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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493 | 1 太平洋战争前的美日关系
邓蜀生
４０年前发生的珍珠港事件在世界现代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１９４１～１９
４５年太平洋战争的开端，而且也是形成战后国际形势新格局的一次大转折。这次事件
不仅当时富有戏剧性，而且给后世留下一个有争论的历史研究课题。
罗斯福担任总统时期，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前一年多的美日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
，对这种关系中的若干现象，出现了十分不同或者截然相反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由
于美国对日本长期以来执行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的侵略，因此鼓励了日本的军国主义
冒险，引出了珍珠港之变；一种意见则认为罗斯福对日本步步相逼，经济压力、武力威
胁、援助中国，三管齐下，使日本不得不背水一战。珍珠港之变是罗斯福逼出来的。甚
至还有人认为罗斯福有意识逼日本放第一枪，他则后发制人，从而战胜孤立主义的阻挠
，把美国投入世界大战中。这种论点的代表人物中有美国大名鼎鼎的查尔斯·比尔德教
授和另一个具有强烈反华反共观点的查尔斯·坦西尔教授［１］。这些不同的认识，实
际上涉及这样几个问题：
在复杂的美日关系中，基本方面和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在两国的相互关系中是怎
样反映出来的？
罗斯福的对日政策中，有没有绥靖的成分？如果有，有哪些表现？如果没有，如何解释
珍珠港事件前日美关系中的若干现象？罗斯福的对日政策只能用非“绥靖”即“进逼”
这种非此即彼的公式来概括吗？
本文拟就以上问题作粗略的探讨。
历史的回顾
珍珠港事件是自１８５３年马修·佩里率舰“访问”开始的美日关系演变的不幸结
局。如果说在１８９８年以前，太平洋这片广阔的角逐场上，还看不太清楚美国的身影
的话，从美西战后，美国在太平洋上投射出越来越巨大的身影，它同１８９５年打败了
中国而变得野心勃勃的日本，相互死死盯着对方，摩拳擦掌。到了１９０５年日俄战后
，双方都开始把对方当作假想敌，着手为有朝一日的摊牌作准备。但是，这场酝酿已久
的美日太平洋大战的帷幕，由日本一方以直捣龙潭的方式揭开，则是大出世人（包括美
国人和绝大多数日本人）意料的。
美国人斥责日本对珍珠港是偷袭，是不宣而战，是谋杀；日本人说不是偷袭，是奇袭，
是“合法自卫”，被处绞刑的甲级战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就是这样
说的。１９４６年，东条在东京巢鸭监狱接受预审时，美国审判官问他：“日本袭
击珍珠港是在致送宣战照会之前，这不是战争，而是谋杀，你同意不同意？”东条回答
：“不，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是在面临挑战时的合法自卫”；至于宣战照会没有在炸弹
落下前送达美方，东条说这是日本人犯的“一个诚实的错误”［２］。东条的谬论，同
美国的比尔德、坦西尔等罗斯福远东政策的反对派所持论点，至少在最根本的一点上是
一致的：罗斯福是挑战者，日本则变成了自卫者。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美日关系在整个３０年代，都处在紧张状态中。应对造成这种局面负主要责任的日本对
中国的侵略政策。１９３１年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对维持太平洋不稳定均势的条约体系
（１９２２年的《九国公约》和１９２８年的《巴黎非战公
约》）提出了严重挑战，日本开始了它的独占政策来取代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武力征
服过程。当时担任总统的胡佛，被国内的经济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他对主张对日本持较
强硬态度的国务卿史汀生所提出的经济制裁建议，一概加以拒绝，只同意发表一个表明
美国立场的声明，这就是美国政府在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以致中日两国政府照会的形式
发表的政策声明：不承认有损于美国在华条约权利—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条约。
１９３３年３月４日，富兰克林·罗斯福继胡佛任美国总统。他接受史汀生的“不承认
主义”的原则，支持国际条约的“神圣义务”。３月２７日，日本示威性地退出了国际
联盟，声称日本“在建立远东持久和平所应遵循的原则上与国际联盟不合”。
罗斯福在第一个任期（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９３７年３月）中，主要注意力放在内
政上。他首先要解决经济危机及其严重后果—１０００万失业大军。尽管国际风云险恶
，在大西洋彼岸，几乎与他本人进入白宫的同时，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在太平洋这
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从中国东北踏进了吴淞口。但是，国会内外孤立派势力
的束缚，使他难以采取主动行动来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在对欧政策方面，他只能用“
我憎恨战争”的表态来满足孤立派的愿望和赢得一般老百姓的喝彩；又用“警惕地注视
”这种模糊不
清的宣言来抚慰自由派。在远东方面，除了“不承认”原则外，没有拿出一点罗斯福自
己的东西来。赫尔在１９４８年回忆罗斯福第一个任期中的情况时说：“那时在与孤立
主义浪潮进行的斗争中，没有成功的希望，也不可能有所得。”［３］
１９３７年７月，罗斯福第二次总统任期开始不久，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目的
在于独占中国。这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再次挑战。这时，“新政”已经收到一
些成效，罗斯福的注意力开始更多地转到外交事务上，对日政策也开始增添他本人的色
彩：想给一匹野马套上缰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担任海军助理部长时，就认为
与日本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于１９３１年对我国东北发动侵略后，罗斯福以更加
警惕的心情注视着日本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他在１９３３年就任总统后，在第二次
内阁会议上，又谈到了美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４］。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５日，罗斯福在进行横贯全国的巡视途中，选择当时美国孤立主义情
绪最强烈的芝加哥，发表了一个著名的“防疫”演说。这次演说是赫尔建议的，要他宣
传一下国际合作的好处，演说稿也是由国务院的专家起草的。可是，罗斯福在演说的时
候，增加了一些连赫尔事先也不知道的段落：“世界上９０％的人的和平、自由和安全
，受到了其余１０％的人们的危害，他们正在威胁着要打碎国际秩序和法律。愿意生活
在法律之下以及根据若干世纪以来用普遍所接受的道德标准来生活的那９０％的人们，
一定能而且必须找到使他们的愿望得到实现的途径……”。他不指名地谴责日本最近的
侵略行动，他说：“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
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资保护本区居民的健
