老师和右派。历史系和中文系在一个食堂吃饭,一起开会。沈元听说要到斋堂去,事
先查阅了各种有关的地方志书,知道明清时斋堂是京西重镇,曾设过“巡检司”。这是
他的习惯,即使是去“劳察”,也忘不了“收集资料”。
当时管我们的教师叫王立,老党员,历史系讲师,还有其他下放老师,对我们“右
派学生”态度都好,不叫我们“右派”,叫“后来的人”(他们是先到的),劳动、生
活一视同仁,从不责骂我们。大概老师们都欣赏沈元的才华,一来就指定他当右派组长
,每周星期一的生活检讨会也由他主持。老乡们对我们也好,客客气气,因为我们劳动
都好,农民们喜欢我们,说:“你们不过说了几句错话,一个个都心灵手巧,会干活。
”劳动很累,太阳出山上工,落山才收工,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先是修斋堂公路,抬
石头。我是乡下孩子,力气大,能坚持。抬石头时,我和沈元抬一个大筐,我在后面把
筐拉到我这一边,让他少出些力。秋天收谷子,妇女拔谷子杆,扎成捆后由我们背回去
,要爬山坡,很费力,我都和他一路,帮点忙。以后打核桃(那里是核桃产区),我来
自乡下会爬树,我在树上打,沈元他们在树下拾,一边打一边吃,这是最高兴的时候。
同是下放劳动,但教师们可以找各种理由回城、回校、回家、养病,一直坚持干活的都
是右派学生。“北大的人会干活”,这个美名是我们这些学生挣来的。入冬了,深翻土
地,一翻就是三五米深。这时有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挑灯夜战,一天三餐窝窝头
,又累又饿。
还记得一件趣事,一天沈元悄悄拉我到一边,给我看一张照片,说:“给你看一下
资产阶级小姐”。照片上是位十分美丽的小姐,他说这是他的姨表妹,未婚妻,高中毕
业后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不久她还来斋堂看了他一次,你们的堂姐沈熙也来看过他。总
之,那时候就是干活累,吃的不好,见不到白米白面,顿顿苞谷粥,窝窝头。但农民不
歧视我们,教师也不迫害我们,有些公社干部还称我们为“同志”,政治上比学校宽松
。但对沈元,却是身体摧残很大,他体质弱,劳动时又不能作假偷懒,实在无法支持,
得了肝炎。59年初,他请假回城看病,就不回来了。带队的老师说:“沈元逃走了,学
校开除了他的学籍,他从我们这里除名了!”
不久,沈元来信叫我把他的衣物寄史家胡同19号。我和孙机用他的被单把他全部衣
物打了一个大包寄走了,但一件蓝色的中山服我留下穿了,因为我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没
有。一个暗红色木箱没法寄,也留下了。后来见到沈元,他说这个木箱子送给我,它一
直伴着我,直到我逃离祖国。我走时,这箱子在新疆霍城县芦草沟公社四大队五小队一
位湖南老乡家里放着,如果还能找到,真是件文物了。
(以上是4月23日写的。我今已年近75,40年来几乎与祖国文化脱离,写至此,脑
力眼力双不支,搁笔了。晚10点,意外接到蓓姐于美国卡罗拉多州打来的越洋电话,说
是从韩三洲先生和萧默弟那里辗转知道我的电话的。我欢喜若狂,几乎全是我在叙述往
事,直到11点,因情绪激动,抓听筒过力而使话机坠地而中止,盼望今晚再接蓓姐电话
。其实蓓姐小我两岁,不过你既然是沈元兄弟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姐姐——4月24日晨
记)
59年9月,因我会干活,劳动好,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返校学习,但降到56级。这
时毛已开始向彭德怀开火,历史系教员中批斗两大右倾分子,一是资深党内教授汪钱(
加竹字头),其所主编的中学历史课本,人人称道;二是团委书记吴唯能,为人正直,
在全系团员大会上还表扬过沈元。国庆假时,我去史家胡同看望沈元。第一次去他家,
只见胡同窄而长,两边都是朱漆大门,明显是贵人居住区,住着许多名人。沈元住在那
