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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rankfurt (Frankfurt), 信区: Mod_CHN_Hist
标 题: 联日反华的详细原始史料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Sep 7 06:18:10 2015, 美东)
一句话简介，
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在抗战期间是三国志，
共产党和日本人矛盾不小，也有冲突
但总体上以共产党日本人联合，打击国民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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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中共“抗战”的真实过程》
抗战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杂乱战争”，日军自始至终没有统一的战略计划，却由各部
随机因应、胡乱攻击。因此，它从未形成整齐划一的阵线，战线犬牙交错，类似围棋。
所谓“敌后”不但有共军，更有大量的国军甚至国军的重兵集团。共军扩张到一定程度
，就必然要与国军发生冲突，而他们就是共军在此期的主要作战对象。用毛的话来说就
是：“只要我们要发展就还会有磨擦，休战也不过是暂时的。”[1] “如妨碍我发展，
须坚决消灭之。” [2] “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
起来。”[3] 说白了，中共要扩大巩固根据地与军队，就只能去“反磨擦”，把土地、
人、枪从国军那儿夺过来。
为此，伟大领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为全党全军制定了抗战中期的新战略。
1938年11月5日，毛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突出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指出：在现时，有些事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
，这叫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估计它现时不
会同意，则斩而不奏。有些如果做了要妨碍大局，则暂时不斩不奏。总之，我们一定不
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
口号，并把它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
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4]
六中全会与洛川会议同为划时代的里程碑。在此会议后，党的任务就从初期的“合法扩
张”升级为“非法扩张”，或曰“反磨擦”，亦即从初期的从内部攘夺国府地方政权军
权以及分兵抢占真空地带，转变为直接攻占国军敌后根据地。共军在此期采用的军事战
略，与十年内战时用的无异，仍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国军”，对日本人则
游而不击，除了百团大战是因华北根据地被分割封锁造成了生存危机，不得不破袭日军
的交通线外，其他地区顶多只在遭到日军进攻，而又实在无法逃走时才予以反击，但绝
不主动出击，对国军则大打运动战、歼灭战。
要在抗日的名义下大打内战，痛歼国军，杀害卫国忠良，当然需要特殊技巧，而这可是
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游民文化经典的伟大领袖的专长，说穿了很简单，那
就是他最擅长的“后发制人”。在1939年5月5日的延安后方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毛说
，“中国的事，历来如此，有枪为大”，强调要巩固边区必须坚持一个方针，两条原则
：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的第一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第二条
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否则人家磨擦来，你不磨擦去，他便得寸进尺。所以，不
管谁来进犯我们，都当汉奸打，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动摇。[5]
这儿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是“后发制人”。具体操作是：事前谋划好要攻
占哪些国军防区，确定哪部国军是消灭对象，哪部国军可用又打又拉的革命两手拉拢过
来，或至少使之保持中立，然后再不断蚕食或直接攻占选定的地盘。一旦到手，便将它
化为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无论是国府向该地区委任官员或是派入军队，都
是“进犯我们，都当汉奸打”，都要坚持“一步不让”的方针。
例如1938年12月，国府欲调高桂滋部驻防陕北。高怕引起与共军的冲突，派秘书到陕北
探问中共态度。毛立即致电博古、叶剑英等人，表示“我们决不让高桂滋部来此”，令
重庆办事处迅即设法打消蒋介石调高意图；令林伯渠、南汉宸迅即设法打消西安行营及
蒋鼎文调高企图；令朱德、杨尚昆、左权即派人见高，表示此意见。并令重庆、西安两
地办事处都向当局表明：如政府调高桂滋，中共就要加调一旅到两旅来陕保卫边区，亦
令彭德怀向阎锡山表示中共态度。[6]
自己的地盘“一步不让”，别人的地盘则千方百计去抢，这就叫“发展”。谁要想制止
或限制这种发国难财、消灭国军、颠覆地方政权的叛国行为，谁就是“反共”，就是“
反动”，就是“顽固”，就是“投降”，就是“磨擦来”，就要“磨擦去”，“须坚决
消灭之”。
例如1939年6月21日，毛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在敌人‘扫荡’后，鲁南局面
混乱，山东省府秦启荣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六八
六团肖华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7] 这完全是趁人之危，在抗战国军背
后捅刀子，却恰是中共所谓“发展”。
又如1939年12月4日，朱德、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并中央书记处，谓冀鲁豫境内的石友三
部企图截断我与山东的联系，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北上冀西，企图与我争夺太行山脉，
还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我进行破坏与限制。为了应付这个局面，已命令平汉路东两个团到
冀西确保山地，还准备将冀中一部份部队移冀南，冀南一部份部队必要时也南移，以加
强鲁西北，向南开展工作[8]。 八路军与石友三部、朱怀冰部都属国府军事委员会统一
指挥，都守土有责，中共岂能阻止友军正常调动，甚至以此为由去抢占地盘？当然，石
友三后来被八路逼得投降了日寇，但那并不能用来为共军在此前袭击友军开脱。
中共向国军敌后根据地“发展”，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
因则类似第一次国共破裂的局部重演——地方实力派发现自己上了当，想亡羊补牢，限
制中共发展，而中共在羽翼丰满后便翻脸不认人，公开发动叛乱。
例如薄一波去为阎锡山工作之初，双方曾约法三章。薄保证决不在政府与军队中发展共
党，阎便信以为真，让他一手策划建立牺盟会与新军，后又委他为专员，自己信守承诺
，用人不疑，从不干涉过问，听任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一意孤行。殊不料薄一
波利用阎的轻信，不但把牺盟会建成中共外围组织，而且在新军中大规模清洗“反动旧
军官”，换成共产党员。一纵队纵队长鲁应麟是所谓旧军官，很能打仗，却因为坚持与
日军战斗，就被薄撤职。到了1938年下半年，中共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部队，军事指挥
权也基本上拿过来了。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开始悟出开门揖盗之非，在秋林召开军政民高干会议
，传达蒋委员长关于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以及文官不能兼任军职的命令。会议还讨
论了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会活动，缩小专员权限，取消“进步”法令等措施
。薄一波等人认为这是阎锡山下定了夺取军权、取消进步措施的决心，遂决定丢掉幻想
，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认定中心问题是牢牢掌握住对新军的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决不
能手软，于是明确宣布政委制度不能取消，果断撤掉旧军官，以中共政工干部代之，并
下令部下把牺盟会在各地区的近70个县政权进一步掌握好，主要是粮食、财政和地方武
装大权。
1939年8、9月间，中共北方局、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迭发指示，下令在山西开展“反逆
流”斗争。11月初，薄一波特地召开决死队一纵队扩大会议，强调提出要加强组织上的
准备，掌握部队，进一步巩固政权，准备在顽军进攻时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9]
这可真是井落到吊桶里了：新军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抗战，用国府的钱和枪
组建的，理应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及阎本人的指挥，效命抗日疆场，何来什
么“阎锡山下定了夺取军权、取消进步措施的决心”？到底是谁篡夺了国防军的军权，
把它变成私家军？取消政委制度，不许文官兼任军职，正是军队国家化、军政分开的进
步措施，也为举国一致抗战所必需，怎么又成“逆流”了？而且，那是最高统帅蒋介石
的命令。在卫国战争中抗命不从就是叛国。国军即使武力镇压，也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这却构成了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序幕。据中共媒体介绍，它是这样触发的：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进攻日军，
此举将使该部置于日顽两面夹击境地。因此第二纵队拒绝执行命令。阎便宣布第二纵队
为“叛军”，下令“讨伐”，以6个军的兵力，向隰县、孝义一带的新军攻击。”[10]
在法理上，决死队从来不由共产党领导，是被共产党人欺骗长官窃为己有的。就算所述
是实，共军也是国民革命军一部。对抗上级军令，拒绝开往抗日前线，当然就构成了武
力叛国大罪，政府以武力镇压完全是应该的。
然而这却不是中共的“爱国主义”，于是薄一波操控新军公开叛乱，与八路军联手痛击
旧军，重创后者，还反诬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等部国军以及拒绝附逆的决死
队三纵队一部是“叛军”。12月30日，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建议，为巩固华北，应彻底消
灭晋西反共投降势力，晋东南应消灭孙楚指挥之独八旅干部团及决死三纵队之叛军。毛
泽东于1940年1月11日覆电说，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阎锡山是大资产阶级中
最反动的部份。我们要以贺（龙）、关（向应）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要巩固晋西南，
打开一条通往洛阳的路，然后向吕梁山攻击。如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则让他占领吕梁
山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11]
夺取晋西北，巩固晋西南，打开通往洛阳的路，攻击吕梁山，还事先划定攻占地域。莫
非那些地方不是国军防地，而是沦陷区？这到底是谁的“高潮”啊？
然而我党就是有本事在国家危在旦夕之际“高潮”迭起，快感连连：
1940年1月1日，彭德怀向即将召开的牺盟会代表会提出建议，拥护阎锡山民族革命十大
纲领（诶？他又不是“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份”了？），打倒叛军王靖国、赵承绶
、陈长捷、孙楚。[12]
1月4日，八路军总部制订了讨伐石友三的战役计划。随后，冀南八路军向石友三部发起
攻击。石友三率部逃到卫河以东[13]。 大众都知道石友三后来做了汉奸，却不知道他
主要是被八路逼反的。
同日，彭德怀命令贺、关、聂等部争取在晋西北解决陈长捷、王靖国、赵承绶三部主力
，避免与中央军直接冲突[14]。 为什么要解决该三部的主力？莫非他们是日军？