康，防止病疫蔓延。”罗斯福警告说，如果侵略得逞，“谁也不要想象美国会幸免
，会受到怜悯，我们这个西半球会不受到攻击”［５］。罗斯福的这一番话，表明美国
赞成以集体行动对付侵略者，并暗示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但这只是一种试探，摸摸
舆论的脉搏，看看选民的脸色。讲话一出，在国际和国内都引起很大反响。日本政府宣
布拒绝参加讨论中日两国关系问题的任何国际会议。国内，孤立派和出口商大为恼火。
《华尔街日报》直截了当地警告罗斯福：“总统，停止煽动战争！”《商业周刊》
认为罗斯福是在“煽起日本人进行军事报复。……防疫意味着战争”。劳联作出决议：
“美国工人拒绝卷入欧洲战争或亚洲战争中去。”马文、霍华德这些有影响的新闻界人
物提醒罗斯福，美国对中国的一年贸易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
用。［６］孤立派众议员费什和廷克汉姆威胁要对罗斯福提出弹劾［７］。和平主义者
发起了一个征集２５００万人签名的“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的运动。罗斯福对他所受
到的攻击的猛烈程度和广泛性感到吃惊。他意识到，步子走快了。后来他对他的密友罗
森曼法官谈起这次演说时说：“你一心想带领人们前进，可是掉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
着，这真可怕”［８］。如果认为罗斯福在这次不利的反应之后就束手无策，无所作为
，那就失去分析此后日美关系发展的一条主要线索。罗斯福是一个善于见风使舵、迂回
前进的掌舵人。他察觉现在风向不利，暂时收下了帆，但是仍然在原来的航线上缓缓前
进。
１９４１年前的美日关系
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罗斯福曾经考虑对日本实行禁运。禁运几乎是罗
斯福手中唯一可玩的牌，但是这张牌还打不出来。芝加哥“防疫”演说引起的反应，显
示美国公众舆论对罗斯福的建议暂时还不能接受。赫尔和海军的许多高级将领也反对对
日本实行禁运。在这种气氛下，罗斯福只得采“见机行事，灵活反应”的办法。１
９３８年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十分猖獗的一年，占徐州，夺开封，１０月掠汉口，
１１月宣布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根据日本外相有田的说明，建立“新秩序”
就是不承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旧秩序”。罗斯福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反应
：５月１７日，国会根据他的要求通过了１０年建造军舰１１５万吨的庞大的海军扩建
法（文森法）；６月３０日英、美、法三国海军订立相互使用港口协调行动的协定，使
日本更加恼火的是美国在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６日宣布１９１１年《美日通商航海条约》
在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６日到期后不再续约。尽管如此，这一行动仍不过是罗斯福根据日
本的行动作出的有限反应，因为不再续订商约，不等于中断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这一行
动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它向日本表达了一个并不十分明确的信号，美国对日本的
行动不会不作反应。但反应到什么程度，根据赫尔的信条：对自己的对手，不能亮底，
要让他去猜，让对手猜，这是最好的策略［９］。此后，赫尔多次使用这种策略，而罗
斯福更是耍这一套的能手。美日商约废止后，美国一方面拒订新约，一方面仍继续进行
两国间的规模缩小了的贸易。因为美国企业界并不是都支持罗斯福这一政策的。美国《
幸福》杂志在１９４０年７月就日美贸易问题，向全国企业界人士作了一次征询意见的
调查，在接受调查的１５，０００名企业界人士中，包括最大公司的总裁、７５０家最
大公司的董事和经理。询问他们，美国对日本应该：
１.绥靖他们。如果是这样，那就与日本订立一个新贸易协定，承认他们宣称的“势力
范围”；
２.强硬对付他们。如果是这样，那就对日本禁运，武力进行含义深刻的威胁；
３.听其自然发展。
结果，主张第一条办法———绥靖的，占４０.１％,主张“听其自然发展”的占３５％
，主张强硬对付的占１９.１％，其中主张以武力相威胁又只占２９.４％，被询问的人
中，绝大多数主张同日本继续做生意。［１０］
１９３９年８月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９月欧战的爆发，给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南
进”派打了气。
希特勒初期的胜利，使日本不禁食指大动。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５日，在希特勒侵入北欧
并即将对荷兰下手之际，日本外相有田发表声明，为进攻荷属东印度制造舆论，美国迅
速作出反应，赫尔在４月１７日奉罗斯福指示公开声明：对荷属东印度内部事务的干涉
和改变其现状，都将损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平和安全。美日两国为了在荷印问
题上取得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在１９４０年６月初开始，在东京举行了为时数周的有田
—格鲁会谈。在会谈中，日方提出了希望达成协议的三个问题：一、鉴于两国无商约情
况，美国可否采取作为权宜之计的临时措施？二、美国有无可能停止援助蒋介石，与日
本合作“重建中国”？三、美国可否承认“东亚新的状况”，美日两国在太平洋各自保
持它的势力范围？［１１］赫尔表示：这些不能作为任何协议的基础，同意它们，就是
承认日本“在世界东半部的霸权”。可是赫尔又说他“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不’
中断会谈”。按照他的说法，美国“想把会谈从日本愿意把太平洋的一半‘给’美国而
它自己取得远为富饶的另一半这样的物质的水平，提高到基本原则的水平”，这些原则
就是“国家主权、正义、法律和秩序”，［１２］如此等等。美国提出一个反建议，没
有表示对日方建议的看法，而提出由美日双方互换照会保证维持欧洲各交战国在太平洋
属领的现状。日本当然不会同意美国的建议，有田在６月２９日发表所谓“大东亚共荣
圈”的声明，干脆把英、荷、法在太平洋的属领，甚至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都纳
入“共荣圈”内了。
正当美日双方为荷印前途进行斟盘的时候，罗斯福采取了一次令人注目的“威慑行动”
。美国太平洋舰队在１９４０年春集结在夏威夷，这是针对日本摆出的一种姿态。舰队
司令理查森本来奉命在５月９日率领舰队回美国西海岸进行训练。可是在发生荷印危机
的情况下，罗斯福命令舰队继续留在夏威夷。美国军方对罗斯福的这种姿态表示疑虑，
他们认为以这种方式作为一种威慑，“只有在政府的其他政策不让它显示出是虚声恫吓
下才有意义”，［１３］理查森海军上将认为用军舰示威来为外交服务是“幼稚的”行
动，因为他的舰队未作任何准备，而且缺乏训练。理查森坚决要求把舰队调回美国西海
岸基地。罗斯福在说明他不把军舰调回的理由时，着重在心理因素，他说，“如果
我能够很好地说清楚，使美国人民和日本政府都相信我们把军舰调回西海岸而不表示我
们往后退的话，我才能相信让军舰留在西海岸是必要的。”［１４］罗斯福认为把军舰
留在珍珠港，对日本未必是一个有效的威慑手段，可是此时此际把军舰撤回国，肯定会
使国内外都认为美国害怕了。
罗斯福采取的另一个颇能说明他的政治魄力的措施，就是延揽两个著名的共和党人史汀
生和诺克斯入阁，分别担任重要的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职位（那时还没有国防部）。难
道说，民主党内连两个部长人选也找不出，当然不是，这是做给日本人和国内孤立派看
的。这两个人是以主张对日本持强硬立场著称。所谓强硬，也不是硬到主张马上动干戈