位著名医生的姑父家,是19号,对面就住着章士钊。按电铃,沈元出来接我,两人相拥
而泣。进大门后是院子,有大葡萄架,一位老太太拿着旧小说(我扫了一眼,是竖行印
的。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你们那位作为翻译家的大姑妈,当时也住在这里)坐在台阶
上读。元弟房间在最前面一进的左侧,堆满线装书,可见他在用功。这次我们大谈大跃
进的荒唐,庐山会议的可耻,深感毛泽东的暴虐与治国无能。下午吃饭,有果子酱,觉
得味道好极了。饭后我们去北海公园,沿湖漫步,他说表妹要和他解除婚约,痛不欲生
,想投湖。我听了心里流血,拉他坐在湖边,指着湖水说,三十多年前,你的浙江老乡
、学术大师王国维也投水自尽了。但他自寻解脱时,已是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为中国
学术留下了无尽功德。你比他还聪明,会外语,视野比那时候宽,而你什么也没留下。
你要步他的后尘,最好在你也著作等身以后。但那时候你会有圆满的家庭,可能就不会
这么想了。现在我们有生命,有友谊,要利用它。晚上,我们在他床上并头而卧,彻夜
长谈,长叹,但谈得最多的不是个人悲苦,而是为国家为民族担忧。
以后,我们还常寄信互致问候。1960年大灾难,全民饥饿,到处饿死人,北京市各
公园几日之内树木全秃,人们打下树叶做人造淀粉。沈元肝炎复发,我也浮肿。当局怕
知识分子反抗,一是把大学生大部分时间拉到人民公社劳动,一是又在学生中整肃思想
,称为“世界观大辩论”,专整尖子学生,但没带帽子,只是把人整下住。在学术界开
展“反三人”,即“反人道主义,反人性论,反人本主义”,历史学界整的重点是尚钺
,文学界是巴人,经济学界是孙冶方,哲学界是冯友兰。形势太恶劣,我没敢去看沈元
。1961年,相对宽松些了,春天我又去了史家胡同。沈元情绪很好,因为街道居委会开
大会,摘掉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他对《急就篇》的研究已经写成了初稿。晚饭后
,漫步北海岸,还联了句,是七言的。当时我虽仍在大学上课,他在家自学,但我的天
赋、学识、治学之功力远不及他。他安慰我说:“光汉,你的文章写得好,字里常带感
情,你应该转行写历史小说。”我受到启发,转而读各种南明著作,准备以少年抗清英
雄夏完淳为中心,为夏氏父子、张煌言、阎应元等抗清英雄作传。已经开篇了,可惜之
后远戍新疆,文革遭难,什么都没做成。
1961年9月,我毕业分到新疆,再去史家胡同向他告别,他告诉我,他可能要进入
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章会发表,我们大喜相拥。我们约定,任何时候不能失掉联系,
学术上有了成果,要首先通知对方。这年10月,我被分配到新疆伊犁州霍城一中教书。
我离开他家时,他看我穿得太褴褛,送我一件咖啡色的毛衣和一条毛哔叽裤子,还有10
元钱。1962年春天,我在霍城收到沈元的厚信封,是刊登他《“急救篇”研究》一文的
《历史研究》和长信。信上说,他被黎澍和刘大年看中,到近代史所工作了,所里给定
下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思想史,先搞“太平天国”,某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记
不清了,可能是胡绳)和他谈了话,鼓励他成为“成就超过黑格尔的思想家”。以后他
把他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文章也寄给了我。霍城很小,离中苏边界仅7公里,分来了再
无远处可发配的许多“问题学生”,包括北大、北师大、苏州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高
级步校的,都很有学识。我们相处融洽,大家都读沈元的文章,欣赏他的才华,视他为
