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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1 | 1 ““刚刚、沙沙、南南，亲爱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孩子们：
……”刚看了这个开头，泪水就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不能不和你们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是因为爸爸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
，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对你们有害处呢！如果爸爸还活着，还留在你们身边， 那你们
就是“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子女，它就影响你们的
未来，影响你们的发展前途，使你们无缘无故地遭受屈辱。痛苦和歧 视，虽然你们都
还小，还需要爸爸的抚育和教养，但我这个爸爸不仅起不了这样的作用，而且还要起坏
作用。所以爸爸还是离开你们好。不要以为爸爸心狠，也不要 哭爸爸，可怜的孩子们
，原谅爸爸吧！
“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这一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中国人民，对得起中国的革命
事业。我为这个事业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真正忘我地工作了30年，我只是 感到对不
起你们，你们将要成为孤儿，这是我真正的罪责。这是我心中感到最遗憾和最痈苦的事。
“我危害到你们，使你们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完全破坏了你们已经不
太幸福的童年生活，使你们痛苦，使你们羞耻。并且还在你们未来的道路上布 满了障
碍，严重的妨碍着你们的发展前途，是爸爸害了你们，是爸爸该死，恨爸爸吧！你们完
全有理由恨爸爸！
“刚刚，虽然你还只有10岁，但你却是爸爸最大的儿子，而且是四年级的学生了，应该
懂得很多事了，经过爸爸这次事件，你应该更懂事了。不仅要最听话，最懂 事，最爱
劳动，最会做事情，而且还要做弟弟妹妹的模范，带领他们影响他们……
“可是我的孩儿，你的性格很不好，太刚、太强、太硬、宁折不弯，很像爸爸，这是很
危险的！因而也是爸爸最不放心的。希望你能变得聪明些，能随机应变些。宁 折不弯
如我，结果只有折，爸爸的事你是亲眼看到的，你也多少懂得一些了，应该接受这惨痛
的教训，切记，我亲爱的孩子。
“南南，你最小，又最调皮，但也最可怜，所以爸爸也最不放心你，然而我已经不能再
照顾你了。你本来是个最聪明，最懂事，最关心爸爸的好孩子。可是由于你 小，又调
皮，不听话……
所以爸爸最不放心你，你如果能听话，不和刚刚争，不和沙沙闹，那该多好呢，爸爸不
是更放心了吗？你能改吗？我的儿子，爸爸多么希望你能改呀！
“沙沙，你是个女孩子，就是头脑笨了点儿，我想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聪明起来的，你
本是最憨厚，最能忍让的，可是近来，我看你也变得爱争吵了，这很不好，要 坚决改
，当然哥哥弟弟欺负女孩子，故意找你的麻烦，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如果在家里玩
得不开心，可以出去找女孩予玩，但不要和她们吵，女孩子应该特别听 话。”
“我最不放心，最难割舍，最依恋的孩子们，爸爸要和你们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
，这不是暂时的离别，但你们不要想爸爸，也不要哭，爸爸对于你们是有罪 的，但你
们都是好孩子，你们没有罪！你们应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照顾！”
“别了，我亲爱的孩子们，让爸爸吻你们！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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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忠魂 宁折不弯蔡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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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传》中才有这样一段文字公开：1953年上半年，他（彭）曾
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
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
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他的
这一建议，当时有些人认为是降低了政治委员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了明显的
抵制。就在这个时期，总政治部起草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盯草案》送交军委讨论，军
队是否应当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认为“一长
制”的那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注：
即父亲负责呈审的那部条令）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
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他在同总顾问的
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10年之后实行“一长制”。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并不
清楚这个原因，一些人把对1953年颁布实行的条令的不满统统迁怒于负责条令制定的父
亲头上，其中还有个别明知其故而又别有用心的人。
另外，在当时讨论内务条令时，曾经提出过条令上是否要规定党的会议、汇报制度等问
题，当时小组不能决定，大组把这个问题提交总政考虑，总政通过阎稚新（当时总政组
织处副处长）转达的意见是：“条令中无权规定党的问题！”因为父亲在向各个部门解
释为何内务条令中没有规定党的生活制度时，曾将这个意见重复过几次，后来这句话也
被别有用心的人套在了父亲的头上，并曲解为“条令中不准写党字”，而成为父亲的一
大罪名。
蔡铁根百感交集怀仁堂
就军队建设问题，父亲向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担出“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
就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裹，战争有权改变一切”的意见
当时的“反教条主义”者们把南京军事学院说成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
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他们攻击从事军队训练教育工作的同志们为“教条主义者”
，甚至有人对负责军队教育训练的刘伯承等几位深受全军敬爱的领导同志肆意诬蔑甚至
人身攻击，骂某老帅是“老而不死”以致引起众怒，因而曾受到大家激烈的批评与谴责。
在当时负责全军训练和教育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争论的双方一方是负责训练工作的肖克
和李达所代表的大部分同志，他们主张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认真向苏军学习，
