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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陈小雅:完善六四研究 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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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完善六四研究 对历史负责
江迅、刘晓宇,《亚洲周刊》
陈小雅小档案
1955年10月生于湖南长沙。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过工人、干部、
编辑记者。现退休。1996年因出版《八九民运史》,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
度研究室副研究员任上被解聘。出版有《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佛之血——
八九/六四研究文集》、《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文集》、《中国“牛
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心理分析》、《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
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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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者陈小雅。
陈小雅认为,研究“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是中国人共同的事业,完善这个研
究,是对中国、对青年、对历史的责任。三册修订版大幅完善了二十年前的初版。
五月三十日,陈小雅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谈到自己对新书《八九民运史》的感受,陈小雅说:“八九民运复杂在于,它不是
单纯的学生和政府的矛盾,而是党内高层的斗争加入了这场运动。这一点北京市长陈希
同后来也提及。党内大老们互相在斗,不管学生死活,出发点是自己的利益,最后结局
,让邓小平负责。而赵紫阳在这场斗争中一退再退,本来他是最主张和学生对话的人。
中共‘十三大’他主张‘公开性’、‘提高透明度,与学生对话,可学运中一直不肯见
学生,不开常委会。”
她继续说:“赵紫阳在学运早期不见学生,一是因为胡耀邦的下台他是推手和主要
受益者,于心有愧;二是学生的反腐诉求,赵紫阳家人恰恰后来被查出与腐败有脱不开
的关系。再有是邓小平四月二十六日已经给了一个说法,赵若提出不同说法,相当于与
他的唯一支持者邓小平决裂。这场运动最大悲剧在处理棘手公众事件的过程中,掺和了
过多的高层权力斗争。十年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八九民运
的最终成功,取决于朝野互动机制的建立。民间社会十年的成长,决定了社会不满足于
旧有的权力结构;高层博弈又决定,这种朝野互动的机制不可能建立。所以,十年改革
必然以‘八九’民运为结局,‘八九’民运必然以‘六四’镇压为结局,这是我书里说
的两个宿命。”
以下是专访内容:
《八九民运史》的初版与新版,有什么差异?
初版脱稿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一九九六年六月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距今
二十年,出版时书名为《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由于初版时的形势严峻、资源
奇缺,使之不可能是一本史学意义上完备的研究著作,而过多地承载了“道义辩驳”的
义务。写作时最大感受就是必须拥有资料,这二十年来之所以没有放弃,完全是由于朋
友们的支持和读者期待,他们义务为我提供资料,给我精神支持。我始终认为,研究“
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是中国人共同的事业,完善这个研究,是对祖国、对青年、
对历史的责任。封面是我设计的。当年初版二十余万字,今年新版一百三十六万字,分
上中下三册。
三册的重点布局何在?
上册全新,以“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为题,增补八九民运发生以前,十年改革史
与八九民运相关的内容,这是初版完全没有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学运也
好,党内运动也好,矛盾都有激化的过程。为什么一个领导人的去世可以引发一场这么
大的运动?这一部分追溯了运动前十年的“根”,把“根”捋了一遍。以前写的都是露
在泥土外的部分,现在我把泥土下的东西都挖出来了。根的形状和深度决定了枝叶的形
状和大小。中册增补了民运组织结构及运作的资料,从多元砥砺、同党竞争的互动关系
中,把握运动的演变过程,将表层的叙事,引向深入的研究。细化、微观化、具体化。
下册有重大补充,详细描述和研究了戒严和开进过程牺牲的问题。
民间、高层与朝野三主线
据说新版讲述的内容是由三条主线推进的?
受历史时代的局限,比如政治压力、资料缺陷,初版较多承担道义辩驳的责任。新
版回归历史研究,全面的描述整个事件、深入的研究历史事实的细节、探寻真相,以及
梳理事物之间的关系,揭示其互动过程。在结构上,初版结构简单,一条线:民间运动
,包括学生和知识界是主线,政府活动是副线。高层派别斗争没展开。新版是三条主线
:民间竞争,高层博弈,朝野互动,环环相扣。民间竞争有北高联、对话团、绝食团,
支持党内改革派的人最后转变为激进派。高层博弈有赵紫阳的几个关键节点,邓小平的
几个谜,江泽民和杨尚昆的矛盾等。
新版修订始于哪一年?