知己。到了1963年,我的北大老同学写信告诉我说:“北大学生说,学雷锋有什么用,
不如学沈元!”当年我把我大学毕业论文《汉藏茶马贸易》和一篇长篇散文《给教授的
一封信》转给了沈元,他回信说:“论文我给民族学院程溯洛教授看了,说粗糙”。散
文送《中国青年》编辑部,编辑看后说:“文章写得很好,但我们要调查作者的表现,
才能决定是否采用。”我和沈元经常书信来往,他还常给我寄书,霍城一中的师生大都
知道我有这样一位天才朋友,高中学生还以他为榜样。1964年他写信给我说有人告他了
,主要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在学部历史所、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同学。这里要插一句,我们
的同学中有许多调干生,多数是党员,但年龄偏大,女同学更青睐的却是像沈元这样有
才华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沈元之引起“群妒”,也包括“爱情妒”的因素。以后他写
文章就不用本名了,起了个笔名叫“张玉楼”,是黎澍起的。沈元说黎澍在和他谈话时
,随手翻了手边一部诗集,开篇第一首诗有“玉楼”两个字,就用上了。1965年他从江
西丰城给我来信,说到那里搞社教。还说:“丰城县还真是你们雷姓的祖乡,姓雷的特
别多。(以前我们俩介绍家世时,我告诉他我们雷姓起自陕西冯翊,东晋时南迁江西丰
城,有雷焕之《剑出丰城狱底》诗,清初江西填湖广时又部分西迁湖南)。之后,他就
再没有音讯了。
1966年初,我教书的霍城一中开始“四清”,工作队的头目一名刘介涣,一名宋植
(伊宁市宣传部长)。5月,转入文化大革命,我因发表了《伊犁史话》一系列文章,
被打成霍城的最大黑帮,加上老右派,成为全县全州重点批斗对象。6月,工作组通知
我说:“极右分子沈元从北京给你来了封信,由我们保存,你给他写回信,交我们寄去
,叫他老老实实认罪”。他的信我没看到,我回信只写:“我认识自己的处境,我当接
受人民对我的处罚。”未及其他,交给了工作组,当时《人民日报》在批判北大校长陆
平时提到了北大出了“极右分子沈元”,还成了学生学习的榜样。于是全县城都知道了
“大右派”雷光汉在北京还有个“极右派”的朋友,学校和街上出现了“打到大右派雷
光汉、沈元”的大字报。我知道逃不过这关了,不过我祈祷他能逃过此劫。当年10月,
我被重新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到伊犁南台子煤矿挖煤,以
后因戴近视镜无法下井干活,转到芦草公社修大东沟水渠。这时,我自己破罐子破摔,
无他想了,只是担心我的老父在家乡挨斗,打成瘫痪卧床,还有沈元弟的命运。
1967年秋,萧默弟(他是清华毕业的,分在伊宁市工作,以后在他的老师梁思成关
怀下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敦煌给我寄来了35元钱,不久我二弟又寄来100元。当时
到处夺权,没有人管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我决定逃离这个地方,到外面看看。1968
年11月,我学红卫兵无票乘车的办法,到兰州经包兰线到内蒙,再到北京,住北大中文
系教员右派难友左言东宿舍。一天,我去史家胡同看沈元,从中午到深夜我们一直在谈
话,时间可能已是69年元月。他当时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住在19号,一进大门右边两间
小房内,满壁是书,中间一个大火炉,煤火旺,很暖和。他们夫妻身体都好。我们一直
在叙说文革中的遭遇,他说他被抓去大会斗、小会斗,还带高帽子游街,每次挨完斗回
家,他姑父就流着泪对他说:“孩子,你哭吧,你抱着我哭吧!”还说:“进近代史所
时,领导人向康生汇报,康生指示你们要好好教育他,此时又指示,‘要狠狠斗他’!
