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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 | 1 毛泽东一生曾经三次向人借钱，一次是送新民学会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向章士钊借
款5万元；一次是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时向红25军军长徐海东借钱；一次便是1936年11
月向宋子文借钱。但是，他最后一次借钱却惹得宋庆龄不满，甚至向共产国际告状。《
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年底出版，请关注）披露了此事的前因后果。摘录如下：
1954年，宋庆龄的职务发生重大变动，首先在9月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卸任了国家副主席。接着，在12月的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
议上，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且在16名副主席中排名第一。这样，宋庆龄一身兼两
个副国级职务，除毛泽东和周恩来外，只有她一个人是如此，在众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十分罕见。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政协名誉主席。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担任此职，
居然是宋庆龄在25日会议上代表主席团提名的。
根据宋庆龄委员代表主席团的提名，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
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这时，全场起立，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政协二
届全国委员会会议闭幕》，《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6日。）
年底的时候，潘汉年突然派人给宋庆龄送来了5万美元，说毛泽东委托他来还款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宋庆龄以为是1936年董健吾前往陕北时她提供给董的路费，毛泽东是
还这笔款子。但是，对方解释说：“是毛主席请你本人向宋子文借的。”
确实有此事。
1936年11月，毛泽东派从陕北回来的董健吾要宋庆龄向宋子文借5万美元，以解决上海
地下党经费困难。董健吾的上级就是潘汉年。但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扬镳，不便向
他借钱，而是把自己的莫里哀路的房子典当，然后给了5万美元。
事后，宋庆龄担心自己与中共乃至共产国际的联系暴露，于1937年1月给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王明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
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李湄著：《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第270
—271页。）
这时宋庆龄虽然工资不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是一个级别的工作，并且另外还有一
笔额外补助，但由于看病、招待客人和支助亲戚，工资常常不够用，有时候还向秘书们
借。毛泽东获悉后，便派潘汉年送来了5万美元。
1969年3月17日，宋庆龄在寄给何香凝的信中提及了此事：
潘汉年在被捕前半年把那笔款拿来给我，我以为他想利用我，便让隋同志（宋庆龄的警
卫秘书隋学芳）把钱交去给____，此人在黄敬当天津市市长时我在天津见过，不过已忘
记他的名字了。他是军人，在潘汉年之后柯庆施从南京调来上海之前掌管上海。对了，
他的妻子是广东人。（妈妈（指李湄的母亲廖梦醒）在“____”上面填了“许建国”三
字。）隋送钱去时他正在开会。隋告诉他，这笔款是潘汉年送来给我的，说是毛主席“
还的钱”。此人立刻把潘汉年从会场叫出来。潘汉年当着隋的面解释了这笔钱的来由。
它不是还董“为党需要”借去的钱，是还毛主席请我向宋子文借的钱（他不知道，自从
1927年我去莫斯科后宋子文跟我就分道扬镳了）。不久，这笔以前我赖以为生的钱又再
次送回给我。我写这些是为了告诉你，“董牧师”从我这里拿走的并不是这笔特别款项
……
（李湄著：《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
当时担任宋庆龄的小交通员的董健吾的女儿董惠芳回忆：
1936年，我父亲接到党的指示，急需一笔资金．作为营救同志的经费，就向宋庆龄求援
。她二话没说，慷慨解囊，拿出了自己长时间积蓄的5000元钱，交给了党。由于这一原
因，她以后的生活相当艰苦。（董惠芳著:《终生难忘的“二阿姨”——宋庆龄》，《
回忆宋庆龄》，第379页。）
董惠芳所说的借款数字和用途与李湄所说的不同，可能是其中哪位当事人记忆有误，其
实就是一件事。
然而，对于这一笔还款，宋庆龄没有接受。她拒绝的原因，不是拒绝毛泽东的好意，而
是怀疑潘汉年想“利用”自己，可见宋庆龄的政治敏感性和警惕性有多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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