。而是主张对日本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如全面禁运），更积极的军事准备（如加速海
军扩建），更多一点地援华，以显示美国决不退出日本想要独占的那一部分太平洋。罗
斯福这一决定，加强了他的内阁中“强硬派”的力量。这不是一件通常的人事任命，它
在以后的美日关系的发展上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罗斯福采取的警告性的零敲碎打的禁运和有限的军力示威等等措施，当然不会使日本止
步。它在１９４０年７月迫使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８月迫使法国同意日本军队进
驻印度支那北部，９月２７日，德、意、日三国公约在柏林签字。对此，美国把它作为
一个全局性问题来对待，因为公约第三条是警告美国不得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１０
月４日，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非常严重地谈到了德、意、日三国公约签订后美国面临的
局势，会议决定—据史汀生当天的日记记载—美国“要做点实际的事，让日本明白我们
是认真的，我们一点也不怕它”［１５］。内阁中的强硬派提出了对日全面禁运的主张
，史汀生回忆说：“１９１９年秋，威尔逊总统发怒，禁止对日本出口棉花，也抵制它
的生丝，结果，日本在两个月内就屈服了，从西伯利亚撤出了它的全部军队，就像挨了
鞭子的小狗似的”［１６］。史汀生拿１９１９年的日本来与１９４０年的日本相类比
，当然是不当的，但确是反映了当时美国一部分人认为日本会屈服于美国经济压力的天
真看法。可是军方反对领袖对日本采取激怒措施。马歇尔和斯塔克认为，最近将来与日
本开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美国没有在太平洋方面做好准备，而且对希特勒的战争
和支持英国比对付日本更重要。美国军方的意见实际上更接近罗斯福的意见。在为谋求
第三次连任总统的关键时刻，他不会支持史汀生、诺克斯等的主张。１９４０年１０月
３０日他在波士顿的演说中，向全国选民中的父母保证，“你们的孩子们不会送到
外国去打仗。”尽管罗斯福明白这不过是竞选语言，但是他懂得选民的情绪。１９
４０年如果罗斯福提出美国不惜以武力来制裁侵略者的口号，他就未必能打破美国历史
传统三次连任总统。但是，罗斯福必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不发的姿态，一方面有利于
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另一方面有利于动员国内舆论。罗斯福与赫尔多次商量后，决定了
以下几条原则：
“一、避免在太平洋发生公开斗争，以便集中全力援助英国和加强我们自己。
“二、对日本要维持我们的一些权利和原则，继续我们的经济压力，援助中国，但不把
日本推到使它的军方要求战争的地步。
“三、让日本了解我们在太平洋是强大的，而且正在加强总的力量。
“四、不能让日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在需要时我们不会使用我们的力量，但在同时，
克制与它的争吵，让讨论和协议之门敞开。”［１７］
根据以上原则，美国对德、意、日轴心做出以下的反应：第一，宣布增加陆军兵员；第
二，增加军用飞机生产；第三，成立军用物质生产专门机构；第四，为了避免国会阻挠
，决定更充分使用非常时期总统权力。根据第四点，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罗斯福
宣布一笔１亿美元的援华款项，与此同时，增派一批军舰和飞机到菲律宾加强力量，根
据赫尔的解释，增援菲律宾是要“让无法无天的政府费点心思去猜测”，“猜在什
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战斗。当日本继续不断进行猜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继续
不断进行应该进行的各项准备”［１８］。罗斯福这些反应，看起来比以前进了一步，
但实际上是唱“空城计”。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他向格鲁解释他的进退两难的处境说：“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广泛而又相互牵扯，哪怕只是提一提这些问题，也必须想到五大
洲七大洋。”他承认，美国处于守势，它缺乏可以应用的力量，不能制定坚强而立
即作出反应的政策，只能根据环境允许的条件行事。简而言之，就是力不从心［１９］
。
唱“空城计”的不只是美国，陷入对华侵略战争的日本也在唱“空城计”。在欧战爆发
后，日本虽然想利用这一局势，但是它“北进”之门由于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３９年
两次对苏联的试探性进攻都遭到沉重打击，因而不敢再贸然去敲打；“南进”
这条路，也不平坦。日本宫内大臣木户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０日的日记表明，日本海军反
对当时对荷属东印度使用武力，因为日本海军还没有作好在海上同时对付英美海军的准
备［２０］。因此，两方都要争取时间作准备。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１９４１年的美
日秘密谈判。
摊牌之前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上，更加云谲波诡。
１月２３日，日本所谓知美派人物野村吉三郎启程赴美担任新的驻美大使，他笑容满面
地对美国记者们说，“日本和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打仗”。
１月２７日，赫尔接到驻日大使格鲁的密电，说秘鲁驻日大使舒里巴从多种来源获悉：
“日本与美国之间一旦发生‘事端’，日本军方准备对珍珠港进行大规模突然袭击，而
且日本将使用一切军事手段来发动这种袭击。”［２１］第二天，国务院向陆军部和海
军部通报了格鲁的电报。这正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作出奔袭３?０００
海里直捣珍珠港的作战计划的时候。
与此同时，日本少壮派军人领袖、受到东条信任的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和近
卫的密友、有“外务省编制外大臣”之称的合作银行总裁井川忠雄等出现在华盛顿。
更不寻常的是，１月２３日，赫尔把两名与日本政界有密切关系的美国神父带进白宫，
同罗斯福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谈的不是传教问题，而是敏感的政治问题。
原来，岩畔豪雄等人同两名美国神父在同时进行一项特殊使命，为美日秘密谈判穿针引
线。这两个在日本“传教”的美国人对赫尔和罗斯福说，日本“温和派”有意“改变与
欧洲轴心国的政治关系和对中国的态度”，“承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假
如日本能够与美国取得一个保证日本安全的协定，温和派就会取得对军方的优势”。尽
管赫尔表示，类似的话，他以前已听到过多次，可是“不能忽视在太平洋避免发生战争
的任何机会。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希特勒主义威胁，就足够诱使我们另一翼和平的步骤”
。哪怕“成功机会只有１／２０、１／５０，甚至１％”。［２２］因此，赫尔同意这
两个美国神父，以个人身份与日本作非官方的接触，并且决定由天主教徒、邮政总长沃
克当联系人。
这样，一个穿针引线的活动，很快就被赋予官方性质。日本新任大使野村于１９４１年
２月１２日抵达华盛顿，１４日就得到罗斯福的接见。野村担任过日本驻美海军武官，
与罗斯福是老相识。他派到美国来担任大使，任务就是要用摇晃橄榄枝来扰乱美国当权
人物的视线。罗斯福在与野村谈话时说：太平洋对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活动地盘，如果
美日开战，对两国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野村听了连连点头，并且别有用心地对罗斯福