1940年1月5日，毛致电彭德怀：晋西北有贺（龙）关（向应）率两个团去即可保障逐渐
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晋东南已失之七县可选择无中央军之数县消灭孙楚，恢复人民
政权[15]。 “逐渐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读之令人胆寒，实难想象世上竟有这种
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民族中流砥柱”：要创建根据地，何不去日本人手上夺取？
1月5日，朱、彭致电聂荣臻等，指出侯如墉、乔明礼一贯反共反八路军，应立即抽调兵
力歼灭之[16] 。“反共反八路军”便是被歼灭的理由，那八路不打日军，是不是因为
他们不反共也不反八路军？倘确实如此，那又是何原因哪？
1月8日，彭德怀向毛泽东、王稼祥报告：庞炳勋将调河北，与朱怀冰、石友三、侯如墉
等部合七师之众，难对付，建议贺龙、关向应仍回晋西北全力打击阎锡山，掌握同蒲路
西及绥远政权；决死一、二纵队东移太岳；陈士矩支队调豫东与杨得志支队发展冀鲁豫
边区；吕梁山军事行动可适可而止[17] 。所以，“砥柱”全力打击的不是日寇，而是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再无余力留给日本人。
1月19日，蒋介石命令八路军移邯（郸）长（治）路北，朱、彭认为那是“欲逼八路军
退出太岳”，因而顶风上，电令刘伯承、邓小平，着陈赓率771、773两个团移驻太岳，
与决死一纵队会合，统一指挥太岳之八路军与决死队；由黄克诚统一指挥太岳各部。[
18]
1月21日，朱、彭致电徐向前等：对盘踞在山东对我军搞磨擦的沈鸿烈顽固力量，需在
有理有利的原则下在军事上打击之，在政治上孤立之，并推翻其危害抗日的反动政权。
要力求掌握鲁南之蒙阴、日照、诸城、安丘、莱芜、新汶、泗水等十一县以及胶东半岛
八县地区[19] 。偌大地盘，中共要去“力求掌握”，敢问是去谁的手里夺啊？中共有
何权利去武力推翻国府地方政权？
最绝的是，一边高潮迭起，到处攻城掠地，一边还要贼喊捉贼。1月25日，朱、彭及其
他八路军将领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进攻边区。[20]
1月29日，朱、彭致电黄克诚，指出：壶关、长治、潞城、黎城、平顺是我基本地区，
必须巩固，并尽可能争取巩固陵川、高平、晋城（不含）大道以西山地。对高平、阳城
、晋城等地的叛军反动政权，应寻求机会打击消灭之。对中央军应避免冲突。在其进犯
我军时，则给以坚决打击，消灭其一部[21]。 凡是共军想夺取的地方，驻防其上的国
军不是“叛军”，便是“顽军”。欲打内战，何患无辞，据说这就是“枪口对外”。
就连国军调动，也能构成共军“反磨擦”的借口。1月30日，朱、彭电告刘伯承、邓小
平：鹿锺麟有东进濮阳与丁树本会合可能，我对其磨擦采取自卫立场，可先消灭反共的
齐子修部[22]。 连国军两部会合在一起都不能容忍，必欲消灭之，简直比日军还霸道
。“先消灭”也是“自卫立场”，绝了。
2月11日，据称国军朱怀冰部向八路军发动进攻，11日至16日，朱、彭定下了消灭石友
三、朱怀冰各部的部署。3月4日，朱、彭指挥17个团在平汉路东发起卫东战役，至15日
歼灭石友三部六千余人。3月5日，朱、彭指挥13个团的兵力，在平汉路西发起磁(县)、
武(安)、涉(县)、林(县)战役，至8日全歼朱怀冰两个师、侯如墉一个旅、张荫梧一个
纵队共一万余人，并控制了武安、涉县公路以南，西平罗、临淇镇以北地区。这两个战
役的胜利，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23]
2月20日，毛泽东满意地总结道：
“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
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北整个华北）我们已占
领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24]
迫使蒋“整个处在防御地位”，也能是抗战的伟大胜利？就是“砥柱”对民族圣战的伟
大贡献，可以为此心花怒放？没有中共帮忙，蒋也本来就“整个处在防御地位”了，怎
么还忍心去雪上加霜？
中共中央书记处总结的“反磨擦”赫赫战果更全面：
“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高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荷泽，朱怀冰一
个师大部被消灭，鹿、朱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是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
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双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
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25]
据此，中共中央计划下一步“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达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
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
”，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 ]
这就是中共文电披露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真实过程。不难看出我党是怎样酿制这“
高潮”的，那就是事先看好要侵占的地盘，千方百计巧取豪夺之，激化双方矛盾，直至
对方忍无可忍，以武力反击或试图收复失地。共军便全速开动宣传机器，恶人先告状，
作出一副受害人状，将忠勇抗战的国军诬为“反共分子”、“顽固派”。等到舆论造得
差不多了，便开始“反磨擦”，调集早就部署好的重兵围歼“顽军”。在国军主力被歼
后迅速扩大战果，占领周边地区。等到地盘扩大到了原定边界，便开始“呼吁和平”，
作出“相忍为国”的崇高状来。国府为避免大局崩坏，国家沦亡，也只好承认现状。这
就是毛反复强调的“有理有利有节”——“有理”，是以贪得无厌的扩张引起国军反击
；“有利”，是事先必须选定有利的战场，战后能迅速扩大地盘；“有节”，则是在达
到预定目标后便暂时“和缓”下来，等待下一次机会。
阅读详情: http://www.backchina.com/blog/260533/article-108438.html#ixzz3l2Qpmw8i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酿制技巧更臻化境。中共全靠它从头建立并巩固了华中根据地。
而促进中共向华中扩张的直接原因，则是共军在日军占领的华北难以生存，必须避实击
虚，去攻占为国军管辖、中共尚未染指的华中。
早在1939年4月12日，毛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
正确的。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将来趋势我们必将更加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
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27] 。同月21日，中
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
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
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和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28]
1939年5月4日，毛致电刘少奇：“据陈毅电称，苏北敌攻高邮与韩德勤激战中，日军岩
木师团大部移江都、六合，有扫荡苏北模样，在韩与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不能支
持下，为我夺取苏北良机。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
扩大二万人枪。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29]
韩德勤将军是著名的抗日功臣。台儿庄战役期间，他率所部第二十四集团军负责南线作
战，在高邮、宝应一带奋勇杀敌，成功阻击了由扬州北进之敌，就连日酋板垣征四郎都
承认韩部的抵抗非常顽强。徐州失守后，韩德勤任苏北兵团总指挥，留在苏北敌后坚持
抗战，在武汉会战期间，韩德勤指挥第89军等部，在苏北敌后大举反攻，先后以血战从
日寇手中夺回阜宁、盐城、东台、宿迁等大片地域，形成了真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
为战功赫赫，他被国府任命为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他在与日寇苦战之际
，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业已决定趁人之危，利用日本友军的帮助扩大私人地盘，而
他本人已被毛的瞄准镜套住，厄运即将来临。
1940年1月19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们目前在
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
们完全同意。”“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30]
1月28日，中央书记处指示：今年内中共中央中原局至少发展到10万军队，100万至150
万自卫军。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份
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31]。 同月，根据中央指示，陈毅派新四军挺进纵队
第一、第四团渡江北上[32]， 首次染指苏北。
2月10日，中央军委再次催促陈毅部进占苏北：“陈毅猛然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
建立政权，扩大军队2万至3万，巩固根据地；尤其江南，可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
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淞沪线，直达海边。”[33]
3月23日，因为晋察冀地区头年多灾，军民粮食困难，朱德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王稼
祥的来电，命令平汉路东的部队以相当数量移动，援助新四军与发展淮河南北，同时将
磨擦中心移至华中，以巩固华北[34]。 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
少奇、项英等，同意朱、彭将磨擦中心移至华中的决心。在华中武装磨擦中的军事策略
如下：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
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
应当向苏北发展。[35]
请注意，毛泽东口口声声骂国民党“吃磨擦饭”，还令八路军总部公开出版发行《磨擦
从何而来》的小册子，但这些电报明确无误地显示，共产党才是吃磨擦饭的专家，磨擦
中心在哪儿完全由他们选定，而且事先就划定了要攻占哪些地区。然而因为我党强大的
宣传机器与高明的统战策略，贼喊捉贼确有神效，于是是非被彻底颠倒，国府与中共之
间便成了“挨了打的，忍辱负重驮着打了人的；打了人的，苦大仇深骑着挨了打的”。
为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3月22日，陈毅所部新四军在半塔集歼灭国军三千余人，
打开了皖东新局面，不久即建立天长等八个县政权。陈毅后来对半塔集“保卫战”给予
高度评价，说“半塔守备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
就有了黄桥”[36]， 构成了在国家危如累卵之际大打内战的三个辉煌里程碑。
半塔集战役后，刘少奇及时总结了该役“固守待援，诱歼国军”的典型经验。向叶飞面
授机宜，教他怎么去制造借口，消灭国军，用“自卫反击”的方式把苏北从韩德勤手中
抢过来，还要把国军栽为“挑衅者”：
“少奇同志说，现在华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接受了教训，对苏、浙、皖，他们也
比华北更重视，不再跑光了，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十几万军队。……现在
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
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这个文章怎么做？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
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