从二零一四年开始。由于二零零七年我脑伤,家中还有一个九十多岁、中风二十四
年的母亲需要照顾,拖拖拉拉持续三年。期间曾几次想放弃这项看来自己已力不从心的
工作,但终因初版的缺陷太明显,就此为本人的研究划上句号心有不甘。一些朋友也不
断催促,我不得不坚持下来。二零一五年七月,我的微博“陈小雅二零一三”被封,致
使我唯一的消遣被断绝,于是就集中精力修订新版。其实半个月前,我们都没把此书的
出版提上日程。四月的一天,因朋友相邀外出参观,为防备万一,我通常都有将重要事
情作一防范处理的习惯。这一次,我将尚未编辑完毕的书稿寄给了身在美国的徐文立和
封从德。一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备份,二来请他们提意见修订。没想到,徐文立当即决
定,应当“马上、全部出版”。他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人。我猜他首先是感觉到内容
的重要和我会有危险。所以觉得不管什么形式,出了我就安全了。如果我出事,这本书
会卖得更好。这就从两方面给我们上了保险。由于出版社的迅速反应和工作效率,再次
把我推上了义无反顾的境地。这新版只是征求意见稿,尚未编辑校对完毕。限于本人的
能力、信息和水准,书中错谬肯定不少。
六四禁书揭坦克人真貌与高层博弈内情
江迅,《亚洲周刊》
阻挡坦克的王维林:真相成谜
长期研究六四事件的北京政治学者陈小雅,于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前夕推出《八九
民运史》修订版,一百三十六万字的中国禁书,透过抽丝剥茧分析出当年阻挡坦克的“
坦克人”王维林的真面貌,认为那极可能是戒严部队出于宣传需要而编排出来的。赵紫
阳遭遇“信息蒙蔽”导致他对戈尔巴乔夫讲话内容成为“罪证”。王丹既联系著方励之
,又“联系”著赵紫阳,因此成为第一号通缉犯,赵紫阳也因此被指控“支持动乱”。
历史不应该忘记,忘记历史你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当历史硝烟渐渐散去
,历史长河中,有心人坚守一个信念,揭开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尽管时间终究会把真
相“生”出来而水落石出,可这“生产”的过程往往一波三折,乃至险象环生。二十七
年前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尚有诸多真相被隐埋著。发现真相往往需要漫长时间
。在“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纪念日前夕,一部一百三十六万言的《八九民运史》修订
版,由亚马逊全球销售,这部巨著揭开了那年的一些谜团。
这是一部关于“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陈小雅一九九六年出
版的《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的修订本。新书综合二十多年来新披露的文献资料
、作者的采访和研究,除介绍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和“八九六四事件”过程外,重点聚
焦了一些公认的大案、疑案、悬案,探讨事发前后的朝野互动、高层博弈和民间竞争,
并探讨其背后的隐秘,在诸多方面提出新解。
在书中,陈小雅对于当年震撼全球的长安街上“坦克人”王维林事件,有不同的分
析。陈小雅在新书中说,这是戒严部队出于宣传需要而编排出来的。她认为,“坦克门
”事件,很可能与当天下午发生的“刘国庚移尸案”、次日发生的“木樨地军民联欢案
”一样,是当局刻意安排的。
陈小雅从各种摄像记录下的镜头中看到的场景,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首先,“坦克人”面朝方向,是天安门广场。换言之,他阻挡的是从天安门广场开
出的坦克,而不是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一名青年男子,身著白衣、深蓝裤,衬衫掖
在裤子里,脚穿疑似“懒汉鞋”,面对一队坦克——十八辆五九式坦克而立。他一手提
著塑胶袋,一手打著旗语,在将近十米的地方,拦住了最前面的第一辆坦克。那辆坦克
的驾驶员似乎楞了一下,将坦克停下来,随后打右舵,打算躲开这个青年,跟随在它后
面的第二辆坦克也随之改变路线。但青年左右移动著身体,继续阻挡坦克前进。那辆坦