强调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出为提高反侵略作战的能力，应该进行原子条件下
的训练。而另一方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反对向苏军学习是以张宗逊为代表的少
数人，他们指责努力学习的同志说：“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在南京军事学院学得
越好的中毒越深。”他们反对进行原子条件下的训练，理由是我们没有原子弹，所以用
不看这种训练。这种理由今天看来是极为荒唐的，所谓练为战，怎么能因为自己没有就
不练了呢，难道敌人因为你没有就不用了吗？当年美国并没有因为日本没有核武器，因
而就没有在广岛和长崎扔下原子弹，恰恰就是因为它没有才用它来毁灭日本的抵抗决心
的。
这场争论，虽然是围绕着学习外国经验展开的，但涉及的问题关系着我军正规化、现代
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关系着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训练方针乃至训练内容等重大问题。而
实际上，争论的核心就是军队的训练和教育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再
一次被刘伯承指名调任南京军事学院离开北京前，给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写
了一封信，就军队建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信在发出之前，他曾就此请教过肖克同
志。信是这样写的：
“我军装备了不少苏联出产的现代化技术兵器，我们自己也创造了或仿造了不少这
种技术兵器，而如何运用这些技术兵器的条令和保养、操纵这些技术兵器的教令我们又
没有，如 果等待自己摸索出经验来，并整理、总结，制定为条令、教令，还不知需要
多少年，在这种槽况下，我们不能也没有理由不向苏军学习。当着自己没有这种经验，
而又拒绝接受别人的经验，那也只能是保守主义。
“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
换来的经验，才叫做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
是出于 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而这种弯路，必然
是许多人的流血牺牲。
“我们似乎也很重视自己的民族习惯和特点，自己的战争经验和传统，但这些习惯和
特点、经验和传统，究竟哪些是优良的，光荣的，哪些是陈旧的，过时的，至今尚无系
统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因而究竟哪些习惯、特点、经验传统是好的，必须保持和发扬，
哪些习惯、特点、经验和传统是不好的，必须克服和抛弃却不明确。虽然毛主席和军委
首长们在这方面也曾有过不少文字和口头上的指示，但也并不系统和完整，所谓民族习
惯、特点，战争经验，建军传统，始终还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特别是由于没有经过有
组织、有系统地分析研究和批判提炼，到底哪些是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具体规定在自己的
军事条令中去，是谁也不敢负责的，因为习惯、特点、经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
用，其唯一的标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真正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就是好的，
就必须保持和发扬，否则必须克服、抛弃和改变，无论这些习惯、特点、经验、传统有
多么久远的历史或曾经起过多么伟大的作用，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一切都必须适应战争
的耍求！因此，在没有经过分析研究、批判提炼之前，一般地说，不宜于笼统地、过分
地强调我们的民族习惯、特点和我军的战争经验、传统，否则它必然舍限制了我军的进
步和发展。”
父亲个性豪爽坦荡，刚直磊落，不愧燕赵志士的凤采。他曾在日寇的监狱饱受酷刑，曾
在平型关之战、太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
父亲是河北蔚县人，蔚县古属燕赵境，父亲颇有燕赵志士的风采，是个真正豪爽坦
荡，刚直磊落的人。
早年，父亲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正是军阀混战，强虏入侵，祖国山河破碎的年代，
所见所闻使他深感社会制度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他写道：“看
到这一切，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感到愤恨。”他因为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而被
地方警察驱逐出境。他又企图北上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和破坏之下，同盟军瓦解了。几经波折，父亲参加了东北军，在部队开往前线参加“剿
共”时，他联合了30多个弟兄准备携枪参加红军，但因行动暴露被捕。在一个暴风雪之
夜他只身冒死脱逃，经过了几天的奔波，终于找到了红军，从此参加了革命。
七七事变后，抗战正式爆发，父亲随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东渡黄河，开赴
敌后，参加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并长期在此战斗生活。
在父亲的履历中，上级党组织和首长们给他最常见的评语是：“工作积极，有能力
，有魄力，工作有办法，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工作深入，对同志坦白，责任心强，待
人热情豪爽，不存成见，作战勇敢，生活朴素”。这不是一时一事的评语，而是所有他
工作过的组织和同志们给他的评语。
父亲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他有个几乎保持了一生的习惯，就是写日记，伴随着他
的革命生涯，日记内容非常丰富。从他留下的日记中我得知，他曾经赤手空拳，深人匪
窟对土匪晓以大义，使他们改编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他曾带领由当地土匪改编的
有名的黑马队，越过平汉线，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日寇；他也曾经因为部队叛变被俘，
在日寇的监狱里饱受酷刑，他却以凛然的气节折服了难友们，组织暴动逃出了魔窟，回
到了部队；他曾经在塞外腊月里夜涉冰河，挺进敌后，他曾经和同志们在狂风暴雪中忍
饥挨饿、坚持奋战在敌后的荒山穷谷，他曾经亲自率领部队打炮楼、拔据点，令敌寇闻
风丧胆；他为日寇的烧杀抢掠而切齿，为人民的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而痛心落泪！他曾
经下令处决过叛徒，也为倒下的战友挥泪，他曾和战友们一起参加过不少著名的战斗和
战役，平型关战斗、太原战役……，在残酷的战争中，他常常担负最困难、最危险的任
务，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战斗，他活了下来，和倒下的千千万万的战友相比，他是幸运
的。
枪林弹雨中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父亲已经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了。
全国解放后，为了迅速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的、能掌握现代武器装备和新的军
事科学的多兵种合成军队，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变得非常迫切。要解决这个问题，无疑必