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
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因此，顽固派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
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吸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
顽固派猖狂进攻，衅自彼开，我们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
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德勤。”[37]
所谓“阻碍抗日”乃是诬蔑，很可能是叶飞在写回忆录时涂上的化妆油彩。韩将军一直
在英勇抗日，屡建奇勋，新四军从未像他那样打过日本人。事实上，日本人、韩德勤与
中共构成了个传送链：韩把国土从日本人手中抢回来，中共又从韩手中抢过去，就连新
四军总部所在地盐城都这样。刘少奇承认了这一事实：“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
”争夺的对象不是日本人，而是国民党。毛也说明了韩的真正罪行是什么：“韩德勤部
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凡是不向中共拱手让出防地的，都是“反共顽固派”
，都是“磨擦专家”，都该无情消灭。
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韩德勤进攻皖东虽因失败退返淮河
以北，李品仙受李先念纵队5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
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是欲把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
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是，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
艰苦，我党我军不控制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
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党我军最重要的生命线。[38]
这就是说，虽然蒋介石与国军都想停止冲突，共军仍坚持避实击虚，以夺取华中国军根
据地为生存前提。而且，为了为全面内战爆发（所谓“全国性突变”）作准备，也必须
从国军手中夺取华中。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南局的指示，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
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
军队，坚决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
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
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39]
这里的“敌人占领区域”，指的其实是国军敌后根据地。然而该电报在苏南县团以上
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时，“全场振奋，指出过去关于国党的限制未能充分发展自己”，今
后“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然发展”。[40]
1940年5月8日，陈毅向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江苏省主席韩德勤）
下手。”[41]
12日，毛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彭雪枫、黄克诚：“目前华中斗争应以全
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
桂联合以对我。”[42] 全力对付的是在苏北敌后坚持抗战的国军，对之取守势的则是
另一部国军，仿佛日军压根儿不存在，毛泽东何以如此有恃无恐，知道日军只会坐山观
虎斗，绝不会介入？
然而共军就是有恃无恐，“猛然发展”内战。5月间，陈毅和粟裕令东路部队在一月之
内将国军胡肇汉、杨忠、赵北三部武装肃清；令第二团在近日内将江南张知衡部肃清，
力求在最近一月内控制京沪路全线，待忠义救国军东进至江阴、无锡地区时予以全部歼
灭。[43]
5月30日，毛明知韩德勤是抗日功臣，毫无通敌证据，却以诛心国术肆意诬蔑，致电刘
少奇并告叶挺、项英、陈毅：“韩德勤部受我打击后必定谨慎，目前虽无证据说明韩与
日勾结，但至少是心心相印，故我一鼓而干脆消灭韩已不可能。”但次日他又致电刘少
奇、陈毅，要他们充分利用日本友军的援助，策应日军打击国军：“应利用敌攻河南，
汤恩伯、李品仙大部被牵制机会，加速整理部队，消灭可能消灭的韩德勤、沈鸿烈反共
军。”[44]
6月15日，陈毅致电中央，谓：“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
径，……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18日，挺进军五团击溃冷欣所部第四
十师朱团。[45]
5月17日，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占郭村，李长江多次派人索还。六月下旬，李向挺纵下了
最后通牒，限三天内退出郭村。叶飞将此情况分别电告中原局的刘少奇与新四军江南指
挥部的陈毅。刘少奇回电，要叶飞按他在半塔集战役后所授秘计，“在冲突前争取政治
上的优势”，“固守或以游击战支持一二星期，让顽固派进攻你们，你们自卫，造成充
分政治理由，然后再由八路军与四、五支队援助你们协力侧击顽固派。”叶飞依计而行
，未听陈毅命令，固守待援，诱歼国军。6月29日，李长江率兵包围郭村，战斗打响。7
月1日，挺进纵队突袭李明扬军后方重镇宜陵，消灭其一个营和团部，李军大恐。2日，
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歼李部3个团，迫使李部全线溃退。3日，陈毅对叶飞说：我们要打
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不使他们投奔
韩德勤。4日，陈毅指挥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分路出击，一举夺取塘头，俘虏李部官兵
近2000人，直逼泰州城下。过后陈毅却打电话向李明扬道歉，声称该役是“对部下约束
不严”造成的“误会”[46]， 以拉拢他在即将到来的灭韩战役中保持中立。
7月12日，毛致电周、刘、项、陈等，重申5月12日的命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
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47] 再次强调全力对付国军，不留
半分余力给日本友人。
1940年7月20日，刘少奇与邓子恢联名致电陈毅并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并致彭德怀
、项英、叶挺、黄克诚，分析比较大别山、伏牛山、苏北这三个地区的利弊，指出苏北
最有利于我发展，必须取得苏北，为整个华中建立一个总的巩固的根据地。并提出下一
步作战计划：陈毅所部暂不去黄桥，在原地“让韩（德勤）李（明扬）集中部队从东北
方向”向我进攻时，我军“以逸待劳，严阵以待，最好在他来攻三五天之内我不作大出
击，在原地则应准备独立坚持两星期至一个月。”以便在政治上向全国舆论和苏北群众
证明“衅自彼开”；在军事上则等待与配合强大的增援部队的到来，共同进行决战，“
赶走韩德勤，最好李明扬也同时赶走。”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中原局和陈毅：对二李采取
缓和方针，对桂系李品仙也采取和缓冲突的态度。并指出，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可能性
很大，因此苏北已成为顽我双方必争之地，故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仍须增援陈毅，
以求压下韩之攻势，发展苏北。[48]
7月25日，陈毅指示陈丕显，谓与韩德勤部决战的战场选择已初步拟定了几种方案。总
之要远离那些中间势力的防区才对我有利。[49]
7月28日，陈粟率队在老叶庄、徐家桥一线击溃国军陈泰运部两个团歼其一个营。当晚
，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一线，以第一纵队占领搬经，截断国军何克谦退路，
以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经一夜激战，次晨占领黄桥，歼何克谦部主力近
2000人。[50]
30日，毛致电刘少奇、陈毅、叶挺、项英：“同意刘少奇关于苏北战略的意见。”“苏
北全部为我必争之地，韩德勤部攻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驱逐或歼灭该部，发展苏
北。如其对我不进攻，我则步步发展，待其攻时才大举反击。以保持有利原则。”[51]
8月上旬，陈粟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成立泰县、如皋、靖江、泰兴、江都五
个县政府；委派县长，成立军政干校，出版报刊，设卡收税，招募新兵。[52]
8月31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八路军应迅速南进，主力要在省韩未攻我前先行
占领盐城之线，五支队则应先占领平桥、宝应之线，才能密切配合我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否则要失良机于万一。”同时表示自己“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53]
9月3日，刘少奇、邓子恢致电陈粟并报中央：“韩德勤已开始向你们进攻，这已给了我
们解决苏北问题的极大可能。现决以9个团参加，由苏北全部南下，配合你们解决韩之
主力，完全占领盐城、东台、兴化、阜宁四点。这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在华中之作
战地位具有决定意义。”次日，陈毅致电中央，谓“我处即照胡服3日申电原则办理”
，吸引韩德勤，固守待援。同日，陈毅派黄桥著名士绅和民众代表到泰州转海安、东台
呼吁和平，展开政治攻势，下令新四军放弃黄桥及其以北阵地，并致电蒋介石，通报韩
德勤纠集兵力进攻及新四军退让情况，要蒋制止韩进攻。次日晚上，陈、粟指挥部队反
击，一举歼灭国军先头部队第一旅两个团。6日，陈致电蒋介石，再度恶人先告状：“
恳钧座立电韩主席制止友军行动，主张公道。”13日，陈、粟再次令二、三纵队对国军
防区姜堰发起攻击，以一纵队打援。歼张少华部1000余人，于次日攻占姜堰。陈毅声称
：“我们打姜堰的目的很简单，是为求得和平。”此后陈毅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并
拉拢二李，试图通过他们刺探到韩德勤的部署。[54]
9月22日，毛电令叶挺、项英：“苏北主力须即动手解决韩德勤部。皖南部队及军部以
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55]
10月3日，毛致电周恩来，让他在重庆恶人先告状，“告（国府）以韩德勤部现又大举
压迫陈毅苏北部队，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我们的部署方针是：韩
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
能坐视。”[56]
嗣后，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再三命令新四军撤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否则即动
武。陈毅为了诱敌深入，同意退出姜堰，并以此作足宣传文章，在姜堰邀集各界人士举
行告别会，声称新四军东进黄桥以来，真诚维护团结抗日大局，一直采取退让态度，但
韩德勤既不许我们抗日，也不准我们生存，他丧失了人性，简直是一条狼！我们是遵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的！[57]
10月4日上午，国军进抵黄桥，黄桥战役爆发。10日，战役结束。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
立六旅等部16个团共1.1万余人被歼，89军军长李守维在撤退过程中落水淹死，独立六
旅旅长翁达自杀。这些忠勇卫国将士抗过了日军屠杀，却死在共军手中。33师长孙启人
、99旅旅长苗瑞林以及117师参谋长以下3800余人被俘。新四军攻占海安、东台，八路
军黄克诚部也南下攻占东沟、宜林、阜宁、盐城等地，与新四军在东台会合，苏北与苏
中的中共根据地连成一片[58]。 国军在苏北敌后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就这样基本被共