克在靠近青年二、三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在经过多次尝试后,第一辆坦克放弃移动并
且将引擎关闭,而后方的坦克队伍也跟著将引擎关闭。青年向坦克走去,并爬上炮塔,
与打开舱盖露出上半身的一位军人握手,彼此交谈了一阵子,结束谈话后,该名男子从
坦克侧边离去。
陈小雅在书中写道,另一目击者称,打开舱门现身的军人是“坦克里的车长”。他
打开自己的舱门后,还“向后头的坦克队伍挥手表示停止前进”。似乎他们之间不是透
过无线电系统,而是透过手语完成调度。“之后第一辆坦克发动引擎并且准备往前行进
,而在坦克侧边一至二公尺的男子看见坦克加速前进,便急忙跑上去并且再度挡在坦克
前方。”“之后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先是一名骑著脚踏车的男子骑向坦克前方并且与
男子交谈几句,之后两名身穿蓝色上衣并高举双手的男子也前往现场,接著便带著阻挡
坦克的男子快步离开街道混入人群之中,而坦克队伍随后则继续向前行进”。
上述场景,是现场摄影者留给受众的。像所有的“短剧”一样,它传达的意涵也十
分清楚:其一,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次日,一个弱小的青年,以孤独的身躯,成功对抗了
象征专制暴政的强权;其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在面对民众的阻挠时,采取了极
大的克制。显然,两种解说,歧义巨大。正因为如此,它究竟是一场精心编制和部署的
“短剧”,还是偶发事故,就成了后人解读的关键。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仍有多种历史解读观点,陈小雅却认为:首先,如图所示,“
坦克人”所站立的位置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北京市政府大院和公安部大院的中间点,与
这三地的最近边缘线大约都相距一百多米。与天安门广场边缘直线距离仅七百米。从镜
头中,可以看到从金水桥延伸而来的昔日皇城红墙末端,老北京人都知道,此地名叫“
南河沿”。该地周围居民,主要是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干部职工及
其家属,以及散落在院落夹缝中的昔日皇城根居民。
陈小雅认为,其二,在这样一个地域,外国敌对势力要安排一个反对性事件,而做
到全身而退,不容易。“坦克人”作为本地居民的可能性极小。回想观看中央电视台播
放这段录影的当时,她对“坦克人”的身份也作过一番猜测。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北
方交通大学”学生,因为他动作有度,似乎懂旗语。但事发路段空无一人,而北方交大
在距市中心遥远的海淀,如果他是一名“学生”,在这个悲痛日子里,怎么会孤雁离群
,一个人跑到这个与学校所在方向完全相反的地方来?其三,他的装束与连日来屐拉著
拖鞋、穿著老头衫、短衣短裤阻拦军队的当地居民相比,显得过于正式,甚至堪称拘谨
。特别是他把衬衣掖在裤腰内、将长袖袖口扣得一丝不苟、手提塑胶购物袋的形象,倒
是与六月三日以来化妆进城的戒严部队战士有些相似。这些印象在脑海中聚集以后,“
人武部”三个字便浮现于她的脑海。
陈小雅在书中写道:其四,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自坊间开始流传“坦克人”名叫“
王维林”以后,她就开始怀疑。因为,这个信息的披露意味著这个人的身份是可以查询
到的:既然名字都知道了,那么,所在学校、家庭住址、同学邻居、父母亲友,都是可
以证实的。但是,直到今天,二十七年过去,除了“王维林”这名字外,一切都还是空
白,这不合逻辑。不论他是英雄,还是被中国政府视为“犯了错误”的人,都没有必要
隐藏这么久。他出来,不仅根本不会有安全问题,而且会受到国际社会的空前巨大关注
和帮助。
陈小雅这部《八九民运史》,从初版二十万字到修订版一百三十六万字的过渡,不
仅是二十年历史变化的凝聚,更是一种如读侦探小说般的发现和思考过程。
对戈尔巴乔夫讲话是关键
——在《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初版脱稿之日,陈小雅尚未读到赵紫阳在十
三届四中全会上《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其中,他对戈尔巴乔夫透露“党的
最高机密”的主观动机的解释,与外界,包括其战友的感觉反差巨大。陈小雅也从耿军
和苏晓康两处得知,赵紫阳在走进会见厅时,劈头便问中央电视台记者:“是直播吗?