须要先解决干部问题，而干部则要由院校来培养，所以建设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军队
高级指挥院校，是耍尽快解决的问题。
1950年6月，中央军委成立了以肖克为部长的军委军事训练部。不久，军委在周恩来
总理的主持下，召开了有朱德、聂荣臻等同志参加的专门研究创办院校的军委会议，决
定成立陆军大学筹委会，从全军各地各单位抽调得力干部参加，父亲此时奉命调任“陆
大”筹委会委员兼校舍筹建处处长。
父亲陪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和肖克等领导同志，先后驱车察看了当时北京郊区的
一些地方，他们的足迹先后到过石景山、红山口、八大处、八里庄、圆明园等地方，但
都因当时不具备条件而作罢。
于是，刘伯承同志决定把校址设在南京，因为那里有国民党留下的原“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和“国防部”留下的现成的校舍等设施，并决定将校名改为军事学院。
解放后，他参与我军第一所军事学院的第建工作，并成为军事学阮高级系第一批学
员，多年以后，肖克对我说：“他（指父亲）是刘伯承指名要去的哟”
由于在“陆大”筹委会工作翔间，刘伯承对蔡铁根的军政文化素养和出色的组织能
力，以及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便又成为了军事学院高级
系的第一批学员。多少年以后，肖克对我说：“他是刘伯承点名要去的哟。”这批高级
速成系的学员，来自全军各个部队，是我党我军久经战争考验的宝贵财富，是经过严格
挑选的出类拔苹的人材，准备经过学习正规化、现代化战争知识后成为我军现代化、正
规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开学后，父亲和其他学员们纷纷投人到了紧张的学习中去，从毛泽东军事思想到武
装斗争的重要性，人民战争指导思想到战争经济，战争规律从建军原则到军制、军语，
从步兵师、军的进攻与防御到军事地形、气象，还有空军的，炮兵的技术装备及具体技
术数据，战役计划的制定，火力配备，工事准备乃至侦察通讯、后勤等，他们如饥似渴
地进人了一个从前接触过但从未学习研究过的新的世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父
亲当年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些资料，仍深为它的复杂与浩繁所惊叹。
1951年9月的一天，一长串深绿色的“斯柯达”大轿车整齐地排列在北京前门火车站
前，一列从南京开来的快车徐徐进站了，车停稳后，从车上下来了一大批个子几乎一般
高大，手提一色皮箱，身穿细呢军服的军人，显得分外精神抖擞。这就是南京军事学院
参加这年“十·一”国庆阅兵的学员队伍，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他们陆续登上了等候的
大轿车，一辆辆“斯柯达”在周围人好奇的目光中迅速驶离车站，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1951年“十·一”这天，金风送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队伍中，军容整
齐，气势非凡的军事学院学员方队，率先通过广场，高级系学员杨勇肩扛军事学院的校
旗，走在方队最前面，接受党和国家、军队领导及外宾的检阅。他们身上的细呢军装，
腰间的武装带及脚上的牛皮靴，都是老院长刘伯承专门叮嘱特制的，几百张曾被战火熏
得黝黑的脸庞，一样高大整齐的个头，显得分外威武。随着一声宏亮的口令“正步走！
”刹那间广场上响起了几百双皮靴一齐蹬踏地面发出的整齐有力的声音，脚步声震动了
大地，震颤着人心，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自豪地昂首阔步行进在天安门广场上，这威武雄
壮的势不可挡的钢铁队伍，使人感到无比的振奋，这惊天动地的脚步声，使人感到一种
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次阅兵大大不同于开国大典上的那次阅兵，展现了军队实行正规化建设以来崭新的面
貌，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也为这个壮观的方队所吸引，向他们投来
专注的目光。毛泽东也为之动容，10月的阳光使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他似乎也从中感悟
到正规化所带来的力量。他久久地注视着这钢铁般整齐的队伍，不时向他们挥手致意。
1952年夏，父亲以全优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军事学院，调任军委军训部任条令处长。
在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上，他还沉浸在军事学院毕业典礼那热烈的气氛中，老院长刘伯
承戴着老花镜宣读毛泽东专门发来的贺电情景始终在眼前闪现，那戴着浓重四川口音的
声音也久久的在耳边回响：
“军事学院刘院长，全院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并高级速成系，
上级速成系第一期修业期满的全体学员们；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
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
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
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国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
除了苏联以外，无以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
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
和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
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
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我们现在工作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
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
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
化、就是要求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
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
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
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
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
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率不高的、甚
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的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
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
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 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
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
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