军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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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
10月9日，毛致电刘、陈并告叶、项：“无论国民党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
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他。陈（
毅）部大胜，振我士气，寒彼贼胆，惟韩德勤尚有实力，我军须集结力量沉着作战。黄
克诚部南下增援完全是正当的。”[59] 中共不抗日，还要打击抗战国军，以“寒彼贼
胆”，摧垮他们的士气。
10月12日，毛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告以叶（挺）项（英）屡电主张大举进攻韩
德勤、李品仙，并要求将黄克诚、罗炳辉诸部改归其统一指挥。韩德勤一个师进攻陈毅
，我反攻胜利，俘获千余，请周要求蒋介石、何应钦制止韩之进攻，否则八路军不能坐
视。同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和黄克诚，指出：蒋介石在英美策动下，可能
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中共不能
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新四军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
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韩德
勤大败乞和，显系缓兵待援。此时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会合，
以主力占领兴化以东之广大地区，迫韩放弃反我方针，承认我之抗日根据地。同日两次
电告陈毅，强调对所获俘虏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
队战斗力。最重要俘虏官酌留数人不放，以为他日韩德勤向我进攻之人证。注意收集韩
反共证据，特别是蒋介石的反共命令文件。[60]
这几通电报最能显示毛之厚黑：1）“韩德勤大败乞和”，毛还要周恩来去要求蒋介石
“制止韩之进攻”，而“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会合，以主力占
领兴化以东之广大地区”；2）中国加入英美战线，不是国家免于灭亡的福音，而是“
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3）将“最重要俘虏官酌留数人不放，以为他日韩
德勤向我进攻之人证”——为日后再度进攻韩德勤预先制造“自卫证据”；4）毛的内
战武功已臻化境，飞花弹叶亦能伤人。蒋介石试图限制共军在国军后方捣乱破坏的命令
文件的唯一作用，便是变成掩盖共军主动发起内战的烟幕弹。
10月18日，陈毅致电叶挺，再度通过他向蒋介石告状，声称：“职部但求生存抗日，毫
无他望，对于韩氏出此亲痛仇快行为，实深遗憾。惟有恳请转呈上峰，速令韩氏停止进
攻，和平解决，以利抗日。”[61]
共军在黄桥战役中消灭了韩部一万一千余人，刘少奇尚意犹未尽，必欲彻底消灭韩军而
后快。11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提议“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
10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决心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钳制霍守义部，“主力即进攻
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控制淮安、宝应段之运河，得手
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河，彻底解决韩部。”次日，他第三次请战，建议“首先消灭韩德
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毛
惮于舆论谴责，决定暂等风头缓一缓，遂与朱、王覆电：“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
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62]
11月18日，刘少奇、陈毅、赖传珠致电中共中央并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第四次请
战：“现各方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能集中力量对付西面
汤（恩伯）李（品仙）之进攻。”并提出相机解决韩德勤等的四个方案。[63]
中央终于同意了，于19日致电刘、陈、黄并转叶、项：“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
主动的。黄桥战役就是证明。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德勤）霍（守义）两军
之间，隔断其联络，能办到这一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为达此目的
，你们应该准备一个局部战斗，即是用第五纵队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
平桥、阳念、安丰等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64]
21日，毛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
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之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
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我除在文章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作一点小小的让步之外其它是寸
土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
，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向我，单是一个硬，或单是一个软，都达不到目的。
”[65]
由此可见，当时新四军并无遭到国军进攻的危险，并不需要先发制人。至于“蒋介石的
诡计，何应钦的投降”则完全是凭空诬陷。然而就在同一天，刘少奇、陈毅等却向所部
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部署，决定华中指挥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
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26日，刘少奇、陈毅命令：“
各兵团应于27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均于29日拂晓开始攻击。”29日，刘、陈下令30日
拂晓进行总攻击。当晚，先头部队向韩德勤部第一线马庄、北宋庄、丁苑岗等地发起进
攻，曹甸战役正式打响。12月13日，陈、粟、黄等指挥新四军第一二纵队与八路军第五
纵队第一支队对韩德勤主力所在地曹甸发起总攻，经一昼夜未能攻克，不得不命令部队
撤出战斗。此役共歼韩部8000余人，新四军、八路军伤亡2000人。[66]
11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国民党的政策是将我封锁于敌后与敌拼
消耗，防我南移，以隔断我军。我在华北的主要方针是坚持斗争。南线黄克诚及彭明治
、朱涤新支队移华中。华中是国共必争之地。目前南移是最好时机[67] 。重申中共拒
绝对日作战，要在国难深重、强敌深入国境之际去与国民党争“必争之地”的坚定决心
。
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认为“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小的冲突不可
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去年反磨擦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的根据地，
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日本的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我们在日军进攻时
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之办法是先斩后奏，斩而不奏”[68] ，坦承
“华中各处的根据地”是靠“去年反磨擦斗争”创立的。而且，他明知“日本的方针是
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却蓄意雪上加霜，再次命令与日军夹击国军。
6日，毛致电周、叶并告叶挺、项英、彭德怀、左权：“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
打通苏皖，以便我黄克诚部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我苏北部队必须从
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打通后即可向皖东增援。”[69]
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及刘少奇等，下令开辟内战新
战场：“综合各方面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我决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
彭黄左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到达彭雪枫地区；望陈罗令教导第五旅迅即
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
毕，增援皖东为要。”[70]
23日，毛、朱、王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下令利用日本友军的
策应，趁国军处于困难之际消灭韩部：“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
、黄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
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
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在
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
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
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
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
根据地。”[71]
12月25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得意地宣布：“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
北。”[72]
1941年1月6日，毛、朱、王覆电彭雪枫并转刘少奇、陈毅、赖传珠，提醒他们注意使用
卞庄刺虎之计，尽可能利用日本友军去杀伤国军，只在国军背后捅刀子：“二日电悉，
部署是对的，惟须注意：不可进得太急妨碍敌顽决战。我只在敌顽作战地区以外之间隙
部分乘机发展，对地方顽固派可消灭之。”[73]
中共不顾国亡无日，趁国军全力对付日寇之际，大规模消灭国军，攻占国军防区，激化
了中共与国府的矛盾，为皖南事变作了充分铺垫。关于该事变，杨奎松教授已经作了翔
实的研究，这里只作简略介绍。必须申明，我只是转述他披露的史实，评论则由我作出
，文责自负，与杨教授无关。
ZT
附录
丁树本
丁树本（1900--1948）号立斋。安徽蒙城人。早年入西北军。曾任山西张多关盐务监督
、察哈尔省沽源县县长，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军需处长，1935年5
月任河北省濮阳县县长，1936年任河北省第17区（濮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七·七”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仓皇南逃，日军迅速占领华北，中华民
族处于危亡关头。不愿当亡国奴，坚持抗战，已成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1938年初兼任