和赫尔说，他的主要障碍是军方当权。［２３］这一种说法，触及赫尔的末梢神经，他
（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罗斯福本人）对任何这类言论都特别敏感。一幅实际情况远远被夸
大了的日本内部政治斗争的图像，始终在他脑际萦回，他把希望寄托在某一天突然之间
，“温和派”控制日本政府，太平洋上风平浪静，挂着星条旗和太阳旗的商船穿梭往来
于美日两国之间。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日本投放的任何这类钓饵，都会使赫尔怦然心动。
野村一面与赫尔接触，同时积极参与由两个美国神父和特意从日本来到美国的岩畔豪雄
等人的“业余外交”活动。他们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在华盛顿写出了从形式到内容都很
奇怪的文件来，正式名称叫做《１９４１年４月９日通过私人媒介和日本个人向美国国
务院提出的建议》（又简称为《日美谅解方案》）。主要内容是：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不
使用武力改变现状；只有在德国受到侵略攻击时，日本才履行三国公约的义务；由美国
出面敦促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谈判，如蒋介石政府拒绝，美国即停止援蒋；美日共同宣告
“亚洲门罗主义”，不允许第三国改变东亚现状；美国同意恢复与日本的正常贸易，协
助日本从西南太平洋获得战略物资；承认经济领域的“门户开放”，美国从经济上援助
日本。建议罗斯福与近卫在檀香山会谈。这个方案得到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的完全赞
同。而且完成了１９４１年３月８日开始的野村—赫尔秘密会谈的基本方案。对于这样
一个来源不清、措辞含混、用心险恶的文件（美国史学家费思称之为“出生在私人小医
院双亲不明的婴儿”），罗斯福的反映是：“他们（日本）恨我们。他们靠拢
我，从牙齿缝里发出嘶声说：‘总统先生，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日本无所求，只希望与
美国友好。’然后，他们又从牙缝里发出嘶声。我们知道他们正准备揍我们。啊，他们
恨我们，迟早他们会对我们动手。”［２４］赫尔虽然同意罗斯福的看法，但是他认为
具体条款中，有的可以同意，有的需要修改和取消，并且在罗斯福的同意下，提出“四
原则”对案：１.尊重相互和一切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２,支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
３.支持平等原则，包括商业机会均等；４.太平洋现状不得受到干扰，除非现状的改变
是出自和平手段。
５月１２日，日本政府根据“４月９日方案”，提出了正式建议，这个建议是经过力主
“南进”的亲轴心的外相松冈修改过的，删去原方案中“不诉诸武力”南进的条款
，表达了日本恪守德意日三国公约的决心，关于中国问题，日本坚持在中国的驻军权。
赫尔在５月１６日与野村的会谈中提出了对案。其中关于中国问题，赫尔的方案提出：
如果日美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将建议中日双方进行和平谈判，根据双方同意的日程撤出
日本军队，双方采取平行行动，反对“外部颠覆活动”，“满洲问题通过友好谈判处理
”；日本则在美国对德国采取防卫和自卫措施的情况下，不承担三国公约规定的义务。
５月２０日，赫尔—野村会谈时，对双方的方案进行了具体讨论。“４月９日方案”的
起草人之一的岩畔豪雄上校以日本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身份代表日本军方参加谈判。岩
畔十分明确地对赫尔说：日本从中国撤军，是指在若干年内（具体年数，岩畔没有说，
但他得到的指示是２５年），从华中和华南撤军，而不包括内蒙和中国本部的边远省份
，以及远至青岛的交通沿线。也就是说，日本军队继续占领河北、山西、陕西、察哈尔
和绥远，共４０万平方英里、８,０００万人口的广大地区［２５］。赫尔拒绝接受这
样的“撤军”方案。因为这是日本独占中国的一个障眼法，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
”。这一次曾被中国人民和国际公正舆论斥之为“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政治交易没
有成功。
美国与日本进行这种极为秘密的谈判是背着它的盟国英国、荷兰和中国进行的。英国谍
报机构截获日德之间的密码通讯，知道了美日谈判这一件事。英国十分不满。英国向美
国指出，日本的企图是，一，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分裂美英关系；二、在保持“满州国”
和在目前战争中获得的重大利益（包括在印度支那和泰国获得地位）的条件下
从中国抽身，三、使美国取消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援助英国。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向美国
指出，日本布置了一个“陷阱”，希望美国不要陷进去［２６］。
美日秘密谈判自然也引起蒋介石政府的不安。５月２３日赫尔召见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
适，“与他谈了关于目前中日和平谈判的谣言”。赫尔向胡适指出：“最近欧洲局势越
来越糟（德国人占领巴尔干，英国从北非败退）。就我们的防务而言，我总是把远东和
欧洲战争当成一个联合体来对付。当然，我们对西方和东方都绝对坚定地坚持我们的基
本政策和原则”，至此，赫尔话锋一转，对胡适说：“如果欧洲局势更趋危急，我就不
能肯定珍珠港我们的海军的很大一部分不会调往大西洋”，因此，“关于（远东）
和平问题的各种说法自然就会产生，即便如此，事情也还没有发展到将要举行谈判
的地步。”赫尔安抚胡适说：“无论如何，我在没有首先同你和你的政府中的同僚进行
充分商量之前，不会采取重要步骤。”［２７］
赫尔进行的一系列的解释工作，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盟国的疑虑，也没有平息内阁内部
的强烈反对之声。内政部长伊克斯对赫尔—野村会谈十分不满，一再要求罗斯福对日本
彻底禁运石油，甚至辞去新担任的石油国防协调专员职务来力争。罗斯福在７月１日复
信对伊克斯尽心耐心解释说：“我想你一定有兴趣知道在日本人中间正在进行一场
激烈无情的斗争，而且在过去的一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争斗———试图决定他们将跳向
何方———攻打苏联，还是攻打太平洋（打南太平洋，这就使他们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与
德国拴在一起了），或者是骑墙观望，对美国持较友好的态度。究竟走哪条路，谁也不
知道。不过，正如你所知道的，协助保持太平洋的和平，对控制大西洋上哪怕出现小小
的一个插曲，就意味着要减少用到大西洋上的舰只”［２８］。罗斯福问伊克斯：“请
告诉我，如果（禁运）这件事打破微妙的平衡，并促使日本或者打俄国，或者打荷属东
印度时，你还作这种判断吗？”［２９］罗斯福的这一段话中，说明了在他的脑海中所
考虑的几个问题：第一，寄希望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亲美”势力的得势；第二，坚持
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的战略方针，避免两洋作战的局面；第三，稳住日本，避免采
取刺激日本的措施。特别是最后一点，是美国军方特别关注的。美国海军主管作战的特
纳海军上将在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９日给罗斯福送了一个备忘录，他认为全面禁运，必然
导致日本攻打马来和荷印，而在太平洋进行的战争，“应该推迟到日本在西伯利亚
作战之时”［３０］。这也说明，赫尔在与日本人进行的谈判中反映了（至少是部分反
映了）罗斯福的看法，也代表了美国军方的愿望。