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当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
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
在学习的学习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
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
有部队中去。”
这篇毛泽东给军事学院的训词，其中所提出的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军队的精神，特别是
其中提到的“五统四性”即“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
一的训练，”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就成为进行军队正规化、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方针，也自然成为父亲后来所从事的军队条令工作的主要依据。
从军委军训部条令处长到后来的训练总监部条令局第一副局长，父亲长期在总部机关从
事条令工作。条令是军队行动的法典，他是我军第一任条令处长，为了迅速建设起一支
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也由于他个人长年的军旅生活养成的良好
军容风纪的习惯，他不能容忍一切违反纪律、违反条令的现象，他针对部队在执行条令
中发生的问题，特别是对部队的领率机关和部门，经常撰写文章，要求认真领会条令精
神，纠正执行条令中所发生的错误和偏差。他不善拍马逢迎，且又心直口快。他豪爽坦
率最不善于“喜怒不形于色”。他听到什么不平事，非要说上几句；看到什么不对的，
当时就要制止；就连过路的军人军容不好，他都要上前纠正。豪爽坦率的人往往又是嫉
恶如仇的人，思维敏捷且又往往出口成章，因而在一些人看来就是锋芒毕露，这些渐渐
地成了他的短处。
父亲还喜欢争论；他认为争论是对事负责的必然过程，只有不负责任的人才会随声
附合，因此争论在他看来是必要的。他不同意那种借口方式方法不好而拒绝批评的作法
。他认为：“错了就是错了，就应该接受批评，批评得对，就应该接受，方式方法不能
成为打折扣的借口。”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认识问题的，因此在父亲的履历中又常
见这样的话：“——个人英雄主义，待人接物方式不好，不好团结，工作希望过高，看
不起能力低的人，搞不好就不满意……毫不妥协，表现锋芒毕露，方式不够讲究，易于
引起误会……”
他的耿直和嫉恶如仇的性格自然也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也给他自己增加了不少的
烦恼。他自己也常反省道：“待人处事直爽坦白，直截了当不留余地，有话就说，说完
了事，不存成见，许多同志认为这是我的优点。但由于不讲究方式方法，也不考虑别人
能否接受得了，于是这又成了一个“缺点。”
当时训练总监部的韩练成中将，在看过父亲起草的《关于制定我军各种条令的初步方案
的建议》后曾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今学术思想正处于争论的时候，我们的建议应
尽量朴素些，尽可能地避免尖锐的词句，在党内虽说不讲策略，但要讲方式，方式虽是
次要的，但对事情的影响很大，往往一个正确的意见，因为词句尖锐，不能被人接受。
全部正确的意见，往往因为方式或词句尖锐失当，而引起观点上的争论，听的人都被引
导到细节的争论上去，因而不能弄清全局，不仅不能接受，反而会遭到反对、指责。”
这番椎心置腹的话父亲深以为是，专门把这段话记录了下来，以提醒自己。
但是正所谓“江山易移，秉性难改”，不久他就为此而遭大祸。
50年代是我军建设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有人提出要“
反教条”，在条令工作中和“一党制”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论
50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从政治、经济上都曾给予新
中国巨大的支援，毛泽东同志号召向苏联学习，“团结在苏共周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
们最好 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要一边倒……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
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
的现代化军队，以 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朝鲜战争的爆发
，更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党和政府以及军队间的合作，大批苏联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了我
们的军队。在学习和掌握苏 军的武器装备的同时，苏军的军制、军事科学、军事理论
当然大大影响并相当程度地介入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当时苏军顾问几乎遍及我们军队
的各个部门。他们当然影响着我们的
军队建设。实事求是地说，绝大多数的苏联顾问是抱着对我国友好的态度来的，他们在
各个岗位上贡献了他们的专门知识，支援了我们年轻共和国的各项事业，这是不应该否
认的事实。响应党的号召，把苏军的先进军事科学和技术学到手，是那个时代的要求。
父亲和大多数同志一样，都认为是应该的必要的，这正是为了适应战胜当时帝国主义对
我国的封锁和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的需要。
从50代初到50年代末，是我们的军队建设发展最迅速的黄金时代，人民解放军经过
这一时期的建设，已发展成为一支初具规模的日趋走向现代化的军队。
但是，勿庸讳言，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感到困感，对这种学习感到茫然，力不从
心。经过多年艰苦的战争，赢得胜利后滋长的和平麻痹、骄傲自满、贪图享受、战斗意
志衰退的懈怠思想和一些平时固步自封，颟顸顽固，因循守旧的人，他们对我军过去战
争中的经验不加任何分析，夜郎自大，抱残守缺，对革命胜利后的艰巨的学习任务没有
思想准备，对先进的科学事物产生了排斥和抵触，个别尸位素餐的人甚至感到这些新装
备、新技术、新科学对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与位置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他们对那些主张
从别国特别是从苏联战争经验中吸取精华以掌握现代战争本领的同志，一概贬斥为“教
条主义者”，这是他们抵制新事物最简单、最有效的武器。于是就有了争论。
同时，由于苏联军制中存在着的“一长制”问题，在父亲当时从事的条令工作中也
引起了争论，这一争论焦点主要表现在1953年颁布实行的内务条令上，在这部经毛主席
批准颁布的条令中，没有规定政工人员的职责。由于这关系到政工人员在军队内的地位
、职权，所以引起了不少政工人员的不满与反对。后来的历史证明，还决不仅仅如此。
关于这个问题，父亲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历次条令呈审是我经手的，据我所知
，开始内务条令原稿中是有政工人员职责的，并且在写法上和行政首长是一样的，后来
总政不同意这样写法，并主张按照政工条例的写法写。但政工条例的写法在行文格式上
和内务条令不同，我们的意见是内容上可以按照政工条令，但行文格式上应该和内务条
令一致。后经反复研究，最后由总政政工条例研究室提一个草案，但在文字上仍然是另
一种格式，而且是不准修改的，最后无法，只好呈军委审查时，将两个方案同时呈审。
彭（德怀）总在军委例会上审查时指出：‘这样写法大家都是首长，首长只有一个，哪
有许多首长’的意见，肖（华）副主任也不同意条令编篡委员会的方案，而主张用政工
条例研究室的方案，但政工条例尚未定案。后肖副主任建议、彭总同意决定内务条令中