冀鲁豫边区保安司令，6月任河北省政府委员，丁树本在共产党直南地委协助下，四个
抗日支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坚持敌后抗战的豫北专员龚百龄，兼着豫北地区保安司令，司令部就设在滑县的黄德集
。为了筹粮冀南濮阳专员丁树本向豫北专员龚百龄提出要带领第二支队去“支援豫北”
，从此丁树本开始在豫北名正言顺地征收粮款，把抗日活动推及到河南内黄、滑县等县
，成为跨河北、河南两省的“冀南豫北专员”，成为蒋介石表彰的“华北敌后抗战二专
员”之一。
1938年3月11日拂晓，日军追至丁树本驻地常庄附近。丁树本命令四支队攻打正面，其
部保安团攻打两侧。打退日军进攻，歼敌200余人。
在此前后，平杰三、刘汉三、张增敬领导的八大队与刘晏春领导的游击队都合并到四支
队，四支队已发展到六七百人。5月滑内边境地方武装刘相友率数百人加入四支队，四
支队发展至千人。1938年夏，四支队脱离丁树本部队，在河北肥乡县同八路军七七一团
会合改编为东进纵队第七支队。
丁树本并不反共，始终处于中立立场。而国民党石友三部在抗战中反对共产D，杀害共
产D干部。1940年底八路军由冀中调来几十个团的兵力，来冀南发动了对石友三的讨逆
战争，石友三部队被打得从南宫一带退至陇海路附近。
在这次“讨逆”战争中八路军在南宫缴了丁树本部队一个营的枪。后由张克威带近200
支残破的枪支交还丁树本说：“丁专员坚持抗日，我今日特地来访，一来表示钦佩，二
来想同丁专员加强联系，共同抗敌。这次讨逆石友三，没有想到误缴了专员一个营的枪
。今日特地表示歉意，实在是因为发生了误会，还请丁专员明鉴！”丁部士兵进来报告
“八路军送来有200支枪都是坏的。” 丁树本十分大气地说：“不管好坏，悉数收下，
多几支枪咱抗日，少几支枪咱也抗日”。张克威表示 “等缴了好枪，选些好的先给丁
专员送来！”
1939年任河北省第10区（濮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任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
队司令，丁树本不但让晁哲甫担任其政治部副主任，让晁涌光任组织科长，还成立了军
、政、民座谈会，让晁哲甫、罗士高和安法乾为委员。晁哲甫在会上提出制定抗日纲领
，亦为丁树本所接受。11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冀南分队部在濮阳成立，丁树本和安
法乾均到会讲了话。12月，冀鲁豫农民抗日救国会和妇女抗日救国会，在丁树本的大堂
上联合开会，宣告成立。丁树本亦到会讲话，表示祝贺。在此期间，安法乾等还做工作
让丁树本委任共产党员张惠僧为东明县长、委任救国会委员毛迪亚为长垣县长，使这两
个县的抗日救亡活动得以顺利开展。这样，直南各县就普遍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和自卫队
等群众组织，有些地方还建立了锄奸团，普遍挖了路沟，对保卫抗日根据地、坚持反扫
荡起了很大作用。
1939年冬,中央军委电示杨得志、崔田民冀鲁豫边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要坚持边区抗日
游击战争,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所辖的直南、豫北、鲁西南三个地区,处于
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虽然地区不大且狭长,但是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
连接枢纽。又是太行与鲁中两大山岳地带抗日根据地的连接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0年春，杨得志奉命率部向丁树本等部发动大规模“讨伐”。杨得志制定了一个讨伐
方案：用“联合”的名义，派部队到与丁树本有联系的县驻防，有的县 1 个连，有的
县 1 个营，待机行动，各个击破。一切准备就绪后杨得志便和丁树本“摊了牌”，“
揭露”其“依靠日寇”，妄图挤走、挤垮八路军。丁树本坚决不予认可。杨得志便指挥
部队从各地同时发起进攻，打了丁树本一个措手不及。丁树本的2万多人及地方顽军大
部分被歼灭，他本人只带了1千多人逃往豫西去了。
丁樹本在退出冀豫邊區之後退往晉南,1941年5月,丁樹本部冀察戰區挺进縱隊在晉南与
日本會戰中全軍覆沒。此后闲居在西安。
1943年10月任河北省第18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5年任河北省第14区行政督察
专员兼保安司令，陆军少将。
1947年12月30日在河北东明被俘。不久在东北战犯管理所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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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年前，国府就在华北地区对中共破坏抗战的犯罪行为作了调查。据统计，从1939
年1月至1940年2月，八路军与各地国军较大的冲突就有数十起，除晋西事变夺取山西新
军之外，还有1939年2月20日前后消灭史省三、周朝贵所属的河北保安第二、三旅；4月
26日重创河北民军王子耀之第15团；4月28日围歼张静元之第14团；6月21日重创河北民
军第二军分区乔明礼部；8月中旬围歼河北民军第11旅王志和部；同月围歼第二战区第
三游击师张诚德等部；10月消灭白志沂部；11月消灭山东保安第二中队；12月初消灭河
北游击第三支队孙仲文部；1940年1月2日歼灭河北民军第七纵队赵侗所部；1月10日消
灭胡安烈部；1月11日消灭夏维礼纵队之李本卿部和侯如墉部；11月12日消灭乔明礼部
；1月22日消灭王学礼部和于珩部；2月9日至11日重创石友三部，并消灭孙良诚部一团
；1月底至2月初全歼山西金宪章部，2月下旬消灭第97军朱怀冰部，等等。自1938年12
月下旬至1939年8月29日，张荫梧所部河北民军已先后被歼，张被迫只身离开河北。山
东省自1939年9月至1940年1月亦先后有博兴保安八旅、鲁东第九梯队、招远保安第27旅
，以及莱芜、东平、峄县及郓城等县的保安队被八路军歼灭，等等。[74]
这一系列破坏抗战、消灭国军的汉奸行为，引起了各地军人、官员和民众的极大愤慨，
自然要反应到国民党中央那儿去。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根据会
议代表的要求，经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针对中共在国府“权力所及之
区”内的秘密活动，拟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9月间，国民党中央召开党政军联
席会议，拟具了《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最高原则》以及《对某党应取态度之原则》等秘密
文件，主张“不宜全般破裂”，但“赞成各地方之局部斗争”，强调“在中央立场上对
各地方之磨擦冲突均视为地方事件，采取个别处理之方式”，要求“各地区之国军于暗
中划一地境线，不许十八集团部队自由越境，若不服制止，即将其侵越之部队剿灭”，
“默许各机关战区及沦陷区之国军采取任何方法肃清其内部之不良分子”。[75]
平心而论，这些都是一个主权政府对破坏抗战、构成叛国事实的军阀政权的最起码的应
对措施。国民党的错误，是不该制成秘密文件，而应先公布上述调查结果，再以政府和
军事委员会的法令与军令公开发布那些规定，为八路军与新四军划定防区，严禁越境窜
扰、攻击甚至消灭其他防区内的国军，严禁在国府治权所及的区域内搞秘密活动（尤其
是篡夺山西新军军权一类叛国行为），违者军法从事，严惩不贷。此乃维持国家军令统
一、保护国军不被内奸暗算、地方政权不被武力颠覆的最低限度的内卫措施。
然而国府却生怕在汪逆投敌之际在强敌面前暴露内部矛盾，故而只作为内部秘密规定，
反而授人以柄，被毛泽东收在《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中，用为诋毁国府的“搞磨擦
”的“反共罪证”，成功地倒果为因——本来那些规定是中共“反磨擦”引出来的被动
防御，却成了“磨擦”的由来。
1940年初，鉴于冲突不断，国民党高干上书蒋介石，建议：“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发
表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
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
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其目的是“
免去中共部队与国军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中共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
织直接冲突”[76] 。据此，1940年7月21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将《中央提示案》送达中
共代表周恩来，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
冀鲁交界地区”，[77] 试图逼共抗日，却被中共拒绝。
黄桥战役成了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府至此忍无可忍。1940年10月19日，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致电朱彭叶，指责八路军与新四军：（
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二）不遵编制，各部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
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日人，专事军事吞并。故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
各部队，限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78]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军令都是合理必要的，只是来得太晚了。从法理上说，国府军委
是领导卫国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有权调动属下任何一部，而下属部队只能绝对服从。从
最大限度地动员全民抗战的角度来说，共军握有50万重兵，逼共抗日为国家民族整体利
益所必需。从确保抗战不被内奸破坏来说，它也是绝对必要的：军令所举四条，每条都
是事实。共军不但不遵军令，不守编制，擅自扩军扩地，还从来不打日本人，不是与日
军夹攻国军，便是武力颠覆地方政府，攘夺国军根据地，而且还越打越大，越攻越广，
从华北打到了华中。为了确保抗战不遭破坏，当然必须制止这叛国行径。到了1940年底
，中央提示案指定地域内的国军已被共军歼灭殆尽。若让共军悉数撤到那一带去，他们
就再也无法暗算国军了。如果中共真是“民族中流砥柱”，那就正好获得了杀敌报国的
广阔疆场，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要“发展”，敌后的东四省有的是地方。
然而11月9日，中共中央却以朱、彭、叶、项的名义覆电，公然拒绝服从军令，只同意
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79] ，以实行早就谋划好了的与苏北新四军会合。不仅如
此，中共还因此郑重考虑是否全面发动叛乱。11月1日，毛致电周恩来等，与之商量是
否发动全面内战，以重兵突袭国府后方：
“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只在反共军进到我根据地时反
击之，我军不打入彼后方。待彼方投降实现，人民明白真相时，再用反汉奸旗帜打入彼
后方。采此方案其利是政治上我占上风，其害是军事上不但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而且
必被彼方数十万军队将我驱至陇海路以北构筑纵深封锁线，我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
军严重夹击。军事上危险是很大的。（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五十万人中至
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入彼后方。如采此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军事上
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80]
共军公开抗命，给国府出了个难题：如果不言出法随，则中央威信扫地，从此再不能号
令部队，还怎么抗日？因此，军令部随即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
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但若真要以武力驱逐共军过河，则毛早就准备以二十万精兵突袭国府后方，那就意味着
全面内战，国府将遭到日军与共军的大规模内外夹击，要想生存下来，就只有向日本乞
和，而蒋介石绝不会跨过这一步。因此，军令部的计划报上去后，蒋介石迟迟不批。直