”他的这一问话,与随后出现的“倒邓风潮”一起,致使运动形势急转直下。因此,这
很像是一个主动出击。直到十八年后,陈小雅当面询问鲍彤,他对此事的解释与赵的口
径完全一致,并给出了完美理由。陈小雅认为,鉴于其“同党”身份,仍然将信将疑。
但李鹏《六四日记》的相关记载,令陈小雅得以推出赵、鲍这一行为的合理解释。(见
新书中册第七章)
——吴国光曾撰文指出,邓小平一度“失踪”与赵紫阳“失权”的关系。这一判断
可以受到杨尚昆相关回忆的支撑。但从赵紫阳的口述回忆录,读者根本找不到他对此有
任何警觉,甚至他的秘书鲍彤还重复地从这位上司那里,听到“小平同志完全支持”的
乐观消息。正是这位最不应该受蒙蔽的人遭遇的“信息蒙蔽”,导致了鲍彤起草的“对
戈尔巴乔夫讲话”与客观实际南辕北辙的严重后果。(见新书中册第七章;下册第一章
第四节)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外间不少人,包括陈一咨和万润南认为,严家其的
《五一七宣言》,是把邓小平“逼到死角”,促使他作出“不怕流血,强行镇压”决定
的“关键性”事件。事实是,邓小平决定“戒严”是在《五一七宣言》问世之前。邓小
平听说《五一七宣言》,是在五月十七日晚上的饭桌上,即戒严决定已经作出之后。(
见新书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破解“共和国卫士”谜案
——围绕“共和国卫士”崔国政,有两个性质颇为严重的谣言:一个是说他杀了人
;一个是说他没死。前一个谣言,直到事发后很长时间,还在事发地点流传;后一个谣
言,直到半年后还困扰著他父母,甚至引来了好奇的新华社记者远赴边城的探访。这一
切是空穴来风吗?新书破解了这个“谜案”。这件事再次使陈小雅确认这条真理:即使
一尘之微,也不至于无因落地。(见新书下册第七章第三节)
——“六部口血案”是“六四”事件中最令人发指、令人意外、令人震惊、令人痛
惜的牺牲。陈小雅知道,谁的手里握有肇事者的证据,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她都没有想
到有可能找到事发原因,以及真正的责任者是谁。但是,透过细读戒严部队官兵的回忆
文章,这个人物已呼之欲出。
上校团长罗刚带领的那支坦克部队,就是“六部口血案”肇事者所在部队。因为事
迹突出,上士李树存后来被封为“共和国卫士”,这支部队名叫“坦克一师”,隶属于
北京军区的第六十五集团军。令人回味的是,抗拒执行戒严令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曾
经是“坦克一师”的师长。一九九八年七月,“坦克一师”被取消番号。原有部队被整
编为“装甲第一师”,没有参加一九九九年建共和国五十周年大阅兵;二零一一年十一
月,“装甲第一师”又整编为“装甲第一旅”。自参加“六四平暴”后,该师一路走“
背”。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人刻意要让那位青史留名的主帅,为自己部队遗憾万年。(
见新书下册第六章第九节)
——王丹为什么会成为被通缉学生的第一号人物?一直以来,陈小雅认为这和他运
动前主办过“民主沙龙”、与方励之夫妇有来往、与社经所关系密切,以及与他较多地
被海外媒体所关注有关。直到二零一六年一月,她读到《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九月四
日上的一篇文章,她才感到,上述一切都不是致命的,而致命的环节,包含在以下误解
中:
“中央关于召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的公告是四月十九日晚才公布的。然而在十六日
,受控于鲍彤的国家体改所成员、《经济学周报》编辑高瑜便找到北大学生王丹,明确
地告诉他:‘这次咱们要掀起十里长街……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成了华老栓了,成了阿
Q了’。‘星期六(二十二日)我们希望学生都到人民大会堂外’。”刚开始读这条消
息,仅仅是为高瑜女士的气魄而感到震惊,继而恐惧:十六日有关方面就已经在他们之
间布上了“内线”。随即又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最后,几乎是顿悟,陈小
雅突然想到,不论这件事情是否真实或是否存在,“官方一直把高瑜当做体改所的人”
却是千真万确的。李鹏《六四日记》在“五月二十七日”也写道:“党内的自由化分子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曾经发动一场五十多名人大常委签名,要立即召开紧急人大常
委会,对抗中央在首都戒严的决定,而若干人大常委签名都是通过体改所杂志副总编辑
高瑜联系的。这位神通广大的高瑜还与严家其、王丹、刘瑞(疑系李鹏笔误,应为“锐
”——老高注)绍(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支持动乱者)、张洁凤(香港反动杂志《百
姓》记者)等保持经常的联系。五月二十日高瑜在给张洁凤的电话中称:‘今天鲍彤他
们被点名了,被控制了,想让鲍彤转移。’”
陈小雅说,当初,她读到这里时,仅仅为李鹏政府的信息如此不灵通感到可笑。但
这一次她突然意识到,她的活动也必然牵累到对赵紫阳及其“智囊”的指控。她一旦被
认为代表著赵系人马在活动,那么,她个人与学生的一切联系以及言论,不仅会被李鹏
们认为是赵紫阳在操控学运,连学生也会误解,她所传达的信息来自“中南海”。事实
上,绝食出台前,学运中支持党内“改革派”的势力一直不同意这种做法,但一个与王
丹一同列名的绝食发起者说:“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
,越大闹越好。”这当然不是事实。由鲍彤执笔,署名“新华社评论员”,针对“新华