”(这里还要插一句,1988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一位外办负责人、大约四五十岁的大
官与我长谈了两天,我谈到了沈元的死。他说康生是个最大的两面派,说枪毙沈元就是
康生最后决定的。)我们在谈话中都觉得毛泽东的暴政走到末路了,这是他的最后挣扎
。他还说:“你是爱国的,1962年伊犁边民大批外逃苏联,你却没逃。我也是爱国的,
我有很多海外亲戚,我也没想到要去投奔他们。”我们都流着泪,相互安慰和鼓励:“
我们的祖国多灾多难,我们爱这个国家,一定要活下去,看到一个新中国。”说话时他
还不时翻开《柳亚子诗集》,把里面铮铮铁骨的诗句念给我听。听说。常常半夜有小汽
车接他姑父去看病,给谁看?他姑父从来不说。她妻子做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大米饭
,上海菜——陶饭锅里蒸的肉末,里面打了几个鸡蛋,十分鲜美,我生平只吃过这一次
。我们谈话时,他妻子用一架小巧的英文打字机打字,不时插话,都很有见地。她说:
“圣经里说,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是希特勒对付犹太人
的手段,不是毛泽东的发明,电影《玛门教授》里面就有这样的场面。”深夜与他道别
,他送我很远,还送我20元路费。想不到,此一别就阴阳相隔,我的好兄弟沈元竟惨遭
杀害了,一代文星倏然陨落。
20年后,1988年我回国探亲,在历史博物馆和55级、56级部分北大历史系留京同学
相聚,当时谈论的的话题之一就是建国后唯一出现的史学天才被杀害,叫我们欲哭无泪
。1998年我收到了郭罗基从美国来的信,随信还寄给我100美元。郭罗基曾是我们班的
党支部书记,调干生,但他与别的极左党员不同,很有正义感,保护过沈元。郭在信中
说:公安局的人曾经找过他和55级同学,说雷光汉已在苏联当了KGB,如果他回国,你
们协助我们把他抓住。其实我虽然逃到苏联,却拒绝与KGB的反华企图合作,因而再逃
伊朗,被他们逮捕,坐了牢,又流放了几年,大概中国当局这几年在阿拉木图见不到我
的踪迹,便以为我当KGB去了。后来知道,这几年,他们在我老家后山还夜夜放哨呢!
1981年,感谢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过他们严格审查,我早已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给我发了护照。这些年,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与我的关系也非常好,过年过节
常来慰问,让我享受到了祖国的温暖。
郭罗基也保护过我。1958年,有一次全班同学出校劳动,回校时李铁城同学拉了一
个板车,有些同学坐了上去,我一时忘了身份,也跳上去了。李说:“我还拉了一个右
派呢!”我一听吓坏了,马上下车,跑着去向郭做检讨,害怕开我的斗争会。郭安慰我
说:“没关系,你走吧!”他的宿舍与我对门,我听见他劝李说:“小事情,不要闹大
。”1961年我分配到新疆,走前,李还找到我,笑容满面地鼓励我。他也是党员,也是
有人性的。
与沈元最后相见以后,我流浪两广、云贵各地,寻找外逃的机会,没找到。1969年
返回霍城。1970年开始“一打三反”运动,4月24日,我从一个渠道在第一时间得知沈
元已在6天前被杀害了,紧跟着,乌鲁木齐和伊宁市也开始杀人,下一个就要轮到霍城
了。为了活命,当天深夜我不得不冒死出走,泅过冰冷的霍尔果斯河,逃往苏联哈萨克
斯坦。以后,又历经坐牢、流放、做苦工而活了下来。妻子是第三代中俄混血,原是画
家,叫李巧云,有一子一女,子住俄国,女在身边,有五个孙子和外孙。工人养老金可
供温饱,有自己的住宅,现在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但我长久与祖国隔离,又不会
电脑,心境还是十分失落的。
蓓姐,这就是我与沈元的一些情况。听你说这几年你都在找我,匆匆暂时写到这一
些,言不成文,悲伤不已。
雷光汉
2010年4月24日(出逃苏联40周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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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 (zz)命运的嘲弄:叛国的爱国者,爱国的叛国者
岁币加重人民负担当然是扯淡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暴行录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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