政工人员职责暂缺，并在颁布令中注明即可。而且这部条令的送审程序是严格的，一审
是条令编篡委员会全体会议，二审是肖克部长和苏联总顾问格拉朱诺夫，三审是分送军
委各部，各军兵种司令部及军和师，四审是军委条令审查委员会，五审是军委，朱德和
彭德怀，最后经毛泽东主席审查并批准颁布执行的”。
他在信中建议：“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
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几年来，我们深深体会
到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虽然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是漏洞很少，小至对一
个日常小节的规定，大至军事原则的规定，都是互相结合，互相为用，互相保障着的一
整套。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采用
了这一套，丢掉了那一套，吸取了这一规定，抛弃了那一规定。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
唇不对马嘴八方面不对头，还美其名曰‘批判的接受’，最后只好都执行不通。不说自
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槽况，试想一部完整的机器，性能本来
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只要其中的某些零件，抛弃其中的某些零件，再配上自己的某些零
件，结果当然是运转不灵。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全部照搬苏联的，而全部抛弃自己的
。不是的，我们耍改良一部机器不是不可以，而是应该在熟悉了它，并对它有了一定的
研究之后才能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
。‘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
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只有这样的批判，才是现实的，才不至于丢掉了
好的，保存了坏的，才能真正地将我军提高，才能应付未来的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
利。”
他最后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
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
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忱，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这封信中提出的关于“习惯、特点、经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其唯一的标
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战争有权改变一切，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
准”等意见，实际上是说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针的检验标准就是要服从战争这个实践的检
验，这在今天我们可以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道理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条
令是军队一切行动的法典依据，军队的训练教育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如何适应未来战
争的需要，信中所述内容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在军队训练教
育方针中的体现。父亲在那个时代即提出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但似乎太早了一些
。以后林彪提出的“政治冲击一切”、“精神原子弹”等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所
起的巨大破坏作用，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
这封信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彭总看过后，立即批承“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
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
阅”。
父亲信中鲜明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词，无疑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加之对条令的不满，成为
他后来在“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与围攻的重耍原因。
1958年中南海怀仁堂，凤云突变，在对刘伯承、肖克和李达等人的“教条主义”斗
争中，父亲在发言时，被冲上讲台的人拉了下来；一年后这惊心动闭的一慕，又在庐山
会议上重演
1958年5月至7月，军内那次著名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而在此之前，中共八
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通过了新的杜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在此前的南宁和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争相“大跃进”、“
放卫星”，钢铁要“赶英超美”。当年要达到XXXX万吨，而粮食亩产则已有10万斤之说
，甚至有人喊出了“两年后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
下召开的。会议开始时是在北京三座门国防部会议厅举行，不久后又改到中南海怀仁堂
举行。
这次会议的“反教条”主题是林彪提出建议，经毛泽东首肯的，会议由彭德怀主持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同志和主持训练总监部工
作的 肖克同志，他责问：“军事学院和训总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刘伯承同志
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尽槁别人的东西，”“刘元帅述而不作，”说“肖克现在又挂出
教条主义的牌子来了，”“肖克说：小米加步枪过时了。”他还针对当时要不要进行原
子条件下训练的争论嘲笑道：“原子战争不见经传，但在封神榜上见过。”
在会上，不少主管军队训练和教育工作的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围攻，父亲因
为那封信和那部条令受到了最激烈无情的斗争。为了证明肖克的“反党阴谋”，有人强
迫承认信是肖克授意写的。他坚决拒绝道：“这封信的错误是我的事，信的原稿虽然请
教过肖，肖也提了意见，但这封信发与不发，改与不改都不取决于肖，更不是他的授意
，因此我认为信中有错误，无论有多严重，应由我承担，与肖无关。”’他对会上个别
人出尔反尔，落井下石，表示气愤说：“做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是不道德的。”有人暗中
找他，要他揭发批判肖克，并将信的责任推到肖的身上，甚至暗示父亲的职衔都可以考
虑，企图利诱收买他。望着这个职务军衔都要比自己高的来人，父亲心里充满了鄙视和
愤怒，他大声吼道：“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他摔碎了手中的茶杯，掉头而去。
会上，父亲痛心地看着这些勤勤恳恳、呕心沥血致力于军队建设的首长和同志们遭受批