正当会谈陷于僵局时，德国在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发动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德国本来
也对日本同美国的谈判很不满，认为它对三国公约三心二意，这次发动对苏战争，事先
也不给日本打个招呼，使刚刚与苏联订立中立条约的日本感到十分狼狈，亲德派首脑人
物外相松冈洋右因而下台。７月２日，日本御前会议以“独立自主”的立场做出最高决
策，加强压力，迫蒋屈服，迈步南进，不辞对英美作战；暂不介入对苏战争，相机行事
。７月２３日，日本军队开进印度支那南部。这一新的军事行动，在珍珠港事件前的美
日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使罗斯福和赫尔寄希望于日本内部所谓“温和派”的
想法完全破产。罗斯福在７月２４日警告野村，如果日本继续向荷属东印度推进，那就
是远东的全面战争［３１］。这是美日谈判以来，罗斯福第一次明确表示美国在什么条
件下在太平洋作战。艾登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曾经电询罗斯福，罗斯福不肯做肯定答复。
７月２６日，罗斯福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冻结日本在美一切资产，美日之间的金融、商
业活动，至此完全中止。赫尔在８月初，只得承认太平洋的形势，随时可能发展成为一
个军事问题，而不是一个外交问题了。他认为现在很难阻止日本横冲直闯了［３２］。
陆军部长史汀生一直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赫尔—野村会谈。他发现赫尔在日本进占印度支
那南部以后，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高兴地写道“他（赫尔）已经拿定了主意。我
们已到了任何可能的绥靖的尽头。对它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本
身。”［３３］
赫尔—野村谈判，在日本进占印支南部后中止。
８月中旬，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大西洋会晤，协调了对日方针。回到华盛顿后，罗斯福
在８月１７日召见野村，强烈警告日本止步，否则，美国将被迫立即采取任何和一切必
要步骤。这是在半个月中第二次向日本提出警告。在罗斯福采取了几步强硬步骤后，日
本又想进一步探查美国的意图和虚实，建议恢复谈判，同时近卫想松一松绷得过紧的弓
弦。因此，亲自提出希望与罗斯福直接会晤的建议。在日本内部，对这样一个会晤，意
见不一致。近卫认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不是一下可以达到，目前需要妥协。海
军同意立即会晤。陆相东条表示反对，除非近卫保证在谈判失败后立即亲自领导日本与
美国开战。日皇支持近卫主张，他对近卫说：“我从海军接到了关于美国对日本实
行汽油全面禁运的情报。基于此，与罗斯福的会晤应尽快举行。”［３４］这一次，赫
尔却对这种形式的会谈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他向罗斯福建议，在两国首脑会谈之前，
必须先就解决双方争执的主要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据赫尔的概括，有三
个大问题：“一、日本从中国撤军，二、日本与三国同盟的关系，三、太平洋地区
贸易机会均等。”［３５］罗斯福同意赫尔的建议。他在９月３日接见野村时，一方面
对近卫的“和平愿望”表示赞赏，另一方面提出了赫尔建议的会晤的先决条件。实际上
，罗斯福的这番话就是无限期推迟他与近卫的会晤。１９４６年赫尔在美国国会两院调
查珍珠港被袭事件联合委员会听证会上，对未实现的罗斯福和近卫会晤问题，做了以下
说明：由于日本人在最近进行的为时数月的会谈中，“显示出无意放弃他们进行征服的
方针，我们完全相信与近卫的会晤只能是导致另一个慕尼黑，或者是一事无成，除非日
本准备提供以向日本方向前进为目标的明显证据。”［３６］在日本方面，代表陆军的
东条，根本拒绝考虑任何形式的从中国撤军问题，并且在１０月１４日表示不再与近卫
见面，建议近卫辞职。１０月１６日，近卫内阁辞职。东条继任首相。
近卫提出与罗斯福会晤的真实用意，赫尔从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两份日本外交密电中得
到了解释。日本一方面一再建议近卫与罗斯福直接会晤，可是与此同时，外务省却给日
本驻各地使节发电报说，这完全是一个花招，日本已拿定主意南进。会晤的建议是为了
缓和美国的激烈措施。［３７］
东条上台，预示美日关系已临近摊牌。罗斯福对东条接管日本政权十分重视。他接到这
个消息后，立即召开“战时内阁”会议，包括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霍浦金斯、
马歇尔和斯塔克等人。会后，斯塔克指示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采取预防性警戒措
施，但是不要构成对日本的挑衅。斯塔克１０月１７日写给金梅尔的信说：“我们
仍将力求在太平洋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难以逆料，不过总统和赫尔先生正在为此努
力。”［３８］
越临近摊牌，美国军方对行政当局施加的压力越重。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５日海军和陆军
首脑斯塔克和马歇尔给罗斯福的备忘录，全面地阐述了军方的观点，对罗斯福制订最后
阶段的政策，有很大影响。备忘录写道：
“１.……美英两国基本目标是打败德国。如果日本被打败了，德国仍未被打败，问题
仍然没有解决。无论如何，不应该对日本进行不加限制的攻势，因为这样一种战争，势
必会大大削弱在大西洋打击最危险的敌人德国的联合活动。
“２.正当（美国）在远东集结防御部队时，应该避免美日之间的战争，除非日本攻击
或直接威胁对美国的安全至为重要的领土…
“３.如果与日本的战争无法避免，应该按照已有的战争计划的战略路线行事，军事行
动主要应是防御的，目标在于守住领土，并削弱日本的经济地位。
“４.从世界战略来考虑，日本进攻昆明或进攻泰国前述地区以外，或攻击俄国，都不
宜作为对日开战的恰当理由。
“５.扩大对中国中央政府除战争行动以外的一切可能援助。海军作战部部长和陆军参
谋总长建议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上述结论为基础。
“他们特别建议：
“派遣美国武装部队到中国进行作战不应加以同意。
“加速对中国物资援助应按继续，并加速到实际可能的程度。
“不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３９］
他们的观点，为罗斯福所采纳。美国从情报部门截获的大量日本外交密码电报中（美国
以“魔术”来称呼这种破译活动），了解到野村在１１月２０日提出被称为“乙”
案的建议，是日方的最后通牒，这个包括五点内容的“绝对最后建议”，以“日美两国
都不以武力进入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不包括印度支那）”来换取美国解除禁运和停止援
华。“魔术”情报还表明日本将最后期限定为１１月２９日，美国不在限期之前接
受日本的“建议”，日本即将发动战争。罗斯福为了延缓摊牌时间，考虑了一个以最多
六个多月的“权宜”方案。罗斯福把他的设想的梗概，写给了赫尔：
“１.美国恢复经济关系———现在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加别的。
“２.日本不再派遣更多军队到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或南边的任何地方（荷兰、英国
或泰国）。
“３.日本同意即使美国参加欧战也不援引三国公约。
“４.美国介绍日本与中国对话，但美国不参加双方会谈。“太平洋的协议容后进行。
”［４０］
赫尔根据罗斯福的设想，让国务院远东司起草了一个对日本最后通牒的答复。内容包括
：日本不对东北亚、北太平洋地区、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日本从印度