门事件”的《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口气的强硬仅次于“四二六”社论。他的声
音就是当时改革派的希望——改革在困难时期,不希望添乱。
高瑜与体改所关系的误会
这件事的打通,不仅为“王丹为什么成为第一号通缉犯?”提供了答案:因为他既
联系著方励之,又“联系”著赵紫阳。也为当局为何指控“赵紫阳支持动乱”提供了答
案。同时,当然也为高瑜为什么在六月三日被捕,以及她为何至今找不到档案提供答案
。李鹏们一定是调走了她的档案,并企图从中找出她与体改所的蛛丝马迹。很可惜,他
们不可能找到。
至于高瑜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体改所的,可能与她的言论有一定关系,也可能完全是
一种误会。误会可能来源于高瑜任职的《经济学周报》此前的社长张钢。但据陈一咨回
忆,张钢因经营不善,原主办单位社科院“经团联”希望甩掉这个包袱,他早已将该报
卖给了急需发声平台的一家民办研究所——北京市社经所(陈子明那个所)。因此,张
钢虽然进了体改所,但并没有将《经济学周报》带进体改所。另一方面,高瑜的确有取
得体改所情报的管道,而她获得的情报,事后也真的成了公安部长王芳报告的根据。(
见新书下册第五章第四节)
陈小雅的这部新版《八九民运史》,依旧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的体例;追求叙事、求证与评论各不偏废的风格;重大事件、重点时段和完整案例辟专
门章节的写作方法。
相关人士纷推出回忆录
历史波诡云谲,关于它的谬误往往令读者慨叹又无奈。这些年来,各种势力、不同
立场的人士纷纷撰写回忆录。《怀念耀邦》系列的出版、赵紫阳《改革历程》、《杜导
正日记》、李鹏《“六四”日记》、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张良《中国“六四”真相
》、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的《戒严一日》、陈子华主编的《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
备忘录》等著述,无疑是二十年来关于“八九六四”研究最重要的文字。
陈小雅说:“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大量记述当年高层活动的书籍、文章和
采访记录的发表,使我们这些事件参与者,有可能在还有思考和鉴别能力的今天,比较
全面地了解隐藏在那段纠结历史背后的部分真相,从而使本人,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次
修补。”莱茵笔会和亚琛八九学社组织研讨和印制的《回顾与反思——八九学运历史回
顾与反思研讨会记录》、柴玲《一心一意向自由》、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
和国》的问世,都提供丰富信息。新闻界前辈、时任《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陆超祺的
《“六四”内部日记》,其完整性、专业代表性和可信度,不仅可以作为“八九”叙事
一个侧面的主干,还可以补正诸多高层回忆和第二手叙述。
陈小雅说:“阅读这些史料,我常常会对一个无辜的词汇感慨万千。这个词就是‘
没料到’。学生没料到政府会镇压;邓小平、李鹏没料到‘四二六社论’和戒严令不起
作用;赵紫阳没料到学生不听他的。正是这些‘没料到’,实际上在各个环节决定了这
场运动的走向,而这些‘没料到’说明,对立双方互相并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存
在不切实际的希望。而由不切实际的希望主宰制定的政策,只能是‘赌’,即朝野双方
豪赌。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言而喻,肯定是南辕北辙。”
“六四事件”真相仍有待抽丝剥茧、寻真觅源。上述那批书,大多是在香港出版的
。香港始终是纪念“六四”的主要阵地,二十七年来,香港人对“六四”念兹在兹,不
离不弃。港人历来对“六四事件”,大多认同当年由学生主导、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
的“六四”运动,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进步的重要里程碑。不过,近年,
特别是这一年来,香港学界却不愿意参加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一些学生组
织认为,凡与中国有关,便意味与香港无关,本土先行,认为中国内地发生的一切,包
括“六四事件”都事不关己,“六四”烛光悼念“流于形式”而“应划上句号”。
民运团体少参与香港民运
在香港,注册和没有注册的中国海外民运组织有:中国民主党香港党部、中国社会
民主党香港党部、中国民主联合阵线香港党部、中华民会、中国自由民主党香港党部、
民主正义党香港党部、香港民主中国阵线、香港民联、泛蓝联盟(香港)、中国人权论
坛(香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香港地区委员会、中国民主党(海外)香港委员会
等。这些政治团体,大多总部分散在世界各地,香港是分部或地区委员会,成员都来自
中国大陆,几乎没有本地人加入。这些在香港的团体组织,很少参与香港本土民主派活
动,在近年香港民主派推动的香港大规模政治运动中,只能看到这些团体的个别成员,
并非以组织名义参与。“六四”纪念前夕,一位资深民主人士在网上呼吁,“中国海外
民主运动”必须融入香港民主运动,成为香港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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