判围攻，被迫做了违心的检查，就连当时正在发烧、青光眼病发作的刘伯承元帅也未能
幸免。当有的同志提出刘帅眼睛不好，就不要来了，甚至毛泽东本人也感觉太过分而提
出刘帅就不要讲了（检讨）时，还是有人阴险地说：“是他的眼睛重要，还是党性重要
啊？”叶剑英元帅也被迫做了检查，粟裕、肖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等同
志都受到了批判，而在训总工作的不少同志如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扬海、
陈绪英等则干脆成了“肖克、李达反党集团”的成员。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父亲遇见了也在遭受批判的当时的军事学院政委钟期光上将，父亲
难捺心中的痛苦问道：“政委，你说还有没有真理？党内难道就不讲真理了吗？”钟期
光来回踱了几步，苦笑着对父亲说：“我的同志，难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从组织吗？”
在那党内民主本来就不健全，且又遭受到严重破坏的环境里，多数人选择了缄默。
轮到父亲做大会检讨了，他登上了怀仁堂庄严的讲坛，望着台上台下一千多位高级
将领，看着闪耀在他们领章肩章上的金星，百感交集，他实在说不出那些骗人的鬼话，
违心的话。关于这天的事，后来一位当时在场的老人告诉我：“我们都做了检讨啦，为
了顾全大局嘛，其实哪来的什么反党集团啊，可不检讨也不行啊，毛主席都说了话啦，
我们都知道你爸爸那个脾气，都替他耽心啊，我们做他的工作，他才违心地被迫答应做
那个检查。可等他一上台，底下那些不明真象的人和别有用心的人就骂开了，骂得可难
听啦，开始你爸爸还忍着，可后来他还是被骂急啦。”
父亲忍无可忍，他大声地对那些起哄的人说：“你们错了，你们批的恰恰是毛主席
批准的！”对条令中政工人员的职责问题，他说明那是经军委审查、彭总修改，毛主席
批准的！
他的话就像炸雷一样在怀仁堂回响，此时他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了！
在台上的彭德怀愕然地瞪着父亲，全场一片哗然。主席台上有人气急败坏地喊道：“把
他拉下去！”于是有人冲上台来，七手八脚地动手扯掉了父亲的肩章领章，他们似乎忘
记了身上笔挺的军礼服和肩上扛着的闪亮的金星，把父亲连椎带揉地拉下台来，庄严的
怀仁堂里气氛刹时变得恐怖紧张，一片肃然。
当年参会的老同志告诉我“你爸爸是个大个子，那些动手拉扯你爸爸的人个子又小，上
窜下跳，既滑稽可笑，又叫人伤心，那可都是肩扛将星的高级干部啊。”
被激怒的父亲也只能大声吼道“你们还让人说话吗？……”这些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闻所
未闻、见所未见的情景，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当时不少同志甚至痛心地流下了热泪…
…。
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一向襟怀坦白的彭德怀是出于什么考虑不能当众说明事实真象，是没
有勇气，还是怕说不清楚——但这终究成为事实，成为历史，我无意贬损他的形象，只
不过无法理解罢了。
而历史有时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和巧合，发生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这一幕，恰在一年后的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上再次发生了，彭德怀再次看到了类似的场面，
当时他的“意见书”被毛泽东“印发全体讨论”，导致了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
批判。而那部他亲手删掉营连政工人员职责的1953年内务条令原件，也被影印印发全会
，做为“教条主义的祖师爷”罪名的证据！当一些人争先恐后地在会场上追查他的所谓
“军事俱乐部”时，当时的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同志当众勇敢地站出来为彭德怀申辩时
，竟然被冲进场内的总政保卫部警卫人员当场戴上手铐押走……
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这样说:“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
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后来我知道，1962年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写那封‘八万字书”时，认识到
1958年这次对刘伯承、肖克等人的批判是错误的，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肖克和训
总的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并非出自我的本意”。为此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
“在有机会时，一定耍代他（彭总）向肖克道歉（见《彭德怀传》56页”他说：“1958
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见《肖克回忆录》）457页）”
事实证明，彭大将军还是敢于承认错误的，这无损于他的风采，他的这种自责也是对那
个时代的一种反思！是难能可贵的！
“实践证明，这次反教条主义斗争是不正确的，它严重损害了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工作，
给我军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史》
“这场斗争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较大的弯路，从而大大延缓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
、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刘伯承传》
“这次军委扩大会后，在全军范围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致使绝大多数担任过训
练工作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迫进行检查，引起许多干
部不安心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严重的伤害了这部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由于批判
和否定了某些旧的做法之后，一时又拿不出新的做法来代替，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
化建设的进程，使军队训练和院校教育遭受很大危害，给军队建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
”《彭德怀传》
直到80年秋，邓小平同志终于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
的”。才对人民解放军一段辉煌的发展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我那倔强的父亲是当时会上唯一拒绝检查承认自己反党的人，于是那些没有从他那
里得到一句揭发批判主持军队训练教育工作领导同志话的人失望之余，也更为恼怒了。
1958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奉命对父亲进行了“彻底清算”。在给总政的处理报告
中认为，父亲“在这次两条路线斗争中充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先锋”，“公开包庇肖
克的锗误”，而且“对其错误的态度又极其顽固”，因而是个“右派分子”。根据中央
批准总政治部“关于在军队中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中