支那南部撤军，印度支那北部驻军人数最多不得超过２５,０００人。美国同意修改冻
结日本在美资财的命令，每月供给日本不超过６０万美元的原棉，每月供应一定数量的
民用油，美国从日本进口一定数量的生丝。这个临时性措施以三个月为期（这是根据美
国军方的要求定的。陆军说，不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增援部队到不了菲律宾，海军说
，不到１９４２年２月，海军训练计划完不成）。在此期间双方可考虑是否希望将此临
时性措施扩大为整个太平洋的和平协议。
这个“权宜”方案，初稿完于１１月２２日。除了送罗斯福核阅外，还征求了英国、澳
大利亚、荷兰和中国的意见。结果受到激烈反对。罗斯福在方案上批注道，“我们
不抱多大希望，我们必须准备对付真正的乱子，它可能很快发生。”［４１］这说明罗
斯福现在真正考虑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的前景。在各方反对下，赫尔的这个方案没有
交给日方，相反，在１１月２６日，赫尔向野村提出了被日本认为是美国提出的“最后
通牒”的《美日协定基本纲要》草案（四点口头声明和十点备忘录），这十点中包
括一条对日本一方的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一切陆海空军和警察力量
”，其余九条是对双方的共同要求，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除了承认以
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不支持（包括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任何其他
政府”。这一条包括不支持伪满和汪伪政权在内。还有一条是“两国政府同意不得与第
三国或其他一些国家签订可以解释与本协定基本目标、与建立和保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相
抵触的协定。”这一条是针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日本大使野村和特使来栖看了赫
尔提出的文件，目瞪口呆，来栖说，这些条件是要日本“举手投降”。两个日本人当时
就表示关于中国的条款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美英政府坚持这样的条款，就根本没有
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日本人提到了汽油问题，赫尔对他们说，美国公共舆论对这件事的
反应是如此尖锐，如果他本人同意让汽油自由运往日本，他可能就会遭到私刑处死［４
２］。他们要求见罗斯福。第二天，罗斯福接见了他们。罗斯福警告日本不要追随希特
勒主义和侵略方针。两个日本使节把赫尔文件电告东京，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经
过讨论，断定“美国已经决心对日作战”［４３］。１９４６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
察官凯南在讯问东条时问他对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６日赫尔照会是不是很熟悉，东条愤
然回答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它。”［４４］这说明日本当局对美国的这一行动
是没有料到的。 | g****t
发帖数: 4493 | 2 史汀生在１１月２７日早晨向赫尔打听“权宜”方案搞得怎样了，赫尔回答说，“整个
事情告吹了。”他接着说，“我洗手不干了，现在该你和诺斯克—陆军和海军来干
了。”［４５］可是，马歇尔和斯塔克在１１月２７日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再一次强
调了他们在１１月５日申述过的观点，并且进一步说明：“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当前最
重要的事情是争取时间。可观的陆海军增援部队已开到菲律宾，但仍没有达到所希望具
有的力量。增援过程还在继续。……为数达２１,０００人的地面部队预定在１９４１
年１２月８日从美国出发，使这些增援部队在战端开启之前到达菲律宾是十分重要的。
我方鲁莽行事的军事行动应该避免，只要这样做是符合国策的。时间越往后拖，使这些
岛屿保持为海空军基地就越有保证。”［４６］但是他们不知道，在他们提出这份备忘
录的前两天，１１月２５日（华盛顿时间），日本攻击珍珠港的特遣舰队，已经离开在
千岛群岛的集结地单冠湾，向夏威夷进发了。
从美国这一方来说，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急转直下。从起草“权宜”方案到提出“十点”
备忘录，时间不过几天，怎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变化？
赫尔战后在国会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为采取权宜之计进行辩护说，“这样一个文件有
利于表明我们直至最后仍热衷于和平，并且在日本不予接受时使它受到揭露。它还使两
国的会谈得以延长下去，为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赢得了时间进行准备。”［４７］“争取
时间”，在美国军方的考虑中是一项压倒性的因素，罗斯福作为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他
必须重视军事首脑的建议。在１９４１年时，美国的军事准备情况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马歇尔军队中新入伍的士兵只能“用扫帚把当步枪，用锯木架代替反坦克炮进行训练”
。［４８］
但是，为什么赫尔又在１１月２６日向日本发出了与前述“权宜”方案大异其趣的
十点备忘录呢？实际上，除了内部和美国的盟国对“权宜”强烈反对外，不论罗斯福，
或是赫尔，对搞“权宜之计”也是没有信心的。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５日白宫举行
的一次“战时内阁”会议，对此提供了重要背景。史汀生的日记记录下来的会议某些情
况，成了美国研究珍珠港事件的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史汀生写道：“我们（马歇尔将
军和我）在１２点钟去到白宫，一直到将近一点半钟我们都在那里。参加会议的有
赫尔、诺斯克、马歇尔、斯塔克和我。总统提出的完全是与日本人的关系，而没有提出
‘胜利检阅’（总参谋部关于欧洲战争行动国家战略计划的代号）的事。他提出我
们有可能在下星期一（１２月１日）遭到攻击，因为日本人素以不加警告就攻击而臭名
昭著。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办。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调动他们到对我们不致过于危险的
阵地去放第一枪。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我们的陆军和海军顾问们已经警告我们，
如果听任日本人进攻英属马来西亚或荷属东印度而不加阻止，我们不可能得到安全——
—史汀生）……。”［４９］“调动日本人放第一枪”的说法，在１９４６年美国
国会调查听证会上，被参议员富格森死死抓住反复询问马歇尔、史汀生、赫尔等，极力
想用来证明是罗斯福故意迫使日本人放第一枪的证据。特别是史汀生作了如下的证言：
“一个问题使我们十分为难。如果你知道你的敌人正要揍你，等待敌人跳将过来对你主
动进攻，那是颇不明智的。可是，尽管有此种危险，我们认为，为了得到美国人民的完
全支持，那就需要确切地加以证明。日本人就是这样一种人，这样谁也不会怀疑究竟谁
是侵略者。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可以对我国人民和全世界更清楚地解释我国立场的
根据，那就是由于日本采取了某些突然行动，因此我们不得不投入战斗……”［５０］
。罗斯福政策的反对者就更加大做文章，把罗斯福的对日政策说成是逼日本走上发动战