到12月7日才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又指示“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
再定实施时间”，以后又下令将期限后延，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别在12月底和次年1
月底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81]
国军高级将领则愤激于共军明目张胆颠覆抗战，强烈主张武力镇压。何应钦上书蒋介石
，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Ｎ4Ａ（引者注：New 4th Army，新四军）予以解
决”[82]； 白崇禧、徐永昌、胡宗南等人也提出了激烈主张。但蒋介石顾全抗日大局
，坚持“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的基本方针[83]
， 指望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通过谈判让共军撤到指定防区。为此，他召见了中共
代表周恩来，非常激动而且坦率地告以共军吞并苏北给他本人造成的困境：“你们一定
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
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还特地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
，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但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
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84]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遂于12月下旬密
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85]。
但因蒋介石延迟了下令时间，计划已无可能按期完成。顾祝同本人也不想乘机消灭皖
南新四军，只想礼送共军至江北。因此，他不仅同意展期北移，主张如数发给被扣发的
该军的10月、11月经费（黄桥战役后，国军暂停发给新四军薪饷，以为惩戒）与弹药，
建议增加该军北移路线，指定该军临时集结区，而且力主该军秘密潜渡，逐次跃进，乘
日军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损失致影响北移时间。[86]
当时新四军主要分两部，大部在江苏，小部在皖南。毛早就想让皖南新四军或移至苏南
，或移至皖东，将两部合在一起。这是因为皖南并非敌后，当时中共尚未决定挺进到国
府后方，还只限于攻占并吞敌后的国军根据地，上引毛泽东10月12日的电报中就说：“
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中共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新四军军
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
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要去与新四军主力会合，只有两条路：或在铜陵、繁昌间之间渡江到皖北后再东进；或
是东进去苏南渡江北上。国府原来同意新四军东进去苏南。但新四军继黄桥战役后，又
在11月底发起曹甸战役，以重兵围攻韩德勤部，极大地刺激了国府。12月3日，何应钦
向蒋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去苏南，“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
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87] 蒋批准了何的提议，顾祝同因此转令皖南新
四军就地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12月8日，顾祝同要求“有关部队尽力予
以协助，俾顺利迅速转移完毕”[88]。 12日，蒋介石明令皖北国军李品仙部配合新四
军于12月底前由皖南移江北之行动。李品仙随即作出部署，为新四军北渡让路，包括命
令正与皖东新四军冲突的第138师“对匪应暂行停止攻击并缩小正面”，让“其北渡后
再令移运河西岸，续开鲁北”，“一面宣传送新四军赴黄河北岸作战”；命令负责江边
地带守备的176师“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 [89]。
然而国军指定的北移路线却引起了中共疑心病发作。12月30日，周恩来致电中央：“江
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
，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毛、朱将此电转给叶、项。
项英等人于是决定：既不北上，也不直接东进，而是先南下通过茂林后，再东进三溪，
绕过驻在东面的国军52师和108师，再经苏南北渡。[90]
但此前国军已决定武力威逼皖南新四军北上，顾祝同已饬各部在茂林以南构筑封锁线。
项英和叶挺完全知道这情况。1941年1月1日，他俩致电中央，介绍了国军在南面的部署
以及己方的行动计划：“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
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
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项英还以专电报告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他们的意图“是
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1月3日，
中共中央覆电项英等，批准了这一计划：“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
确的。”[91] 次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秘密出动，南下茂林。
以上文电说得明明白白：尽管国府为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指定了路线，并明令皖北国军
让道，中共却决定既不走上级指定的北路，也不走原来提出过、但后来因中共发动曹甸
战役而被国府禁止走的东路，却选了一条国军根本想不到的路，秘密南下。明知“发生
战斗可能性很大”，却准备好武力威胁国军，“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完全是蓄意
挑起武力冲突。
对新四军的秘密计划，蒋介石与顾祝同都一无所知。他们还在考虑是否同意新四军部份
部队改走苏南，以及要不要再度为新四军适当展期[92]。 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
到5日才得知新四军主力业已开拔，遂令所部第40师派出部队星夜搜索。6日上午，国军
搜索部队在麻岭与新四军遭遇，短暂开火后退回。顾祝同闻报后，当晚下令给上官云相
：“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引者
注：4日）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似此违背命令，自由行
动，破坏抗战阵线，殊堪痛恨。为整饬纪纲，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于进剿
，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并严
督党政方面配合军事积极工作，俾绝根株。”[93]
1月7日，战斗在茂林地区打响。次日顾祝同才向蒋介石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报告，说
明新四军不遵指定路线北渡，其意图“非向镇江一带渡江，参加攻击我韩德勤军，即系
绝不渡江准备窜扰后方”[94]。 蒋介石与白崇禧商量后，决定批准“积极肃清”。1月
14日，战斗结束，新四军被歼七千余人。
在此期间，白崇禧等国军将领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乘势全面进剿陕北、华中、华北等地
的八路军、新四军。但蒋介石不同意，他虽批准了“积极清剿”，但目的还是以此强制
执行北移命令，因此明确表示：“对皖南新四军，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饶
而能从命”，则尽可放其北移，并再度重申新四军应以无为地区为集结地，尔后沿巢县
、定远、怀远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进入指定地区[95]。 直到顾祝同来电报告已全
歼新四军军部、俘虏军长叶挺等之后，蒋才放弃了这想法。
军委会开会讨论此案时，白崇禧提出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大部份与
会者都赞同，但蒋介石却持慎重态度[96]。 直到16日晚，经过反复考虑，他才最终同
意了白崇禧的建议。他在日记中说：“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消其番号，
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若无最后制裁决心，则以后
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胁，而俄国之已允拨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为容共之
要求。以后我之国权全操之于人矣。故乘俄械将运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
决心，决不因俄国有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所迁就。”
[97]
总之，蒋的考虑是，既不想再让中共藉苏俄挟制国府，得寸进尺，又不愿在此国脉如丝
之际开罪苏俄，丧失唯一的外援，更怕与中共全面破裂予日本以渔人之利，以致国亡无
日。其投鼠忌器、左右为难、忍辱负重、老成谋国之心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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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反应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刘
少奇等人，指出，我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
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
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同日另电告刘、陈：
我们已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之抗议，申明如不撤围，破裂之责在彼。中央决定政治上、军
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98]
1月14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八路军各师，新四军，各战区并
周恩来、叶剑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
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我军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
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队须遵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
准备应付最严重事变。[99]
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
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
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这稳健的态度遭
到毛的痛斥，他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指出：“蒋
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
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
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100]
1月23日，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应坚持华北为八路军生息之所，将八路军基干兵