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的具体办法第一或第二类实行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为宜，
但念其参加革命20余年，过去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于是“研究决定”对父亲“开除党
籍、军籍，剥夺军衔，降为14级，调离部队，送交地方分配较低的工作。”
总政则在1959年4月的批复中又加上了一句“可再降一级”……
因为对父亲的处理无法可依，他们把他补作“右派”处理，而其时“反右”斗争已过去
两年时间了。而国家法律中明文规定军官军衔非因犯罪，并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父亲
这一职级干部降级亦应由军委讨论并经国防部明令公布，并以降一级为限；以及党章中
党员对处分有权申诉并保留意见等等法律与规章制度，均被这一纸批复破坏殆尽了。
事实证明，当年也曾经费了很大力量才搞出来的法律制度和规章，在日后的年代里是显
得如此脆弱，无力的可怜。
而更有个别人深恨父亲的不屈，甚至穷凶极恶地诬陷他为”反革命”，要求逮捕他
，因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而作罢。
这时，我们的生身母亲为“划清界限”而与父亲离了婚，也离开了我们，那时我不
到3岁，妹妹不到两岁，小弟弟才6个多月……。
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行政降至15级，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妻离子幼
，从此开始了又当爹，又当娘的苦难生活。
1959年的初夏，江南古城常州的火车站，南去的列车已经开走了，下车的乘客们也
陆续出站了，只见一个身穿没有领章、肩章军服的老军人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手牵着
一个孩子，身后还有一个孩子拉着他的衣角，在一个军官和一个战士的陪同下，向出站
口走来。他就是我父亲，他抱着的是我尚噙着奶嘴的弟弟，牵着的是我妹妹，还有跟在
后面的我。
父亲被“分配”到机械工业局工作，这时正值“大跃进”如火如荼的年代，他的任务是
下到工厂督促各单位增产“放卫星”。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和长期艰苦
战争生活给他身体上带来的伤痛，投入到一个他并不熟悉的新的工作中去。陌生的环境
，听不懂的语言，恶劣的心境，3个幼小的孩子，这一切使他迅速地削瘦了下去。他每
天清晨天不亮就走，夜半才能回来，有时到第二天才能回来。
尽管那些常常几天几夜没有休息的厂长书记们再累，也完不成那信口开河喊出来的生产
任务，于是父亲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某厂的书记对陪着熬的父亲说，“我是没有
办法了，我们已经几天没有睡觉了，你叫他们把我枪毙算了”。
当一筹莫展的父亲回到市委临时安排给我们的住处——招待所时，我们3个孩子早已饿
得大哭小叫，经常是好心的招待所服务员用找来的奶粉喂弟弟。她们同情我们，想方设
法为父亲申请购买了一些牛奶和奶粉的供应票。
不久，我们原来的保姆因同情父亲和我们3个孩子的不幸，从南京自愿来到我们身边
，帮助父亲照料我们。
一天晚上，当精疲力尽的父亲回到招待所，却只见我的小弟弟一个人坐在学步车里
满面泪痕地睡着了，当他醒来看到爸爸就放声大哭，听到哭声赶来的服务员告诉父亲说
，你那大孩子不小心被开水烫伤了，很严重，保姆已将他送到医院去了！父亲顾不上哇
哇大哭的小弟弟，急忙赶到医院，医院急诊室里，我已被包扎得严严实实，正在输血、
打针，保姆在一旁急得直流泪。医生告诉父亲，孩子的烫伤很严重，是背颈部大面积烫
伤，很危险，又值盛夏，而这里医院条件有限，要父亲赶快想办法。父亲抚摸着已经奄
奄一息的我，心头溢起无法抑制的痛苦，可他一时也没了办法。最后还是我那能干的保
姆；自告奋勇提出由她将我送到南京去治疗，无奈之中的父亲也只好依了她，我这位善
良勤快的保姆居然抱着我，还背着小弟弟，连夜上了去南京的火车……
还好，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生们，以他们精湛的医术，费了不少力量，终于挽救了
我垂危的生命。
那时，正是那“自然灾害”肆虐的时候，即使以富庶著称的江南，也是赤地千里。我们
的生活也日渐艰难了起来，为了我们三个无辜的孩子，父亲伺养了一群兔子，因为兔子
吃的草比较好找，他用兔子的毛纺成线，然后给我们3个孩子一人织了一身毛衣毛裤，
而兔子的肉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还依稀记得那时我们住处不远就是野外，父亲常常
带我们出去散步，当我们在野地里嘻戏时，父亲则在忙碌地割草，夕阳西下的时候，我
们父子一同回家，用打来的青草喂那群兔子。父亲顽强的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灵巧的手艺
令左邻右舍的邻居们惊诧和钦佩。
也有不少同志对父亲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他们来信安慰和鼓励，说“你决不能因此而
趴下，否则只能证明他们是对的，证明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只能给他们的错误造
成证据。”“你一定能够重新站起来，一定能够重新干起来的，你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乐观的态度和钻研问题的精神。”父亲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安慰，但对“钻研问题的精神
”他在回信中不无苦涩的写道“我被封右派，不就是因为这钻研精神吗”
父亲的性格虽然豪爽，但又是个感情十分细腻的人。他对普通人民群众充满真诚的
热爱与关切，非常同情那些生活贫困的人们。虽然那时我们刚刚开始记事，但是留在脑
海里的印象就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行乞者，男女老少，人特别多。每当这些被天灾人祸逼
得背井离乡
的人们来到我家门口时，父亲总是热情地请他们进来，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吃顿饱饭，特
别是对那些带着孩子的母亲和老人。到后来，邻居们甚至会告诉行乞的人们，指点他们
来到我们住的住处，那时谁家不困难呢？父亲总是热情地欢迎他们，让他们和我们坐在
一起吃饭，嘘寒问暖边吃边谈，问他们从哪来，家乡灾情怎么样，临别时，父亲还总要
给他们一些资助。常常，那些饱饭后离去的人们，眼中流出感激与伤心的泪水。
我们那时还小，还问过爸爸为什么要请这么多不相识的人吃饭，父亲总是说：“他
们都是好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而父亲则常常在他们离去后陷入久久的沉思，常
听他发出沉重的叹息。现在我才明白，父亲说的“我们”不仅仅是指我们个人和家庭，
还包括我们的政权。
日子一天天艰难起来，那位跟随、抚育我们多年的善良能干的保姆，为了不再拖累
我们，也为了她自己的家，不得不离开了我们，是她在危难中给了我们相依为命的父子
们巨大的帮助，帮助挽救了我的生命。我们会永远记住她。
保姆离开以后，父亲开始独身承担养育我们的生活，他对我们三个童年失去母爱与他相
依为命的孩子，倾注了他全部的爱。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时你们太小了不憧事，每到
吃饭，你爸爸总是让你们先吃，他看报纸，等你们吃完了，他再吃，剩多少吃多少，老
头子饿得皮包骨头……”
多年以后我从一本退还给我们的父亲的记事本上看到这样的文字：“……每晚照例
要起来，看看孩子们是否盖好，屋子里的空气是否好，如遇风雨，还要用手试试门楣上
通气窗的大小，冬天只开一面，如果风太大就把它关闭。夏天总是保持两面通风，但如
果风大就关闭一面，然后摸摸孩子们的脑门，是凉还是热，背心里是否发热发潮，听听
他们的呼吸是否均匀，然后再去休息。有时还要唤醒他们小便。
“孩子们熟睡后，是我最清静的时候，只有这个时间才是属于我的，然而我又要想
想和计划孩子们的衣服和使用的东西，哪样该洗了，哪样该换了，哪样破了，需要修理
了，于是这个时间往往又是我缝缝补补的时间。
“当孩子们围桌吃饭的时候，也就是我观察孩子们的健康状况的时候，我一边吃，
一边一个一个地观察他们的饭量、食欲和颜色神气等等。