争之路。马歇尔在听证会议上一再对他进行盘问的参议员富格森说，调动日本人放第一
枪，是从外交意义上来说的，不是真正指用枪射击，只不过是用外交的手段保护美国的
利益，不让日本以危险的方式作更进一步的侵入。马歇尔强调：“这不是一个军事
命令。这不是一个军事安排。”［５１］但是，说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把美国拖入战争
的计谋的人（如比尔德），始终咬定“调动日本人放第一枪”是事实，因为在这次
会议后的第二天，赫尔送出了十点备忘录，马歇尔立即通知美国夏威夷军区司令肖特中
将“战争可能随时发生。……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美国希望日本首先公开采取行动。”
斯塔克给驻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的电报第一句话就是“把这封电报
当作战争警告”。
不管这个“第一枪”是外交含义，还是军事含义，或者是兼而有之，以１９４１年１１
月２６日“赫尔备忘录”为标志，罗斯福（以及赫尔）实际上停止使用外交手
段来延缓最后摊牌的曲笔，而采取了迎战的态势。至于直到日本飞机即将凌空出击前夕
，罗斯福还给日本天皇发出一个电报，那已经不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着，而是做给世人
看的一个姿态，因为电报中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建议。
小 结
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５日的芝加哥“防疫”演说，到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６日《赫
尔备忘录》，在这四年多的时间中，罗斯福的对日政策，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比如
在对日全面禁运问题上犹豫不决，直到１９４１年８月才实现；在１９４１年５月和１
１月曾经两次在中国问题上出现迁就日本侵略行动的图谋，虽然都没有成为事实。正如
本文探讨过的那样，罗斯福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第一，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全国
缺乏进行战争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因此罗斯福要尽可能稳住日本，维持太平洋现状
不受完全破坏，使美国赢得时间，做好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第二，与第一点相联系的
，美国军方强烈反对两洋作战，先欧后亚，先大西洋后太平洋，成了既定战略方针。这
个方针，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来看是正确的，但是美国军方一些高级人物如斯塔克、特
纳等人，一直把避免日本南进的希望放在它攻打苏联上。特纳甚至到了１９４１年１１
月，还认为日本正在准备攻打苏联。第三，是孤立主义的掣肘，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后，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反对卷入欧战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
但泽送死”的口号，反对卷入太平洋战火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欧洲人的殖民事业火
中取栗”。这些听起来像是很有道理的口号，对有反战情绪的美国普通百姓具有很大的
吸引力。像孤立派领袖参议员惠勒、奈伊等人，对罗斯福采取的任何遏制日本的措施都
强烈反对。奈伊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飞机在珍珠港上空投下第一批炸弹时，还
在匹兹堡发表他反对对日采取强硬措施的演说，演说还未完毕，传来珍珠港被日本袭击
的消息，他的演说匆匆结束。一般都以奈伊的这次演说作为美国参战前的最后一次孤立
主义演说。［５２］
从罗斯福对日政策（１９３７—１９４１）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尽管他受了多方面的
制约，也出现过像史汀生、伊克斯这些罗斯福内阁要员们曾指责过的绥靖倾向，但是整
个来说，不是执行的象张伯伦那样的对德投降妥协的慕尼黑政策。张伯伦是不惜一切代
价避战，罗斯福是有条件地争取时间以备战，张伯伦以牺牲捷克来乞求希特勒大发慈悲
，罗斯福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打算把中国出卖给日本，而且中国不是捷克，没有人能出卖
得了。“慕尼黑”在远东终于没有出现。从局部和暂时的意义上说，它有过这种可
能性，但这种可能并没有发展成现实。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美日两国在太平洋上的矛盾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４１年是日益发展
的，兵戎相见，并非意外。双方八个月近５０次的谈判，如果不说它是一场骗局的话，
恐怕也只宜于用“云谲波诡，勾心斗角，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这１６个字来概括。珍
珠港被袭，美国疏于防范，这不是罗斯福执行“绥靖”政策的结果，而是战术上的失误
，是由于对侵略一方疯狂性、冒险性估计不足，导致对日本进攻方向作出了错误判断。
战后，美国国会对珍珠港事件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出版了３９卷的听证记录表明，华盛
顿军事当
局对日本将在何处下手的判断是错误的，直到珍珠港挨炸前两小时，陆军参谋总长马歇
尔还摸不准日本将在何处下手。美国国会调查委员会曾经诘问马歇尔，他当时认为日本
会先从哪里下手，马歇尔回答说：“菲律宾”；再问他当时认为珍珠港会不会首先
成为日本攻击的目标，回答说：“我没有这样的预料。我认为他们不会冒这个险。
”而罗斯福本人认为日本下一步不会攻击菲律宾和夏威夷，而可能是泰国、印度支
那、马来海峡。
和平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曾经紧紧地束缚着美国，珍珠港的一阵炸弹，用史汀生
的话说：“自我束缚的巨人得到了自由。”更确切地说，是罗斯福得到了行动自由。
注释
［１］比尔德的观点集中体现在１９４８年出版的《罗斯福总统和１９４１年战争的来
临》一书中。坦西尔在《从后门参战，１９３３－１９４１年罗斯福的外交政策》中对
他的观点作了表述。坦西尔认为珍珠港事件是赫尔和罗斯福挑起的，目的是要从“后门
”投入战争，他荒谬地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防共”，而罗斯福的援华政策成
了日美交恶的主要原因。这本在五十年代美国反共歇斯底里浪潮中写成的书，留下了那
个时期的烙印。
［２］罗伯特·博脱：《东条和来临中的战争》（ＲｏｂｅｒｔＢｕｔｏｗ，
“Ｔｏｊｏａｎｄ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Ｗａｒ”），第３８
７页，普林斯顿，１９６１年版。
［３］《赫尔回忆录》（Ｔｈｅ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Ｃｏｒｄｅｌｌ
Ｈｕｌｌ，２Ｖｏｌｓ），第４００页，纽约１９４８年版。
［４］格罗里亚·巴伦：《危机期中的领导———罗斯福和走向干涉之路》（Ｇｌｏｒ
ｉａＢａｒｒ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ＦＤＲａｎｄｔｈｅ
ｐａｔｈｔｏ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第１０页，纽约，１９７３年
版（以下
引用时简称《危机期中的领导》）。
［５］《无所畏惧：富兰克林·罗斯福１９３２年－１９４５年滇说选》（Ｒ?Ｄ?