团转移晋西北以对付蒋之决裂。同日，毛泽东覆电：17日以后，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
没有了。现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根本决裂问题，唯军事方针还只能取守势
，目前还不能下调动大部队的决心。要求彭答复：目前我能集中多少兵力？三个月内能
否从华北抽五万兵力，筹五个月经费？[101]
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称：一周以来的种种事实都证实，中日实际上已经休战，
不议而和，全国破裂已经开始。“我们与蒋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对我们没有好处，对蒋
因日本停止进攻，也没有好处，因此这种合作已无存在之可能。”“如果日军与国民党
反共军配合，那我党有很大危险，将会受到损失。同日，他致电刘少奇：“蒋介石一月
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我们在十二月十
七日以前的估计不适用了。”[102]
1月26日至3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八路军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挺进军司令
员萧克，一二零师师长贺龙，鲁南八路军将领徐向前、朱瑞，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等连
电中央及朱彭，请缨南下驰援新四军，讨伐亲日派，驱逐国贼何应钦，并要求召回重庆
代表，撤回各地办事处，拒绝考虑继续撤退等任何条件。30日，彭德怀致电各师并报毛
泽东、朱德：因蒋介石消灭新四军，应讨伐亲日派，以八路军主力向西北突入四川。[
103]
毛泽东同意攻入四川，认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
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但他随后
又觉得，中共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
的战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夺取西北，控制中苏西北交通枢纽，就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
因此，他强烈要求苏联停止对国府的军援，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设法“
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以便通过兰州接通苏联，接取援助。他明确表示：“如没有飞机
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104]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群体歇斯底里。皖南事变完全是项英等人故意违抗军令，不惜挑起误
会引出来的冲突——顾祝同的担忧确有道理：皖南部队既不走北路，也不走东路，却突
然秘密南下，那当然有可能不是准备从镇江一带渡江，去参加攻击韩德勤军，就是根本
不准备渡江，却想打到国军后方去，国防军当然只能以武力制止。更何况项英事前就准
备以战斗消灭国军，那打起来又能怪谁？哪怕是国军蓄意歼灭之，那共军也不过损失了
区区七千人，而光是在此前的黄桥战役与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就消灭了国军一共两万余
人。若是再把此前新四军在苏南、苏北、皖东等地消灭的国军以及八路军在华北各地消
灭的国军算上，少说也有十几万。和这比起来，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袖还有什么气不平
的？却“只认进，不认出”，竟然不惜孤注一掷，欲以重兵突袭抗战大后方四川，甚至
不惜为此去乞求苏联派兵援助自己，与日军共同推翻国府。这岂能是中国人（遑论“中
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想得出来的？
可惜斯大林不听毛的指挥。他只要中国拖住日本，以便他心无旁骛地与希特勒分割欧洲
，于是毛泽东只好悻悻决定推延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
，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
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105]
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河南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毛泽东欣喜若狂。2月2日，他为中央
书记处起草起草致重庆、香港、上海、新疆等办事处并八路军、新四军各师、各战略区
电，谓：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之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已
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各
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
闹到亡国。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提出廉价的妥
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收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周恩来坚决
拒绝。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
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106] 所以，哪怕形势危急万分，蒋介石为保存民族血脉忍
气吞声谋求妥协，他仍然要“坚持尖锐斗争立场”。
同日，毛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雪枫、李先念、黄克诚、张云逸并告彭
德怀、左权，通知他们：敌向豫北进攻有六个师团之众，汤恩伯五个军受大损失，尽撤
向平汉路以西，桂系八十四军亦受损失，正在混乱中。你们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
发展[107]， 要他们再度趁火打劫，与日本友军夹攻国军，并再度强调“全力以赴”，
不留半分余力给日本人。
刘少奇立即响应了毛的号召，2 月8 日，他致电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罗炳辉，指
出：“汤恩伯部已狼狈西撤，损失极大。敌占太和、项城、南阳、镇平等地，并有向洛
阳进攻之势。我彭雪枫部主力已西进至阚集及其以西板桥集、口孜集、江口集等地，设
法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并相机以一部渡过新黄河，向平汉路东发展。彭部现正肃清皖
北地方顽固势力。我李先念部已北进向豫南发展。皖东四、五支队及游击纵队应密切注
意敌人对大别山的‘扫荡’，而不失时机的向皖西发展。目前你们在战略上的任务是建
立桐城、庐江、舒城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加强无为阵地。”“同时你们要负责到江南芜
湖附近建立根据地。”[108]
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指出日本人为什么要进攻河南：
“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
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109]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
反对。”若共军撤到黄河以北，失去了在国军根据地内扩张的可能，当然要“破坏日本
利益”，却能增进中国利益；而中共留在黄河以南大规模歼灭国军，破坏了中国的利益
，却增进了日本的利益。所以，当国府试图逼共抗日时，日本人当然不能坐视，要对中
共慷慨施以援手，使国府的逼共抗日政策不得不流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针对
国军在河南的重兵集团下手，而不能在国共杂处的华中地区发动进攻，以免不慎摧毁共
军，使得那事实上的第五纵队再也无法从内部颠覆国府。日本人从来精通这一套，当年
纵容孙中山颠覆大清以及先总统袁公，在日俄战争爆发时资助列宁，早就是轻车熟路了
。毛泽东因为不学无术，对日本人毫无了解，才会“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只知道庆幸日本人代他粉碎了国府逼共抗日的计划，为此幸灾乐祸：“（蒋介石）又
没有料到华中大举剿共的军队会遭到敌人的扫荡，破坏他原来的计划。”[110]
但毛将抗战时国内的三大势力看成是“蒋、日、我，三国志”，说得确实很准确。不过
，那是中共和日本人形成事实上的蜀吴联盟，彼此默契策应，共抗国府那“魏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
要问题”，他本人确实将这“阶级阵线”划分得清清楚楚。
在对下级的指示中，毛多次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敌我友关系的实质。4月5日，毛泽东、朱
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彭德怀、左权、陈毅、刘少奇，对山
东、华中的战略部署提出意见，指出：“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
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但
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
题。”“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
”[111]
这就是说，“三国”的实力达成了一种均衡，谁也无法迅速吃掉谁，至少在山东与华中
如此。既然如此，将“顽、我”的力量加在一起，不就能压倒“敌”的实力，将日寇至
少从这些地区中驱逐出去么？“砥柱”为何不愿这么干？很明显，若是这么干，我党便
再也没有机会发国难财了。同理，“我”若和“敌”联手彻底灭了“顽”，则也就无法
再养寇自重、籍寇自肥，只怕还要被“敌”彻底扫荡。因此，最有利于“我”的办法，
还是将“敌”视为统战对象，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将“顽”视为打击对象
，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17日，毛泽东与王稼祥致电陈毅、刘少奇：“对待伪军应采用德威兼施办法。不打
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
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对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应控制使他们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
来反对我们。”“我们应耐心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112]
由此可见，中共对“顽军”与伪军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对“顽军”是“全力打击”、
“全力以赴”、“全力对付”、“不怕破裂”、“猛烈反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
灭之”；对伪军则示之以威，结之以恩，只需让其承认并尊重自己的实力即可，不能“
结成生死冤仇”。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令侵华日军极大受益。国军地方部队
受不了两面夹击，纷纷投降日本人。“顽军”长官们这么干，倒不是出于其“阶级本性
”，而是共党不给他们别的选择：投靠日军后反倒成了“孟获”，能享受中共的“恩德
”，从而保存实力，而若投靠共军就只会被我党将其部队彻底消化后，把他们当作粪便
排出去。
据冈村宁次说，他在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了解到防区内的国军没有中央军，都是地
方军，乃是各派系旧军阀，虽接受中央政府军饷，但对蒋介石未必忠诚，只求保存实力
，因此他要求部下对这些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有效。从1942年春开始，那些
将领陆续投降，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日军。据他估计，到战争末期，投降日军的地方