“冬季必须千方百计地使他们有足够的盖的，夏季为了保持凉快，不敢挂蚊帐，但
为了防蚊子，经常夜半起来，给他们一个一个地消灭蚊子。
“为了使孩子们生活有兴趣，增长必要的知识，不顾自己苦恼的情绪，带他们到野
外、公园和电影院里走走。
“孩子们开始上学后，为了督促他们的功课，每天按时检查他们的作业，有时还要
出些题目给他们作作。
“每当外面一有疫情或传染病流行，那就提心吊胆地想尽办法预防……”
慈父的眷眷之心，跃然纸上。
父亲不仅爱我们，也爱所有的孩子，楼上楼下的孩子们常常要他讲故事，父亲就用一块
小黑板，再上面比划着，绘声绘色的讲述战争年代的故事，孩子们听得高兴，常常和他
一起发出卡的笑声。我们和其他孩子一起，还从他那里学会了一首抗日歌曲“上前线歌
”，至今还记得有几句歌词“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胜利在召唤，我们抗日先锋军英勇
的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嗨，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英
勇的武装上前线……”
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向困难和强暴低头。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多次向有关部
门提出过申诉，他总相信有正义和公理，总希望党能为他洗雪冤屈。但在那时，他的申
诉都缈无回音，有时反而还招致更多的灾难。总政认为他“错误思想仍很顽固，”所以
来函要求地方“希望加强对他的控制”。曾经有人劝父亲申请摘掉“右派”帽子，他却
拒绝了，他说：“我根本不是什么右派！”不论命运是多么不公正，不论生活是多么艰
难困苦，他从未低下头。我想，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不能移”大概就
是这样吧。
父亲追求真理，坚持正义，他的坦荡心地也表现在绝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当
年积极参加“反教条”的彭德怀、黄克诚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乃至遭
受迫害时他同样痛心疾首，他在自己的学习笔记中写道：“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对彭、
黄、张、周的正确意见就作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呢？”以致于后来他的罪名中又多了一条
“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呜不平”！
多年以后，看到他留给我们的遗言中说：“你们的爸爸是个钢铁汉子，热血男儿，
一辈子向来宁折不弯，除了在党的组织和马列主义真理的面前，我是从不向任何恶势力
低头的，不管他们的力量有多大。”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导致了他在继之而来的那
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更大的灾难。
“文革”开蛤后，我们家遭到打砸抢，父亲遭到非人的折磨和无情的批斗，他痛苦
地说：“爸爸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
1966年的夏天来临了，天气也像那时的政治空气一般燥热，广播电台里播音员的声
音一天比一天激昂起来，带着一种不可抑制的亢奋。我们住的楼前正在铺修马路，空气
中散发着沥青的烟味，不时有红卫兵押着戴着高帽子的人游街通过。那些被戴上高帽子
的人，被人推搡着，辱骂着，不时还要受到路人的唾沫和顽童们小石子的袭击。
开始，我们几个孩子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就跑到临街的阳台上去看热闹。有时一回
头，看见父亲，他一手抱肘一手握着烟斗“叭叭”地吸着，神情却是那样严肃，后来他
就不再出来看了，也不允许我们出来看了。
终于，有一天，一阵混乱的脚步声来到了我们的门前，门被打开后，一群人乱哄哄
地冲了进来，当时，父亲正登上椅子准备往下摘那墙上挂着的四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他
是在刚刚结婚11个月的妻子、我们的继母劝说下，才决定这样做的。一群冲动的人围着
父亲，在向他吼叫着什么，其他人则开始翻箱倒柜，他们翻出父亲平时喜爱的书藉和字
画，连砸带往外搬，有的文物被砸碎了，有的被搬走了，屋子里乱作一团。这些人的脚
踩上了沙发、桌子，踩上了我们洁白的床单，整洁干净的家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开始我们都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惊呆了，我们记得过去所有的来人，都是安安静静
、文雅礼貌的，对父亲也都是很尊敬的，可是这些人如此放肆，父亲为什么竟无力阻拦
？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当他们开始翻我们孩子的桌子和小床时，我忘记了害怕，
冲了上去，试图阻止他们，“那是我的书。”我喊道，但一下被推了回来，紧接着我看
到了令我终身难忘的一幕，不知为什么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吼叫着跳起来，打了父亲一个
耳光！这耳光就像打在了我的心上，也使这些疯狂的人愣住了，所有的人都停住了手，
都在看着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侮辱激怒了的父亲迅速抽出了嘴里的烟斗，他站立着，
用愤怒的目光紧紧盯着那个打他的女人，沉默的父亲是那样高大，使人敬畏，那个女人
也色厉内荏地瞪着父亲。我想盛怒的父亲会把那女人扔到外面去的，但是，父亲终于又
将烟斗咬在了嘴里，眼睛又平静地眯了起来……
就在父亲被打和家里被抄的那一刻起，一个平静的有序的世界在我的心里崩溃了，我忘
记了一切向那些乱翻乱砸的人扑了过去，边哭喊着边向他们 | C********g
发帖数: 9656 | 2 谁是唯一可以带枪见腊肉的人？
一种说法是王震，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批准处决蔡铁根的这位首长。
不过两种说法都值得怀疑：你就是再可靠，见腊肉带枪干嘛？
【在 l*****o 的大作中提到】
: ““刚刚、沙沙、南南，亲爱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孩子们：
: ……”刚看了这个开头，泪水就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
: “我不能不和你们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是因为爸爸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
: ，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对你们有害处呢！如果爸爸还活着，还留在你们身边， 那你们
: 就是“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子女，它就影响你们的
: 未来，影响你们的发展前途，使你们无缘无故地遭受屈辱。痛苦和歧 视，虽然你们都
: 还小，还需要爸爸的抚育和教养，但我这个爸爸不仅起不了这样的作用，而且还要起坏
: 作用。所以爸爸还是离开你们好。不要以为爸爸心狠，也不要 哭爸爸，可怜的孩子们
: ，原谅爸爸吧！
: “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这一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中国人民，对得起中国的革命
| r********9
发帖数: 18394 | 3 的确世态眼凉， 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另一方面蔡大校本人做人做事也有问题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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