ｚｅｖ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
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ｏＦｅａｒ：
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ｏｆ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ｅｌａｎｏ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１９３２-１９４５”）第１１４页；《
赫尔回忆录》，第５４４－５４５页。
［６］多罗西·博格和冈本合编：《珍珠港事件的历史》（Ｄ?Ｂｏｒｇａｎ
ｄＳ.?Ｏｋａｍｏｔｏｅｄｓ?“ＰｅａｒｌＨａｒｂｏｒａｓＨｉｓｔ
ｏｒｙ”），第４１页，纽约，１９７３年版。
［７］《赫尔回忆录》，第５４５页。
［８］《危机期中的领导》，第２２页。
［９］《赫尔回忆录》，第６３８页。
［１０］《珍珠港事件的历史》，第３５０－３５１页。
［１１］［１２］《赫尔回忆录》，第８９４页。
［１３］罗伯塔·沃斯尔泰尔：《珍珠港：警告和决策》（ＲｏｂｅｒｔａＷｏｈ
ｌｓｔｅｔｔｅｒ，“ＰｅａｒｌＨａｒｂｏｒ：Ｗ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Ｄ
ｅｃｓｉｏｎ”）第８４－８５页，斯坦福，１９６２年版。
［１４］威廉·兰格和Ｓ?格利森合著：《未宣战的战争，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ａｎｇｅｒａｎｄＳ.Ｅ.Ｇｌｅａｓｏｎ，“ＴｈｅＵｎ
ｄｅｒｃｌａｒｅｄＷａｒ，１９４０-１９４１”），第４１页，纽约，１９５
３年版。
［１５］同上书。
［１６］乔治·沃勒编：《珍珠港：罗斯福和来临中的战争》（ＧｅｏｒｇｅＷａ
ｌｌｅｒ，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ａｒｌＨａｒｂｏｒ：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
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Ｗａｒ”），第１３２页，列克星教，１９７６年版。
［１７］《赫尔回忆录》，第９１１－９１２页。
［１８］同上书，第９１５页
［１９］诺曼·格雷卜勒论文：《胡佛、罗斯福和日本》，引自《珍珠港：罗斯福
和来临
中的战争》，第１２５页。
［２０］转引自《未宣战的战争，１９４０－１９４１》，第７页。
［２１］［２２］《赫尔回忆录》，第９８４、９８５页。
［２３］转引自《未宣战的战争，１９４０－１９４１》，第４６６页。
［２４］罗斯福这次接见野村的情况，见《未宣战的战争，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第３２５页；
《赫尔回忆录》，第９８７－９８８页。
［２５］《赫尔回忆录》，第１００５页。
［２６］约瑟夫·纳什：《罗斯福与丘吉尔，１９３９－１９４１》（Ｊｏｓｅｐｈ
Ｌａｓｈ，“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ａｎｄ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１９３９
-１９４１”）第３３５页，纽约，１９７６年版。
［２７］《赫尔回忆录》，第１００６页。
［２８］《罗斯福与丘吉尔，１９３９－１９４１》，第３３８页。
［２９］同上书，第３３９页。
［３０］《未宣战的战争，１９４０－１９４１》，第６１７页。
［３１］《珍珠港：罗斯福和来临中的战争》，第１２８页。
［３２］亨利·史汀生和麦乔治·邦迪：《在和平与战争的时期勉力奉公》（Ｈｅｎｒ
ｙＳｔｉｍｓｏｎａｎｄＭｃＧｅｏｒｇｅＢｕｎｄｙ，“ＯｎＡｃ
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Ｗａｒ”）第３８
８页，纽约，１９４８年版。
［３３］《未宣战的战争，１９４０－１９４１》，第６５９页。
［３４］赫伯特·费思：《通往珍珠港事件真相》（ＨｅｂｅｒｔＦｅｉｓ，
“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ＰｅａｒｌＨａｒｂｏｒ”），第２５４页，普林
斯顿，１９７１年版。
［３５］特雷福塞编：《珍珠港事件真相———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人袭击
珍珠港及其背景文件集》（ＨａｎｓＬｏｕｉｓＴｒｅｆｏｕｓｓｅｅｄ?，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ａｔＰｅａｒｌＨａｒｂｏ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ｓ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ｔｔａ
ｃｋｏｆ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７，１９４１，ａｎｄＩｔｓＢａｃｋｇｒｏ
ｕｎｄ”），第２９１页，纽约，１９５８年
版。
［３６］《珍珠港：罗斯福和来临中的战争》，第１４页，赫尔证词节录。
［３７］《未宣战的战争，１９４０－１９４１》，第６５９页。
［３８］《珍珠港：警告和决策》，第１４６页。
［３９］查尔斯·比尔德，《罗斯福总统与１９４１年战争的来临》（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ａｒｄ，“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ａｎｄｔｈ
ｅ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Ｗａｒ”），第４４７－４４８页，纽黑文，
１９４８年版。
［４０］同上书，第５１１页。
［４１］《罗斯福与丘吉尔，１９３９—１９４１》，第４６９页。
［４２］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助理司长、美日谈判参加者约瑟夫·巴兰廷１９４１年１１
月２２日赫尔一野村会谈备忘录。见《珍珠港：罗斯福和来临中的战争》，第４３页。
［４３］［日］实松让，《偷袭珍珠港前的３６５天》，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本，第２６
６页。
［４４］《东条和来临中的战争》，第４９８页。
［４５］《罗斯福总统和１９４１年战争的来临》，第５１６页。对这句话，赫尔在他
的回忆录中表示否认，他说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也要为和平尽力（《赫尔回忆录》，第
１０８０页）。
［４６］同上书，第４４８－４４９页。
［４７］《珍珠港：罗斯福和来临中的战争》，第２３页，赫尔证词节录。
［４８］同上书，第３３８页。
［４９］《罗斯福总统和１９４１年战争的来临》，第５１８页。
［５０］同上书，第５１９页。
［５１］同上书，第５２３页。
［５２］《珍珠港事件的历史》，第３２０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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