军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约30万。他说，这些将领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
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初次见到他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
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道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
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113]
如所周知，除了个别例外如何键外，抗战前还真没有几个地方军阀与我党有什么深
仇大恨，一般都对剿共毫无兴趣，更对共党本性毫无认识，因此多与我党密谋倒蒋。陈
济棠、蔡廷锴、陈铭枢、李宗仁、刘湘、杨虎城、张学良、阎锡山等人，都曾与我党有
过勾结。抗战爆发后，许多杂牌部队开头还打得非常勇敢顽强，然而滞留在敌后的军阀
们到后来却与我党成了仇人。这仇恨竟然大过了国仇，以致连在台儿庄战役中拼死杀敌
、死不后退、因此立下大功而被举国爱戴的名将庞炳勋都投降了日本人，您说我党“反
摩擦”的威力大不大？
注释：
[1]《毛泽东年谱》（中），203页。
[2]《毛泽东军事年谱》，27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毛泽东年谱》（中），280页。
《毛泽东军事年谱》，262页。
[4]《毛泽东军事年谱》，276页。
[5]《毛泽东军事年谱》，264页。
[6]《毛泽东军事年谱》，278页.
[7]《朱德年谱》，212-21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
[8]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273，276，279-28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
[9]《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4856/74857/5095526.html
[10]《彭德怀年谱》，220-221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彭德怀年谱》，222页。
[13]《朱德年谱》，215页。
[14]《彭德怀年谱》，222页。
[15]《毛泽东军事年谱》，293页
[16]《朱德年谱》，215页。
[17]《彭德怀年谱》，223页。
[18]《彭德怀年谱》，224页。
[19]《朱德年谱》，217页。
[20]《彭德怀年谱》，224页。
[21]《朱德年谱》，217页。
[22]《彭德怀年谱》，224页。
[23]《彭德怀年谱》，226页；《朱德年谱》，219页。
[24]《毛泽东年谱》（中），193页。
[25]《中央书记处致中共中原局》（1940年3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
联共”与反共”》，417页。
[26]《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转引自杨奎
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7页。
[27]《毛泽东军事年谱》，273页。
[28]《毛泽东年谱》（中），134-135页。
[29]《毛泽东军事年谱》，275页。
[30]《陈毅年谱》，264页。
[31]《陈毅年谱》，264页。
[32]《陈毅年谱》，265页。
[33]《陈毅年谱》，266页。
[34]《彭德怀年谱》，226页。
[35]《陈毅年谱》，270页。
[36]《陈毅年谱》，269页。
[37]《叶飞回忆录》，157-1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38]《陈毅年谱》，272页。
[39]《毛泽东军事年谱》，312页；《陈毅年谱》，274页。
[40]《陈毅年谱》，276页。
[41]《陈毅年谱》（上），275页。
[42]《毛泽东军事年谱》，313页
[43]《陈毅年谱》（上），277页。
[44]《毛泽东军事年谱》，314页
[45]《陈毅年谱》（上），280页。
[46]《叶飞回忆录》，177页；《陈毅年谱》（上），280-284页。
[47]《毛泽东军事年谱》，317页
[48]《陈毅年谱》（上），287-288页。
[49]《陈毅年谱》（上），288页。
[50]《陈毅年谱》（上），291页。
[51]《毛泽东军事年谱》，318页。
[52]《陈毅年谱》，293页。
[53]《陈毅年谱》，294页。
[54]《陈毅年谱》，294-297页。
[55]《毛泽东军事年谱》，321页
[56]《毛泽东军事年谱》，322页
[57]《陈毅年谱》，301页。
[58]《陈毅年谱》，304-307页。
[59]《毛泽东军事年谱》，322页
[60]《毛泽东军事年谱》，322页。
[61]《陈毅年谱》，310页。
[62]《陈毅年谱》（上），317-319页。
[63]《陈毅年谱》（上），321页。
[64]《毛泽东军事年谱》，332页
[65]《毛泽东军事年谱》，332页
[66]《陈毅年谱》（上）323-325页。
[67]《彭德怀年谱》，241页。
[68]《毛泽东军事年谱》，335页
[69]《毛泽东军事年谱》，336页
[70]《毛泽东军事年谱》，337页
[71]《毛泽东年谱》（中）273-274页。
[72]《毛泽东年谱》（中），276页。40年12月25日。
[73]《毛泽东军事年谱》，341页。
[74]《共党二年来在各地破坏抗战之非法行动纪实》，1940年3月印行，42-55页。转引
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
[75]《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最高原则》（1939年9月27日）；《对某党应取态度之原则》
（1940年2月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藏档，特009/16-12,15。转引自杨奎松：《国
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1-412页。
[76]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643号。417页。转引自杨奎松：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1-412页。
[77]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9廿五）973。转引自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9页。
[78]《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中华民
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504-506页。
[79] 《彭德怀年谱》，240页。
[80]《毛泽东军事年谱》，326页
[81] 《蒋委员长令》（1940年12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
五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印，第521页；《徐永昌致
蒋委员长签呈》（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4页。转引自杨奎松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82]《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蒋委员长》（1940年12月3日），来源同上。
[83]《困勉记》卷六十三，1940年12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来源同上。
[84] 《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0年12月26
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121－12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85] 《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1940年12月29日，《皖南事变》，中共党史
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
[8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520页，来源同上。
[87] 同前引《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蒋委员长》（1940年12月3日），来源同上
。
[88] 《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8页，来源同上。
[89]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32-433页。
[90] 《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应分批走苏南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2月30
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5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
“反共”》，434页及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1] 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2]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36页。
[93]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37页。
[94]《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8日条）第六册，第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1991。
[95]《困勉记》卷六十四，1941年1月12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国民政府
在皖南事变前对四十八军所发阴谋部署之密电》（1941年1月），《皖南事变资料选》
，第109页，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6]《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15日条），第六册，第11-12页。
[97]《困勉记》卷六十四，1941年1月16，1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转引自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8] 《毛泽东军事年谱》，342-343页。
[99]《毛泽东军事年谱》，343页。
[100]《毛泽东年谱》（中），289-290页， PDF版电子书。
[101] 《彭德怀年谱》，245页。
[102] 《毛泽东关于“一•一七”命令后形势的估计给刘少奇的通报》（1941年1
月2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7页。
[103] 《彭德怀年谱》，245页。
[104] 《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关
于请问崔可夫苏联何时可以公开援助我们给周恩来电》（1930年1月30 日），转引自杨
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10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05] 《毛泽东军事年谱》，344-345页。
[106] 《毛泽东军事年谱》，347页。
[107] 同上。
[108] 《刘少奇年谱》（上），PDF版电子书，无页码。
[109]《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2月7日），《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06页。
[110] 《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46頁
。
[111] 《陈毅年谱》，346页。
[112] 《陈毅年谱》，361页。
[113] 《冈村宁次回忆录》，327-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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